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1、蒋介石说：“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九•一八”，时隔仅一年，主角都是张学良。世人耳熟能详的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悍然炮击北大营，一夜之间占领沈阳的国耻，而对1930年9月18日，则知之甚少，这一天，张学良发表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东北军再次入关，结束了中原大战。   
    张学良这一纸“巧电”，化干戈为玉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无异帮蒋介石打赢了这场战争，维护了他的统治地位。对此，蒋介石感激涕零，曾致函张学良，有“得友如兄，死无憾矣”之句。其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更是极尽拉拢之能事，给其以高官，授其以大权。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蒋介石并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区军队之权，北平、天津、青岛三市也隶属奉系管辖，同时又大举册封奉系将领，俨然一副与张学良平分天下的架式，让年轻的张学良不免受宠若惊，飘飘然，如坠云雾之中。蒋介石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势力暂时还达不到北方，需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替他坐镇北方。北平初会，张学良留给他的印象是待人热忱，不擅权术，没有政治野心，这正是蒋介石理想中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把北方的大包袱交给张学良去应付，不怕张学良不听他的指挥。   
    张学良之所以拥护中央，主要是想到国家的统一，憎恶分裂和内战，他想到要使东北不受外敌侵略，还得依靠中央，而蒋介石就是中央，所以他拥护蒋，效命蒋。就职以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为了更好地处理善后问题，张学良决定去南京征求意见。同时，蒋介石也热情邀请张学良出席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这时的张学良还不是国民党正式党员，就此点，张学良再次感到蒋介石对他的殷切关怀，不胜感激。   
    蒋介石对张学良进京做了异乎寻常的隆重接待。途径天津，蒋介石派文武大员张群和贺耀祖亲往迎接，然后张学良的专车由铁甲压道车开路，直驶南京。津浦沿线车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军民热烈欢迎，“国家统一的表率”、“和平息戈的使者”、“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等标语，红红绿绿，随处可见。   
    11月12日晨6时，天尚未明，蒋介石命令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穿制服，渡江到浦口车站恭迎张学良。专车抵达浦口时，站台上军乐声大作，仪仗队举枪致敬，张学良身穿黄哔叽军服，肩披酱黄色大衣，捷步下车，缓行检阅，只见武官戎装，文官中山装，好不整齐，张学良与前来欢迎的军政要员一一握手，随后登上威胜号军舰渡江，行至中流，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灯火辉煌，官兵列队甲板，举枪致意，军乐又起，礼炮19响，江中所有船只均悬旗鸣笛，向张学良致敬。   
    此情此景，使张学良的心为之一动。上岸后，国府卫队分段警戒，装甲汽车开路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作为张学良的行馆，所有随行人员均下榻豪华的南京中央饭店。坐在总司令的车里，看到在晨曦中掠过的盛装打扮的街道和欢迎的人群，张学良百感交集：这样的欢迎盛况，对他还是第一次，蒋介石竟不以对待下属的方式对待他，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蒋介石在国府大院门口亲自恭迎张学良，一见到张学良，蒋介石快步向前，紧紧握住张学良的双手，旋即张开双臂，一边拥抱，一边连身说道：“欢迎你，欢迎你啊！”简直一见如故，张学良受到如此厚待，心情激动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本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此时更是难抑心头激动，眼圈禁不住湿润了。   
    二人共进早餐后，驱车赶往中央党部，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周和四中全会开幕典礼。一路上，车队浩浩荡荡，缓缓行进，威武壮观，车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伫立在马路两旁，翘首相望，争睹这位再造统一的少帅的风采。进入党部所在地，又是奏乐，又是歌舞，又是口号，欢迎仪式令张学良目不暇接，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他曾告诫他的文臣武将，不得对这位少帅无礼、傲慢，必须执礼要恭。因此，在南京期间，张学良处处受到欢迎。   
    在极度兴奋中，张学良参加了四中全会开幕式，蒋介石特别介绍张学良加入国民党，列席会议，张学良激动不已。当天，几乎每参加一项活动，张学良都受到形式别致的热烈欢迎，他全天都沉浸在欢快和激动之中。晚上，蒋介石特意安排的盛大晚宴将气氛烘托到了极点。张学良端着酒杯，从心底里迸出了他的祝酒辞：“不才汉卿，拉住蒋主席的手，阔步中华大地，不辜负轩辕子孙，共创千秋大业。”满面春风的蒋介石十分得意，脱口而出一句：“精妙绝伦的张副司令！”把宴会一开始就引上高潮。张学良兴奋、欣喜、陶醉于这个金陵之夜，连夜致电东北军军政要员：“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之想象，望各界静候佳音，学良将会赐福于民众。”   
    在南京期间，每次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蒋、张两人总是并肩而行，笑语嫣然，彰显亲密无间之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张学良对蒋介石本就少之又少的疑虑和戒备，现在更是不复存在，他慷慨陈词：“我的意向已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为了这一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而蒋介石对张学良也推心置腹，掏心掏肺：“北方冯、阎等人脑筋都太旧，你是青年，有朝气。我们二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甚至还说，他的卫队就是张的卫队。在中山陵合影留念时，兖兖诸公，蒋介石只让张学良和自己并立前排中央。   
    正当蒋、张频频会见的时候，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也于四中全会闭幕的那天来到了南京。她的到来，同样获得隆重礼遇，欢迎她的仪式由蒋夫人宋美龄一手承办。素以交际著称的宋美龄，充分地展示了她作为第一夫人的迷人风采和魅力。于凤至一下专车，宋美龄便迎上前去，亲热地与之紧紧拥抱，然后先亲左脸，再亲右脸。于凤至虽也是东北的第一夫人，见过不少大世面，但还真从未经过这种阵势，一下子就被宋美龄征服，顿时甘拜下风。   
    宋美龄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得体。当晚在私邸设家宴为于凤至洗尘，气氛温馨、和谐，几乎没有安排什么政治场面，包括以后的一些活动也全都采取家庭的、女性的方式，这使本来并不太善于交际的于凤至很快对她产生了亲近感，几天下来，两人穿梭交往，形影不离。   
    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夫人倒是真心喜欢这位文雅娴静、知书达理的东北女子，当于凤至在南京参观游览过后，由宋美龄陪同到了上海，拜见过老夫人之后，老太太当即认她做了干女儿。宋美龄做事，滴水不漏，见机也一不做二不休，与大姐宋蔼龄一起，择了吉日，交换兰谱，干脆与于凤至结拜为姐妹。三个干姐妹的亲热劲，硬是把宋氏嫡亲三姐妹的亲情关系也给比了下去。对于宋美龄不惜降低辈份和于凤至结拜为姐妹，张学良感激涕零，他对蒋介石一直以长辈相尊，直至蒋介石逝世，张学良仍称他们的关系是“情同骨肉”，张学良的确一直以父执礼对待蒋介石。   
    由于于凤至的到来，使政治家庭化，蒋介石、宋美龄、宋蔼龄、张学良、于凤至在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楹联前面，照了一张生活照，成为历史的见证。   
    张学良在南京梦一般地度过了23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美妙最难忘的时刻，也是他和蒋介石最为和谐亲密的阶段，他已经完全被蒋介石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从感情到精神上，对蒋无限崇拜，开始了从此长达半个世纪的效忠。12月4日，张学良离京北返，蒋介石一如既往，对他的送别依然象来时那样隆重。告别时，蒋介石一副难舍难分之景，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北方善后，东北、华北八省全靠你了！”   
    张学良俨然成了偌大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父亲多少年征战才得到的，他却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了。不要说偏安一隅的“东北王”无法与之比拟，就是先父张作霖，虽号称大元帅，其号令也不过局限在京津周围而已。如今的张学良，似乎已领有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他觉得惬意、满足、充实，他决定不回沈阳，留在北京，立即开展工作，他要作出个样子来给蒋介石看！他要以此报答与蒋介石在南京的“政治蜜月”。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2、惊涛骇浪中，谁先下危船？

    逼人下野、出洋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任何人都可以牺牲掉，即使忠心、慷慨如张学良者，也不例外。   
    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各种指责、谩骂、讥讽如雪片般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对前方失土辱国之主将，立即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维公道”，天津救国会如是说；《中国评论家》杂志刊登了一封致张学良的讽刺信，信中他被题名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著名作家林语堂则以张学良搜集文物癖好羞辱他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大片领土，当然你也为我们保护了许多国宝。”在政界，一些高级官员也向张学良发难，汪精卫、孙科等更是借此之机，要求张学良引咎辞职。   
    其实，不用他们说话，张学良也只有辞职的一途了，但他表示不希望在没有采取适当的挽回败局的步骤时离开职位。1933年3月8日，当蒋介石约他到保定会晤时，他还抱有收复热河的心愿，表示要向蒋先生请命抗日，临走前，他对秘书王卓然说：“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问题，主要是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总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派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6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   
    张学良想得一点也没错，事情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蒋介石早就料到热河有可能沦陷，一旦沦陷，他和张学良将负主要责任。只有张学良下野，才能平息众怒，也才能保住自己。次日，蒋介石让宋子文先行与张学良密谈，二三十分钟后，张学良匆匆下车，神色紧张。   
    他向部属转述了宋子文的话：“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我守土有责，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这正如同三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可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好处。”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张学良只能对宋子文说，当然是他先下去了。   
    宋子文得到张学良的口实，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   
    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他在专车上接见了张学良，不待张学良开口，蒋介石板着脸先劈头说道：“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他暗示张学良，“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在要自己的口供，说：“我离开为好。上午我已和子文兄表明了这个意思。”   
    “这是好的，好的。汉卿，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   
    此时，张学良关心的仍是要动员全国进行抗战，他说：“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阻止日军前进。”   
    对于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虽连说“是的是的”，但对此已不愿多谈，他答非所问地对张学良说：“关于你下野的事，我定要和张夫人当面讲清楚，以免她误会。”几天以后，蒋介石真的赶到石家庄，面见于凤至，对之“安抚”，以表示他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   
    张学良回到专车，神情阴郁地对随从人员说：“我马上辞职出国考察。”一时群情激愤，众人皆为张学良鸣不平，而张学良反而劝慰大家，说蒋介石的话是对的，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主张自我牺牲到底。张学良被蒋介石迷惑太深，对蒋介石过分信任，甚至在想法上也不自觉地与蒋介石产生了某些共鸣。   
    几分钟后，蒋介石偕宋子文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做礼节性的回访，温言慰语，极尽抚慰之能事，并劝张学良次日即飞上海，免得夜长梦多，发生变化。因为蒋介石很怕东北军将领会借此闹事，因此他极力说服张学良赶快出洋治病。   
    蒋、宋二人离去后，张学良百感交集，父仇未报，家乡已失，被迫下野，兵权易手，今后26万东北军何去何从？张学良深感对不起东北3000万父老，对不起东北军将士，对不起张氏宗族，心里委屈难受，心情万分沉重，再也忍不住，伏枕嚎啕大哭起来。副官谭海见状，赶紧找来秘书王卓然和顾问端纳，一起安慰张学良。   
    端纳上前，“少帅，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和坚强。”   
    王卓然接着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辞职下野，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都不能胜任，那时失败，还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走掉，把病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劝导，突然只见张学良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把两人吓了一大跳。张学良拉着王卓然和端纳坐到他的床前，说：“我是闹着玩的，吓你们呢！”接着，他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我来讲讲，大家开心。话说从前有一个财主，夜里遭土匪抢劫，土匪持刀并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说要什么都行，只要饶他一命。土匪看他老婆长得还好，就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一边叩头，叩得好，就饶了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待土匪尽兴席卷财物而去后，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一个劲地叩头呢？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便宜呢！财主老婆大哭说，老婆被奸污，你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最忙乱的时候，贼顾不上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讲完这个嘲讽南京政府对日屈膝的外交政策的笑话，张学良转头对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先生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去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   
    回到北平顺承王府，张学良沉思着对王卓然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辨。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给我。”   
    子夜2时，王卓然将林肯原文找出，“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张学良久久不语，若有所思。   
    翌日，张学良召开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宣布他辞职出国的消息。到会军官个个忿忿不平，同声反对他下野。有的主张与蒋介石讲理，有的则主张干脆造反，一时间，群情激愤到极点，张学良竭力劝阻部下，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他说：“我同意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我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离开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儿，交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   
    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此一通电，字里行间，充溢着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而对于他的苦衷，却只字不提，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甘为蒋介石充当替罪羊。   
    张学良为人，一向坦率直爽，崇尚信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蒋介石，他诚心实意，顾全大局，竭力维护他的地位，从前如此，在他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后，仍然如此，他从不肯诋毁、诽谤蒋介石一句，就在他下野前，他还谆谆叮嘱部下说：“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   
    也许张学良想通过这次下野进一步密切与蒋介石的关系，1929年夏，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京相会，蒋曾对张说：汉卿，你比我年轻（14岁），你东北几十万兵都是讲武堂毕业，武器装备也好，有空军，有海军，比我有力量。我只有10万黄埔军校的士兵能打仗。现在我领导着先打个基础，将来国家成功了，我岁数也大了，还得你来领导。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无意当全中国的领导人，只想保住东北。话虽如此，但如今东北已经丢失，张学良不能不对蒋介石的那番表白怦然心动。而且，张学良下野出国前夕，蒋介石把他们两人比作同舟共济的一对难兄难弟，难免让张学良产生亲如一体的幻觉。他的下野出国可以说是为蒋介石做的牺牲。   
    然而，政治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蒋介石爬上南京最高权力宝座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惯了，张学良的忠心、坦诚并没有换来蒋介石的投桃报李。张学良信蒋介石太深，后来他遭受到半个多世纪的幽禁，未始没有这个原因在内。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1）

    “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如此评价当年他跟蒋介石在剿共和抗日上的争执。   
    1935年9月，张学良被蒋介石调往西安，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在与红军作战中，连连挫败，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但却心想“抗日还乡”，他嘱咐部下，尽量避免与红军交火，并对友人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预感到“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将与国家同归于尽。”因此他说：“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对共产党“也应当能容”。   
    所以，张学良在西北一面和共产党交朋友，达成“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一面又与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从1936年7月起，张学良开始频频向蒋介石“诤谏”上书，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然而，不断飞来的情报，不断演化中的西北，使蒋介石终于决定御驾亲征，亲赴西安视察、督战。   
    10月，蒋介石以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偕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西北的事不太好办，他没有采取强硬之法，而是声称“避寿”，要各地走一走。蒋介石在西安故意装出忙里偷闲的姿态，登华山，游终南，看秦陵，逛骊山，到处游山玩水，纵览西岳风光。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看似闲庭信步，其实处处玄机，游华山时，蒋介石指点着“远而望之若花状”的华山，一语双关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张学良当然明白蒋介石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心里却是另外一番滋味。站在巍峨的华山之颠，向北望去，祖国的东北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何日收拾旧山河？他的心情复杂万分，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蒋介石尽量装出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但他总免不了要时时敲打张学良，他装做不经意地问张学良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不讳，说自己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闻言大惊，对他所获得的情报已经得到应证，他训斥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最后一句刚出口，他又改口道：“你该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张学良心下大不以为然，又不想辩解，只好一笑了之。此番试探，蒋介石印证了张学良不愿剿共的原因。   
    数日后，蒋介石收起了无事一身轻的逍遥之态，开始着手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当他询问西北剿共和陕西的政治情况时，张学良趁机陈述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并恳切地说明，这不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风吹草低，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杨虎城婉转地说：“我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张学良也争辩说：“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蒋介石断然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   
    过了两天，张学良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又训斥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为了彰显自己坚定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蒋介石径直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一上台就搬出他那套忠孝礼义廉耻的哲学信条，大谈“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的道理，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外敌不除便无法抗击外敌的谬论。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是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又重申：“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蒋介石这番训话，显而易见，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的，更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再次警告。   
    10月28日，张学良利用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带兵赴前线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还强调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张学良的劝谏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0月3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带着对张、杨极为不满的怒气飞到洛阳“避寿”，张学良想借蒋氏过生日不便发火之机，再次劝谏，便邀请阎锡山携王以哲、何柱国同赴洛阳，以祝寿为名，行进谏之实。   
    张学良这次学乖了，他觉得蒋介石已听不进抗日大道理，就换了一个角度，专讲东北军目前的困境。殊料，蒋介石早已觉察到了张学良的用意，他碰了个大钉子，蒋介石只是逼问他：“你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为了阻止张学良等的劝阻，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作讲演，大骂主张抗日者，并重申：“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变更。”   
    训话间，蒋介石情绪激愤，突然大谈起汉奸来，“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和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大家要明白，通日本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而且是二等汉奸。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团结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这番措词严厉、意有所指的指桑骂槐，没有谁会听不出来，张学良神色大变，面容惨白。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2）

    张学良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若有所思地说：“阎百川毕竟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要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了，我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已经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不久，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毕竟是血性军人，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驾机飞往洛阳，准备冒死力劝。他要求东北军参加绥东抗战，蒋介石坚决不允。他又请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不要因此失掉民心，酿成大错。蒋介石要他专心剿共，别管政治上的事。蒋介石句句不离剿共，别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张学良所求之事也件件驳回。情急之下的张学良把事先准备好的劝谏之词全都忘了，东北、华北一幕幕耻辱的景象纷纷闯入他的脑海，他的眼前模糊了，泪如泉涌，他哭诉道：“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蒋介石最不愿别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没等张学良说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放肆！”   
    张学良本来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东北时他一人独尊，归顺蒋介石后，和蒋相处又很好，交情极深，没有人敢不让他说话，平时两人之间的争执、冲撞多不介意，仗着这样的关系，张学良敢于仗义执言，他腾地站起身来，变换了语气说：“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劝谏变成了质问，极大地刺痛了至尊无上的蒋介石，他大发雷霆：“太放肆了！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中的蒋介石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风度，他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朝着张学良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本想将蒋介石一军，岂料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   
    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再到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乐。几天来，他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搅在一起，他心乱如麻。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这种逼上梁山的苦迭打方法（法文政变之意），对张学良来说，实是万不得已。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比拟。张学良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宋美龄也曾说过，张学良尊蒋如同父执。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考察一回国，就宣传要绝对服从领袖。正因为这种关系，张学良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相信凭他和蒋介石的私交情谊以及这几年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政见上的冲突，他们再也无法谈到一起去了。   
    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   
    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   
    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的，碍于张学良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然而，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一方要抗日，一方要剿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现。   
    兵谏，逼上梁山，势在必行！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4、囚禁是“爱”

    如果说在张学良身上还存有从他父亲血脉里继承来的绿林好汉的义气之举的话，那便是捉放蒋这一幕了，不过在张学良那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而升华为一种民族义气。   
    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的目的很明确，“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正因为此，张学良在和宋氏兄妹达成君子协议，以及得到蒋介石“领袖人格”的保证后，他再次作出了一个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身为军人出身，对扣蒋之事，自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在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后，他便急于放蒋，以表明自己无私欲的心迹。他是抱着负荆请罪的态度去南京的，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死罪。   
    杨虎城对此愕然，他劝张学良：“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周恩来送给张学良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请他三思。但此时的张学良主意已定，而蒋介石在机场的一句“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则更坚定了他“人情送到家”的决心。   
    张学良想，我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他自认为这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英雄之举，他却没有想到，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统治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他天真地设想着：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就一段千古美谈。   
    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像张学良所设计那样演下去，千古美谈变成了一代奇闻。张学良高估了蒋介石所谓的“领袖人格”，蒋介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齐桓公、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风度，因为还未等张学良飞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12月26日，由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信口雌黄地将释蒋归结为张杨二人受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之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果然，26日下午2时，当张学良到达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时，等待他的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他在宋子文、戴笠的陪同下，直驶南京鸡鸣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27日一收到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马上迫不及待地将其与自己就此事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呈文一并递上，并装模作样地要求对自己“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对张学良则要求“依法办理”。为此，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了第31次和第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会者都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未经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   
    由此开始，几天之内南京上演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审判、特赦、管束的闹剧，蒋介石为了给外间以“伟大人格”的形象，对此早有周密的安排，哪些事由他出面，哪些事由别人出面，他早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将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临来之时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早有所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中央竟会对他进行军法会审。他百思不得其解，来到南京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使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他对蒋介石可谓是惟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社会舆论的斥责等等，只要是蒋介石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住进北极阁的短短五、六天中，他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简单，出门拜客虽是自由的，暗中却总有特务的监视，戴笠也不时来坐一会儿，先是要他写请罪书，现在竟敢当堂审讯。   
    张学良愤慨极了，他知道出庭审判，将意味着失去主动权，他在国人心目中将成为被告，从此，他便成为蒋介石任意宰割的对象。在愤慨的同时，他对蒋介石背信弃义产生了痛恨之情，他感到诧异，言而无信者还敢侈谈“人格”，自他看到那篇所谓“训话”起，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他不敢相信，流言、欺骗竟出于道貌岸然的领袖笔下！   
    同样感到愤慨的是宋子文，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下过保证的，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将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只得再次向张学良拍着胸脯保证：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表示将陪张学良去法庭。   
    第二天的审判将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他将如何谢幕呢？他又如何舍得谢幕呢？愤慨、懊恼、委屈之余，张学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张学良是全副武装，穿着上将军衔军装，精神抖擞、威武凛然地走进法庭的，他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两个多小时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谁也听不出张学良罪在哪里。这真是一场颇具戏剧化的审判：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还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条理，更具说服力，张学良的理直气壮和坦然，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简直就是做了一场政治报告。审判长李烈钧后来对人说起这次审判，犹对张学良称赞不已：“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的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问心不愧，无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庭审至此，问不出什么名堂，李烈钧宣布休庭。确如宋子文所说，这个审判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判决书早已写就，少顷，审判长向张学良宣读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虽然在军委会受审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维持纪律”，“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法外施仁，重返东北军。所以在判决刚刚宣布时，他情绪很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审判后，他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公馆，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这时开始，暗中监视变成了公开监视，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   
    对于张学良的遭遇，参加审判的人员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何罪之有？”副审判长鹿钟麟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然而，蒋介石还在接着演戏，审判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以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仁慈”。1月4日，张学良接到所谓特赦令，内称：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   
    南京几天来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不过，“严加管束”的分量到底怎样，人们不清楚；时间到底多久更没有人去想，还是那个审判长李烈钧一语道破：“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身禁锢。”   
    然而，蒋介石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他说，我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因为爱护他。他的修身养性功夫太差，我应该负责。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样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是的，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对张学良“负责”到底，从此，张学良背负着他沉重的“爱”，整整半个世纪。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1）

    奉命修身养性，休问他事，读书思过的张学良，在清寂的幽居生活中，翘首盼望重归自由的那一天。蒋介石也时刻关注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言行思想，但他却不愿意见到张学良，更不愿意放他。两人之间通过互赠礼品吐露心意，打哑谜一般，很有意思。   
    每个奉蒋介石之命看望张学良的人，除了劝他安心读书外，就是要他耐心等待，别无所说。一开始，张学良还会问问委员长什么时候放了他，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时，不过仅仅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至多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   
    早在雪窦山时，陈布雷就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看望过张学良，带给张学良四大箱蒋介石亲自挑选的礼物，里面从名贵的烟酒，滋补的鱼翅、猴头，到时新的西装，进口的网球、网拍，吃穿用度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张学良喜欢的极少见的线装书和书法碑帖。但张学良无心细看，他关心的是蒋介石何时给他自由，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陈布雷：“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陈布雷深知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但他不敢透露，只是敷衍地说：“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儿歇息歇息，何必急着回去呢！”张学良恳切地说：“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啊。”他的话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焦急，其实，张学良不知道，西安的三位一体早已瓦解，东北军东调豫皖，蒋介石正在逼迫杨虎城出国，情况远非他所能想象得到。陈布雷左右为难，他既不想欺骗张学良，又无法告诉他实情，只好听而不闻，避而不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剡溪之地，山清水秀，果然名不虚传啊，溪多鱼多，好地方啊！”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竿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交给张学良说：“张将军，委员长要我告诉你，剡溪之地有的是鱼，他希望你钓钓鱼。”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我哪有什么心情钓鱼啊。”“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心灰意冷地说：“委员长要我在雪窦山钓一辈子鱼呀！”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陈布雷见状赶忙解释说：“委员长这也是为你好啊。你放心，委员长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做一国之君。这一切他都是牢记在心的。”张学良沉默不语，情绪低落，陈布雷见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坐了没一会，就托辞还有事要办，先行告辞了。   
    从此，钓鱼对张学良来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往往一个上午就可以钓到十几条，初时，看到自己每有所获，张学良也会乐得合不拢嘴，叫大师傅煎炒烹炸一番，大快朵颐。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叱咤风云、征战沙场的虎将，垂钓之乐又怎么能满足他那抗日救国的鸿鹄之志呢？   
    时间久了，钓鱼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张学良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搭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熬不尽漫漫的囚期，钓鱼，竟成了一种心的煎熬。   
    不光如此，钓鱼有时还是一场政治游戏。1943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给汪伪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写信，劝他反正，为军统效劳。鲍文越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越，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文越接到张学良的劝告信后，未加理睬。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回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蒋介石命戴笠送给张学良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伸能缩，张学良接到后知其用意，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他说罢把鱼竿折断扔掉。   
    1945年春，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到桐梓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自有千言万语，莫德惠给张学良带来了许多旧好和部属写的信，并转交了蒋介石送给他的一块金质怀表，张学良接过表，感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10年，现在蒋先生才挂念起让我掌握时间。我看这表很好，再走10年、20年也不会停的。”想到自己被软禁10年，自由仍遥遥无期，张学良不禁心情焦虑，闷闷不乐起来，莫德惠也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只好安慰他说：“自有佳期，君莫问。”张学良托莫德惠回赠给蒋介石一块怀表，寓意是：委员长起初说的“严加管束”十年的囚期已经到了，该是解除管束的时候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的回答是一只鸟笼，其意非常清楚，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   
    半年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付出八年时间和几千万生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消息传到小西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他们又蹦又跳，孩子般地手舞足蹈，热泪禁不住盈眶，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张学良已被蒋介石软禁了10年，如今抗战胜利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获得自由了。那些天，张学良想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自由问题，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一丝他期待了多年的希望。但他没有提醒任何人，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蒋介石自然会考虑的，他只是每天翘首以待，等待那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早早地传到这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并没有作出任何特别的表示。   
    赵四小姐忍不住了，她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是不是给委员长写封信，提醒他一下，现在该是放你的时候了。”张学良有些为难地说：“这种事，最好是由别人提出来，效果会好些。”赵四小姐说：“这么多年，我们远离世事，故人零落，到哪里去找别人啊！”想了一想，又说：“要不我们给委员长送件礼物去，他一定会明白你的用意的。”张学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送什么好呢？   
    10年幽禁生活，辗转数地，身边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仅有一只手枪和一块手表。送手枪，怕引起误会，只有送金表了。这块金表是张学良1934年旅欧时订购的瑞士欧米茄表厂百年纪念手表，把这个手表送给蒋介石，正好可以象征时间已到，是个好主意！   
    于是张学良托人把金表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收到后，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时间已到，要求释放。他微微一笑，并不做正面回答，继续和张学良打哑谜，他让戴笠给张学良送去回礼。张学良很高兴，打开礼盒一看，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再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信函。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刻骨铭心，这笔帐远还没有算完，要张学良继续做足不出户的闺中将军，安心在家读书、修身、思过吧。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2）

    1946年9月，莫德惠再次奉蒋介石之命，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桐梓。他满面春风，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哦，此话当真？！”张学良的两只眼睛立刻嗖地放出神采，“你说说，怎么回事。”   
    莫德惠喝着赵四小姐泡的茶，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各界人士一致呼吁还你自由，你的旧部也一再声言，希望你重返军中，蒋委员长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你的管束。但是，委员长让我转告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张学良没等莫德惠把话说完，迫不及待地插问道。   
    “一是你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三是自由后要出国居住。”   
    “这分明是不给我自由嘛!”张学良忍不住叫起来。   
    莫德惠劝张学良说：“汉卿，你要明白，你不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就不能自由......”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学良猛然站起来，激动地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   
    张学良缓了一口气，接着说：“至于第二条，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也不在我手里。第三条嘛，我更不能接受了！”张学良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   
    虎虽囚，患犹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放虎归山，那不是拿自己的权力、地位开玩笑吗？张学良早就看出蒋介石的忧虑所在，他说：   
    “委员长大概是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不肯以违背真理和良心为代价来换取自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莫德惠对张学良的一口回绝表示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然而，莫德惠又对张学良的回答钦佩万分，幽居10年，张学良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   
    1957年9月，这种机会似乎又一次来到了，这一年，蒋介石要贺70大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逢五、逢十给长者拜寿是非常重大的活动，又何况是“皇室”呢。一入九月，座落在阳明山下士林镇的总统府官邸就不断收到台湾各阶层各式各样的贺礼，日日人来人往，天天高朋满座。   
    也居住在阳明山，相距士林官邸不远的今日邻居，昔日曾以“父子”相称的张学良，也在思忖着自己该送什么贺礼。为了不失时机再次表达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愿，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再一次决定，送一块怀表给蒋介石作为贺寿的贺礼。   
    礼物选定后，张学良又犯了愁：由谁送交这份贺礼才合适呢？自己是幽居之人，不应亲自前往；贺礼包含寓意，也不该被太多的人转手，最好能由委托之人亲自交到蒋介石手中。所以委托人至关重要，首先被委托者必须是张学良亲近信任的人，同时他又得有相当的身份，能够将礼物亲自送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在交办中起到强调的作用。思来想去，张学良最后选定了张群。   
    张群果然不负众望，将礼物转送给了蒋介石，了却了张学良的心愿。接到贺礼，蒋介石心领神会，从西安事变至今，这是张学良送的第三块手表了，他心里十分清楚，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管束”22年了，应该恢复自由了。   
    不久，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被送到了张学良手中，这是蒋介石回赠的礼物。睹物思人，对蒋介石非常了解的张学良，手握这根手杖，立刻领悟了蒋介石托物示意的暗语：我们都老了，应该以身体为重，往事少想，你可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这次蒋介石回赠的礼物与前几次大大不同，似乎隐隐预示着彻底解禁张学良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阳明山景色依旧，寒暑易节，花开花落，两年来，在开满野花的山间小径上，在碧波荡漾的阳明湖畔，在造型别致的快雪亭下，处处都留下了这根手杖伴随张学良的足迹。张学良的心境渐渐地宽舒起来。   
    经历了两个寒暑，1959年春日，张群带着春意，踏着野花，兴冲冲地再度登上阳明山，带来了张学良期盼多年的喜讯：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从此解除军管会对他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二十二年的自由突然就降临了，张学良恍被惊雷击中，此时此刻，他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如何迎接这迟到太久的自由。多少年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幻想着自由之后那舒畅快活的生活，可是，当自由陡然复归，真的来到时，张学良竟异乎寻常的平静，异乎寻常的安详。   
    回首逝去的二十二年，张学良无怨无悔。尽管这场为了国家民族命运的兵谏，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韶华时光都耗在了无穷无尽的幽居之中，然而，他耿耿此心，天地可鉴，他不惜把这牢底坐穿！岂料，就在他对自由已不抱幻想之时，“管束”居然解除了，尽管在解除“管束”后，蒋介石还留下了“为了对张学良负责，仍需派‘警员’保护”的叮嘱，但自由，毕竟翩然而至！   
    不管怎样，这段无以复加的千古奇冤，终于划上了句号，也早该划上句号！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6、一笑泯恩仇

    1975年4月6日凌晨2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时任总统府资政的张群打来的，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蒋总统已于几个小时之前平静离世了。张学良听罢一愣，睡意全无，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   
    放下电话，他披衣站在窗前，望着屋外沉沉的黑夜，听着檐前唰唰的雨声，心潮起伏，思绪翻滚。往事一幕幕，纷至沓来：南京的隆礼相待，临潼的好言相劝，西安的兵戈相见，随后的奉命读书，颠沛流离，台湾的默默无语，一晃，竟四十多年过去了吗？张学良陷入了往事之中，无悲，亦无喜。   
    当年“兵谏”的枪声，打破了原本情同父子的亲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仇恨。蒋介石恼恨张学良的大胆和莽撞，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总会恨恨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以解心头之怒。但是，张学良毕竟在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大功于他，没有张学良的振臂响应和挥师入关，他蒋介石不可能统一中国，也不可能登上全国统帅的宝座；1933年，又是张学良待他受过，甘心顶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下野出洋；就以蒋介石最无法释怀的西安事变而论，若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能否安然无恙回到南京还未置可否，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   
    是的，这一切，蒋介石都无法抹煞和忘却，他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对他处以遥遥无期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固然有留作人质，还可利用的因素在内，但未始不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恩怨缠绵的矛盾心理。   
    而在张学良的内心，对蒋介石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难以名状的感激。虽处幽禁，他的生活仍然是优越的，蒋介石指示，只要他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除了自由，他的一切都没有变。而到了台湾后，不是也对他解除管束了吗？   
    对于蒋介石的去世，张学良并没有感到太大意外，这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不是张学良心胸狭窄，嫉恨蒋介石40年来对他的囚禁，而是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断听到蒋介石时常患病，身体日见衰退的消息。有时，做礼拜在教堂相遇，张学良也感到蒋介石与以前相比，明显衰老。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介石逝世前八个月的士林教堂的礼拜会上。与往常一样，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伴下，来到了自己固定的座位前，不同的是，那时的蒋介石已经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   
    张学良远远地望着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礼拜会结束了，人们目送着蒋介石离开，留在张学良眼中的是蒋介石那虚弱不堪、颤颤巍巍的背影。张学良的心里涌上一阵哀怜，40多年的幽禁生活，早已使他对世态炎凉，云淡风清。他与世无争，淡然处世，有着基督教泛爱的精神。当时，他很想走到蒋介石面前略表关切和慰问，但他又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太了解蒋介石了，倘若此时驱身近前，身体如此瀛弱，举止已显迟缓的蒋介石，非但不会领情，肯定还会认为是对他的嘲笑和讥讽。想到此，他止步了。   
    没想到那次教堂相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曾几时何，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君主，何等的得意，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胜券在握，又何等的独断专行，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生命规律的运行。此时的张学良，深感生命的短暂，更觉名利权位全都是过眼云烟，不足为道。他不愿再去想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那已经微不足道了。他转过身，拿起电话机，拨通了士林官邸的电话，向蒋夫人宋美龄提出了吊唁蒋介石的请求。   
    蒋介石弥留之际，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6字交付蒋经国，并特别嘱咐蒋经国“不可放虎”，张学良没有想到，在他幽居四十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一只虎！他后来对唐德刚教授说：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   
    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他们说蒋先生不会做，说蒋先生应该把我放回去，我把他送回南京，他把我放回西安。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蒋先生没有这个雄才。”   
    多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防范之心一直没有消减过，多年来，为了让蒋介石解除对自己的顾虑与戒心，张学良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过于显赫的名声，他甚至说连张学良这个名字都不想要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很明显，他已经决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他决不会再对当局造成任何的威胁了。然而，多虑如蒋介石，却仍将垂垂老矣的张学良畏之如虎，即使在他死后，也不放松警惕，实在令张学良啼笑皆非。   
    蒋介石去世后的第四天，遗体移至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张学良偕赵四小姐前来吊唁，向这位恩怨交织的长官告别，看他最后一眼。   
    轿车缓缓地停在吊唁厅的大门前，张学良神色肃穆的从车上下来，径直朝厅里走去，宋美龄过来和他默默握手。整个大厅，一派肃然。灵柩四周，摆满鲜花翠柏，蒋介石静卧在水晶棺木里，神色安详。张学良站在棺旁，脸上的神情哀伤凝重，久久凝视着双目紧闭的蒋介石，望着他那仿佛沉睡的面容，心中漾起缕缕哀思，前尘往事浮上心头，以往的岁月不断在眼前晃动，张学良的眼睛湿润了！   
    面对着曾经呼风唤雨、大权独揽六十年的老长官，张学良默然无语。他们一个站立，一个静卧；一个百感交集，一个心如止水，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在此凝视中划上了句号，俱往矣！   
    剪不断，理还乱，各人心中自有一本帐。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写来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手足；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短短十六个字，道尽所有爱憎恩怨！   
    “蒋先生对我，该怎么说怎么说，他对我很关切。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可他特别关心，......从大陆到台湾，老先生总是指示要找最好的地方，......他对我，那真是关怀得很！”   
    “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发生冲突，没有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没有一点其它旁的冲突。”   
    “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先生对我很好。”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蒋介石功大于过，永远是他的老长官，老上级。   
    “一个人，有他好的一方面，也有他坏的一方面，仅仅是好的方面多，还是坏的方面多而已。蒋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功的，当年，他在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方面，是有功的。”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7、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陪伴他走过后半生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   
    张学良很早就与宋美龄相识，据他说：   
    “我与蒋夫人认识的时候，那是在上海，有人请客，介绍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后来，蒋先生在北京请我们吃饭，在筵席上见到蒋夫人，我就说，蒋夫人好。蒋先生很奇怪，问我，你怎么认识她？我说，我认识她，比认识你还早。”   
    张学良与宋美龄似乎特别投缘，也许是宋美龄的洋化生活，大家气度，令张学良特别着迷，宋美龄称张学良为“gentleman”（绅士），张学良则尊称宋美龄为夫人。   
    西安兵谏后，张学良之所以义无返顾、力排众议地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证作为后盾，他心里有底。正是因为他极度信任宋美龄，绝对相信她所做的保证，所以即使没有蒋介石的书面签字，仅凭空口的一句“领袖人格”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放人，而对于张学良送蒋回京，宋美龄也一再表示：“我一定负责担保。”   
    宋美龄事先也没有料到蒋介石到了南京会翻脸不认人，所以她当初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天保证。当阎宝航去见宋美龄时，宋美龄还反复嘱托说：“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当阎宝航不太相信地追问：“夫人，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会会西安的，这有把握吧？”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此时的宋美龄，对释放张学良还是信心十足。   
    但是，也有一丝阴影偶尔掠过宋美龄的心头。早在离开西安的飞机上，看着蒋介石若有所思的模样，她就隐隐有某种预感，但她竭力打消这个不祥的念头，想想看，委员长毕竟是从张学良手中走脱的，且张学良又亲自送回南京，蒋介石再狠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吧。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听说有许多军政大员、新闻记者都去看望张学良，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争睹少帅的风采，当即就忿忿地骂了声：“娘希匹！”随即又恨恨地说：“把他捧成民族英雄，我成了什么？”宋美龄这时感觉有些不妙，但她还是不敢往深处想。   
    也就在这天，冯玉祥去看望蒋介石，言谈中，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我哥哥蒋介卿，可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呀！”当时，宋美龄也在座，心中暗暗为张学良捏了一把汗。   
    宋美龄、宋子文和端纳是张学良送蒋回京、保证安全的担保人，在军法公审后，宋子文和端纳出于良知，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商议如何履行在西安的诺言。蒋介石究竟要怎样惩治张学良，谁也不知道，连宋美龄也不知底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终究言而无信，公然无视宋氏兄妹的保证，将张学良严加管束，宋美龄尴尬万分。   
    在信义和丈夫之间，她左右为难，她觉得对不起张学良，但又无法说服蒋介石，她确实已经尽了力。为了张学良的自由，她已经跟蒋介石狠狠地吵过一架了，刚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大令，这几天，子文同你吵了好几回了。他觉得没脸再见人了。在西安，我们是作过保证的。端纳先生也告诉我，他对这个结局很失望，打算辞去顾问，离开中国。”宋美龄一脸阴郁，眼圈微红，明显有哭过的痕迹，“大令，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毕竟他们是为你出过力，冒过险的啊！”宋美龄伤感地说。   
    “冒险，冒险！在西安，有谁比我冒的险更大！华清池那天早上，弹雨横飞，乱枪四射，邵元冲、蒋孝先不就被张汉卿的部下打死了吗？！要是哪颗子弹偏一点点，打到了我蒋某人的身上，你们现在还会为张汉卿求情吗？政治是要流血的，不是靠感情来支配的！”蒋介石青筋暴涨，呼呼地直喘粗气，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好歹汉卿也是个重信义的人，不然他会亲自送你回南京？”宋美龄涨红了脸，也几乎是喊着说出了这句话。   
    “我早就叫他不要来，不要来！他自己非要到南京来负荆请罪，我有什么话说？再说，南京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蒋介石忍不住大吼起来。   
    “可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宋美龄并不退缩。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已经对侍从室说了，明天我就离开南京，回家乡溪口休息养伤。”蒋介石阴沉着脸，说完，就抛下宋美龄独自走了。   
    对丈夫背信弃义的失望，对朋友无言以对的羞愧，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恼恨，一齐涌上心头，宋美龄不禁痛哭起来，她没脸再去见张学良了，他是那么信任她，相信她，以至于没有任何条件地答应她的请求，现在她却无法实现对他的承诺，这叫她该如何是好呢？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煞煞张学良的性子，关他一辈子，谁说都没有用，端纳的离职，宋子文的不问政事，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就连他一向言听计从的宋美龄的话，这次也彻底失灵了。无奈之中的宋美龄知道是无法改变丈夫的决定了，她只好尽可能的为张学良多做点事，以作为弥补，让自己的内疚之心好过一点。   
    正因为此，宋美龄后来才说服蒋介石同意于凤至、赵四小姐轮流上山陪伴张学良，在于凤至患病以后，又千方百计安排她出国治病，这一些，虽然无补于张学良的幽禁，但毕竟还是给张学良带来了一点关怀，一点温暖。   
    宋美龄还不时地托人带东西给张学良，张学良所需的日用品以及各地名产，统统以宋美龄的名义，每月由重庆送来一卡车，每次还带给张学良500元零用钱。凡蒋介石不愿意出面答复的，她都亲自答复，对张学良提出的请求，她也尽量给予满足。   
    张学良曾托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过两点要求：第一是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第二是希望和刘乙光（看管人员）一家分开住，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治中飞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趁机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蒋介石还没听完，脸色便阴沉下来，只“啊、啊”地哼了几声，便转换了话题，张治中见状，只好告退，另找宋美龄帮忙。   
    宋美龄听张治中讲完情况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文白兄，我们对不起汉卿哪！”   
    张治中没有料到宋美龄一开口便会说出这种满含愧疚的话，很是觉得吃惊。宋美龄咬了一下嘴唇，又说：“张汉卿的要求，第一条，我看不容易做到，现在时机不成熟，不便提出；至于第二条要求，我一定想办法尽快实现。”   
    当天晚上，宋美龄趁着蒋介石情绪还好，便小心翼翼地把张治中来找她的意思说了。“我们对不起汉卿啊！我觉得汉卿的第二条要求，是不是就答应他？”宋美龄试探地问道。   
    蒋介石面无表情，抬起手托住下巴，眯起眼睛，谁也捉摸不透他到底是答应还是发怒。但是，与蒋介石朝夕相处的宋美龄知道，蒋介石已经同意了她的建议。于是，她吩咐副官立即按委员长的意思去办。   
    由于宋美龄的斡旋，张学良托张治中转达的第二条要求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得以实现，管束张学良十二年，官阶由中校晋升为少将的刘乙光不久便被调离了。   
    对于宋美龄的关怀和爱护，张学良心存感激，他很领情，他一直都体谅她的苦衷，对宋美龄毫无怨言，甚至还把自己能活下来归结为宋美龄的保护，他说：   
    “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   
    他很感激宋美龄的仗义执言，“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所以，张学良也决不肯做让宋美龄难堪、为难的事。他之所以一直对西安事变蒋周会面缄默不语，就是不想伤害到宋美龄。   
    张学良受宋美龄的影响很大，他放弃佛学，转而研究基督教，最后并皈依基督教，都是在听了宋美龄的劝说后做的决定，后来他与于凤至解除婚姻，也是出于宋美龄的建议。恢复自由后，宋美龄很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安排，亲自察看给张学良安置的住处，看到不满意，她就直接对蒋经国说：“你就把这破破烂烂的房子让给汉卿住啊！”夫人发话了，蒋经国不能不听，于是他亲自为张学良选定了北投复兴路的一块地基，让张学良很是满意。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8、与蒋经国的交往（1）

