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瓶梅》作者研究久盛不衰，新说不断，成绩不小，但也有论者对《金瓶梅》作者研究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不科学的’，“笑学”。《金瓶梅》作者研究目前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无论从考证“前提”还是考证方法来看，其研究工作都不是一条死胡同。《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意义不仅限于作者本身，还在于以此推动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深人。

【关键词】《金瓶梅》；作者研究；笑学；问题；成绩；意义

《金瓶梅》作者研究，是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特殊又招人注目的问题。一方面是人们对它研究的热情久盛不衰，新说不断冒出；另一面是对这种现象时有非议，且否定的声调似乎越来越高。这种《金瓶梅》作者研究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因为它不只关系到一部书作者研究的问题，它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估价学术研究的成败得失，乃至关系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学风与思想方法等等。为此，笔者结合多年研究工作，谈一点看法，以期引起同行的关注。

一、《金瓶梅》作者研究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众所周知，研究任何一部作品，都不能放弃作者的研究。先哲孟子就说过，要“知人论世”。我们只有对作者有所了解，对时代比较清楚，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现在有些批评家，只强调立足现代、立足文本作阐释，而不去“知人”，也不去“论世”，显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是隔着一层的。但我国古代的一些通俗小说家，却往往用化名来写作与出版，这就给后世研究作者问题带来了许多麻烦。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的一些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除了《儒林外史》的作者可以清楚之外，《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甚至是《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何等人物？多多少少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其中《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更是在云里雾里。可是，人们对解决《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热情也最高，从它问世起，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到现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这个与“哥德巴赫猜想”相提并论的学术问题的探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到目前为止，有关《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文章已发表了近二百篇，专著也出版了好多种，提出的人选有50余个。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没有一部作品的作者研究有这样热闹，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的确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现象”。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也遭到了最多的非议，乃至近来有人认为“《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更有甚者干脆说研究《金瓶梅》作者问题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不科学的”“笑学”，是“伪科学”。这种严重的背反的现象，值得我们警醒与思考。

平心而论，《金瓶梅》作者研究的热，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说法真是使人眼花缭乱，粗看起来，大多数人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最后，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谁也拿不出一条过硬、确凿的证据来，主要还是立足在比附、推测的基础上。这种研究的高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作为新时代的《金瓶梅》研究刚刚起步，大家对这部小说及其作者还存在着极大的好奇心，因此，开始时在排除王世贞说后的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轰动效应。可是，从王穉登说以后，老是用一些材料来比附，在方法上几无长进，在材料上也无确证，就再难以调动广大读者的兴趣，再也引不起什么轰动效应，相反，使人越来越感到厌烦。不要说别人，就是曾经卷入到《金瓶梅》作者问题漩涡中的笔者，面对着种种比较轻率、甚至是离奇的比附，也深感到问题很多，对这种现象早就忧心忡忡。什么事情搞过了头，搞滥了，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更何况有些人搞《金瓶梅》作者研究本身就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别有所图，一锅粥里掉了一点脏的东西，整锅粥不都就会成了问题嘛！所以，当一些学者出来严厉地批评《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我也觉得该浇浇冷水了。

比如，前几年，陈大康先生曾多次批评过《金瓶梅》作者考证热，认为《金瓶梅》作者研究有两大毛病。第一个毛病是“考证缺乏可靠的前提”。所谓“前提”就是指明代谈到作者问题的屠本畯、谢肇淛、袁中道、沈德符、欣欣子的五种说法，但这五种说法都“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这是因为他们各说各的，互不统一，又都用了“闻”、“相传”等字眼，显得没有把握，特别是作为“研究的基石”的“欣欣子”的序，“很可能”“掺人书坊主作伪因素”。这样，既然“考证前提的可靠性得不到证实，尽管论者旁征博引、头头是道，这却像一座大厦装饰得花团锦簇，地基却有一条深深的裂缝，整个大厦自然也就摇摇欲坠。”这就是给目前《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第一幅“整体现状的写照”。

陈先生指出第二个毛病是“考证方法不科学”。他概括了诸如“取交集法”、“诗文印证法”、“署名推断法”、“排斥法”、“综合逼近法”等等一些法，尽管认为这些“方法本身却没错”，却无法解决“唯一性问题”。相比之下，他认为“另有一些方法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学术论文中”，比如“联想法”、“猜想法”、“破译法”、“索隐法”、“顺昌逆亡法”等等。

由此可见，这样概括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点出了《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比之有的笼而统之的否定来，更便于我们检讨存在的问题。但他将问题上升了，用了“考证缺乏可靠的前提”、“考证方法不科学”二顶帽子，可能太大了些，有时候自己也会否定自己，比如先说“考证方法不科学”，后来又却说“方法本身却没错”等等，而且，仔细推敲起来，有些责难的本身也是可以讨论的。

