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电脑绘图、3G科技、信息化、数字化、图像化、立体化、交叉化、空间化，统统表征了“视觉中心”时代的到来，促成了“我看故我在”思维理路的形成，从而也悄无声息地构成了无形的“视觉霸权”与“视觉殖民”。

人类认识及把握世界的途径无外乎看、听、嗅、味、触这五大原初感觉形式，人类通过它们与世界进行最本真的交流，然后在不断的实践中通过笛卡尔所谓的“我思”，形成种种世界图式。然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真理观造就了自古希腊以来整个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也因此造就了传统西方艺术强调真切性、空间性以及美感间接性等特征。如今，包括东方世界在内的“视觉文化”的流行不能不说是视觉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变异。诚如日本学者笠原中二所言：“中国人的美意识，简单地说，在初期阶段，一般是起源于味、嗅、视、听、触所谓五觉。”

一、文学文本“韵味”的丧失

图解庄子、重拍红楼、大话西游，学术明星通过电视媒介宣讲论语、三国，等等。我们似乎生活在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don not think， but look”的世界里。快节奏的浏览、加速度的信息接受、零时间的沉思默想、大规模的机械复制，一切造成的只是文学文本语言韵味的丧失。在被图像所围的状况下，语言的“含混”性不复存在，“陌生化”惨遭摒弃，“表征”功能逐渐丧失，英加登所谓的“填空”、伽达默尔所谓的“对话”，抑或是中国古代的“兴味”都无从谈起，有的只是对快捷、明晰、确定性信息的传达，是反复、炫目、直接的视觉化冲击。

所谓静观，“在哲学上指的是一种沉思默想或凝视状态”。震惊“则是本雅明所说的即刻的短暂的动态状态，就像子弹瞬间射穿的效果。”在现代语境中，从文学创作主体认识世界开始，就已深刻包含了图像的因素。“他”已经看得太多了，电视广告、报栏宣传、游乐园、超级市场、地铁甚至连电梯里都塞满了五颜六色的图像，由不得选择、由不得取舍、也由不得不看。反映到文本当中必然带有图像的因素，且不说文学文本的电视化、电影化、图片解析化，单是文学文本、语言符号本身就已从相似性暗转为自指性。“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符号（在文学作品中指语言）不再承担相似、表征等功能，它更加自由地游戏在自我当中。

二、创作者文学精神的消弭与沉沦

视觉文化，是一种“去学科”性的存在，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媒介文化、大众传播相互勾连。学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文学终结”、“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文学性”、“文学边界”等话题也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语境中，作者作为连接世界、作品、读者的关键环节的作用与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文学作品是作者通过对世界的感知，并借助想象的翅膀，将其化做种种意象传达、传播出来。“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直接影响到文学文本的质量，从而也间接影响到接受者的审美品格。从本质上讲，精神是人类对事物的超物性的意义思考与价值判断。然而，现代视觉文化的流行，视觉霸权、视觉殖民的潜在生成，都促使作者的主体精神陷入继“政治工具”、“西方文艺工具”之后的“技术工具”之中。如前所述，作为作者的“他”，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已经“看”得太多，传播的能力、图像传输的巨大功能都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创作、“他”的思维、“他”的生产难免都会着有视觉的色彩。古代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如今早已转化为“写而优则演”。

从金庸到古龙、从李碧华到麦加、从苏童到莫言，无一例外地与电视、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勾缠。诚然，有些当代作家还是葆有文学精神的底线，留有文学灵魂的空间。但是，所有这些技术化、媒介化、商业化的操作与生产，让更多的作家人云亦云，趋之若鹜。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由的生命精神，作为一种最富于理想追求的人格精神，作为一种最具有超越性的文明精神，作为一种可直抵玄妙的宇宙精神，早已被太多的欲望填平、被太多的世俗“去魅”、被太多的商业炒作“异化”。呈现给人们的是“又长又臭”的肥皂剧，虚张声势的“行为艺术”，自欺欺人的“前卫”理念，毫无精神内蕴的“身体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十分同意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已死”。

三、读者接受心态的浮躁与趋同

在整个视觉霸权、视觉殖民的生态链中，最无辜、最被动、最弱势的就是读者群体。作为接受者的“他”不仅要面对世界逐渐呈现的图像包围，而且还要被良莠不齐的作品囿局，同时又要打起精神甄别大众媒体的宣传。

在面对世界所呈现的图像包围时，“他”与作者一样由不得选择、由不得取舍、也由不得不看；在面对良莠不齐又千篇一律的作品时，“他”早已麻木不仁，而且图解化的文本早已让“他”丧失了“期待视野”与“接受心境”，更不用说“共鸣”、“净化”、“领悟”、“延留”之类的高峰体验了；在面对大众媒体的宣传时，“他”显得无所适从又无力抗拒，不愿相信又不得不相信，相信了之后又常常倍感受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在设立之初都是为了鼓励作者写出更好的作品，现如今却成了作者追逐声誉的名利场，媒体攫取利润的加工厂，读者有的只能是被动接受。