    “我跟经国先生很要好，我们之间无话不说。”   
    论辈份，张学良是蒋经国的父辈；论出身，他们都有一位做首脑的父亲；论年龄，张学良只比蒋经国大8岁；论经历，两人与苏联都有一段往来，又都有过“叛逆”，正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学良还是蒋经国的恩人，蒋经国对于张学良，内心很可能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虽然这种感激之情是不能表露出来的。当时，两人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然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如此悬殊：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尊极荣。   
    两人的初次相见，就是在溪口的街市上。   
    那天，张学良逛溪口街市，迎面撞见了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蒋方良，金发碧眼，高鼻梁的蒋方良很是引人注目，张学良一下子就猜到了她身边的男子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谨慎如张学良，因自己“严加管束”的身份，不便与蒋经国攀谈，所以并没有上前打招呼。   
    蒋经国也注意到了那个迎面打量他的人，仪态目光均有威猛之气，心下暗自赞叹：此人肯定非等闲之辈。当他听说那人就是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他父亲的张学良时，愣了好一阵子，良久，才叹了一声：“真是员虎将啊！”   
    几日后，蒋经国以子侄辈身份谒见了张学良，交谈甚欢，蒋经国十分敬重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张学良则勉励蒋经国要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做好工作。在雪窦山上，两人共见了3次面，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从此结下私谊。   
    迁往台湾后，蒋经国接任戴笠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职，负责“管束”张学良的工作。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但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了解却比这要早得多，由于两人在出身、经历方面的某些相似之处，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钦佩，他从接受“管束”工作起就决心和张学良做知心朋友。在大体不违背父亲蒋介石的意旨下，蒋经国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了与张学良的交往，在物质生活上他仍像过去那样充分满足张学良的要求，在精神生活方面则较他父亲蒋介石有很大的改善。   
    首先，蒋经国决定将张学良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在新址的选择上，蒋经国颇费苦心，最后选中了阳明山，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把日后定居的官邸，确定在了阳明山脚下的士林镇，一旦张学良从井上温泉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亲与朋友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蒋经国在阳明山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尽管张学良认为，“搬搬家，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但对蒋经国的一片好心，张学良还是很感激的。1950年，在张学良的新居中，两人正式会晤，忆起当年雪窦山中的雪窦寺、千丈岩和妙高台，两人不禁对视会心一笑。   
    蒋经国以同辈称呼张学良，相约今后要经常走动来往，张学良以“你身负重任，还是以公务为重”为由，婉言谢绝。怎奈蒋经国主意已定，“公务哪里忙得完，论资历你是我的前辈，能经常陪你说说话，听你讲点旧事，对我受益匪浅呢。”   
    蒋经国说到做到，以后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到阳明山张学良的寓所攀谈。两个人谈诗论画，指点江山，总能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阳明山路和阳明湖边，也留下了他们结伴出游和垂钓的身影。这段时间，两人相处甚欢。   
    然而，阳明山寓所，毕竟还是在幽禁管理之下，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在解除了管束之后，张学良渐渐萌生了重新选择新地址建屋的念头。一次，当蒋经国又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谈到，年纪大了，居住偏远，与朋友往来诸多不便，能否自己出资，在市郊盖幢房子。蒋经国听后欣然同意，并自告奋勇地说，地基由他去选，一定让张学良满意。   
    一个月后，蒋经国亲自在台北市西郊北投复兴岗为张学良选定了地基，这里视野开阔，台北市区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附近槐树合绕，杨柳依依，环境极其清雅幽静，是家居的绝妙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向南望去有条河，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城南的那条永定河，早晚眺望，可以引起故国山河之念。张学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建房之事因为蒋经国的亲自过问，进展神速，八月底，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兀然挺立。张学良终于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北投新居，蒋经国派人送来一套崭新的客厅用家具，以示祝贺。经历了20多年的幽禁生活，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张学良为此激动得绕前绕后，兴奋不已。来台以后，无论是新竹井上温泉，还是阳明山的寓所，都是当局为“管束”他而选定的，每道门，每扇窗，都带着羁押的阴影，而如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拥有自己的一方领地，张学良心中充满了对蒋经国的感激之情。   
    蒋经国一如从前，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必定会去看望张学良，有时，也会邀请张学良到他的官邸小聚。16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来台公演，蒋经国派人买了4张连号票，又买了围绕4张连号票左右前后的“插花式”门票七八张，邀请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观看滑冰表演，蒋经国夫妇亲自陪同观看。习惯于幽禁生活的张学良完全沉浸在节目的欢乐之中，30多年来，他从未在这样宽松的气氛中欢笑娱乐过，他兴致勃勃，观性甚浓，完全陶醉了！演出结束了，张学良还犹自赞不绝口，并一再诚挚地感谢蒋经国夫妇的盛情邀请和款待。   
    蒋经国看到一场溜冰演出竟给长期被禁的张学良带来如此巨大的欢愉和乐趣，他的心里既酸楚，更高兴。于是，两天后，张学良得以重温上回的精彩表演，这次陪同的，依然是蒋经国本人。这时，蒋经国已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政务繁忙，但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忙中抽空连续陪张学良观看表演，可见蒋经国对张学良礼遇有加，情谊深厚。   
    对此厚爱，张学良却深感不安。他是个极有分寸的人，随着蒋经国地位的不断升迁，尽管两人的关系也不断增强，但他清醒地知道应该怎样妥善地处理他与蒋经国的关系，他一方面感激蒋经国对他的照顾，另一方面，又力争不给事务繁多的蒋经国增添任何麻烦。1965年，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长”，张学良不失时机地挂去电话表示祝贺。正题刚刚谈过，张学良话锋一转，措辞婉转地表示，经国先生今非昔比，身上的担子日渐加重，不能因为与自己的往来而分散了精力，他说：“我一个老头子，打法时光的办法多得很，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你的时间。”   
    “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是有的，我会得体地安排的。”蒋经国在电话里说，“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行。”   
    话说至此，张学良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一让一敬间，两人真诚情谊可见一斑。   
    此后，蒋经国的车照样不时出入于北投复兴路张学良的住所，淡淡黄昏，在小径上，在大路旁，都可以看见两人同行散步的身影，听见两人爽朗会意的笑声。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8、与蒋经国的交往（2）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成为台湾当局的行政首脑，张学良这次专程来到蒋氏官邸当面表示祝贺，并再次明确表示，今后务必要减少往来，以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闻听张学良的要求，蒋经国一笑了之：“升迁与和朋友往来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可不必为此多虑。”   
    “如若不接受此项建议，日后将考虑拒绝院长的拜访和邀请。”张学良认真地说。   
    “没想到汉卿这么固执”，蒋经国笑道，“那好，每个季节我去看你一次总还是可以的吧？”   
    张学良还是摇摇头，“不行，还是太频繁了，你是行政院长啊，哪里抽得出那么多时间来？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就足够了。”   
    蒋经国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岂不是宣告我自己不能同任何人再做朋友了吗，不行，绝对不行。”   
    两人争执了好一阵子，最后达成了“君子协定”：每半年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   
    “你看你汉卿”，蒋经国摇着头说：“本来大家都是朋友，结果搞得像邦交式的例行会晤似的。”   
    “那有什么办法”，张学良固执地坚持，“谁叫你是行政院长呢。”言罢两人都仰面笑了起来。   
    在张学良的一再坚持下，蒋经国减少了与他的往来。接触虽然比以前少了，但二人交往时的话题，反倒因为蒋经国境遇的变化而加深了。有一次，张学良对蒋经国说：“你有那么多钱，又不能反攻大陆，放在那里做什么？我看还是好好搞建设吧！”接着，他深有体会地对蒋经国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已有所醒悟，服从先严命令，数次打仗，皆为不得已之行动，而东三省为兵所耗，不下万万，若以办理建设事宜，岂可限量。”蒋经国谦恭地问：“那应以什么项目作为加速建设的重点？”张学良向他介绍了当年他的管家伊雅格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些建议，蒋经国听后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加速建设台湾的构想就在他们的闲聊中诞生了。   
    台湾高速公路开工后，台中以北的每一段工地张学良都亲自去看过，回来后，就与蒋经国长谈自费视察的情况，并联系自己在东北执政时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回忆在东北发展民族工业的作为，讲述当时东北铁路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描绘自己昔日的壮志鸿图，意气风发，每每说到激动处，张学良的眼睛就焕发出一种青春的神采，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正投身于火热的建设之中，他的激情感染得蒋经国也为之激动，两人经常是一谈而不可收拾，很多时候都畅谈至凌晨两点钟，张学良的现身说法，对蒋经国很有参考价值，后来台湾儿童剧院改建成停车场，就是蒋经国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而行的。   
    1975年，蒋介石去世，留下了“不可放虎”的遗言，蒋经国对父亲临终前的嘱咐很不以为然，如今的张学良已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难道他还能在这个孤岛上再演出一场“西安事变”，再掀起一场政治风暴不成？既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又何必耿耿于怀于过去的往事？不如再迈出一步，以显示自己思想的开明与政治的宽容。而对张学良来说，他对政治已经了无兴趣，1978年，当蒋经国被选为总统，子承父业，成为台湾权倾朝野的第一人时，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便是他张学良，聪明的蒋经国不会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所以，“放虎”之说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友谊，此后两人的交往不断，相互间仍执礼有加，并且，此时的蒋经国已经没有了先前蒋介石隐隐的约束，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旨独立行事了，这样，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从以前从不见报的“平民式”，一下子跃步到没有任何忌讳的“公开化”。   
    1979年10月5日，时值蒋经国就任总统一周年之际，蒋经国贤伉俪在寓所举行中秋茶会，大宴宾客，众多军政要员应邀出席，张学良夫妇也在被邀之列。会后，蒋经国陪同张学良夫妇到阳明山赏月，张学良触景生情，当即挥毫泼墨，书李商隐《无题》诗一首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第二天，张学良被邀出席中秋晚宴的消息赫然见于各大报端，传遍台岛，昔日先总统蒋公“管束”的囚徒，竟出现在现任蒋总统的官邸里，并且是同这么多的军政大员在一起，人们不禁想入非非，难道蒋氏家族与张学良之间已经握手言和了吗？或者，蒋经国是在替父还债，用他的微笑和尊敬，来弥补张学良几十年幽禁所受到的凌辱与委屈，抑或是用此举来点缀他民主与开放的新政？一时间，张学良又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人们揣度蒋经国此举用意的时候，仅仅过了五天，蒋经国又带给世人一个惊奇：再次向张学良夫妇发出邀请，前往总统府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此次张学良的名字不但见诸于报端，而且当天，张学良本人也出现在公众面前，就座于观礼台贵宾席上，兴致勃勃地观赏阅兵式，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蒋经国非常善解人意，他知道从大陆来台的官兵们，没有一个不思念家乡的。他更知道怀着失土之痛，发誓要打回东北，赶走日寇，收复失地的张学良，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祖国大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生养自己的白山黑水。因此，次年的双十节，蒋经国满足了张学良的愿望，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夫妇和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乘专机飞往金门岛参观。   
    这天上午9时，张学良夫妇抵达金门，目睹了这里的淳朴民风和各项军事设施后，张学良禁不住赞誉：“金门不仅是军事前线，也是海上乐园啊！”张学良好不容易来金门一趟，游兴大发，决定好好转一转。他们随即来到了古宁头。   
    古宁头是金门岛距离大陆最近的凸出部，1950年，国共两党还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眼下仍可依稀辨出当年炮火留下的痕迹。张学良站在滩头，面对大海汹涌的波涛，心潮起伏，这是他来到台湾34年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眺望大陆故土。   
    借助于高倍望远镜，张学良得以一窥大陆风光，他眯着眼睛，脸紧贴在高倍望远镜上，将视线投向对岸，看了许久，许久。当马安澜问他“怎么样”时，他仅淡淡地说了一句“风光很好”，便不再开口。   
    然而，回到台北，张学良难耐对故土深切的思念之情，在给亲友的信中，他真情流露，引用于右任晚年思乡的诗句，表达了他不尽的乡情：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岁月不居，进入80年代后，蒋经国身患多种疾病，身体每况愈下。1988年元月13日下午，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吐血过量而死。噩耗传来，张学良悲痛万分，继蒋介石之后，他再一次送别蒋家人，在低沉悲凄的哀乐声中，张学良饱含深情地说：   
    “我来台湾的时候，台湾很不景气，现在台湾很有进步，......应该说主要是蒋经国的功劳。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顿，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1、大帅相中的“凤命千金”

    灯火通明。   
    奉天南门张氏帅府，后跨院厢房里，张作霖满脸喜气，手里的一份卦帖被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他禁不住又想起包瞎子刚才的话来：“大帅，此乃珠联璧合的良缘啊，这个女子的卦相大吉，从生辰八字上看则主大贵，‘凤命千金’配‘将门虎子’，是上上婚，成亲之后，必定夫荣妻贵。如此天造地设的好姻缘万万不可错过。”包瞎子的话句句都落在张作霖的心坎上，大喜过望的张作霖当下就替儿子张学良定下了这门亲事。女方是郑家屯西街“丰聚长”商号老板于文斗的小姐于凤至。   
    现在，张作霖正在为自己能慧眼识人而沾沾自喜呢。那天，他到于文斗府上造访，正巧碰上于文斗请了算命先生给于家的小字辈占卜算卦，给每人写了一份卦帖。闲谈时，张作霖无意中翻了翻卦帖，其中一份上的“凤命”二字使他眼前一亮，再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于凤至生于一八九七年。   
    “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张作霖自言自语道，“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凤命，乃吉人之命，那么，和她结合的人，一定就是皇帝了！”对子平术本来就很迷信的张作霖暗忖，忽然间他灵性大开，暗道：“这样贵命的女子，若与我小六子相配，我小六子必能前程似锦。”于是，未等于文斗说话，张作霖就拿过卦帖，说：“我手下有个人，对阴阳八卦、麻衣神相无所不通，我让他再核对一下。”   
    回到奉天，张作霖马上把精通麻衣相的包瞎子请进帅府，奉上卦帖。包瞎子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作霖的想法，没过两天，他就委派吴俊升为媒人上于家提亲去了。   
    说起来，于文斗还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呢。那年，张作霖奉命到松辽及漠北一带剿匪，结识了辽源的商会会长，当地的富商于文斗，张作霖就把指挥部设在了于文斗的粮栈里。于文斗因多年受土匪骚扰，对前来剿匪的张作霖特别的欢迎，每当张作霖的军饷接济不上时，于文斗都代为筹措，两人过从渐密，久而久之竟成了真正的好朋友。   
    一次，张学良率部与蒙匪在漠北龙王庙决战，不幸中了蒙匪的奸计，被围困在荒漠深处，急需援兵。而当时张作霖的顶头上司，奉天督军徐世昌却迟迟不发救兵，张作霖孤军奋战，危在旦夕。在此紧急关头，于文斗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连夜赶往吴俊升驻地，说服了这位素与张作霖有嫌隙的巡防营统领，派精锐骑兵星夜兼程，驰往救援。张作霖因此突出重围，反败为胜。对于文斗的仗义相助，张作霖自然是感激涕零，回到郑家屯，就与于文斗歃血为盟，结成了拜把兄弟，并发誓：一旦得意，誓报再生之恩。   
    此刻，发迹之后的张作霖要报答把兄弟，与于文斗结为儿女亲家，于文斗自然满心欢喜，但他又颇费踌躇，小女于凤至的年龄要比张学良大，女大男小不合常规，张作霖知道后，一言九鼎：“‘女大三，抱金砖’，没什么不好的”！为了打消于文斗的顾虑，张作霖又请人说情，从中玉成，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两家定下了亲事。不过，于文斗提了个要求：婚姻是儿女的终身大事，光有父母同意还不行，最好让张学良自己到郑家屯去一趟，按乡下风俗“相门户”，看看双方本人的意见。   
    张作霖满口答应。此刻，他正喜滋滋地等着儿子，要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谁知，张学良听后一脸惊愕，挟带一万个不满意，他一个劲地嘟哝：“偌大的奉天城，名门闺秀有的是，干吗偏到那个不毛之地的荒僻小镇去聘个村姑？”当时的张学良，结交着不少在奉天做传教士的外国朋友，受西方文化影响，脑袋里充满了“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之类的新观念，对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张作霖耐着性子解释道：“那闺女模样好，生辰八字好，文笔书画好，名字更好，吉祥如意。你听听，于凤至，凤至，凤至，不是当皇后的料吗？你小六子可别不识抬举啊！”   
    张学良心里升起一股怒气，对于父亲的独断专行，他有苦难言。他知道父亲对奉天城里浓妆艳抹的时髦女子看不顺眼，但他也压根不信那个偏僻乡野的小地方会有父亲所谓好得不得了的姑娘。对于未见过面的于凤至，张学良先天地存在着排斥心理。他想反抗，他憧憬着婚姻自由。   
    张作霖接着却又语意肯定地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小六子，旧历年一过，你就给我到郑家屯相亲去！”   
    张学良哑口无言，奉天城里多少姿容秀丽、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他都毫不动心，居然要他到几百里外的小镇去相看一个乡下姑娘！他简直想跟父亲理论一番，但看到灯影里父亲那决心已定的神色，他的心凉了，他知道，父亲的话向来一言九鼎，谁也违抗不了。他拗不过父亲，只好默默地垂头不语，心上的不快与委屈，郁闷与恼恨，却怎么也掩饰不住，张作霖也感觉到了。   
    看着儿子的痛苦样，张作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他盯着张学良说：“小六子，你的正室原配夫人，非听我的不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如果不同意这婚事，和于家姑娘成亲后，就叫她跟你妈（卢夫人）过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别的女人，我可以不管，这总行了吧！”对说一不二的张作霖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别无他法，只得服从和忍受了。   
    列车隆隆东进。旧历年刚过，张学良顶不住父亲的再三催促，怏怏不乐地启程到郑家屯相亲。他从心里对这门亲事感到不满，他压根儿就不想见那个“凤命千金”的于家大小姐，他没有丝毫兴趣。所以，一到郑家屯，张学良就一头钻进媒人吴俊升的公馆，闭门谢客，根本没有去于家相亲的打算，尽管在此之前，他已从媒人吴俊升口中得知于凤至是小镇上最有才学的聪明女子，可是张学良曾经沧海难为水，奉天城里什么样有才有貌的女孩子他没见过？他根本不相信一个远离省城的小镇上会有什么才女！所以僵持了六天，他还是不辞而别了。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于凤至断断不是他想象中的乡村土闺女。   
    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的于凤至，自幼便天资聪颖，5岁时于文斗就为她专门延请了塾师授课，得字“翔舟”，7岁那年于文斗随父母来到辽河西岸的古镇郑家屯，继续延师求学。小小年纪的于凤至从《百家姓》入手，先后学习了《孟子》、《中庸》、《老子》、《论语》，她聪明异常，过目成诵，9岁时就能把唐诗宋词诵读得有滋有味了。一次，塾师有意要考考于凤至，便出了个上联“新年纳余庆”，于凤至沉思片刻，挥笔对出“嘉节号长春”的下联，塾师看了，称颂不已。10岁的时候，于凤至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之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成了小小古镇上人人称颂的一只金凤凰！   
    13岁那年，郑家屯举行元宵灯谜会，于凤至在此会上一鸣惊人，声名远扬。当时的洮南县尹贺至璋让人在县衙门前贴满了红红碌碌的谜条，于凤至逛灯到此，仅剩一张粉红色的谜条无人问津，于凤至决心一试。围观的人见揭谜的竟是个13岁的小女孩，顿时一片哗然，都不相信于凤至会有这等神奇的本事，县尹贺至璋听说后，也大吃一惊，当即命侍卫把于凤至请进去，对她说，不管猜中与否，你敢揭我的灯谜就有志气！谜底是猜一味中药，你试试看吧。   
    谜底被于凤至脱口而出，完全正确！贺至璋不敢相信，他又当堂考问了有关谜语的各种知识，于凤至竟然都能对答如流，毫不含糊。贺至璋这下彻底被折服了，他对于凤至的聪明和博学大为赞赏，亲自送了一块题有“僻壤奇伶”的红底缀金横匾到“丰聚长”，从此高悬门楣，引人注目。   
    于凤至初时对这桩包办的婚姻也不如意。她虽出生在小镇的商埠之家，却心性高洁，从无高攀名门权贵之心，只想求得一个才识广博、品德俱佳的好男儿。凭她当时的相貌、人品，附近前来求亲的人家是络绎不绝、数不胜数，可是都被她婉拒于门外。至于她后来肯应允张家的婚事，与其说她看中的是张氏家族的显赫，倒不如说是欣赏张学良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人才，因为从媒人吴俊升的介绍中，于凤至得知自己未来的夫君原来是位文韬武略的将门才子。   
    当于凤至听说张学良远从奉天前来相亲的消息后，也曾对未来的婚姻充满了美好的希冀，心如池水泛起层层涟漪，怀春的少女萌生了面见张汉卿的心愿。可是，一连几天，于家张灯结彩，置办酒席，以迎佳宾，张学良却每每寻找各种借口频频爽约，于凤至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刺痛。她恍然意识到，张学良百般不肯到于家上门的原因，只能是对与她结婚心中不满，她所倾心的人，原来正以一种消极的情绪在抵抗着乃父包办的婚姻！   
    于凤至心里怨尤难言，被拒的羞愧、委屈、不甘、忿恨一齐涌上心头，心高气傲的她一气之下，提出毁婚。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2、相见欢

    双方父母已订婚约，岂容儿女率性毁之？   
    转眼到了端午节，于文斗为一批商货来到了奉天，于凤至也随父进城，一则是为了探望亲友，二则是顺便买些文房四宝、书籍字画。她和父亲住进了奉天中街路南的天益堂药房。   
    媒人吴俊升认为这是张学良与于凤至见面的极好机会。他两次到天益堂药房劝说于凤至到大帅府与张学良见面，然而，于凤至主意已定，誓不相见，谢绝了吴俊升的劝说。与此同时，张作霖以父亲的威严，命令张学良去天益堂药房，张学良开始很不情愿，但见父亲态度非常强硬，无法推脱，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见面可以，但最好不公开身份。   
    颇费了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张学良扮作一家字画店老板，吴俊升以买字画为名带于凤至到店里一见。   
    张学良为此装成画店掌柜，漫不经心地等待着他老子逼他相看的“村姑”。不多时，吴俊升带着于凤至来到了画店。张学良一见之下，竟大为倾心，于凤至风姿绰约，举止文雅，神态端庄、落落大方，完全不是自己先前想象，张学良暗自称奇，不觉心慌意乱起来。他开始懊悔自己在郑家屯的无礼，想象于家小姐当时的尴尬和羞恼，张学良简直不敢直视于凤至。   
    于凤至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本来就对来此家字画店感到蹊跷，进门后则很奇怪，这家画店掌柜这么年轻，看样子也不像商人。此刻，看到张学良的言行举止又有些不自然，她似乎有点明白了，一时，她也有些慌乱，不知说什么才好。   
    吴俊升见此情景，赶紧过来打圆场说：“凤至姑娘，你不是要买古画真迹吗？这儿有好几幅，你慢慢看。”边说边朝张学良使了个眼色。张学良拿出了一幅郑板桥的《竹兰图》，他有意要考考于凤至。   
    于凤至细赏良久，才问：“多少钱？”“三千块。”于凤至娴静地笑了起来，“若是真画，三千块不多，这个嘛，三十也不值。”   
    张学良心里暗暗佩服她的眼光，为了挽回面子，他强词道：“姑娘你不买也罢，何苦贬低珍品的价值呢？”   
    “珍品？画掌柜，你若是行家，不会不知道，郑板桥画竹，挥挥洒洒，意味横生，初看轻俗，实则暗藏风骨。而这幅画，徒有空架，实无神韵，显然是后人伪造的赝品。”于凤至胸有成竹，娓娓道来。   
    张学良一时哑口无言，对于凤至顿生好感，但他不甘示弱，指着画上的题跋说：“姑娘，你看，这画是绢本，有后代名人题跋，怎么会是赝品呢？”   
    “怎么不是赝品？”于凤至肯定地说，“古往今来，伪造赝品高手比比皆是，上乘赝品乱真时有发生，不过那只能唬弄外行人而已！”   
    吴俊升见势不妙，急忙解围道：“掌柜的，既然人家姑娘看不中，再拿一张给她看看。”替张学良解了围，张学良又拿出一轴画卷展开。   
    于凤至一眼就认出，这是苏轼真迹，世上罕见。她高兴极了，因为她特别欣赏苏轼的书法，决心买下这幅字画。于是，她不动声色地问：“这幅字画卖什么价？”   
    于凤至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让张学良误以为她只是随口问问，也就顺口开价800元，不料于凤至当即答应，“八百？好，我买了！”她欣喜地拿出一叠钱，“这是1000元，不用找了。”   
    张学良没想到于凤至竟有这等眼力，眼看卖亏了，他又急又悔，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好自认失手。   
    就在张学良面露窘态之际，于凤至扫了张学良一眼，微微一笑，轻轻拿出自己带来的画卷，送上前来，说：“掌柜的，在古画真迹上，你是内行，我想请你鉴定一下我买到的这幅画，可以吗？”   
    张学良打开画卷，是一幅《钟馗捉鬼图》，对这幅画，他早有耳闻，但从未见过真迹，此刻，他掩饰着自己的慌乱，连连称赞说：“好画，好画！这是吴道子真迹！”   
    于凤至抿嘴一乐，笑着纠正道：“你说的不对，掌柜的，这幅画并非吴道子真迹，它出于吴道子门生黄笙之手。”   
    张学良羞愧难当，自知才学远远比不上这位被自己小看的于凤至。望着于凤至远去的背影，张学良怅然若失。  sp;
    此次初见之后，相见恨晚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年12月17日，历史又一次将两位伟人推到了一起——周恩来与张学良相会西安，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废寝忘食，彻夜交谈，至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止，两人共处八天九夜，时间虽不长，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却从此奠定，彼此心灵相通，心有灵犀。张学良一直坚定执着地认为：   
    “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   
    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盘旋起飞。望着绝尘而去的飞机，周恩来感叹道：“汉卿真是中了《连环套》旧戏的毒啊，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有负荆请罪啊！”此后多年来，周恩来一直以故友为念，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76年他离开人世的40年时间里，为了早日解除对张学良的囚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他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爱国人士。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周恩来的声音充满了动人的情感，他严肃的目光表达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神情又显示出了对张学良长期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令在座诸位为之动容！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谈到自己为谈判已耗去了五分之一的生命，又想起了“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闪过一丝悲凄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   
    1956年，又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张学良：“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   
    1961年，周恩来邀请在京的原东北军与西北军部分将士参加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会上，周恩来二哭张学良，他流着热泪，对张学良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纪念会结束后，周恩来总想着要给张学良写封信。可是，写信容易，把信送到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手里，可就难上加难了。为此，周恩来几经思索，终于找到了与张学良夫妇交情深厚、可靠理想的转信人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夫人不负所托，几经周折，终于把周恩来的信装在口红里当礼品送给了赵四小姐。   
    鉴于当时张学良的处境，周恩来在信中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收信人姓名，只有16字肺腑之言“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周恩来多么希望两人能再次“共剪西窗烛”，把酒话当年啊！然而，周恩来期盼再晤张学良的心愿最后并没有实现，临终前，他不无遗憾地嘱托邓颖超：“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得知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张学良万分悲恸，他含着泪水对同样悲恸的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诵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多年后，他在对唐德刚教授的访谈中又谈到：   
    “1976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他并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胆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自西安事变一别后，张学良和周恩来天各一方，无缘再见，然而，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位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挚友和故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1、蒋介石说：“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九•一八”，时隔仅一年，主角都是张学良。世人耳熟能详的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悍然炮击北大营，一夜之间占领沈阳的国耻，而对1930年9月18日，则知之甚少，这一天，张学良发表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东北军再次入关，结束了中原大战。   
    张学良这一纸“巧电”，化干戈为玉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无异帮蒋介石打赢了这场战争，维护了他的统治地位。对此，蒋介石感激涕零，曾致函张学良，有“得友如兄，死无憾矣”之句。其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更是极尽拉拢之能事，给其以高官，授其以大权。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蒋介石并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区军队之权，北平、天津、青岛三市也隶属奉系管辖，同时又大举册封奉系将领，俨然一副与张学良平分天下的架式，让年轻的张学良不免受宠若惊，飘飘然，如坠云雾之中。蒋介石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势力暂时还达不到北方，需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替他坐镇北方。北平初会，张学良留给他的印象是待人热忱，不擅权术，没有政治野心，这正是蒋介石理想中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把北方的大包袱交给张学良去应付，不怕张学良不听他的指挥。   
    张学良之所以拥护中央，主要是想到国家的统一，憎恶分裂和内战，他想到要使东北不受外敌侵略，还得依靠中央，而蒋介石就是中央，所以他拥护蒋，效命蒋。就职以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为了更好地处理善后问题，张学良决定去南京征求意见。同时，蒋介石也热情邀请张学良出席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这时的张学良还不是国民党正式党员，就此点，张学良再次感到蒋介石对他的殷切关怀，不胜感激。   
    蒋介石对张学良进京做了异乎寻常的隆重接待。途径天津，蒋介石派文武大员张群和贺耀祖亲往迎接，然后张学良的专车由铁甲压道车开路，直驶南京。津浦沿线车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军民热烈欢迎，“国家统一的表率”、“和平息戈的使者”、“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等标语，红红绿绿，随处可见。   
    11月12日晨6时，天尚未明，蒋介石命令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穿制服，渡江到浦口车站恭迎张学良。专车抵达浦口时，站台上军乐声大作，仪仗队举枪致敬，张学良身穿黄哔叽军服，肩披酱黄色大衣，捷步下车，缓行检阅，只见武官戎装，文官中山装，好不整齐，张学良与前来欢迎的军政要员一一握手，随后登上威胜号军舰渡江，行至中流，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灯火辉煌，官兵列队甲板，举枪致意，军乐又起，礼炮19响，江中所有船只均悬旗鸣笛，向张学良致敬。   
    此情此景，使张学良的心为之一动。上岸后，国府卫队分段警戒，装甲汽车开路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作为张学良的行馆，所有随行人员均下榻豪华的南京中央饭店。坐在总司令的车里，看到在晨曦中掠过的盛装打扮的街道和欢迎的人群，张学良百感交集：这样的欢迎盛况，对他还是第一次，蒋介石竟不以对待下属的方式对待他，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蒋介石在国府大院门口亲自恭迎张学良，一见到张学良，蒋介石快步向前，紧紧握住张学良的双手，旋即张开双臂，一边拥抱，一边连身说道：“欢迎你，欢迎你啊！”简直一见如故，张学良受到如此厚待，心情激动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本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此时更是难抑心头激动，眼圈禁不住湿润了。   
    二人共进早餐后，驱车赶往中央党部，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周和四中全会开幕典礼。一路上，车队浩浩荡荡，缓缓行进，威武壮观，车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伫立在马路两旁，翘首相望，争睹这位再造统一的少帅的风采。进入党部所在地，又是奏乐，又是歌舞，又是口号，欢迎仪式令张学良目不暇接，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他曾告诫他的文臣武将，不得对这位少帅无礼、傲慢，必须执礼要恭。因此，在南京期间，张学良处处受到欢迎。   
    在极度兴奋中，张学良参加了四中全会开幕式，蒋介石特别介绍张学良加入国民党，列席会议，张学良激动不已。当天，几乎每参加一项活动，张学良都受到形式别致的热烈欢迎，他全天都沉浸在欢快和激动之中。晚上，蒋介石特意安排的盛大晚宴将气氛烘托到了极点。张学良端着酒杯，从心底里迸出了他的祝酒辞：“不才汉卿，拉住蒋主席的手，阔步中华大地，不辜负轩辕子孙，共创千秋大业。”满面春风的蒋介石十分得意，脱口而出一句：“精妙绝伦的张副司令！”把宴会一开始就引上高潮。张学良兴奋、欣喜、陶醉于这个金陵之夜，连夜致电东北军军政要员：“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之想象，望各界静候佳音，学良将会赐福于民众。”   
    在南京期间，每次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蒋、张两人总是并肩而行，笑语嫣然，彰显亲密无间之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张学良对蒋介石本就少之又少的疑虑和戒备，现在更是不复存在，他慷慨陈词：“我的意向已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为了这一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而蒋介石对张学良也推心置腹，掏心掏肺：“北方冯、阎等人脑筋都太旧，你是青年，有朝气。我们二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甚至还说，他的卫队就是张的卫队。在中山陵合影留念时，兖兖诸公，蒋介石只让张学良和自己并立前排中央。   
    正当蒋、张频频会见的时候，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也于四中全会闭幕的那天来到了南京。她的到来，同样获得隆重礼遇，欢迎她的仪式由蒋夫人宋美龄一手承办。素以交际著称的宋美龄，充分地展示了她作为第一夫人的迷人风采和魅力。于凤至一下专车，宋美龄便迎上前去，亲热地与之紧紧拥抱，然后先亲左脸，再亲右脸。于凤至虽也是东北的第一夫人，见过不少大世面，但还真从未经过这种阵势，一下子就被宋美龄征服，顿时甘拜下风。   
    宋美龄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得体。当晚在私邸设家宴为于凤至洗尘，气氛温馨、和谐，几乎没有安排什么政治场面，包括以后的一些活动也全都采取家庭的、女性的方式，这使本来并不太善于交际的于凤至很快对她产生了亲近感，几天下来，两人穿梭交往，形影不离。   
    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夫人倒是真心喜欢这位文雅娴静、知书达理的东北女子，当于凤至在南京参观游览过后，由宋美龄陪同到了上海，拜见过老夫人之后，老太太当即认她做了干女儿。宋美龄做事，滴水不漏，见机也一不做二不休，与大姐宋蔼龄一起，择了吉日，交换兰谱，干脆与于凤至结拜为姐妹。三个干姐妹的亲热劲，硬是把宋氏嫡亲三姐妹的亲情关系也给比了下去。对于宋美龄不惜降低辈份和于凤至结拜为姐妹，张学良感激涕零，他对蒋介石一直以长辈相尊，直至蒋介石逝世，张学良仍称他们的关系是“情同骨肉”，张学良的确一直以父执礼对待蒋介石。   
    由于于凤至的到来，使政治家庭化，蒋介石、宋美龄、宋蔼龄、张学良、于凤至在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楹联前面，照了一张生活照，成为历史的见证。   
    张学良在南京梦一般地度过了23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美妙最难忘的时刻，也是他和蒋介石最为和谐亲密的阶段，他已经完全被蒋介石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从感情到精神上，对蒋无限崇拜，开始了从此长达半个世纪的效忠。12月4日，张学良离京北返，蒋介石一如既往，对他的送别依然象来时那样隆重。告别时，蒋介石一副难舍难分之景，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北方善后，东北、华北八省全靠你了！”   
    张学良俨然成了偌大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父亲多少年征战才得到的，他却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了。不要说偏安一隅的“东北王”无法与之比拟，就是先父张作霖，虽号称大元帅，其号令也不过局限在京津周围而已。如今的张学良，似乎已领有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他觉得惬意、满足、充实，他决定不回沈阳，留在北京，立即开展工作，他要作出个样子来给蒋介石看！他要以此报答与蒋介石在南京的“政治蜜月”。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2、惊涛骇浪中，谁先下危船？

    逼人下野、出洋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任何人都可以牺牲掉，即使忠心、慷慨如张学良者，也不例外。   
    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各种指责、谩骂、讥讽如雪片般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对前方失土辱国之主将，立即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维公道”，天津救国会如是说；《中国评论家》杂志刊登了一封致张学良的讽刺信，信中他被题名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著名作家林语堂则以张学良搜集文物癖好羞辱他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大片领土，当然你也为我们保护了许多国宝。”在政界，一些高级官员也向张学良发难，汪精卫、孙科等更是借此之机，要求张学良引咎辞职。   
    其实，不用他们说话，张学良也只有辞职的一途了，但他表示不希望在没有采取适当的挽回败局的步骤时离开职位。1933年3月8日，当蒋介石约他到保定会晤时，他还抱有收复热河的心愿，表示要向蒋先生请命抗日，临走前，他对秘书王卓然说：“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问题，主要是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总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派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6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   
    张学良想得一点也没错，事情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蒋介石早就料到热河有可能沦陷，一旦沦陷，他和张学良将负主要责任。只有张学良下野，才能平息众怒，也才能保住自己。次日，蒋介石让宋子文先行与张学良密谈，二三十分钟后，张学良匆匆下车，神色紧张。   
    他向部属转述了宋子文的话：“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我守土有责，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这正如同三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可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好处。”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张学良只能对宋子文说，当然是他先下去了。   
    宋子文得到张学良的口实，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   
    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他在专车上接见了张学良，不待张学良开口，蒋介石板着脸先劈头说道：“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他暗示张学良，“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在要自己的口供，说：“我离开为好。上午我已和子文兄表明了这个意思。”   
    “这是好的，好的。汉卿，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   
    此时，张学良关心的仍是要动员全国进行抗战，他说：“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阻止日军前进。”   
    对于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虽连说“是的是的”，但对此已不愿多谈，他答非所问地对张学良说：“关于你下野的事，我定要和张夫人当面讲清楚，以免她误会。”几天以后，蒋介石真的赶到石家庄，面见于凤至，对之“安抚”，以表示他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   
    张学良回到专车，神情阴郁地对随从人员说：“我马上辞职出国考察。”一时群情激愤，众人皆为张学良鸣不平，而张学良反而劝慰大家，说蒋介石的话是对的，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主张自我牺牲到底。张学良被蒋介石迷惑太深，对蒋介石过分信任，甚至在想法上也不自觉地与蒋介石产生了某些共鸣。   
    几分钟后，蒋介石偕宋子文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做礼节性的回访，温言慰语，极尽抚慰之能事，并劝张学良次日即飞上海，免得夜长梦多，发生变化。因为蒋介石很怕东北军将领会借此闹事，因此他极力说服张学良赶快出洋治病。   
    蒋、宋二人离去后，张学良百感交集，父仇未报，家乡已失，被迫下野，兵权易手，今后26万东北军何去何从？张学良深感对不起东北3000万父老，对不起东北军将士，对不起张氏宗族，心里委屈难受，心情万分沉重，再也忍不住，伏枕嚎啕大哭起来。副官谭海见状，赶紧找来秘书王卓然和顾问端纳，一起安慰张学良。   
    端纳上前，“少帅，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和坚强。”   
    王卓然接着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辞职下野，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都不能胜任，那时失败，还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走掉，把病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劝导，突然只见张学良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把两人吓了一大跳。张学良拉着王卓然和端纳坐到他的床前，说：“我是闹着玩的，吓你们呢！”接着，他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我来讲讲，大家开心。话说从前有一个财主，夜里遭土匪抢劫，土匪持刀并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说要什么都行，只要饶他一命。土匪看他老婆长得还好，就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一边叩头，叩得好，就饶了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待土匪尽兴席卷财物而去后，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一个劲地叩头呢？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便宜呢！财主老婆大哭说，老婆被奸污，你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最忙乱的时候，贼顾不上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讲完这个嘲讽南京政府对日屈膝的外交政策的笑话，张学良转头对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先生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去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   
    回到北平顺承王府，张学良沉思着对王卓然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辨。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给我。”   
    子夜2时，王卓然将林肯原文找出，“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张学良久久不语，若有所思。   
    翌日，张学良召开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宣布他辞职出国的消息。到会军官个个忿忿不平，同声反对他下野。有的主张与蒋介石讲理，有的则主张干脆造反，一时间，群情激愤到极点，张学良竭力劝阻部下，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他说：“我同意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我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离开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儿，交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   
    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此一通电，字里行间，充溢着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而对于他的苦衷，却只字不提，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甘为蒋介石充当替罪羊。   
    张学良为人，一向坦率直爽，崇尚信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蒋介石，他诚心实意，顾全大局，竭力维护他的地位，从前如此，在他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后，仍然如此，他从不肯诋毁、诽谤蒋介石一句，就在他下野前，他还谆谆叮嘱部下说：“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   
    也许张学良想通过这次下野进一步密切与蒋介石的关系，1929年夏，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京相会，蒋曾对张说：汉卿，你比我年轻（14岁），你东北几十万兵都是讲武堂毕业，武器装备也好，有空军，有海军，比我有力量。我只有10万黄埔军校的士兵能打仗。现在我领导着先打个基础，将来国家成功了，我岁数也大了，还得你来领导。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无意当全中国的领导人，只想保住东北。话虽如此，但如今东北已经丢失，张学良不能不对蒋介石的那番表白怦然心动。而且，张学良下野出国前夕，蒋介石把他们两人比作同舟共济的一对难兄难弟，难免让张学良产生亲如一体的幻觉。他的下野出国可以说是为蒋介石做的牺牲。   
    然而，政治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蒋介石爬上南京最高权力宝座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惯了，张学良的忠心、坦诚并没有换来蒋介石的投桃报李。张学良信蒋介石太深，后来他遭受到半个多世纪的幽禁，未始没有这个原因在内。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1）

    “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如此评价当年他跟蒋介石在剿共和抗日上的争执。   
    1935年9月，张学良被蒋介石调往西安，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在与红军作战中，连连挫败，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但却心想“抗日还乡”，他嘱咐部下，尽量避免与红军交火，并对友人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预感到“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将与国家同归于尽。”因此他说：“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对共产党“也应当能容”。   
    所以，张学良在西北一面和共产党交朋友，达成“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一面又与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从1936年7月起，张学良开始频频向蒋介石“诤谏”上书，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然而，不断飞来的情报，不断演化中的西北，使蒋介石终于决定御驾亲征，亲赴西安视察、督战。   
    10月，蒋介石以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偕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西北的事不太好办，他没有采取强硬之法，而是声称“避寿”，要各地走一走。蒋介石在西安故意装出忙里偷闲的姿态，登华山，游终南，看秦陵，逛骊山，到处游山玩水，纵览西岳风光。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看似闲庭信步，其实处处玄机，游华山时，蒋介石指点着“远而望之若花状”的华山，一语双关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张学良当然明白蒋介石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心里却是另外一番滋味。站在巍峨的华山之颠，向北望去，祖国的东北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何日收拾旧山河？他的心情复杂万分，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蒋介石尽量装出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但他总免不了要时时敲打张学良，他装做不经意地问张学良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不讳，说自己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闻言大惊，对他所获得的情报已经得到应证，他训斥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最后一句刚出口，他又改口道：“你该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张学良心下大不以为然，又不想辩解，只好一笑了之。此番试探，蒋介石印证了张学良不愿剿共的原因。   
    数日后，蒋介石收起了无事一身轻的逍遥之态，开始着手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当他询问西北剿共和陕西的政治情况时，张学良趁机陈述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并恳切地说明，这不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风吹草低，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杨虎城婉转地说：“我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张学良也争辩说：“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蒋介石断然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   
    过了两天，张学良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又训斥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为了彰显自己坚定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蒋介石径直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一上台就搬出他那套忠孝礼义廉耻的哲学信条，大谈“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的道理，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外敌不除便无法抗击外敌的谬论。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是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又重申：“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蒋介石这番训话，显而易见，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的，更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再次警告。   
    10月28日，张学良利用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带兵赴前线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还强调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张学良的劝谏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0月3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带着对张、杨极为不满的怒气飞到洛阳“避寿”，张学良想借蒋氏过生日不便发火之机，再次劝谏，便邀请阎锡山携王以哲、何柱国同赴洛阳，以祝寿为名，行进谏之实。   
    张学良这次学乖了，他觉得蒋介石已听不进抗日大道理，就换了一个角度，专讲东北军目前的困境。殊料，蒋介石早已觉察到了张学良的用意，他碰了个大钉子，蒋介石只是逼问他：“你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为了阻止张学良等的劝阻，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作讲演，大骂主张抗日者，并重申：“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变更。”   
    训话间，蒋介石情绪激愤，突然大谈起汉奸来，“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和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大家要明白，通日本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而且是二等汉奸。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团结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这番措词严厉、意有所指的指桑骂槐，没有谁会听不出来，张学良神色大变，面容惨白。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2）

    张学良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若有所思地说：“阎百川毕竟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要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了，我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已经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不久，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毕竟是血性军人，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驾机飞往洛阳，准备冒死力劝。他要求东北军参加绥东抗战，蒋介石坚决不允。他又请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不要因此失掉民心，酿成大错。蒋介石要他专心剿共，别管政治上的事。蒋介石句句不离剿共，别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张学良所求之事也件件驳回。情急之下的张学良把事先准备好的劝谏之词全都忘了，东北、华北一幕幕耻辱的景象纷纷闯入他的脑海，他的眼前模糊了，泪如泉涌，他哭诉道：“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蒋介石最不愿别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没等张学良说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放肆！”   
    张学良本来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东北时他一人独尊，归顺蒋介石后，和蒋相处又很好，交情极深，没有人敢不让他说话，平时两人之间的争执、冲撞多不介意，仗着这样的关系，张学良敢于仗义执言，他腾地站起身来，变换了语气说：“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劝谏变成了质问，极大地刺痛了至尊无上的蒋介石，他大发雷霆：“太放肆了！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中的蒋介石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风度，他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朝着张学良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本想将蒋介石一军，岂料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   
    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再到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乐。几天来，他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搅在一起，他心乱如麻。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这种逼上梁山的苦迭打方法（法文政变之意），对张学良来说，实是万不得已。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比拟。张学良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宋美龄也曾说过，张学良尊蒋如同父执。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考察一回国，就宣传要绝对服从领袖。正因为这种关系，张学良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相信凭他和蒋介石的私交情谊以及这几年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政见上的冲突，他们再也无法谈到一起去了。   
    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   
    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   
    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的，碍于张学良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然而，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一方要抗日，一方要剿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现。   
    兵谏，逼上梁山，势在必行！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4、囚禁是“爱”

    如果说在张学良身上还存有从他父亲血脉里继承来的绿林好汉的义气之举的话，那便是捉放蒋这一幕了，不过在张学良那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而升华为一种民族义气。   
    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的目的很明确，“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正因为此，张学良在和宋氏兄妹达成君子协议，以及得到蒋介石“领袖人格”的保证后，他再次作出了一个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身为军人出身，对扣蒋之事，自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在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后，他便急于放蒋，以表明自己无私欲的心迹。他是抱着负荆请罪的态度去南京的，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死罪。   
    杨虎城对此愕然，他劝张学良：“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周恩来送给张学良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请他三思。但此时的张学良主意已定，而蒋介石在机场的一句“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则更坚定了他“人情送到家”的决心。   
    张学良想，我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他自认为这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英雄之举，他却没有想到，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统治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他天真地设想着：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就一段千古美谈。   
    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像张学良所设计那样演下去，千古美谈变成了一代奇闻。张学良高估了蒋介石所谓的“领袖人格”，蒋介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齐桓公、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风度，因为还未等张学良飞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12月26日，由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信口雌黄地将释蒋归结为张杨二人受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之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果然，26日下午2时，当张学良到达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时，等待他的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他在宋子文、戴笠的陪同下，直驶南京鸡鸣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27日一收到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马上迫不及待地将其与自己就此事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呈文一并递上，并装模作样地要求对自己“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对张学良则要求“依法办理”。为此，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了第31次和第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会者都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未经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   
    由此开始，几天之内南京上演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审判、特赦、管束的闹剧，蒋介石为了给外间以“伟大人格”的形象，对此早有周密的安排，哪些事由他出面，哪些事由别人出面，他早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将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临来之时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早有所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中央竟会对他进行军法会审。他百思不得其解，来到南京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使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他对蒋介石可谓是惟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社会舆论的斥责等等，只要是蒋介石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住进北极阁的短短五、六天中，他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简单，出门拜客虽是自由的，暗中却总有特务的监视，戴笠也不时来坐一会儿，先是要他写请罪书，现在竟敢当堂审讯。   
    张学良愤慨极了，他知道出庭审判，将意味着失去主动权，他在国人心目中将成为被告，从此，他便成为蒋介石任意宰割的对象。在愤慨的同时，他对蒋介石背信弃义产生了痛恨之情，他感到诧异，言而无信者还敢侈谈“人格”，自他看到那篇所谓“训话”起，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他不敢相信，流言、欺骗竟出于道貌岸然的领袖笔下！   
    同样感到愤慨的是宋子文，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下过保证的，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将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只得再次向张学良拍着胸脯保证：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表示将陪张学良去法庭。   
    第二天的审判将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他将如何谢幕呢？他又如何舍得谢幕呢？愤慨、懊恼、委屈之余，张学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张学良是全副武装，穿着上将军衔军装，精神抖擞、威武凛然地走进法庭的，他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两个多小时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谁也听不出张学良罪在哪里。这真是一场颇具戏剧化的审判：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还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条理，更具说服力，张学良的理直气壮和坦然，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简直就是做了一场政治报告。审判长李烈钧后来对人说起这次审判，犹对张学良称赞不已：“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的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问心不愧，无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庭审至此，问不出什么名堂，李烈钧宣布休庭。确如宋子文所说，这个审判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判决书早已写就，少顷，审判长向张学良宣读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虽然在军委会受审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维持纪律”，“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法外施仁，重返东北军。所以在判决刚刚宣布时，他情绪很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审判后，他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公馆，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这时开始，暗中监视变成了公开监视，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   
    对于张学良的遭遇，参加审判的人员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何罪之有？”副审判长鹿钟麟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然而，蒋介石还在接着演戏，审判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以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仁慈”。1月4日，张学良接到所谓特赦令，内称：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   
    南京几天来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不过，“严加管束”的分量到底怎样，人们不清楚；时间到底多久更没有人去想，还是那个审判长李烈钧一语道破：“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身禁锢。”   
    然而，蒋介石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他说，我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因为爱护他。他的修身养性功夫太差，我应该负责。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样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是的，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对张学良“负责”到底，从此，张学良背负着他沉重的“爱”，整整半个世纪。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1）

    奉命修身养性，休问他事，读书思过的张学良，在清寂的幽居生活中，翘首盼望重归自由的那一天。蒋介石也时刻关注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言行思想，但他却不愿意见到张学良，更不愿意放他。两人之间通过互赠礼品吐露心意，打哑谜一般，很有意思。   
    每个奉蒋介石之命看望张学良的人，除了劝他安心读书外，就是要他耐心等待，别无所说。一开始，张学良还会问问委员长什么时候放了他，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时，不过仅仅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至多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   
    早在雪窦山时，陈布雷就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看望过张学良，带给张学良四大箱蒋介石亲自挑选的礼物，里面从名贵的烟酒，滋补的鱼翅、猴头，到时新的西装，进口的网球、网拍，吃穿用度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张学良喜欢的极少见的线装书和书法碑帖。但张学良无心细看，他关心的是蒋介石何时给他自由，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陈布雷：“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陈布雷深知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但他不敢透露，只是敷衍地说：“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儿歇息歇息，何必急着回去呢！”张学良恳切地说：“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啊。”他的话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焦急，其实，张学良不知道，西安的三位一体早已瓦解，东北军东调豫皖，蒋介石正在逼迫杨虎城出国，情况远非他所能想象得到。陈布雷左右为难，他既不想欺骗张学良，又无法告诉他实情，只好听而不闻，避而不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剡溪之地，山清水秀，果然名不虚传啊，溪多鱼多，好地方啊！”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竿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交给张学良说：“张将军，委员长要我告诉你，剡溪之地有的是鱼，他希望你钓钓鱼。”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我哪有什么心情钓鱼啊。”“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心灰意冷地说：“委员长要我在雪窦山钓一辈子鱼呀！”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陈布雷见状赶忙解释说：“委员长这也是为你好啊。你放心，委员长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做一国之君。这一切他都是牢记在心的。”张学良沉默不语，情绪低落，陈布雷见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坐了没一会，就托辞还有事要办，先行告辞了。   
    从此，钓鱼对张学良来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往往一个上午就可以钓到十几条，初时，看到自己每有所获，张学良也会乐得合不拢嘴，叫大师傅煎炒烹炸一番，大快朵颐。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叱咤风云、征战沙场的虎将，垂钓之乐又怎么能满足他那抗日救国的鸿鹄之志呢？   
    时间久了，钓鱼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张学良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搭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熬不尽漫漫的囚期，钓鱼，竟成了一种心的煎熬。   
    不光如此，钓鱼有时还是一场政治游戏。1943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给汪伪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写信，劝他反正，为军统效劳。鲍文越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越，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文越接到张学良的劝告信后，未加理睬。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回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蒋介石命戴笠送给张学良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伸能缩，张学良接到后知其用意，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他说罢把鱼竿折断扔掉。   
    1945年春，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到桐梓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自有千言万语，莫德惠给张学良带来了许多旧好和部属写的信，并转交了蒋介石送给他的一块金质怀表，张学良接过表，感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10年，现在蒋先生才挂念起让我掌握时间。我看这表很好，再走10年、20年也不会停的。”想到自己被软禁10年，自由仍遥遥无期，张学良不禁心情焦虑，闷闷不乐起来，莫德惠也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只好安慰他说：“自有佳期，君莫问。”张学良托莫德惠回赠给蒋介石一块怀表，寓意是：委员长起初说的“严加管束”十年的囚期已经到了，该是解除管束的时候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的回答是一只鸟笼，其意非常清楚，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   
    半年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付出八年时间和几千万生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消息传到小西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他们又蹦又跳，孩子般地手舞足蹈，热泪禁不住盈眶，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张学良已被蒋介石软禁了10年，如今抗战胜利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获得自由了。那些天，张学良想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自由问题，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一丝他期待了多年的希望。但他没有提醒任何人，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蒋介石自然会考虑的，他只是每天翘首以待，等待那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早早地传到这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并没有作出任何特别的表示。   
    赵四小姐忍不住了，她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是不是给委员长写封信，提醒他一下，现在该是放你的时候了。”张学良有些为难地说：“这种事，最好是由别人提出来，效果会好些。”赵四小姐说：“这么多年，我们远离世事，故人零落，到哪里去找别人啊！”想了一想，又说：“要不我们给委员长送件礼物去，他一定会明白你的用意的。”张学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送什么好呢？   
    10年幽禁生活，辗转数地，身边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仅有一只手枪和一块手表。送手枪，怕引起误会，只有送金表了。这块金表是张学良1934年旅欧时订购的瑞士欧米茄表厂百年纪念手表，把这个手表送给蒋介石，正好可以象征时间已到，是个好主意！   
    于是张学良托人把金表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收到后，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时间已到，要求释放。他微微一笑，并不做正面回答，继续和张学良打哑谜，他让戴笠给张学良送去回礼。张学良很高兴，打开礼盒一看，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再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信函。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刻骨铭心，这笔帐远还没有算完，要张学良继续做足不出户的闺中将军，安心在家读书、修身、思过吧。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2）

