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文”与“道”关系的一个基本命题。各家各派对“道”的涵义的理解虽有所不同，有自然之道、伦理之道以及经世致用之道，对“文”与“道”的关系，也有“宏道”、“宗道”、“明道”、“贯道”和“载道”的不同表述，但将“文”看作“道”的工具和手段却有相似之处，将“文”比作车，“道”视为物，车的用处是载物，“文”的功用就成了“载道”。“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是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说法，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就主张“文以明道”，明确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文者以明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里提出了“文以载道”说，明代的宋濂、方孝孺，清代的章学诚、叶燮和桐城派等都持有“文以载道”观念。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开始全面重估传统，确立新的文学观念，引导文学创作，对“文以载道”观展开了反思和批判。

一　价值重估：文以载道的批判

新文学革命在思想观念和文体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过，近年来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解构五四的学术倾向，他们从后果追溯原因，将后来发生的左倾化的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源头推及到它那里，以此否定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的正面价值；或者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起点向前延伸至晚清，以此解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革命意义。如果从新文学观念的全面重建角度看，“五四”才是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起点。

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新文学观的确立是以重估传统文学价值为前提，清理和反思传统文学观就成为它的重要内容，“文以载道”也首当其冲成为它批判的重点目标。“新文学运动是在推翻‘文以载道’旧传统的凯歌声中启幕的”。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主张，它的第一条就是要“言之有物”，同时还特别说明，这里的“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所说的“物”是情感和思想，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质”。陈独秀倡导新文学革命，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等“三大主义”，并明确它们有别于传统文以载道观念。陈独秀认为，韩愈虽“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但却“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因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常谓唐宋八大家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将“文以载道”等同于“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更改和动摇的，“文”不仅是“道”的手段和工具，还成了它的奴婢。于是，新文学倡导者几乎都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韩愈以降的“文以载道”观，由此形成了一个反文以载道观的话语同盟。刘半农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改良观，将矛头对准的也是文以载道，但他与胡适和陈独秀不同，如果说胡适、陈独秀主要批判的是“道”的内容，而刘半农就从“文”下手，拆解了“文”与“道”的关系。

新文学对文以载道观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批判传统文学里的封建思想，也就是文学所载的封建之“道”，使文学摆脱封建道统的约束，真正地解放出来。在这方面用力执着，思考最深的还是文学研究会的茅盾，他借助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家的身份以及文学创作手法等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的“载道”“把真实的文学弃去，而把含有重义的非文学当作文学作品；因此以前的文人往往把经史子集，都看作文学，这真是把我们中国文学掩没得暗无天日了。把文学的界说缩得小些，还没有大碍，不过把文学的范围缩小了一些，要是单把文学的界说放大，将非文学的都当作文学，那么，非但把真正的文学埋没了，还使人不懂文学的真义，这才贻害不少哩”。批判文以载道就是为了重新给文学下定义，重新划定文学的边界，将非文学剔除出去，使文学成为“文学”，不受非文学的“限制”。至于什么是文学？茅盾的回答是“意象”和“审美”，“我们意识界所生的不断常新而且极活跃的意象；我们意识界所起的要调谐要整理一切的审美观念”。这应该是茅盾的文学定义，无论是在意识里活跃的“意象”还是由它生成的“审美”，都是对“载道”的反叛与超越。

二　暗度陈仓：文以载道的赓续

新文学革命有多方面的意义，用郁达夫的话说，它将中国文学融进了世界文学体系，“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了”，它“促生”出新的“意义”，发现了“自我”，废除了“文言”，让“白话”得以“流行”。事实上，新文学的每一项新的意义的生长都是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才有了机会和可能，新意义伴随旧传统而发生，旧传统也会权宜应变，融入新内涵。重估或反叛传统，既容易激励人们对传统的激烈反抗，也会激活人们重新认识传统，传统也会得以赓续和继承。新文学革命在“破”中完成“立”，批判旧的而建设新的，破除的也留在了新的里面，成为新的内容。五四时期的激进派不等于没有传统的东西，以林纾、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守旧派对传统也并非没有新的突破。正是新旧冲突产生的结构张力，才使新思想有不断变革的动力，旧传统也有了新的生机。

新文学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文道”关系的话语逻辑，在确立新的文学观过程中，“文以载道”暗度陈仓，成为新文学的价值思路。“文”与“道”虽分别被赋予了新内涵，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共生依存关系，有“文”就要有“道”，“文”的独立价值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形成新文学的形式主义和语言本体论观念。实际上，这也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发现和感觉到了，他们对此早有警觉和认识。1917年4月，陈独秀在给曾毅的回信中说：“尊意谓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内容，此盖‘道’字之广义的解释，仆所极以为然者也。惟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狭义的解释，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也不远矣。‘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其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这段话隐含之意，说的是胡适的“言之有物”，它虽比文以载道的程度轻一些，但还是存在文以载道的流弊，有相同的逻辑规定性，文学还是作为了“物”的工具和手段。“物”不同于“道”的“天经地义”，而是人的思想和情感，是对“道”的解放。它将“文”与“道”关系换成了“言”与“物”的关系，没有真正实现“文”的完全独立和解放。所以，陈独秀提出了文学本义不过是“文以代语”“、达意状物”而已“，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在“达意状物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为了文学不失“独立存在之价值”，陈独秀在给文学松绑，他降低、弱化了文学的功能和作用，甚至仅将文学看作是“达意状物”而已，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将文学去意义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思维悖论和陷阱，陈独秀之所以要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就是因为他看重了文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也就是文学能够表达“国民”、“社会”和“写实”等各种“主义”，但同时他又很担心文学被“道”所用，受制于“道”，成为“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就是，新文学以后的发展恰恰被陈独秀言中了。

40年代的朱自清对新文学文以载道也有了一份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新文学运动对“文以载道”进行了“无情的攻击”，目的是为了“让文学独立起来”，“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但经过严肃的斗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这新文学的“新的意念”“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朱自清揭开了新文学运动的“谜底”，他说的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另外，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文学虽有“变化”，但也有“常态”。新文学的“载道”，变化了的是新的“文”、新的“道”和新的“载”法，没有变化的是“文”依然要“载道”。由此，朱自清认为抗战时期文学所表现的“‘人民性’也是一种道”，用文学来载人民的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他同时也提醒不要“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

三　左支右绌：新文学的再批判

面对新文学的文以载道，新文学内部对它进行了再批判。在新文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新文学的自我想象、塑造和认识的问题。新文学是被历史所建构的，当然有新文学的自我建构。新文学在批判传统文以载道观的过程中，又承传和形成了新的文以载道观念，并再次面临着被反思和批判，于是，“文以载道”观念有了一段知识演化和现代建构的历史。

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沈从文反对文学附属于政治，如果认为文艺“要合社会，要合时代思想，还要合什么什么。不合则不算”，这是“惊人的浅薄”和“褊狭”。因为“上千年来中外无数的作者大致全是为这范围逼死的”，文学应该回到“真与美”的路上，“文学的思想至少应当把它放在与政治行为上平列”。朱光潜也反对文学的道德化，“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的‘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到实用的世界里去”。认为“拿文艺做工具做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使文学“就范于某一种窄狭信条的尝试大半是失败”。朱光潜超越了文学“载道”和“言志”的对立，认为“文以载道”问题的关键全在“道”字如何解释，“如果释‘道’为狭义的道德教训，载道就显然小看了文学。文学没有义务要变成劝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头讲章。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绝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志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实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载道’，根本不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