读者在视觉化的世界、图解化的作品下心态浮躁，现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坐下来，平心静气地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论语》，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填空、对话、品味经典文本，又有多少人能与作者产生剧烈的共鸣，从而获得净化呢？在视觉化、直觉化、速度化、图解化之下，又能有多少读者还在期待文本的韵味呢？商业化、信息化的文学文本影响了读者的审美品格，读者逐渐商业化、信息化的审美需求又反过来促使作者创作更多的此类作品，恶性循环越演越烈。同时，包装化、宣传化的文学文本又使读者的审美心态逐渐趋同，不负责任地大肆宣传、千篇一律的视觉冲击、苦心营造的销量神话，读者大众早已审美疲劳，疲劳到不愿再做进一步的甄别，接受视觉、接受图解成了“他”惟一能做的事情。

如果说“模仿说”、“表现说”的时代是以世界为中心的话，那么“主体性”、“浪漫主义”则是以作者为主导的；如果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甚至于“分析哲学”是以文本为核心的话，那么“接受美学”、“作者已死”则是以读者为灵魂的。文学的重心经历着从世界到作者，再到文本，然后到读者的过程。现在似乎是读者的时代，读者的阅读、批评、接受似乎处在最核心的地位。然而，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吗？读者的主体性真的得到很好的呈现与表达了吗？在视觉霸权、视觉殖民下，文学的重心不再是世界，也不再是作者与文本甚至于读者，而是传播。当代中国是否处在大众传媒的阶段尚且不说，但大多数人处在电视、电影、报纸包围之中却是实情。我们可以不读文本，但不能不读图；我们可以不看作品，但不能不看图画；我们可以不think，但不能不look。

四、文学的突围与重构

由视觉引起的文学危机，理应从视觉角度开始反思，文学的突围与重构也理应从突破视觉的牢笼开始，打破视觉枷锁，走出视觉殖民，走向多重审美感知。

西方世界对“视觉霸权”的反思主要停留在重新建构听觉理念。从贝伦特到海德格尔，从罗森斯托克·休塞到沃尔夫冈·韦尔施莫不如是。其实，在西方传统中，视觉虽然占有优先地位，但它并没有完全吞噬听觉的重要性。这一点从西方众多的经典言论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大希庇阿斯》中说，美应当是通过视觉、听觉而得到的领悟。普洛丁也认为：“美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就文词和各种音乐来说，美也可以通过听觉来接受。”圣·托马斯·阿奎那也曾表示：“与美关系最密切的感官是视觉和听觉，都是与认识最密切的，为理智服务的感官。”格勒律治也有过相同的论述。他说：“美的艺术，属于外部世界。在《重构美学》一书中，他不仅分析了“听觉文化”的种种“殖民”症候，而且对视觉与听觉作了较为详细的类型学比较。他认为，听觉较视觉而言更接近思想、更专注，与世界更没有距离、更具社会色彩。他说：“视觉文化将加深我们对他人和自然的关怀；它将推动学习，而不是纯粹颁布法令；融会贯通、网络状的思想形式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它距听觉文化从一开始较传统的逻辑切入要接近得多它整个儿就是充满理解、含蓄、共生、接纳、开放、宽容——以及贝伦特所能推出的其他一切好听的属性。”

《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羊”与“大”结合起来成为美，达成味觉上的“甘”，这正是上古时期初民素朴审美意识的发生。此后，《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也是味与文学艺术相连的明证。《荀子·王霸》云：“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将情、味、美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认为：“从人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看，最初对与实用功利和道德上的善不同的美的感受，是和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适分不开的。其中味觉的快感在后世虽然不再被归入严格意义的美感之内，但在开始时却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发生的真实情况，只是还没有区分出味觉与味觉经验。虽然，味觉的快感在后世不再被归入严格意义的美感之内，但具有审美潜因的味觉经验却一直影响着中国文论、文学的进程。比如，钟嵘著名的“滋味”说、司空图的“味外之味”、张戒的“特在一时之情味”，等等，都是“味觉经验”的延续与引申。

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中，追求的是体验性与归属感，“礼”与“乐”在塑造中国人文精神过程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对听、乐是十分重视的。《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放在了比礼还要高的地位。《荀子·乐论》也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这种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可以与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之“净化”说相媲美。此外，在《礼记·乐记》等上古名篇中也颇有对音乐重要作用的论述。比如，《礼记·乐记》认为：“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不仅看到了乐在塑造个人人格时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它的“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