    1946年9月，莫德惠再次奉蒋介石之命，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桐梓。他满面春风，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哦，此话当真？！”张学良的两只眼睛立刻嗖地放出神采，“你说说，怎么回事。”   
    莫德惠喝着赵四小姐泡的茶，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各界人士一致呼吁还你自由，你的旧部也一再声言，希望你重返军中，蒋委员长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你的管束。但是，委员长让我转告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张学良没等莫德惠把话说完，迫不及待地插问道。   
    “一是你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三是自由后要出国居住。”   
    “这分明是不给我自由嘛!”张学良忍不住叫起来。   
    莫德惠劝张学良说：“汉卿，你要明白，你不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就不能自由......”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学良猛然站起来，激动地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   
    张学良缓了一口气，接着说：“至于第二条，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也不在我手里。第三条嘛，我更不能接受了！”张学良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   
    虎虽囚，患犹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放虎归山，那不是拿自己的权力、地位开玩笑吗？张学良早就看出蒋介石的忧虑所在，他说：   
    “委员长大概是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不肯以违背真理和良心为代价来换取自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莫德惠对张学良的一口回绝表示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然而，莫德惠又对张学良的回答钦佩万分，幽居10年，张学良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   
    1957年9月，这种机会似乎又一次来到了，这一年，蒋介石要贺70大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逢五、逢十给长者拜寿是非常重大的活动，又何况是“皇室”呢。一入九月，座落在阳明山下士林镇的总统府官邸就不断收到台湾各阶层各式各样的贺礼，日日人来人往，天天高朋满座。   
    也居住在阳明山，相距士林官邸不远的今日邻居，昔日曾以“父子”相称的张学良，也在思忖着自己该送什么贺礼。为了不失时机再次表达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愿，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再一次决定，送一块怀表给蒋介石作为贺寿的贺礼。   
    礼物选定后，张学良又犯了愁：由谁送交这份贺礼才合适呢？自己是幽居之人，不应亲自前往；贺礼包含寓意，也不该被太多的人转手，最好能由委托之人亲自交到蒋介石手中。所以委托人至关重要，首先被委托者必须是张学良亲近信任的人，同时他又得有相当的身份，能够将礼物亲自送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在交办中起到强调的作用。思来想去，张学良最后选定了张群。   
    张群果然不负众望，将礼物转送给了蒋介石，了却了张学良的心愿。接到贺礼，蒋介石心领神会，从西安事变至今，这是张学良送的第三块手表了，他心里十分清楚，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管束”22年了，应该恢复自由了。   
    不久，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被送到了张学良手中，这是蒋介石回赠的礼物。睹物思人，对蒋介石非常了解的张学良，手握这根手杖，立刻领悟了蒋介石托物示意的暗语：我们都老了，应该以身体为重，往事少想，你可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这次蒋介石回赠的礼物与前几次大大不同，似乎隐隐预示着彻底解禁张学良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阳明山景色依旧，寒暑易节，花开花落，两年来，在开满野花的山间小径上，在碧波荡漾的阳明湖畔，在造型别致的快雪亭下，处处都留下了这根手杖伴随张学良的足迹。张学良的心境渐渐地宽舒起来。   
    经历了两个寒暑，1959年春日，张群带着春意，踏着野花，兴冲冲地再度登上阳明山，带来了张学良期盼多年的喜讯：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从此解除军管会对他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二十二年的自由突然就降临了，张学良恍被惊雷击中，此时此刻，他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如何迎接这迟到太久的自由。多少年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幻想着自由之后那舒畅快活的生活，可是，当自由陡然复归，真的来到时，张学良竟异乎寻常的平静，异乎寻常的安详。   
    回首逝去的二十二年，张学良无怨无悔。尽管这场为了国家民族命运的兵谏，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韶华时光都耗在了无穷无尽的幽居之中，然而，他耿耿此心，天地可鉴，他不惜把这牢底坐穿！岂料，就在他对自由已不抱幻想之时，“管束”居然解除了，尽管在解除“管束”后，蒋介石还留下了“为了对张学良负责，仍需派‘警员’保护”的叮嘱，但自由，毕竟翩然而至！   
    不管怎样，这段无以复加的千古奇冤，终于划上了句号，也早该划上句号！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6、一笑泯恩仇

    1975年4月6日凌晨2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时任总统府资政的张群打来的，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蒋总统已于几个小时之前平静离世了。张学良听罢一愣，睡意全无，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   
    放下电话，他披衣站在窗前，望着屋外沉沉的黑夜，听着檐前唰唰的雨声，心潮起伏，思绪翻滚。往事一幕幕，纷至沓来：南京的隆礼相待，临潼的好言相劝，西安的兵戈相见，随后的奉命读书，颠沛流离，台湾的默默无语，一晃，竟四十多年过去了吗？张学良陷入了往事之中，无悲，亦无喜。   
    当年“兵谏”的枪声，打破了原本情同父子的亲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仇恨。蒋介石恼恨张学良的大胆和莽撞，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总会恨恨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以解心头之怒。但是，张学良毕竟在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大功于他，没有张学良的振臂响应和挥师入关，他蒋介石不可能统一中国，也不可能登上全国统帅的宝座；1933年，又是张学良待他受过，甘心顶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下野出洋；就以蒋介石最无法释怀的西安事变而论，若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能否安然无恙回到南京还未置可否，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   
    是的，这一切，蒋介石都无法抹煞和忘却，他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对他处以遥遥无期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固然有留作人质，还可利用的因素在内，但未始不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恩怨缠绵的矛盾心理。   
    而在张学良的内心，对蒋介石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难以名状的感激。虽处幽禁，他的生活仍然是优越的，蒋介石指示，只要他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除了自由，他的一切都没有变。而到了台湾后，不是也对他解除管束了吗？   
    对于蒋介石的去世，张学良并没有感到太大意外，这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不是张学良心胸狭窄，嫉恨蒋介石40年来对他的囚禁，而是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断听到蒋介石时常患病，身体日见衰退的消息。有时，做礼拜在教堂相遇，张学良也感到蒋介石与以前相比，明显衰老。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介石逝世前八个月的士林教堂的礼拜会上。与往常一样，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伴下，来到了自己固定的座位前，不同的是，那时的蒋介石已经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   
    张学良远远地望着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礼拜会结束了，人们目送着蒋介石离开，留在张学良眼中的是蒋介石那虚弱不堪、颤颤巍巍的背影。张学良的心里涌上一阵哀怜，40多年的幽禁生活，早已使他对世态炎凉，云淡风清。他与世无争，淡然处世，有着基督教泛爱的精神。当时，他很想走到蒋介石面前略表关切和慰问，但他又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太了解蒋介石了，倘若此时驱身近前，身体如此瀛弱，举止已显迟缓的蒋介石，非但不会领情，肯定还会认为是对他的嘲笑和讥讽。想到此，他止步了。   
    没想到那次教堂相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曾几时何，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君主，何等的得意，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胜券在握，又何等的独断专行，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生命规律的运行。此时的张学良，深感生命的短暂，更觉名利权位全都是过眼云烟，不足为道。他不愿再去想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那已经微不足道了。他转过身，拿起电话机，拨通了士林官邸的电话，向蒋夫人宋美龄提出了吊唁蒋介石的请求。   
    蒋介石弥留之际，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6字交付蒋经国，并特别嘱咐蒋经国“不可放虎”，张学良没有想到，在他幽居四十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一只虎！他后来对唐德刚教授说：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   
    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他们说蒋先生不会做，说蒋先生应该把我放回去，我把他送回南京，他把我放回西安。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蒋先生没有这个雄才。”   
    多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防范之心一直没有消减过，多年来，为了让蒋介石解除对自己的顾虑与戒心，张学良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过于显赫的名声，他甚至说连张学良这个名字都不想要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很明显，他已经决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他决不会再对当局造成任何的威胁了。然而，多虑如蒋介石，却仍将垂垂老矣的张学良畏之如虎，即使在他死后，也不放松警惕，实在令张学良啼笑皆非。   
    蒋介石去世后的第四天，遗体移至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张学良偕赵四小姐前来吊唁，向这位恩怨交织的长官告别，看他最后一眼。   
    轿车缓缓地停在吊唁厅的大门前，张学良神色肃穆的从车上下来，径直朝厅里走去，宋美龄过来和他默默握手。整个大厅，一派肃然。灵柩四周，摆满鲜花翠柏，蒋介石静卧在水晶棺木里，神色安详。张学良站在棺旁，脸上的神情哀伤凝重，久久凝视着双目紧闭的蒋介石，望着他那仿佛沉睡的面容，心中漾起缕缕哀思，前尘往事浮上心头，以往的岁月不断在眼前晃动，张学良的眼睛湿润了！   
    面对着曾经呼风唤雨、大权独揽六十年的老长官，张学良默然无语。他们一个站立，一个静卧；一个百感交集，一个心如止水，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在此凝视中划上了句号，俱往矣！   
    剪不断，理还乱，各人心中自有一本帐。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写来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手足；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短短十六个字，道尽所有爱憎恩怨！   
    “蒋先生对我，该怎么说怎么说，他对我很关切。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可他特别关心，......从大陆到台湾，老先生总是指示要找最好的地方，......他对我，那真是关怀得很！”   
    “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发生冲突，没有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没有一点其它旁的冲突。”   
    “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先生对我很好。”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蒋介石功大于过，永远是他的老长官，老上级。   
    “一个人，有他好的一方面，也有他坏的一方面，仅仅是好的方面多，还是坏的方面多而已。蒋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功的，当年，他在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方面，是有功的。”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7、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陪伴他走过后半生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   
    张学良很早就与宋美龄相识，据他说：   
    “我与蒋夫人认识的时候，那是在上海，有人请客，介绍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后来，蒋先生在北京请我们吃饭，在筵席上见到蒋夫人，我就说，蒋夫人好。蒋先生很奇怪，问我，你怎么认识她？我说，我认识她，比认识你还早。”   
    张学良与宋美龄似乎特别投缘，也许是宋美龄的洋化生活，大家气度，令张学良特别着迷，宋美龄称张学良为“gentleman”（绅士），张学良则尊称宋美龄为夫人。   
    西安兵谏后，张学良之所以义无返顾、力排众议地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证作为后盾，他心里有底。正是因为他极度信任宋美龄，绝对相信她所做的保证，所以即使没有蒋介石的书面签字，仅凭空口的一句“领袖人格”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放人，而对于张学良送蒋回京，宋美龄也一再表示：“我一定负责担保。”   
    宋美龄事先也没有料到蒋介石到了南京会翻脸不认人，所以她当初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天保证。当阎宝航去见宋美龄时，宋美龄还反复嘱托说：“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当阎宝航不太相信地追问：“夫人，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会会西安的，这有把握吧？”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此时的宋美龄，对释放张学良还是信心十足。   
    但是，也有一丝阴影偶尔掠过宋美龄的心头。早在离开西安的飞机上，看着蒋介石若有所思的模样，她就隐隐有某种预感，但她竭力打消这个不祥的念头，想想看，委员长毕竟是从张学良手中走脱的，且张学良又亲自送回南京，蒋介石再狠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吧。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听说有许多军政大员、新闻记者都去看望张学良，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争睹少帅的风采，当即就忿忿地骂了声：“娘希匹！”随即又恨恨地说：“把他捧成民族英雄，我成了什么？”宋美龄这时感觉有些不妙，但她还是不敢往深处想。   
    也就在这天，冯玉祥去看望蒋介石，言谈中，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我哥哥蒋介卿，可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呀！”当时，宋美龄也在座，心中暗暗为张学良捏了一把汗。   
    宋美龄、宋子文和端纳是张学良送蒋回京、保证安全的担保人，在军法公审后，宋子文和端纳出于良知，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商议如何履行在西安的诺言。蒋介石究竟要怎样惩治张学良，谁也不知道，连宋美龄也不知底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终究言而无信，公然无视宋氏兄妹的保证，将张学良严加管束，宋美龄尴尬万分。   
    在信义和丈夫之间，她左右为难，她觉得对不起张学良，但又无法说服蒋介石，她确实已经尽了力。为了张学良的自由，她已经跟蒋介石狠狠地吵过一架了，刚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大令，这几天，子文同你吵了好几回了。他觉得没脸再见人了。在西安，我们是作过保证的。端纳先生也告诉我，他对这个结局很失望，打算辞去顾问，离开中国。”宋美龄一脸阴郁，眼圈微红，明显有哭过的痕迹，“大令，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毕竟他们是为你出过力，冒过险的啊！”宋美龄伤感地说。   
    “冒险，冒险！在西安，有谁比我冒的险更大！华清池那天早上，弹雨横飞，乱枪四射，邵元冲、蒋孝先不就被张汉卿的部下打死了吗？！要是哪颗子弹偏一点点，打到了我蒋某人的身上，你们现在还会为张汉卿求情吗？政治是要流血的，不是靠感情来支配的！”蒋介石青筋暴涨，呼呼地直喘粗气，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好歹汉卿也是个重信义的人，不然他会亲自送你回南京？”宋美龄涨红了脸，也几乎是喊着说出了这句话。   
    “我早就叫他不要来，不要来！他自己非要到南京来负荆请罪，我有什么话说？再说，南京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蒋介石忍不住大吼起来。   
    “可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宋美龄并不退缩。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已经对侍从室说了，明天我就离开南京，回家乡溪口休息养伤。”蒋介石阴沉着脸，说完，就抛下宋美龄独自走了。   
    对丈夫背信弃义的失望，对朋友无言以对的羞愧，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恼恨，一齐涌上心头，宋美龄不禁痛哭起来，她没脸再去见张学良了，他是那么信任她，相信她，以至于没有任何条件地答应她的请求，现在她却无法实现对他的承诺，这叫她该如何是好呢？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煞煞张学良的性子，关他一辈子，谁说都没有用，端纳的离职，宋子文的不问政事，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就连他一向言听计从的宋美龄的话，这次也彻底失灵了。无奈之中的宋美龄知道是无法改变丈夫的决定了，她只好尽可能的为张学良多做点事，以作为弥补，让自己的内疚之心好过一点。   
    正因为此，宋美龄后来才说服蒋介石同意于凤至、赵四小姐轮流上山陪伴张学良，在于凤至患病以后，又千方百计安排她出国治病，这一些，虽然无补于张学良的幽禁，但毕竟还是给张学良带来了一点关怀，一点温暖。   
    宋美龄还不时地托人带东西给张学良，张学良所需的日用品以及各地名产，统统以宋美龄的名义，每月由重庆送来一卡车，每次还带给张学良500元零用钱。凡蒋介石不愿意出面答复的，她都亲自答复，对张学良提出的请求，她也尽量给予满足。   
    张学良曾托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过两点要求：第一是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第二是希望和刘乙光（看管人员）一家分开住，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治中飞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趁机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蒋介石还没听完，脸色便阴沉下来，只“啊、啊”地哼了几声，便转换了话题，张治中见状，只好告退，另找宋美龄帮忙。   
    宋美龄听张治中讲完情况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文白兄，我们对不起汉卿哪！”   
    张治中没有料到宋美龄一开口便会说出这种满含愧疚的话，很是觉得吃惊。宋美龄咬了一下嘴唇，又说：“张汉卿的要求，第一条，我看不容易做到，现在时机不成熟，不便提出；至于第二条要求，我一定想办法尽快实现。”   
    当天晚上，宋美龄趁着蒋介石情绪还好，便小心翼翼地把张治中来找她的意思说了。“我们对不起汉卿啊！我觉得汉卿的第二条要求，是不是就答应他？”宋美龄试探地问道。   
    蒋介石面无表情，抬起手托住下巴，眯起眼睛，谁也捉摸不透他到底是答应还是发怒。但是，与蒋介石朝夕相处的宋美龄知道，蒋介石已经同意了她的建议。于是，她吩咐副官立即按委员长的意思去办。   
    由于宋美龄的斡旋，张学良托张治中转达的第二条要求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得以实现，管束张学良十二年，官阶由中校晋升为少将的刘乙光不久便被调离了。   
    对于宋美龄的关怀和爱护，张学良心存感激，他很领情，他一直都体谅她的苦衷，对宋美龄毫无怨言，甚至还把自己能活下来归结为宋美龄的保护，他说：   
    “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   
    他很感激宋美龄的仗义执言，“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所以，张学良也决不肯做让宋美龄难堪、为难的事。他之所以一直对西安事变蒋周会面缄默不语，就是不想伤害到宋美龄。   
    张学良受宋美龄的影响很大，他放弃佛学，转而研究基督教，最后并皈依基督教，都是在听了宋美龄的劝说后做的决定，后来他与于凤至解除婚姻，也是出于宋美龄的建议。恢复自由后，宋美龄很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安排，亲自察看给张学良安置的住处，看到不满意，她就直接对蒋经国说：“你就把这破破烂烂的房子让给汉卿住啊！”夫人发话了，蒋经国不能不听，于是他亲自为张学良选定了北投复兴路的一块地基，让张学良很是满意。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8、与蒋经国的交往（1）

    “我跟经国先生很要好，我们之间无话不说。”   
    论辈份，张学良是蒋经国的父辈；论出身，他们都有一位做首脑的父亲；论年龄，张学良只比蒋经国大8岁；论经历，两人与苏联都有一段往来，又都有过“叛逆”，正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学良还是蒋经国的恩人，蒋经国对于张学良，内心很可能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虽然这种感激之情是不能表露出来的。当时，两人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然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如此悬殊：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尊极荣。   
    两人的初次相见，就是在溪口的街市上。   
    那天，张学良逛溪口街市，迎面撞见了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蒋方良，金发碧眼，高鼻梁的蒋方良很是引人注目，张学良一下子就猜到了她身边的男子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谨慎如张学良，因自己“严加管束”的身份，不便与蒋经国攀谈，所以并没有上前打招呼。   
    蒋经国也注意到了那个迎面打量他的人，仪态目光均有威猛之气，心下暗自赞叹：此人肯定非等闲之辈。当他听说那人就是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他父亲的张学良时，愣了好一阵子，良久，才叹了一声：“真是员虎将啊！”   
    几日后，蒋经国以子侄辈身份谒见了张学良，交谈甚欢，蒋经国十分敬重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张学良则勉励蒋经国要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做好工作。在雪窦山上，两人共见了3次面，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从此结下私谊。   
    迁往台湾后，蒋经国接任戴笠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职，负责“管束”张学良的工作。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但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了解却比这要早得多，由于两人在出身、经历方面的某些相似之处，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钦佩，他从接受“管束”工作起就决心和张学良做知心朋友。在大体不违背父亲蒋介石的意旨下，蒋经国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了与张学良的交往，在物质生活上他仍像过去那样充分满足张学良的要求，在精神生活方面则较他父亲蒋介石有很大的改善。   
    首先，蒋经国决定将张学良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在新址的选择上，蒋经国颇费苦心，最后选中了阳明山，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把日后定居的官邸，确定在了阳明山脚下的士林镇，一旦张学良从井上温泉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亲与朋友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蒋经国在阳明山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尽管张学良认为，“搬搬家，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但对蒋经国的一片好心，张学良还是很感激的。1950年，在张学良的新居中，两人正式会晤，忆起当年雪窦山中的雪窦寺、千丈岩和妙高台，两人不禁对视会心一笑。   
    蒋经国以同辈称呼张学良，相约今后要经常走动来往，张学良以“你身负重任，还是以公务为重”为由，婉言谢绝。怎奈蒋经国主意已定，“公务哪里忙得完，论资历你是我的前辈，能经常陪你说说话，听你讲点旧事，对我受益匪浅呢。”   
    蒋经国说到做到，以后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到阳明山张学良的寓所攀谈。两个人谈诗论画，指点江山，总能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阳明山路和阳明湖边，也留下了他们结伴出游和垂钓的身影。这段时间，两人相处甚欢。   
    然而，阳明山寓所，毕竟还是在幽禁管理之下，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在解除了管束之后，张学良渐渐萌生了重新选择新地址建屋的念头。一次，当蒋经国又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谈到，年纪大了，居住偏远，与朋友往来诸多不便，能否自己出资，在市郊盖幢房子。蒋经国听后欣然同意，并自告奋勇地说，地基由他去选，一定让张学良满意。   
    一个月后，蒋经国亲自在台北市西郊北投复兴岗为张学良选定了地基，这里视野开阔，台北市区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附近槐树合绕，杨柳依依，环境极其清雅幽静，是家居的绝妙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向南望去有条河，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城南的那条永定河，早晚眺望，可以引起故国山河之念。张学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建房之事因为蒋经国的亲自过问，进展神速，八月底，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兀然挺立。张学良终于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北投新居，蒋经国派人送来一套崭新的客厅用家具，以示祝贺。经历了20多年的幽禁生活，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张学良为此激动得绕前绕后，兴奋不已。来台以后，无论是新竹井上温泉，还是阳明山的寓所，都是当局为“管束”他而选定的，每道门，每扇窗，都带着羁押的阴影，而如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拥有自己的一方领地，张学良心中充满了对蒋经国的感激之情。   
    蒋经国一如从前，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必定会去看望张学良，有时，也会邀请张学良到他的官邸小聚。16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来台公演，蒋经国派人买了4张连号票，又买了围绕4张连号票左右前后的“插花式”门票七八张，邀请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观看滑冰表演，蒋经国夫妇亲自陪同观看。习惯于幽禁生活的张学良完全沉浸在节目的欢乐之中，30多年来，他从未在这样宽松的气氛中欢笑娱乐过，他兴致勃勃，观性甚浓，完全陶醉了！演出结束了，张学良还犹自赞不绝口，并一再诚挚地感谢蒋经国夫妇的盛情邀请和款待。   
    蒋经国看到一场溜冰演出竟给长期被禁的张学良带来如此巨大的欢愉和乐趣，他的心里既酸楚，更高兴。于是，两天后，张学良得以重温上回的精彩表演，这次陪同的，依然是蒋经国本人。这时，蒋经国已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政务繁忙，但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忙中抽空连续陪张学良观看表演，可见蒋经国对张学良礼遇有加，情谊深厚。   
    对此厚爱，张学良却深感不安。他是个极有分寸的人，随着蒋经国地位的不断升迁，尽管两人的关系也不断增强，但他清醒地知道应该怎样妥善地处理他与蒋经国的关系，他一方面感激蒋经国对他的照顾，另一方面，又力争不给事务繁多的蒋经国增添任何麻烦。1965年，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长”，张学良不失时机地挂去电话表示祝贺。正题刚刚谈过，张学良话锋一转，措辞婉转地表示，经国先生今非昔比，身上的担子日渐加重，不能因为与自己的往来而分散了精力，他说：“我一个老头子，打法时光的办法多得很，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你的时间。”   
    “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是有的，我会得体地安排的。”蒋经国在电话里说，“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行。”   
    话说至此，张学良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一让一敬间，两人真诚情谊可见一斑。   
    此后，蒋经国的车照样不时出入于北投复兴路张学良的住所，淡淡黄昏，在小径上，在大路旁，都可以看见两人同行散步的身影，听见两人爽朗会意的笑声。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8、与蒋经国的交往（2）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成为台湾当局的行政首脑，张学良这次专程来到蒋氏官邸当面表示祝贺，并再次明确表示，今后务必要减少往来，以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闻听张学良的要求，蒋经国一笑了之：“升迁与和朋友往来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可不必为此多虑。”   
    “如若不接受此项建议，日后将考虑拒绝院长的拜访和邀请。”张学良认真地说。   
    “没想到汉卿这么固执”，蒋经国笑道，“那好，每个季节我去看你一次总还是可以的吧？”   
    张学良还是摇摇头，“不行，还是太频繁了，你是行政院长啊，哪里抽得出那么多时间来？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就足够了。”   
    蒋经国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岂不是宣告我自己不能同任何人再做朋友了吗，不行，绝对不行。”   
    两人争执了好一阵子，最后达成了“君子协定”：每半年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   
    “你看你汉卿”，蒋经国摇着头说：“本来大家都是朋友，结果搞得像邦交式的例行会晤似的。”   
    “那有什么办法”，张学良固执地坚持，“谁叫你是行政院长呢。”言罢两人都仰面笑了起来。   
    在张学良的一再坚持下，蒋经国减少了与他的往来。接触虽然比以前少了，但二人交往时的话题，反倒因为蒋经国境遇的变化而加深了。有一次，张学良对蒋经国说：“你有那么多钱，又不能反攻大陆，放在那里做什么？我看还是好好搞建设吧！”接着，他深有体会地对蒋经国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已有所醒悟，服从先严命令，数次打仗，皆为不得已之行动，而东三省为兵所耗，不下万万，若以办理建设事宜，岂可限量。”蒋经国谦恭地问：“那应以什么项目作为加速建设的重点？”张学良向他介绍了当年他的管家伊雅格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些建议，蒋经国听后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加速建设台湾的构想就在他们的闲聊中诞生了。   
    台湾高速公路开工后，台中以北的每一段工地张学良都亲自去看过，回来后，就与蒋经国长谈自费视察的情况，并联系自己在东北执政时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回忆在东北发展民族工业的作为，讲述当时东北铁路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描绘自己昔日的壮志鸿图，意气风发，每每说到激动处，张学良的眼睛就焕发出一种青春的神采，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正投身于火热的建设之中，他的激情感染得蒋经国也为之激动，两人经常是一谈而不可收拾，很多时候都畅谈至凌晨两点钟，张学良的现身说法，对蒋经国很有参考价值，后来台湾儿童剧院改建成停车场，就是蒋经国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而行的。   
    1975年，蒋介石去世，留下了“不可放虎”的遗言，蒋经国对父亲临终前的嘱咐很不以为然，如今的张学良已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难道他还能在这个孤岛上再演出一场“西安事变”，再掀起一场政治风暴不成？既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又何必耿耿于怀于过去的往事？不如再迈出一步，以显示自己思想的开明与政治的宽容。而对张学良来说，他对政治已经了无兴趣，1978年，当蒋经国被选为总统，子承父业，成为台湾权倾朝野的第一人时，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便是他张学良，聪明的蒋经国不会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所以，“放虎”之说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友谊，此后两人的交往不断，相互间仍执礼有加，并且，此时的蒋经国已经没有了先前蒋介石隐隐的约束，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旨独立行事了，这样，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从以前从不见报的“平民式”，一下子跃步到没有任何忌讳的“公开化”。   
    1979年10月5日，时值蒋经国就任总统一周年之际，蒋经国贤伉俪在寓所举行中秋茶会，大宴宾客，众多军政要员应邀出席，张学良夫妇也在被邀之列。会后，蒋经国陪同张学良夫妇到阳明山赏月，张学良触景生情，当即挥毫泼墨，书李商隐《无题》诗一首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第二天，张学良被邀出席中秋晚宴的消息赫然见于各大报端，传遍台岛，昔日先总统蒋公“管束”的囚徒，竟出现在现任蒋总统的官邸里，并且是同这么多的军政大员在一起，人们不禁想入非非，难道蒋氏家族与张学良之间已经握手言和了吗？或者，蒋经国是在替父还债，用他的微笑和尊敬，来弥补张学良几十年幽禁所受到的凌辱与委屈，抑或是用此举来点缀他民主与开放的新政？一时间，张学良又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人们揣度蒋经国此举用意的时候，仅仅过了五天，蒋经国又带给世人一个惊奇：再次向张学良夫妇发出邀请，前往总统府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此次张学良的名字不但见诸于报端，而且当天，张学良本人也出现在公众面前，就座于观礼台贵宾席上，兴致勃勃地观赏阅兵式，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蒋经国非常善解人意，他知道从大陆来台的官兵们，没有一个不思念家乡的。他更知道怀着失土之痛，发誓要打回东北，赶走日寇，收复失地的张学良，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祖国大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生养自己的白山黑水。因此，次年的双十节，蒋经国满足了张学良的愿望，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夫妇和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乘专机飞往金门岛参观。   
    这天上午9时，张学良夫妇抵达金门，目睹了这里的淳朴民风和各项军事设施后，张学良禁不住赞誉：“金门不仅是军事前线，也是海上乐园啊！”张学良好不容易来金门一趟，游兴大发，决定好好转一转。他们随即来到了古宁头。   
    古宁头是金门岛距离大陆最近的凸出部，1950年，国共两党还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眼下仍可依稀辨出当年炮火留下的痕迹。张学良站在滩头，面对大海汹涌的波涛，心潮起伏，这是他来到台湾34年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眺望大陆故土。   
    借助于高倍望远镜，张学良得以一窥大陆风光，他眯着眼睛，脸紧贴在高倍望远镜上，将视线投向对岸，看了许久，许久。当马安澜问他“怎么样”时，他仅淡淡地说了一句“风光很好”，便不再开口。   
    然而，回到台北，张学良难耐对故土深切的思念之情，在给亲友的信中，他真情流露，引用于右任晚年思乡的诗句，表达了他不尽的乡情：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岁月不居，进入80年代后，蒋经国身患多种疾病，身体每况愈下。1988年元月13日下午，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吐血过量而死。噩耗传来，张学良悲痛万分，继蒋介石之后，他再一次送别蒋家人，在低沉悲凄的哀乐声中，张学良饱含深情地说：   
    “我来台湾的时候，台湾很不景气，现在台湾很有进步，......应该说主要是蒋经国的功劳。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顿，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1、大帅相中的“凤命千金”

    灯火通明。   
    奉天南门张氏帅府，后跨院厢房里，张作霖满脸喜气，手里的一份卦帖被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他禁不住又想起包瞎子刚才的话来：“大帅，此乃珠联璧合的良缘啊，这个女子的卦相大吉，从生辰八字上看则主大贵，‘凤命千金’配‘将门虎子’，是上上婚，成亲之后，必定夫荣妻贵。如此天造地设的好姻缘万万不可错过。”包瞎子的话句句都落在张作霖的心坎上，大喜过望的张作霖当下就替儿子张学良定下了这门亲事。女方是郑家屯西街“丰聚长”商号老板于文斗的小姐于凤至。   
    现在，张作霖正在为自己能慧眼识人而沾沾自喜呢。那天，他到于文斗府上造访，正巧碰上于文斗请了算命先生给于家的小字辈占卜算卦，给每人写了一份卦帖。闲谈时，张作霖无意中翻了翻卦帖，其中一份上的“凤命”二字使他眼前一亮，再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于凤至生于一八九七年。   
    “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张作霖自言自语道，“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凤命，乃吉人之命，那么，和她结合的人，一定就是皇帝了！”对子平术本来就很迷信的张作霖暗忖，忽然间他灵性大开，暗道：“这样贵命的女子，若与我小六子相配，我小六子必能前程似锦。”于是，未等于文斗说话，张作霖就拿过卦帖，说：“我手下有个人，对阴阳八卦、麻衣神相无所不通，我让他再核对一下。”   
    回到奉天，张作霖马上把精通麻衣相的包瞎子请进帅府，奉上卦帖。包瞎子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作霖的想法，没过两天，他就委派吴俊升为媒人上于家提亲去了。   
    说起来，于文斗还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呢。那年，张作霖奉命到松辽及漠北一带剿匪，结识了辽源的商会会长，当地的富商于文斗，张作霖就把指挥部设在了于文斗的粮栈里。于文斗因多年受土匪骚扰，对前来剿匪的张作霖特别的欢迎，每当张作霖的军饷接济不上时，于文斗都代为筹措，两人过从渐密，久而久之竟成了真正的好朋友。   
    一次，张学良率部与蒙匪在漠北龙王庙决战，不幸中了蒙匪的奸计，被围困在荒漠深处，急需援兵。而当时张作霖的顶头上司，奉天督军徐世昌却迟迟不发救兵，张作霖孤军奋战，危在旦夕。在此紧急关头，于文斗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连夜赶往吴俊升驻地，说服了这位素与张作霖有嫌隙的巡防营统领，派精锐骑兵星夜兼程，驰往救援。张作霖因此突出重围，反败为胜。对于文斗的仗义相助，张作霖自然是感激涕零，回到郑家屯，就与于文斗歃血为盟，结成了拜把兄弟，并发誓：一旦得意，誓报再生之恩。   
    此刻，发迹之后的张作霖要报答把兄弟，与于文斗结为儿女亲家，于文斗自然满心欢喜，但他又颇费踌躇，小女于凤至的年龄要比张学良大，女大男小不合常规，张作霖知道后，一言九鼎：“‘女大三，抱金砖’，没什么不好的”！为了打消于文斗的顾虑，张作霖又请人说情，从中玉成，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两家定下了亲事。不过，于文斗提了个要求：婚姻是儿女的终身大事，光有父母同意还不行，最好让张学良自己到郑家屯去一趟，按乡下风俗“相门户”，看看双方本人的意见。   
    张作霖满口答应。此刻，他正喜滋滋地等着儿子，要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谁知，张学良听后一脸惊愕，挟带一万个不满意，他一个劲地嘟哝：“偌大的奉天城，名门闺秀有的是，干吗偏到那个不毛之地的荒僻小镇去聘个村姑？”当时的张学良，结交着不少在奉天做传教士的外国朋友，受西方文化影响，脑袋里充满了“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之类的新观念，对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张作霖耐着性子解释道：“那闺女模样好，生辰八字好，文笔书画好，名字更好，吉祥如意。你听听，于凤至，凤至，凤至，不是当皇后的料吗？你小六子可别不识抬举啊！”   
    张学良心里升起一股怒气，对于父亲的独断专行，他有苦难言。他知道父亲对奉天城里浓妆艳抹的时髦女子看不顺眼，但他也压根不信那个偏僻乡野的小地方会有父亲所谓好得不得了的姑娘。对于未见过面的于凤至，张学良先天地存在着排斥心理。他想反抗，他憧憬着婚姻自由。   
    张作霖接着却又语意肯定地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小六子，旧历年一过，你就给我到郑家屯相亲去！”   
    张学良哑口无言，奉天城里多少姿容秀丽、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他都毫不动心，居然要他到几百里外的小镇去相看一个乡下姑娘！他简直想跟父亲理论一番，但看到灯影里父亲那决心已定的神色，他的心凉了，他知道，父亲的话向来一言九鼎，谁也违抗不了。他拗不过父亲，只好默默地垂头不语，心上的不快与委屈，郁闷与恼恨，却怎么也掩饰不住，张作霖也感觉到了。   
    看着儿子的痛苦样，张作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他盯着张学良说：“小六子，你的正室原配夫人，非听我的不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如果不同意这婚事，和于家姑娘成亲后，就叫她跟你妈（卢夫人）过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别的女人，我可以不管，这总行了吧！”对说一不二的张作霖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别无他法，只得服从和忍受了。   
    列车隆隆东进。旧历年刚过，张学良顶不住父亲的再三催促，怏怏不乐地启程到郑家屯相亲。他从心里对这门亲事感到不满，他压根儿就不想见那个“凤命千金”的于家大小姐，他没有丝毫兴趣。所以，一到郑家屯，张学良就一头钻进媒人吴俊升的公馆，闭门谢客，根本没有去于家相亲的打算，尽管在此之前，他已从媒人吴俊升口中得知于凤至是小镇上最有才学的聪明女子，可是张学良曾经沧海难为水，奉天城里什么样有才有貌的女孩子他没见过？他根本不相信一个远离省城的小镇上会有什么才女！所以僵持了六天，他还是不辞而别了。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于凤至断断不是他想象中的乡村土闺女。   
    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的于凤至，自幼便天资聪颖，5岁时于文斗就为她专门延请了塾师授课，得字“翔舟”，7岁那年于文斗随父母来到辽河西岸的古镇郑家屯，继续延师求学。小小年纪的于凤至从《百家姓》入手，先后学习了《孟子》、《中庸》、《老子》、《论语》，她聪明异常，过目成诵，9岁时就能把唐诗宋词诵读得有滋有味了。一次，塾师有意要考考于凤至，便出了个上联“新年纳余庆”，于凤至沉思片刻，挥笔对出“嘉节号长春”的下联，塾师看了，称颂不已。10岁的时候，于凤至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之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成了小小古镇上人人称颂的一只金凤凰！   
    13岁那年，郑家屯举行元宵灯谜会，于凤至在此会上一鸣惊人，声名远扬。当时的洮南县尹贺至璋让人在县衙门前贴满了红红碌碌的谜条，于凤至逛灯到此，仅剩一张粉红色的谜条无人问津，于凤至决心一试。围观的人见揭谜的竟是个13岁的小女孩，顿时一片哗然，都不相信于凤至会有这等神奇的本事，县尹贺至璋听说后，也大吃一惊，当即命侍卫把于凤至请进去，对她说，不管猜中与否，你敢揭我的灯谜就有志气！谜底是猜一味中药，你试试看吧。   
    谜底被于凤至脱口而出，完全正确！贺至璋不敢相信，他又当堂考问了有关谜语的各种知识，于凤至竟然都能对答如流，毫不含糊。贺至璋这下彻底被折服了，他对于凤至的聪明和博学大为赞赏，亲自送了一块题有“僻壤奇伶”的红底缀金横匾到“丰聚长”，从此高悬门楣，引人注目。   
    于凤至初时对这桩包办的婚姻也不如意。她虽出生在小镇的商埠之家，却心性高洁，从无高攀名门权贵之心，只想求得一个才识广博、品德俱佳的好男儿。凭她当时的相貌、人品，附近前来求亲的人家是络绎不绝、数不胜数，可是都被她婉拒于门外。至于她后来肯应允张家的婚事，与其说她看中的是张氏家族的显赫，倒不如说是欣赏张学良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人才，因为从媒人吴俊升的介绍中，于凤至得知自己未来的夫君原来是位文韬武略的将门才子。   
    当于凤至听说张学良远从奉天前来相亲的消息后，也曾对未来的婚姻充满了美好的希冀，心如池水泛起层层涟漪，怀春的少女萌生了面见张汉卿的心愿。可是，一连几天，于家张灯结彩，置办酒席，以迎佳宾，张学良却每每寻找各种借口频频爽约，于凤至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刺痛。她恍然意识到，张学良百般不肯到于家上门的原因，只能是对与她结婚心中不满，她所倾心的人，原来正以一种消极的情绪在抵抗着乃父包办的婚姻！   
    于凤至心里怨尤难言，被拒的羞愧、委屈、不甘、忿恨一齐涌上心头，心高气傲的她一气之下，提出毁婚。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2、相见欢

    双方父母已订婚约，岂容儿女率性毁之？   
    转眼到了端午节，于文斗为一批商货来到了奉天，于凤至也随父进城，一则是为了探望亲友，二则是顺便买些文房四宝、书籍字画。她和父亲住进了奉天中街路南的天益堂药房。   
    媒人吴俊升认为这是张学良与于凤至见面的极好机会。他两次到天益堂药房劝说于凤至到大帅府与张学良见面，然而，于凤至主意已定，誓不相见，谢绝了吴俊升的劝说。与此同时，张作霖以父亲的威严，命令张学良去天益堂药房，张学良开始很不情愿，但见父亲态度非常强硬，无法推脱，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见面可以，但最好不公开身份。   
    颇费了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张学良扮作一家字画店老板，吴俊升以买字画为名带于凤至到店里一见。   
    张学良为此装成画店掌柜，漫不经心地等待着他老子逼他相看的“村姑”。不多时，吴俊升带着于凤至来到了画店。张学良一见之下，竟大为倾心，于凤至风姿绰约，举止文雅，神态端庄、落落大方，完全不是自己先前想象，张学良暗自称奇，不觉心慌意乱起来。他开始懊悔自己在郑家屯的无礼，想象于家小姐当时的尴尬和羞恼，张学良简直不敢直视于凤至。   
    于凤至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本来就对来此家字画店感到蹊跷，进门后则很奇怪，这家画店掌柜这么年轻，看样子也不像商人。此刻，看到张学良的言行举止又有些不自然，她似乎有点明白了，一时，她也有些慌乱，不知说什么才好。   
    吴俊升见此情景，赶紧过来打圆场说：“凤至姑娘，你不是要买古画真迹吗？这儿有好几幅，你慢慢看。”边说边朝张学良使了个眼色。张学良拿出了一幅郑板桥的《竹兰图》，他有意要考考于凤至。   
    于凤至细赏良久，才问：“多少钱？”“三千块。”于凤至娴静地笑了起来，“若是真画，三千块不多，这个嘛，三十也不值。”   
    张学良心里暗暗佩服她的眼光，为了挽回面子，他强词道：“姑娘你不买也罢，何苦贬低珍品的价值呢？”   
    “珍品？画掌柜，你若是行家，不会不知道，郑板桥画竹，挥挥洒洒，意味横生，初看轻俗，实则暗藏风骨。而这幅画，徒有空架，实无神韵，显然是后人伪造的赝品。”于凤至胸有成竹，娓娓道来。   
    张学良一时哑口无言，对于凤至顿生好感，但他不甘示弱，指着画上的题跋说：“姑娘，你看，这画是绢本，有后代名人题跋，怎么会是赝品呢？”   
    “怎么不是赝品？”于凤至肯定地说，“古往今来，伪造赝品高手比比皆是，上乘赝品乱真时有发生，不过那只能唬弄外行人而已！”   
    吴俊升见势不妙，急忙解围道：“掌柜的，既然人家姑娘看不中，再拿一张给她看看。”替张学良解了围，张学良又拿出一轴画卷展开。   
    于凤至一眼就认出，这是苏轼真迹，世上罕见。她高兴极了，因为她特别欣赏苏轼的书法，决心买下这幅字画。于是，她不动声色地问：“这幅字画卖什么价？”   
    于凤至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让张学良误以为她只是随口问问，也就顺口开价800元，不料于凤至当即答应，“八百？好，我买了！”她欣喜地拿出一叠钱，“这是1000元，不用找了。”   
    张学良没想到于凤至竟有这等眼力，眼看卖亏了，他又急又悔，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好自认失手。   
    就在张学良面露窘态之际，于凤至扫了张学良一眼，微微一笑，轻轻拿出自己带来的画卷，送上前来，说：“掌柜的，在古画真迹上，你是内行，我想请你鉴定一下我买到的这幅画，可以吗？”   
    张学良打开画卷，是一幅《钟馗捉鬼图》，对这幅画，他早有耳闻，但从未见过真迹，此刻，他掩饰着自己的慌乱，连连称赞说：“好画，好画！这是吴道子真迹！”   
    于凤至抿嘴一乐，笑着纠正道：“你说的不对，掌柜的，这幅画并非吴道子真迹，它出于吴道子门生黄笙之手。”   
    张学良羞愧难当，自知才学远远比不上这位被自己小看的于凤至。望着于凤至远去的背影，张学良怅然若失。   
    一番短兵相接，令张学良面子扫地，他倒反而神魂颠倒起来，当晚就填词《临江仙》一首，表达了相见恨晚的爱慕之情：   
    古镇相亲结奇缘，   
    秋波一转消魂。   
    千花百卉不是春，   
    厌倦粉黛群，   
    无意觅佳人。   
    芳兰幽挺独一枝，   
    见面方知是真。   
    平生难得一知音，   
    愿从今日始，   
    与姊结秦晋。   
    自从和于凤至见面后，张学良的脑海里总是不断地浮现出于凤至那温文尔雅的神态，矜持得体的举止，他羡慕她有学识，自愧在郑家屯的无礼。他的心里，常常涌起一股与于凤至相见恨晚的感觉。此后，张学良曾两次到天益堂看望于凤至，但都被于凤至以种种借口避而不见。   
    前次约定相亲，久等不来，于凤至本来憋了一肚子的气，现在见到这阙，她的气消了，但她不想见张学良，也写了一阕词相赠：   
    古镇亲赴为联姻，   
    难怪满腹惊魂。   
    千枝百朵处处春，   
    卑亢怎成群，   
    目中无丽人。   
    山盟海誓心轻许，   
    谁知此言伪真？   
    门第悬殊难知音，   
    劝君休孟浪，   
    三思订秦晋。   
    尽管于凤至“劝君”“三思”，但张学良决心既下，驷马难追，他立即与媒人前往于家，正式求婚，得到了于家的应允。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3、学良敬称凤至为“大姐”

