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异化的对立面，“归化”是指翻译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透明流畅(transparent，fluent style)的风格，使源语(SL)语言和文化向目的语(TL)语言和文化靠拢，将源语文本承载的语言文化信息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最小化，以便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和接受心理；其结果是源语语言文化特征消失，译文跟目的语的语言文化非常接近，甚至跟目的语作者的作品无法区别。韦努蒂认为，强势的目的语文化(主要是英语)与弱势的源语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是选用这一策略的最主要的原因^[5]。

对外传播英译中对语言形式层面进行“归化”处理是指将英译文和英语比较，按英语的行文表达习惯来处理译文，使得译文中没有有悖于英语表达习惯的所谓新奇表达形式。如果说“异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译语中原本不存在的，对译语来说是异质的成分”^[6]，那么，归化的语言表达形式就是相对于英语来说同质的成分。这种归化处理总是尽可能减少令英语读者感到陌生的异质成分，使英文稿地道通畅，不让英语读者有陌生感，甚至让英语读者像阅读本族语作者写的英文稿件一样没有语言障碍。

这种语言形式的归化处理可以表现在词语、句法、篇章、文体等不同层次上。

具体说，在用词上，英文稿应尽可能使用英文中已有的表达法；比如，“以权谋私”一词可以有多种译法，a)take advantage of one’s position to seek private gains; b)abuse one’s power for (to seek)personal gains; c)exploit one’s position and authority to seek personal gains; d)be venal; e)go in for venality^[8]，意思都表达得清楚明白。但是相比之下，后二者d和e是英文中已有的表达法，形式上也简洁得多，应该成为首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汉语文化内容都能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由于英文对外传播用英语语言表达汉语文化的这种错位，导致很多汉文化内容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语言表达式。对这种没“法”表达而又必须表达的情形，只能创造新词来完成传达内容的任务。语言形式归化策略要求译者创造新词时，应该顺应英语内部的思维逻辑，符合英语的造词规律，让读者理解时有线索可循。比如借鉴英文里有“do’s and don’ts”的表达，十六大报告英语稿把“三个代表”翻译成“the three represents”，应该说符合英语的语言规律和表达习惯^[9]。

句式上，英文稿应该符合英语句法的特点。特别注意调整英语汉语差别较大的句法形式，以方便英文读者通过英语语言形式理解汉语文化内容。比如，汉语重视“意合”，主要依靠句子内部隐含的意义来衔接各组成部分，句式呈现“流散型”，好比一盘大小各异的珍珠，散落玉盘；英语重“形和”，主要靠语言本身语法手段，习惯以各种明示的衔接词来表达句子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句子结构主谓机制突出，呈现“繁复”的特点，好比是一串珍珠。对外传播英语文稿的语言表述必须摆脱汉语的影响，明示语言衔接手段，按照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原则来造句。例如：

汉：距离远，交通工具缺乏，农村社会与外界隔绝，而通讯工具的不足更加剧了这种隔绝状态。

英：The isolation of the rural word because of distance and the lack of facilities compounded by the paucity of the information media.^[10]

经过转换处理，一个文句舒缓、从容不迫、线性铺排的汉语句子就变成一个由一个主句带有4个of短语修饰主谓机制突出的英语句子，一盘汉语珍珠变成了一串英文珍珠。表示因果的词组“Because of’’的添加，将汉语句子中原本隐性的因果关系明示出来，易于读者理解。

再比如，复合句中，汉语一般按照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把主要部分放在句尾，形成后中心；英语的主句为主要部分，一般放在句首，即重心在前。英译时要把后中心改为前中心，以便英语读者抓住要点。例如：

汉：他使我认识到，我从他那里学到的，远远不只是知识，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英：His chief contribution was making me realize how much more than knowledge I had been getting form him.^[10]

汉：我原来打算再今年一月访问中国，后来不得不推迟，这使我非常失望。

英：It was a keen disappointment when I had to postpone the visit which I intended to pay to China in January.^[10]

