任何伟大的理论都来源于一场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一个古老的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理论支撑———邓小平理论改变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发展模式，它的价值体现与理论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理论的主创者邓小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旗帜，这个名字将永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他用他的理论，把一个充满了痛苦与灾难的中华民族带上了一条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他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简洁的话语折射出他内心世界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一生的辉煌就是建立在自己的民族走上振兴、走上富强道路的基础之上，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的理论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反映了中华民族深遂的智慧。可以说，邓小平在批判地继承、合理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方面做得相当成功，邓小平理论体系带着鲜明的民族化特性。

一、从时代精神上，邓小平理论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无论是理论的主体，还是其各个主要的理论观点，都是为了解决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例如：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中国确立了二十多年，但是人们没有在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中体会到富足与民主，甚至看不到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出现的征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上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关系？面对人们在二十世纪末的迷惘，邓小平意识到中国走老路肯定行不通，如果不搞改革开放，走任何一条道路都会是死路，他以他特有的开拓新时代的气魄与胆识，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张。中华民族的这种改革变通的思想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到北宋王安石革新，到近代梁启超先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富有生命力的改革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邓小平以及他所创造的理论体系承继这种革故鼎新的精神，他在对当代中国的国情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提出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在经济体制方面，认为要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而这些环节又都集中在经济体制上，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达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的目的；在政治体制方面，认为政治体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触一发而动全身，它的改革不能简单的套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模式。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必须牢牢的把握改革的方向，主要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邓小平理论把变法图强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为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黑格尔有一种观点：谁道出了时代的意志，并把它付之于实践，谁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邓小平就是因为他所创造的理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意志与时代精神，才使得“邓小平”三个字与中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洋溢着时代感的理论指导下，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从国民性格与文化理念来看，邓小平理论的很多观点体现中华民族成员普遍的性格特征与文化传统，诸如：勤劳、刻苦、智慧、节俭，向往美好生活，强调群体的发展，讲究物质和精神的和谐等等。一种理论体系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指导人的实践，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为人类服务。邓小平从“以人为本”出发，千方百计地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他对一切问题评价与思考的立足点。在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的五个方面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不拥护是各项政策与主张的终极目标。中国人还讲究义利，提倡和平共处，注重大一统，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个观点中，邓小平理论提倡宏扬民族的传统美德，讲奉献、讲爱国、讲自强不息。为了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主权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邓小平理论又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2]以和为贵的思想融入在他的对内对外政策中。与这个观点一样，“猫论”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把这个流传在民间的谚语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提出了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要强调效果，讲求质量，“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在这样的标准指导下，我们避开了姓“社”姓“资”争论，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猫论”是“三个有利于”思想最形象的表述，充分反映中华民族的乐观有为和开放的心态。

其次，邓小平理论对传统观点进行了调整。思想往往是现实的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思想根深蒂固，儒学中称之为“尚本除末”，也就是“重农抑商”。在古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农业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它是人们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又是统治者剥削剩余资源的主要来源。因此重农或重本，是古代世界各国所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原则。在中国，重农更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大力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甚至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一害，称作“五蠹”之一。这种思想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重农抑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突破这种传统，着力改变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贫穷与匮乏，提出并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方向发展。“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理念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中也开始动摇起来。由于长期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无差别的劳动与无差别的收入相吻合，平均主义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创造性的体现，贫穷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被长期压抑起来。邓小平理论立足于这种实际，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做最终保护了人们的合法收入，鼓励人们在政策的允许下发家致富。它与市场经济一起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调整还可以从邓小平理论的另一个观点中得到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重视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居世界前列，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辉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思想，不重视科学精神的传播，忽视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内的探索与研究。自近代以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了，中国进入了一段最黑暗的时代。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文明的前列，必须要用科学这个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邓小平从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深刻指出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宝贵的贡献。他说：“如果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再次，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邓小平是一个坚定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我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走过弯路，有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邓小平却不一样，他对马克思主义运用绝不是教条式、经验式，马克思主义虽然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并没有不可能详尽地指出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深刻地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它的基本原理与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情况、新实际相结合，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理论指导的一部分，并且在实践中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飞跃，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同时形成了邓小平自己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