    1916年秋，张学良遵父命前往郑家屯和于凤至完婚。驻防郑家屯的后路统领官，媒人吴俊升闻知婚期已定，急命家人将自己的三进套院全部清扫，悬灯结彩，披上红绸；将里进小四合院粉饰一新，作为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新房。   
    8月8日，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的喜庆吉日，郑家屯整个东街鼓乐齐鸣，爆竹震天，花轿缀彩，骏马披红，笙歌盈耳，迎亲场面非常壮观。于文斗为显重视，特意陪送了女儿两座银行：沈阳的“富裕祥”和锦州的“庆泰祥”。   
    洞房花烛夜，张学良望着含羞端坐帐前的于凤至，心花怒放，喜不自禁。自从去年在奉天见过于凤至后，张学良看出她不但品貌端庄，而且心性纯正，非同一般等闲女子。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今日缔结连理，结为伉俪。张学良想到这儿，乐陶陶地挑开于凤至的盖头，于凤至粉面含羞，垂头不语，张学良见到她那稳重、端庄的娴雅气质，竟情不自禁脱口叫出“大姐”二字，从此，这一饱含敬意和爱意的称呼就伴随于凤至始终。   
    在郑家屯小度蜜月之后，新婚燕尔的张学良、于凤至返回了奉天城。张作霖因为宠爱长子，加上珍视他与于文斗之间的友情，更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势，所以，在张学良偕妻回府后，又在帅府内为他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   
    婚后的于凤至，处事稳重，为人谦和，自省甚严。她知道自己和张学良的婚姻，只是张氏家族的一个例外，张家十四个子女除张学良以外，其他子女的婚姻，几乎无一不是门当户对的豪门显宦之家。于凤至正因为清楚自己在张家的处境，所以她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从不做任何有违家规家训的事，在帅府这个有众多姨太太勾心斗角的大家庭里，上上下下她都能融洽相处，她以她的贤淑聪慧、雍容大度、乐善好施和善解人意，赢得了上下老幼主仆的交口称赞，赢得了丈夫张学良的敬重和爱戴。夫妻两人兴趣相投，相敬如宾，体贴关怀，感情日益融洽。   
    于凤至在府内做事有板有眼，事有见地，帅府中许多大事，老老少少都愿意同她商量，求她帮忙。有一年，四太太许夫人的儿子张学曾和女儿张怀曈想到母亲含辛茹苦地扶养他们长大很不容易，希望给母亲过一次像样的生日，表达一下儿女的感激之情。可是大帅府有规定，除张作霖外，其余的人谁都不准公开过生日。这可难住了一片孝心的学曾和怀瞳，怀瞳灵机一动说，找大嫂商量商量。   
    不一会，于凤至随怀瞳来到许夫人的房间，进门就问：“姨妈，您找我有事？”   
    许夫人忙起身让座，笑着说：“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就是我生日快到了，学曾、怀瞳他们想替我办一办，我是怕大帅不让，所以先和你商议一下。”   
    “这事爸爸不会反对，自己办，又不花公家的钱，有啥不可以？”于凤至肯定地说，“况且，您又儿女双全，好好庆贺一下完全是应该的。”   
    于凤至一席话，说得许夫人心花怒放，心里也有了底。果不出于凤至所料，当许夫人派人前去征询张作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张作霖果然没有反对，并且还包了100元现大洋的红包作为生日贺礼送给了许夫人。祝寿那天，于凤至和张怀曈把许夫人搀进寿堂，然后带头给许夫人拜寿，宴席间又频频向许夫人祝酒，许夫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由衷地感谢这位做事得当的晚辈。   
    自从许夫人办了寿筵，在大帅府里，夫人们过生日祝寿算是开了头，不过张作霖有严格规定：办寿可以，但一定要自掏腰包。   
    “这回可好啦，爸爸同意给夫人们办寿，咱们可要好好地给卢妈妈办一办。这么多年了，数她老人家最辛苦，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她呀！”张学良动情地说。于凤至接过丈夫的话茬说：“那还用说，趁这个机会也表表咱们当小辈的一点孝心，你放心，一切由我来张罗，一定把卢妈妈的寿宴办好。”在张作霖的几位夫人中，于凤至对卢夫人格外敬重，她钦佩她能视冠英、学良、学铭如己出的美德，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报答。   
    祝寿的头天晚上，寿堂已经布置妥当：正面墙上，贴了一个斗大的金字“寿”，在红色天鹅绒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富丽堂皇、耀眼醒目；香案上放着几对大红喜烛；一字排开的檀香木制条桌上，码放着寿桃、寿饼及各色干鲜水果；四周挂满了儿女、亲朋送来的大红寿幛、寿联。   
    祝寿这天，于凤至和张冠英将卢夫人搀进寿堂，于凤至亲热地问卢夫人：“妈妈，您看看，满意不？”卢夫人惊呆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寿堂布置得这样气派，望着眼前这金壁辉煌的景象，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满面笑颜地连声说：“满意，满意，真是太好了，可真难为你们了！”   
    待卢夫人坐定，众人也都到齐了，于凤至一声吩咐：“上菜！”只见丫鬟、老妈子川流不息地一阵忙活，顷刻间，四桌鱼翅席摆放整齐，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最后上来一道“清汤全家福”。张学良第一个站起来，说：“今天是卢妈妈的寿辰之日，可巧爸爸也赶来了，我们家今天人最齐全，让我们举杯共祝卢妈妈健康长寿！”说完，他带头干完了杯中的酒，大伙儿也都跟着把杯里的酒喝了。接着，于凤至站起来从张作霖开始，一一斟酒，一家人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始畅饮。   
    张作霖对儿媳将寿宴操办得井井有条，其乐溶溶十分满意，他对卢夫人说：“凤至这孩子，办事就是周到。”“敢情，谁也比不上。”卢夫人由衷地应和道。   
    张作霖一心要把于凤至娶为儿媳妇，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是以此回报于文斗的救命之恩；二是希望于家姑娘能“旺夫旺家”，给儿子学良带来好运。不曾料到儿媳竟然还具有众多美德：尊老爱幼、相夫教子、善待下人、温柔体贴。张作霖常感叹：小六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真是他的福分。因此，张作霖对这位大儿媳妇是宠爱有加，对她格外关照，高看一眼。   
    张作霖治家严谨，大帅府里的规矩也就特别多，其中有一条是：过了晚上9点，不管是谁，厨房一律不候。有一回，刚过晚9点，张作霖正在小青楼和寿夫人闲聊，忽然听见厨房里大勺丁当响，他很生气地问：“给谁开饭？”下人回答说：“是卢夫人外出回来，想吃点夜宵。”张作霖不悦地说：“不是有规矩吗，过了晚上9点，不管是谁，不准厨房给他们开饭。”于是众人都知道大帅说到做到，再也不敢违背规矩办事。   
    可是，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于凤至和二小姐怀英因为急着去看戏，顾不上吃晚饭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看完戏回来已经10点多了，就让厨房给准备点夜宵。从厨房到于凤至的房间要经过寿夫人住的小青楼，张作霖和寿夫人此时正坐在外边藤椅上乘凉，在朦胧的月色中，张作霖突然看见一个厨师提着食盒走来，就大声喝问：“这么晚了，给谁送饭？”厨师怯声说：“报告大帅，少奶奶和二小姐去看戏才回来，还没有吃饭呢！”张作霖一听，忙说：“好，好，快给她们送去吧。”   
    坐在一旁的寿夫人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笑着说：“大帅，您不是说开饭要守时吗？不管是谁，过时不候吗？原来大帅您是看人下菜碟呀！这回您怎么啥也没说呢？还让厨师赶快送去。”   
    “老五，你真会挑我的毛病，凤至这孩子过门以来，很少有不守纪律的时候，偶尔看一、二次戏，岂不谅解？”张作霖哈哈大笑着说。   
    张作霖为儿媳于凤至竟然破了例。据传张作霖还特别给于凤至面子，他平时发怒时，别人不敢上前，于凤至一劝即可消气。但于凤至并没有因为公公张作霖的青眼有加而任意妄为，她从不援汲娘家的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她的家属亲戚无一进入东北官场。张学良晋升陆军少将后，进入东北各项事务的决策圈，由张作霖出面，曾想聘请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出任东北边业银行的总裁，于凤至理解张学良的好意，但不赞成靠裙带关系为娘家捞取好处。她对丈夫说：“你让我父亲来做官，我当女儿的怎么会不高兴，可是汉卿你想过吗？若有人说：‘郑家屯的老头子，凭什么来管银行？还不是靠张家的势力！’你又该做何解释呢？如果我父亲当了官，帅府内外议论纷纷，这岂不是给你和公公脸上抹黑!”于凤至坚持将父亲送回了家乡，耐心向父亲讲明原因，于文斗也深以为然。张学良对于凤至不攀裙带关系的美德从心底里感到敬佩。   
    于凤至也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富贵之门，就忘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她极重乡情，对她的诞生地大泉眼和就读之所郑家屯念念不忘，曾多次和张学良一起回家省亲。   
    郑家屯和大泉眼村文化落后，文盲很多，于凤至看到乡亲们目不识丁者比比皆是，深感家乡文化的落后，心中不免暗生愧疚。1927年，于凤至回乡省亲之前与张学良商量好，将自己多年积蓄的一笔“体己钱”捐赠家乡，在大泉眼建了两栋砖瓦结构的校舍。于凤至亲自聘请了董事长和校长、教师，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新民小学。这所小学，当时在那种穷乡僻壤中堪称第一流的建筑。小学头一年就招生二百余人，根据于凤至的意见，所有农家子弟一律免费就读。后来，新民小学为当地培养出不少有用的人才。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4、救夫无望，只身相随（1）

    “夫人，这是您要的报纸。”   
    和平日一样，英国伦敦的一家旅馆里，于凤至接过仆人王妈递过来的《泰晤士报》，坐在桌前仔细地看了起来。自从1933年随张学良赴欧洲考察以后，于凤至就一直留在了英国，陪三个孩子读书。不过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对于国内的情况和丈夫张学良的消息，于凤至却密切关注，时时留心，中文版的《中央日报》，她每日必看。在她的书架上，还依次摆放着近期的各种英文报刊。   
    突然，“张杨兵谏”四个大字赫然闯入于凤至的眼帘，她惊呆了！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凤至定了定神，再看一遍，没错，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丈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武力扣押了蒋介石！   
    几天来，英国报纸几乎天天登载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和文章，对事态的报道也越来越详细，还配有照片。看着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报道，于凤至的心悬到了半空中，她不知道丈夫的真实情况怎样，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办。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派往英国的特务在于凤至住处周围频繁活动，他们张贴标语，煽动一些旅居英国的华人到旅馆骚扰于凤至及其子女，于凤至和孩子们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日夜不得安宁，但这些苦于凤至都不怕，她最担心的还是在国内的丈夫张学良！   
    这天，于凤至在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通电的全文。看完以后，她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一点。接着，她从报纸上得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她的心又安稳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报纸上又登出了何应钦筹划轰炸西安的消息，于凤至刚放下的心再一次缩紧了。尔后，各种传闻接踵而至，什么“张学良在西安爆炸中身亡”，“日本指使张学良逮捕蒋介石”、什么“东北军变成了土匪”、“东北军倒戈刺杀张学良”等等，真假莫辩，虚实待证，于凤至被纷至沓来的传闻惊扰得坐立不安，心惊肉跳。   
    就在于凤至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候，报纸上又一条醒目的新闻顿时使她天旋地转，浑身冰冷。这是一条登在头版头条的爆炸性消息：南京军事法庭审讯张氏，蒋委员长发布特赦令，张氏被送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忧心如焚的于凤至，猜测着丈夫的种种处境，料定丈夫这次肯定是凶多吉少。她努力地使自己镇定下来，苦苦思索着解救丈夫的方法。忽然，她想到宋氏老夫人是她的干妈，宋美龄是她的干姐姐，她希望宋美龄能念在她们之间的深情厚意上，帮她一把。事不宜迟，于凤至立即提笔拟写电文，给宋美龄发了一封加急电报：   
    亲爱的姐姐：张学良罪及委座，幸蒙特赦，仍须严加管束，不知如何了得？学良不良，我亦有责，甚为遗憾！可否把他交给我看管，送出国外，以了介公之责？请多帮忙，感同身受。   
    然而，发出的电报，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十天后，一封书信翩然而止。于凤至赶忙打开一看，却是赵四小姐写来的，带来的又是一个坏消息：蒋介石已背信弃义，将张学良秘密囚禁于南京鸡鸣寺，不许任何人会见。如五雷轰顶，于凤至头脑中一片空白，此刻，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她决定立即回国去亲自向蒋介石求情。三个孩子正值考试复习的关键时刻，她也顾不上了，匆匆地向王妈交代了几句，就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归国之途。   
    一踏上祖国的大地，于凤至就直奔南京宋美龄公馆，见到了私交甚厚的干姐姐宋美龄，向她述说了这次回国的原因，并请求宋美龄帮助释放张学良，恢复其自由。面对干妹妹的哀求，宋美龄爱莫能助，对于蒋介石的的食言，她从心里觉得对不起张学良，尊为夫人的她，自知无法劝解蒋介石解除心中的芥蒂，因为只有她才知道，蒋介石内心深处对张学良怀有多少仇恨！然而，丈夫毕竟是丈夫，在外人面前，还是得维护委员长的声誉，于是，宋美龄劝于凤至：“凤至妹妹，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姐姐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为了汉卿的事，我和委员长都闹翻了。可是事情终不像我们女人想的那样简单。不过，你放心好了，委员长和汉卿毕竟是兄弟，委员长会照顾他的，严加管束也不过是避避风头，怕他受共产党的利用。”   
    从宋美龄闪烁其辞的话语中，于凤至明白了，就是自己亲自去找蒋介石求情，释放张学良也是不可能的了。事已至此，于凤至只得擦干了眼泪，对宋美龄坚定地说：“既然委员长不肯释放汉卿，那我情愿陪他坐牢，照顾他的生活！”   
    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于凤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只得将张学良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情况一一道出，这时，于凤至才知道，张学良软禁的地方已转移到溪口。宋美龄劝道：“凤至妹妹，你我私交深厚，听我的话吧，陪汉卿过那种生活，可不是女人能熬得过的，你就别自讨苦吃了。你为汉卿的事，多方奔走，夫妻的情分已经是尽到了，汉卿也不会怪你的。”   
    “不，姐姐，我已经决定了！”于凤至断然道，“既然救不了他，陪他受苦还是做得到的，请转告委员长，我要到溪口去，和汉卿在一起。”   
    宋美龄无言以对，于凤至的固执也是对她无声的谴责。看到于凤至心意已决，她叹了口气道：“好吧，凤至妹妹，我一定转告委员长，你放心，我想委员长一定会答应你的请求的。”   
    当天，宋美龄便将于凤至的要求电告了在溪口的蒋介石。两天后，蒋介石同意于凤至到溪口同张学良会面，他说：“汉卿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让他一个人在溪口肯定寂寞得很，有人去陪陪他当然好。不过，不管是于凤至还是赵四小姐，最好在汉卿身边只能有其中一个。”   
    几天之后，于凤至由戴笠派专人陪伴来到了雪窦山。   
    于凤至突然出现在张学良面前。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年没见的丈夫面容憔悴、神色烦忧，长吁短叹，与她记忆中的张学良简直判若两人。   
    张学良也惊呆了，他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分别几年的“大姐”，望着于凤至心疼的表情，泪光盈盈的样子，张学良也忍不住英雄气短，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夫妻重逢，异地相见，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于凤至的到来，对于情绪颓丧、精神苦闷的张学良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他暂时忘却了囚禁中的不快和烦恼，又说又笑，像个孩子般地高兴。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4、救夫无望，只身相随（2）

    当时赵四小姐也已经来到了溪口，姐妹相见，自然又少不了一番心酸落泪。于凤至对赵四小姐说了不少敬佩感激的话，感谢她在丈夫身陷囹圄时，舍弃独生子张闾琳而来此陪监。张闾琳当时才刚刚六岁，正需要母亲照顾，可是为了张学良，赵四小姐把儿子交给了别人抚养。于凤至对此钦佩不已，她动情地对赵一荻说：“好妹妹，你付出的牺牲太大了。闾琳太小了，还离不开妈妈，你回去，把闾琳抚养成人，汉卿由我来陪伴照顾。”   
    赵四小姐起初不肯，反倒要于凤至回英国去，把闾琳也带走，两人你推我让，最后决定还是于凤至留下。因为闾琳实在太小了，离开妈妈总归不好。   
    在溪口，于凤至天天陪着张学良游山逛水，走遍了附近的所有山水寺庙。张学良的情绪明显好转，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容。然而，虽然只是闲着游玩，身体孱弱的于凤至还是觉得疲惫不堪，心有余而力不足。   
    转眼间，于凤至来到雪窦山已经一个多月了。虽说是闲居无事，但山区的条件比起都市来，毕竟艰苦许多，于凤至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再加上水土不服，又为丈夫殚精竭虑，才几十天的时间，人就明显消瘦下来，精力也有些不济。张学良对夫人的健康深感担忧，一再提出要于凤至到上海去看医生，静养一段时间，等身体有所好转再来山上陪伴。于凤至起初执意不肯，但禁不住张学良的一再相劝，终于同意暂时告别雪窦山。   
    不过，考虑到张学良身边总得有人照顾才行，于凤至诚恳地劝张学良把赵一荻接来，替换她尽照顾之责。张学良感激涕零，无言以对。夫妻俩执手相看泪眼，久久无语。最后商定：于凤至与赵四小姐以后每个月轮流一次，来溪口陪伴张学良。   
    1937年3月下旬，于凤至含泪暂别了张学良。   
    没过几个月，日本侵略军企图大举进攻南京，宁波、溪口危在旦夕，蒋介石见势不妙，立刻命令戴笠务必马上转移张学良。张学良得知后，给远在上海的于凤至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自己的近况和即将迁移黄山的消息。于凤至很快回电，说她即刻启程前来雪窦山，陪伴丈夫迁往安徽。由于蒋介石早有明令：只能有一人陪伴张学良。所以，赵四小姐很识大体地主动向张学良提出：“大姐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我也想去看看闾琳。这一路上，就只有麻烦大姐照顾你了。”   
    赵四小姐走后不几天，于凤至抵达溪口。随之而至的是南京派来的七辆小轿车，十四辆大卡车，新的转移行动开始了。   
    从溪口到黄山脚下的歙县，沿途交通状况很差，又逢战时，车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一天只能行100来公里。每到一处，刘乙光便派警卫先去察看村里是否有青砖红瓦的大户人家，或铺面整洁的旅店，中意了，便与主人商谈借宿事项。尽管是费劲心思，尽量选择最好的住处，但走进屋去，仍会闻到浓重的潮气和霉味，再仔细一看，往往四处灰尘密布，顶上、屋角皆可见到一圈一圈的蜘蛛网。   
    张学良是军人，早些年南征北战，东拼西打，风餐露宿的日子多有体验，吃苦并不在话下，所以对路途中的艰苦和不便还能适应。但于凤至就不同了，她从小锦衣玉食，从没吃过任何苦，嫁给张学良后更是生活优渥，奴仆成群，万事不用操心。留居英国后，她的生活方式更加变得有些洋化，很难容忍恶劣的卫生条件和颠簸不止的旅行。这一路下来，于凤至痛苦不堪，鲜有遂意，但她却没有在张学良面前讲过半句抱怨的话，甚至把不满的情绪都掩饰得好好的，不让张学良察觉。   
    然而，张学良不是没有看出。车到歙县的第二天，吃罢早点，刘乙光前来请示：是在家里歇息还是登山游览。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游览。在车中颠簸了好几天，人都快闷疯了，到了山上，正好可以好好地透口气。”但当他回头看到夫人一副慵倦的模样，强打精神应付的神情，他立刻又转口说：“夫人这些天过于劳累，还是再好好休息休息吧，上午的游山就不要去了。”   
    于凤至感激地望了丈夫一眼，说：“下午我再陪你游山。”   
    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好，最重要的是，大敌当前，作为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抗敌救国，这令张学良的情绪变得十分低沉。虽然他一向心胸开阔，为人豁达，以苦为乐，但整天游山玩水的消遣，还是难以排解他心底的烦忧。早晨和傍晚，于凤至常常陪着他出去散步，可他往往半天不说一句话。   
    于凤至在英国的时候，喜欢上了流行音乐，回国时专门带回一部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一静下来便以听唱片消遣，她想让张学良也听听唱片，哼哼歌，以此打发时间，可张学良不爱听，有时甚至对于凤至听唱片都显得有些不耐烦。于凤至见此状况，不得不去找刘乙光这个“秘书”，请他无论如何想办法调节一下张学良的情绪，千万别让他闷出病来。   
    时光就在于凤至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中慢慢流逝。时局不稳，张学良的幽禁地也不断地变换，从奉化溪口到安徽黄山，又到江西萍乡，现在，又将向湖南转移。路自然还是山路，盘山绕岭，坎坷颠簸，于凤至在不断的转移中，也学会了苦中作乐。一路上，尽情地欣赏野意野景，倒也自得其乐，每经过较大的城镇时，车队都会停下来歇息一阵，吃饭、买东西，忙乱一番，于凤至便趁此拉张学良逛商店，看小摊，饶有兴致地享受购物的乐趣。   
    苏仙岭是湘南胜地，张学良在州的居住地便选择在此。这里奇峰异石遍地，古松挺拔修长，山色秀丽，万木葱茏，相传西汉文帝年间，有一名叫苏耽的人在此修行，最后得道成仙。听到这个传说，张学良很感兴趣，他笑着说：“苏耽当年能够在此修行得道，成为仙人，说明这里的山水非比寻常。如今我又要在这里修行，不知将来能不能成仙升天呢？不过，”张学良转过脸来，对于凤至说：“我要是真成了仙，天宫寂寞，不胜萧寒，每年七月七日，我还得返回人间，与你相会哩。”于凤至不禁莞尔，刘乙光及随从们闻言，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略事休息后，张学良开始偕夫人游山观水。当他站在高山之颠，眼望浩瀚云海和滚滚东去的大江，想古今兴亡，叹人世荣衰，发思古之幽情，感慨万千的他，不时向夫人念几句古人的诗，间或还灵感突发即兴赋诗，惹得于凤至不禁用陌生的眼光凝望着他：“汉卿，跟你这么多年了，我还真不知道，你挺会吟诗作赋的嘛。”   
    “是啊，”张学良得意地一笑，“要不是当年大帅有意让我承继父业，投身军旅，说不定中国又会多一位大诗人哩！”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4、救夫无望，只身相随（3）

    1938年3月22日，张学良一行开始向湖南沅陵转移。又是永无止境的跋山涉水、乘车坐船，单调而烦闷。每天，一坐进宋子文送的那辆防弹轿车，于凤至便痛苦地闭上双眼。张学良看看身边的妻子，又望望前方似乎遥遥无尽头的黄尘土路，心中也同于凤至一样充满了对前途无法测知的茫然。   
    此时的张学良对短期之内获得自由已不抱热切希望，对内对外也绝口不再提“自由”二字，只是每日徜徉山水之间，观日出日落，看花开花谢。   
    “汉卿，你比从前老成多了，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天夜晚，于凤至见张学良端坐案前捧书夜读的模样，忍不住说道。于凤至为丈夫的变化感到惊喜，见丈夫读书经常熬夜，于凤至很心疼，她总是在一旁陪伴着他，常常劝张学良要注意身体，适时休息。张学良反对她说：“你身子有病，你就早点休息吧，不要陪我了。”见丈夫这么坚持夜读，精神有所寄托，于凤至也就默许了，但她担心张学良的身体受不了，就要求厨师为张学良专门做些有营养的菜肴，可惜当时沅陵城里实在买不到什么好吃的或营养丰富的东西，厨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时常炖一只鸡给张学良补养身子。   
    在沅陵，张学良又迷上了土法钓鱼。于凤至本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但见丈夫如此有兴致，便也兴致勃勃地陪着张学良早出晚归，乐此不疲。有时，张学良跟警卫们一起玩推木石的游戏，于凤至也会来到近前，加油鼓劲，一看见丈夫手舞足蹈的兴奋模样，她便忍不住要说：“又犯小孩子的傻气了！”然而，她心里清楚，正是凭了这种“傻气”，张学良才得以打发掉这么多空虚寂寞的“管束”岁月。   
    张学良对于凤至的感激之情是时时萦绕胸中，终于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一日，他诗性大发，提笔挥洒《致于凤至》诗一首，诗曰：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然而，幽居的生活毕竟是艰苦寂寞的，几年来，于凤至陪伴张学良，辗转奔波，心情悒郁，身体衰弱，本来就有病在身的于凤至，自1940年以来，病情日益加重，经医生确诊竟得了乳腺癌。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涯，病痛的折磨，使这位贤淑的女人变得憔悴不堪，才过40岁，发际已见白霜。有时胸口痛起来，她整夜整夜的难以入眠，强忍的呻吟声使张学良心如刀绞，不忍卒听。   
    张学良焦躁不安，作为一个军人，他不能指挥军队去驱逐踏入国土的强盗，也不能指挥军队去剿灭横行乡里的土匪恶霸，甚至不能保护好一个以身相许的弱女子，当他看到结发妻子于凤至变得越来越苍白憔悴的脸庞，一个军人，一个男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惭愧油然而生。他能做的，难道就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吗？屈辱和忧虑，猛烈地撞击着张学良的心。   
    “有病不让出去治，难道非让人死在这里不成！”因为久久得不到同意出去治病的回音，张学良大为光火。   
    “戴局长回电，说过些日子会亲自来修文，看望副司令和夫人。”刘乙光只得陪着笑脸说。   
    没过多久，戴笠果然来到了阳明洞，随车还给张学良夫妇带来了好些日用品和食物，见面客套一番，张学良单刀直入，谈到了于凤至的病。   
    “副司令的意思，是想让夫人外出休息治疗一段时间？”戴笠问道。   
    “我是这么想的。”张学良说，“这地方条件不太好，久呆下去对她的病恐怕没有好处。再说她也想去看看儿女们。”   
    “可是副司令的饮食起居也需要人照顾啊！”   
    “我考虑过了，我想让四小姐来住一段时间。”张学良停了停，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她情愿的话。”   
    “既然副司令有这个意思，我回去一定马上向委员长禀报，尽快让夫人出国检查。至于四小姐那边，我立刻去联系，请副司令放心。”   
    戴笠连夜向蒋介石报告了于凤至的病情和张学良的要求。开始，蒋介石不同意，后来夫人宋美龄一再劝说由赵四小姐代替于凤至，对张学良更有益，蒋介石才勉强答应。   
    张学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病中的于凤至，他说：“蒋委员长已经同意你出去看病治疗，你不用担心我，把病治好是最重要的。”   
    “汉卿，我真的不忍心在这种时候离开你去治病。”于凤至坐在古庙的菜油灯下，依依不舍地望着发须蓬松的张学良，眼里含着泪花。   
    “你不去治病怎么可以呢？你的病很重啊，医生不是说这种病在国内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治愈的吗？正是因为医生们出具了这样的诊断，蒋委员长才不得不点头，大姐，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能不走呢？”张学良双眉打结，他的心里也愁肠百结。在身陷囹圄的三年多的困境里，只有于凤至追随在他的左右，一直与他厮守在一起，先是浙江奉化的雪窦山，后来又不停辗转各地，足迹踏遍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州和沅陵县的凤凰山。从前的大家闺秀做梦也不曾想到会沦落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下的阶下囚的地步！她的乳癌就是在那种暗无天日的幽禁的生活中积郁成疾，逐渐积患成不可药医的顽症痼疾。张学良望着灯影里的发妻，心头发酸。他不忍心让于凤至离去，却又不能眼看着她在这种极为险恶的环境里沉疴日重，病情转危。   
    “可是，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病，就丢下你不管呢？”于凤至明知她目前所患的乳癌，在当时的中国简直就是绝症，无药可医。她亲眼目睹丈夫在发现她染患了这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痼疾之后，曾经几次三番找刘乙光申明缘由，而刘乙光根本不加理睬；如果不是张学良对戴笠声泪俱下的求情，宋美龄的苦苦劝说，最后蒋介石才大发了慈悲，那么她于凤至也许永远也无法离开湖南沅陵城外那座阴森森的古庙。然而，情知自由得来不易的于凤至，却怎么也割舍不下对丈夫的牵挂，觉得去也不是留也不是。   
    “大姐，你不用担心许多，三年伴狱，你吃的苦够多了。你放心吧，你走后，四小姐她马上就会从香港来陪伴我，我这里一切都不须你牵挂，你只要一心一意治好你的病。再说，我们的三个孩子现在还在国外，他们也需要你的照料啊！”   
    提到孩子，于凤至的心又是一动，是啊，孩子们也需要她这个母亲啊！难以割舍的两难抉择，使她禁不住双手掩面痛哭起来。   
    张学良也忍不住热泪滚滚，妻子心中难以言喻的苦衷，他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在张学良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于凤至忍痛离开了囚禁丈夫的龙岗山，赴美就医去了。然而，她和张学良谁都没有料到，此次阳明一别，竟成永诀！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5、治愈顽疾（1）

    1940年4月25日，纽约国际机场。   
    于凤至漫无目标地向机场外走去，随行的女佣蒋妈小心地提着简单的行李，怯生生地紧随在于凤至的身后。一主一仆在纽约机场上徘徊不定，举目抬眼皆是金发高鼻的外国人，耳边充斥的是嘈杂难为听的英语，一种隔世之感恍然而生。   
    “张夫人，久违了！”正当于凤至在空荡荡的机场茫然四顾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她的眼睛豁然一亮，扭头一看，一男一女两个十分熟稔的身影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候机大楼前，兴冲冲的走在前面的，正是詹森•肯尼迪！   
    詹森是1930年于凤至随张学良去北平任职时，最先结识的外国友人之一。那时他在北平担任美国驻北平使馆的公使衔参赞，他的夫人莉娜女士也曾经是张学良家里的座上客。那时，于凤至与詹森夫妇时常出现在六国饭店的宴会上，杯觥交错中，她与这对夫妇有过无数次的交谈，有时她甚至还应邀和詹森、莉娜夫妇一起，驱车前往京郊的八达岭和居庸关去打猎度周末，频繁的交往使他们成了好朋友，虽然只有两年的短暂时光，但却在于凤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于凤至在上海候机赴美时，曾打越洋电话给詹森夫妇，当时她仅仅是希望詹森夫妇能够在纽约附近设法为她寻找到一家美国教会医院，来根治她越来越严重的乳癌。看惯了人世间世态炎凉的于凤至，自知今不如昔，她对詹森夫妇并没有抱更大的奢望，没想到，他们竟然从华盛顿专程赶到纽约来了。   
    仿佛根本不曾知晓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那场巨变一样，詹森和莉娜还像当年那样热情，莉娜最先跑上前来与于凤至相拥相吻，“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莉娜在中国多年，对中华古老的文化情有独钟，她亲昵地拉住于凤至的手，与詹森及蒋妈相拥着走向停车场。于凤至未及开口，早已感动得泪眼婆娑。   
    小轿车拐过喧闹的长街，沙沙地滑向一幢摩天大厦。于凤至抬起头来一看，居然又是几年前她初次来纽约时曾经下榻过的帝国大厦！她的心海里再次涌起了感动的潮水。   
    五天后，于凤至在詹森、莉娜夫妇的安排下，驱车来到位于纽约城郊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研究中心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这是一幢傍山而筑，座落在绿树丛中的古老建筑，背靠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四周环绕着一层层长得郁郁葱葱的雪杉树和红桧林。医院地处幽静的山前腹地，主楼前面是偌大一片绿茵茵的草坪。   
    在一间洒满阳光的宽敞诊室里，于凤至见到了满头棕黄色头发、身材颀长瘦削的著名肿瘤科专家温斯顿•比尔。比尔教授平时是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倨傲医师，然而张学良这个传奇人物却使他肃然起敬，当他得知眼前的这位端庄娴雅的女士就是张学良将军的结发夫人时，不苟言笑的比尔教授一扫初见于凤至时的冷漠，激动地朝于凤至竖起一只大拇指，连连叫道：“张学良，英雄啊！了不起！他可以当之无愧称得上你们东方最杰出的英雄！我为结识他的夫人而感到荣幸！”   
    比尔的话一下子拉近了他与于凤至之间的距离。于凤至听了比尔的溢美之词，心情变得欣慰。当得知张学良现在身陷囹圄时，比尔愤愤地做了个耸肩的动作，安慰于凤至说：“我非常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但请夫人不必介意，我认为张学良将军的困境是暂时的。我们美国人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可是鸡永远也飞不到鹰的高度’。我相信张学良将军就是一只东方的鹰，迟早有一天这只雄鹰是会重新展翅高飞的。”   
    于凤至无限感激地说：“谢谢您，温斯顿教授。我代表汉卿本人谢谢您对他的祝福。”   
    接着，比尔教授真诚地拍着胸脯说：“尊贵的夫人，请您放心。我会尽职尽责地将您的病诊治好的。哈克尼斯医院有目前第一流的医疗设施。当然，也有医治乳癌的一流技术。您是张学良的夫人，我们能为您承担医治的任务而深感荣幸！”   
    “谢谢您！”于凤至感动得说。   
    接下来，从1940年初春到深秋的半年多时间里，在哈克尼斯医院第六病区，著名胸外科专家温斯顿•比尔教授接连为于凤至施行了三次高难度的肿物摘除手术，顺利地将初查时所发现的左乳内三枚卵石大小的肿物一一摘除了。   
    半年来的住院生活是孤寂的。詹森夫妇将于凤至安顿下来后，就依依不舍地飞返了华盛顿，伴随于凤至身边的只有从国内跟随而至的蒋妈，陪着她接受频繁的医疗检查与大大小小的手术。对于这些，于凤至倒都能忍受，她担心和忧虑的是远在贵州群山中的张学良。   
    自从于凤至住进这所教会医院后，关于张学良的消息就完全来自从国内来的友人。早年在南京和北平时有过交往的蒋鼎文夫人，曾到医院来看过她，可惜这位将军夫人只是捎过来一些道听途说的马路消息，什么张学良在贵州息烽生了一场重病，赵四小姐早就从香港去了贵州等等，至于张学良得了什么病，以及他到息烽后的确切幽禁地，赵四小姐的儿子是否随母同去贵州等情况，蒋夫人均一无所知。   
    这有限的一点消息反倒勾起了于凤至的焦虑和不安，她归心似箭。本来于凤至以为经过三次手术，危及自己性命的肿物已经切除，就可以安心进入恢复期了，不用多久，她就可以回国重新回到丈夫身边了。然而，事情往往难遂人意，节外生枝。   
    就在于凤至左乳上的三处伤痕渐渐痊愈之时，一天，比尔教授心急火燎地闯进她的病房，说他从于凤至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新的癌细胞组织，于凤至仿佛遭到了晴天霹雳！比尔教授的话对于于凤至来说，不亚于又是一次死亡的判决。一年前，当她在湖南湘西那座残破透风的山间破庙里，第一次听到湖南省立医院确诊她的左乳中那三块既坚硬又触之剧痛的肿物为世间无法治愈的癌症时，于凤至曾对未来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绝望。而今，在纽约的哥伦比亚教会医院里再次听到比尔报来的可怕诊断时，她蓦地眼前一黑。“癌细胞转移”！对于一个远离故土，无依无靠的女性来说，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5、治愈顽疾（2）

    然而，没等于凤至回过神来，又是一纪重拳袭来，比尔教授一如往日的自信和冷静，毫不留情地对于凤至说：“为了保住夫人的生命，您的整个左乳都需要切除才行！”   
    “什么？您说什么？需要摘除我的整个乳房？！”犹如一把重锤敲在无力的心脏上，于凤至有一瞬间几乎不能呼吸，她怎么能接受得了这种毁掉自己窈窕体形的残酷决定呢？在她看来，任何女子都视仪表如同生命，特别是像她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上流社会的女性，割除一侧乳房意味着什么，她清清楚楚。一个没有左侧乳房的女人，又怎么可能走进那镁光闪闪、众目睽睽的社交场合呢？   
    于凤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不要再说，比尔教授，这样的手术......我不能做。”面对比尔教授喋喋不休的劝说，于凤至固执得让人难以置信，显而易见，于凤至对保住自己的乳房比保住生命看得还要重。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在比尔教授和莉娜共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于凤至终于在手术报告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又一个秋天的黎明来到哈莱姆河上的时候，于凤至再次被几位金发碧眼的女护士们推进了五楼的手术室里，接受大胡子教授的乳房摘除手术。   
    手术相当成功，然而，于凤至的左胸从此瘪了下去。   
    于凤至不敢面对术后的自己。一个正处青春韵华的女人，却突然痛失一乳，这该是多么大的不幸和悲哀啊！当她偶尔不慎望见落地镜中的自己时，望见雪白睡袍下挺起的右乳和突然干瘪的左乳时，她的心碎了，她真想伏床大哭一场！   
    可是就在这时，比尔这位既是天使亦像魔鬼的美国大胡子医师，再一次阴着脸走进了于凤至的病房，沮丧地对心有余悸的于凤至说：“夫人，更大的不幸找上门来了。恕我以医生的忠诚坦言相告，您的癌细胞又有向体内其他脏腑转移的迹象！”   
    “您......您说什么？”于凤至呆怔在床上，木然地一动不动，她显然已经被这接连不断的打击击昏了头，她脆弱的心理防线哪里经得起病魔接二连三的困扰。现在她忽然听到比尔说要做化疗，她的意识一下子被唤醒了，她几乎是喊着说：“不，绝不，我说什么也不能接受那种可怕的化疗！”   
    于凤至虽然没有做过化疗，可是她早就从别的病友口中得知了化疗的可怕后果：久做化疗不但损耗机体，而且会导致头发脱落。这是她最为恐惧的地方！一个女人，如果失去了一侧乳房，再脱光了头发，那么纵然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本能的恐惧使得于凤至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比尔教授的治疗新方案。   
    温斯顿•比尔教授是个相当有责任心的医生，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医治，于凤至左乳的癌细胞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精益求精的比尔医生仍认为于凤至的病情没有转危为安，他不肯放于凤至出院，也不肯为她出具病体痊愈的诊断，他还在为说服于凤至接受化疗而多方游说，坚持不懈，在詹森、莉娜夫妇的帮助下，比尔教授又一次使于凤至改变了她的初衷，同意接受化疗。   
    怀着巨大的恐惧，于凤至进行了第一次化疗，初次接受时倒没有感觉到过分的痛楚，可是，在一个短短的疗程之后，她浓黑的长发开始不断一绺一绺地脱落，特别是前额处，头发稀稀疏疏，所剩无几。于凤至甚至开始后悔不该走进化疗这一禁区，那段时间，她不敢梳头，甚至不敢用手碰一下头发。   
    一个艰难的疗程结束了！在继续进行的第二个疗程的时候，那些令人痛楚的化疗后遗症竟然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体内滋生的抵抗力。在严寒的冬天里，于凤至一连接受了四期化疗，在比尔教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化疗取得了理想的疗效，她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大批的死亡，所剩无几。而且就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恢复期开始后不久，于凤至那些掉了的头发，居然又神奇地长出来了！   
    又是一度春暖花开，于凤至原本枯黄的面颊变得丰润白皙起来，她的心情也随着明朗起来，置身于哈克尼斯医院病房大楼后的一片青葱树丛中，嗅着不知名的野花散发出来的沁人心脾的清香，于凤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虽然她知道再过一个月自己还要进行第二阶段的化疗，还要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电疗炙痛，也许满头新生的乌发又要再次脱落，但于凤至毕竟不再像去年秋冬那样，对化疗心存恐惧了。   
    时光飞逝，一眨眼，于凤至在哈克尼斯教会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1941年，当又一个浓重的秋色染红医院后山上那层层枫树的叶片时，于凤至的病开始渐渐脱离了危险期。虽然严厉的比尔医生仍旧坚持让于凤至每周进行一次化疗，于凤至处于另一种被化疗折磨的痛苦中，可是她已经从自己那逐渐得到恢复的体态上和精神上看到了希望。   
    化疗在继续，希望在延伸......光阴荏苒，转眼1951年的春天来临了。于凤至的乳癌在比尔教授的全力努力之下，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在四五十年代，乳癌在医学界还是个尚未完全攻克的领域，即便是医疗水平较高的哈克尼斯医院，也不敢保证能治愈乳癌，所以，于凤至的康复对所有人都是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然而，为这个奇迹，于凤至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从死神的魔爪中几次逃脱，但于凤至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旷日持久的电化医疗，使于凤至的体质变得无比孱弱，还一度患上了严重的脱皮症，在鬼门关门口转悠了几圈又回来的于凤至，往日的风韵与文静娴雅的气质不见了，丰姿艳容也消失了，白皙姣好的面庞也已经被憔悴、苍老所代替。这一切，对从小视容颜为生命的于凤至来说，不亚于疾病的打击。她在为大劫不死而暗自庆幸的同时，也为自己的韶华不再而惆怅。   
    十年光阴就在这幢充满希望和痛苦的病房中度过了，人生最为艰难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生性严肃的大胡子比尔教授终于同意于凤至出院了，在哈得孙河东岸，詹森夫妇的一幢红色小洋楼里，大病初愈的于凤至和佣人蒋妈安居了下来。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6、股海浮沉（1）

    摆脱恶疾控制的于凤至并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到了1951年秋天，她经济上的压力与日俱增，初时从国内带来的一笔不菲资财经过十几年的医疗支出，所剩无多。而她现在还必须每隔三天继续回医院作定期的病情检查和电疗，这是一笔昂贵的开支。除此之外，几个孩子的高额学费和二儿子的治疗费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难以为继。   
    于凤至没有想到在美国会陷入了经济困窘的绝境，她必须想出一条生活的出路才行！   
    于凤至曾经想过去台湾，不过这个念头在脑际一闪马上就被她否定了，她从心底里厌恶蒋介石和逃到那片海岛上去的国民党。但是，她也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路途迢迢，她的病体不允许长途跋涉。所以，在于凤至最后选取美国作为长期定居之地以后，她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到哪里去找一笔不菲的生活费呢？   
    1954年6月，于凤至只身飞往英国伦敦。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终于下定决心，向伊雅格暂借一些钱用，以解燃眉之急。   
    这个伊雅格，早在1925年以前，就已经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了，直到1933年张学良下野，伊雅格始终都在英国替张学良处理奉军购买武器的善后事宜。所以，于凤至知道伊雅格这里必定还存有张学良的私人军款。可是，作为张学良的夫人，开口向从前他们家的一个雇员借钱，于凤至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启齿。   
    就在于凤至沉吟不语，思忖该如何开口时，伊雅格却先开口说道：“夫人，也许您还不知道，我这里一直有一笔钱无法转交给汉卿先生，现在您来了，就是我该归还您的时候了！”   
    这个消息对于凤至来说，太意外了，于凤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望着面红耳赤的伊雅格，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伊雅格显然为自己在事过多年后的漫长时间里，没有主动出面寻找于凤至而感到愧疚和不安，他解释道：“那是当年我替东北军向托拉斯维克思公司协调购买军火时赢余下来的一笔款子，这些年一直存在我手里。”   
    接着，伊雅格又说：“夫人，我看得出来，您和三个孩子在美国的生活一定并不宽裕。”于凤至的脸微微地红了，她还是没有说话。   
    “夫人，您不用担心，汉卿先生1933年去意大利考察军事的时候，还曾有一笔私人款子叫我代他暂存，当时汉卿先生再三关照我说：将来几个孩子要在英国读书，那时如果他们的花费出了问题，就可以动用这些钱。夫人，这些钱我分文未动，都原封不动地存在英国的渣打银行里，现在，是应该归还于您的时候了。”   
    于凤至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没想到事隔多年，伊雅格依然像当年那样忠诚，那样坦诚。从前在国内她从来没有为钱财之事动过心思，然而今非昔比，在美国这种金钱社会里生存，没有钱，特别是一个外国人，是寸步难行的。想到二儿子的病，还有她和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千般费用，万种开销，一切都无从谈起的时候，伊雅格竟然突然拿出了一笔足以让她和孩子们生存下去的巨款来！   
    于凤至拭着泪接过了伊雅格递过来的支票......用伊雅格给的这笔钱，于凤至首先在长岛购买了一所房子，实现了多年来想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地的梦想，余下的钱她存进了银行。从目前看来，她和孩子们吃穿皆不愁了，但是，如今的于凤至已经不是原来大帅府里养尊处优的少奶奶了，生活的残酷和磨难已经教会她居安思危。遇上英国绅士伊雅格只是一个意外的幸运，任何一位旧友再也不会像伊雅格那样无私地将属于他们张家的存款，毫无保留地悉数交还给她，她不能坐吃山空，她必须自力更生。   
    于凤至又想起了好友莉娜的建议：为什么把钱空放在银行里，而不将它们投到股市上去呢？   
    初听此建议，于凤至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了，她在理念上根本无法接受下海炒股这样的严峻现实。对于她这种出身于东北第一大家族的夫人来说，炒股票永远都是和她不沾边的事情，只有那些家境窘迫的市民才可能下海炒股。在她看来，下海炒股不仅是陌生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堕落，她怎么能去参与炒股票这样被富豪人家所不齿的事情呢？   
    话虽如此，可是莉娜走后，于凤至当晚就失眠了，几天来，她想了很多很多，既然生存都成问题，要个不能吃、不能穿的身份又有何用呢？她豁出去了，她决定和莉娜一起浮沉股海！不是说炒股也是智商的较量吗，于凤至决心凭自己的智慧，在股海中杀出一片新天地来。   
    初涉股市，于凤至便让老手莉娜大吃一惊：她买进了500股无人问津的呆股。面对莉娜的大惊失色，于凤至自有于凤至的道理：她信奉“物极必反”的道理。虽然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下海炒股，甚至对于有关炒股的深奥道理尚一知半解，但她一直在煞费苦心地观察那高深难测的股海风云，从那些不断上升的牛股上她看到了无法避免的危机，任何一种始终处在居高不下状态的事物，迟早都会发生逆转。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她才断然舍弃购进牛股而选择了一直处于劣势的呆股！   
    而且，她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今天随你到华尔街来，并不是为了马上有钱可赚。我是试试自己炒股到底有没有潜力？我情愿把500股都输掉，既然想下海，不先交一点学费行吗？”破釜沉舟的于凤至在波谲云诡的股海里，居然沉稳不惊。   
    天助吉人，此时，于凤至冒险买进的呆股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飙升势头，自己的判断得到了印证，于凤至的心高兴得狂跳起来。呆股上涨的速度非常惊人，眨眼之间甚至超越了所有股票，这时，于凤至更加印证了股票的涨涨落落自有它内在的规律，她对炒股的信心增强了。   
    仿佛久经股海的老手，于凤至处变不惊，她沉住气，双眼牢牢盯住呆股，看它继续上涨。两天来她在华尔街股市上暗暗观察，从来也没有发生像呆股这种反常的上扬速度。她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危机，想到这里，于凤至决定就在呆股最高潮的时候将手里的500股尽快出手。   
    果然旗开得胜，首战告捷，于凤至赚到了她到美国后的第一笔美钞！   
    于凤至是个凡事不肯轻易入道的人，可是一旦入道就肯于潜心研究，几个月以来，她的炒股一直处于如鱼得水的境界。其间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失误，赔掉了不少钱，可是，于凤至终究还是顺利大于不利。特别是她很快就以自己的智慧摸透谙熟了股市涨落的规律，这使她对股票市场从不屑问津到欲罢不能。   
    1956年不期而至，和煦的阳光洒进长岛那幢紧挨着潺潺小河的院落里，又是一年春来。于凤至仍然不时和莉娜夫人相约进城，到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去炒股票。几年股海闯荡，于凤至早已练就了一套炒股的本领，数度浮沉，几经拚搏，她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精于此道。短短几年，于凤至赚得了一笔数目不菲的美金，这笔钱负担她和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求学看病绰绰有余，现在，于凤至甚至有了自己的轿车，她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接近了中等居民的水平。于凤至开始感到生活的安逸。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6、股海浮沉（2）

    春天每年如约而至，1960年，于凤至的眼前是一片全新的春景，她移居到了旧金山城外20多里外的小镇“多树城”，这是一座绿树成屏、山林如吼的静谧小村庄，环境与纽约的长岛非常酷肖。   
    在旧金山的日子里，炒股仍是于凤至最大的乐趣，她又买了一辆新轿车，每星期二必到旧金山市内的证券市场去拚搏一番。这里的股市与纽约完全不同，波谲云诡，险象迭生，这里的股民没有纽约华尔街常见的股民们的大拼大搏，几乎所有的股民都靠心计和头脑在苦思刁顽之术，不择手段地猝然击败对手，决不像华尔街常见的靠孤注一掷来大赌输赢。这给了于凤至新的挑战，如果还想在股市上赚钱的话，就必须要有超人的智慧，决不能像从前在纽约那样盲目地买进卖出。好在于凤至有谋财的天赋，很快就适应了旧金山股市上特有的炒股路数。几次买进抛出，就让她在股市上站稳了脚跟，从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里，她手气甚好，几次冲杀下来，使她应对自如，接连赚了几笔大钱。   
    炒股对于凤至来说，已经是一种得心应手的生意。此时的她，衣食无虞，并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她曾经对女儿说：“我为什么还炒股？我是为了你的爸爸呀。”女儿从她那凝然不动的眼神里洞悉了母亲心里的秘密：她想用炒股积蓄的钱，给张学良在美国买一所房子，让他恢复自由后可以到美国来生活。   
    为了这个目标，于凤至不敢松懈，一直努力着，拚搏着......可是，进入1964年冬天以来，旧金山股市由于几个美国大亨的暗中操纵，变得动荡不稳，高深莫测。于凤至接连发生了两次失误，输掉了一千多股本来行情看好的股票。经过这次挫折，她开始对炒股票从思想深处发生了动摇，数十年的磨炼，她在变幻莫测的股海浮沉中早已练得了一手炉火纯青的炒股本领，在一般情况下，她看准的股票行情，是决然不会出现意外风险的。但进入1965年，于凤至竟连亏两盘，她对是否继续投资股市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了。   
    就在于凤至对炒股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她意外地遇到了宋子文夫妇，财大气粗的宋子文对于凤至小打小闹的炒股很是不以为然，他劝于凤至；“夫人，在生意场上要不断更新才行，不然的话，老是在一个战场上打仗，就会墨守成规。那样是不可能赚钱的。”   
    宋子文的话对于处于生意困境里的于凤至来说，无疑是个关键的点拨。在暗夜里她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于凤至将希冀的目光投向宋子文，希望这个精通经商的大财阀能对她指点一二。   
    “恕我直言，依夫人的财力和智慧，最好早一天改做房地产的生意。那可是一本万利啊，只要夫人能看准市场的行情，得到的回报将是十分丰厚的。”宋子文见于凤至对他的话很感兴趣，便侃侃而谈起来，“当然，风险也是不小的。其实房地产生意也和炒股一样，需要的是头脑和眼力，什么是房地产的关键？首先是要看准何时何地可以做！和炒股一样，必须具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才行，否则就会失败的。”   
    “噢，宋先生是说，必须要找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才可以投资！”于凤至恍然大悟道。   
    “对，对，夫人一点就通！”宋子文为于凤至的变化感到吃惊，同时也暗暗佩服，他索性大开方便之门，“夫人，据我所观察，目前最好的地点，就是洛杉矶！因为那里几乎看不到几幢像样的大楼，经营的潜力很大啊！再说，好莱坞电影城就在那里，这可是个巨大的财源啊！”   
    于凤至茅塞顿开，她若有所思。她好像蓦得发现了一个新的拚搏天地，而且那拚搏的前景还十分辉煌，她沉思着，暗淡的眼睛不禁豁然一亮。   
    按照宋子文的指点，1967年，于凤至来到了洛杉矶。行前，女儿女婿竭力反对，他们不理解一个衣食无忧的老人，何苦风尘仆仆还想去找寻一个经商的新空间？于凤至自有她的主张，女儿女婿永远不可能猜测到她仍想经商赚钱的真正用意，是为了手中能有一笔足够购买两幢别墅的美钞，于凤至早就下定决心，有一天她一定要在美国为张学良购买一幢住宅，以备他将来自由时到美国来定居养老。她希望用行动来表达对张学良至深至诚的感情。   
    现在，于凤至的慧眼盯上了莱纳姆河畔的一块荒地，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里，她胸有成竹地买下了这块多年无人问津的荒草地。谜底在第二年被揭开了，一家旅游集团公司看中了这块地，他们不断地提升每坪草地的价格，期望于凤至的首肯，当年于凤至以每坪1200美元买进的荒地最终以每坪3万美元的高价成交，于凤至在房地产上的首笔交易轻松成功。   
    从此以后，于凤至就开始了洛杉矶的房地产生涯。她做生意的精明之处，决不像一般房地产商人那样，先出一笔巨额资金去兴建大量的住宅或楼宇，然后向外抛售。于凤至毕竟是一位年迈的老妪了，她不可能为了建房产而到处奔波。她往往采取适合自己的特殊手法，连家门也不用出就可以做成一笔生意。而且每一次生意由于于凤至的慧眼独具，精于策划，所有几乎每次都可以赚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1982年，于凤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房地产大亨瞠目结舌的决定：买下了洛杉矶南郊40公里处一块占地5000坪的荒地。在所有人的眼中，这片荒地至少在十年之内不会有人问津，他们认为于凤至此举完全就是冒险，会连本金也收不回来的。似乎很有道理，三年过去了，果然无人问津，于凤至似乎也忘了那片荒地，就在众人为于凤至惋惜的时候，一位西雅图巨商竟然真的看中了这片山坳里的草地，他想在这里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别墅区，同时，把山顶别墅前面的荒地改扩成高尔夫球场。美国巨商的想法竟然与于凤至当年的构想不谋而合！巨商情愿出的价格可以称得上于凤至当年购买这块荒地的七八倍以上！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7、离婚真情

