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评论界喜欢就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的问题发表议论，这一议题本身隐设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流行的官场小说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对这一前提，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目前那些优秀的官场小说刻意展现的乃是中国的官场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官场文化不能等同政治文化，官场小说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区分这一点对于如何给官场小说以文学史的定位，意义重要。在此我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一点粗浅的看法。

人们常常说中国是个政治话语特别旺盛的国度，政治文化特别发达。我认为这话有道理，但也不尽然。说其有道理，是因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几乎没有几个不是胸怀大志的，他们无论穷通偃达，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以载道，学以致用，此外便是枝节末流，甚至《红楼梦》这样的纯情小说也能被那些著名的学者诠释成“政治小说”。说其不尽然，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绵延使得中国的政治极其诡秘，皇帝的圣旨就是最高法律，皇帝的好恶就是政治的晴雨表，甚至皇帝的龙体安否就是大大小小官员的命运。中国的孔子讲仁政，这是政治的最高理想，但梁启超曾经质疑过此理想的作用，因为言仁政者，只言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其必如是。而政治学就是讨论这种术的学问，政治文化应该就是从这种术引申开来的文化。所以严格的说来，中国其实并没有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十分流行的政治学这门学问。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无论哪一级的官员必须学会应对好自己的上司，才能够适者生存和发展，因而中国社会真正发达的不是政治文化，而是官场逢迎术，是官场厚黑学。

因此，尽管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文化好像无孔不入，渗透在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但是从窄义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史上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政治小说，这一点，早在20世纪开端，梁启超就曾经尖锐地指出过，西方有政治小说，中国没有，所以他不仅译印欧洲的政治小说供给国人模仿，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来写政治小说。但启蒙者的立场和思想界先驱的心性使他将政治小说写成了观念的传声筒。无论是他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蔡元培的《新年梦》，都是只有政治观念而无小说艺术，所以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小说行之不远，影响不大，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想望的一新中国政治的目标，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政治小说几乎没有谁能逃脱意识形态的牵引，这似乎是政治小说的必然的命运，无论中西，概莫能外。因为有史以来政治就是团体的政治，派别的政治，阶级的政治，但中国和西方文学之间的不同就在于，西方任何时候总会有一些文学家像雨果一样把自己看成全人类的良心，自觉地超越一切的团体派别立场，以自己对政治的理解来诠释重大的政治事件，来评判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解说复杂的政治因果，从而为世界文学历史留下政治小说这一遗产。而中国作家历来不太相信普遍人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家更愿意把自己投入到团体派别之中以获得一种集体的荣誉感和归依感，尤其愿意将自己当作下层阶级的代言人，这是中国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团体的政治、派别的政治，阶级的政治总是有所昌扬也有所避讳的，而且团体派别的政治目标必然有其阶段性与时效性，作家们如果试图以团体派别的立场来进入团体、阶级政治的文学表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文学的永恒性与时效性的悖论中无以自拔。这样，20世纪将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从来不缺乏重大的政治事件，20世纪将近一百年的中国文学中也从来不缺乏政治观念，但中国现代文学就连梁启超式的政治小说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所以，不少评论家在谈及近年来流行的官场小说时，喜欢冠之以政治文化的概念，认为官场小说的一个功绩是展示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暧昧性。对此，我持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政治文化和官场文化是不一样的，所谓政治应该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人民，一个是治者，一个是被治者。这两个主体都各有自己的权利与约束，所谓政治文化就是这两个主体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权利和约束的博弈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微妙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呈现出的社会心态和个人无意识。而官场文化则只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官吏也就是所谓的治者。所以，目前流行的官场小说确实有不少作品写文化、写心态入木三分，曲尽其致，但这些成功的作品揭示的只是官场文化而已，那些逢迎术，厚黑学和官场上你争我夺的小伎俩与真正的政治文化无关，也没有提升到政治文化的层次。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因为目前似乎还不是写作政治文化的时代，一方面，这个时代是商品的时代，社会的中心意识是消费意识，一切的文化产品都在争先恐后地转化成为商品，政治文化也无可避免。商品的属性决定了此类写作为了照顾消费市场，为了照顾产品输出，往往有政治就没有文化，或者是做出来的假文化，有文化就没有政治，或者是些无关痛痒的政治。另一方面，虽然作者和读者似乎都好谈政治文化，但对政治文化的精义所在似乎不甚了然，很多的人甚至直接就把政治等同于官场，就把政治文化等同于官场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当人们乐于将政治文化当作一种商品来消费，当人们仍然将政治同官场、政治文化同官场文化混为一谈时，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小说是无法期待的。

当然，将官场文化与政治文化区分开来，也不是要低估这些年来官场小说的流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其实，虽然批判官场是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主题，但真正将官场作为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这种官场小说的历史在中国不算久远，20世纪初期李伯元等可谓始作俑者，那时的官场小说写官场笑话、写官场贪腐、写官僚的恶劣品质，既骂贪官也骂清官，把官场骂得一无是处，但官场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名声不是太好，就因为其政治上的义愤往往大于其艺术上的感觉，刻画人物大多是类型形象，讽刺则流于漫画，描写也失之粗率。相形之下，九十年代末以来突然大行其道的官场小说在艺术感觉上已经大有进步。当前的官场小说创作形象鲜明，笔致细腻，注重文化心理发掘，大视野，小格局，精雕细刻，通过人性刻画来写官场，小说中贯穿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和人格分裂游走的叙事模式，这也是官场小说的魅力所在，在文学史上有所开拓。

