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美术无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是为阶级斗争服务，都彻底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绝对意义。这个口号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命题，是指从属于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他说：“我们所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政治、群众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根本问题就是抗日。”应当看到，“毛泽东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出发而提出的这一观点，与‘五四’以降的‘文化启蒙’‘美育救国’等观点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就是希望‘自上而下’地唤起民众，实现中国社会由落后走向进步的世纪伟业。”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去“歌颂”“记录和宣扬”作为“三年的人民战争的支持力量”的农民，还应把“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的工人阶级当作“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郭沫若在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也提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任务”，首先是“努力用文学艺术武器来加紧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号召“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而奋斗！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文艺革命而奋斗”。周扬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报告中，不仅认为“：我们的文艺既然为政治服务，具体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那么文艺就应当推动战斗、生产”，而且强调，“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大会最后确定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今后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文艺运动的总方向。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题名就叫《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周扬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肯定几年来“我们文学艺术作品……紧密地服从了当前的政治任务”，认为“文学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

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文学艺术“一体化”进程。为了确保新中国的文学艺术能够按照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能够适应新的政体的需要，新政权很快建立起一套以政治为中心的文艺管理体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艺术大一统局面。各门类的艺术团体相应成立，“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也应运而生。协会成立后，除了筹办各种展览外，还组织美术家进行各种类型的创作活动，甚至提出“应有计划地分配创作任务，给以特定的主题，于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1953年，在美协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章程”规定了协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美术家协会，是以自己的艺术创作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美术家的自愿组织。中国美术家协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艺术方针，认为美术应当为人民服务，美术家应当积极参加人民的斗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努力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美术工作，用学习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中国美协及各地分会，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宗旨行事，在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组织创作和展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全国美展为例，美协在整个展览的筹备过程中，均有明确的选题要求和导向性。且这类大展多以“纪念”“庆祝”某一历史事件或重大节日为目的，这就在无形中为选择作品定了基调，歌颂模式的形成与这类“庆祝展“”纪念展”直接相关。比如在“庆祝开国十周年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期间对作品的题材内容范围的规定：“（l）反映祖国工业、农业大跃进的作品；（2）反映我国国防建设，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作品；（3）新的风俗画；（4）山水、花鸟、肖像、静物画；（5）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面貌；（6）十年来重大政治运动的反映，包括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人民公社运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7）歌颂中苏友好团结，歌颂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反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作品；（8）新创作的革命历史画。”其实八项规定中大部分的题材内容在此前后美术创作中早已不同程度地呈现。如1950年代初期描绘抗美援朝，中期描绘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到了1950年代后期美术创作以表现“大跃进运动”为主，进入1960年代又以革命斗争题材为主等等，已基本上显露出美术创作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内容的转移而转移的轨迹。

在文艺体制的规范与要求之下，特别是在政治激发的火热的时空中，美术家已不再自命清高，而是自觉地加强自我思想改造，以迎合时代的要求。因此，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一直是美术界要反复强调和反复讨论的问题。1954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文艺干部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美术》同年第9期转载）。社论中指出：“我们国家正在沿着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向前迈进，全国人民正在生气蓬勃地进行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革命事业。时代所规定的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任务是无比光荣也非常艰巨的。”提高艺术家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目的是使文学艺术更好地承担起为政治服务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保证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同年，《美术》杂志第9期发表的邵宇《为提高美术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而斗争》一文指出：“画家的政治修养问题，决定着画家能否正确地认识生活与深入生活，它决定着画家创作思想的深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画家的艺术观点；但这不是说政治就等于艺术，政治家就会是艺术家，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正是画家修养不可缺少与分割的两方面；艺术修养的不足，表现在美术家当中同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1958年《美术》第1期发表的《与工农

结合——革命美术家的必由之路》一文也指出：“艺术创作事业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部分。美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意义，是要通过视觉的艺术形象来传播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的美，用艺术形象来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并鼓舞他们向生活前进。美术家的任务，不仅要具备表现生活的技术手段，而且要有认识生活的政治头脑，要有辨别生活现象和发挥艺术技巧的思想能力，从而才有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和表现生活中的美，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挥艺术的创造。”1959年《美术》第1期发表了傅抱石的文章《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与上述几篇文章不同，傅文出现了“政治挂帅”的字眼，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把政治置于业务之先。正如画家所言：“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中国画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关键性的迫急的任务，首先是拔白旗，插红旗，争取政治挂帅。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武器和勇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使古为今用，笔墨一新；然后我们的创作，才能够表现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而为群众所接受、所欢迎，才谈得上为人民服务。”“我们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是具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和尽可能与之相适应的优美形式。

在一切为阶级意识形态所统摄的情境下，之前美术界所讨论的政治与业务相对和谐的关系被打破，转变为只有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业务，才使艺术创作产生意义的思想倾向。1966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梁寒冰在“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观摩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画出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梁寒冰提出“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他指出：“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美术工作者应当正确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突出政治。无产阶级的美术家应当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讲业务首先应当讲大业大务，就是要务人民之业，务社会主义之业，自己的具体工作应当适应大业大务，为大业大务服务。我们的美术工作者是掌握革命的美术武器，向敌人进行斗争的战士，又是用革命的美术工具，去教育人民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不能设想一个满脑子个人主义，目光短浅的人能够画出反映我们伟大时代，能够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去感染人、教育人的好作品来。所以美术工作者自己首先要受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自我改造。”在这次会议上，主持美协工作的华君武也作了《以政治统帅创作》的发言，他提出：“学习华北地区美术工作者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突出政治，大画社会主义、大画工农兵，画好社会主义、画好工农兵的自觉精神”。他同时指出过去的作品里“画的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却还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劳动人民”。在我们美术工作者的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修养上，在美术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不要突出政治，实行不实行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主义的斗争，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问题”。

“文革”期间的文艺专制无疑是以往这些“左”的倾向登峰造极的表现。批判《海瑞罢官》是“文革”的导火线，也是极左路线推行者利用文艺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开始。接着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纪要》对十七年文艺作了全面的否定：“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1970年《红旗》杂志第4期登载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决裂的东西。”在一片“空白”叫嚣中，以江青树立的“革命文艺样板”为典范，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英雄主义的文艺创作观，成为美术界对《纪要》中“大破大立”精神的最好诠释。随着“左”倾思潮的日盛与泛滥，“文艺为政治服务”被炮制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甚至把“无产阶级政治”明确指涉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美术创作的根本任务”，这就是所谓的“根本任务论”。江青在进行京剧革命的同时，也明确要求美术“创作革命的工农兵人物，……表现他们艰苦奋斗，表现革命的乐观主义。要塑造典型，热情歌颂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在当时的主流文艺政策与文艺思想面前，艺术家基本上没有人格上的独立和创作上的自由意志，他们的创作大多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下从事的命题创作，即遵循所谓的“主题先行论”。既然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那么“与走资派作斗争”这个先验的主题，也只能“先行”，而不可能成为深入生活的结果，因为生活中原本就没有“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