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分化整合与艺术学的独立

考察艺术学产生的西方学术语境可以发现，艺术学的独立既跟19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实证主义科学思潮有关，又是对其带来学科分化片面性的克服和扬弃。一方面，实证主义科学思潮促进了大量以经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学科产生，如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从而打破了大一统的形而上学统治，为现代科学的专门化、精细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学科分化因而成为文化现代性的典型表现。这在客观上为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以及新兴学科介入艺术研究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每一种现代科学方法对艺术领域的研究又都是不全面和不充分的，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为了艺术科学的发展，有必要综合各种研究艺术的方法。为此，德语文化圈中以马克斯·德苏瓦尔（MaxDessoir，1867—1947）、埃米尔·乌提兹（EmilUtitz，1883—1956）和里哈德·哈曼（RichardHamann，1879—1961）等为代表的学者，力图通过建立一般艺术学，来综合艺术研究的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哲学方法和特殊艺术方法。如乌提兹在《一般艺术学原理》（第1卷1914，第2卷1920）中认为，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狭窄的审美现象。作为文化现象，艺术表现文化和人的需要的全部丰富性。艺术并非审美的局部状况，它的本质只有通过自身才能够被认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有一种通过观照而直接认识世界的特殊需要。艺术对世界的认识涉及存在的各种价值领域———道德价值、宗教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等。正因为艺术是由各种不同领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极其复杂的文化产品，所以需要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它，比如价值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美学方法等。在某一门科学的范围内，如在心理学中，或在文化学中，或在美学中，都不能把这些方法统一起来。

艺术学不仅以实证科学方法的介入而获得了区别于美学思辨的学科特征，同时它也寻求得以与相关学科“通约”的跨学科认识论基础。这可追溯到威廉·狄尔泰（W ilhelm Dilthey，1833—1911）、文德尔班（W indelband， W ilhelm，1848—1915）、李凯尔特（RickertHeinrich，1863—1936）以及恩斯特·卡西尔（EnstCassirer，1874—1945）等德国学者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探索上。他们通过对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学科结构以及所谓的“科学性”进行探讨、论证，以此揭示人文科学的种种研究对象，说明这些对象得以表达背后的人类精神活动方式，和论列人类能以什么方式对这些对象与活动进行认识，予以比较，进而参与这些活动的发展。卡西尔曾指出，不能只停留在“对象”成品的层面观察，而必须从人作为文化缔造者的理性活动去考虑人文科学的对象。研究人文对象，除了要考虑其“物理存在”之层次和“对象表现”之层次外，还必须涉及其“人格表达”的第三个层次。由此，卡西尔指出人文科学的概念既与自然科学中的普遍性概念相区别，又并非只求认识历史性的个别事件，而具有自己的逻辑性格和“普遍性”。这种逻辑性格，蕴涵在符号这一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之中。在卡西尔看来，符号就是文化赖以生存的关键所在，它一方面是我们认识和构造世界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它又是把意义固定下来以便人们理解的前提条件。通过对神话、语言、艺术、宗教、科学和历史构成文化或人性的六个“扇面”（或组成部分）的细微洞察和深入阐析，卡西尔展现了人类文化符号形式的丰富性、有机性和统一性。相应地，研究各个具体领域的人文学科（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宗教学等）既有统一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又存在区别于其他符号形式的独立性。如果说，经验实证主义为艺术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武库，那么，卡西尔等人在哲学领域对人文科学的内在结构和有机整体性的深刻阐发，则为艺术学跨学科理论的建立打下了扎实的认识论基础：艺术既然与人类其他文化形式具有某种“通约性”和内在的统一性，那么其他科学方法向艺术领域的渗透和交叉就是必要且合理的。

二、艺术学跨学科理论的拓展与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系统理论和方法的创立为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彼此渗透、交叉和融合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理论武器，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推进了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这首先表现为跨学科实践和理论对艺术学研究方向的启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以具高度统一性的方法论在各个方向上进行的认识论突破，使得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和人文科学话语广泛结合，展现了人文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多种可能性。结构主义对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学术研究方向，结构主义以理性主义和科学性为学术诉求，强调文化现象的系统和文化的特殊意义，它所开创的跨学科认识论、方法论思考方向在人类人文科学整体内进行了勇锐的探索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　）、罗兰·巴尔特和麦茨等人在神话、文学、电影、视觉艺术等艺术学领域进行的跨学科实践的模式和方向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评价：“所有这些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上突破性的尝试均可成为我们继续探索的前进踏板（而非什么基本主义教条）。迄今为止人文科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各种工作所包含的操作方式探索的价值性上，而非表现在其结论的可验证性上。”