    数十年时光倏忽而过，眨眼间，于凤至在美国已经独居了二十多个寒暑。越到老年，越是容易怀旧。近来，这位坚强的老夫人总爱望着前方的红桧林，听着隐隐林莽深处响起的潺潺水声，怀念千里之外的故乡和亲人。她的思绪飘回到辽河畔的古镇，当年与张学良结合时的戏剧性往事，就恍如昨日般清晰。想到这，于凤至的脸竟如同少女一般泛起了红晕。   
    女儿闾瑛看在眼里，叫苦不迭。她知道，自从两年前，她随丈夫去台湾看过父亲张学良以后，母亲就一直没有再收到过父亲的信，最近，母亲频频问起此事，闾瑛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   
    她把张学良写给于凤至的信整整压了两年之久！   
    但，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啊！两年前，闾瑛随丈夫陶鹏飞飞赴台湾参加“阳明山会议”，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见了父亲一面。临走，父亲拿出一封信来，对她说：“闾瑛啊，爸爸老了，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因为你妈妈和一荻的原因，牧师不肯为我受洗。这封信带给你妈妈，就说我请求她帮助我下决心吧！”   
    闾瑛从父亲的话里明白了信中所写的内容，作为女儿，她同情父亲，但她更了解母亲自和父亲分手后在美国多年历经的苦难。母亲是个不幸的女人，乳癌手术后，虽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次子闾玕、长子闾珣先后病殁，对她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多少年来，母亲在远隔重洋的异国，无时不刻不在思念着台湾遭幽禁的丈夫，深知母亲心意的闾瑛怎么敢将父亲要求离婚的信交给母亲，在她受伤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呢！   
    所以，她一瞒就是两年。两年来，母亲偶有问及，都被闾瑛巧妙地掩饰过去了。现在，面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的百般追问，闾瑛已感到无法搪塞了，愁肠百结的她忍不住抽泣起来。   
    于凤至反倒显得很平静，她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准备随时遭受突然的打击。她如有所料的接过闾瑛递来的信，颤抖的手许久许久才将信拆开了。张学良的来信虽然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可是当她真的见到丈夫在困难处境下倾吐的真诚之言时，她还是感到天旋地转，心乱如麻。   
    闾瑛见母亲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心疼得紧紧抱住于凤至，愤愤地说：“宋美龄真是荒唐极了！基督教什么时候有了那些她所谓的清规戒律呢？”   
    “这并不奇怪，”经过刹那的心灵风雨后，于凤至冷静下来，她也是深谙政治之道的，她一针见血地对女儿指出：“宋美龄为什么会在你父亲做洗礼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就是担心有一天汉卿会脱离台湾啊！因为我们都在美国，这就是你父亲的一条退路，为了永远将你父亲囚禁在那个海岛上，他们就必须先断了他的后路。宋美龄不过是受了蒋介石的委托，才逼迫你父亲在基督和亲情之间做出选择的。”   
    一直在国外长大的闾瑛，从来不曾想象得到政治的黑暗，在母亲说穿宋美龄的意图以前，她还以为这只是宋美龄刁难父亲的一个借口，她没有想到母亲竟会入木三分地洞悉台湾当局的用心。她刚想表示对母亲的钦佩，只听得于凤至继续说道：“当然，宋美龄在基督领洗上以两个夫人作要挟，也有另一番用心••••••”闾瑛忍不住“哦”了一声，她从来没想到一件离婚的家务事竟蕴含着这么多复杂的政治因素，她不解地望着于凤至。于凤至看了女儿一眼，苦笑着说：“宋美龄是在试探你父亲是否另有其他的野心！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假意皈依基督的人，让他牺牲夫妻的亲情，他会答应吗？”   
    闾瑛这才恍然大悟，“可是，即便......如此，您，您又该如何处理呢？”闾瑛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事情的症结，问题的关键：于凤至该如何答复张学良两年前就提出的这个请求呢？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会马上给你父亲写回信的。汉卿的事情，我从来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就是让我死我也情愿，更何况解除婚姻关系呢?”为了张学良能更好地活下去，外表柔弱的于凤至表现出了何等的果敢与勇毅。   
    闾瑛早已哭成了泪人，今天让她没有想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母亲在和父亲离异这种重大的打击面前，竟会显出如此的豁达大度，两年来一直困扰她的难心事，竟然被母亲轻轻的一句话就迎刃而解了！闾瑛深深地被母亲感动了，她紧紧抱住挺身而坐的于凤至说：“妈妈，您真的会在和父亲解除关系的文件上签字吗？......”   
    于凤至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动情地说：“我当然会签！我知道汉卿在台湾是个什么处境，他是蒋介石笼中的一只鸟啊，他们随时都可能把他掐死。几十年来，我为了你父亲，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再说，他和赵绮霞这么多年也确实不容易，二十五年了，赵绮霞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我很敬佩她，也很感激她，我该成全他们才对啊！”   
    话说至此，于凤至的语气突然坚定起来：“只要能使你父亲有安慰之欢欣，我任何事情都答应。”她欣然动笔写了回信，接受张学良离婚之请求，并向赵一荻表示祝福：   
    “你们的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暇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有口皆碑。其实，你们早就应该结成丝萝。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

第六章 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8、未尽的情思

    尽管在离婚书上签了字，但是在于凤至这位具有从一而终观念的正统女子的心灵深处，张学良到任何时候都是她心中的精神伴侣。为了张学良获得自由后能过上好日子，于凤至在美国一直准备着，期待着......   
    1980年春天，于凤至以高价购进了位于好莱坞比佛利山顶的林泉别墅，实现了她为张学良购买养老房舍的夙愿。这幢好莱坞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早年居住过的别墅，堪称是比佛利山上好莱坞明星们聚居之地中最为炫目耀眼的一幢住宅，它是一幢白色的小楼，造型古朴而典雅，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比佛利山区好莱坞影星们居住的豪华宅院。这里环境幽雅，楼前不但有棕榈和芭蕉，而且树林间又有几丛藤萝缠绕，小楼内外一派安谧，宛若世外桃源一般，确实是最适合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好地方。   
    在于凤至购进这幢山顶别墅之前，她还曾花了一大笔钱，在比佛利山下那有名的玫瑰园公墓里，买下了两座墓穴。山上一幢豪宅，山下一座墓地，虽然于凤至不敢保证自己的上述两个愿望是否能够得以实现，但是她一直在用自己的心血来为这一愿望的实现而奋斗。   
    比佛利山顶的晚风飒飒，头发已然全白的于凤至变得更加瘦削了，虽然她的身体不时生病，但只要病情好转，她就会让女仆开上那辆劳斯莱斯到洛杉矶城区去转一转。她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房地产交易市场去看看，那些美国大商人只要见到穿中国旗袍的于凤至到来，都纷纷从各自的座位上恭敬地起身相迎，向这位非凡的中国老妇人点头致意，即使在富豪云集的场合里，于凤至也格外受到敬重。   
    此时的于凤至，钱财早已是身外之物——在洛杉矶华人中间，于凤至早就是位很富有的老妇人了。她不但敢于在洛杉矶最有名的比佛利山顶上购买豪宅，而且还配备了一辆最高档的劳斯莱斯小轿车。在美国，具有如此豪华宅院和超豪华小轿车的华人可谓凤毛麟角，特别是一位独身居住在美国的华裔老妇人，就更加引人注目——到她这把年纪，她之所以还想在商海里闯一闯，绝不是想当一个百万富婆，她是想以此和衰老做斗争，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等着丈夫张学良的到来。   
    熬到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早春，终于盼来了台湾方面为张学良隆重举行九十大寿的消息，于凤至老泪纵横，在她看来，这次祝寿就已在暗示了对张学良的“平反”立场！她何尝不想前往台北祝寿，当初于凤至初来美国定居时，根本就不曾想到会从此在美国长住五十年！在那些难熬的岁月里，她几乎无时不在翘首盼望着能与张学良重逢的一天，可惜的是，岁月悠悠，虽然她度日如年，然而台湾方面传来的信息，却永远是失望和痛心的，如今好日子好不容易盼到了，于凤至却沉疴在身，无力远路跋涉了。   
    3月20日，于凤至已经走到了她漫漫人生长旅的尽头。她的目光越过守在床前的女儿、女婿，投向迎面悬挂着的一幅小像框，里面是张学良早年的一张相片！旅居美国五十年，这幅小照始终不离不弃，相伴左右。五十年前的丈夫，在发黄的照片里栩栩如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于凤至久久地凝望着，旧情依依，老泪潸然。   
    “我死后，把我葬在比佛利山上的墓地上，千万要记住，把我葬在左边的那只穴位里。”弥留之际的于凤至头脑格外清醒，她喃喃地说着她最后的遗言。   
    闾瑛和丈夫陶鹏飞屏气凝神，静静地记下母亲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的墓穴在左，将来右侧可以再造一只空穴，那样两座墓就可以彼此遥遥相望了！......右面的墓地，是为你们的父亲备下的......他百年之后，......随我安葬在比佛利的玫瑰公墓，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看到闾瑛和陶鹏飞连连点头，于凤至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两个月后，1990年5月12日，多日来在加州上空盘旋的浓厚乌云终于散去了，位于群山之顶的玫瑰园公墓绿树葱茏，绿荫覆盖的偌大墓区里，在两株青翠挺拔的雪杉树下方，又竖起了一座新的汉白玉女神的雕像，下面，是两座钢筋水泥浇铸而成的墓穴。两墓之上均覆盖着黄铜墓盖，上面用英文镂刻着死者的名字。左边的墓穴里，于凤至静静地躺在那里。墓碑上用中英文两种文字镂刻着：   
    张学良先生之发妻于凤至女士之墓   
    （1897——1990）   
    右边，在这位才品双绝的少帅夫人的坟冢之侧，是一空穴。那是留给他——于凤至永存心中的丈夫张学良的！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1、夤夜叩门的女伶

    1920年9月，秋风乍起时节，年方20、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张学良从军以来第一次带兵出征。此次他奉父亲张作霖之命，统军前往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剿匪，首担重任的张学良雄心勃勃，渴望能建立奇功。   
    初到吉林，自然少不了接风洗尘，客套应酬一番。随后，又有几位吉林官场上的要人求见，张学良盛情难却，只好一一接见，直到午夜时分，整个督军公署的内院里才人声寂静，张学良长嘘了一口气，正准备上床就寝，只听得门廊下传来莺莺女声：“少帅，我可以进来吗？”   
    随即，一位亭亭玉立的高挑姑娘出现在张学良的面前，她身材颀长，面庞白皙，含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在暗夜里越发显得幽深、明亮。张学良怦然心动，然而，本能的戒意使他保持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你是谁？”   
    姑娘亮闪闪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戎装齐整、英武逼人的张学良，幽幽地说：“少帅，白天我本来是想给你唱曲儿的，可是，你那么威严，吓得我都不敢开口了......”   
    张学良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这位姑娘就是刚才宴席上既不说也不唱的那位冷艳少女，怪不得有点眼熟，可是，这么晚了，她只身来到吉林督军公署的深宅大院干什么呢？难道她，是青楼里的卖笑小姐不成？   
    也许看出了张学良的狐疑和重重戒意，姑娘静静地伫立在门口，说：“少帅，你不必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并非不三不四之人。”   
    张学良没料到姑娘会这样说，有些尴尬，正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听得姑娘幽幽地叹了口气，缓缓地说：“我姓谷，叫谷瑞玉。我是吉林万花戏班子挂头牌的花旦，早年在天津跟李金顺和白玉霜学过大口落子，现在在吉林和别人搭班子唱京戏。当然，有时候我还唱京韵大鼓。”   
    “真没想到，原来谷小姐是位花旦演员，失敬，失敬！”听了姑娘的自报家门，张学良心中的戒意消了几分，他急忙走过去，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谷瑞玉面前，作了个请坐的手势，然后又解嘲地笑了笑说：“据我所知，李金顺和白玉霜都是誉满津门的评剧泰斗，谷小姐早年跟他们学戏，想必也非等闲之辈。不知谷小姐当年在天津时是在哪个班子唱戏啊？”   
    明亮的灯光下，谷瑞玉的面庞显得更加娇艳，她细语莺莺：“少帅可知天津的孙家班吗？它是天津民国初年有名的五大戏班之一。几年前我就在孙家班唱戏，后来成兆才在天津创建了‘庆春班’，我又到那里去唱，那时候就在天津唱红了。几乎到过天津的人都知道小金玉的艺名，那就是我呀！”   
    张学良本来就是个戏迷，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戏，对远在天津红极一时的评剧花旦也早有耳闻，却一直无缘见面。现在一听谷瑞玉就是评剧“四大名旦”之一，他顿时肃然起敬，原先的敌意和戒心一扫而光，再也不像初见时那么倨傲和难以接近了，仿佛他乡遇知音一般，与谷瑞玉侃侃而谈起来。   
    但当张学良听说谷瑞玉是冯德立派来的时，刚刚泛起的好感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想到冯德立阿谀奉承、拍马承欢的媚态，张学良兴味索然，谷瑞玉夤夜来到他的房间，很可能就是冯德立设下的一个圈套，想到官场上的险恶，张学良脸上又现出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意，他不客气地说：“谷小姐，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心思听戏，这么晚了，请回吧！”   
    谷瑞玉不知自己那句话得罪了张学良，她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是从对方那露出明显戒意的眼睛里，她知道自己已引起了张学良的反感，她讪讪地站起身来，怅然若失地朝门廊走去。   
    张学良凝望着谷瑞玉远去的背影，心里泛起了重重疑云。   
    张学良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这个谷瑞玉果然是有目的而来的。谷瑞玉本是天津城外杨柳青人氏，小时候家境贫寒，十三岁时被卖给天津的戏班子，十四岁开始登台唱戏，十五岁走红天津评剧界，后来因为不愿委身于天津的地头蛇，才下关东来到吉林投奔二姐，自此改唱京戏。由于她的美貌，也由于她唱腔的声压群芳，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吉林，她身边始终有许多无聊的追求者，那些色迷迷的眼睛实在让这位守身如玉的梨园女子胆战心惊，她不知道自己凭着漂亮姿容和脆亮婉转的歌喉还能在舞台上拚搏多久。在感到生活艰辛的同时，谷瑞玉又为自己的最后归宿时时发愁。   
    自从来到吉林以后，二姐为她的终身大事费劲了心思，替她安排下多次赴宴、参加舞会和出席上流社会交际的机会，希望她在那些场合里与吉林的军政两界头面人物进行接触，同时，二姐还千方百计为她介绍了几个有权有势的政界权贵，希望促成一桩可让谷瑞玉依赖终身的姻缘。然而，谷瑞玉心高气傲，泛泛的男人都不入她的眼，她心里有自己不可动摇的择夫标准。   
    那天夜里谷瑞玉去见张学良，也是二姐苦苦争来的一个机会。张学良作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长子，寻常民间女子想接近他简直比登天还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谷瑞玉发誓一定要好好把握，她相信凭自己的容貌，定会打动张学良的心。   
    督办公署的一面之缘，让谷瑞玉陷入了深深的情网之中，她的脑际总是浮现出张学良那英武挺拔的身影。从前，张学良在她心目中是位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可是自从那天晚上与他接触后，谷瑞玉才知道张学良远不是外界所传说的花花公子。在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的谷瑞玉面前，张学良没有丝毫的轻薄和失态，两人独处一室的时候，居然还对她敬而远之，谈话间也绝无半点挑逗之意，这对看惯了官宦子弟轻薄嘴脸的谷瑞玉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她甚至发现张学良身上有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傲气，那是只有心胸高远的男人才可能有的傲然神气啊！   
    在谷瑞玉眼里，张学良是那么帅气，又带有寻常少见的儒雅之风，虽然他对她很冷，她却一见倾心。信奉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把握的谷瑞玉决心主动追求张学良，她不信，凭自己的美貌和痴情，这个东北第一家族的大公子会无动于衷！黑夜里，谷瑞玉暗暗地攥紧了拳头。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2、情定密山林海

    张学良负伤了！   
    在密山小河湾附近，丛林深处的一个小窝棚里，张学良已经昏睡了好几个小时。此刻，左臂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使他突然“哦”的一声清醒了过来。   
    “别动，少帅，你不必担心，用了我的红伤药，很快就会痊愈如初的。”耳边传来的是个陌生的声音。   
    张学良睁开眼来，认出了一张张熟悉的将领的脸孔，郭松龄看见他醒过来，顿时长嘘了一口气，“汉卿，这是哈尔滨专治红伤的刘医师，医术相当高明，他刚从几百里外赶来。”   
    张学良这才发现刚才说话的正是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医生，他正在为他的左臂伤口敷药，女护士小心地替他包扎。他微微点了点头，将眼光移向了床侧，突然，张学良发现在郭松龄的身旁竟站着一位穿紫色棉袍的妙龄女子，他暗吃一惊，他知道现在是在密山城外的深山老林里，为什么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会有女人，而且是位年轻的小姐？显然她不是护士。   
    见张学良探询的目光扫向自己，郭松龄急忙上前，凑着他的耳朵说：“这位是谷小姐，专程从哈尔滨赶来探望你的。”   
    竟然是那个在吉林省城有过一面之缘的女戏伶谷瑞玉！“她怎么来了？”张学良暗暗称奇，他直视着灯影里的谷瑞玉，努力想看出点什么来。   
    张学良发现谷瑞玉正悄悄地躲在护士的身后，小心地向躺在病榻上的自己偷偷窥望，当与张学良的目光碰个正着时，慌乱的她忙不迭地将眼光转开，羞怯地低下头去，面庞瞬时一片绯红。张学良不禁心里一动，觉得身穿紫红棉袍的谷瑞玉，在油灯的微光下，显得格外温存可爱。她的眉眼依旧清秀姣好，但显然从哈尔滨一路兼程的鞍马劳顿，使她看上去疲惫万分，容颜略显憔悴。张学良突然间就涌上一股激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谷瑞玉会在东北最寒冷的大雪天里，路远迢迢地从哈尔滨赶到人烟稀少的密山探望他，如果不是对他有一片赤诚之心，像她这样娇艳的女子，是决然不可能顶风冒雪、长途跋涉地到边远的密山老林中来的。想到这里，张学良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   
    数日后，张学良转移到了密山县城，由于治疗的及时以及护理的精心，张学良左臂上的伤势已渐渐好转，没有什么大碍了。就在治伤疗伤的月余日子里，谷瑞玉与张学良朝夕相处，随侍左右，两人日渐生情。   
    在张学良眼里，谷瑞玉不再是吉林督军公署里初次见面的那个轻薄女艺人，从她肯由哈尔滨顶风冒雪到密山老林来这件事，张学良看出谷瑞玉绝非是那种逢场作戏、贪图享受的浮华女子。在山林里疗伤的那段时间里，谷瑞玉寸步不离，始终守护在他的床榻前，白天为他诵读诗文、讲故事、哼京戏，千方百计地逗他开心，为他消愁解闷；晚上，在张学良伤口疼痛，睡不着觉的时候，谷瑞玉又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的身边，善解人意地陪他喁喁私语，也正是在彼此的交谈中，张学良才发现谷瑞玉确实不是一般的浅薄女戏子，他与她竟有那么多接近的雅趣，张学良对京戏的如痴如醉和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古画的嗜好，都和从小就有艺术细胞的谷瑞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感到自己与她越来越接近了，两颗曾经互相戒备的心，由于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一天比一天更贴近了。   
    聪明的谷瑞玉从张学良逐渐变得平易和随和的态度中，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少帅的好感。在密山的月余时间，谷瑞玉有机会真正地了解了张学良，同时，她也为无法接近的张学良找到了一个了解她的机缘，从前在吉林初识时的冷漠和戒心，正随着她与他的接近，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这，正是谷瑞玉所期望的结果。然而，谷瑞玉是个有心计的女子，她深知自己的身份，也知道在张学良面前她永远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她告诫自己万万不可急于求成，如若将她与张学良的关系趁热打铁地变得更为亲昵，反而会让张学良心生反感和戒意，所以，谷瑞玉刻意的与张学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关心然而矜持。   
    密山医院里的谷瑞玉，美丽、清纯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如果说几个月前的谷瑞玉是为着某种自私的目的来到张学良身边，那么如今的她，在张学良面前流露出来的感情，确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自从那天晚上的彻夜长谈以后，张学良知道他已经从心里悄悄喜欢上了这位温存俊美的天津姑娘。他发现谷瑞玉再见到他时，脸庞总会不由自主的羞红了，那是一个少女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他们两人自然而然地双双堕入了爱河！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3、大帅订下的“约法三章”

    谷瑞玉贸然来到了奉天，住进了张学良好友周大文的家里。   
    自从谷瑞玉突然来到奉天，住进周家以后，张学良有了艳遇的小道消息就在奉天军政两界高层人物中秘密流传开了。对谷瑞玉的不约而至，张学良很是不悦，这明显就是逼他就范之举。他没想到从前对他许下许多承诺的温顺女子，竟会在不经他首肯的情况下贸然来到奉天，在无形中造成对他的巨大精神压力。不过，张学良毕竟是个敢作敢当的人，凡是他做下的事情，他都会负责到底。诚然，他和谷瑞玉的结识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他有时候也想也许根本就不该认识这个女人，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张学良又决非那种玩弄女人的无耻之徒，既然谷瑞玉跟定了自己，那么张学良只好决定娶她。   
    在当时的社会里，像张学良这样身份的人，发生婚外的移情别恋本属生活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再加上张学良和于凤至之间性格上的差异与年龄的悬殊，无法避免地形成一种近乎姐弟而非夫妻的感情落差，尽管于凤至作为妻子几乎无可挑剔，但是张学良另有感情的寄托也在情理之中，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张学良竟然会对一个梨园女子许下成婚的承诺，这与他所处的家族及社会地位简直无法同日而语，他受到四方攻击在所难免。   
    然而，来自家庭的压力远比张学良预见的要严重得多：因为他的心有旁骛，将爱情视若生命的妻子于凤至饮食俱废，几天来不吃不喝，终日以泪洗面；父亲张作霖为此事也大发雷霆，四处派人找他，声言要给小六子点颜色看看。   
    其实，在张学良的心中，于凤至是他的发妻，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她。谷瑞玉嫁过来后，则是随他在军旅中生活。因为今后张学良在军界断然离不开南征北战，于凤至这样的大家闺秀不可能随军千里，鞍马不休，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把谷瑞玉作为随军夫人，自认为也在情理和人情之中，谷瑞玉与于凤至之间应该是互不相扰的。   
    知书达理的于凤至毕竟是识大体的，虽然她说什么也无法在感情上作出任何妥协，但在郭松龄夫人韩淑秀的几次三番向她晓以利害，分析拒绝此事会给张学良仕途前程带来的诸多不良影响，以及那刚满20岁的姑娘谷瑞玉今后的归宿后，她还是稍稍抑制住了对谷瑞玉的敌意。张学良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来自父亲张作霖的责难。   
    张学良自知理屈词穷，但想到他和谷瑞玉已经发生的感情，他还是决定在父亲面前奋力相争，他想一开始就先堵住张作霖的口：“父亲当年不是有言在先吗，汉卿依父亲的许诺行事，何错之有？”   
    张作霖语塞，当年他为了说服儿子娶于凤至，是曾经有过在于凤至之外允许张学良另觅新欢的承诺，儿子所言有理可据，张作霖尴尬万状。而且他也已经看出张学良和于凤至婚后，虽然于凤至治家有方，帅府内外声名甚高，但是这对小夫妻之间毕竟有年龄上的差异和隔阂，儿子心有旁骛也无从指责。尽管如此，张作霖还是将脸一沉，怒道：“不错，从前我确实说过那话。可是，你即便想在外边另找女人，也决不能找一个下九流唱戏的呀！咱们张家在奉天是什么人家，你应该比我清楚。从前省城里有那么多政界要人的闺女，都想和咱们张家攀亲，可都让我一一回绝了。如今你却将个唱戏的娘儿们带回来，莫非没有了一点家法？”   
    张学良见父亲的语气没有丝毫和缓的余地，心里越发不甘，他据理力争，苦苦相求道：“父亲，谷瑞玉有恩有情于我，她决不是您所想的那种‘戏子’，她是个通情达理，心性清纯的女子。况且她和我的关系，也绝非卿卿我我的闲情逸致。父亲也许还不知道，去年我在黑龙江剿匪负伤的时候，身边如若没有谷小姐的照顾，我哪有今日？还望父亲体谅汉卿统军出征之苦，身边如果没有一个跟随在侧的人，我又如何能够统兵取胜呢？”   
    最后的几句话显然触动了张作霖，他这才感到张学良在黑龙江与一个唱戏的女伶相遇并产生深厚的感情，原来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心里仍然无法容忍一个女戏子走进威严的大帅府，他板着脸，朝着儿子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再说了，汉卿，我绝不会容许你和那女戏子在一起，更不要想将这样的女人带回我的家里！”   
    张学良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父亲的房间，父亲的态度让他彻底的失望了。可是，已经来到了奉天的谷瑞玉该怎么安置呢？虽然周大文一家对谷瑞玉招待甚殷，但张学良知道住在朋友家里终非长久之计，他还得另想办法。绝望中的张学良苦思冥想，忽然间他想到可以求胞姐冠英帮忙，让她的公公鲍贵卿出面斡旋，也许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就在张学良为此事焦头烂额，四处求人说情之时，深居简出的谷瑞玉在周大文家里也是度日如年，望断秋水，与外界完全隔断了往来的她只有从周大文的夫人口中才得知一星半点事态的发展。   
    谷瑞玉这才知道张学良正在为他们的事情苦恼万分，张作霖的毫不通融，于凤至的不理不睬，都让张学良伤透脑筋，好在有鲍贵卿等人从中玉成，多次求情，固执的张作霖虽然仍坚决反对让戏伶出身的谷瑞玉，走进戒备森严的大帅府，不过在鲍贵卿的好言相劝，利害分析后，张作霖总算有所松动，考虑到张学良将来指挥军队和南征北战的需要，他最后只得违心地默认了张学良和谷瑞玉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还是郑重地告诫张学良：“汉卿，你可以把谷小姐当做外室，但既然是外室，就一定不能把她带入帅府，这是一条规矩。就是你搬任何人来说情，我也绝不会改变主意的！”   
    话说至此，也确实是张作霖最大的让步了，张学良只得接受了父亲的意旨。   
    对谷瑞玉来说，虽然她进张家帅府名正言顺地做张作霖的儿媳妇已经无望，但她毕竟赢得了张作霖的默许和承认。谷瑞玉知道自己的身份，一个梨园戏子，在那种社会里是受人轻视的底层人物，现在，她已经成为张学良事实上的如夫人了，这对她来说，已经是个意想不到的鱼龙之变，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谷瑞玉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所以，当张学良告诉她大帅给了她约法三章时，她还没有回过神来。“瑞玉，我们张家毕竟是东北有头有脸的大家族，不管你是不是明媒正娶，只要和我生活在一起，就必须遵守父亲规定的这三条约法才行。”望着谷瑞玉无邪的眼神、不解的目光，张学良狠狠心解释道。   
    “瑞玉，父亲说，既然你情愿和我走在一起，那么就必须有所牺牲才行。他给你的第一个约法就是要你洗去铅华，从此不再登台唱戏。”   
    初闻此言，谷瑞玉一怔，半晌没有开口。对张作霖不许唱戏的要求，她多少有点心理准备，而且她也早已厌倦了靠唱戏取悦于人的梨园生活，她嫁给张学良，不就是想摆脱这种让人轻视的生活吗。让她感到震惊和意外的是，张作霖所以把这列为约法三章的第一条，说明在他的心里，谷瑞玉的出身，始终是一种为人不耻的低贱职业。想到此，谷瑞玉的心受到了刺伤，她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问张学良：“那么第二条呢？”   
    “父亲希望你，今后......就不要抛头露面了！”   
    谷瑞玉愣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她告别了戏剧舞台，这还远远不够，她从此应该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销声匿迹，安心地过隐居的生活。想到在周大文家里短短月余的匿居，她已经心绪烦躁，她真不敢保证自己能不问世事的固守家中，她的脸色黯淡下来。可是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她决不能因一时任性而失去好不容易争得的名份，她朝张学良点点头，过了好久，她才倦倦地再问：“汉卿，还有什么条件呢？一并说出来吧。”   
    “瑞玉，你知道，在我们家里，尽管女眷众多，可是任何人都不能询问军政要事。正是因为如此，父亲说的第三条，就是今后你不能参政！瑞玉，你做得到吗？”   
    听到这一条，谷瑞玉轻松地嫣然一笑，参政对于她来说，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她很痛快地答道：“我当然做得到。”   
    “瑞玉，有了你的保证，我心里就有底了。”事情比想象中顺利，张学良一度曾有过的担心和忧虑，随着谷瑞玉斩钉截铁的回答全都烟消云散了。   
    谷瑞玉并不愿意想到，这约法三章会将她禁锢在一种特定的生活圈子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在寂静的小院里，她常常回忆起自己从前在舞台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富贵荣华已有，她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幸福。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4、随军生涯

    烽火弥漫的杨柳青战场，张学良的东路军在孤注一掷，拼死奋战。由于西路军统帅张景惠的阵前投降，致使已被东路军战败的吴氏直军又大有反败为胜之势，情况危急，东路军统帅张学良忧心如焚，夜不成寐。   
    就在张学良心里憋着一股怨火的时候，谷瑞玉随着运送给养的军车来到了前线。作为随军夫人，谷瑞玉认为只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她期许能以自己的勇敢与牺牲，让张学良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感受到爱的力量，就像几年前她冒着冬天的寒风从哈尔滨赶往密山老林探望张学良那样，会给处于艰苦战事中的张学良带来温暖。抱着这样的目的，她不顾远途，从千里之外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前线，万没想到，等待她的竟是张学良怒气冲冲的冷脸，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骂！   
    此时的张学良被困在欲进不能、欲退又不甘的两难境地中，一筹莫展，他当然不希望谷瑞玉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给他添乱。面对让他痛心和颓丧的败局，张学良心乱如麻，他恨不能大哭一场，这种时候的他，心里已没有空间容得下一个女人的温柔和关爱，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谷瑞玉的心里也很不平静，委屈、失望、痛苦和悲哀交织在一起，无情地吞噬着她。她感到自己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从前在哈尔滨对她恩爱有加、彬彬有礼的少帅，在战场上居然面目狰狞，粗野暴躁。她既为自己的来不逢时而感到懊悔，也为张学良的出师不利而倍感痛惜。但即便她确不该这时候上前线，可是她的心是为着他而来的，难道他就一点都不体谅吗？一腔热情被浇了个透心凉，谷瑞玉暗自垂泪。   
    谷瑞玉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此刻，她才真正理解了张学良，原谅了他的无礼。战事的复杂和困难使得张学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儿女情长，卿卿我我。谷瑞玉没有再去纠缠他，而是很快将前线指挥部的二十几位团以上军官家眷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战地抢险小分队，充任了战地护士的角色。她们不但在战地临时医院里为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包扎伤口，换洗纱布，而且在谷瑞玉的带领下，她们还随卫生连直接到阵地上去，用担架将那些被直军炮弹炸得骨断肢裂的士兵们，一个个抬回后方。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张学良也亲眼目睹了谷瑞玉的勇敢和顽强，洗尽铅华的谷瑞玉，竟还有一份常人难及的豪气和侠胆。   
    兵败如山倒，张学良想夺回霸桥的计划化作了泡影，东北军败退数十里，张学良懊悔得恨不能一头撞死在战场上，他的绝望与颓废，被谷瑞玉看在眼里，她暗暗地为张学良捏了一把汗。就在张学良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拔出手枪准备自尽的千钧一发间，早就在暗中留心着张学良一举一动的谷瑞玉猛地扑将上去，拼命抢夺张学良手里的枪。无奈身单力薄的她哪里是张学良的对手，见张学良死心已决，谷瑞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苦苦哭求：“我原先心目中的张汉卿，是个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硬汉子！你这个大家族出身的公子哥，竟然能在身负枪伤的情况下，在严冬的林海里坚持那么多天，那是一种多么让人感动的意志啊！可是现在你却让我失望了，因为你当年的意志已经随着你地位的提升，变得越来越软弱了，你，是个懦夫！”   
    “什么？你，你竟敢说我是懦夫？！”盛怒的张学良眼睛里好似要喷出火来。   
    “你不是懦夫，为什么要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只有意志薄弱的人，才会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谷瑞玉的话重重地击在张学良的心上，象一把尖利的刀子，深深地刺中了他心中的要害，他被震醒了，紧攥着手枪的那只手，慢慢地垂了下来，刚才那股不自杀就无以面对失败的凶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逃逸了。   
    “汉卿，只有敢于面对失败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你在战场上遇到强敌就产生畏怯之念，你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百折不挠的将军呢？”在张学良冷静下来以后，谷瑞玉又诤言相告。张学良没有想到一个梨园中唱戏的女子，居然会有如此坚韧的意志，在那普遍士气低落、战将气馁的关键时刻，谷瑞玉竟然没有任何胆怯和消沉。张学良不禁对这个平日少言寡语的女子刮目相看。   
    张学良心里清楚，这一次，若不是谷瑞玉的话，他也许会逞一时之勇，感情冲动之下做了傻事。张学良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一场可怕的悲剧在谷瑞玉的拼死相救中化为乌有，是谷瑞玉救了他一条性命。想到这里，张学良更加后悔当初谷瑞玉从奉天来杨柳青时自己对她的冷淡和无情，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地待谷瑞玉。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历史又重演了。山海关指挥部里，张学良为第二天的大战作最后的部署，此时的他，早已将谷瑞玉丢到了九霄云外。而谷瑞玉来到山海关之后，就希望到前线指挥部去，她希望在战争进行得最残酷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来到张学良面前，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谷瑞玉知道前次由于她的任性，贸然前去吉林唱戏，伤透了张学良的心，她希望通过自己不惧炮火上前线的义举，来弥补已犯下的失误和过错。待在天泰栈客房里的谷瑞玉，时刻为张学良的安危担着心，她无从得知张学良在这场战役里是如何指挥战争的，可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张学良一定还象前次对直军作战一样，又是几天几夜不曾合眼了。   
    此后的几天里，谷瑞玉在天泰栈客房中急得如万箭钻心。她是为了劳军才千里迢迢赶到山海关前线的，可是，到了前线以后，却连张学良的面也不曾见到。战争已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谷瑞玉心里却感到万分悲哀。她没能如愿地赴前线劳军，更没有借劳军来冲淡她与张学良心中的芥蒂，既然如此她岂不是空跑了一趟山海关吗？   
    此时，山海关内外已经成了东北军的天下，大批从河北境内退下来的官兵都集中在这里，再加上吴佩孚军队的战俘也云集于此，山海关人满为患。谷瑞玉此时倒也充实，她不必再困守在天泰栈里饱受寂寞的折磨了，她每天和韩淑秀在一起，为慰劳军队而到处奔忙，笑容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只是她一旦闲暇下来，就为时时不见张学良而感到焦虑。   
    待到山海关内外的森森蒿草泛黄了，凛冽的北风也越刮越猛烈，严寒的冬天来了，大部分东北军已经撤回奉天，谷瑞玉还是没有等来张学良，她只得怏怏不乐地随郭松龄夫妇返回了奉天。   
    谷瑞玉多么希望能和张学良和好如初啊，她认为曾经发生的摩擦，就是因为他们的经常分离，才产生了彼此心理上的隔阂。张学良也觉得他与谷瑞玉感情的疏远，是戎马倥偬所至，他希望悄悄的修补这曾经出现了裂痕的感情纽带。   
    然而，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取胜后不久，张学良就被晋升为陆军中将，指挥着几乎东北军的全部精锐，在这种情况下，他更不可能沉醉在与谷瑞玉的柔情蜜意之中，就在两人的关系刚刚恢复不久，张学良的踪影在奉天又难以寻觅了。   
    难言的苦涩浸润了谷瑞玉的心，她苦闷万分......1927年，张学良突然奉父命挥师河南，和北伐军进行决战，谷瑞玉知道这次出征比从前更加艰苦，作战也更加激烈，她决定随张学良转战南北，誓死相伴。自从远征到河南地界以来，一路上可谓是腥风血雨，大大小小的战事谷瑞玉也经历了不少，她都咬牙熬过来了。虽然征战异常艰苦，但是，谷瑞玉却感受到这是她和张学良结识以来，夫妻感情最融洽的一段时光，战事的紧张与艰难，使她和他的心贴得很紧很紧。   
    在河南尽管条件艰苦，可是谷瑞玉觉得活得很开心，在军马倥偬中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生活在张学良的身边，她忽然觉得与他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张学良也把谷瑞玉当成了不可缺少的知己和伴侣，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战争中，谷瑞玉已成了他须臾不可分离的至友亲人了。“瑞玉，在河南你受苦了，到了保定，我一定好好地补偿你。”张学良是由衷地从心里说出这句话的。   
    虽然谷瑞玉和张学良已经共同生活了几个年头了，但是，像在河南出征时这样经常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见。从前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有时一年中也难得有几次相聚，而且即便聚在一起，张学良也大多忙碌于军政要务，很少和谷瑞玉朝夕相处。到了河南以后，一年来的军旅生活中张学良亲眼见到谷瑞玉为他吃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之苦，当他看到她在那女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里与自己苦苦厮守的时候，张学良从心里深深地感激她。但是，一年来的朝夕相对，也张学良发现了谷瑞玉性格的两面性，随着张学良对她的越来越放任，谷瑞玉身上的毛病也开始明显的显现出来。一旦她生活在一种较为安逸的环境里时，心底那不健康的思想就会渐渐显露出来，行迹也放肆起来，让张学良看不惯。   
    从北戴河返回保定后，张学良又将他的全部心思投入到对晋军阎锡山的战事中去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张学良挥师娘子关迎击阎锡山，谷瑞玉却再也不曾随军前往。这其中的原因谷瑞玉也难以说清。与其说是张学良不许她随军，不如说谷瑞玉已经厌倦了那无休止的鞍马征战，她对在大风大雨里随军出征的生活非但开始产生厌恶，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在出征邯郸期间，她竟然再也找不到当年在河南大雨中转移时的感情了。从前她天真的以为，越是环境好的时候，夫妻间的感情越会在安逸中产生恩爱，直到这次去邯郸随军，谷瑞玉才惊愕地意识到，患难中才可能产生男女的真挚之爱，而现在，由于她和张学良已经从从前那行军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所以，反倒再也不见了当年那想起来就怦然心动的情感。一种疏远的陌生感，在张学良和谷瑞玉之间不容怀疑地蔓延开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谷瑞玉痛心的感觉，她才在行军途中以生病为由，提前回到了保定。   
    回到保定以后，他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差异越来越多，谷瑞玉有时为一点小事不如愿就大发其火，甚至无端和张学良发生口角，有时两人一连几天都不想说话，那是因为张学良不希望继续和她吵嘴。随着张学良对她的迁就和忍让，谷瑞玉越来越顽固的表现自己，她甚至希望以张学良夫人的身份公开露面，希望和于凤至平起平坐。   
    一度火热起来的感情，随着不断的摩擦、口角和误解，变得疏远和冷漠起来。张学良惊愕地发现，从前谷瑞玉身上那种刻苦、温存和任劳任怨的美德，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孤傲和沉默。战争的困扰和长期深居简出的生活环境带给她的烦躁，已经让谷瑞玉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5、“金丝鸟”飞出笼去

    富丽堂皇的奉天经三路公馆，谷瑞玉度日如年。   
    在这里，谷瑞玉尽管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安逸与快乐，她衣食无虞，她可以对女佣男仆们颐指气使而无需看人脸色，看到他们俯首帖耳地唯唯是从，谷瑞玉开心地大笑。曾几时何，看惯别人脸色的她竟然可以给别人使脸色，谷瑞玉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做女主人的威严和快乐，但是，她无法忍受无边的寂寞。尽管张学良将经三路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同时他也再三保证一有空就来看她，可是，谷瑞玉不久就发现，张学良到她身边来的时间，少的可怜，整日包围她的，只是无边的寂寞，百无聊赖的她，只有听唱机消愁解闷，梨园登台的往事虽然大多暗含无限的辛酸，但谷瑞玉竟然又怀念起从前在舞台上自由自在唱戏的日子来。   
    侯门深似海，藏在金屋中的谷瑞玉象笼中的小鸟一般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她终于难以忍受这不知何时是尽头的幽居，她向张学良提出了回吉林的请求。出乎谷瑞玉的意料之外，不希望她在奉天抛头露面的张学良，却并不反对她去吉林探望二姐。   
    谷瑞玉再次来到长春，她心头涌起难言的感慨，当年她从天津初到东北时，就是在这里落脚的，虽然长春与繁华的奉天城简直无法相比，可是，谷瑞玉还是由衷地喜欢这里，一年多时间的离别，对她来说仿佛就像经历了半个世纪那么漫长和悠远。   
    谷瑞玉的郁郁寡欢没有瞒过二姐的眼睛，在二姐的追问下，谷瑞玉终于说出了此次来吉林的打算：她不想再回奉天了，她还想唱戏！   
    二姐大惊失色，她想不明白嫁入显赫张家的妹妹，怎么竟还会有这么愚蠢的念头？她惊愕地听着谷瑞玉将憋了一年多的心里话一股脑地倾泄出来：“我喜欢唱戏！从前我还没有体会到自己对唱戏的感情，可是经过这场婚姻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了唱戏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不论到任何时候，唱戏都是我的追求。离开了它我就是在奉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心情也不能愉快！”在来长春之前，谷瑞玉对重新下海的想法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可是自从到了长春，随二姐去戏楼听了一场戏以后，那早就潜伏于心的欲望，便蠢蠢欲动，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她一想起经三路小楼的苦闷生活，就越发向往舞台上那自由自在的表演，她泪眼凄迷地对着二姐大倒苦水：“我不是笼子里的金丝鸟，我是活生生的人啊！”   
    二姐万没有想到谷瑞玉心里会有这么苦，她同情妹妹的遭遇，但情知事关重大，她决不能由着谷瑞玉的性子乱来，她急急劝阻道：“瑞玉，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学良如夫人，莫非回到吉林来唱戏，反倒比在沈阳当张家的夫人好吗？这种政治人家的生活，你暂时过不惯，为什么不可以慢慢适应呢？”   
    谷瑞玉哭得越加悲恸，任凭二姐如何苦苦规劝，她却坚持留在长春，择日前往吉林重新组班子登台唱戏。   
    其实谷瑞玉心里清楚得很，重新登台只能解决一时的心情悒郁，是不能让她终身幸福的，但情急之中的她已顾不上那么多了，重新登台唱戏已经成了她最迫切的追求了，她宁愿付出代价。   
    恰在此时，吉林江城大戏院的马老板，刚好来到省城招聘名角，谷瑞玉便又一次来到了江城，重登舞台的海报刚在城里贴出，马上就全城轰动，戏迷们奔走相告：扮相秀美，唱腔清亮的花旦名伶谷瑞玉再回吉林登台！顷刻间江城大戏楼就人山人海，人潮汹涌，门票的价格也接连飙升，人人争睹销声匿迹一年多的一代名旦风采。   
    谷瑞玉又一次在吉林大红大紫，她虽有多时不曾唱戏，可一旦再次登台，她仍是如鱼得水、收放自如。她的扮相俏丽，风姿可人，刚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彩；她的唱腔更是让那些戏迷们听得如痴如醉，喝彩声接连不绝。四出戏唱下来，几乎场场爆满。戏楼外挤满了黑压压的戏迷人群，他们都连呼要见谷瑞玉一面。如此盛况在吉林城里绝无仅有，即便民国年间谭鑫培来此唱戏，也不曾出现如此的盛况。见此情景，谷瑞玉的心里像灌了蜜似的那般甜，唱得也更加卖力了。   
    第五日，过足了戏瘾的她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一出反串戏。虽然也是众戏迷耳熟能详的旧戏，可是因为有了谷瑞玉的出场，情况竟大大出人意料，谷瑞玉一改唱花旦的旧例，而一反常态得改串小生一角，让看惯了谷瑞玉花旦扮相的戏迷们，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为之一新。谷瑞玉美俏英俊的小生造型，竟博得了全场一致的掌声雷动、赞不绝口。   
    谷瑞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喜出望外的江城大戏院马老板命人在吉林遍贴海报，连连加演，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谷瑞玉的戏票已经告罄。然而，就在谷瑞玉踌躇满志的时候，周大文带着张学良的委托匆匆赶到了吉林，给执迷不悟的谷瑞玉敲响了警钟：“莫非谷小姐就忘记张大帅订下的约法三章了吗？”   
    周大文曾有恩于谷瑞玉，去年秋天她初到奉天时，就曾在周大文家一住月余，周大文一家对她关爱有加，所以，谷瑞玉也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倾诉衷肠，见周大文说得真诚率直，谷瑞玉眼圈一红，哽咽道：“周先生不说那约法三章倒也罢了，如若说起，我就不得不说明我为什么要来吉林。我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那约法三章实在太过分了，您想一想，我刚刚二十多岁，一个人长年累月独自住在经三路的公馆里，莫非我这一生就该在无边的寂寞中度过吗？”   
    周大文对谷瑞玉在沈阳的寂寞处境早已耳闻，也十分同情她的痛苦感受，他也曾数次私下里直言规劝，让张学良不妨多给谷瑞玉一点自由，但他并不赞成谷瑞玉以出来唱戏作为抗争的理由，他为谷瑞玉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谷小姐的处境当然值得同情，可是，大帅的话也不能不听。须知你如此胡来，非但传到大帅耳里他不会相容，只怕将来连汉卿也不能谅解，到那时，难道谷小姐要在外边唱一辈子戏不成？”   
    周大文的话入情入理，可固执的谷瑞玉仍是摇了摇头，说：“汉卿待我的好处，我当然心领。可是，现在让我回去，恐怕难以从命，一是我心绪茫然，对人生心灰意冷，从今往后，是否能再过从前的封闭生活，实在没有把握；二是即使我要回去，也必须在吉林把既定的剧目，一一唱完才行啊！”   
    周大文见谷瑞玉如此任性，深知自己虽受张学良的委托而来，但毕竟不能强求谷瑞玉改变主意，他语意坚决地最后劝道：“谷小姐，如你还想回到汉卿身边生活，那么当务之急，就是马上中止唱戏。如果谷小姐继续一意孤行，你和汉卿就永远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谷小姐请好自为之吧！”   
    周大文最后的规劝使谷瑞玉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震惊地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一个可怕的分界岭上了，她必须尽快作出最后的抉择。自从来到吉林后，这还是她第一次静下心认真考虑今后的何去何从，她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如若自己继续在吉林滞留下去的话，真的将会永远失去心爱的人，想到此，谷瑞玉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和张学良相恋是她的幸运，虽然这种幸运给她带来的决不是从前设想的幸福，但是，如果失掉了张学良，她肯定会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的。   
    谷瑞玉最后还是接受了周大文的劝告。然而，她心里是痛苦莫名的，她不否认自己在心灵深处是深深爱着张学良的，可是，让她完全割断与梨园舞台的感情，也未免太残忍了。她是那么热爱京评两个剧种，这至诚的感情，是她在毅然离开奉天时才体察到的。现在，她虽然在周大文的劝告下权衡利害，不得不悬崖勒马，然而在她心里，仍然不能淡忘自己为之倾注无数汗水与真情的舞台！   
    谷瑞玉解除了和江城大戏院的演出合同，但她也并不想立刻回到奉天，她留在了长春，独自沉浸在梨园舞台的自我陶醉中，每天早上，谷瑞玉仍会去长春城外的无人处练声，只要一听说戏院上演新戏，她都要二姐陪她去看，一场连着一场，好像多年不曾接触戏剧般的兴奋和新奇。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6、苦尽甘未来

