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路径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发展理论，追求GDP 和物质财富最大化，与此同时，也付出了自然资源过度掠夺、生态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失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代价，且这一发展路径难以满足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环境治理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多维目标的内在要求，因而并不可持续。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新任务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并提出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远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的要求。 这一系列新的重要论断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路径遵循，也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新任务

围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央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节能降碳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部署。

第一，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要求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等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两高”行业新增产能，充分运用绿色化、智能化技术装备开展重点工业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实现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源结构方面，要求立足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发挥煤炭安全托底保障和煤电支撑性调节作用，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促进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演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交通运输结构方面，要求不断提升铁路、水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重，积极持续推动大宗货物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创新铁水联运、公铁联运、空铁联运和江海联运等运输组织模式。

第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要求持续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水资源、建设用地、能耗“双控”管理，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大力推进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工业节水增效、城镇节水降损；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健全区域、项目节约用地评价制度，严格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节能管理，积极推广技术节能、管理节能、结构节能，强化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推动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完善废旧物回收网络体系，提升再生资源分拣加工利用水平，提高废旧物再加工、再利用效率，完善二手市场定价、交易、售后等全流程标准体系，推动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第三，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求聚焦阶段性《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主体产业，大力发展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绿色服务产业等，重点推动高效节能和先进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与绿色船舶制造、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绿色农业、绿色交通、零碳园区打造、生产过程中污染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等领域产业发展，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以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为重点，以标准为引领，以企业为主体，以绿色制造服务体系为支撑，积极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积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低碳龙头企业，培育独角兽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第四，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要求深化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投入与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狠抓关键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聚焦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储能、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等关键领域，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加快解决技术“卡脖子”难题。强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绿色技术创新活力，推进“政产学研金介用”深度融合，在绿色技术领域培育建设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平台。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转移转化市场交易体系，搭建一批全国性、区域性特色突出的绿色技术交易中心，提升第三方绿色低碳技术检测、评价、认证等中介服务机构能力，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支持首台（套）绿色技术创新装备示范应用。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编制先进绿色低碳技术推广目录，推送至国家绿色技术交易平台和相关领域重点需求企业。

第五，倡导绿色消费，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要求将绿色理念深度融入消费各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体系，构建促进绿色消费法律和标准完善、统计监测和信息平台搭建的长效机制。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促进绿色食品、衣着、住房、交通、用电及文旅消费，推进公共机构消费绿色转型。 完善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加大财政、金融、价格、多渠道市场化激励措施及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培养居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新要求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传统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坚持系统观念是其内在方法要求。 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落实加快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的新要求。

第一，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新要求。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其中的“统筹”“协同”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论。 尤其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推进多重目标动态均衡实现的内在逻辑，是新时代推动绿色发展的总要求，也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根本理论遵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发展目标上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生态产品需要，在发展手段上要求将生态正外部性、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负外部性纳入生产函数，实现各类外部性内部化，体现了生产全过程治理的系统观念。

第二，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体现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的新要求。 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这一表述是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提出来的，并且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提出的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等“五个重大关系”的内在要求。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在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要求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一个总的要求是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这就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增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性，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解决生态保护修复问题，以降碳为总战略、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抓手塑造绿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此外，还要汇聚人民群众力量，激发起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这样才能从供需两侧“双管齐下”推动形成更加广泛的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三，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体现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推动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的新要求。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数字文明转变的新阶段，在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深度交织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格局，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推动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和时代特征，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具有绿色智慧突出特征的“数字生态文明”新阶段。自2023 年中央首次提出“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提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这一论断，从人类文明演进方向和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的视角，对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政策支持与改革取向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短期内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促进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多种政策协同发力和有效支持，加快完善有关绿色标准体系；从长期来看，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构建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相匹配的制度安排。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政策支持

1.健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政策支持体系

第一，优化财税支持政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财税体制改革助力解决生态环境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3］。 综合运用专项支出、转移支付、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绿色财政支出方式，加大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补助以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专项支出，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力度，提高转移支付规模，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清洁能源设备购买以及工业节能技术改造等领域的财政补贴力度。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继续完善覆盖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能源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绿色消费等领域的税费优惠政策，深化资源税改革，研究完善碳税政策，扩大消费税绿色化调控范围。 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支持，加大对高效节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等领域的支持政策，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促进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绿色低碳领域。出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提升绿色金融扶持精准性，持续发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重要支撑作用，构建国内统一、与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围绕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领域探索生态信用贷款、“两山”贷、生态权益抵押质押贷款以及碳汇交易等金融产品［24］。

第三，持续扩大绿色投资。发挥政府投资撬动和重大工程项目牵引作用，扩大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工程、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营造良好环境激活民间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大项目，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细分行业投资。 规范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加强可行性研判，做好污染防治和绿色低碳PPP 项目全过程效益评估，建立良好的利益回报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资金来源上要拓宽PPP 项目债权融资渠道，积极争取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绿色低碳领域的国家政策性基金资金支持。

第四，健全价格政策。推动环境外部性成本在价格中充分体现，健全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价格机制、完善危险废弃物处置收费机制、建立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落实清洁取暖电价、气价、热价等政策，优化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阶梯价格政策，推行差别电价、超低排放、垃圾焚烧发电、电动汽车充换电等电价政策，完善光伏、风电平价上网电价政策等。

2.推动完善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标准体系

第一，完善碳达峰碳中和有关标准。聚焦“双碳”目标和市场需求，加快建立包括基础通用、碳减排、碳清除和市场化机制标准子体系在内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重点完善碳监测核算核查标准、新型电力系统标准、非化石能源标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标准，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标准，建立可再生能源消纳统计核算、监测、评估、绿电交易等绿色能源消费标准，推动制修订重点领域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CCER）核算方法等标准规范，尽快推动相关领域标准落地见效。

