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革命的主角是“虚构和形式”问题，那么，90年代以来的主角则摇身变为“经验和内容”，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先锋性与探索性也相应地被富有趣味性和煽情性的经验书写所取代。生活经验的审美化、仪式化和艺术化，抹平了日常生活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线，以至于人们宣称，最好的小说不在文学期刊中，而在素以真实客观著称的《南方周末》这类报纸的深度新闻报道之中。（1）“对语言艺术的信任的退潮感”（2）已经把文学从艺术的天堂逼仄到世俗生活的地平线，“真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同样的生活和经验正在被不同的写作者重复摹写，“先锋”、“寻根”、“新写实”等以“美学思潮”相区隔的文学创作群，正在被“60年代”、“70年代”“80后”等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代际”划分所取代，生动摹写“生活经验”的故事成为作家们认同和表达的第一要义。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愿景，给予禁锢初开的中国文化界以致命的影响，我们对生活和未来的想象已经被一套貌似先验的、成功的“西方范式”宰制。在强势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社会物化生活咄咄逼人的胁迫下，中国文学的创作资源、精神取向、审美趣味日渐单一和贫乏，好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必然要作一个精神上的跟从者和学习者，无形的“牢笼”和“铁幕”正囚禁和改造着作家的精神向度、价值立场和审美想象力；当代文学刚刚挣脱了“以政治定调”的怪圈和歧途，却又旋即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奴化写作”的泥淖。而这样的现代化想象，正如布迪厄所言的符号权力，通过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双重作用，实现了对其他丰富的、“另类”想象的压制和遮蔽。比如，近年来“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学术’论文）都汇入了鼓吹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的潮流。”似乎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的生活和乡村大地，与我们正在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现代生活和快速对接的全球化进程不合时宜。“专业主义”导致的“冷漠美学”让“底层人民的故事”很难进入书写者的视野，整个世界“内化”或“缩小”为个人的生活故事。

我们丧失了多样的想象力，也就无法把散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有价值的经验碎片，通过强大的想象力，整合和内化为自己的生活和体验的一部分。而真实和现实意义上的自我经验与表现又只能是一次性的，多次表现就会陷入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文学必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即使作家们为了摆脱这种无意义的重复，而刻意去寻找现实人生中难以体验的苦难，诸如乱伦、自虐等有违普遍性日常认识的畸形化生活，进而在肮脏的苦难中制造酷似独一无二的真实举动，也由于畸形的“真实”过分倚赖有限的，甚至价值向度的渐行而下，生活资源的贫乏，生活方式的单调和无聊，底层生活的苦难和现实的不公与不义，并没有激发他们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批判，反而沉迷其中，逐渐丧失了体验和把握生活的能力，沉湎于过往的历史和毫无希望的生活图景当中，像虫豸一般寄生和享乐。“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而所谓的个人化日常生活无非是没完没了的男女纠葛，从情感到肉体，从卧室到酒吧，从自闭症到纵欲狂；这是后殖民的生活与文化方式，而决不是人民大众的生活。而不同的作者和作品只不过是文学叙述的语风和腔调不同而已，如果我们将不同作者的名字掩住，很难辨认出作者的不同，个人化小说悖谬性地陷入了令人沮丧的“群似化”结局。

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文学就普遍存在使用“他人的话语讲述所谓自己的故事”的弊症，而温室里成长的“80后作家们”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波澜和故事，他们只是行走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腔调一致地复述道听途说的故事。在《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中集体亮相的73位“80后”写手，几乎囊括了除郭敬明和韩寒之外当今文坛所有活跃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被评论界称为“对文学和思想有独立思考和见解的实力派作家”，最有资格作为中国作家的接班人和候选人。然而，除了李傻傻等少数异类之外，以青春叛逆的生活表现所谓“个性”几乎成为唯一的主题。正如齐美尔在论述“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中指出：大都市“把所有的活动与各种相互关系统合在一种稳定的和非个人化的时间表中”，使生活形式“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而“货币齐一了所有人的本质”。都市消费主义造成文学的类型化和快餐化，资本以最快的速度为所谓有“个性”的青年树立招牌。前卫作家春树上了美国《时代》亚洲版的封面，实力派作家李傻傻也登上美国《时代》全球版，郭敬明攀上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榜。中国的“80后”以青春、叛逆、时尚和假冒的另类刺激了当下文坛，就这样火起来了！然而，他们的生活阅历、审美想象、写作策略、知识结构和书写资源的虚弱却无法支撑起他们军备竞赛般的出书速度，因而陷入“用他人的话语，腔调一致地重述流行故事”的话语圈套也就在所难免了。在习惯以“代”分类的中国文坛，尽管更新换代正以加速度进行，“60年代”、“70年代”、“80后”，甚至“90后”，但是，如此的复制书写，精神资源和审美诉求却丝毫没有质的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代作品的思想和境界正以“自由落体”的姿态，毫无节制地从精神和想象的云端跌落到地平线，甚至由于失重的惯性作用力而堕入“地下”，成为专注“下半身”的追求畅销和利润的“地下出版物”，从而导致了整个文学界“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哀。

