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国“寻根文学”所掀起的民族“文化热”正是树立这种自信心的文学话语实践，它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再现，塑造或建构起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这显然也受到了拉美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从内部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就是说，寻根文学的产生至少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使然。

首先，重新审视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民族弥足珍贵的素材，为民族认同的建构与形成设定内在条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某个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该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坚守传统文化曾经被认为是抱残守缺，而对西方的过分依附与迷恋则容易丧失自己的民族性，进而可能被同化，如全盘西化。因此，是从西方直接获取现代科技与文明还是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成为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思考。

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人类》以及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等为寻根的直接理论表述，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理论指南。在创作实践中，作家们达成了这样的普遍共识：民族化是复兴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对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策略。这不是过去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一味打倒，而是融合儒、道、佛等深藏于经典的民族传统文化。作家们所要表现的传统既可以是主流的，又可以是民间的。主流文化多数经过加工处理，往往缺乏活力与个性；而作为野史或民间的文化则深藏乡野，如“理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人正宗”即，但它们往往是对主流的补充。

其次，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英国作家亚力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原始历史沉思、席勒对古希腊人性的仰慕、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学说等文化思潮不仅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丰富的思想资源，也改变了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同时，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获得世界承认这一事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作家们。拉美作家挖掘本土印地安人文化、玛雅文化和民间的神话方式的成功经验，成为获得世界认可的一条绝好途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关于印地安文化的阐扬，对中国年轻作家是有启发的。那些作家都不是西方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

寻根作家韩少功、李杭育、阿城、莫言等人也无不坦言受过国外主流文学的影响。从卡夫卡到福克纳，从博尔赫斯到马尔克斯，外国主流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民族文化的主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作家们的创作。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像一面镜子，让中国的寻根作家们看到了自身民族文化的身影，也让他们领略了具有原始倾向的民族民问文化的巨大魅力。韩少功试图以西方现代观念去重铸和镀亮中国的民族自我。李杭育也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揉合上：“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到我们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又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以自己所专有的民族文化与世界主流文化进行平等对话。

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寻根文学本身就有一个内在的发展逻辑，它是对民族文化的大思考，并与置身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撞击乃至交融的文化全球化的背景密切相关。两组力量的汇合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要有建构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学创作实践。只有建构起本民族认同，只有把民族的优良传统展示出来，使之成为本民族成员所共有的精神依托，作为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寻根文学作家们为本民族文学出路的这种求索精神几乎是孜孜不倦的。一个民族的存在，必然是以其所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为标志，而由民族文化所标识的民族认同无疑把各民族成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讲，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对民族认同的建构最为重要的方式。

寻根文学是作家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自觉的回归与张扬。他们普遍认为文学的民族化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而能够促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他们倡导文学民族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本民族认同建构寻找路径或通道。这种将探寻的目光投向民族传统文化的做法使得文学的民族化追求从边缘走向中心。纵观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仅在小说创作的民族形式上具有本民族的独特性，而且也注重表现小说的民族化内容。因此，寻根文学对于民族化的追求，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不仅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种手段，一种文学策略的运用。它盈溢着民族文化的各种表征并对之加以重新审视，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思考民族命运，实现文学对民族认同建构。

其一，寻根文学有着多样的叙事形式，它们包括“新笔记体”叙事、神话叙事和传奇创作等，这些叙事形式从各个层面塑造文化认同。例如明清时期的《聊斋志异》以及各种随笔小说等。寻根文学所使用的“新笔记体”小说形式是这种文化小说的当代传承，他们对笔记体小说的偏爱，明显与表现民族文化的主题相关联。这种小说文体的创作为当时许多寻根作家所采用：王蒙的（（在伊犁》系列、贾平凹的《太白山记》、张承志的草原系列小说、阿城的《遍地风流》、李锐的《厚土》系列等。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学建构，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寻根作家在讲述民族文化传统或寻找民族文化的根时，试图为民族确立一个共同的精神资源。李锐就在其《厚土》系列中发问：“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了太久的秋天。