    乍闻公公张作霖在皇姑屯爆炸事件中丧生的噩耗时，谷瑞玉心里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她第一个感觉就是张作霖死得太突然，太暴烈了，正因为此，那种他生前对自己的种种冷漠、蔑视，以及拼命压制所积下的仇恨，才可能全都在胸臆间逐渐化解了。   
    拂去了张作霖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后，谷瑞玉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有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终于熬过来了的解脱感。她知道从现在开始，她再也不必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做人了，张作霖的猝然逝世使张学良极有可能成为张家惟一的继承人，而她谷瑞玉，也极有可能成为张家另一位公开的夫人！苦尽甘来，总算老天有眼，命运垂青于她，想到这里，谷瑞玉心里仿佛洞开了一扇镜子，心花怒放。   
    再也不必在张作霖的威压下，战战兢兢，胆胆怯怯了，谷瑞玉只和张作霖见过一面，那一面，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都是一阵心悸。那是在1926年的冬天，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当时，于凤至仍住在奉天，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少奶奶，她有众多的家务事要处理，无法前往北京参加那些为张作霖即将登上最高政坛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谷瑞玉才得以出席在居仁堂举行的晚宴，并且见到了一直控制着她的生活，却一直不曾谋面的公公张作霖。   
    那次晚宴是谷瑞玉第一次的公开露面，她以张学良如夫人的身份坐在侧席上。在璀璨明亮的灯光下，谷瑞玉远远瞟着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张作霖，心里暗暗生出几分怯意。她虽然从来不曾得见这位严厉的公公，但却一直在公公为她订下的约法三章下寸步难行，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公公心存敬畏。这一次，她多年的忍让、顺从终于得到了偿还：能在这样的高层宴会上公开露面，虽然还只能作个不为人所注目的陪客，但谷瑞玉毕竟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她心满意足了。她的突然露面，还在北京上层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尤其是新闻界，对于多年来深居简出的谷瑞玉更是因为首次发现，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加以报道，刊登她的照片，并首次冠以“张学良如夫人”的称谓。谷瑞玉有些陶醉，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大家族中，已经渐渐有了一些实际的地位了。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谷瑞玉在那些高官贵妇面前仍不敢过于声张，她克制着心里强烈的表现欲，坚持坐在宴会厅一隅的阴影里，尽量不引人注目。灯红酒绿、杯觥交错中，谷瑞玉羡慕地看着杨宇霆的三姨太，在众人面前起身向傲坐在首席上的张作霖等要人敬酒、开玩笑、谈笑风生，谷瑞玉感到自卑和怯懦，这更使她装出一幅自珍自重的傲态观望着其他女宾在席间周旋应酬。   
    谷瑞玉的低调和沉默，还是没有逃过张作霖的眼睛，她首次出席宴会，就被她那严厉的公公发现了。张作霖感到很纳闷，角落里这个如此眼生而又生得异常娇艳俏美的女眷，是何许人呢？但张作霖没好意思探问，一旁的杨宇霆看出了端倪，故意凑上前跟张作霖说：“那不是汉卿的如夫人谷小姐吗？”   
    “什么，是她？”张作霖当场就怔住了。   
    杨宇霆不依不饶，当众取笑张作霖道：“大帅真是贵人多忘事，连自己家里的人也认不全了？”   
    张作霖对谷瑞玉违抗她的约法三章，公然出现在公众场合，已有不悦，再受此奚落，心中更是恼恨，回到顺承王府后，他马上把张学良叫来，严肃地告诫道：“汉卿，今后凡是任何正式的场合，一律不准她再出现。一个戏子，不但我的面子上不好，对你的前程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张学良想辩解，张作霖用手势制止了他，叮嘱道：“汉卿，男人要以江山社稷为重，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父亲的话从来都是不容置疑的，张学良惟有应允。没过几天，谷瑞玉就被送回了天津。   
    在津门英租界的小洋房里，谷瑞玉从此闭门不出。想起中南海居仁堂的难堪一幕，谷瑞玉心里就感到憋闷，对张作霖的怨恨也油然而生。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把胸臆中的积郁和痛楚都宣泄一空，可是，哭泣又有什么用呢，根本解决不了她在张家的这种被动局面。   
    不过，往事终究都烟消云散了，如今，谷瑞玉再也不必惧怕公公张作霖了，她可以堂而皇之地前去北京中南海了。“汉卿，现在大帅故去了，他生前强加在我头上的那个约法三章，也该取消了吧。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汉卿，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帅府去呀？”谷瑞玉迫不及待地向张学良提出了这个酝酿良久的要求。   
    张学良没想到谷瑞玉会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就提出这个让他甚感为难的请求，他忍住气说：“瑞玉，你让我好伤心啊！”   
    谷瑞玉眼泪汪汪地望着张学良，“当初在吉林时，你不是说过迟早有一天会给我夫人的名份吗？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张学良窘迫而尴尬，自知理亏的他只有低头不语。   
    谷瑞玉不肯放过这个据理力争的好机会，多年来期盼的出头之日触手可及，她怎能半途而废，她振振有辞道：“大帅在世的时候，我理解你的处境，知道你即便心里疼爱我，也无法改变现状。那时我不是毫无怨言地遵守约法三章了吗？可是现在，你已经成了执掌东北军政的第一把手，在大帅府，你也可以一言九鼎，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谷瑞玉的命运，莫非你到现在还要我信守那约法三章？！”   
    谷瑞玉的得理不饶人勾起了张学良的腾腾怒火，他恼恨她的步步进逼，让他无路可退，他忿忿地看了谷瑞玉一眼，说不出话来。   
    谷瑞玉仍在得寸进尺，“汉卿，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张家的地位，连一个女佣也不如。我非但不能进大帅府，不能外出看戏，甚至到街上走一走，也要瞻前顾后，胆战心惊。是我人品不端，还是我才貌欠缺，都不是！就因为有了那个可恶的约法三章！汉卿，现在是该你替我主持公道的时候了！”   
    张学良被逼得忍无可忍，他腾得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大吼道：“住口！我告诉你，父亲他虽然不在了，但他说过的话在我们张家永远有效！你听明白了，他当年给你的约法三章，从前，现在，将来都是有效的！”   
    谷瑞玉怔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的翻身机会，就这样被张学良一句话打入了冷宫，忽然之间，她万念俱灰，颓然跌坐在沙发上，掩面痛哭。张学良见状，心有不忍，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但谷瑞玉没完没了的哭泣，又搅得他心烦意冷，索性走了开去。那天晚上，谷瑞玉和张学良之间的紧张气氛，一触即燃，谁也不肯先服输，谁都在期待着对方的让步，两人都在苦苦思索说服对方的理由。经过一夜的权衡，谷瑞玉决定豁出去了，无论如何这次一定要把话说明白，她再也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忍耐下去了。   
    第二天，谷瑞玉旧话重提：“汉卿，从前我敬重你是个敢作敢当、说话算话的磊落男儿，我知道，你说过的话，你一定会做到。所以，我相信你，这么多年来，我也从来没有逼过你，可是，你要记得，当初你是对我有过承诺的呀！现在你已经有条件履行你的承诺了，为什么我还不能回帅府去住呢？”   
    张学良没料到谷瑞玉会单刀直入，又提起昨日不愉快的话题，他强忍住心中腾腾升起的怒气，努力保持着和缓的嗓音，说道：“瑞玉，你住在经三路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到帅府去呢？”   
    张学良不说还好，一说谷瑞玉的火也腾得上来了，她显然昨夜对此事已经打定主意，此刻见张学良态度依然，她哪里肯依，索性耍起性子，赌气道：“别人住得，我为什么就住不得呢？”   
    “瑞玉，你太过分了！”张学良再也忍耐不住怒火，厉声道，“不错，我是对你有过许诺，可是，现在你已经有了名份，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呢？回大帅府，也不是说行就行的事，你也总得容我考虑考虑，现在大帅尸骨未寒，东三省的军政大事，哪一件不要我亲力亲为，你为什么变得这么不通情达理呢？”抛下这番话后，张学良不再搭理谷瑞玉，一甩手，愤愤地走了。   
    谷瑞玉失望至极，委屈的泪水顺着脸颊簌簌地流淌，她实在不愿意相信，自己走进帅府名正言顺作如夫人的幻想，竟是被心爱的丈夫给强制地断送了。先前张作霖活着时，对她百般压制，谷瑞玉都没有这般伤心，因为那时她毕竟还怀着希望——总有一天，她会堂堂正正、昂首挺胸地走进大帅府的，为了这一天，她吃多少苦，都认了，而如今，她以为苦尽甘来，谁知却仍是遥遥无期，难道这些年的随军之苦都白吃了吗？莫非连点真正的感情都换不到吗？   
    谷瑞玉的心在慢慢地变冷。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7、被人利用的如夫人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轻盈地驶进小河沿杨府，“啊哈，如夫人驾到了！”随着一声娇呼，杨宇霆的三姨太娉娉婷婷地从杨宅里走出来，亲自站到中门迎接。车门无声地打开，从车上下来的正是仪态万方的谷瑞玉。   
    走进杨宅的谷瑞玉，有一股胜券在握的自豪感，连赫赫有名、八面威风的东北政界要人杨宇霆，居然也礼贤下士地等候在客厅的门前，迎接一位从前在东北唱过戏，后来又在奉天经三路长期过隐居生活的如夫人！这对谷瑞玉来说，简直是个意想不到的殊荣，更让她感到自豪的是，对于凤至不理不睬的杨家三姨太，居然对她百般阿谀，甚至还主动上门要和她换帖子结拜姐妹，这不能不让冷居多年的谷瑞玉受宠若惊。谷瑞玉清楚地知道，就是这位三姨太，不久前曾将于凤至主动送上门去的一张庚贴无情地退了回去，三姨太此举，在谷瑞玉看来是为她出了一口恶气，每想到此，她就暗自得意，同时也由衷地感激杨宇霆和三姨太的青眼有加。   
    在杨宇霆和三姨太的恭维奉承下，谷瑞玉不禁有点飘飘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已经可以和于凤至比个高低了，不是连奉天官场资历最老的杨宇霆也这样说吗：“在我们看来，能真正代表汉卿出面到外边交际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你谷小姐呀！你才是张家的有功之人嘛！”   
    谷瑞玉开始积极改变自己多年辛辛苦苦做随军夫人的窘境，随意出入在奉天的各种娱乐场所，跟着张学良频频出席各种官方的宴会和舞会，从前一直处于隐居状态的谷瑞玉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羡慕多年的官场。可是，就在谷瑞玉准备自由自在享受她苦苦争得的自由时，张学良忽然一反常态，不辞而别地住进了空旷无人的北陵别墅，让谷瑞玉恼火不已，她想起杨宇霆和三姨太的托付，恨不能立刻找到张学良。   
    “瑞玉，现在常荫槐想当黑龙江的督办和省长，可是有人说汉卿却想任用万福麟。邻葛（杨宇霆字）是常荫槐多年的朋友，替他在汉卿面前进言几次，汉卿也不肯答应。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求你来帮这个忙了，因为只有你现在还可以在汉卿面前说得上话。二妹，此事就拜托你了，只要你开口，相信汉卿无论如何也会给面子的。”三姨太的话又浮上谷瑞玉的心头，想到杨宇霆这样德高望重的东北高官，竟然也透过三姨太向她求助了，谷瑞玉心里顿时泛起一股自负和自傲，她急着要尽快见到张学良，然后才能办成三姨太交办的事情。谷瑞玉自信凭她和张学良多年的感情，只要在他面前略进一言，张学良决不会拒绝的。想到事情办成后杨宇霆和三姨太的感激之情，谷瑞玉不禁莞尔一笑。   
    张学良已经得知谷瑞玉和杨宇霆三姨太结拜的事，他感到杨家三姨太对谷瑞玉的热情巴结有些蹊跷，谷瑞玉和杨家的往来也大大对己不利，他之所以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急急地赶回经三路，就是要劝阻谷瑞玉以后不要再和杨家来往。谁知没等他把话讲完，谷瑞玉早就固执地偏过脸去，将脊梁对着张学良冷冷地说：“看来我在张家不但没有名份和地位，就连交友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说着，就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   
    张学良最见不得她的眼泪，急忙拿出手帕为谷瑞玉拭泪，一边又好言相劝道：“瑞玉，不是我不允许你和杨家三姨太来往，我是担心你不了解东北政坛上的明争暗斗，成了别人利用的牺牲品。你知不知道，三姨太不肯和凤至来往，是担心他们的行踪被我所知；可是她主动和你结拜姐妹，则是希望通过你来掌握我的行踪啊。我是担心你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被别人利用啊！你想一想，三姨太对你说过什么没有？她是不是特别关心我对东北大政方针的决策和人事安排？”   
    张学良的一语中的，吓得谷瑞玉收回了眼泪，她连忙摇头否认，“不，不，汉卿，三姨太从没有向我打听过你的事情，更不关心军政大事。她只求我在你面前说说常荫槐的事，她说常荫槐想当黑龙江省督军，也是想为你张汉卿主政出力啊！”   
    果然不出张学良所料，三姨太已经暗中开始利用谷瑞玉为杨宇霆的夺权出力了，想到近日多次到大帅府纠缠不休的常荫槐和杨宇霆，张学良心里积郁的怒火越烧越旺，他一把推开谷瑞玉，怒道：“还说三姨太不关心军政大事，那她让你劝我给常荫槐官职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军政大事啊！好险啊，瑞玉，你实在太不懂事了，如果你继续和三姨太搅在一起的话，我的身边可真的是越来越不安全了！”   
    谷瑞玉被张学良的愤怒吓住了，她惊甫未定地望着暴跳如雷的张学良，喃喃地说：“我只是想替三姨太做点事情。既然你不答应，我就不说了。”   
    这件事以后，谷瑞玉收敛了许多，她深知张学良已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她心里很清楚，不管张学良对她多么关爱，多么怜惜和珍重，可是只要涉及哪怕一点点有关东北军政的事情，他就会突然变脸，勃然大怒。然而谷瑞玉却偏偏喜欢关心那些东北政坛上的大事，与其说是谷瑞玉对军政上层的事情感兴趣，还不如说这是她多年前就希望有一天能冠冕堂皇跻身上流社会的思想在作祟。   
    张学良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知道谷瑞玉所以对他的多次劝阻视若耳旁风，绝非她对东北政界的斗争一无所知，也不是看不透杨宇霆暗中窥权谋私的野心，谷瑞玉是由于他在张作霖死后重申那个约法三章，才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学良越是戒备杨宇霆，谷瑞玉越是希望和杨家三姨太接触，她当然不是想参与杨宇霆对张学良的阴谋篡权，而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消极对抗。   
    正如张学良所分析的那样，谷瑞玉也看出了杨宇霆并不像当初结识时那么忠厚质朴，三姨太虽然对她亲昵有加，但是她也发现这个精明的女人，在与她相处的时候往往暗藏着让人无法猜度的心机，谷瑞玉在心里已经暗暗警惕杨家了，但在行动上，她又往往身不由己，她从心里对张学良的叮嘱产生了反感。   
    谷瑞玉从前对张学良是那么言听计从，在吉林如此，在天津和保定如此，就是回到奉天初期的她也仍然不敢不听张学良的任何忠告。可是，自从张学良再次向她重申了那个让他深恶痛绝的约法三章后，谷瑞玉的心忽然就变冷了，她的心里时时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在作祟，她暗暗挑衅：“你越是反对我到杨家去，我就偏偏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8、缘尽时分

    张学良很兴奋。   
    盛大的三军阅兵式圆满成功，想起刚才北大营阅兵场上戎装齐整、礼炮轰鸣、三军威严的一幕，张学良不禁得意万分。此次北大营的公开阅兵，是他实现东三省易帜后又一举措。他一改父亲张作霖在世时士气沉闷的旧习，大张旗鼓地在北大营举行隆重阅兵，向中外人士展示了东北军的军威和军容。   
    此时，在奉天交际处的宽敞大厅里，张学良正在依桌敬酒，向那些远道而来的中外贵宾表示感谢，整个宴客大厅里一片欢声笑语，杯觥交错。   
    就在张学良为他的政治抱负踌躇满志的时候，谷瑞玉却在为如何规劝他而绞尽脑汁。她在想，她如何把昨天在杨宇霆家里听到的那些刺耳忠言，都一一转告张学良呢？在昨天杨宇霆家宴的席间，常荫槐等几位官员当着她的面，非议着次日将要举行的阅兵仪式，谷瑞玉如坐针毡般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不知为什么，她竟对那些反对张学良的非议不但没有任何反感，而且感到常荫槐等人的议论也不无道理。她觉得他们说得对，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张学良把东三省的军队统统交给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而成为千人所骂、万人所指的罪人！虽然谷瑞玉与张学良隔阂已深，感情多日来一直处于无法交流沟通的窘境，可是，谷瑞玉仍想找他最后交谈一次，她不能在他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对他可能发生的重大失误袖手旁观，她必须要尽到夫人的责任！   
    抱着这样的信念，谷瑞玉来到了交际处的接待室。“汉卿，本来我不想再过问你的事了，可是，谁让我们相好一场呢？”谷瑞玉似乎仍在考虑她该不该对张学良进行规劝。   
    “瑞玉，有话，你就直说吧。”   
    “汉卿，有人说，阅兵就等于向南京政府投降，是真的吗？”谷瑞玉晶亮的眸子定定地凝视着张学良那显得有点陌生的脸，她发现，她的话显然刺伤了张学良的心。   
    “瑞玉，你......”张学良万没有想到多日不见的谷瑞玉气喘吁吁地找到这里来，一开口就问起当前最敏感的事情，他心里一惊，按耐不住怒火，挥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声音里有明显的不满和恼怒，“难道你忘记我对你说过的话了吗？女人家是不得参政的。”   
    “不，汉卿，你再也不能用那些陈旧的礼法约束我了！”被这句话激起了满腔激愤的谷瑞玉完全抛开了刚来时的顾虑，恨不得一吐为快，她激动得胸口起伏，急切地向张学良表白心迹，说：“汉卿，我是为了你好，才跑到这里来的。我的话就真的不值得你听一听吗？”   
    谷瑞玉不给张学良说话的机会，抢着往下说：“现在有好多人在看你的笑话，他们对你的阅兵愤恨至极。有人说你是先大帅的败家子，有人甚至说你是在拿东三省的地盘，到南京换取个人官爵利禄的罪人！”   
    张学良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忽然，他一把揪住谷瑞玉的衣襟，厉声追问道：“瑞玉，你给我说清楚，你所说的有人在说，那个人是谁？是不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你说，是不是他们？你说呀！”此时的张学良怒火中烧，他控制不住地抓着谷瑞玉拼命地摇晃。   
    谷瑞玉一把挣脱开张学良，说：“汉卿，你不要管是谁在说。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是，东北军绝对不能归南京指挥，那可是先大帅的心血所在啊，汉卿，你一定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好自己啊，否则的话，......”   
    “啪！”一记清脆的耳光落在了谷瑞玉的脸上。几秒钟前还振振有辞的激愤声音嘎然而止，谷瑞玉仿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似的，怔怔的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好久，又好似不相信似的抬起手来，捂住了半边已发红发胀的左腮，泪水这才汹涌而至。这是怎么了？自从吉林相识以来，多少岁月过去了，他们也有过无数次的争吵、斗气，可是，即便在他们感情发生危机的时候，张学良也从未动手打过她，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是在做梦吗？眼前的这个人，还是从前那个爱她、疼她、宠她的张学良吗？   
    “瑞玉，我......”张学良自己也愣住了，他不相信自己刚才动手打了人，打了自己心爱的如夫人，然而，他发麻的手提醒他这是真的！张学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虽然十年的光阴中他与她时有口角摩擦，但是，他从来不肯对谷瑞玉恶语相加，更不用说动手打人了。尽管对谷瑞玉越来越偏离的人生轨道感到气愤和痛惜，尽管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可是，张学良始终在心里安慰自己说：“没什么，瑞玉她只是任性而已，过段时间她就会改过来的。”面对谷瑞玉的疏远，他也曾想方设法加以弥补，他派于凤至去经三路请她回帅府居住，不就是最大的让步了吗？然而，他没有想到任性的谷瑞玉竟然一口回绝了。现在，她又居然为杨宇霆等人反对全国统一大计充当起说客来了。当张学良意识到谷瑞玉今日之举已在明显地干预他的军政大计时，一时的冲动使他不顾一切后果地朝她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清脆的撞击声让他立刻清醒了过来，张学良感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喃喃地说：“瑞玉，你听我说......”   
    话未说完，谷瑞玉已经夺门而出，临出门前，谷瑞玉猛地一个转身，留给张学良最后一个恨恨的凝视，那目光中，有着下定决心后的毅然决然......   
    缘已尽......

第七章 鲜为人知的随军夫人谷瑞玉9、新“约法三章”

    谷瑞玉留下了一封信，不辞而别。   
    人去楼空的经三路公馆里，张学良怅然若失。“我渐渐发现我在你的事业中，原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你艰难时的同行者、高兴时的同乐人而已。”捧着谷瑞玉的信，张学良百感交集。   
    他的脑际浮现出她那含羞带笑的大眼睛，他又想起了他们初识时的情景，他想起：第一次直奉大战时，谷瑞玉在杨柳青前线指挥部遭到他的训斥而不肯落泪的倔犟；霸桥一战，兵败如山倒，眼望着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的东北军，悲痛欲绝的他忽然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是谷瑞玉悲哭一声，猛地扑将上去，紧紧抓住他的手，跪倒在地上，苦苦哭求；在他受命平息郭松龄反奉，赴秦皇岛的兵舰上，谷瑞玉为他把盏，他酒醉摔杯子，溅得她满身酒渍；在经三路公馆里，谷瑞玉倚门苦盼，见到他时绽放的如花笑靥......   
    谷瑞玉是他人生刚起步的时候结识的红颜知己，也是他在仕途上遭遇困难最多的时候追随自己南征北战的随军夫人，然而，这一切，俱往矣......   
    1930年1月中旬，平津卫戎司令于学忠的官邸里，从北平行营匆匆赶来天津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平静地宣布，他要在此与谷瑞玉女士举行离婚仪式。对于所有应邀而来的旧部将领们来说，这是个突然的消息，也是个尴尬的场面。面对众部将形形色色的探询的目光，张学良神色凝重地向众人一拱手，语意坚定地说：“君子无戏言。事情既已如此，我和谷瑞玉女士的姻缘，就只能到此为止，再无重新和好的余地了。请诸位不必再劝为好！”   
    窗外风雪呼啸，天地一片混沌，张学良仰望着铅灰色的天空，忽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眼前，竟浮现出当年他统率千军在边陲疆场上冒雪出征的情景，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他率领的千军万马中，只有一位随军女子，她身披鹤氅，英姿飒爽，骑坐在一匹雪白大马上，逆风前进，她就是谷瑞玉！恍若昨日！张学良不禁满腹悲酸，愁肠百结。   
    “瑞玉”，张学良在心底轻轻呼唤着这个名字。“副司令，谷瑞玉女士已到，请您到楼下，参加仪式吧。”于学忠上前报告。   
    张学良走向了楼梯口，与刚好走进楼下大厅的谷瑞玉迎面相逢，刹那间两人的目光对峙着，楼上楼下一片寂静，仿佛听得到彼此的心跳。“我......我不想再见到她了！”张学良忽然一甩袖子，转身又回到了楼上。他拿出一份早已备好的文件，递到于学忠的手里，说道：“请谷瑞玉女士过目。只要她答应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其它一切条件，我张汉卿都可以应允。”   
    只见纸笺上写着：   
    一、 离异以后，谷瑞玉女士不得利用张学良的名义；   
    二、 不得为娼；   
    三、 任凭改嫁。   
    于学忠不敢再问，拿着文件，转身快步下楼去了。不大一会儿，“副总司令”，于学忠   
    伫立在门口说，“谷瑞玉女士完全同意您提出的三个要求。她••••••”   
    张学良用颤抖的手，接过那份谷瑞玉亲笔签名的文件，半晌才问道：“她......她的条件是......？”   
    “谷瑞玉女士别无所求，只请副总司令将英租界上那幢楼房留给她居住。......”   
    “可以，请转告谷瑞玉女士，英租界上那幢小洋楼，从此产权归她所有。”张学良浓眉舒展，忽然将手一挥，吩咐于学忠道：“还有，为酬答谷瑞玉当年的随军之劳，告诉东北边业银行一次性付给她大洋十万，以作她日后的生活之资！”   
    离婚后，谷瑞玉独自一人住在天津的小洋楼里，因为没有儿女，她的卧室床上一直放着从天津天后宫抱来的泥娃娃，她寂寞地生活着，和张学良的弟弟学铭、妹妹怀英、怀卿偶有往来。张学良赠送给她的那笔巨款，本来即使坐吃也够养老了，但谷瑞玉听信人言，将这笔钱悉数拿出，托人去做生意，不到几年生意受骗，本钱全部赔光，给她的刺激很大。“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对她的打击更大，不久她便突发脑溢血中风，说话不清，半身不遂，靠变卖首饰为生，最后连房子也卖掉了。后来赖以生存的几盒项链、戒指又被人偷走，遭此致命打击，病逝加重，终于病逝。死时的谷瑞玉，债台高筑，举丧惟艰，张学铭代替幽禁中的长兄为她料理了丧葬。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1、一荻家世

    被张学良爱称为“小妹”的赵一荻，半个多世纪来，与张学良患难与共，甘苦倍尝，他们之间的爱情，真算得上是人间难得的佳缘。多年来，赵一荻默默为张学良所作出的牺牲，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赵一荻祖籍浙江兰溪，兰溪市灵洞乡的洞源村，就是她的祖、父、伯、叔们出生成长的故乡。   
    据《南阳赵氏宗谱》记载，南阳赵氏的第一代始祖是赵抃，字阅道，北宋时西安人（今浙江衢州），官居殿中侍御史，刚正立朝，举贤不斥布衣，弹劾不避权贵，时称“铁面御史”；出至成都时，仅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清廉，声誉卓著，当时与包拯齐名，死后谥名清献公。   
    天下凡赵姓者皆祖天水郡，而兰溪赵氏为什么却独祖南阳郡呢？那是因为赵抃的儿子赵、赵屼在创修赵氏宗谱时，不敢与赵宋王朝的“天子”同祖，怕犯忌讳，乃另树一帜，独立宗祠，改称“南阳赵氏”。富有盛名的文彦博、苏轼等人，于宋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分为为这部《南阳赵氏宗谱》作序，叙述赵氏宗族渊源，赞颂赵氏门第家风。之后每隔数十年续修一次，历代承继不断。   
    赵抃的七世孙赵景文，官兰溪主薄，父母随养，终葬于兰溪，这就是兰溪赵氏，也就是赵一荻家族的兰溪始祖。赵氏后代在兰溪修建家庙，遂以赵景文为始祖；为追思本源，又立亭于县治天福山之颠，以祀南阳赵氏始祖赵抃，配祀赵景文的父亲赵祎府，名曰望衢亭。又因赵抃在世时，每日所为之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故又名告天台。   
    赵一荻的曾祖父赵树人，原名树容，字计年，号寅生，清监生，在《宗谱》中排行字目为绣一千九百八十一；祖父赵定鳌，在兄弟六人中居第四，字冠山，号鲤门，清监生，排行为纹一千九百五十四，生三子一女，三子为庆寿、庆华、庆荣。   
    赵一荻的父亲赵庆华，在北洋政府时期，历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在梁士诒任国务总理时，赵庆华又官至交通部次长，并曾任交通银行经理、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一生为官清廉，名声颇佳。当时，赵家是名闻津门的达官显宦之家。   
    赵庆华先后娶了两房太太，共育有六子四女。1912年初夏，赵一荻诞生于香港，当时正值早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东方天幕出现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瞬间彩霞便布满整个天际，一片吉祥之兆。母亲为细皮粉嫩的小女儿起了个乳名叫香笙，取纪念在香港出生之意，家人后昵称她香香。父亲喜得千金，高兴之余，又看到窗外东方海天交接处的景观如织锦一般华美绮丽，心有所动，欣然为女儿起名绮霞。绮霞在家中排行最末，上有六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因她在姐妹中排行老四，所以家里人有时也称她为四小姐，外人则称她赵四小姐。   
    不久，小绮霞随父亲来到了天津，就读于天津浙江小学和中西女校，取英文名字Edith，一荻是译音，因此，又名赵一荻。   
    二十年代的天津，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很近，朝发午至；又是大商埠，市面繁荣，还有许多中国政府管不着的外国租界，这些便利条件，使天津成为达官显要的一处居留地，京师的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纷纷跑到这里来安设住所，豪宅之前，车马盈门，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上流社会。   
    赵一荻长到十五六岁，出落得亭亭玉立，眉如柳叶，明眸皓齿，白里透红的面颊上，嵌着两个淡淡的酒窝。正值青春妙龄的她，在中西女中受当时革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放。赵一荻不仅学会琴棋书画，还懂得以桥牌、网球、华尔兹舞做交际本领。她的性格、气质和一般的少女不同，既有大家闺秀的雍容华贵，又不失小家碧玉的精明细致。她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读书，尤其对新文学作品特别偏爱。在天津这个得风气之先的繁华都市里，赵一荻如鱼得水。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2、一舞钟情

    二十年代的天津，因为达官显要的聚集，无形之中形成了不少交际和娱乐的中心，蔡公馆和大华饭店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交际场所。   
    蔡公馆的主人蔡先生是张学良三弟学曾的岳丈，他曾经在德国留学多年，满身的西洋派头。他仿效西欧的风尚，经常在公馆里举办舞会，放映电影，邀请天津世家子弟参加玩乐。他举办的舞会，不但排场，而且洋味十足，当时时髦的官宦子弟皆蜂拥而至、趋之若骛，就连寓居天津的军阀政客、达官贵人也以能参加蔡公馆的舞会为荣。   
    大华饭店更是闻名遐尔，饭店总经理正是赵一荻的大哥赵道生，同时，他也是张学良的密友。   
    1926年春，一荻的姐姐赵二、赵三已届成年，开始参加社交活动，频繁出入各种交际场所。其时一荻年方十六，豆蔻年华，出于好奇，常随姐姐们前往观看。那时，经常到蔡公馆、大华饭店参加娱乐活动的有一荻的六哥赵燕生、朱启衿的公子朱海北和小姐朱洛筠，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曾、汤国祯、朱光沐等人也是常客，偶尔，张学良也会前往参加。   
    张学良对赵一荻早已闻其大名，只是无缘相见。一荻的大姐夫冯武越曾做过张学良的法文秘书，是少帅的挚友和高级幕僚。张学良曾委托冯武越在天津创办《北洋画报》，他本人不仅给予大力资助，而且闲暇时还常写些小诗，以化名在画报上发表。由于这层关系，一荻的大姐绛雪对张学良的家世有比较深的了解，对少帅的翩翩风采也屡有提及。《北洋画报》的封面，每期都要选登一帧名门闺秀的佳照，赵一荻的芳影也曾出现于此。张学良对一荻的佳照很是欣赏，得知是冯武越的妻妹，便很想结识这位年轻貌美的小姐。   
    这天，赵一荻又随着两个姐姐来到了大华饭店跳舞。入夜的大华饭店灯火通明，悠扬的舞曲若有若无，一对对舞伴在偌大的舞池中翩然起舞。赵氏姐妹翩翩步入舞厅左侧的休息室，只见哥哥赵道生正在同一位年轻的军官热烈交谈。见到三姐妹进来，赵道生连忙起身，指着她们介绍说：“张将军，请认识一下，这三位是我的胞妹。”然后，赵道生又以敬佩的口吻对三个妹妹说道：“张将军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微笑着逐一同一荻姐妹握手寒暄，彬彬有礼地说：“很高兴结识三位。”   
    赵道生做了个请的手势，“张将军，请坐下叙话。”张学良落座后，一荻姐妹也各自坐下。赵道生看了张学良一眼，满怀敬意地告诉三位妹妹：“张将军很喜欢跳舞，舞技很高超呦，你们能结识这样一位舞伴，实在是太荣幸了。”   
    大家说说笑笑，其乐晏晏。短暂的交谈后，张学良注意到，赵氏三姐妹虽属一母同胞，但风度气质却大相径庭。赵二、赵三衣着花枝招展，妖艳有余而雅致不足，给人一种轻佻放荡、矫揉造作之感。赵四则完全不同，她不施粉黛，淡妆素裹，别有一番自然的美感，不光如此，张学良还发现这位四小姐天生丽质，真人比画报上的玉照要美丽得多。那清丽娇柔的容颜，那黝黑深陷的大眼睛，那一头乌云般的秀发，闪着黑亮的光彩，那迷人的袅袅婷婷的身材，特别是那明显还带着孩子气的天真和淳朴，让阅人无数的张学良心灵深处蓦得涌起一股浓烈的爱慕之情。   
    正说笑间，忽然有人来请赵道生去接电话，赵道生起身，抱歉地对张学良说声“失陪了”，便匆匆走了。此时，舞厅那边音乐奏起，赵二、赵三跳舞心切，来不及向张学良告辞便起身奔向舞厅，室内只剩下了赵一荻和张学良。   
    赵一荻的心顿时怦怦地狂跳起来，寥寥数语，赵一荻对张学良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她觉得张学良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英武和潇洒，眉宇间勃发的英气，眼睛的炯炯有神，让初见他的人感受到一种超人的睿智。特别让一荻吃惊的是张学良虽为军人，身上却丝毫没有武夫常见的粗野之气，他彬彬有礼，谈吐不俗，在陌生姑娘面前显得持重而严峻，一荻发现，军人的干练与文人的儒雅完美地集于张学良身上，真的就如大姐所说的是翩翩少帅。想到此，赵一荻羞怯地低下头去。   
    张学良一时也无言，为了打破沉默，他站起来，主动伸出手来：“四小姐，我能认识你，深感荣幸，请你跳舞可以吗？”   
    赵一荻欣然接受少帅的邀请，在悠扬的华尔兹舞曲中，张学良轻轻挽住赵一荻的蜂腰，两人随着乐曲旋律翩翩起舞。一个英姿飒爽，一个豆蔻年华，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人一见钟情，相互爱慕，从此结为密友。   
    一荻与少帅相识后，两人的友谊飞速发展，除在大华饭店和蔡公馆等高级娱乐场所翩翩起舞之外，他俩还常到西山碧玉寺旁的香山饭店高尔夫球场打球。当时的香山饭店是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开的。张学良一有闲暇时间，就约赵一荻见面。他们还常常一同去打网球或去幽静的林中散步畅谈。一荻是张学良很好的球友和聊友。   
    酷暑来临时，天津诸多家眷子女多去北戴河避暑，张学良和赵一荻又在北戴河浴场相会了。赵四小姐和哥哥姐姐们住在“必其饭店”二楼，张学良住在有世交之谊的张五爷的一幢小楼里。每天，张学良都会到必其饭店和赵一荻兄妹谈天闲话，经常一同前往海滨泳场进行海水浴。那清澈碧蓝的海水，那飘动着片片白云的天空，那宽阔平展的金色沙滩，在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两颗炽热的心心心相印，沉浸在北戴河浴场的爱海里......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3、赵四失踪

    1929年3月，张学良按捺不住对赵一荻的思念之情，接通了天津赵公馆的电话，他问赵四小姐愿不愿意来奉天，他可以送她到大学读书。赵一荻突闻张学良的声音，欣喜若狂，但对张学良的请求感到过于突然，她答复张学良说，先和父母商定后再做决定。   
    放下电话，赵一荻心乱如麻。此时，她在天津已经有了未婚夫，如何向父母开口呢，刚好这时张学良偶感伤寒，身体不适，赵一荻就对父亲赵庆华说去奉天探望张学良，赵庆华同意了。于是，张学良就派副官陈大章去天津把赵一荻接到了奉天。   
    张学良对赵一荻毅然决然来奉天与他相会，充满了感激之请。当时，张学良在东北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大帅故去，百废待兴，东北军政大计，千钧重担都要他一肩挑起，年仅29岁的张学良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在这种情况下，赵一荻的到来对他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一个巨大的慰藉。   
    然而，对赵一荻来说，她的心里却不是那么踏实。自从她来奉天之后，天津那边就传出了不少谣言，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说三道四，兴风作浪，极尽编造想象之能事。一些小报也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说她失踪者有之，说她私奔者有之，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更有甚者，天津的一家民间小报《商海周报》以《赵四小姐失踪记》为题，长篇大论登载了“种种内幕消息”，因为涉及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立刻被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媒体也越炒越热，欲罢不能。   
    消息传至赵公馆，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当赵庆华听说女儿到奉天去的消息，竟被好事的小报记者捅到报上去，借机哄成桃色新闻大肆张扬的时候，顿时暴跳如雷，他气急败坏地责骂儿子赵道生知情不举。家里的其他人，除了大哥赵道生、六哥赵燕生外，也都是一片反对之声，母亲觉得女儿私奔太不体面，责骂赵四不该找那个已有妻儿的张学良。赵庆华感到女儿的做法使自己丢了体面，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平素一向疼爱女儿的赵庆生，盛怒之下，不顾赵道生、赵燕生的反对，竟登报宣布与赵一荻断绝父女关系，称“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感，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19条及第22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而且一怒之下，从此引退，不再为官，在北平郊外过起隐居生活，至死也没有再回天津。   
    不日，赵一荻在天津报上看到了父亲与她断绝关系的声明，悲伤地痛哭起来。这对赵一荻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从小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如今竟闹得父女公开断绝亲情，年仅17岁的赵一荻怎么经受得了呢。张学良感到内疚、痛心，恨自己的决定给她招来了这场风波和伤害。当张学良向赵一荻说出自己的悔恨时，赵一荻立即停止了哭泣，擦干了泪水，表示自己“私奔”并不懊悔。她觉得能追随在张学良身边，是自己终身的幸福和满足。赵一荻的一片赤诚情感让张学良非常感动，但同时张学良对赵庆华的态度也大惑不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一直在追问赵四小姐：“你父亲既然同意你来奉天玩，为什么又登报声明同你脱离父女关系呢？这弄得多不合适！”但赵一荻对此一言不发，她也深感茫然，无言以对。   
    据副官陈大章后来著文回忆说：“依我看来，这是赵庆华为使女儿同张学良结为伴侣所采取的一个手段。一九二六年，张学良到北京后，就同赵家有来往。赵四是张学良很好的球友，张学良也常到赵家去，两家关系处得很好。赵庆华夫妇有意将女儿赵一荻许配给张学良，赵四也愿意同张学良结为终身伴侣。但当时张学良已有妻室，这门亲事没法提。赵庆华在赵四到达沈阳的时候，登报声明说她有辱家风，同她脱离父女关系。这就使赵四再也不能回天津了。张学良同赵四也就成为暂时不举行婚礼的夫妻了。”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4、侍从秘书赵一荻

    赵一荻的到来，让于凤至大为恼恨，她断然不能接受赵四的“私奔”，认为这有辱张家门庭，败坏家风，对她本人也是极大的威胁。   
    张学良许愿说，赵一荻进门不姓张，有孩子不要，家里的事不管，不招待人，对外面说是秘书。可不管张学良怎么磨破了嘴皮子解释、保证，于凤至就是不答应。张学良一怒之下，掏出了手枪。见张学良要来硬的，于凤至心里的火气更大，她把胸脯一挺，冲着张学良喊：“你打吧！你把我打死算了！我给你生儿育女，把孩子拉扯大了，没有用了，你打死我吧！”   
    于凤至不怵这个，张学良更没有办法，只得来软的，说：“我哪是想打死你呀，是我已经答应了赵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说话不算数？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自杀！”   
    岂料于凤至还是不吃他这套，说：“你也别逼我，我反正也没有亲人了，咱们分开，离婚，你干你的去。闺女归我，小子归你，我住北陵房子。你当司令，国家大事都能管，老逼我干吗？”   
    张学良软硬兼施，皆不奏效，见于凤至说得这么决然，心也软了，又好说歹说，发誓保证，最后，少奶奶毕竟斗不过司令，于凤至只得默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她还是斩钉截铁地说：“赵四小姐一不能进帅府，二不能有正式的名份。”   
    为了家庭的和睦，张学良向赵一荻约法三章：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则称侍从小姐。张学良颇为内疚地对赵一荻说：“小妹，我让你牺牲的东西太多了！”   
    赵一荻不仅接受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郑重地向张学良表示：“我到奉天来，不是想在这里争个正式夫人的名义，只是想永远跟随在你的身边。”   
    于是，对外，赵一荻从此就称是张学良的侍从秘书，说是秘书倒也并非虚名。赵一荻虽然只有中学学历，但她聪慧好学，才智过人，白天化名进入奉天的一所大学读书深造，努力学习。不久便精通英文，熟谙密码，并写得一手好字，协助张学良处理军务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本来，于凤至想用苛刻的条件让赵四小姐知难而退，主动斩断对张学良的情丝，没有想到赵四一心一意地爱着张学良，对这些条件毫不介意，慷慨应允，甘愿继续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倒是张学良感念一荻的一片痴心，工作再忙，也常常抽出时间到北陵别墅陪伴赵一荻。对此，于凤至平添了无穷的烦恼，表面上她装做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时时感到不安和醋意。然而，于凤至毕竟是位非凡的女性，在经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和细心的观察之后，她发现赵四小姐身上的某些才干是自己所不具备的，赵四小姐的作用也是自己无法代替的。张学良年轻气盛，军务繁忙，而自己又必须在帅府内张罗，丈夫身边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温柔体贴的人，为了让丈夫更好地执掌军政大权，于凤至决定自己和赵四小姐配合起来，一个管帅府内务，一个帮助张学良协理军务，一内一外，通力合作，支持少帅成就大事业。同时，身为大家闺秀的赵一荻，从小娇生惯养，为了爱情，竟情愿私奔、同居、不明不白地做“秘书”、忍受各种流言蜚语恶意中伤却无怨无悔，同样是女人的于凤至，知道这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耳闻目睹之余，于凤至对赵一荻渐渐由不满转到了同情、理解甚至敬佩，她决定接纳赵一荻，把她接回帅府居住。   
    主意打定，于凤至便派副官去赵一荻暂住的北陵别墅请张学良回帅府商量事情。见了张学良，于凤至说，帅府东边的那座小楼她托人买下来了，还修理了一下，昨天已经布置好了。张学良漫不经心，以为这种小事办就办了，不必商量。于凤至接着说，我想请小妹过来住，各方面都方便些。张学良听了，真是又惊又喜又感激，他“啪”地给夫人敬了个军礼：“感谢大姐对学良的厚意！”   
    于凤至的宽厚仁德，也令赵一荻大受感动，她对于凤至格外恭顺敬重，两人以姐妹相称，和睦共处。不久，赵一荻怀孕了，但同时背上突然生了一个险恶的痈疽，俗称“搭背”，睡觉时只能向一方侧卧，想翻动一下身子得先撑着坐起来，此病折磨得一荻身心交困，苦不堪言，为病心焦的她，又常常思念母亲，不得已，于凤至和张学良商量决定把赵一荻送回天津，住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以便能见到她的家人。在医院里，医生力劝一荻提前取出胎儿，否则不利于医治痈疽，还有可能危及她的生命。但一荻怎么也不愿意放弃她和张学良爱情的结晶，所以没有接受医生的劝说，她咬紧牙关坚持怀胎到7个月，同医生密切配合，实现了既保胎又治病的两全之计，终于胎儿平安降生，痈疽也得以治愈。儿子的出世使张学良欣喜若狂，亲自为他起名闾琳。   
    1930年，赵一荻随张学良到了北京，与于凤至一起住进顺承王府。她的生母和哥哥赵燕生等偶尔来探望她，但她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赵家或见到父亲赵庆华，直至赵庆华年老故去。   
    赵一荻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从不允许有人视她为姨太太。在对外工作时，她总是以少帅的女秘书或侍从小姐的身份，陪伴着少帅，全力支持少帅专心处理军务、政务。在家里，她时时以爱子闾琳的生母身份维持自己的尊严。由于她毕竟不是明媒正娶的夫人，所以她很有自知之明，很少在军政界的社交场合出头露面。除此之外，在一般私人的交往中，她总是和于凤至携手陪同张学良前往应酬，当时凡是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都十分羡慕张学良有个美满的家庭，称赞于凤至和赵一荻是他的贤内助。   
    按张学良的个性，不许眷属参预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不受妻室的影响。但是，在西安事变前后的非常时期，张学良给赵一荻以很大的信任，一切情况和秘密，一荻都是了解的。在这期间，她有力地支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壮举，协助他们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一切，也表现了她坚决抗日的爱国情操。   
    从武昌到西安期间，张学良开始读马列主义著作，赵一荻和他一起学习。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了，他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人之间的来往电报均由赵一荻起草和掌管。有些张学良认为重要的客人，赵一荻也参与接待。1936年4月底，刘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驻东北军代表，与张学良自洛川同回西安。第二天早上，张学良来邀刘鼎，刘鼎刚入客厅，便进来一位年轻女子，二十二、三岁年纪，清秀文静，刘鼎一望便知是赵四小姐。这时，张学良向一荻介绍说：“这就是刘先生。”可见张学良早就对赵一荻提起过刘鼎。随后三人驱车出城，在未央宫遗址走走停停，赵一荻不时招呼刘鼎，尽兴游玩了一天，后来刘鼎回忆，象大学生春游似的。   
    赵一荻的确是张学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1937年1月11日，她随王化一、吴瀚涛去南京照应已被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及于学忠、王以哲等人均有信给张学良，为了避免戴笠的检查，赵一荻把信看了二、三遍即背熟了，然后毁了信件。   
    难怪周恩来也啧啧称赞：“赵四小姐，聪明贤惠啊！”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5、伴君寂寞走天涯