汉语句子先阐述，后进行归纳。译成英文时先提出主要的结论，再加以阐述。句子的重心由

后置变为前置，汉语思维随之转换成英语思维，便于读者理解。

另外，对外传播英译稿还必须在布局谋篇上符合英语新闻的格式从而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思维模式。比如对外传播的英文特写要符合英文读者业已习惯并接受的形式，导语要符合英文导语的模式等。这些已有很多著述，在此不作赘述。

可以说，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处理，就是要为英语读者创造一种熟悉无隔阂的语言环境，尽可能为其扫除阅读过程中来自语言方面的障碍，方便读者理解语言所承载的汉文化信息，从而更好地实现我们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处理策略不仅是连贯性法则的要求，也是出于对英文读者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的考虑。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相比，前者处于弱势，后者处于强势。我们的英文对外传播实际上是在向强势文化推介一种弱势文化。英语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多，有些还对我们存有很深的偏见。向这样的受众群体传播他们知之不多的汉语文化，如果译文中到处都是他们不熟悉的所谓新颖表达，会加大读者的理解负担。严重者，会导致读者放弃整个文本，进而对我们的传播敬而远之，传播效果无从谈起。多数情况下，使用那些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语言表述，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有意为之。所以，语言层面上的归化策略不仅是连贯性法则的要求，也是为了提高传播效果而采取的策略。

(三) 译前信息过滤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的忠实性法则，原文与译文间应该是语际连贯一致的(intertextual coherence)也就是通常说的忠实于原文。因为忠实性法则从属于目的性法则，所以忠实的程度和形式是由翻译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因为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4]，译文预设的交际目的能否最终实现最终取决于译文读者是否接受译文。这样，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就变成了译文相对于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是否合适的问题。翻译就变成为了达到翻译目的为读者量体裁衣的一个过程。

就对外传播英译来说，英文读者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兴趣点。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英文读者不一定感兴趣。所以，在动笔翻译之前，译者要根据自己对目的语读者的了解，对原文作一番译前处理，以便确定要翻译传播的信息。对译者而言，原文只是一种信息源，他只是从中选取自己认为对英语读者合适的内容。比如：

汉：6月15日，由天津市政府，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和赛伯世纪论坛共同举办的“第三届电子商务国际论坛”(中国、天津)在天宇大酒店举行，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中国机电产品商会会长李慧

英：on June 15, the third China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Forum (Tianjin, China) was held at Tian Yu Hotel. The forum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Global Inform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Cyber Century Forum. Present at the forum were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form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anjin Municipality.^[11]

这本是一则有关“电子商务论坛”的报道。中文稿根据对内新闻报道的习惯，罗列了一长串政府官员的名字及职务。这些东西对英美读者既无意义，也不符合阅读习惯。如果照译出来，只会干扰读者对主要信息的理解，影响传播效果。所以，译者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筛选，英文稿只保留了有关会议的时间、地点、主办单位等关键信息，而将上述有关官员罗列的内容用“来自中央和天津政府的官员们”--“officials from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anjin Municipality”一笔带过，并根据对会议情况的了解添加了原文中没有提及的“研究人员”--“researchers”，以提供更多信息。

应该说，通过这样一个量体裁衣的操作，译者为目的语受众选取了合适的传播内容。这种处理是译者综合考虑了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根据自己对读者及读者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的了解而做出的选择。在处理顺序上，这种信息的选择通常先于上述翻译策略(文化内容异化和语言形式归化)进行。

三、结束语

功能翻译理论为各种翻译实践尤其是非文学类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对英语对外传播而言，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为我们确定传播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向。其中，受目的语读者因素制约的翻译目的为我们确定对外传播英译的原则指明了方向；确立的英译原则会同目的论的三个法则又为我们进一步寻找英译的具体策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功能翻译理论为对外传播英译实践奠定了高屋建领式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英语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者：贾丽 滕巧云

参考文献:

[1]邓耀群,班欣.500kV变电站二次系统的防雷措施[J].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6):167~169.

[1]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03):51~53.