当下，热热闹闹的文坛进行代际的疏离和造反，追逐知识和话语霸权，主流话语权威对异己话语的敌视和封杀，使诸多合法性和丰富性被搁置，导致我们的文学宛如孪生的兄弟姐妹，在一个共同“精神之父”的规训下，完成了自我同一性的成功建构。正如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所言：“只有在成为中心的群体认同语境中，自我认同才能完成。”而每个人都貌似独立，貌似自由，实际上同样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所使用的话语恰恰是马尔库塞所谓的“被全面管理的语言。”正如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在研究福柯的《性的历史》时所言“：语言是权力和压抑的根源。……人们的心理能量不是由外力控制的，而是储存在语言的行为中，并受其控制的，人们正是通过语言的实践，使自己产生压抑，使自己的主观得到改造。”所以，不只是流行的“80后”作家，连同我们全部都在浑然不觉中堕入意识形态的话语圈套中，说的越多，离本我越远。我们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精神想象力、世界的丰富性和审美的感知力，完成了自我的规训和监禁。

既然现实生活能够提供的写作素材如此单调，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助读书获取经验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现实经验限制了人的自由时，人们就会从读书中寻求“架空性”的经验，以此拯救现实中趋于停滞和麻痹的想象力。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架空性”与当下现实的碰撞并未在当代作家笔下擦出艺术的火花。我们当今文坛涌现了一大批卡夫卡、博尔赫斯的追随者和复制品，却难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名家名作。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只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学的简单重复，而失去了介入中国现实，对现实发言和拷问的能力。那些毫无社会批判意识的哲学玄思和故作玄虚的现代技巧卖弄，打着追求西方现代主义理想以及表达文学纯粹性的理念和实践的招牌，成为逃避社会现实，遁入艺术想象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乌托邦。

而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立的所谓“民间写作”，也并没有表现出民间自身的生活逻辑、价值原则和自由自在的原始审美生命力，反而在粗鄙中变得丑陋和乏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生活表象的展示，甚至是赤裸裸的野蛮展览，而展示和展览绝不是文学。近年来，在内涵丰富的“底层”、“民间”面前，作家们尽管极度热衷于制造“象征性良心作品”，但却总显得空洞隔膜，不得不经常用“个别”代表“一般”，用“现象”代替是虚假的经验，反而遮蔽和伤害了文学走向广阔和崇高的意义。

我们的作家要么在“文学真实”的名义下漠视“生活真实”，要么在炮制“生活真实”的幌子下将“文学真实”狭隘化、庸俗化。创作主体精神和人格的孱弱，已经没有多少当代作家能够真正触及现实的肯綮和痛楚，文学更多的是一种遁逃和表演。我们的文学走进了“机械复制”的时代，如出一辙的所谓“自传体小说”，沉溺于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一种对于公共生活不由自主的回避，陶醉于欲望的暂时满足和虚拟空间的想象与好奇，夜幕下的酒吧间和迪厅里上演的激情游戏和小资趣味，在极大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现实生活的生存本相，抹煞了一代人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想象，矮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文学与肮脏的现实欲望合谋，甚至被宰制，沦为一种可耻的附庸和随从。“本质”，或以平淡、平庸和低俗的苦难描写过分渲染不幸，或凭空杜撰出一曲乡恋的诗情画意，来皮相地表现“沉默的大多数”，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已经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

因此，不管是“个人化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其实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丧失了生活和艺术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丰富自在的审美想象力，丧失了对流行思想的思考和判断，最终造就了一群毫无思想和创造力的“乌合之众”。正如周小仪所言：“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的资本化这两个在表面上似乎完全不相干的社会过程，以‘代理审美’的方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资本世界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位置，填补了我们作为主体的空白，并慷慨地为我们留下美感。”

当然，不能否认当下文坛也有许多作家想写出不朽的经典，但是又缺乏逾越雷池的胆量。我们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义、思潮、流派、手法中画地为牢，对文学理解缺乏与时俱进的变化，以至于所有的作家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福柯所描述的“圆形监狱”：大家相互监视，谁也不敢越轨，而一些老朽的所谓权威批评家更是充当了非常称职的“狱警”，拥有呵护文学不受异端侵犯的天赋人权，文学和生活一样枯燥、单调、墨守成规，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作家们自觉的自我监视成了内心的需要。

文学要摆脱这种想象力和话语单一化的梦魇，就需要具有穿透被遮蔽的现实、被固化的生活、被扭曲的审美、被低俗的趣味、被否定的价值、被泯灭的精神的能力，而且，还要与人类共同寻找和探究未来，把生存的本相和美好的图景展示给日渐麻木和物化的人们！这需要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作家具有一种献身、一种勇气、一种自信、一种姿态、一种关怀。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