    1939年秋，获悉于凤至因患乳癌赴美就医，张学良需要照顾的消息后，赵一荻毅然做好了长期陪伴的准备。   
    以赵一荻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的钱财，有自己的住所，生活舒适安逸，再加上儿子年幼也需她照拂，她不去张学良的囚地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赵一荻考虑到正在危难中的张学良，此时此刻正需要爱人的抚慰和关心，便毅然决然地不惜抛却了一切优裕的条件，甘愿做一只比翼鸟，自投囚笼，与张学良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其中包括舍离心爱的儿子闾琳。   
    其时闾琳不足10岁，，既无能力独立生活，也无亲人在香港照顾，而赵一荻将要去的幽禁之地，条件恶劣，生活郁闷，与世隔绝，无辜的闾琳是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如何妥善地安置儿子，成了困扰赵一荻最大的难题，她极度苦闷。在苦苦的思索中，赵一荻终于想到了一位美国朋友，他是张学良主政东北时的座上客，与张学良情谊深厚，彼此间互相信任，张学良还曾将一笔私人财产委托给他保管，于是，赵一荻便带着闾琳来到美国，将孩子交给那位朋友照料，请他照顾好闾琳的生活，设法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并嘱咐美国朋友绝对不许闾琳接触外界任何不熟悉的人，也不向任何人谈及闾琳的任何情况，以防有人加害于他。忠诚的美国朋友向赵一荻发誓：一定视闾琳为自己的儿子，抚养他长大，绝不辜负张将军的期望。临别时，不满10岁的闾琳哭闹地十分厉害，紧紧抱住妈妈的腿不放，哭喊着要跟妈妈回去。赵一荻泪流满面，望着爱子哀求可怜的样子，她的心碎了，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孩子被美国朋友强行抱走了，赵一荻呜咽着，一步三回头地忍痛回到了香港，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湖南沅陵凤凰山张学良的囚所，那儿是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   
    从此，赵一荻洗尽铅华，忧患与共，始终陪伴着张学良，相濡以沫，永生相随，过起悠长而单调的日子，忍受了数不尽的凄风苦雨，经历了说不完的颠沛流离，用她那柔弱的双肩，分担起张学良幽禁中的巨大悲恨与苦痛，使张学良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与世隔绝的漫长岁月里，种种非人的待遇和精神的折磨，雪上加霜般地不期而至，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两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快乐都寄托在这位柔弱文静的四小姐身上，赵一荻则尽自己所能，千方百计地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她深知张学良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好动不喜静，所以，凡是张学良愿意做的事，赵一荻就陪着做，跟着学，尽可能地让张学良满足。   
    张学良在囚禁中经常看英文报刊，不时用英语会话，赵一荻就学习英语，随时与之对答；张学良要下围棋解闷，赵一荻当仁不让，奉陪到底；张学良要出去打猎、钓鱼，赵一荻毫不迟疑地提起枪或背起鱼竿，高高兴兴地一同前往；张学良要打网球、排球时，赵一荻又兴致盎然地奔前跑后，陪他对打；当张学良对明史开始感兴趣，着手进行研究时，又是赵一荻为他查找资料，整理卡片，帮助完成一些文字工作；由于过分用功，张学良的视力锐减，读书看报颇费力气，赵一荻就读给他听；到了张学良厌倦读书，喜欢文物古玩的时候，赵一荻又学会了对文物的收藏与鉴定，帮助张学良采买、鉴别和收藏，依然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至于生活上的照顾就更不消说了。在幽禁中，许多生活琐事赵一荻都亲自动手，她尽量什么都学会干，而且一切都做得很好。她仿照新的式样为张学良缝制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不时给张学良换换口味；张学良使用假牙，保养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她就一根一根地用手捻成，然后打上蜡料备用；在贵阳，为了打发漫长难捱的岁月，她还和张学良一起在房前开辟了一块菜地，每天和张学良在菜地里劳动，自己种菜自己吃，对从小娇生惯养的赵一荻来说，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喂鸡、养兔、放鸭，过起了完完全全的农家生活。为了爱情，赵一荻这个出身名门大家的千金小姐，竟丝毫没有官宦小姐的骄矜之态，有的只是一颗对张学良至诚至真的爱慕之心。   
    赵一荻的所作所为，众人看在眼里，羡慕在心头，不禁感慨不已：“这个赵四小姐，真是不简单啊！这是副座的福啊！”连戴笠也情不自禁地赞叹：“红粉知己！张汉卿之福啊！”   
    在寂寞的幽禁生活中，苦中作乐的生活虽然也算是自得其乐，但赵一荻因多年的操劳，已变得消瘦苍老，憔悴不堪。1946年11月在重庆，李觉、何玫夫妇来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指着何玫对赵一荻说：“你穿的衣服同李大嫂比起来，真是个乡巴佬了。”赵一荻只是笑笑而已。1947年张治中之女张素娥随父到井上温泉探望他们时，吃惊地发现原来雍容华贵的赵四小姐“瘦得可怜”，“身体不太好”，“穿着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鞋子”，张素娥感叹道：“她是个爱漂亮的人，这10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真是难得。”   
    到了台湾解禁以后，张学良一度曾迷上了书法，赵一荻一如既往地夫唱妇随，也跟着学会写得了一手好字；张学良爱兰花，赵一荻不但陪同张学良外出参观品赏，还帮助收集佳品，长此以往，竟也成了养兰专家；张学良晚年笃信基督教，赵一荻也同样受洗，陪同去教堂做礼拜；其他诸如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赵一荻更是时时关心，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他人，张学良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照顾，全仗赵一荻一人。   
    赵一荻身入囚笼陪伴张学良以后，内心自然时时挂念寄养在外的爱子。后来，当他们的“监护”情况有所松动后，一荻每隔两三年去美国一次，看望儿子、媳妇和孙子，但她每次都只在美国停留三天，不使张学良独处太久而心绪紊乱、情绪低落，单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她对张学良的一往情深。   
    可以会见外人以后，张学良极为健谈，滔滔不绝，赵四小姐则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看到先生蓝外套袖口掉着一粒饭，她轻轻地把它掸掉，一点儿也不惊动在谈话中的夫君，情深意切，尽在不言中。吃饭时，张学良的眼睛不好，看不清楚菜，都是由赵四小姐告知转到眼前的菜是什么，再照他的意思添到盘里。   
    1990年张学良的九十华诞寿宴上，人们纷纷拥上前来，争先恐后地向张学良敬酒，看着张学良不停地坐下又站起，赵一荻担心他会因此受累，便笑着对大家说：“能不能不起来，张先生脚都酸了！”张学良笑望了夫人一眼，索性一直站着接酒，微笑着同人们寒暄致意。赵一荻也陪着丈夫站起，不时问他“累不累”，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看到他们这种关爱体贴之状，人们纷纷羡赞老夫老妻的相濡以沫，张学良也十分动情地说：“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互依靠，我早不知到了何种地步了！”言罢，朝赵一荻举起杯，“砰”的一声，两人的酒杯发出脆响。   
    1991年，张学良赵一荻首次携手赴美探亲，在台北桃园机场采访的记者看到赵一荻在候机时给丈夫倒上一杯茶，张学良竖起拇指得意地对记者说：“我这些年全靠了她！”还告诉大家：“我内人的菜烧得最好。”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的时候，张学良深情地说：“我的后半生都是她在陪伴我。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是不容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赵一荻对张学良的真情挚爱，老而弥坚，张学良在百岁寿诞前夕，再一次对媒体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这一生亏欠她甚多”，“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6、冰霜爱情终成正果

    1964年7月4日，赵一荻终生难忘的日子！——时年53岁的她终于得与相伴卅载的张学良一同步入结婚礼堂，结为伉俪。   
    悠悠往事，不堪回首。三十多年了，虽然赵一荻和张学良朝夕相伴，肌肤相亲，早已是事实上的恩爱夫妻，但在名份上，一荻却一直只能顶着“私人秘书”、“侍从小姐”这些不明不白的暧昧称呼。当然一荻从未计较过，也丝毫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从来没有半句埋怨之辞，但作为女人，一个为爱人甘心奉献了一切的女人，她心底的遗憾却总会若隐若现......   
    早在50年代末，他们的好友张大千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就曾当面劝说张学良应为赵一荻明确身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一荻的一片衷情。张学良十分感谢张大千的关怀，表示对这事一定会慎重考虑。然而，此事毕竟不是说的那么简单，虽然张学良与于凤至分离已经二十几年了，但她终究是张学良明媒正娶的夫人，有大功于张家，与她离婚，张学良没有理由，更于心不忍。此事一拖就是好几年。   
    此时，张学良已潜心研读《圣经》多年，收获见识大异从前，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于他如过眼浮云。人生在世，恍若梦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人类真正的老家在天国。张学良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诚心地请求牧师为他举行受洗礼仪式，谁知宋美龄却说他受洗是不够格的，“你想想看，你和于凤至还有正式婚姻关系，是夫妻，但是你又一直和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等于同时有两位太太，按照教义，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你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然后才能接受受洗礼。”   
    张学良一下子噎住了，面对这个两难抉择，他思虑再三，最后终于痛下决心，去信美国请求于凤至答应离婚。赵一荻觉得这样做太伤于凤至的心了，她劝张学良说：“汉卿，你真的那样做，对凤至大姐的打击太大了！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这么长久地陪伴你，都是大姐的苦心，对此，我已经很满足了！”尽管赵一荻一再如此表示，但，张学良还是把信交到了美国，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为心爱的小妹“正名”了！   
    大度宽容的于凤至决定成人之美，她回信表示同意离婚。然而对于一个已年过花甲，而且又是具有如此特殊身份的人来说，再续鸳盟自然不是一件小事。为郑重起见，张学良特意悄悄地征询了几位老友的意见，大家一致赞同赵四小姐正式成为张夫人。   
    心直口快的张群用手指着张学良，说：“我说汉卿哪汉卿，这件事你早就该办了。人家四小姐从十六岁开始跟你，三十几年了，百般体贴，冷暖相知，陪你这么多年不容易啊！娶她做夫人，你张汉卿的福气不浅啊！”   
    王新衡也说：“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四小姐跟着你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百难不悔，这样的红颜知己，到哪里去找啊！”   
    有了于凤至的理解，有了老友们的支持，张学良心中释去了忧虑，变得快慰起来，赵四小姐也从张学良的变化中猜出了事情的端倪，她一阵狂喜，又一阵心酸，还有说不出的万般感受，三十多年了，她的冰霜爱情终于开花结果了，她终于可以仰首挺胸以张学良夫人的名义面世了！   
    接下来的日子，赵一荻仿佛年轻了几十岁，像每一个初入结婚圣殿的新娘一样，她挑剔地近乎苛刻，事事力求完美。先是翻历书选择吉日，最后选定七月四日作为喜期；然后是婚礼的举办地，张学良和赵一荻都不想弄得满城风雨，商议结果，决定在台北杭州南路的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   
    最费赵一荻脑筋的是结婚礼服的选择。她反复思量，反复选试，最后为自己选了一身湖蓝色的旗袍，配上一串晶莹闪亮的水晶项链，清新淡雅中又透出几分华贵。张学良本想穿一套整洁的西服就行了，但赵一荻却不依，坚持为他选了一套浅灰色的新西服。   
    万事俱备，惟待吉日到来。7月4日，虽值盛夏，那天却是少有的清爽，在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的台北寓所，张学良和赵一荻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宗教婚礼仪式，由国民党前联勤总司令黄仁霖主婚，他们的证婚人是百岁高寿的牧师陈维屏，前来参加婚礼的有蒋夫人宋美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策顾问何世礼、立法委员王新衡等12人。   
    婚礼开始了，黄仁霖太太文华弹钢琴伴奏，黄仁霖挽着赵一荻的手臂，伴送她登上改造过的礼坛，与张学良并肩而立。牧师唱完圣歌后，便神色肃穆地开始了基督教的婚礼仪式，此时此刻，赵一荻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之中。   
    当牧师用缓慢、严肃的语调问：“你愿意让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吗？”伴随着簌簌的热泪，赵一荻的双唇颤动着说出了三个字“我愿意”，清晰、坚定、深沉！   
    话音刚落，圣歌又起，新郎、新娘交换饰物，在众人的掌声祝福里，张学良和赵一荻深情相视，一切尽在不言中！   
    仪式结束后，众人簇拥着这对幸福的新人，前往台北最好的酒楼庆贺。可是，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使张学良和赵一荻似乎已经习惯了寂寞冷清，面对台北市喧哗繁杂的环境，婚宴上的热闹气氛，他们反而感到有些不适应，然而，今天毕竟是他们的大喜之日，在多年的老友面前，他们翩翩起舞，似乎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大华饭店，多年未舞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竟然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朋友们的阵阵掌声，声声喝彩，将酒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下午，张学良和赵一荻接受了老友们的再次祝福后，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返回了复兴岗住地，返程的车上，赵一荻一直握着张学良的手，紧紧的，紧紧的。   
    夜幕低垂，月光皎洁，为良辰增辉。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在沉沉的夜色下，赏月观花，说着诉不完的绵绵情意。庭院南端椭圆形的水池边，盆盆张学良和赵一荻精心培育的名贵兰花，也像在祝福他们的婚礼一样，开得格外娇艳，望着那盆冰清玉洁、傲然挺立的白兰花，张学良一阵激动，他握住赵一荻的手，深情地说：“小妹，你我患难与共三十余载，今日终成正式夫妻，此刻，我没有贵物相赠，只有这朵白兰花送给你。”   
    7月21日，即婚礼后的第17天，台北各大报纸均刊出了一则消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举行结婚典礼。40多年来，新闻媒体不知报道了多少次有关张学良的消息，但哪一次也没有这次轰动，人人抢购，报纸脱销。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联合报》第三版的醒目大标题：   
    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   
    少帅赵四•正式结婚   
    红粉知己•白首缔盟   
    标题下加有两句话：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7、九秩寿礼

    张学良的九秩大寿，轰动一时，首次公开做寿，又逢九十高寿，自是宾客云集，各方贺礼，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其中，爱妻赵一荻为张学良送上了一份无人能及的礼物——亲写了《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对张学良的爱国情殷，娓娓道来。鉴于外界的种种报道、传记、影视作品颇多谬误，赵一荻对张学良给出了一个最公正的评价。此文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全文如下：   
    这几年以来各处的书报杂志常常登载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与他共处了六十年的人是应该知道的。我现在就要简明的来讲一讲。   
    张学良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作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是为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理的要求，暴露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去作。   
    今天是他九十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的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属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他自己从来亦没有想到他会活得这么久，亦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奇妙的安排。他知道上帝既然要他活在世上，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他要在有生之年去给上帝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与大家分享。   
    这就是赵四小姐眼中的夫君形象！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8、传播上帝福音的多加姐妹

    一贯夫唱妇随的赵一荻，自然也随同张学良皈依了基督教，婚后的赵一荻，更是沐浴在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之中，如痴如醉，虔诚恭敬。   
    赵一荻的教名为“赵多加”，这个名字，对台北的基督教徒们来说，耳熟能详，这位虔诚的基督姐妹，接连出了《好消息》、《新使命》、《真自由》、《大使命》等数本证道小册子，用她的笔来宣传上帝的福音。人们只知道多加姐妹是个虔诚热心的基督作家，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她就是赵四小姐。即使有人知道，他们也不在意，因为对信教的他们来说那不重要，赵一荻，只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   
    1990年，赵一荻出版了她的第四本证道小册子《大使命》，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等人见到这些字迹娟秀的传教文章，十分欣喜，分别为之作序介绍，大加赞赏，予以推荐，在台北的宗教界颇有影响，周联华在序言中写道：   
    “......每一次多加姐妹总会把信息写下来，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因为她珍惜每一次见证的机会。她都是有写作完成的稿子，再讲话。她的态度非常严谨，她不但有充分的准备，而且有写好的底稿，而那些底稿又是写得工整、清楚，随时都可以付印。”   
    赵多加常常说，平常人看《圣经》，大大的一本，往往不容易吸收，我把《圣经》的教义浅显地写出来，把一件好的东西介绍给朋友，而不是只送一本《圣经》就了事。她说，人活着就是要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了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生命。   
    赵多加经常撰写文章阐述爱的学说，她曾写道：我们要敬神爱人，存感谢之心，就有平安喜乐。物质不能填满心灵的空虚，像玛丽莲•梦露、南西•欧纳西斯，她们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却以自杀结束生命，为什么？空虚也。   
    赵多加还常常把基督教教义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在针对台湾华兴育幼学院的院童为什么会自杀这一问题，她在《万能的灵药》一文中解答了人们的困惑，她说：现在有许多家庭就不能称为家，在那里既没有爱亦没有温暖，只不过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已，父母亲都是为自己的事情，为赚钱而忙碌，那些离婚家庭和问题家庭就更加使他们的儿女怨恨。有许多的青年就是因为生长在那种家庭里，没有人爱他们，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所以他们的心中只有恨没有爱。   
    她又说，我们的学校除了给学生灌输知识和应付考试外，只是用些硬性强迫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并不以爱心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心去教育，她批评传播媒体，也没有尽到隐恶扬善的责任，为了收视率和广告费不惜播放有害青少年的那些奸淫偷盗、黑社会的讲义气和杀人报仇等节目。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赵多加指出，改善社会的风气、维护社会的治安，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和法律的制裁。我们要同情他们，了解他们，疏导他们的心情，改变他们的思想，基督徒更应当用爱心去帮助他们。   
    对于创造生命和产生爱的个体——女人，赵多加更是万般推崇，她专门写了《女人》一文来阐述她的这种观点。文中，赵多加用崇敬地笔调写道，女人，是上帝创造中最奇妙的杰作。一个女人从生长发育到成熟，她们身体上的变化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为上帝要籍着她们，把他所赐的生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她甚至宣称，世界上一切的事情男人都能做，惟有生养儿女这一件事只有女人能做，从怀孕开始，就有另外一个生命在她体内生长，由她身上摄取营养而且能够呼吸来维持生命。生产之后，她就可以用自己的奶来喂养她的婴儿。现在大家都承认母乳的成分是最适合婴儿的需要，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又有什么用？   
    同是虔诚教徒的张学良对这个观点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母子之爱太重要了。他并回忆说，他小时候是喝高粱米汤长大的，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奶水不足。对现代父母爱把孩子放在婴儿床里，张学良极不赞成，他说，不给孩子以抚抱，孩子自然不亲。我的小孙子就要我抱，从小我陪他睡，因此他与爷爷特别亲，这就是爱。   
    十几年研读《圣经》，赵多加甚至可以背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章节，她常对人说：“人生的旅途极短，我们真正的老家在天国。”还说：“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爱与舍己，就是赵多加经常劝勉朋友后辈的话，这些都是她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启示。   
    在美国夏威夷，教会出版了《毅荻见证词》一书，收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教会中，自1966年至1998年的感恩见证。书里面既有对往事的回忆，又有张学良、赵一荻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关于“毅荻”名字，赵一荻解释说，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毅”与“一荻”的“一”谐音，所以两人共同发表文章，就用“毅荻”这个名字。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9、“我要把她拉回来！”

    公元2000年6月22日上午11时11分，张学良夫人赵一荻女士病逝檀岛，此时距离张学良百年寿宴不过短短二十余天。   
    赵一荻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她曾罹患红斑狼疮，加上长期吸烟，肺部出现癌病变而动过大手术，切除了半边肺叶，手术后，赵一荻的身体就一直很弱，氧气瓶不离身，这也成为她晚年健康最大的敌手。为治愈红斑狼疮，过量使用“美国仙丹”类固醇又曾导致骨折。张学良有意回大陆老家却一直没能得以成行，赵一荻的健康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张学良百岁诞辰纪念会时，赵一荻还陪同张学良出席了30分钟的媒体见面会，精神矍铄。殊料，6月7日晚间，赵一荻因想吃清粥小菜，又不想叫醒看护，只身来到厨房，不慎摔了一跤，当时虽觉相当疼痛，但尚无大碍。几天后她呼吸发生困难，于11日被送进医院，住院十来天一直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因为赵一荻年事已高，早年割掉一叶左肺后，呼吸方面一直有问题，此次摔了一跤，更是并发肺炎，高烧不断，一直昏睡不醒。   
    在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里，赵一荻在生死之间徘徊，既痛苦又疲惫。张学良自夫人住进加护病房后，天天前往探视，对夫人的离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他知道这回赵一荻可能会撑不过去了，几度凄然地说：“太太要走了。”病危期间的赵一荻，睁着眼睛，眷恋地看着病床旁的每一位亲人，最后的视线总是停留在共同度过了七十二个年头的老伴儿身上，她深情地看着丈夫，欲语无言。张学良牵起她枯槁的右手，用浓重而沙哑的东北乡音声声呼唤着：“咪咪，咪咪，我来看你啦！”   
    张闾琳在获悉母亲病情转危后，20日特地从加州赶到檀香山，聆听赵一荻交代临终遗言。弥留之际，赵一荻实在熬不过以呼吸器支撑生命的痛楚，在医生的善意劝解下，家人最终决定，把让她无比痛苦，又无法讲话的呼吸管除去。赵一荻先前全靠呼吸器才能将生命延续下来，呼吸器除去，就意味着她要告别人世了。   
    夏威夷时间6月22日清晨，赵一荻醒了，但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她的感受，只能默默地充满依恋地一个个地看着围绕在她床边的亲友们。八点三刻，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床侧，伸手握住夫人的手，喊着私下里对老妻的昵称，无限依恋。赵一荻一直无声地看着丈夫，一直想说点什么，但她也一直无法言语。   
    九点钟，到了预定的拔管时间了，医生走进病房，请房内的各位亲友暂时到外面去。亲友们一一向赵一荻道别，没多久，医生说，可以进来了，众亲友又回到病房。   
    此时的赵一荻已经除去了妨碍讲话的呼吸器，但却因镇静剂的效力而沉沉地睡去了。   
    张学良夫妇的牧师程嘉禾伫立床前，默念《圣经》。他是应张学良及其子张闾琳之请，特地来为已陷入弥留的赵四小姐做人生最后阶段的祷告，程嘉禾念了《圣经》上的路加福音与非力比书两段经文。   
    张学良一直紧紧地抓住夫人的右手不放，就这么过了两个多小时。上午11时11分，监视生命现象的仪器显示她已离世，享年88岁的赵一荻平静地停止了呼吸，她的亲生独子张闾琳和亲友随侍在侧，众人都哭了。但张学良却浑然不觉，依然紧握着夫人的手。   
    “太太走了！”在牧师的祷告声中，有人大声告诉张学良，张学良流下了泪水。   
    “很难过，很难过，我心里很难过啊！”张学良不断哀伤地说，一直不舍得将夫人的手放下来，又握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在众人的劝说下恋恋不舍地离去。   
    由于张学良与赵一荻感情弥坚，人们很担心赵一荻走后，张学良能否承受得住这种锥心之痛。赵一荻生前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尽管身体状况极差，但她仍然尽心为张学良打点料理身边的各种琐事，如她几十年来一贯所做的那样，而今此情竟已成追忆！   
    几天后，张学良晚年丧妻之痛已渐趋平复，张闾琳预定夏威夷时间29日为赵一荻举行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在檀香山市波威克殡仪馆的礼拜堂举行，来自海峡两地的政要及张学良部属、乡亲的花环与挽联摆满了会场。蒋夫人宋美龄致赠一个以花装饰的十字架。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行政院长”唐飞、“前总统”李登辉伉俪等多位台湾政要都通过台北驻檀香山经济文化办事处赠送了花圈。   
    在追思礼拜上，张学良情绪又复激动，频频呼唤着赵一荻：“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她关心我，她关心我，我要把她拉回来！”相濡以沫七十年的不渝真情，令在场的许多亲友为之落泪。   
    张学良夫妇的老友周联华应邀专程从台湾赶来主持29日的追思礼拜。他在讲道中指出，赵一荻放弃一切，跟随张学良软禁，有如《圣经》里童女怀孕一样，是个“不可能的使命”，然而她这么做了，“她纯粹为了爱，这爱远比台湾最近流行的《人间四月天》更专，更纯，更久远”。   
    周联华赞叹道：“她当时真正和汉卿互许一个未来，共担一个未来。这未来是暗淡的，是黑暗的，但她却无怨无悔。最后，在上帝的带领下，这未来竟盼到火奴鲁鲁明亮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家祭后，亲友及社会各界代表默默趋前祭拜并瞻仰遗容，由张闾琳夫妇及张居信、张居仰及三位孙子在一旁答礼。下午1时10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由看护及侄外孙女婿等人推着抵达棺木前，欲见爱妻最后一面，无奈棺木很高，他坐在轮椅上又无法起身，难以见到，稍后，张学良即被推回到第一排。   
    2时40分，家属亲友陪伴灵车驶入“神殿之谷”纪念公园，赵一荻将长眠于“中国海景”墓地。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旷世奇缘，就此划上了句号！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1、曹锟的“六姑爷”

    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字述卿，乳名安儿。他是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生母许夫人。这个出身帅府的四公子，幼立大志，洁身自律，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兄弟姐妹迥然不同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公元1916年元月6日，张氏大帅府喜气洋洋。在大帅张作霖看来，人生得意之事莫过于二：一是升官，正是依靠不断攀升，他才从一个啸聚山林的“胡子”一变而为权倾一方的“东北王”。二是得子，信奉“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张作霖，最亲信的就是儿子，儿子多多益善，他需要儿子来将他苦心扩展的势力发扬壮大，进而更上一层楼。此时，帅府又添丁进口，而且又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难怪张作霖高兴地合不拢嘴，抱着细皮嫩肉的小婴儿，张作霖欢喜得嘴角、眉梢都爬满了笑纹。尽管此时他已经有了学良、学铭、学曾三个儿子，但望着这个酷似自己的四儿子，张作霖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后光宗耀祖的一幕，他不禁呵呵地笑出声来，“好小子，快快长大啊！”   
    童年时代的张学思，聪明伶俐，但也很调皮捣蛋，爬树翻墙、上房下地，没有他不干的，不愿受拘束的个性从小就显露无疑。五岁时，望子成龙的张作霖便给他请来了一位严厉的老先生，开蒙授课。老先生瘦骨嶙峋，老态龙钟，对年仅五岁的帅府四爷丝毫也不迁就，就连坐立的姿势，走路的步法，说话的语调，老先生都有严格的规定，以不失四爷的身份，生性活泼的小学思常常感到压抑和沉闷。   
    相反，小学思对热闹的场面兴趣浓厚，那时张作霖很喜欢搞阅兵仪式，每逢举行阅兵，张作霖总要带上儿子们去“见世面”，他用心良苦地希望儿子们能继承父业，发扬光大，小学思每次都是欢呼雀跃、高兴至极。阅兵式上，身穿篮呢大元帅军礼服的张作霖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登上阅兵台，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奉军精锐，端着刺刀闪闪的长枪，迈着正步，喊着口号，威武地通过阅兵台向张作霖致敬，那种场面，威严而盛大。在五六岁的小学思心中，留下了父亲神气而又威武的深刻印象。   
    学思六岁时，张作霖把他带到了北京，住进了豪华显赫的顺承王府。京都的繁华和王府的富贵令初离奉天的小学思倍感新鲜和好奇，然而，他却无法想到，年仅六岁的自己即将卷入一场张作霖精心安排的“政治联姻”中去。   
    张作霖浮沉官场数十年，惯于运用儿女联姻的手段，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他的女儿中，几乎全部被他包办给了王爷、总督和军阀的后代，现在，他鉴于严峻的政治形势，又准备包办儿子的婚事。当时，直皖战争结束了，在直、奉两派军阀的联合进攻下，皖系军阀段祺瑞倒台。中国的政局由皖、直、奉三足鼎立，变成了直奉对峙。两派军阀都想武力统一中国，但眼前暂时谁也无力将对方一口吃掉。为了保持均衡，缓和日趋紧张的矛盾，张作霖便和直系军阀曹锟准备儿女联姻，结成亲家。   
    1922年1月，顺承王府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张家四公子学思和曹家六小姐士英的订婚仪式就要在此举行。小学思一早起来就被几位老妈子连哄带骗的打扮成小绅士模样，被带到了金壁辉煌的客厅里，小学思第一次面对如此众目睽睽的场面，他有些胆怯。只见父亲和一位陌生人坐在头排的位置上，父亲让学思向陌生人请安，叫“岳父大人”。那位“岳父大人”亲热地把小学思搂在怀里，一口一个“贤婿”地叫了起来。然后，父亲和“岳父大人”一同开怀大笑，大厅里军乐齐鸣，杯盏交错，庆贺喧哗之声淹没了一切。这种盛大的场面使六岁的学思有些发懵，懵懵懂懂的他只感到怪好玩的。   
    “两个大帅攀了亲，这天下就是咱张曹两家的了！”   
    “这回咱四爷有两个大帅保驾，以后的前程可没比的了！”   
    大帅府里的人都这么高兴的说。小学思也跟着咧着嘴笑，他只觉得新奇好玩儿，他联想起二姐出嫁时的热闹情景，觉得订亲、娶媳妇怪有意思的，作为一个才六岁的毛孩子，他根本不懂得订婚的意思，更不知道这是一桩以亲生骨肉为砝码的政治交易！   
    可惜好景不长，毕竟“一山不容二虎”，这场政治联姻又如何能弥补和掩盖张曹之间的矛盾？不出半载，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亲家变成了冤家，短暂的联姻闹剧随之烟消云散。   
    张作霖摸着小学思的脸蛋说：“小子，我要打你的老丈人去啦！”“怎么，你们俩还打架呀？”小学思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只见帅府内外人慌马乱，忙做一团，帅府里的人开始大骂曹锟不是东西，小学思才知道父亲打不过“老丈人”，被打败了。过了两年，不甘心的张作霖又打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回张作霖很快拿下了山海关，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张作霖又得意起来，帅府内外，也合家欢庆，学思被大人们带着坐上了专车，到北京城里兜圈玩儿，好是威风！   
    随着父亲张作霖的官越做越大，张家也不断的发迹，可是，细心的小学思发现母亲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她经常暗自叹息和流泪——母亲和父亲闹翻了，大帅府各房夫人间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家贫位卑的母亲许夫人在这个倾轧的漩涡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张作霖不久便续娶新人，把许夫人抛到了一边。许夫人回到了新民乡下，撇下学思等四个孩子整天哭闹，无人过问。后来，一位好心肠的老仆人带着学思四个来到了乡下，找到了他们的母亲，孩子们拉着母亲的衣襟哭求着：“妈妈，回家吧，我们离不开你啊！”母亲的心碎了，她一把搂住孩子，痛哭失声：“孩子啊，要不是看着你们几个，我早就离开张家了！”孩子和母亲哭成了一团，这个痛心的场面，深深地刺激了学思幼小的心灵，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一次最大的刺激。”   
    母亲许夫人对学思管教甚严，不许他沾染纨绔习气。她常告诫学思，外祖父、外祖母都是穷苦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要瞧不起穷人，长大了，一定要做正派人，并嘱咐他要有志气，好好念书，将来自己去创业，不靠张家的势力吃饭。   
    母亲的谆谆教诲，开启了学思的心灵之窗，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曹锟的“六姑爷”渐渐地与其他兄弟姐妹分道扬镳，他后来回忆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而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思想。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2、走出帅府

    1928年，12岁的张学思进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影响他今后一生道路的良友王金镜。   
    王金镜长张学思一岁，为人正直，遇事有主见，他阅读过不少进步书刊，脑子里充满了张学思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见解。张学思很愿意和他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王金镜也很同情张学思对家庭的不满，几次交谈下来，两人彼此感到志同道合，就结成了莫逆之交。   
    为了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张学思和王金镜携手创办了“进学会”，取意共勉上进。他们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课余时间，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张学思在讨论中受益匪浅，他第一次听到了“民主政治”这个新名词，知道了中国现在需要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救国。虽然“民主政治”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还不甚了之，但在他年轻的心中，已经燃起了思考的火焰。   
    后来，王金镜转学到了省立第三中学，但还是经常到张学思家，给他讲三中的见闻，张学思听得津津有味，见识到不少新东西。一天，王金镜告诉张学思，三中来了个名叫王西征的怪教员，他上课不讲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却大讲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种种景象，向学生传授救国救民的思想。张学思听了很感兴趣，就萌发了想请王西征当家庭教师的念头。   
    谁知，这位王先生根本就不把张学思的“重金礼聘”放在眼里，王金镜几次三番的苦苦相请，都被他以“不愿巴结权贵”为由拒绝了，他这种清高古怪的个性使张学思体会到，世上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看重富贵和地位，由此，他对这位王西征更加钦佩，更加渴望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西征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开课伊始，王西征就给张学思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天天读报；第二，看一些有意义的好书。他让张学思订阅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盛京时报》，还领着张学思到国民书店买来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丁玲的《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此外，王西征还向张学思介绍了不少诸如《铁流》、《十月》、《屠场》、《泪痕》等一类的进步文学作品。而每次上课，王先生都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以谈论小说的内容为主，旁征博引，兼及讲解时事和中国的弊政。张学思眼界大开，他听得津津有味，在王先生的课上，张学思第一次了解到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解到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内容，了解到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与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当然，王先生讲的更多的是社会主义苏联。   
    张学思的眼前豁然开朗，仿佛一个久居山坳走惯了崎岖小径的孩子，第一次身临广阔无垠的平川，张学思感到天地是那么广阔，他后来回忆说：“通过看报、阅读进步小说，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第一次知道在大帅府外，世界上每天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除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心酸不合理的事。”此时的张学思，思想犹如脱缰的野马，在莽莽平原上尽情地驰骋、纵横，时间、空间、历史和现实在他的眼前急遽地旋转着....渐渐地，他对社会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王西征的引导下，张学思先后阅读了李达的《唯物史观》、《现代社会科学》和《中间产业革命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许德珩的《社会学方法论》等书，对封建地主阶级和他的家庭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特别是在听了王西征用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当前的中外大势进行了一番一针见血的分析后，他的思想飞跃到一个新高度。王先生的话时时浮现在他的脑际：你们家是中国的一大军阀，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势必将会走向灭亡，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军阀必然灭亡”几个字深深地触动了张学思的心灵，自此，父亲在他的童心里所树立起来的“英雄形象”完全破碎了，他意识到，自己该走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   
    王西征先生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作为一名富有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他把满腔的义愤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灌输给渴望追求进步的张学思，在他的心里燃烧起争民主、争自由、求真理的热情火焰。对于这位引导自己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张学思满怀深情地写道：   
    “王先生的教育使我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从而引起了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变革，应当好人当政，实行民主与自由，而我自己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来做一番事业。至于革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回事，我却尚不清楚，只是觉得那是好人干的事。”   
    在求索人生的道路上，张学思在思想上已经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就在这时，大帅府发生了“烧书事件”，活生生的现实使张学思更清醒地认识到大帅府和社会进步是多么的水火不相容，要追求进步就一定得离开这个家庭。   
    那是1930年端午节前夕，大帅府里一派节日的喜气洋洋。平时极少有空和弟妹们谈心的张学良也趁机抽暇到各房看看兄弟姐妹们。当他来到四弟学思的房间，看到书架上、桌上都摆着许多书时，他心里非常高兴，为四弟的好学善思、博览群书感到自豪。这时，桌上摊着的一本看了大半的书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他便拿起来随手翻翻，谁知不翻还好，一翻，满腔的喜悦都化作了怒火中烧，他瞪大了眼睛又看了一遍封面，没错，正是进步作家丁玲著的《在黑暗中》。   
    张学良强忍着怒火，板着面孔厉声斥问学思：“这书是从哪里来的？”   
    张学思沉稳地答道：“是我从书店里买来的。”   
    “你知不知道这书是谁写的？这是共产党写的！”   
    “我看写的没什么不好啊！”   
    “岂有此理！以后不准看这种书！烧掉！”看到四弟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张学良的火更大了，他恨恨地扔下书，气呼呼地走了。   
    不大一会儿，此事便传遍了帅府内外，往日平静的帅府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房纷纷议论：“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了！”母亲许夫人吓坏了，她向学思哭劝道：“你们几个，是我守活寡，遭人家白眼，好不容易才拉扯大的。你是我最小的孩子，我也最疼你，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学共产共妻啊！”其实，当时的张学思对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还不甚了了，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书上写的都是好事，并无“共产共妻”之说，他本想据理力争，但他不愿使母亲过于担心，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张学思还是违心地烧掉了一些书。   
    “烧书风波”使张学思认清了，要想追求真理和光明，就必须离开大帅府！他渴望冲破家庭和旧式思想编就的樊笼，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去学习知识，追求真理。1931年初，经过向母亲再三恳求，张学思终于被获准到北平求学。从此，这位帅府的四公子踏上了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3、北平入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张学思被一种深深的羞辱包围了，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耻辱——“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落在了大哥学良的头上，大哥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东北军也被称为“误国军”。张学思几乎不敢在公众场合露面了，四周一片鄙视和愤怒的目光，都在冷冷地盯着他，仿佛说：“瞧，这就是不抵抗将军的弟弟！”他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张学思再也忍不住了，他冲进顺承王府，冲着张学良就吼：“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的父老兄妹而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一连串的为什么如连珠炮一样轰向张学良，一向知书达理、斯文礼貌的学思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将久久就在心里盘旋的问题一股脑倾泄而出，他知道大哥总是把他当小孩子看，而他在心里也一直将大哥如父辈般敬重，但是，今天，他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张学思直言不讳地对大哥说：“大哥，我觉得你太轻信了，蒋介石真的靠得住吗？你还是多听听民众的呼声吧！”   
    张学良在为这些刺耳的话而痛苦、羞愧的同时，他也感到他的四弟长大了，他深深地为四弟赤忱的爱国激情所打动，他诚挚而郑重地对张学思说：“四弟，请你相信大哥，我不是那种卖国之人，总有一天，我会向世人证明，我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祖先和同胞的。”   
    张学思深感失望和苦闷，他自知人幼言轻，无法改变大哥的意志。九一八以后的形势发展，使张学思寻求救国真理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幸运的是，两年未见的王金镜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一时期，王金镜对张学思的思想转变帮助很大。   
    此时的王金镜，已经接触过不少的革命志士，受到了初步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思潮的影响，他把这些思想悉数传播给张学思。在他的指引下，张学思专心致志地攻读起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除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大革命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等政治书籍外，张学思还大量阅读了当时的进步小说，《石炭王》、《屠场》、《毁灭》、《母亲》、《在底层》等都给张学思以极大的启迪，张学思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这些书我是一知半解地看完了，有时与王金镜讨论研究，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却有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参照‘九•一八’以来的事实，使我认清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必须推翻，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中国解放的唯一领导者。小时《屠场》，使我知道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对工人的剥削与迫害；《石炭王》中资本家的儿子走向旷工运动，则深深打动了我。”   
    1932年初，王金镜转入了上海法政大学，后来又转赴东北组织义勇军并且加入了党组织，张学思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二人互通信息，互相鼓励。1933年，王金镜自东北返回北平，这一次，王金镜又在张学思的人生转折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3年3月中旬，张学思在王金镜的介绍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支部书记是共产党员关成章。关成章的理论水平很高，加之口才又好，讲起话来很有吸引力，张学思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让他感到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在关成章火热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张学思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心。凭着这股赤诚之心，张学思在白色恐怖之下，勇敢地进行战斗，对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干得特别起劲，而且每次都圆满地完成，在严峻的实际斗争中，张学思感到自己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渴望加入党组织的心也更加迫切。   
    好友王金镜充当了他的介绍人。张学思永远也不会忘记1933年4月的那个夜晚，那是一个多么宁谧而又充满生机的春夜啊！东北大学民众夜校的一间斗室里，在柔和的灯光下，关成章和张学思在促膝谈心。关成章的炯炯目光，一直凝视着对面而坐的这个年轻人。几年前，他还是身居豪门的公子哥儿，可是，他竟然能毅然抛弃了优渥的生活，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执着地追求共产主义的真理，这在同时代的年轻人中，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关成章为能吸收张学思入党而感到十分的欣慰。   
    与关成章相对而坐的张学思，脸兴奋得通红发热，一颗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一刹那间，他的脑海里如电影一般闪过许多镜头，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他想到自幼父亲给予自己的军阀权势的熏染，他想到受过的母亲关于“自立”、“做正派人”的教育，想到王西征先生的启蒙，想到王金镜的帮助和指引....突然间，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使他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对关成章说：“我认准了坚决跟共产党走，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这确实是他郁积心头的肺腑之言，他早就想一吐为快了，今天，他终于在党组织的面前袒露了自己的一片赤心，他相信，党组织一定不会拒绝他的。   
    “好！”关成章被张学思的激情所感染，他也兴奋地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住张学思的双手，用宏亮的嗓音庄严地说道：“张学思同志，党正式批准你的要求，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   
    幸福的暖流瞬间布满了张学思的全身，他只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共产党员这个神圣庄严的称号，今后就将和自己连在一起了？！张学思感慨万千，论他的家庭，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对象，他的父亲与共产党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几年前，在北平，就是张作霖下令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这个大军阀想把共产党扼杀在摇篮之中，可是他万万不会想到，几年后，也是在北平，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成了一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   
    张学思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而自豪，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一定不会辜负这个神圣而光荣的称号，我发誓。”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4、中央军校的高才生

    “半年训完一年的科目，够他受的！”   
    “十有八九得累趴下，爬不起来！”   
    “这位公子哥，能吃得了这种苦吗？”   
    1934年7月，张学思高中毕业，经张学良保荐入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进行入伍训练。张学良将军弟弟的到来，自然成为军校众人瞩目的对象，大家议论纷纷。   
    张学思对此一笑置之。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生活是严格按照德国军校的模式设置的，特别强调紧张和艰苦，有些训练，简直就是故意折磨人，不用说少爷、公子哥受不了，就连许多穷苦人家的子弟，自小吃惯了苦的也感到吃不消，张学思自幼生活在豪华奢靡的大帅府里，也难怪大家会发出如此疑问。   
    行动是最好的回答。张学思除了和大家参加正常的训练外，还额外下小操，苦自然是不消说的，但外表斯文柔弱的张学思居然挺过来了，并且还后来居上，成绩远远地超过了先入校的学员。1935年春，张学思入伍训练期满，成为步兵科正式学员，他开始埋头钻研军事技术，他抱着“只要掌握了军事，就不愁达不到革命的目的”的信念，苦学苦练，不久，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军校的优等生，校方对他另眼相看，于是他又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各种军事操练和实战演习，所学到的东西比一般学员要多得多。   
    步兵科以“战术作业”为主要课程，教官给学员发下教案，限定了地形，限定了兵力，交代了敌情，然后命学员自己去布置兵力，安排如何应敌制敌，如何使用预备队等等。张学思头脑敏锐，反应迅速，判断果断，他的作业不但为同学们所敬服，就连德国教官也惊叹不已。   
    张治中当时时任军校教育长，他曾对张学良竖起大拇指，夸奖张学思表现很好，能吃苦耐劳，成绩优秀，是个出色的人才，很有培养前途。张学良听了非常高兴，感到四弟为自己增了光，他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器重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精明强干，勤奋好学，而且没有一点纨绔之气。我们张氏八兄弟中，将来大概只有他会有些出息！”   
    1936年春，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王金镜让同志张怡给张学思带来了党的《八一宣言》。张学思这才知道党的方针路线有了新的发展，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指明灯，张学思一下子明确了自己工作的方向。不久，张学良派来警卫营营长孙铭久到中央军校看望四弟学思和全体东北籍学员，在与孙铭久的彻夜长谈中，张学思又了解到张学良面对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去”的口号，已决定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了实现抗日御侮、收复失地的宏愿，张学良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准备改造东北军，为此，他让孙铭久转告四弟，在军校物色优秀学员，毕业后带到东北去，共成大业。听了孙铭久的话，得知了大哥的巨大转变，张学思倍受鼓舞，他仿佛看到了东北军的新生，预感到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张学思被逮捕，连夜押往中央军校，当时他正在宣城野外营地参加毕业大演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他被关进练习营的一间七米见方的小屋子后，他才得知大哥张学良将蒋校长拘捕起来了。张学思回想着刚才那位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上校对他的怒骂，又联想起孙铭久对他说过的话，突然间，他豁然开朗：大哥很可能发动了逮捕蒋介石的兵变！一阵兴奋，使他腾地从床上弹了起来，“大哥真是好样的！他真的采取行动，联共抗日了！”张学思激动得来回踱步，由衷地佩服大哥的勇敢和果断。   
    一阵激动过后，张学思开始冷静下来，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迅速做出了判断：现在，他个人的命运已经和这场事变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目前有两种可能，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么不仅中华民族得救，自己也有得救的可能。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精神，张学思可以肯定，大哥一定是和共产党有联系，他们一定会共同努力去积极争取全国抗战这种局面的出现；另一种可能是全国内战由此爆发，那么就会民族无望，自己也有可能被杀。张学思希望第一种可能的实现，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张学思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度过了漫长的六天六夜，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决心亲自陪同蒋介石由西安经洛阳飞回南京，张学思因此获得了自由。   
    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和张学良将军的波音七号飞机，在南京机场着陆。在鸡鸣寺宋子文公馆里，张学思见到了大哥张学良，这一天，因为前来探望张学良的人太多，张学思一直没有机会和张学良说上话，张学良只能抱歉地叫弟弟第二天再来，他有要紧的话要告诉他。   
    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出尔反尔，张学良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后，押往了孔祥熙公馆，张学思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哥，和他共商抗日大计了。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5、溪口笔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张学良，就连宋哲元、傅作义等国民党大员也希望蒋介石能解除对张学良的幽禁，让他出来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也积极展开了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喜万分，决定亲自去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大哥。   
    张学思先来到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于凤至和赵一荻，她俩告诉学思：凡是探望张学良的人，都要经过军统局和蒋介石的批准。于是张学思留在上海等待机会。   
    八月初，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黄仁霖的代表到上海，约赵四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张学思向黄仁霖述说了自己探望大哥的迫切愿望，黄仁霖答应向蒋介石发电请示，经电请蒋介石后，获得批准。于是，张学思、赵四小姐和黄仁霖一行3人，来到了雪窦山。   
    兄弟相见，自是万分激动。南京一别，不过才半年多时间，但兄弟两人却感到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诉。然而，特务队长刘乙光却以款待张学思、赵四小姐为名，不停地在房间里穿梭进出，张学思始终找不到机会与大哥互诉衷肠。   
    翌日上午，黄仁霖奉蒋介石之命找张学良单独谈话。良久，张学良才从屋里出来，张学思看到大哥神色不悦，心里感到十分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又变卦了？他真想问问大哥，黄仁霖都说了些什么，但周围处处都有便衣警卫，他除了和大哥唠唠家常，谈谈生活琐事外，什么也不能说。   
    没过多久，张学良就恢复了常态，午后，他竟兴致勃勃地邀请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张学思不知道大哥葫芦里埋的是什么药，他多么想留在房间里和大哥促膝而谈，听听大哥对东北军的前途和抗战事业的看法，探明大哥是否有获释的可能啊，他望着大哥，摇摇头说：“大哥，天这么热，明早再去吧。”   
    可张学良不由分说，拉了张学思就走，“你难得来一趟，怎么能不尽情地玩玩呢！”见大哥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张学思张口刚想解释，被张学良一把拦住，“别说了，走吧，走吧，不抓紧时间，说不定明后天下起雨来，你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样，张学良一手拖着张学思，一手拉着赵四小姐，在一群警卫人员的跟随下出发了。   
    上山途中，张学思心事重重，根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一路上闷声不响，张学良却一路谈笑风生，引经据典，很是投入，赵四小姐在一旁也不时发出开心愉快的笑声，张学思痛苦极了。这时，张学良突然指着他对众警卫说：“你们看，我这位弟弟，像不像一个标准的卫兵？”众警卫顺着张学良所指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大家都穿了短衫短裤，只有张学思一人穿的很严整，连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   
    张学思也笑了，他是苦笑。“莫非大哥忘却了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大志？”望着兴致十足的大哥，张学思一颗心不住得往下沉。   
    好不容易盼到了回去吃晚饭，张学思心想，晚上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大哥好好谈谈。然而，饭桌一撤，张学良却又拉他去打乒乓球，还叫刘乙光当裁判。张学思对大哥的行为万分不解，闷闷不乐地应酬着。乒乓球玩累了，张学良又拿出了国际象棋，说要和弟弟比个高低，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大哥，你怎么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呢？！”   
    张学思并不知道自己误解了大哥。其实，张学良何尝不急着想和弟弟好好谈话呢？可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自己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上报军统局和蒋介石。张学良只有以这种方式让特务们放松警惕，等待谈话的时机。   
    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是张学思留在雪窦山的最后一天了，也许是天助吉人，雪窦山上突然雷雨大   
    作，张学良企望几天的雨真的降临了。吃完早饭，张学良有意自言自语道：“今天这天气，不能上山游逛了，只好在书房里看画报了！”   
    赵四小姐心领神会，她站起来对张学思说：“你们兄弟去看画报，我和他们在这儿玩纸牌。”赵四小姐边说边张罗着和特务们拿牌、洗牌，张学良和张学思乘机离开，到书房去了。   
    张学良把四弟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张学良示意张学思不要开口讲话，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拿出纸和笔，示意张学思笔谈。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狂草：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看完后，用橡皮擦掉，也在纸上速写出弟弟想知道的情况，从简洁、缭乱的字里行间，张学思知道了大哥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战，蒋介石不理睬，宋美龄回信叫他“好好读书”。此次，黄仁霖是奉蒋介石之命，让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不可胡闹。从“谈话”中，张学思了解到大哥渴望奔赴抗日疆场的迫切愿望，同时又深为自己不能率军抗击日军而激愤不已；张学思还知道了大哥是在宋子文的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会被扣留。最后，张学良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还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兄弟俩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思接过大哥递过来的一张张纸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落，灼热的文字，火一样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他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多年来却因政见不同，从来没有谈过一次心里话，第一次彼此兄弟敞开心扉，袒露肺腑之言，却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张学思努力克制着自己如潮水般汹涌的感情，他擦干眼泪，挥笔写道：“您的话我一定办到！”赫然的几个大字表达了张学思的心情，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共产党了，您的愿望一定能变为现实的！   
    兄弟俩紧紧拥抱在一起。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副座，我们下棋啊！”边说边破门而入。与此同时也传来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已迈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副座下下棋。”张学良早已收拾好纸笔，“好啊，画报看腻了，正好换换脑子。”说着笑呵呵地迎上前去。   
    第二天，张学思就告别了大哥张学良，离开了雪窦山。他们兄弟俩谁也没有想到，此次会面，竟成为他们今生最后的诀别！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6、家庭冲突

