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明末的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杰作。其中有许多篇章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为我们研究明代城市文化提供了鲜活而重要的参考。在198篇作品中明确指名故事发生在明代的有68篇（不含“入话”）（方志远先生在《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一书中统计为69篇，似不够确切，因《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指明故事发生于元朝），其中《喻世明言》6篇、《警世通言》10篇、《醒世恒言》13篇，《拍案惊奇》18篇、《二刻拍案惊奇》21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越是后出的集子，表现当代社会题材的作品越多。这些作品中涉及到了明代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其中就包含他们的服饰。

一、商人服饰

在这些美衣新服的追逐者中，商人首当其冲。追求服饰时髦、新奇，必须以金钱作为基础，只有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充分满足自己的服饰休闲需求，因此腰缠万贯的商人便成了服饰风尚的领跑者。商人内心有一种对传统“四民之末”自卑感的反动，因此喜欢通过服饰的华美、昂贵、新潮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正如凡伯伦指出的那样：“同任何其它消费类型比较，在服装上为了夸耀而进行的花费，情况总是格外显著，风气也总是格外普遍。一切阶级在服装上的消费，大部分总是为了外表的体面，而不是为了御寒保暖，这种极其平凡的情况是没有人会否认的。”比如“富埒吴中”的巨商张冲，每有一衣制成，其款式便成为市民争相模仿的对象。又比如远在四川建昌的木商，在深山大林中一住就是十几年，“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在明代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商人财富上的富有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形象，注重自己衣着服饰。

《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新婚不久王三巧一天在楼上向外张望，盼着丈夫回来，碰巧徽商陈大郎从远处走来，“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騌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导致三巧把陈大郎误认为是蒋兴哥，才引出后来的许多悲欢离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样的百柱騌帽、湖纱道袍是当时商人间流行的服饰，这些服饰并不是普通市民消费得起的。蒋兴哥家在湖广襄阳府，在广东做生意；陈大郎家住安徽新安县，来襄阳籴米豆，但平时穿着的衣服都是苏样服饰，由此可见苏州在服饰休闲时尚方面的影响力。

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引领着全国城市休闲时尚的潮流，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苏样”和“苏意”，凡服装样式新鲜，离奇，一概称之为“苏样”；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苏样”侧重服装的时尚与新奇，《崇祯宫词》云：“退红蘸碧轻逾艳，远黛飞霞淡自真。就里细参苏样好，内家装束一时新”，诗后注：“后籍苏州，田贵妃居扬州，皆习江南服饰，谓之苏样。”苏样的影响力上至皇帝贵妃下至普通市民，遍及大江南北，可谓无处不在，各色人物对苏样服饰趋之若鹜。《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写道：“苏州新兴百柱帽，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南园侧东道堂白云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顶，以备出去游耍，好装俗家。”就连道士都禁不住苏样的诱惑，打算在出游时，戴上风光一把，只可惜后来被神偷懒龙偷走，让他们出了丑。

《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徽商吴朝奉“头带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密腊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若非宋玉墙边过，定是潘安车上来”。从吴朝奉的服饰描写中，我们能够看出，从头到脚，服装面料、款式、颜色都非常精致讲究。

二、富家子弟服饰

除了商人之外，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花钱如流水的富家子弟当然不甘落后。

《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浙江杭州府的张荩，积祖是大富之家。春日一天，携两个名妓，又约了一般几个子弟，要去西湖游玩。“自己打扮起来，头戴一顶时样绉纱巾，身穿着银红吴绫道袍，里边绣花白绫袄儿，脚下白绫袜、大红鞋，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张荩的服装从面料看都是高档的绫制成，价格不菲；从颜色上看有白、红等，颜色非常鲜艳，反差很大，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富家子弟颜俊：“虽则丑陋，最好妆扮，穿红着绿，低声强笑，自己以为美。”看上高公的女儿，便让表弟穷秀才钱青代替他相亲。“次日，颜俊早起，便到书房中，唤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绫罗绸绢时新花样的翠颜色，时常用龙涎庆真饼熏得扑鼻之香，交付钱青行时更换，下面净袜丝鞋，只有头巾不对，即时与他折了一顶新的。”颜俊光面料考究的衣服就有一皮箱，而且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颜色非常鲜艳，并且还用香料熏出扑鼻的香味，真是讲究之极。

从张荩和颜俊的服饰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男子服饰女性化的倾向，这种现象被明人称之为“服妖”。当时有一位叫李乐的闲居官员，一次进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脸涂白粉、胭脂，身穿大红大紫的衣服，如同艳丽的妇人，不禁大惊失色。回家后，老先生感慨万千，做诗一首，聊表感慨。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人们久已压抑的服饰审美欲求，一旦得到张扬和释放，必然会显现的非常极端和惊世骇俗。

