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显现着时代的批判力量，喜剧可以让人性得到一时的舒展。在悲剧与喜剧之间，沈从文何去何从？

沈从文的小说《萧萧》创作于1929年，1930年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21卷第1号。沈从文自己曾表示过（沈从文晚年接受金介甫采访时说的，参见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注释2），他的创作自1929年起走向成熟，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沈从文在此以前的小说创作，但可以肯定，沈从文自此以后在创作上有了更自觉的艺术探索。《萧萧》这个作品正是他艺术走向自觉初期的佳作，毫无疑问包含着他对艺术的思考。那么本文就以他早期这样一个成熟的文本试分析他是如何在小说悲剧与喜剧之间进行艺术审视的。如若走文学形象与主题这一途分析，在这样一个时髦的后现代里是很过时的。但形象与主题分析对于问题的陈述是必要的辅助，因而我们无法绕行。小说就是通过萧萧这一形象的命运起伏来隐含作者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主题。这主题，我认为包含了两方面——反传统和自由。作者就这两个问题在小说中展开了思考。

萧萧是失怙寄养在伯父家的小女孩，她这样的出身就为她走童养媳的路提供了合理的依据。童养媳制度在老中国的乡村普遍存在着，是宗法制乡土中国的合理现象。这一现象有利有弊，利在于让贫困多子女家庭的女儿或失去父母的女子找到一个成长的觅食源。弊在于丈夫小，妻子大，稍长成的妻子因性的需要又缺乏传统礼教道德束缚意识而形成二者的冲撞，造成了一出又一出的女子自身的悲剧。这种利弊分析不是我重点要阐释的，沈从文正是看到了冲突下道德约束所占上风而造成女性的悲剧，《萧萧》也正是这一层面下凸现其反传统意义，他所祭出的旗帜就是人性。“五四”时期，周作人等在理论上提倡性的解放，引进蔼里斯的性理论，而创造社作家们的小说则受弗洛伊德性意识影响，沈从文在那时也受到弗洛伊德性理论影响，《萧萧》就明显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萧萧十二岁做人家童养媳，丈夫三岁，随着时间的流逝，因身体成熟所产生的对这个年龄的幻想自然不能从丈夫处得到落实，自小未受任何有关贞洁和道德约束的教育，这时的萧萧可谓处在“不设防”时期。农村中从不缺少带痞气的年轻光棍汉，比如小说中的花狗，把萧萧引诱到道德礼教所不允的行为上去，成了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萧萧就在懵懵懂懂的情形下接受花狗“诱迫式”的性启蒙，在怕与想的矛盾心理下享受了人生第一课的性快乐。在小说里作者只是点到为止，实际的生活情形中必定有多次的偷欢，性的快乐不是一劳永逸的。俨然她没有意识到这种快乐并不是人性得到满足的开始，而是人生遭受毁灭的开端。等到萧萧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化时，无论先前多么微妙的体验都成了当前痛苦的负罪。萧萧的悲剧由此开始了。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个主题——自由上。文中多次提到女学生，这里作者用的是虚笔，是想象的存在。那么作者写女学生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是有深意的，女学生其实是作者用来代表自由的一个符号。女学生常常与萧萧发生联系，而自由会与萧萧发生联系吗？这需要认真地探讨，不然这个自由就失去了价值。小说中，萧萧是从未受过教育的女子，对于所谓自由，在意义上她是全然不知所以的。只有一次模糊地让萧萧感受到了这种自由亦真亦幻存在过，那就是萧萧怀孕实在无法隐瞒时，她央求花狗和她去城里，此刻她把希望还寄托在花狗身上，真正作用于自己的是央求未果以后准备顺着女学生的路逃走，这就是女学生对于萧萧的作用。但沈从文是知道的，即便萧萧因了女学生的想法逃出了乡村，那么她的归宿又在哪里呢？这个我们无从去猜测，但总归是凶多吉少。因而萧萧之于自由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小说中自由的意义就有架空的可能性。

有论者以《走出湘西》为题做了《萧萧》赏析（参看赵园编的《沈从文名作欣赏》，王安忆写的《走出湘西》）“，沈从文就是‘水假’时从萧萧乡间过身的女学生以外的一个男学生”，他走出了湘西，走向了世界。沈从文因走出了那一隅偏僻弹丸之地而获得了广阔的自由，萧萧没有得到的东西沈从文收获了。沈从文借着小说其实在思考自己的自由，暗暗地在表达着他内心一个关于自由的野心，那就是写作的自由。这样，文中的自由才真正有了落实。沈从文借着一个不懂自由的萧萧抒写了他自己关于写作的自由，这才是他最深切的思考。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叙述到萧萧的悲剧即将来临，沈从文又是如何处理呢？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的独断（见《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这就是他的自由宣言。获得了书写自由的沈从文自然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不同于鲁迅所领衔的乡土写实作家血泪和死亡的控诉，而是用抒情的调子唱一曲人性的悲悯歌。果然，他笔锋一转，用他那宽厚仁慈的心，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他把从弗洛伊德的性影响表现成小说中的人性，把生命从传统道德和礼教的扭曲下解救出来。沈从文获取了这种写作的自由，而把这个小女子的悲剧轻淡地化解了，让读者觉出了淡淡的喜悦，并且还用了一个反讽式的结尾。至此，他已经完成了小说叙述由悲剧往喜剧的转变，“沉潭”或“发卖”的命运都没有在萧萧身上发生，但这种结局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然也符合艺术的要求，造成了出人意外的效果，是作者创作的一大成功。沈从文虽然祭出人性的大旗化解了人物命运的悲剧，但他却悬置了一个问题：反传统的故事叙述却无法补偿。这样就形成了他内心的焦虑，抒怀人性的抒情优美文体与新文学反叛的文学精神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焦虑。此刻，他正徘徊在肯定人性的喜剧和批判传统的悲剧之间，这需要他进行取舍。他虽然产生过这种焦虑，但这种焦虑并没有让作者进一步思考下去，而是用一个反讽式的结尾来不了了之，这就是他的遗憾了。其实，不单是反传统和人性的问题，新文学涉及的是对于萧萧这一类人的启蒙问题。老实说，沈从文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轻易地放弃了这种探索，也就是背离了新文学的精神，这实在是他获得写作自由所造成的缺陷。沈从文的创作在形式上具有现代性，生产了一种诗意抒情的现代文体，但所表现的精神却离新文学传统很远。他的那种书写的自由很适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风景如画的边城进行浓烈的抒情，但却阻碍了他在小说中思想的深入，他所进行的那点艺术的探索，完全可被他那时代所忽略了。萧萧其实就是沈从文在写作自由上所进行的一个尝试，沈从文体验到了随意操作人物命运的快感，丰富了新文学的多元格局，这是沈从文对文学的贡献。但同时削弱了对农村宗法制下童养媳制度的批判力量，反传统的力度在无形中消失了，这就是沈从文的遗憾了。

所以说，《萧萧》好像是一个喜剧，其实还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