[2]段连城.对外宣传英译的“常见病”及解释性翻译[J].中国翻译,1900,(05):23~24.

[3]仲伟合,钟钮.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03):41~42.

[4]克里斯蒂安·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07):102~103.

[5]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06):12~13.

[6]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09):37~38.

[7]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02):88~89.

[8]张健.报刊新词英译纵横[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07):274.

[9]王弄笙.十六大报告汉英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4,(01):67~69.

[10]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03):224~226.

[11]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J].上海科技翻译,2001,(01):29~31.

【摘要】结合功能翻译理论的三个法则和我国英语对外传播的传播目的以及目的语受众的情况，对外传播英译为达到预期效果应该采用三种基本翻译策略：文化层面异化(foreignize)处理为主；语言层面归化(domesticate)处理为主；根据读者筛选传播内容。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对外传播；翻译策略；传播效果。

引言

所谓对外传播，是指：“通过中国人自主创办或与境外人士合作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站等传播媒体，以境外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1]，。当前，由于英语以及英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强势地位，我国的对外传播以英语为主要传播语言，英文媒体占了大多数，主要英语媒体如中国日报，CCTV-9，北京周报(英文版)等已达数十家。这类传播跨国界、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化，以懂英语的境外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以向这些受众传播中国文化为其最终目的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它们是用英语来表述并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新闻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必然要涉及翻译，段连城将其称为“对外宣传英译”^[2]。因为“传播”一词正越来越多地取代“宣传”一词，我们在此称之为“对外传播英译”。

虽然我国现有的英语媒体数量不少，但是，“我国对外传播的总体传播效果还不理想。我国英语传播媒体还无法打人西方的媒体市场，或者影响国际舆论”^[1]。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的英语媒体是用我们的外语->英语->向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介绍中国文化。如何解决这种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匹配导致的差异是我国英语传媒面临的一个挑战。

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英文媒体担负的文化传播目的，探讨对外传播英译的基本翻译策略。

一、功能翻译理论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以卡塔林娜·赖斯(KatahiranReis)、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贾斯塔·赫尔滋·曼塔里(Justa Holz M? ntta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主要包括: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其中，弗米尔以行为论为基础，提出的翻译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要遵循三大法则。第一，目的性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这里“目的”通常指译文的交际目的。第二，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即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标准，能够让接受者理解，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第三，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是语际连贯一致的(intertextual coherence)。语际连贯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三大法则中，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二者又都服从并服务于第一法则，即目的性法则至高无上^[3]。

二、对外传播英译策略

根据目的论，“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4]，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受者”^[4]，故而，影响对外传播英译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有两个：第一，翻译目的--传播中国文化；第二，译文读者--读者对于译文语言形式和内容的接受程度。二者分别决定了对外传播英译要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1)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2)英译稿必须考虑译文预期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遵循这两条翻译原则都是为了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对外传播英译的策略选择必须在这两条基本原则的观照下进行。

(一) 文化内容层面理应异化为主

如前所述，英语对外传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懂英语的国际受众，特别是包括英美民众在内的母语不是汉语的读者传播中国文化。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性原则，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对外传播的文化传播目的决定了我们在用英语进行对外传播时，要以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英文稿件应该尽可能突出、传达中国文化特征，让英语读者感受到一种异域文化氛围，并令其产生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愿望。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对文化内容进行异化处理。“异化”是“归化”的对立概念，二者都是美国翻译家韦努蒂(L.Venuti)针对从处于弱势的语言文化到强势的英语文化的翻译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strategy)，目的是为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谋求一席之地^[5]。“异化、归化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指语言形式，其二指文化内容”^[6]。

我国的对外传播英译就是要为处于弱势的汉语文化在强势的英语文化中谋求地位。英译时对文化内容进行异化处理力图保持汉语文化特色的目的就是让译文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译文所传达的中国风情，感受到汉语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力。

