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尽管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但是他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在工业现代化方面，毛泽东曾号召学习“鞍钢宪法”，大搞技术革新，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实行科学种田，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生产增收；在国防现代化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加快国防科技工业的创新发展，先后建立了兵器、电子、船舶、航空、核能等现代国防工业部门，一些尖端军工生产领域取得重大自主创新突破，实现了国防工业的跨越发展，带动了我国工业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国际科技压力决定了毛泽东选择走科技自主创新的道路。继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美国也于1958年1月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轨道。从此，美苏开始了争夺“制天权”和空间开发优势的激烈竞争。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把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也使毛泽东认识到自主研发军事尖端科技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要“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的重大决策。他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苏联随之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废除科技合作项目，使我国一大批重大工程和科研项目一度被迫中断，科技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从国内环境来看，毛泽东推动科技创新的紧迫感至少来自两方面因素。一是源于新中国的科技“遗产”状况。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华民族实现富民强国的夙愿创造了条件，但新中国所接受的科技“老底”是那样的微薄，是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科技弱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停留在西方强国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二是这种紧迫感还来自于毛泽东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影响。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1958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不断提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

二

以上国内外诸因素促使毛泽东必然要开创一条科技事业自主创新之路，那么，怎样推动新中国的科技创新实践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非常注重并且十分善于从原则上把握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原则，是指科技创新在宏观上或总体上所应遵循的根本准则。归纳起来，毛泽东科技自主创新的原则主要有：技术革命与制度革命相结合；自力更生与学中创新相结合；重点突破与全面跟进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要进行社会革命，变革生产关系，解决社会制度问题。二要进行技术革命，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很快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两种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和技术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便是毛泽东这两种革命思想的直接反映。

1955年，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在1969年审阅空军关于计划革新的报告时，还进一步阐述了“技术革命”的涵义，他认为，一般小的技术改进,可以叫做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做技术革命。毛泽东所谓的技术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他喜欢且长期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术语，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打赢科技创新这场硬仗的特定含义。

第二，自力更生与学中创新相结合。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立足点，走自力更生之路也是毛泽东推动新中国科技创新的根本立足点。如前所述，新中国面临的美苏等国家军事高科技压力、中苏关系逐步交恶以及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战略等原因，中国的科技创新必然要走自力更生之路。但是，毛泽东认为，走自力更生的创新道路并不排除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建国初，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苏联”。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经验不够，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鉴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但是，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技术方面我们不能搞“一边倒”，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也要想方设法冲破封锁、禁运，与西方国家恢复和发展贸易、进行经济技术交流。1953年4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其次，“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学习别人的先进科技是自己科技创新的首要前提和重要途径。毛泽东主张向外国学习，但反对生吞活剥、盲目搬用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因此，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学中有创，洋为中用。他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第三，重点突破与全面跟进相结合。一贯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哲学大师毛泽东认为，只有重点发展，才能迎头赶上。我国必须适时地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点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急需的一些科技项目，首先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以点带面，从而带动其他学科以致整个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1956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科研任务，研究课题600多个。此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在提前完成《十二年规划》的基础上，中国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十年规划》）。此规划要求全面安排，充实基础，重抓两头。两头是指农业及有关吃、穿、用的科技问题和国防尖端科技问题，基础是指基础工业和基础理论。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同年10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幸的是，从1966年开始，中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科技事业遭受巨大灾难，研究机构被肢解，科研工作陷入瘫痪。1966年，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试航成功；1975年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三

毛泽东开创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科技创新之路，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协作、能创新的科技队伍，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使我国成为少数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并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使我国整体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迅猛提高,缩短了同世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毛泽东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科技创新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后来几代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一样，都坚持创新是科学技术的本质，都重视科技创新巨大的生产力质变功能。这里主要论及在科技创新战略的主线思想上，后来几代领导人对毛泽东科技思想的继承：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呈现出从毛泽东的“追赶型”，到邓小平的“跟踪型”，再到江泽民以来主要领导人的“跨越型”变化，但是其中不变的，都贯穿了“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思想红线。

新中国科技落后的现实、尽快实现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以及超英赶美的发展思想，必然导致毛泽东选择“追赶型”的科技发展战略。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两个科技规划就是明确体现。1956年制定的科技规划，目标是力求在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迅速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指导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1963年编制的技规划，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迎头赶上，总体目标是赶上60年代的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提出了重抓两头的要求。“迎头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表明毛泽东的科技发展战略属于“追赶型”的，而其中的“重点发展”、“重抓两头”，则表明在追赶的过程中要有所侧重，还要有所舍弃，显然贯穿着“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