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与多丽丝·莱辛作为女性作家，她们都对女性的心理倍加关注，都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文章对《倾城之恋》与《另外一个女人》中白流苏和柔斯形象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她们性格的差异和最后结局的不同源自中英文化传统及作家创作个性。

【关键词】《倾城之恋》；《另外一个女人》；张爱玲；多丽丝·莱辛；女性；中西文化传统；创作特性

张爱玲，中国20世纪40年代大放异彩的传奇才女，用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表叙着浮世的悲哀。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当代英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严肃性、感召力以及高度的完整性著称。”孤独的童年、失意的少年、婚姻的阵痛、世事的变迁都赋予两人敏感而细腻的内心，从而使她们能够坦然面对世间情感的沧海桑田。张爱玲与莱辛作为女性，生活于同时代；作为作家，她们都是一炮走红；作为女性作家，她们都对女性的心理倍加关注，都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两者所走的文学创作道路不同，她们在创作中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如果说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期划过天空的一颗耀眼的彗星，那么莱辛则堪称“英国文坛的常青树”。不同的国情背景，异己的创作经历和创作心理制约着作家们的创作，所以即使是对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两人在创作上也是各呈其趣。本文试图对《倾城之恋》和《另外一个女人》中同处于二战时期的白流苏和柔斯形象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倾城之恋》发表于1943年上海沦陷期，《另外一个女人》中主人公们生活在英国1938年之后的战争岁月，两部作品都以二战为背景。在炮火纷飞、血肉淋漓的时代，两位女作家都把眼光投向乱世红尘中的男女世情，去描写他们的苦乐人生。白流苏由于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荒淫愤而离婚，带着一笔丰厚的赡养费回到娘家。柔斯在母亲惨遭车祸后，取消了正在筹办的婚礼，转而承继母亲的角色和老父相依为命。流苏和柔斯在战前的这种独身身份不管快乐痛苦与否，都是自愿选择的，她们都主动远离了婚姻的围城。但战争改变了一切，流苏的钱用光了，兄嫂甚至母亲都开始拒受她，视她为“天生的扫帚星！”赶着她去为死了的前夫守灵。柔斯唯一的亲人——父亲死于炸弹的轰炸中，她从小居住的地下室也已经崩塌。对于身处突如其来的虚空与绝望之中的流苏和柔斯，日子都到了非改变一下的时候了，无论天意还是人意，她们都选择了男性。她们渴望找到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和可以喘息的安全港湾，她们似乎在天崩地陷中发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在炮声轰隆中，中国的香港和英国的某个城市里不约而同地上演了一场何其相似的“倾城之恋”！

然而，流苏和柔斯这对乱世中的异国姐妹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最终的结局也是异样的。德国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产物，同时它反映了某一时代受时代精神影响的作家们所共有的，甚至所有时代的人们所共有的态度，愿望和神话”。作为作家们倾心而作的两部作品，两位女作家因生活经历、创作观、女性观、审美意图上的差异，故而在各自的创作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特性。

出身显赫世家的张爱玲经历了由荣华到零落的风雨春秋，因而无论是因家世渊源之由，亦或所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对人生产生了强烈的幻空感和宿命感。在创作中，她秉继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于乱世中感悟体会，敏锐地见证人生的疏离，冷静地旁观情欲的沧桑，对深层的本能冲动和变态心理进行着层层的剖析，从而入木三分地揭示现世中人性的脆弱和生存的困惑与悖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并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量原生态的描述，她的叙事常是“男女间的小事情”，“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寂静中，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上，她点燃一炉沉香屑。在缕缕烟雾中，她娓娓说出一个个华美而又凄清，富丽而又苍凉的故事，故事的主题永远是绝望与悲哀，一切关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站在一个宏大而超脱的角度，充满悲悯之情地梳理着社会文化中男性群体对女性群体的摧残、世态的炎凉和生存的哀伤。她笔下的女性都生活在业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混乱年代，作者描叙她们孤注一掷地寻求婚姻的庇护、她们的痛苦与挣扎以及她们徒劳挣扎后的无奈与惆怅。

多丽丝·莱辛生于20世纪初的伊朗，成长于南非的罗得西亚，50年代进军英国文坛。她的一生经历了千年之交，她的作品展示了社会百年。“让人仍然感到兴趣的是这坚持不懈的讲述者的形象……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规划的……热烈的心灵的声音。”莱辛所生活的年代和地区为她的天才创作注入了力量，粗犷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她刚强的意志，形成了她质朴的性格，体现在作品中则表现为一种充满生命张力的精神内涵。“在她看来，作家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启发读者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以暴风雨般的震撼。”莱辛是一位女性命运的积极探索者，莱辛的作品“见证了她作为一名善于思考，自由而又极富责任心的当代女性对社会和人类的关注，莱辛描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幅图画”，她和她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一起站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她也写人性的丑陋，但在她的写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生命鲜花绽开的灿烂。她坚持用“自己细微的声音”图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表叙着作家本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创作使命感。

