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评委、英国女演员梯尔达·斯文顿对《红高粱》的评语是：“这是我多年来看到的唯一称得上是电影的影片。”这句话就足以说明《红高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了。随后该影片在中国观众中引起反响的强烈、讨论时间之长，实为我国电影史上所罕见。《红高粱》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电影美学观念和审美要求的产生，不管是在叙述方式、摄影造型，还是在电影语言、声音画面的结合与表现等方面都是电影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突破，证明了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能够与世界电影直接对话。

按张艺谋自己的话来说，《红高粱》旨在赞美生命：“我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活得不扭曲，没有那么多的道德、礼教的束缚，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生命本应该是壮丽的，生得壮丽，死得壮丽，那叫真畅快，那叫真风流。”影片就是通过创新的色彩、画面造型、电影语言、摄影造型、声音等多方面将这一主题完满地表达出来。

电影符号学理论认为，电影是包含着多元的准语言运作，如摄影机移动、灯光等都是电影不可缺少的传达信息的符码。符码是在特别的电影中代表着一般符码的特殊使用，《红高粱》的色彩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很大冲击，影片中带夸张的、蕴涵丰富的色彩可以看作是色彩的次符码。鲜艳的红色是《红高粱》的主色调，从开场“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衣服，到酿出的热气腾腾的红高粱酒，结尾时“我奶奶”死后的鲜血，夕阳下的高粱等场面，红色格调一贯到底。这种色彩很好地表达了对生命自由、舒展的赞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的一面，寄托着对生命的深情礼赞。

在电影语言方面，张艺谋电影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扩大电影语言的张力空间，从而激活了观众的审美心理，也激活了电影本身。影片中的红高粱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完美表现，而且是活生生的生命载体，通过它有力地传达了“我爷爷”、“我奶奶”旺盛的生命。同时，感性的红高粱成电影语言中强有力的音符，被赋予了人的性灵。当“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时”，红高粱欢快地，肆意地跳跃，化成一片精灵之海，仿佛为他们的炽热的爱折腰，顶礼膜拜；当“我爷爷”对“我奶奶”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时，红高粱舒展地舞动，轻柔飘逸，仿佛猜透了他们俩的心思；当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屠杀民众，“剥人皮”示众时，红高粱顿时显得悲愤、凝重，仿佛竖起爱之旗，恨之剑。画面造型上，《红高粱》体现出较新的造型意识，表现不可阻挡的生命活力与民族精神，令人振奋不已。它更像是中国的写意画，泼墨挥洒，夸张而传神地表现民族传奇的神秘色彩，营造一种虚玄气氛。例如，画面上厚实的黄土地、残缺的拱门、夕阳中的酒旗、九儿死后的“日全食”，都烘托了神秘意味，荒原人们粗豪朴拙的气质。

每部影片都是由很多单独的片段结合而成的，片段有长有短，长的镜头一般都是影片中重要意义表达的地方。《红高粱》中的几个镜头，如颠轿、劫道、野合、闯土匪窝、祭酒神等都长达五、六分钟以上，导演在这里尽情挥洒，大做文章。“颠轿”这一场戏足足有十分钟，“我爷爷”和粗壮汉子们生命勃发，无拘无束，痛快地通过“颠”来自娱取乐。他们个个光着脊梁，强健的腿忽左扭，忽右拐，忽而进，忽而退，轿杠从左肩忽地甩到右肩，动作是那样默契浑成，直到把轿子颠成了浪中的一叶扁舟，风中飞舞的一只蝴蝶！高高低低的黄土地上，飞起滚滚的尘土，夹着他们粗犷、豪迈的歌声，浑然一体，展示了他们的质朴、狂放，我们不由得深受感染。“野合”这场戏是极富代表性的一幕，“我爷爷”用强健的腿把红高粱猛睬猛踏，劈劈拍拍，煞是有情。红高粱服服贴贴地倒在，铺成了一个圆形的“祭坛”，热泪盈眶的“我奶奶”仰天躺在上面，摆成一个“大”字，“我爷爷”双膝跪地，向她磕头。阳光喷射出生命之火，把红高粱打扮得如金似玉，通体透亮，像“我奶奶”洁白纯净的身子。红高粱在风中狂舞不已，唢呐声高亢激昂，“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绿海里耕云播雨。这是一个性爱仪式场面，传达了带着原始与健全、野性与灵性、圣洁与蓬勃的生命意志。