第二，建立绿色产业标准。聚焦解决绿色标准概念泛化、标准不一、市场认可度低以及政府监管不足等问题，以动态更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为抓手，统一绿色项目标准，科学划定产业边界，促进绿色经济核算统计以及绿色金融资源精准、高效流向绿色领域。

第三，健全绿色金融标准。 优化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衍生品交易等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标准，探索建立符合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实际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评价标准，加快形成与绿色金融发展相衔接的ESG 标准体系。

第四，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标准。推动制修订自然资源确权、生态产品信息调查、生态产品动态监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生态产品质量追溯等方面的标准，为推动“两山”转换提供标准体系支撑。

（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改革取向

第一，总体要求：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新构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机制。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坚持系统观念，科学认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内在辩证统一有机联系，加快构建整体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25］。深化地方考核机制改革，探索建立“四位一体”协同指标考核机制，以建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为抓手，以碳核算和碳监测为重点，构建“四位一体”整体性协同水平量化指标及不同环节之间协同水平指标，作为地方独立性生态环境保护指标的有效补充，将其作为引领地方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考核依据。 以深化生态环境权益市场化改革、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为主线，健全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碳汇、生态信用市场交易机制，破除环境权益跨区域、跨市场交易制度障碍，提升不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协调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协同推动“四位一体”目标实现中的关键支撑作用。建立“四位一体”协同制度与技术保障机制，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循序渐进加强“双碳”战略立法，健全地方配套法律法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沟通协作，强化司法保障；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四位一体”各环节核算、监测、考核及平台搭建的赋能保障作用。

第二，关键举措：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主导方向，探索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协同发力的碳定价机制。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对促进碳减排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制度安排和市场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引入碳税政策，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未能覆盖的碳排放主体征收碳税，构建“碳税+碳市场”协同的多元碳定价机制，促进发挥价格—数量混合型碳定价工具的各自优势，有效推动中国碳价与国际接轨，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碳定价地位，为积极应对欧盟碳关税未雨绸缪。建立高效协同机制需从覆盖范围、价格机制、核算机制等多方面发力，在当前仅纳入发电行业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其他高排放行业，碳税重点覆盖碳排放量较小的中小企业，提升两种碳定价制度协同性；建立碳市场和碳税互抵机制，设定转换比例，实现碳税和碳市场交易费用互相转换。

第三，动力支撑：深化技术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改革，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制机制。锚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目标，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力度，聚焦数字节能技术、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污染治理、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低碳和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碳汇、负碳及碳减排等关键领域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社会资本参与的长效研发投入机制。建立不同创新主体、部门、区域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绿色技术主体与中介机构、金融资本等联合，促进区域及行业之间协同创新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合作机制，优化出台协同创新支持政策，减少政策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健全专利审查质量机制，严把专利审查授权关，完善覆盖全流程各业务类型的审查质量评价体系，在实用新型审查中正式引入明显创造性审查，提高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门槛，培育更多高价值专利核心。以绿色低碳技术市场化交易为抓手，健全技术转移转化应用推广机制，推动搭建若干国家绿色技术交易平台，建立关键绿色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及动态更新机制，推动技术转移转化应用。

第四，关键路径：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然面临着供给难、核算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问题［25］，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在于：一是健全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投融资模式和利益补偿机制，缓解投资周期长、回报低、风险高等问题，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和耕地保护，推动耕地保护督察制度化、长效化，避免生态产品供给中对耕地的违法违规占用，积极培育数字化和生态环保相融合的新兴产业［26］，多措并举破解生态产品供给难题。 二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认可的GEP 核算框架体系，以数字技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精准量化，搭建全国性的GEP 核算信息发布平台，以及深入推动地方GDP 和GEP“双考核”落地和扩大试点范围，破解生态价值核算难题。三是完善生态金融体系，健全生态信用评价制度，创新“生态资产权益+项目”担保贷款、水权和林权等使用权抵押、林业碳汇质押贷款等生态金融创新模式，拓展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破解抵押难题。 四是搭建功能完整、机制健全、交易高效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以及生态产权（水权、集体林权、碳排放权、排污权）数字化交易平台，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生态产品推广协同合作机制，促进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破解生态产品交易难题。五是创新价值转化模式，分类推进生态公共产品、生态经营性产品和生态资源权益的价值实现，充分发挥数字电商平台的资源和渠道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与消费市场精准对接，健全乡村地区生态利益分配和利益联结机制，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变现难题。

第五，观念重塑：积极推动绿色社会变革，构建绿色低碳生活长效促进机制。 加强绿色低碳宣教力度，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议全民节约行动，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促进绿色消费是消费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要求落实绿色消费行动，提升公众衣食住行用娱以及公共机构绿色消费水平，促进重点领域消费绿色转型。 构建绿色消费长效促进与保障机制，完善统一的绿色低碳产品认证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定期发布绿色低碳产品清单和购买指南，提升绿色标识产品和绿色服务市场认可度。深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改革，健全绿色采购标准体系，对绿色建材、绿色包装、新能源公务用车等产品实施强制采购或优先采购。建立绿色消费经济激励机制，通过数字化应用创新丰富绿色消费场景，探索实施全国绿色消费积分制度，在微观上促进降低消费者绿色产品和服务购买成本的同时，宏观上引导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形成合力，推动形成绿色生活社会共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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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