如果整体来看这百年来官场小说的写作，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三种层次的境界，第一是反观的层次，《官场现形记》等属于这类层次，这类小说的作者大多是从官场出来，回头再看官场之丑恶形态，有感而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只注意官场之形态，而看不到官场背后的文化无意识，其高者能够秉持公心，指责时弊，其下者则沦为黑幕，影射。第二是反思的层次，这一层次的作者能够扣住官场文化的细节，从细节中深刻挖掘政治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官场文化、官场人格和官场规则进行讽刺与批判。这种批判是有其理论武器的，即现代民主、平等等现代观念，政治人格的分裂、理想人格和腐化人格的对立是比较清晰的，如《国画》、《沧浪之水》等等乃是这一层次中的优秀之作。第三是反讽的层次，这一层次对官场的讽刺与批判乃是整体的否定，本质的否定，自我的否定。这种否定甚至不需要理想的参照，官场自己否定自己。在正常中显示荒诞，在实有中呈现虚无。如王跃文《苍黄》中设置的那幅具有象征意味的画，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又如肖仁福《仕途》中小说对于米春来和陆秋生这一对死对头在退休后相互怜惜相互感激的心态的描写是小说对官场人物心理百态的一种独出心裁的发现。两人还是政治搭档的时候，为了大家都想望的前进那一步，你防我，我防你，你拖我的后腿，我告你的刁状。双方在位时各自算尽机关，水火不容，一旦退休才顿时省悟到蜗牛角上，所争何事，付出的越多，浪费的越大，一切原来不过是过眼烟云。好在他们毕竟还是在一辈子的相斗中找出了一条堂而皇之的意义：正是因为他们两个相互之间的紧盯紧防，使得两人没有机会腐败，虽然到头来官职不高，但能安全着陆，终成正果，比起那些风云一时却一朝锒铛入狱的同僚来说，也算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这种心理自慰虽然颇有点悲凉，却曲尽了官场争斗的无奈和无聊。付出之大与收获之小、生命之重与意义之轻的强烈对比，恰恰是对他们一生的劳累与辛勤的极大反讽。可惜的是，这一境界目前还很难看到具有完整主题呈现的代表性作品，只是能在一些比较优秀的近期作品中看到一些端倪，看到作者对这种境界的悟性。这三种境界互辅互成，也许是因为第二种境界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对官场的反思性批判还没有真正贯彻到底，而第三种境界也就不免成为空中楼阁。

为什么对官场文化的反思性批判还没有真正地贯彻到底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作家主体意识的角度看，我认为作家对读者市场的自觉顺从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种顺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官本位传统观念正在突破五四以来民主、平等等现代文化精神的封存，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当代国民的普遍心态是喜欢骂官，但更喜欢为官，因而对官场的游戏规则、官场的升降浮沉乃至官场的逸闻趣事都充满着兴趣。官场小说作者不能不照顾这种市场需求，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就滑向了昆德拉所批判的媚俗倾向。为了满足读者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好奇心，不少作者言说欲望过于强烈，喜欢对官场规则说三道四，只要有机会就不放过。喜欢说明，津津乐道，失去含蓄，即使从传统现实主义原则来看，也是艺术精神的一种削弱。二是官场小说的读者大多是惰性读者，趣味稳定，观念保守，对市场原则的顺从使得官场小说总体说来在艺术形式上趋于保守，市场第一原则限制或者说压抑住了官场小说的艺术探索性。在小说艺术中，形式上的探索与思想上的探索其实是不可分的，它们都需要作者主体对创新性的一种强烈的内在生命冲动。艺术探索的生命力的弱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艺术创新性的贫乏，而且给作家带来了思想的惰性。官场小说享受着读者市场的巨大福祉，它没有理由远离自己的读者而去，但官场小说如果不能向自己的读者市场挑战，它就永远不过是官场小说而已。

一百年前，梁启超之所以译印欧洲政治小说而且自做政治小说，是因为他相信美英德法奥意日本等国政界之日进，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自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其国民，无论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还是车夫马卒、妇女童孺，莫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由于政治是政府和人民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而官场只是官僚的升降浮沉之所，政治文化是民性文化，是民众做为主体的文化，而官场文化是一种权力文化，民众或者是权力的觊觎者，或者是权力运作的窥视者，因而，政治小说虽然有人大力提倡但始终未能真正蔚成风气，而官场文化与官场小说却成为时尚大为流行，这肯定不是国民之福，也不是文化之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政治生活的介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正在日益走向阳光化。与官场文化相对立的公民意识的确立、公共空间的形成，不仅在呼唤着公共政治热情的回归，消解着官本位的国民集体无意识，而且也会弱化官场文化的神秘性，从而逐渐清除官场小说赖以流传的市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