二、《金瓶梅》作者研究也并不是一条死胡同

首先，看一看所谓考证“前提”的不可靠性。明代屠本畯、谢肇淛、袁中道、沈德符四家，虽然“各说各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得出“没有统一结论”的结论来。在笔者看来，他们还是有一些比较“统一”的结论的，比如从时代来说，三人说是嘉靖时，一人说是万历的“旧时”，笔者认为还是比较统一的；再从作者的身份与创作的动机来看，约可分两类，一类认为是门客写主人的风月淫荡之事(谢肇淛、袁中道)，另一类是说一个有身份的人写的，写的内容与时事有关(屠本畯、沈德符)o 至于他们多用“闻”、“相传”之类的字眼，这无非是说明了他们知识的来源，并没有对这些来源的可靠性含什么评判的意思，所以谈不上他们“对于自己所说都无把握”或是有把握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因毕竟与所离作者的时间较近，或得之当初传闻，或故意掩饰真相，是在真真假假、隐隐约约之中，或许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我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它们“可靠”，但同样我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它们完全“不可靠”，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不能绝对化地看问题。

至于欣欣子序所称的《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当然应该相信。但时下有些人怀疑这篇欣欣子的序是后人伪作的，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那么，他们怀疑的理由是否很充分、很可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么一点：目前所见有这篇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是在万历45年序刊的，比较晚一点，而从万历24 年起读到抄本的一些人，都没有说起过有欣欣子序，因而，这篇序的来路就可疑了。应该说，这个怀疑也是有理路可寻的。但问题是，论者考虑问题是从否定这篇序的可靠性的思路单向进行的，假如反过来考虑一下这个怀疑是否“可靠”时，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问：难道读到抄本的那些人手中拥有的是全本吗？屠本畯说自己“恨不得睹其全”，袁中道也只是“见此书之半”，沈德符的书就是从袁中道那里抄来的，谢肇淛虽然抄得多一些，但也说“阀所未备，以俟他日”，这说明他们看到的压根儿不是全本，而序一般都作于成书之后，不会撰于写书之前，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读到过这篇序是在情理之中。再退一步，即使读到过全本，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满足我们今天的要求来交代一下这篇序呢？不交代难道就等于不存在吗？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本《金瓶梅词话》明明是不同于袁宏道他们所见的残本，而是一个全本，而且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根据原本的初刻本，因而，它所保存的这篇序就完全有可能是原来就存在的。再从这篇欣欣子序与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的排列来看，也可窥见其奥妙。这部书当是在冯梦龙辈怂恿下，在苏州刊刻的。欣欣子序后还有东吴弄珠客的序与廿公的跋。这个东吴弄珠客，从名字来看，很有可能就是龙子犹即冯梦龙，因为龙戏珠是大家熟悉的故事。他作序付印时，还是十分尊重原序，把欣欣子序放在最前面。两篇序也没有相互呼应、一吹一唱来作伪的样子。更重要的，刊印者完全没有必要伪造一个欣欣子来加一篇序，专门提出个“笑笑生”来招徕生意，用现在司法的语言来说，古人哪有这种作案的动机！说它作伪无非是我们现在的想当然。可是，可笑的是，现在就是用这种很“不可靠”的想当然，来否定本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反过来说本来是真实的东西“不可靠”，这真是应了这样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其次，再论考证的方法。责难的焦点无非说：都无实据可凭，也无可靠结论；反过来说，一切属于猜测，都是种种“可能”。粗看起来，这些话都有道理，但稍加推敲，就觉得都是似是而非了。

论者说：“考据，考据，要考而有据；考而无据，考据等于儿戏，没有意思，跟小孩玩捉迷藏一样，那不是学术，所以我说是伪科学。”，此话说得似乎所有的《金瓶梅》研究都没有根据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根据书内书外的一些材料出发来做分析的。这里关系到考证的两个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辨清：一个是所据的材料是否一定要有“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第二个是，是否一定要得出一个惟一的可靠的结论。本来，所谓“考证”，就是根据一定的资料来考查、研究而已。目标当然是要找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但事实上每每并不能一下子、甚至千百年都难以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从作者研究来说，从《诗经》、《楚辞》，到明代的“四大奇书”中的种种疑团，人们不断去探究，去争辩，但到目前为止，难道都有一个确凿的、可靠的结论了吗？孔子是否删诗，屈原是否存在，《三国》、《水浒》、《西游》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难道都能拿出“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来说明吗？拿不出这样的材料的探讨难道都是“伪科学”吗？学术之所以要研究，正因为一时找不到“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正因为存在着种种疑问，一时找不到可靠的结论，才去发掘材料，才去分析推究，假如能找到一个确凿的材料，大家还要去考证吗？反之，假如找不到直接的证据，那些间接的材料、线索难道就不是考证的根据了吗？总之，考证的目的是要考实，但考证不等于考实；考证要力求找到一箭中的的材料，但也不能排斥运用间接的材料来分析。只要从真实的材料出发，向着探究的目标前进，做出合乎常理的分析，都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研究。