作为时代的产物，两部小说无疑都离不开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底蕴。中西民族人文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和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导致了张爱玲与莱辛创作中形象和意旨的区别。

几千年来，以封建伦理纲常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歧视和压制妇女的观念礼法之网。在构成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男女关系被界定为天与地、阴与阳的尊卑关系。儒家认为女性存在的全部意义无外乎传种接代和“唯酒食是议”，女性价值的最高体现被禁锢在三从四德中。同时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经济地位长期处于依附男子的地位，战国时期，就有“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女性因袭着心理与传统的重负，完全处于被制约、被限定、被束缚的状态中，女性不可能找到独立的自我。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是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女性挣扎于男性传统的樊篱下，在“男权文化构造中”出现了“自我的空洞化”。中国妇女的困境与压抑，不仅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也与她们自身业已内化的奴性心理有关。

白流苏并不能突破传统界定的有关女性的框架，作品表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可悲处境：她既不能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也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男权社会注定了女性的无奈，她虽然在人们的侧目下跨出了社会习俗为传统女性划定的狭小天地，先有离婚后又公然与男人异乡同居，但她本质上仍是一支“泥塘的花朵”般的弱女子，她始终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男人的身上，并试图在与他们的关系中去确定自己的坐标。生活在男权和金钱至上的世界里，“结婚”已成为白流苏最高的人生追求。她和华侨富商范柳原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几经周折后，她返回香港接受了情妇的身份，满意地住进了临时租住的公寓。当她把沾着油漆的手掌拍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时，她笑了并且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踏实。后来更由于战争的成全：“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叫她意外地与范柳原结成连理，成为离异后再嫁成功的典范，但丈夫只是给了她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名分，心却再也不会为她而停留。流苏的生命之烛实际上已经熄灭了，她身后的悲哀将是浓厚的。“胡琴申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与流苏这个“扁平人物”相比，柔斯被赋予更多的主观个性。本质上，“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基督教中关于圣母、圣子的传说，相对来说对女性比较尊重，妇女的自我意识相对来说也较少受到压抑，而且西方人素有崇尚和追求女性美的传统。如《荷马史诗》中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就是由于希腊美女海伦被抢而引起的，这种对美和爱的狂热被中世纪的骑士更是发扬光大，面对“破晓歌”，中古的禁欲主义显得如此的空洞和苍白。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更是高扬“人”的旗帜，提倡个性解放、个性自由、道德自由的思想。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人用他们的语言、心灵、文化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的历程，也是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历史的目标就是精神的充分发展和充分的自我意识。这个充分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自由意识，它是宇宙发展的顶点。

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柔斯鲜明的性格发展轨迹：她精明能干，极富主见；她努力工作，在乱世中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她和家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币；她曾经也一度把未来的生活寄托在男性的身上，“我们即使死了，也没什么。今后生活再怎么变化，我看也不会比现在更完美了。”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结束这段乱世情缘，离开吉米，和他的妻子——皮尔逊太太一起去开蛋糕店，成为自食其力、经济独立的“新女性”。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对传统的“女性特质”的改写，柔斯最终突破了传统观念造成的心理定势，勇敢地对男人说出了“不”，从而凸显自身的力量。柔斯自始至终保持着自我的独立尊严和意识，她不愿在男性的羽翼下去过不劳而获的舒适生活。“今天的世界，妇女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只有在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女性方能追求更深层次的思想平等。小说结尾处，柔斯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副未来的图景：她带着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和皮尔逊太太经营着自己的店子，孩子——成为她希望的负载。

两部小说都演绎了一段令人回肠荡气的乱世爱恋，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化代码：关涉人的意识，并建构了人的生存价值。小说中的婚姻生活具体展现了白流苏和柔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实况，即生活于中国封建大家庭中的白流苏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相对来说，身处有着绅士风度传统的英国，柔斯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社会对女性的尊重。虽然两人都对社会强加于女性的限制感到不满，都对身上无形的枷锁进行了反抗，但是在当时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白流苏没有也不可能像柔斯那样坚决地反抗传统势力，“女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样的话语反复出现，这并不应视为莱辛词汇的贫乏，而恰是作者和笔下女性所达成的一致承诺，所张扬的一种共性。作者：向丽华

参考文献：

[1]孙宗白，真诚的女作家多丽斯·莱辛[J].外国文学研究,1981(3):67.

[2]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三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3):11~12.

[3]王军.多丽丝·莱辛与女性生义文学[J].松辽学刊,1997(3):79.

[4]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一卷)[M].海南出版社,1995(1):5.

[5]陆建德.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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