而在神话叙事方面则彰显了本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起源神话，它们是民族认同的最初根源。寻根小说家们较多采用神话式书写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同时也是通过挖掘民族神话塑造民族认同。例如李杭育对中原文化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推崇其中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韩少功对各种“理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等”的肯定，他们都认为民族文化的“根”包含在这些文化领域里。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对神话传统中怪诞层面的渲染，贾平凹的《古堡》、扎西达娃的《隐秘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都是对神话的民族特色的体现，它们隐约地塑造着其各自所属的民族认同。

寻根文学还通过传奇来表现寻根的主题。众所周知，中国的传奇小说自唐代开始兴盛，传奇以故事性、悬念、情节的首尾呼应，起落转接之大起大落为主要表现手法。寻根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这种表现手法。郑万隆对东北鄂温克族原始狩猎文化的挖掘，相对现代文明社会而言，就是一种现代的传奇，莫言的《红高粱》更是一部典型的“新英雄传奇”。它们一方面在回归传统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学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赋予了其现代的内容。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但有利于张扬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且也是对本民族文化基础上所建构的民族认同的一种展示。

其二，在话语建构上，寻根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主要以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民族化的语言；二是寓言式写作。寻根文学民族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语言的民族化。这种对吴越民族文化的认识在李杭育看来就是通过当地的语言实现的，这样才能深人到民族文化的内部。寻根作家所寻找的语言是一种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言。民族化语言有利于塑造民族认同，韩少功对湘西方言理语的研究和使用，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较为含混晦涩的话语特色，《爸爸爸》就是这样一篇含混晦涩的带有原始色彩并呈现浓厚乡土气息的话语建构的文化小说。这种民族化的语言及在此基础上的话语实践彰显出寻根文学所特有的民族色彩。

寻根文学追求一种“民族寓言”式的叙事效果，凸显寓言化写作特色。寻根作家对民族文化的“根”的追寻，为民族寓言的写作提供了理想的语境。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寓言，通常指具有言外之意的叙事话语，具有讽刺和劝喻的特点。以“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标举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詹姆逊的“第三世界”与“民族寓言”可用来说明寻根文学作家们所以追求寓言式写作的原因。尽管我们认为，在关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论述中，身处第一世界的詹姆逊有着一种盛气凌人的话语霸权，但詹姆逊仍然是从第三世界文化所提供的文化文本的独特性这个角度来定义第三世界文学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

在寓言上，它象征那种僵化的、凝滞的、未开化的前文明中国。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是一个静态的农业村落，其寓言的能指是整个农业中国的缩影。另一方面，它是对于中国及其文化在时间上“滞后性”的表现。寻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及其文化在表述时间上是严重滞后的，然而，为了急于赶超而又显得充满焦虑。这就和詹姆逊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化境遇有关，中国同其他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这种文化境遇就成了作家们要揭示的主题。例如郑义的《老井》和（（远村》，从物质极度贫乏的角度，突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滞后现状和急于赶超的民族心理。这种寓言式书写对于本民族认同的建构也是一种隐喻性的再现。

其三，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是寻根文学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寻根作家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反映了他们寻求民族化的深度和力度；另一方面，这种揭示更容易影响并批判性地建构民族认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是文学的内在主题，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有对本民族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的书写，以此唤醒并激发本民族意识。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上世纪最初几十年，在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之时，对“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一直都是中国文学的主题。

以韩少功和李锐的寻根文学作品对所表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为例，前者的《爸爸爸》通过对疯癫而愚钝的丙息形象的塑造，围绕鸡头寨人对待丙患前后态度的变化，揭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始、丑陋、愚昧、混沌和非理性的畸形心态。丙息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让鸡头寨人捉摸不定，甚至成为一种神圣，如鸡头寨人把丙息看作神灵。例如，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就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直面生活的那种深沉凝重的力量，集中展示了传统文化心理的愚昧、麻木、呆滞与令人痛心的层面，以此表达对国民性的集体思考。《厚土》系列小说中的《选贼》叙述了这样一个事件：队里丢了一袋麦子，队长于是主持群众破案，要大家投票选出一个贼来，结果选来选去，选出的偷麦贼却是队长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