在有钱人对服饰的引领和倡导下，社会上掀起一股奢侈之风，即使是生活不太富裕的普通百姓之家也要刻意打扮，装点门面。《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苏州昆山县，靠着祖遗田地，收些租课为活的宋敦生活不算富裕，但为了去庙里烧香，还是特意穿了一件新联就的洁白湖绸道袍。确实普通市民在温饱解决的基础上，也开始追求服饰的美化。

三、女性服饰

明中叶后，城市妇女的服饰呈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流行态势。顾起元对南京的妇女服饰变化有如下记载：留都妇女衣饰，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然变易既多，措办弥广，人家物力，大半销耗，……可见明中期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服饰无论从款式、颜色还是流行时间上，变化都是非常快的，妇女为了追求服饰的美观与时髦不惜花费重资。

在这些追逐服饰华美新潮的女性中，妓女引领着服饰时尚的潮流。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载了南京曲院中妓女的衣裳装束：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初破瓜者，谓之梳栊，已成人者，谓为上头，衣饰皆客为之措办。巧样新裁，出于假母，以其余物自取用之。故假母虽年高，亦盛妆艳服，光彩动人。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

从中我们看出当时南曲中的妓女对服饰的审美趣味和服饰的流行时尚，服装的款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妓女总是时装的先行者。妓女之所以引领着服饰的时尚潮流，一是衣饰全部由嫖客措办；二是为了迎合客人的审美需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王景隆在北京教坊司花掉了三万两银子，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为玉堂春、鸨子、丫头等购置衣服首饰。《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描写的百宝箱中，绝大部分都是价值连城的饰品，都是嫖客所赠。

杜十娘赎身之后，准备和李甲一起离开行院，与十娘相好的谢月朗、徐素素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钿金钏，瑶簪宝珥，锦袖花裙，鸾带绣履，把杜十娘装扮得焕然一新，备酒作庆贺筵席”。这些描写虽然有些过于程式化，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名妓们服饰的奢华、高贵，这是普通女性不可能穿戴得起的。杜十娘在要离开行院的时候，鸨子说“只是你要去时，即今就去。平时穿戴衣饰之类，毫厘休想”。可见名妓平时服饰之昂贵与时尚。

不只京城名妓追求华美的服饰，地方的妓女同样对新潮服饰情有独钟。《二刻拍案惊奇》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贾鬼闹》中张贡生来到成都，走到青楼市上，“但见艳抹浓妆，倚市门而献笑；穿红着绿，搴帘箔以迎欢”。妓女靓丽的服饰对客人会产生一种视觉上的刺激，容易引起男性的色欲，从而招揽生意。

《玉堂春落难逢夫》中丫头翠红对晋商沈洪说“常言‘姐爱俏，鸨爱钞’”。这句话点破了妓女喜好华贵新潮服饰的心理特点。妓女由于迎来送往、阅人无数的职业特点，他们对于人的本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她们知道在世人眼里自己是卑贱的，因此她们便想通过外表的服饰来显示自己的高贵与不群。

从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明代妇女非常重视妆饰。《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王三巧箱笼里有许多钗、钿、缨络之类首饰。三巧作为商妇，经济上较为富裕，虽然不经常出门，还是对服饰有着一种执著的追求。这固然与女性好美的天性有关，同时也受到明代服饰休闲观念的影响。收藏多种首饰、服装，居家或出门时穿戴，或闲暇时把玩、自我欣赏，确实能给封建社会休闲生活匮乏的女性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愉悦。从三巧收藏的许多首饰和薛婆贩卖的“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来看，明代的首饰无论从做工还是样式上已经非常注重形式的美观和装饰的艳丽，体现出崭新的审美趣味。

除了用金银珠宝作为妆饰外，明代妇女还经常用花作为首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民间妇女把茉莉花“穿为首饰”。《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陆婆以卖花粉的名义来到潘家，陆婆拿出几般新样好花，寿儿接过手来道：“果然做得好！”潘婆见了连声称赞：“真个我幼时只戴得那样粗花儿，不像如今做得这样细巧。”从陆婆和潘婆及寿儿的对话中，我们能推知，陆婆所卖的花并非是真花，而是用各种彩布所作的专供女性妆饰用的假花，做工非常细巧，色彩艳丽，款式多样。而且流行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潘婆、陆婆小时候就戴，只是当时的做工较为粗糙，到了寿儿这一代年轻女子仍然非常喜欢佩戴花饰。后来陆婆去张荩家，“张荩合家那些妇女，把他这些花都抢一个干净，也有现，也有赊，混了一回”。花饰在妇女中的流行，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