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概念出现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性后果》（1990）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两本专著中以及拉什（ScottLash）的论文《自反性现代化：美学纬度》（1993）中。在理论指向上，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与吉登斯和拉什有很大的不同。

贝克的自反性不是反思性。Reflexive既有“自反的”、“反身的”意思，也有“反思的”意思。所以在中文的翻译中， reflexive modernization有时被翻译为“反思性现代化”。这是不符合贝克原意的。贝克在后来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了“自反”不是“反思”。贝克指出，这个概念并不是（如其形容词reflexive所暗示的那样）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我所说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自反性'并不是指对现代性的反思、自我相关性和现代性的自我指涉性，也不是指经典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自我辩护或自我批评；相反（首先），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角，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看不见的，因此没有反思。”现代性的反思理论可以表述为：社会越是现代化，主体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状况的反思能力并能据此改变社会状况，而现代性的自反理论可以表述为：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

我们可以通过同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化”相比较来更好地理解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反思（reflection）作为一个笛卡尔怀疑主义的术语，表征的是一种克服各种非理性因素，追求自知和确定性的理性力量。可以说自启蒙主义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现代化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的reflexive modernity可以理解为“反思性现代性”。吉登斯将“激进现代化”、“反思性现代化”和“后传统社会”联系起来，并从“后传统社会”的角度对“反思性现代化”进行了描述和探讨。他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同时也是“后传统社会”。由于传统的终结，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强迫性、自主选择、自然的消失和破坏、终极权威的消失、不稳定和高风险等等。吉登斯是将现代性放在传统的坐标系中，以此来反思现代性的后果，所以，他将反思现代性定义为“对进行中的社会生活的监控性”。多德认为，“对于吉登斯来说，反思性包含着对日常社会实践中知识的占用和再生产。因而知识是社会行动的资源，而同时又改变着它的特点。对于贝克来说，反思性（即自反性? ?引者注）包含着我们知识中的断层，他称此为无知觉。”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或者说，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自反性”的结果。贝克将现代性分为前现代性、简单现代性和自反性现代性，工业社会与简单现代性相对，而风险社会则与自反性现代性相对。从时间上看，风险社会或自反性现代化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社会景观。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为，这中“自信”被贝克描绘成为“关于进步的共识或生态影响及危险的抽象化”。风险社会的到来是必然的，它不是政治争论中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负面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的延续性中。这些负面的影响和威胁在暗中积累，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在简单现代化阶段对工具合理性的信仰、对线性进步观的自信遮蔽了其根基处的威胁和负面影响，由此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所以，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自反”其自身的结果，或者说，风险社会本身就是现代化“自反性”的表现。

“自反性现代化”的各种表现在《风险社会》中得到详细的探讨。从科技到政治，从日常生活到全球生态，无不具有风险的特征。下面，我们拟从风险社会的各种表现入手探讨现代化的“自反性”，并以此促进对“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解，从而也更好地证明我们的观点：“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自反性现代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纬度。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风险社会是“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纬度。

贝克认为，工业社会是由财富生产逻辑主导的社会，它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而在现代性进程中，生产力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生产而增长。风险是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后果，在政治上具有“自发性”。在其后期著作《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中，他明确地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系统地产生了影响和自我威胁，但这些影响和威胁尚未成为大众问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而第二阶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质言之，工业社会的财富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生产。瑞泽尔也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的风险是被财富这个肇始者制造出来的。具体地说，正是工业以及它的片面效果给社会和世界（作为全球化的结果）造成了一系列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在工业社会财富生产“合法的”外衣下系统、无意识地产生了风险和威胁，而这些风险和威胁反过来又削弱了工业社会的基础。因此，可以说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自反性”的一个结果。

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也被翻译成个性化——是风险社会的另一个纬度。贝克指出，个体化进程在理论上被概念化为自反性的产物，在其中，福利国家所保护的现代化进程使那些构建进工业社会的生活解传统化。也就是说，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它曾经保护的对象——比如，社会阶级、核心家庭、男女角色、社会身份等等——瓦解了，以工业社会的形式获得

认可的现代性规则在这种形式中被制度性地消解了。例如，福利国家所保护的劳动市场的普遍化，消解了阶级社会和核心家庭的社会基础。在劳动市场上，个人不得不自己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承担选择的风险后果。贝克分析了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纬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纬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纬度）。”个体化是从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规则中“抽离”出来的，这些规则恰恰是工业社会所认可和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说个体化是工业社会对自身完满的扬弃。可以看出，个体化也是工业社会“自反性”的结果。

个体化也表现在科技和政治中。科技是工业社会的神话，科技进步直接推动了工业社会的发展。科技进步有赖于对专家的信任，每一项科技发明，无论其对社会是福音还是灾难，专家是惟一的阐释者。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神话被打破了。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政治和非政治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亚政治（sub-politics）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和亚政治的区别表现在：“首先，政治体系和法团主义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现在社会设计的舞台上（这个群体包括职业团体和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和管理阶层中的技术知识界，熟练工人、公民主动权、公共领域等）。其次，不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以与后者相互竞争，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不同于政治自上而下构造社会，亚政治是自下而上塑形社会。也就是说，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个体、公共领域等成了政治的重要力量。同科学一样，贝克指出，不是政治失败而是其成功引致了国家干预力量的丧失和政治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这也是一个“自反性”过程。

风险生产逻辑和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两个重要的纬度，这两个纬度都体现了“自反性现代化”的特征。现代化已经走上了“自反”的道路，承受风险的命运是人类无法逃逸的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或正在走向世界末日。那么，出路在哪里呢?这是贝克和吉登斯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似乎他们都走向了哈贝马斯——营造一个“公共领域”。

在贝克看来，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工业社会的政治基于两个假设：其一，在阶级社会中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平等给了福利国家扩张的意义和推动力；其二，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水平既没有超出政治的控制范围，也没有取消工业社会的合法化基础。正是这两个假设成了“自反性现代化”的重要动因。因此，必须从科学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解决“自反”的困境。科学上，贝克呼吁科学理性，提倡“科学理性教育学”，主张为科学技术立法，开展生态农业，进行第二次“生态启蒙”，保持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性，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自我批评机制。为真正营造一个公共领域，必须彻底破除全球主义（globalism）意识形态，转向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视角，进行自我批判，甚至在自身的机制框架中进行自我调整。学会在多样性中生活，保持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对话。

“自反性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诊断模式，超越了“后学”无休止的争论。无论这种诊断对现代性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现实作用，它引出的如下两个观念，无论如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1）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完全去神秘化，如果只重视其引导社会进步的逻辑而忽略其对社会生活的构造作用和负面影响，不对其加以积极的控制和约束，就无法改变其是现代社会充满生存性风险和生活性风险的始作俑者的地位。

审美现代性是一个“自反性”的过程。审美在现代性进程中曾经被赋予崇高的使命，一方面，它是启蒙的重要手段之一（审美启蒙），为现代性进程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抵制现代性后果的乌托邦（审美救赎），成了现代性的避难所。如同启蒙现代性否定辩证法一样，审美现代性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无论是审美启蒙还是审美救赎，审美都有功能性的积极意义，但是，后现代的反审美则完成了与审美现代性的功能性决裂。

正是对神学的“去魅”，现代性才获得了时间和空间。而当代的“去魅”却没有这种确定的价值指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根本的不同。解构主义明确地指向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因而是一场有目的的价值颠覆。而后现代主义虽然看似有“去中心”的追求，但这种“去中心”却没有价值先导，只是后工业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自然表现。因此，后现代社会的“去中心”是现代社会强化中心的“自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