这里也就关系到研究中的所谓“猜测”问题，本来科学研究不排斥合理的推测，不要说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也需要推测，需要想象。这一点是常识，笔者认为用不着举过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在探究《金瓶梅》作者的过程中，难道就绝对地不应该有合理的推测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它是后来的伪作的话，为什么不能从“兰陵笑笑生”出发来考证他是谁呢？既然说是“兰陵”人，为什么不能从山东峰城、江苏武进那里寻找合适的对象呢？既然小说中写到了那么多的金华酒等南方的酒，有那么多的南方的习俗与语言，为什么不能推测作者是南方人呢？诸如此类，多数的推测都不是空穴来风，胡言乱语，而是从一定的材料出发，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在里的，换句话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总之，《金瓶梅》作者的考证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以往考证的方法也不是全盘皆错，《金瓶梅》作者研究之路并不是一条死胡同。

三、《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已取得一定成绩

现在，我们再来看得到的结论只是“可能”而未能求得“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或许“是”，或许“不是”。我们拿不出证据说这种可能一定“是”，但否定论者往往也拿不出一定“不是”的证据来。比如，笔者因屠隆用过“笑笑先生”的名字，而“生”就是“先生”的意思，他的作品又在《金瓶梅》第56回中出现，再结合他的籍贯、习尚、情欲观、文学基础、生活基础及《金瓶梅》产生时代时他的处境与心境等等，都比较合拍，所以推测屠隆就是小说的作者。否定论者说这个“笑笑先生”不一定就是“笑笑生”，即使是“笑笑生”也不一定是创作《金瓶梅》的笑笑生。用这类推理来否定笔者的推测，充其量也是一种“未必有联系”的推测，只是用一种“可能”来否定另一种“可能”而已，实际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假如反过来，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就应该承认：从真实的材料出发，经过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种种“可能”，也是研究成绩，这是因为这些“可能”中无论如何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其实，我们探究的作者，从本质上讲，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重要的不一定就是要确证张三、李四，重要的是了解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创作了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从而进一步研究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他又是怎样创作这部作品的？这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与欣赏这部作品，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才是有意义的。而我们的研究，正是在做这样一个使作者复原的工作，使这样一个符号丰富、生动、有血有肉起来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即使没有能敲定作者是张三、李四，甚至走了不少弯路，但也是在为《金瓶梅》作者的基础研究铺平道路。

我们再放开眼界看，《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绩不能仅仅局限在是否能确凿地找到张三、李四，而是通过作者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的深入。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说过这样的话：“说起1983年的《屠隆考》，海内外论说纷纭。平心而论，要落实《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目前尚有一些障碍。但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能不能立即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否就是屠隆，而在于围绕着这一作者问题引发和推动了《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俗的大讨论。”笔者认为，这不仅对本人提出的屠隆说是这样，对其他严肃的研究都是这样，而且牵动的面可能还要大些，比如还关系到小说文本、作者心理素质等研究，促使了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乃至对其他作家作品和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等问题的研究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关于此书成书或说写定的年代的讨论，就与作者问题的研究关系密切。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嘉靖说与万历说两种。本来，明代的屠本畯、谢肇淛、沈德符都说作者是嘉靖间的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吴晗、郑振铎他们力主万历说，特别是吴晗，列举了《金瓶梅》中“太仆寺马价银”、“皇木”等等史实，来证明是万历年间的作品，到50年代，有人写文章反驳吴晗，力证吴晗所举的那些名物，在嘉靖年间就有了，后来，人们对这成书的年代并没有用力去考证。到80年代初，像徐朔方先生认为作者是李开先，所以很强调嘉靖说；笔者提出作者是屠隆，就主张是万历说。这样讨论作者问题就势必与成书的年代紧密相连。所以，笔者在讨论《金瓶梅》作者时，先划了几条线，第一条就是成书的年代，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笔者当时为了探究作者问题，就首先注意用《水浒传》、用小说中的干支、人名以及一些戏曲作品与声腔的流传情况来考定“《金瓶梅》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于是就将一批作者的后选人都排斥在外，说：“早已故世的李开先、薛应旗、冯惟敏，濒临死亡的王世贞、徐渭，尚属年幼的沈德符，还未出世的李渔，均无写作之可能。”，同时也拓展了《金瓶梅》研究的视角。后来，一些学者就进一步用《水浒传》、干支、人名、戏曲来研究与《金瓶梅》的关系，对小说下限的问题也不断深入，如荒木猛、梅节等先生对于小说干支的研究就很有见地，进一步确证《金瓶梅》创作在万历年间。当然，主张嘉靖说的先生们，在这几年中所作的努力也非常突出，如霍现俊先生为了力证作者是王世贞，化了大量的力气来查证小说中所描写到的有关嘉靖时代的一些人物与史实，潘承玉为了证明作者是徐渭而写的《佛、道描写:有关<金瓶梅>成书时代的新启示》，论证了“《金瓶梅》一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由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都是摆事实来说明问题的。这些工作不仅仅对于作者的探究、时代的考定，对于拓展《金瓶梅》研究的领域，加深理解这部小说文本的价值与社会文化背景，都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在考察《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时，牵涉到了《水浒传》和戏曲声腔，也就促进了有关《水浒传》版本问题的研究和戏曲声腔盛衰等问题的探讨。本来，比较多的学者认为《金瓶梅》抄的是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可是前几年刘世德先生对各种《水浒》版本作了进一步的对勘后写了一篇《<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的文章，得出了一个“令《金瓶梅》研究界震惊的观点”：“《金瓶梅》恰恰袭用了《水浒传》容乙本的文字，因此，它的创作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在稍知一些《金瓶梅》ABC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这个推测十分“可笑”，因为早在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就明确说到读《金瓶梅》了，会怀疑刘先生似乎真的在搞什么“笑学”了，但笔者觉得，刘先生的研究还是很有用处的，这至少可以告诫人们：《金瓶梅》抄引哪一种《水浒传》的问题十分复杂，还需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做得不够。