跨学科理论开始成为国际学界正式探讨的议题。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在综合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认识论原则。他认为当用“结构”观点透视学科时，就可以忽视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和定理表达形式的不同，而找到学科结构的共同点和转换机制，[4]并按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分为三个层次：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而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直接导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4年至1973年间邀请全球约150名不同学科的专家和500个学术组织开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的跨学科合作活动。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1995）在其主持的《美学和艺术学的主要趋势》报告中也以跨学科理论来诠释艺术学的发展方向。杜夫海纳指出，艺术学研究最显著的趋势之一“是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相关综合研究或边缘交叉研究”[5]，“文学艺术本身似乎特别适合于方法的多样性，据此看来，如果它不是跨学科的，至少也是多学科的”。

同一时期，跨学科思想也表现在苏联学者的艺术学研究中，并产生了围绕艺术创作开展综合研究的跨学科合作组织。卡冈（M·S·Kagan，1921—2006）和齐斯（A·Я·ЗИСЬ）等人更是将艺术学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卡冈采用系统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艺术学跨学科研究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的各种科学的系统。艺术作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系统，首先分成两个主要分支——历史分支和理论分支。但光凭这种艺术学分析还无法穷尽艺术活动的全部特征。相应地，艺术心理学和艺术符号学的研究就是必要的。同时，它还是艺术信息的产生和流转的过程，艺术信息学即研究这个系统的信息方面。艺术活动系统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称作为社会艺术文化），其相应的艺术文化结构是“艺术生产——艺术价值——艺术消费”。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作为专门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些过程的联系形成社会艺术生活——成为艺术社会学的特殊对象。这种艺术社会过程也是艺术价值的产生和发挥功用的过程，于是产生艺术价值学。

齐斯还指出，科学方法论的特殊任务是确定某种方法的地位，表明和限制它的作用范围（如果这种限制是必要的话），以及预见把这种方法绝对化或者片面运用的可能后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扩展了理论工具。不同的方法在艺术现象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它们运用的领域也不同。重要在于保持历史形成的传统和新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卡冈和齐斯的理论解决了最为棘手的两大问题：如何确立艺术学跨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种源自苏联艺术学跨学科研究实践的理论概括，最终建立起较为完备、论证充分统一的艺术学跨学科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学跨学科理论建构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后现代思潮对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双重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 1924—1998）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后现代已经导致了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景观，那就是在现代文化中那种作为一切知识根据的“元叙事”已经消解了。解放的叙事和启蒙的叙事不再是知识的合法化根据。科学知识的细分和专业化，形成了一个分化越来越细致、专业的局面。于是，共识也已变得不可能，各门科学的发展越来越缺乏彼此可以沟通的可通约性；而由于总体性已经不复存在，“局部决定论”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文化中，非中心的、不确定的和局部决定论的特征，就使得知识与共识无关，与日常经验和常识无关。[8]在艺术学领域，由黑格尔时代所开创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元叙事）方式，也日益让位于琐碎的微观叙事。基于知识理性和学科共识而形成的艺术学体系。在“后学科”的冲击下，其合法性开始变得可疑。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做出“艺术的死亡”和“艺术史的终结”的诊断，而“艺术史学科的危机”和“艺术史需要反思学科研究的对象”等说法也甚嚣尘上。这其实正是后现代思潮“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在艺术学领域的回应。

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艺术学要像一切科学一样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化，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际关联”的问题。它必须同时既向内部进军又向外部进军，既强化“内政”又增进“外交”。它们必须经受这种强度较大的张力，同时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了对这种“学际关联”行为本身的反省和批评，只是孜孜于操作运演，满足于学科领地的无限扩张和研究方法的横向移植嫁接，那它在消解传统学科霸权的同时，又陷入了对跨界操作的过度依赖和盲目自信，这是不是后现代霸权的另类表征呢？跨学科操作欲的无限膨胀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基础学科的重心位移，从而使传统基础学科为其“新兴”付出自我泛化的代价，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当代西方的艺术学跨学科研究似乎正在陷入这种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