声音作为电影符号学关注的对象，在《红高粱》中的体现突出，整部影片就用了唢呐和中国大鼓这两件民族乐器。开幕后迎亲一场，红红的画面色彩，配上高亢的唢呐声，热闹的气氛一下就调动起来；“野合”一场，唢呐吹得像高粱地里痛快的呐喊，礼赞这对天生的奇女子与伟丈夫；打仗一场，画面上“我奶奶”慢慢地到地，“我爷爷”怀着满腔怒火抱着土雷冲出高粱地，唢呐声变得悲壮、激昂。乐器的精练使用是该影片的一大特色。另外，很多地方突出清唱，这些歌儿都不是专业的歌星演唱的，都是演员扯开嗓子吼成的，直接把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灌进观众的耳朵。例如，“我爷爷”为“我奶奶”唱“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在他的清脆的嗓音里发出了对生命神秘的思考。影片中还有两处大伙唱《酒神曲》，前一次是酿出酒后面对着杜康像祭酒神，“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唱出了粗壮汗们的自豪，对劳动本身的礼赞；“上下通气不咳嗽”唱出了生命的通脱，坦荡与自然；“一人敢走青刹口”唱出了粗壮汗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见了皇帝不磕头”唱出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后一次是祭奠罗汉大爷，同样的歌变得悲壮，唱出了他们众志成城为同胞报仇的决心。

除了这些与画面协调的声音外，《红高粱》中“我”的旁白（画外音）作为一种视觉听障（观众能听到却看不到从哪里传来的声音）运用得很巧妙，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声音贯穿了整部电影，告诉了观众整个剧情：那年我奶奶19岁，被一头骡子作为聘礼，嫁给十八里坡烧酒作坊掌柜，50多岁的麻风病人李大头。新婚三天后，曾外祖父把我奶奶接回家，行至青杀口的高粱地。我奶奶被突然窜出的蒙面人抢入高粱地，那一回，这位我奶奶出嫁时抬轿的轿把式成了我爷爷。等我奶奶回到李家，李大头不知被谁给杀了。奶奶留下伙计，在九月初九那天开始酿酒。我爷爷一言不发，对着酿好的几篓酒缸撒尿，没有想到成了最好的酒，奶奶给它取名“十八里红”。我爹九岁那年，日本鬼子打到青杀口，他们残暴地将抗日土匪三炮和罗汉大爷杀死，剥皮……，据说，罗汉大爷参加了共产党。我爷爷，我爹，众伙计为了报仇，在青纱帐设伏炸日本人的汽车。第二天，我奶奶挑着酒肉往高粱地送饭，被日本人打死。我爷爷抱起土雷往前冲，火光、硝烟顿时遮满了天空。夕阳只剩下一抹血红挂在空旷的天空。我奶奶平静地躺在地上，苍白的脸上凝固着美丽的笑容。第一人称叙事声音的运用，还起到连系全片的作用，很多影片中省略的地方，都由画外音叙述一带而过，如九儿的出嫁、李大头被杀、罗汉大爷的出走、日本人的到来等，这种客观叙述与画面的激情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某种离间的效果。

可以说，《红高粱》的成功是中国电影“电影化”这一历史性革命中的里程碑。它在继承《黄土地》和《黑炮事件》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极具发泄与煽动功能的情感氛围，显示了当时处于茫然境遇中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红高粱》无论是在拍摄技巧、造型艺术、电影发展史上，还是在诱发人们的思考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