再可以说，一些研究者在探究《金瓶梅》作者时，对于促进明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有用的。比如对于王世贞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过去一般都将他作为一个“后七子”的代表人物来研究，虽然在谈《鸣凤记》时也带到一笔，但注重的还是他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对于他在其他俗文学方面的注意是不够的，而今将他作为一个小说《金瓶梅》的作者来考察，就十分自然地注意他对于民间谚语、习俗、情歌等方面的关注了，这对于全面、立体地了解王世贞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又比如关于我提出的“笑笑先生”的问题，尽管我根据《开卷一笑》(《山中一夕话》)的署名，将这“笑笑先生”与屠隆联系了起来，而主张作者是徐渭的邢慧玲女士等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的相互雷同的笑话。尽管目下对于这两部作品的真伪及孰先孰后的问题都需进一步研究，但这一发现至少为徐文长研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不也是由《金瓶梅》作者研究所带来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吗！由《金瓶梅》作者研究而促进中国古代文学乃至语言、文化、民俗等众多方面研究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假如用一种开放的思维来看待这方面的研究的话，就更会觉得天大地大，不会陷在就事论事的狭隘的小圈子里一叶障目，看到《金瓶梅》作者研究只是漆黑一团了。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严云受先生为《金瓶梅新证》一书所作的序中的一段话，深以为严先生看问题的思路是比较客观与辩证的：

在《金瓶梅》作者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分歧还非常大。今后，还可能出现新的见解，其个人觉得，由于缺乏材料，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寻求很难找到比较确定的答案，这也许将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本人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作者问题研究的价值与必要性。为了研究小说作者问题，必然会使研究者在文本上下更多的心力。科学的《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纵然没有提供出为很多人接受的答案，却能在小说文本研究方面深入地揭示许多重要特质，推进对文学的观照与体验。如《金瓶梅》的创作时间、方言运用、生活素材来源以及审美特征等，都在作者问题研究中得到了不断深入的探求，人们对这些方面的认识也随之日益全面、丰富。因此，《金瓶梅》作者问题尽管难以解答，但却魅力永在，历久长新，不断吸引着后来者为它付出心血。

四、结束语

严先生的话恐怕将会被金学研究史所证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笑学”不可笑，《金瓶梅》作者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但笔者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研究者能自重，能慎言，多怀实事求是之心，力去哗众取宠之意，在充分看到成绩的同时，时时拿别人的批评意见来自警。《金瓶梅》这部小说，本来就常常被人用另类的眼光来将它看成为一部另类的书，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意研究工作中的严肃性与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金学事业健康发展，兴旺发达。作者：黄霖

参考文献：

[1]陈大康.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N].文汇报,2004-02-12.

[2]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R].现代文学馆,2007-02- 09.

[3]张杰.也谈《金瓶梅》袭用《水浒传》的问题——与刘世德先生商榷[EB/OL].中国文学网.

[4]刘世德.《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A].辜美高,黄霖.明代小说面面观[M].学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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