具体来说，涉及到对汉语文化内容的处理时，应该尽可能采用能够保留汉语文化特征的翻译手段。比如完全音译。汉语中一些词的拼音词已经为西方读者熟悉并作为词条收人英语词典(如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New Oxford Diction of English)，我们不妨采取完全音译方式。比如“风水”、“武术”等词就直接音译为“wu shu”，“feng shui”。对于不为英语读者熟悉的东西，单靠音译不能传达内容必须加以解释时可以用音译加解释的方法。比如，服道中有下列句子：“上周61岁的湖南农民郭得胜被当地政府授予‘活愚公’称号”。这句话说的是湖南省的一位农民，带领他的十个孩子和亲戚，挖山六年，打通了一条960米长的引水渠道，当地政府授予他“活愚公，称号。愚公移山在中国是一个老幼皆知的故事。愚公这一文化形象喻指坚忍不拔的毅力，英译时应该通过音译予以保留。考虑到英语读者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单纯一个拼音词“Yu Gong”不足以传达文化涵义。这样解释性翻译就不可缺少。故而，上句这样处理：Guo Desheng, a 61-year-old farmer from central China’s Hunan province,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Living Yu Gong” last week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Yu Gong, “the foolish old man” who moved a mountain in a Chinese fable, is a symbol of Perseverance. 这样，我们通过音译加解释性翻译的方法，既向英文读者介绍了一个文化形象；又帮助英文读者理解其暗含的文化寓意，从而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另外适当运用直译或者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也能达到传播汉语文化的目的。比如汉语中“纸老虎”的直译“paper tiger”已经为西方读者广为接受。而对“百花齐放”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词，可用直译加注释的办法处理，翻译成“to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to permit conflicting views^[7]，同样收到了异化翻译传播汉语文化的效果。

尽管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性法则，对外传播的文化传播目的要求我们在处理文化内容时采用异化的处理模式，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全盘异化文化内容。因为“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而这些受众“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4]。要达到翻译目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英文读者对译文所传达的文化内容的接受程度。

由于英文读者的非汉语文化背景，他们阅读承载着汉语文化内容的英译文时，其中的某些文化内容与其母语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碰撞。虽然在阅读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自己要读的文章是一份中国的报刊，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但是，当译文传达的汉语文化与其母语文化冲突异常剧烈，读者不能接受甚至于产生厌恶时，我们的传播目的就非但不能实现，还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比如汉语中“宣传”一词用得很普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就称为“对外宣传”。它对应的英文词“propaganda”却是一个贬义词，带有“撒谎、欺骗”等文化涵义。英美读者对它非常反感，认为宣传“propaganda”的目的是要给他们“洗脑”，内容大多不可信。所以，为了防止影响传播效果，英译时应该译为“publicity”；“宣传部”应该译为“publicity department”。再比如，汉语文化中“龙”代表着庄严、尊贵、威严、吉祥等，是一个正面形象；英语文化中龙(dragon)则表达“凶暴之徒”、“严厉透顶”、“悍妇”等意思，完全是一个负面形象。英译时就要考虑英文读者的心理接受程度，进行处理。所以，翻译“上海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龙头作用”一句时，将句中的“龙头作用”翻译成“leading role”比“dragon role”更易于为读者接受。这也是“亚洲四小龙”通常被翻译成“the Four tigers”或者“the Asian Tigers”的原因。

可以说，对汉语文化内容进行异化处理，是为了实现英文对外传播的文化传播目的，是功能翻译理论所主张的目的决定手段的具体体现。在当前英语文化占强势的全球语境中，为避免激烈的文化冲突影响传播效果，译者发挥传播者的作用，对某些文化内容进行特殊处理，可以算作是一种折中的报道策略。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通过英语传播汉语文化的最终目的。

(二) 语言层面上必须是以归化为主

对外传播的文化传播目的要求我们在文化层面上采用突出汉语文化特征的异化处理策略。但是，如果承载着汉语文化内容的语言形式不能或者很难为英语读者理解，不论我们文化异化策略运用地如何成功，都不能达到上述目的。道理很简单，文化内容终究还是要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读者是通过英语语言来获取汉语文化信息的。也就是说，目的性法则要求英译文的语言必须符合连贯性法则，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