    1938年4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党决定将骨干力量分批送往延安学习。对于张学思的去留，周恩来亲自过问，认真讨论，考虑到张学良目前能否获释还是个未知数，若张学思此时去延安，恐怕会对张学良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周恩来要张学思耐心等待一个时期，看时局的变化如何再做定夺。   
    此时，张学思的母亲许夫人和他的三姐、三姐夫已经将天津的房产卖掉了，现在暂居香港，不久将前往美国定居。老夫人思儿心切，给张学思发来电报，希望母子能相聚几天。张学思接到电报后，举棋不定，不知该去还是不该去，他想到了母亲会因此把他一同带到美国去的可能性。此时的张学思，才仅仅只有二十二岁。象他所出身的那种豪门家庭的子女，这个年龄，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过着吃喝玩乐、纸醉金迷的生活，有的甚至离开仆人侍侯，就无法过日子。如果能认真读书，出国留学深造，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象张学思这样视富贵如粪土，从小就追求进步，十七岁就彻底背叛军阀家庭参加共产党的，象他这么年轻就天南海北地奔走，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生活过得那么充实，那么有意义的，简直凤毛麟角。张学思知道母亲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出国留学深造。   
    请示了党组织，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张学思心里轻松了许多。党组织的信任让张学思倍受鼓舞，“你一个‘大帅府’的公子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名共产党员，哪点是人家强迫你的呢？你抛却荣华富贵的享受，高官厚禄的引诱，投身到千难万险的革命事业中来，哪一点不是凭着自觉自愿呢？所以，党对你是完全信任的！”上级领导刘澜波的话久久地在张学思耳边回荡，他在心里说：“澜波同志，我在香港随时待命，只要党一声召唤，我就立即赶回！”   
    香港真是个花花世界！酒吧、夜总会、“麻雀馆”、赌场，灯影摇曳，乐声靡靡......刚从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突然来到这个“世外桃源”，张学思还真不习惯。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张学思学会了驾驶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娱乐喜好，而是他认为，自己是军人，就要掌握多种技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张学思在香港陪母亲度过了百余天安逸、恬静的生活，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然而，和过惯了夜生活的香港人相反，在一切娱乐场所里都找不到张学思的身影。白天，他陪母亲闲话、逛街、散步、游玩，夜晚，则是他最好的读书时间。张学思到香港后，就通过党组织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廖承志是国民党元勋廖仲恺的儿子，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理论水平很高，张学思到了香港后，多次听他讲解当前的形势，分析抗战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在理论的提高上获益良多，他也因此和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刻，他正捧着廖承志送的《论持久战》一书，看得津津有味。廖承志送书的时候，曾郑重地告诉张学思，毛泽东写的这本书，是一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光辉文献，认真阅读，定会大受教益。张学思轻轻地翻动着书页，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啧啧赞叹，毛泽东在这本书里，科学地分析了中外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中日两国的国情民意，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描绘出一幅全民抗日，杀敌御侮，最终必将取得胜利的壮丽画卷。看着，读着，思考着，张学思的心仿佛飞到了延安，亲耳在聆听伟人的教诲。   
    就在张学思挑灯夜读的时候，三姐夫妇和母亲也正在进行家庭会议，他们商定，一定要把张学思一起带到美国去。一场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屋里出现了暂时的异常沉默，一股浓浓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房间，似乎酝酿着接下来的更激烈的争论。张学思脸冲着墙，坐在写字台前，胸口起伏，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感情激动中平息下来；三姐不停地踱过来又踱过去，高跟鞋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三姐夫埋头默默在想着什么；母亲则坐在藤椅上，不安地一会儿望望儿子，一会儿又看看女儿。   
    良久，三姐开口打破了沉默：“四弟，你再仔细想一想，到美国有什么不好？去美国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事啊，你为什么这么任性呢？凭你的聪明，凭你呱呱叫的外语，到美国的高等学府去深造，将来还怕找不到好的出路吗？不比你留在国内担惊受怕强百倍吗？”   
    “是啊，学思，你三姐说的有道理啊，你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三姐夫不失时机地附和着三姐，“现在国内战乱不已，你留在国内，谁保证你的安全？这个暂且不谈，退一步说，你的学业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你一点也不考虑吗？美国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你现在到那儿留学，学好了本领，将来回国贡献力量不是比现在更有用吗？”   
    “就是呀......三姐又开腔了，可是话刚出口，就被张学思打断了。   
    “三姐，姐夫，”张学思扭过脸来对着姐姐姐夫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现在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需要军人出力奉献的时候，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怎么能做可耻的逃兵呢？不，绝不！”张学思越说越激动，嚯地站了起来，胸脯起伏，脸胀得血红。   
    看到母亲、姐姐、姐夫都吃惊、不解地瞪着他时，张学思做了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继续说道：“姐姐、姐夫，你们如果在七年前跟我说这些话，我肯定会听的，因为那时我并不想从军当兵，甚至厌恶军人。可是，九一八之后，我的看法变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肆意地践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任人蹂躏和屠杀，我也是个血性男儿啊，从那时起，我就立志从军。也许，你们这些话三年前说出来，我也不一定反对，因为那时我也曾想出国去学习军事，到奥国、德国、法国或英国，只要不是日本，我都愿意去。但是，时至今日，我的主意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在国内军校毕业了，现在，国家正值用兵打仗之际，我怎么能放着眼前的敌人不打，放着现成的本领不用，却跑到别的国家去学这学那，我学得进去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侵略我国土、屠杀我人民，却不闻不问吗？那么我学的又是什么军呢？我的军人的天职和中国人的良心又何在呢？再说，大哥为了全国的抗战事业，身陷囹圄，我作为他的弟弟和部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走，于兄弟之情也不容啊！”   
    屋里只有张学思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回荡，三姐和三姐夫都沉默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开口了：“安儿说的话很有骨气，象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安儿，妈依了你，你就留下来吧！”   
    此话一出，不仅张学思大吃一惊，连姐姐、姐夫也没想到本来反对得最厉害的母亲竟如此通情达理，三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声“妈！”，齐齐盯住母亲，满脸都是诧异的表情。母亲的眼里溢出了泪花，毕竟是骨肉情深，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弃舒适安逸于不顾，而甘愿冒生命危险居无定所呢？然而，也正是因为母子情深，她了解儿子的所思所想，理解儿子的一片爱国热忱，儿子既然有志气，就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吧！母亲转过脸去，轻轻地揩去不断涌出的泪水。   
    张学思也流泪了。这泪水中，有感激，有感动，也有愧疚，还有不忍。张学思是个孝子，他多么想陪伴在母亲身边，尽自己的一片孝心，让母亲能够快乐地安度晚年啊！可是，理想、信念和爱国激情在他胸中燃烧，他不得不割舍母子深情，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原谅我吧！”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7、革命伴侣

    1938年10月下旬，张学思化名张昉，奔赴延安。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张学思与广东姑娘谢雪萍相遇了，成就了一段纯真的革命爱情。   
    初识是在延安女子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那是1940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学举行的报告会吸引了来自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许多外校的学员，张学思也随着一群伙伴来到了女大礼堂。在喧哗拥挤的人群中，张学思一眼就发现了一位梳长辫子的年轻姑娘，坐在第三排的长条凳上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本画报，周围的嘈杂仿佛于她无干，她丝毫也不受影响。在人声鼎沸的会场中，姑娘显得那么恬静、端庄，格外引人注目。张学思的心里一动，加之对画报一向比较感兴趣，就凑上前去问：“这份画报是从哪儿借的？”   
    “图书馆。”张学思的问话，似乎没有引起姑娘的注意，她连头也没抬，继续埋头看她的画报。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吧？”张学思觉得姑娘的口音带点南方人的味道。   
    “我是从广东来的。”   
    “嗬，你一个女孩子，跑这么老远？！”张学思有些吃惊，又有些敬佩。   
    “那又怎么了，抗日又不分远近！”姑娘似乎觉得张学思小看了她，这才抬起头来，正好与张学思的目光撞个正着，两人有那么几秒钟的对视，突然，又都同时觉察到什么似的，慌忙躲开了对方的凝视。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张学思的心潮掀起了波澜，再也平静不下来了，这场报告会，王明校长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眼前一直浮现的是姑娘深深的、犹如清泉般透彻的双眸，还有那软软的带着南方音的普通话......   
    张学思后悔没有问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他多想再见到她啊！第二次报告会，第三次报告会，张学思都早早赶来，坐在上次姑娘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期盼着和姑娘再次相逢，可是，女大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张学思并没有如他所愿再遇见姑娘，他有些怏怏不乐。   
    “嗨，那不是张昉嘛，你怎么来了几次，开完会就走了呀！”一个熟悉的乡音从背后传来，张学思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乡顾大姐。顾大姐是个话匣子，一见面就和张学思摆起了龙门阵，张学思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向顾大姐打听一下呢，她肯定会知道的。想到这，张学思鼓起勇气，刚吞吞吐吐说出“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广东姑娘”，顾大姐马上明白了，“哦，你问的是小广东啊，她叫谢雪萍，是我的同班同学。”接着，从顾大姐那里，张学思了解到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   
    广东姑娘谢雪萍出生于德庆县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因家贫无力抚养，大姐、二姐先后被送了人。谢雪萍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得暴病身亡了，母亲被迫改嫁，只好将她送给姨家。养母一开始对她还好，后来新添了女儿，就对谢雪萍刻薄起来，逼她干重活，动辄打骂，还强迫她退学。幸亏养父是个厚道人，一再保护谢雪萍，坚持让她念书。养父死后，谢雪萍不堪养母的虐待，逃到了广州，到广东纺织厂做了童工。老板的辱骂、工头的毒打、繁重的劳动、深重的剥削，使谢雪萍对这个黑暗的社会越来越憎恨。后来，为了活命，她还曾到香港去做过工，相同的遭遇使她渴望寻找一方乐土的心愿更加强烈。1938年，她18岁时，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年六月，谢雪萍在延安抗大入了党，女子大学成立后，她便转入了女子大学学习。   
    想不到这么一位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姑娘竟然吃过这么多的苦，张学思越发感到姑娘不简单，想结识她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顾大姐早已从张学思的表情中猜到了事情的端倪，她心里暗暗发笑，“嗬，真想不到，竟连张昉也要找对象了！”   
    顾大姐知道张学思的出身，也知道他六岁就做了曹大总统的未来姑爷，她也知道张学思一直在为这场根本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反抗和斗争，后来，张学思坚决退掉了专门亲事。顾大姐还知道，在张学思出走帅府到北平、南京等地上学期间，又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想同这位张副司令的弟弟攀亲，托人做媒的，主动提出的，不计其数，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到了延安以后，顾大姐更是亲眼看见曾有城市里来的女大学生主动追求张学思，但张学思都无动于衷，似乎他是个绝缘体，爱情跟他完全不沾边。今天，绝缘体竟然要交女朋友了，顾大姐既惊讶又激动，她故意问：“张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嘛。”   
    确实正在想心事的张学思冷不防地听此一问，心里有些发慌，脸不觉红了，“没有，没有什么......哦，不......”张学思欲言又止，难以启齿。   
    “怎么，有事让大姐帮忙吗？”顾大姐调皮地问。   
    “大姐，我......我想......我想请你当红娘！”话一说出口，张学思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哦？！”顾大姐心里一喜，故意问：“看上谁了？”   
    “大姐！”张学思认真地说：“打从看见谢雪萍第一眼起，我......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大姐，你就帮帮忙吧！”   
    顾大姐看张学思憋红了脸，结结巴巴的样子，知道他为人庄重谨慎，根本不可能拿这种事随便说笑，看来他是动真的了，顾大姐也很想成人之美，就爽快地答应了。   
    星期天，顾大姐特意为张学思和谢雪萍安排了一次“偶然”相遇。顾大姐找到谢雪萍，拉她一起去逛市场，谢雪萍正想买两个本子，两人就有说有笑地沿着延河水朝市场方向走去。突然，顾大姐冲着一个策马扬鞭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张昉——”，年轻人听到喊声，就势从马背上跃下，“哦，是顾大姐，你们逛市场去？”谢雪萍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们还不认识吧，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顾大姐用手一指张学思，“他叫张昉，是抗大东干队队长，我的同乡。”又用手一指谢雪萍，“她叫谢雪萍，女大三班的学员，我的同学。”   
    “噢，咱们见过面！”张学思高兴地说。   
    “噢，你就是，......在女大礼堂听课的时候！”谢雪萍也想起来了，两人高兴地握起手来。   
    接着，顾大姐应张学思的邀请去他那儿小坐，不由分说地拉上了谢雪萍同去，谢雪萍刚要分辩，顾大姐截住她的话：“他们东干队有的是本子，给你两本就是了，走吧！”张学思在旁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那儿有好多本子，你不用去买了。”   
    那天从张学思的窑洞出来时，谢雪萍手里真的拿了两个本子，不过她并不知道这是张学思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当然，她也更不知道今天的偶遇是顾大姐一手安排的。后来，几次这样的“偶遇”之后，他们之间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一天傍晚，张学思约谢雪萍到饭店去吃“法国面包”。谢雪萍以前从没见过什么“法国面包”，感到十分新鲜，待到端上来一看，她扑哧一声笑了，“真逗，这就叫法国面包啊，下次我也会做了！”原来，这种大名鼎鼎的“法国面包”，不过是用蒸熟的馒头裹上一层鸡蛋糊，用油炸一下，再撒上一把白糖而已。   
    “那好哇！”张学思接过谢雪萍的话，说：“你做的肯定好吃，但愿我能常常吃到你亲手做的法国面包。”   
    谢雪萍的脸刷的红了，她调皮地说：“你要想吃，我就做不好了，只会烤山药蛋。”   
    谁知张学思认真地说：“只要是你做的，山药蛋也好吃，我愿意天天吃！”   
    谢雪萍羞怯地低下头去......   
    没过多久，张学思和谢雪萍相恋的消息就在抗大和女大传开了，羡慕者有之，祝福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劝阻者有之。   
    “雪萍，你知道吗？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啊！”乍闻此言的谢雪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顾大姐从来没告诉过她，张学思自己也从未提过这件事呀！不过，谢雪萍很快就平静下来，“我可不管他是谁的弟弟，我喜欢的是他本人，不是他的身份！”   
    “张昉，你要三思啊！你们俩的出身和地位相差太悬殊，能生活到一块儿吗？”面对这样的疑问，张学思总是坦然一笑，平静答道：“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和工人出身的同志生活在一起呢？难道少爷出身的就非得娶个小姐不可吗？谢雪萍和我志同道合，我为有这样的伴侣感到骄傲和自豪！”   
    心心相印的张学思和谢雪萍，彼此都认定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1940年秋天，在延安宝塔山的窑洞里，张学思和谢雪萍与东干队另外几对新郎新娘一道，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1）

    1949年4月，张学思奉命进京，参加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北平，张学思见到了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在肯定了他过去十年工作的巨大成绩的同时，又将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筹办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作为培养海军的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张学思欣然受命，并郑重向总理表示：“我决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只要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努力去干好！”   
    随后，张学思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海军军校的工作中去。6月，他奔波于安东、大连和葫芦岛之间，组织大连船渠（现大连造船厂）的技术力量，为“重庆号”军舰的打捞工作做好勘探和其他准备事项；7月，他重返北平，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8月，他和刘亚楼、张爱萍一道，赴苏联参观学习，并为打捞“重庆号”和创办海军学校聘请苏联专家。9月，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张学思代表海军发言说：“中国人民海军以一个幼年的资格，列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我们今后一定坚决彻底地执行共同纲领中关于军事制度的一切要求，使海军成为统一的人民军队的一部分，并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学习与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我海军指战员，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质量与军事技术，并有步骤地培养人民海军的干部。我们一定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这番可算是海军建设的誓言引起了全会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张学思倍受鼓舞和振奋。   
    不久，肖劲光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和张学思一起研究创建海军军校的方案。10月，由张学思负责聘请来的苏联专家陆续到达沈阳，张学思又赶到沈阳，和苏联专家们就建校的具体事项交换了意见，并陪同首席专家沿渤海和黄海岸边勘测丈量，挑选校址，最后选定在大连老虎滩湾西侧。11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组建大连海军学校的命令，并提出“学习苏联经验，办正规海军学校”的办学方针。同时任命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为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张学思为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接下来，紧张的建校筹备就拉开了帷幕。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时时都须事必躬亲，从房舍的修理到用具的配置，从教员的聘请到培训，从教学器材的调集与安装到教材的编写与定稿，从学员的招考到教职员工的来源与安排....千头万绪，丝丝缕缕，哪一件都需要张学思来最后定夺，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事无巨细，张学思均亲自过问，白天，他和苏联专家到处奔走进行指导检查，晚上，又抓紧时间，制定办学的大政方针或讨论具体的办学事宜，往往通宵达旦，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就凭着这样的分秒必争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大连海军学校从酝酿筹备，到正式诞生，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1950年2月1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了。当看到学员们坐进整洁明亮的教室里，发奋学习时，当看到教员们住进宽敞舒适的新宅，热情激昂的投入教学工作时，当看到苏联专家搬进特意扩建的专家楼，全心全意地协助中国办好海军学校时，张学思这才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张学思夜以继日，以校为家的工作劲头让苏联专家们叹为观止，他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首席专家克洛契柯夫操着半生的中国话对张学思说：“打娃里西张，你这么年轻，整天和我们住在一起，你还没有成家吧？”张学思笑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叹了口气说：“工作太忙，顾不上家了！”   
    “噢——！”克洛契柯夫怔怔地望着张学思，随后竖起了大拇指，“真了不起，张。”   
    苏联专家的话，提醒了张学思，算一算，从去年4月去北平后直到现在，整整十个月了，他和谢雪萍夫妻俩从没照过一次面，没通过一次信，谢雪萍完全不知道张学思的下落。在此期间，张学思倒也不是没有机会途经沈阳，而是工作太忙了，他舍不得时间，所以，每次经过家门他都狠狠心，放弃了回家的机会。想到大禹治水，也才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倒好，超过大禹一倍多，七过家门而不入！想到这里，张学思自嘲地摇了摇头，心上涌起了一股对妻子、对孩子、对家庭的深深的歉意和愧疚。   
    万事开头难。海军学校草创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师资力量薄弱；二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矛盾。针对第一个问题，张学思集思广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从苏联海军院校中聘请；二是从全国各高等学府招聘；三是从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挑选。按照张学思提出的三原则，再经过不懈的努力，海军学校的师资力量有了很大地增强，先后从清华、北大招聘了慈云桂等几十名教员，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修懋、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十几位教员，大连大学也派出了十几名教师作为海校的兼职教员。对于这些新来乍到的知识分子，张学思皆礼贤下士，执礼甚恭，他逢人便讲：“古人尚懂得重金礼聘，礼贤下士，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工农干部不理解张学思的做法，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打天下，怎么能让知识分子来坐享其成呢？这种情绪使张学思感觉到进行普遍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分别找来许多教员、学员和机关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意见要求，又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全校大会，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必须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强调在实践中既要尊重知识分子又要发扬工农干部的优良作风。   
    张学思的话，使海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很受教育。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互相尊重，团结一致，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气氛，大家共同为了创建强大海军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工作着，学习着。   
    张学思的心血没有白费，工夫不负有心人，大连海校成立以后，连续不断地为海军部队输送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干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了一批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大连海校也因此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张学思的心血和努力。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2）

    转眼进入了5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随着人民海军建设事业的发展，组建海军航空兵的任务又提到了海军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3月，张学思不负众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同时命他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张学思带着几位海军干部在朝鲜考察了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的情况，还到朝鲜人民军海军部队参观学习，与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此次朝鲜之行，张学思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回国后，为了尽快胜任新的职务，张学思分秒必争，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他不耻下问，请海军司令部的各位业务长给他上课，向下属各部的部长、参谋请教，走到那里，他就学到那里。张学思还特别爱买书，只要是发现有航海、航舰、海军、海战方面的书籍和材料，他都想方设法购买和搜集，并且“爱屋及乌”，凡是有关海洋的书，不管是科技的、探险的、人物传记、甚至小说和科幻作品，只要和海沾上边，他照买不误。妻子谢雪萍看他买书的劲头，感叹地说：“你呀，真是全心全意爱上你所干的那一行啦！”   
    随着广泛、深入、大量的阅读，张学思的理论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纸上谈兵，为了更好的熟悉海军业务，他还经常下基层部队搞调查研究，深入到第一线了解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丝不苟。在海军中，张学思赢得了工作严谨、深入细致的好评。   
    1955年9月，张学思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56年8月，张学思又接到了组织上新的任务——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深造，这是张学思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他兴奋得夜不能寐。他迅速整装待发，赶往苏联。   
    到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后，张学思凭着扎实的数理和外语基础，申请进入速成班学习。速成班是专为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高级海军干部开设的，学的课程是浓缩的，它要求在十五个月（三个学期）时间学完本科头三年的课程，因此，张学思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除了学院规定的课程外，张学思还广泛地查阅了大量的海军资料，他成了图书馆和保密室的常客，他珍惜每一分钟，抓紧时间阅读、摘抄和研究，有些来不及抄，张学思就凭着非凡的记忆力背下来，回到宿舍后，再整理成文。就这样，张学思在留学期间，积累了一本又一本的学习笔记，后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我国人民海军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列宁格勒期间，张学思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周末图书馆和保密室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在张学思的强烈要求下，也破例为中国学员开放了，张学思怀着一种紧迫感在拼命地和时间赛跑，他的学习内容，早就远远超过了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要求！一年一度的寒假，张学思也没有舍得归国度假，他的假期计划，早已安排得满满当当，想念妻子儿女的强烈感情，被他狠命地压制到了脑后。   
    张学思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都奉献给了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当前国际上海军发展的信息写信汇报给海军首长，有的信甚至长达万言。与其说是信，倒不如说是他学以致用的论著，它对我国的海军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信件，后来都成了我国海军发展规划的宝贵资料。   
    1957年11月，张学思以优异的成绩从速成班结业并转入本科四年级学习，1958年秋末，张学思如愿获得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年逾不惑的张学思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又一次被人们誉为“高才生”。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6月，为了了解、掌握我国自行制造的潜艇的实际性能，张学思随“0三”型潜艇进行练习性远航。历经20余天的航行，张学思取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国产潜艇的各项性能和优劣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提出了改进意见。9月，张学思又率舰艇巡逻编队，远赴西沙群岛考察、巡视，途中遭遇台风，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发情况，张学思沉着冷静，他果断地指挥编队先暂泊永兴岛躲避风暴，最终战胜了风浪，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1963年5月对“跃进号”沉没原因的调查是张学思完成的又一项重大任务。“跃进号”出事区为公海，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些大国的舰艇经常在这一代游弋，台湾、韩国的舰只也时常出没于此，所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赴现场调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学思和陶勇等东海舰队的领导亲自制定调查方案，反复斟酌，多次修改，对于每一个环节，例如编队航渡、搜索目标、巡逻警戒、潜水探查、空中保护、通讯保障等问题，张学思都思虑再三，周密布置。此外，张学思还逐个与潜水员谈话，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性和艰巨性，他们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党和国家付与的重托。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下，5月18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编队出航了，张学思负责岸上指挥，随时与舰队保持着联络。经过详细探查，最终查明了“跃进号”失事原因，与张学思当初的判断完全吻合，是由于偏离了航线，触到了苏岩礁上，触礁后又处置不当，致使船体损坏严重而沉没，并不是一场国际性的政治事件。   
    张学思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调查情况，对于此次如此庞大的海上行动，从兵力部署、组织协同到通讯联络、物质器材的保证，指挥机关和出海舰队一切都做得迅速、及时、有序、无误，周总理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海军的工作，称赞张学思是“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1）

    光阴荏苒，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几年倏忽而过，张学思已届知天命之年，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人民海军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看着这些骄人的成就，张学思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振奋。然而，正当张学思满怀踌躇，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却骤起狂澜。   
    最早是在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无端指责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有现成的好药单子不吃乱开药单子，像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对于长期以来海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接着林彪又派李作鹏等到海军内部，拉帮结派，发展势力，形成了一个他在海军的亲信集团。在林彪的支持和授意下，李作鹏一伙有恃无恐，在海军掀起了一股股阴风恶浪，从此海军不得安宁。   
    他们诽谤海军党委“搞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对于海军举行的军事比武和练兵高潮大肆侮蔑。针对这些侮蔑，张学思慷慨陈词，愤慨地予以强烈的驳斥。一计不成，李作鹏一伙又生一计，他们给大连海校又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建校15年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林彪随即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将大连海校说成是照搬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必须将这些资料和教材都统统烧掉。于是，海军第一所正规化的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就在林彪的一句话下被焚烧一空，大连海校损失惨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止。   
    目睹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间闹剧，张学思气愤、苦恼、怨懑，他恨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张学思历来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最不愿意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斗，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从不回避矛盾和斗争。   
    1965年秋，张学思化名张昉到天津塘沽区的北塘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他身在渔村，心系海军，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海军的命运。此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会议，李作鹏等林彪死党全盘否定了海军的工作，在随后公布的会议简报上更是一派胡言，对于海军主要领导进行攻击和侮蔑，张学思看后十分气愤，他义愤填膺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   
    1966年5月，结束了“四清”工作的张学思重新回到了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策划制造了陷害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把罗瑞卿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接着，他们就企图以“肃清罗瑞卿影响”为名，想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海军主要领导人整下去。   
    会议刚开始，李作鹏等就叫嚣：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必须作检查，交代问题，接着，他们露骨地提出了要罢免海军的主要领导人。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显而易见，他们觊觎夺取海军的领导权已久。张学思既震惊又愤怒，在中央书记处和军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活动！”“你们企图用欺骗的办法，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非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坚持正义，刚正不阿，让李作鹏等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夺权路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反革命集团趁机大肆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海军自然成了他们夺权的重点目标，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思冒着被打倒的风险，坚持正义，不买李作鹏的帐，硬是顶住了李作鹏的歪风邪气。这样一来，李作鹏一伙更是将张学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把他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连海军司令部的一些重要活动，也不让他这个海军党委常委过问。面对全国越来越混乱的局势，面对自己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张学思仍然坚持海军部队应保持稳定，他亲自出面组织干部和战士，日夜守卫在通讯、指挥、机要等要害部门，防止造反派冲击海军领导机关。   
    造反派还是越来越嚣张，眼见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张学思的心里十分愤懑和沉重，同时他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   
    然而，“君子坦荡荡”的张学思碰到的是一伙不讲理的小人。1967年7月22日，在林彪老婆叶群的授意下，李作鹏等人编造罗列了两大罪状，强加到张学思头上，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心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这份无中生有的诬陷材料，李作鹏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送上去，他派自己的老婆将材料交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不久，李作鹏收到了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传达的林彪“旨意”，逮捕张学思。   
    李作鹏得此“尚方宝剑”，立刻着手布下了罗网。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接电话时，只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通知他，说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他马上到招待所去。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当他来到招待所时，立即被李作鹏的亲信逮捕了。虽然张学思早已料到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却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运用的竟是如此卑鄙和下流的手段。   
    张学思被关进了北郊的一个营区里，失去了自由。他的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扪心自问，对党无愧，他先后三次给李作鹏和海军党委写了质问信，但都得不到任何回音。在那个黑白混淆的内乱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制和人权可讲，李作鹏一伙到处散播“张学思是特务”的谣言，想先发制人，把张学思一下子置于死地，然后，再从张学思身上挖出可以用来攻击和侮蔑周总理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的险恶阴谋。张学思洞悉了他们的诡计，任凭怎么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说假话和出具假证据。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2）

    李作鹏从张学思身上找不到缺口，就另打起主意来。一天，一伙人突然闯入张学思家中，逼问谢雪萍，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议？讲了些什么话？有什么活动？一股怒火涌上了谢雪萍的心头，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人的用意，他们是冲着周总理来的！   
    他们要调查的事件，指的是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都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的怀念之情。会上，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与会者说：“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口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高崇民先生有感而发，即席赋诗一首，诗中有“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之句。周总理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该说一人奋斗在东南。张学思闻言过度激动，竟致未能终席。散席后，周总理还特地到休息室去看望他，劝慰再三。   
    想到这伙人居然要对敬爱的周总理下手了，谢雪萍怒火中烧，她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来人见施诡计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暴力压迫，张学思始终正气凛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屈的斗争。虽然身陷囹圄，但张学思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他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又写了申诉信，但这些信件都被李作鹏一伙截留、扣压下来，他们生怕他们的阴谋败露，千方百计地严密封锁消息。谢雪萍和子女也曾给周总理、毛主席写过信，但同样也被没收，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中。   
    为了彻底整倒、搞臭张学思，李作鹏一伙采取了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批斗，批斗之后是提审，搞连续作战，丧尽天良地想以此威逼张学思屈服。不料，张学思不但不屈服，反而逐条批驳了他们捏造的种种罪名和“证据”，驳得痛快淋漓、驳得李作鹏一伙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张学思历经磨难，还是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奋笔疾书“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愿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表达了绝不向淫威妥协，更不寻个人苟安的高洁志向。   
    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把张学思置于死地是铁定不变的方针，但张学思誓不妥协的铮铮铁骨让林彪反革命集团既恨且气又怕，他们又进行了多次的内查外调，可是假案毕竟是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所以他们搞了几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连“专案组”也认为没有再调查的必要了，请示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林彪集团十分清楚，张学思不是一般人物，中央首长都熟悉他，如此下死力地整了两年还整不倒他，岂不自找倒霉！所以，李作鹏十分露骨地对“专案组”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于是，专案组对张学思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非人的折磨，使张学思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到1970年2月时，他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哮喘非常严重，耳朵几乎也全聋了。张学思知道自己的病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他想吃点香肠、吃点酸菜都遭到拒绝，甚至想吃土豆，他们也都推说没有，他要求住院治疗。专案组被迫让他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重度营养不良引发的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和肺原性心脏病。如此重病，可惨无人道的林彪集团还是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们以防止张学思“自杀”为借口，把病房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张学思病重的消息传到周总理耳里后，周总理不顾自己也非常困难的处境，指示全力进行抢救。可李作鹏一伙对此指示置若罔闻，张学思的病情迅速恶化。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不幸逝世，年仅54岁。   
    在此之前，他还曾留下遗言：“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我的问题，一个是党籍问题，我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不是混进共产党的。”“另一个是东北问题，我不知道彭真在东北做了什么错事，我也没有跟彭真做过什么错事！”“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这完全是政治诬陷！”“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问题迟早会弄清楚！决不能罚不当罪，罪不当罚！”临终之前的张学思最后一次表达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真理的信念，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做了明确的否认。   
    弥留之际的张学思最后留下的是“恶魔缠身、恶魔缠身”八个大字！怀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慨，张学思溘然长逝。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10、历史自有公断

    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落得了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的报应，闻知者无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谢雪萍和子女们也开始四处奔波，为张学思的平反而努力。张学思的子女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对张学思的问题作出结论，但由于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余孽尚存，“四人帮”淫威正盛，上书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次年4月，谢雪萍再次致函毛主席，报告张学思受迫害的情况，她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终于如愿地转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叶剑英立即指示总政治部“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复查结果表明，李作鹏一伙捏造的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所谓的证据也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复查组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   
    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月19日，张学思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张学思的冤案又一次重新审查，1980年12月，终于得到了公开的彻底的平反昭雪。张学思的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对张学思最为思念的老母亲，海军党委给她请了一位服务员，照料她的生活。周总理对张学思的老母亲十分关怀，他亲笔在海军党委的报告上，将补助“一定”的生活费改称“足够”的生活费。许老夫人对党和国家也始终是一片赤诚之心，当她得知爱子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曾痛不欲生，接连三天不吃不喝、痛哭流涕，但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在儿媳谢雪萍的竭尽孝道下，老人家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当张学思的三姐从美国来看她时，许老夫人告诉女儿说：“国家对我照顾得很好，你不要挂心。”许老夫人最后以九十的高寿离世。张学思如英灵有知，当含笑九泉！   
    张学思共有子女6人，分别是张先毅、张仲群、张晓晓、张啸啸、张乐然、张子京。他们现在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香港。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1、一母同胞的二弟学铭

    张学良兄弟姐妹14人，男女分别排行，在兄弟中张学良居长，其下有弟弟7人，即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姐妹6人，大姐张冠英，妹妹张怀英、张怀卿、张怀曈、张怀曦、张怀敏。   
    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字西卿，和张学良同为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所生。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张学铭和大哥张学良境遇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学良从出生开始就倍受张作霖宠爱，一直以来望子成龙，寄予厚望。张学铭则完全相反，他刚一出生就犯了张作霖的忌，从此饱受冷落，不被张作霖所喜。   
    原来，张作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1908年张学铭出生的那天，张府看门人老薛头午睡做梦，梦见一个小喇嘛，直冲进院内，恰在此时，张学铭降生了。老薛头从梦中惊醒，起身追赶，被张作霖迎面碰上，张作霖见他慌慌张张，就问：“跑什么跑，进来做什么？”老薛头回答：“见一小喇嘛进了院，因此我才追了进来。”张作霖一听，就很不高兴，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原来，早年张作霖办团练时，曾经枪杀过一个匪帮内的小喇嘛，迷信的张作霖认为刚降生的儿子是小喇嘛转世，来向他索命的，所以，无辜的张学铭刚出生，就不被张作霖所喜爱。1910年，学铭两岁时，赵氏带着他从新民府来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晚上学铭哭闹起来，住在另一厢间的张作霖被吵醒了，不由分说就把学铭痛打了一顿。学铭才两岁，本来两岁的小孩夜间啼哭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大动肝火，但张作霖因白天赵氏要钱而将怒火发泄在学铭身上，他之不喜学铭也可窥见一斑。   
    后来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掌握了东北大权之后，他的势力得到不断膨胀，日本人担心他的势力过于强大，恐怕难以控制，就假惺惺地建议张作霖送一个儿子到日本去留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正在读中学的张学铭因一向为张作霖所不喜，遂被选中派往日本，进入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大哥张学良倒是很关心这个在异国求学的胞弟，经常写信鼓励他发奋学习，增长才干，曾写过如下一信：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起东瀛人士，皆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妥。......切望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后来，张学铭学成归国，先在东北军任职。1930年10月，他就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3月，出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于他出任天津市长这件事，张学良非常生气。张学铭因为从小不受父亲喜欢，不被重视，和一母同胞的大哥有天壤之别，心里自然不服和不高兴，此时大哥又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业，主政北平，他认为大哥的一切来得都太容易了，是白捡来的，张学良跟弟弟说，你哥哥能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但张学铭不信，老是觉得大哥太顺利了，张学良说他是“欲大胆小，有好处就来”，会做表面功夫，“常常把人哄得好好的”。   
    张学良主政北平时，本来对天津市长的人选早已确定。但吴铁城出于私利，保举了张学铭当市长，他上报中央政府，在张学良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央突然发布了任命张学铭为天津市长的命令。吴铁城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送张学良人情，因为他与张家两兄弟关系都很好；二是他要拉拢张学铭，想以后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张学良对此事十分生气，他本来是有权否认的，他只要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就可以顶回去，但他考虑再三，他要是顶回去，张学铭不乐意倒也罢了，可吴铁城就完蛋了，蒋介石肯定不会轻饶他的。所以，张学良思虑再三，还是没有顶，默认了这个事实，不过，他后来说，这是他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事。   
    张学铭的原配夫人姚氏，是张作霖包办的婚事，两人成婚后长期感情不和，终致离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铭愤而辞去天津市市长一职，出国到欧美游历。在德国，他遇见了曾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的朱启衿的女儿朱洛筠，说来这朱洛筠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天津时，他们常出入于大型的娱乐场所，曾是共同娱乐的伙伴。此次异国相逢，他乡遇故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两人一直交往密切，终于结成百年秦晋。无独有偶，朱洛筠还曾是赵一荻的同学和闺中至友，此时密友成为妯娌，交谊更深了一层。后来，当朱洛筠得知赵一荻甘愿抛弃舒适的生活，无怨无悔地陪伴张学良幽禁时，作为同学、至友、妯娌的朱洛筠对她敬佩万分，她曾公平地评价：“我总觉得我们张家所有的人，都对赵一荻欠情很多。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长期处在逆境的日子里，我们张家的人，不管心肠多么好，有谁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帮助他做点他需要做的事呢？只有赵一荻，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照顾着张学良。数十年如一日，多么不易！我们张家所有的成员都从内心敬佩她感激她！”   
    1937年，张学铭才从巴黎辗转得知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大哥被软禁、拘押的消息，在为大哥担心的同时，张学铭又感到深深的自豪，他很想亲见大哥一面，但是一时无法脱身，只好在异国遥寄思念之情。直到1941年，张学铭夫妇才得以携子张元冲、张鹏举从香港转道回到祖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等职，但张学铭一直住在天津，从未上任。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一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热情关怀。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毕业时，他希望能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自食其力，并提出愿意管理公园，于是，组织上就任命他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后来，张学铭又曾担任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学铭对周总理总是感念不已。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学铭又先后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虽然年事已高，但几十年来，对大哥张学良的思念却没有稍减，而是与日俱增。每每忆及大哥，他便禁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每年六月张学良生日时，张学铭总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家里摆上寿桃，举行寿宴，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遥祝大哥平安，康健。每次一提起大哥，张学铭总会愤然道：“我大哥被老蒋关了几十年，至今还被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小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   
    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第十五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学铭从怀念周总理说起，又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大哥张学良，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大哥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四十二个年头了。我大哥几十年来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哪！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后，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激动万分的张学铭气喘吁吁，老泪纵横，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在座的许多政协委员们也都鼻子发酸，感慨万千。   
    1982年，张学铭已身患重病，病榻上他仍念念不忘身在台湾的大哥。从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上，张学铭看到了大哥访问金门的消息，并看到了大哥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河山的照片。四十多年未见，大哥也垂垂老矣！张学铭感慨良多，他悲伤地说：“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作鬼也要去一趟台湾！”听者无不低头垂泪。   
    可惜骨肉相聚的心愿未了，张学铭便于1983年因肝硬化而溘然长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嘱托儿子张鹏举：“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与大哥见面。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   
    夫人朱洛筠女士还专门填写了一阕《思佳容》，表达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怀念：   
    少小同嬉忆故情，而今白发说余生；   
    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   
    怀旧雨，盼新晴，春回两岸海波平。   
    中华一统归来日，万户融融笑语声。   
    张鹏举是张学铭的次子，现在天津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工作，1998年6月3日，张鹏举专门赴美国夏威夷为大伯张学良祝寿，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张鹏举与大伯是平生首次相见，他首先向大伯行了大礼，跪地叩头。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双手合十，连连作揖。在随后的叙谈家常中，张鹏举将父亲临终的心愿告诉了大伯，并说：“为了还父亲的这个愿望，我便决定通过这次祝寿，来檀香山与从未见过面的大伯父相聚，实现父亲临终之遗愿。”张学良听了侄子的话，神色黯然地叹息道：“你父亲去逝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张学铭的长子张元冲目前在香港定居，从事经商。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2、其余诸弟

    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十四个兄弟姐妹中的“头头”，弟弟妹妹对他十分尊重，也很听他的话，张学良对他们也很严格，有差错就管教，从不姑息，不过，因为张学良严于律己，兄弟姐妹间一直相处和谐。张学良对兄弟姐妹们从不分什么嫡庶，也不许他们摆少爷、小姐架子。他常向弟妹们讲张家的家风，为人要正派，千万不要仗势欺人。他说，我们要和老百姓讲团结，才能给张家增光，否则，只能给爸爸抹黑。爸爸太忙，年纪大了，有时顾不过来，我要替爸爸管教你们。我是大哥，你们要听我的。   
    三弟学曾，生于1911年，少年时十分好玩，最爱逗蛐蛐。有一次，他差厨工孙大虎出府去帮他捉蛐蛐。孙大虎在税捐局周局长公馆的墙根下，用铁锹挖蛐蛐，被局长的公子发现，不让他挖，双方发生了争吵，孙大虎仗势打了局长的儿子，被扭送到了警所。警所所长一看是对局长公子大打出手，二话没说，就将孙大虎劈头盖脸地抽了几十鞭子，张学曾得知后，气得立即乘车直奔派出所，“岂有此理，这还了得，你们简直没有王法了！”张学曾指着警所所长的鼻子大骂。   
    “请三爷息怒，请三爷息怒，这完全是误会。”所长连忙赔罪，并上前替孙大虎松了绑。张学曾还是不依不饶，反派人将警所局长捆了起来。正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学良打来了电话，叫张学曾马上带人回家，一切由他来处理，口气不容置辩，坚决严厉。经过调查，，此事是张学曾要孙大虎捉蛐蛐引起的，责任在张学曾、孙大虎一方，第二天，张学良亲赴警所，向所长一再道歉：“帅府子弟缺少家教，给您添了麻烦，特来赔礼。”所长闻言，惭愧不已，对帅府子弟的风范倍加称赞。   
    张学曾成年后，曾在北戴河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那个时候，中外通婚可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被学曾的母亲许夫人知道后，大为光火：“混帐东西！一个堂堂的中国人，竟要娶一个外国女人！”许夫人怒不可遏，命学曾跪在地上，拿起鞭子就抽。这还不够，许夫人又命仆人把他捆起来，交给时任天津市长的张学铭处理，张学铭为难了，他是自己的三弟啊！再说，交外国女朋友犯什么法呀？因此请求宽恕了他，但许夫人仍是不肯罢休，又派人把他送给张学良处理。   
    看着五花大绑地跪在地上的三弟，张学良大吃一惊，待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他呵呵笑了，“老太太虽然有失偏颇，但她的一片爱国之心也算难能可贵啊！”边说边给张学曾松了绑，对他说：“三弟，你怎么不向四弟学学，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呢！”张学曾笑笑，摇摇头说：“光是军队也救不了国，还得要文化要科学，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喜欢自由自在地搞学问，受不了军队的那一套。为了一个外国女人，妈妈捆了我好几天，大哥你就饶了我吧，别让我到军队里去没完没了的立正、稍息了！”   
    后来，张学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二战爆发后，他定居美国，曾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他共有二子一女，均在美国，长子张闾璜，在美国石油开发公司从事研究工作，次子研究美术。   
    五弟张学森，1920年出生，曾留学美国，主攻航空飞行。抗战胜利后，回到国内，担任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1948年后去台湾，后来长期在华航檀岛办事处供职，定居夏威夷。1993年张学良第二次到美国探亲，除了去旧金山看望儿子和孙子外，就是到夏威夷看望五弟学森。张学森以东道主的身份向长兄张学良介绍了夏威夷的概况，并建议他和赵四小姐在此定居。张学良很快便喜欢上了夏威夷，1993年圣诞节后，张学良果然定居夏威夷，租住在临海的一幢高层公寓里，距张学森所居之地很近，平日相互照应，很感安慰。定居夏威夷后，张学良夫妇的日常生活及对外联络主要由张学森代为照料与处理。   
    1994年1月，著名京剧爱好者仝玉洁和汪文娟邀来了几位京剧名角，加上旧金山当地的一些京剧爱好者，兴致勃勃地为张学良举办了欢迎会。这天傍晚，张学良由五弟张学森夫妇陪同，乘车前来赴宴，夫人赵一荻因身体关系未能出席。欢迎会气氛热烈，节目精彩纷呈，张学良听得津津有味，几乎忘了时间。五弟张学森见夜色已深，便建议大哥回家休息。   
    “我不回家！”张学良故作执拗地说。   
    “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张学森开玩笑道。   
    “那我就告诉大嫂，说你不带我回家！”张学良逗乐说。   
    兄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逗得来宾哈哈大笑。沉寂片刻，张学森又逗趣道：“我带大哥到这里玩得这么开心，大哥应当发给我奖金啊！”   
    张学良闻言，真的从口袋里取出钱包，然后慢慢地翻找着什么。众人以为他要拿钱奖励五弟，谁知张学良却拿出一根牙签，“这牙签，是我发给你的奖金。”张学良面带微笑，一本正经地对五弟说。   
    见此情景，众人又是一阵大笑。最后，张学森说：“大哥，咱们回家吧！”张学良听了五弟的话，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家在哪儿啊。”   
    张学森闻言，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   
    张学森和大哥张学良一样，都极其酷爱京剧艺术。张学森与北京的许多京剧名家都很熟识，定居美国后，他不时飞回北京听戏、看戏、交流切磋。后来和中国京剧院著名演员于魁智结识后，往来频繁，一年之中更是有两三次到北京去，到北京后一安顿好住处，张学森就忙着给于魁智打电话，急切地约定时间地点来吊嗓子唱戏。   
    1995年9月初，张学森来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期间，曾和于魁智一起切磋唱腔。临分手时，他郑重地与于魁智商定：“明年6月1日，大爷（张学良）95大寿。他最喜欢听你唱了，请你们到夏威夷来，咱们好好热闹一回！”回到宿处，张学森兴致勃勃地将这一计划告诉了与他一起来北京的妻子及三个女儿。不曾想三天以后，他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在北京去世，美好的心愿一夜间竟成了逝者的遗愿。   
    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张闾蘅受母亲、姊妹们的委托，一定要了却父亲生前的这一心愿。无独有偶，1996年四五月间，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二三十年代曾与张学良过从甚密的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时，阎明光正准备亲赴夏威夷为张学良祝寿，也想把张学良喜爱的京剧艺术家请到夏威夷去。两位女士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然也就一拍即合。   
    不过，由于于魁智经常去外地演出，当阎明光颇费周折地找到他并得到首肯时，离祝寿日期只剩下十多天时间了。幸好有关部门获悉这一动议后，不仅十分理解，并且相当支持，尽可能地提供一切方便，使出行的各项手续办理得极其顺利。6月1日晚5时30分，于魁智如约出现在张学良先生95岁寿诞宴会上，张学森的夫人一见到他就不无惋惜地感叹道：“你们可来了！他（张学森）要是活着，看到你们来了，该多高兴啊！”   
    六弟张学浚，1922年生，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在国民党军统部门工作过，后随国民党迁往台湾。   
    七弟张学英，1924年生。1948年先去台湾，再转赴香港，后又转回台湾。一生无正当工作，也没有子女，1983年病逝于北京。   
    八弟张学铨，出生于1925年。九一八事变后随母亲寿夫人迁往天津。日本投降后，他来到东北，在营口税务局工作，解放后，又回到天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到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工作，还担任了区政协委员。爱人马蕴兰，女儿张闾琪，从事幼儿师范教育工作。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3、胞姐冠英

    张学良的大姐张冠英，又名首芳，生于1898年，在众子女中排行老大，是张学良一母同胞的亲姐姐，1912年赵夫人病逝后，张学良和张学铭的日常生活就由大姐来照料，张冠英从小就对张学良有着相当的影响，因此张学良对长姐始终敬畏有加。   
    张作霖对女儿的婚事，一向采取包办的方法，用联姻以达到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公主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张作霖这个政治野心十足的封建军阀，可谓谙熟此道，为了实现他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他在世时，他的6个女儿中，除了最小的怀卿未到婚嫁年龄外，其余5个女儿全都按照他的旨意，或嫁给实力雄厚的地方霸主，或与民国的权臣结亲。其结果，自然是为他换来了许多政治上的利益，而他的女儿们，则大多数在笼罩在痛苦婚姻的阴影里，抑郁寡欢，虽然其中也不乏幸运儿，但毕竟只是偶然而已。   
    张冠英被张作霖许配给了鲍贵卿之子鲍毓才。鲍贵卿是张作霖的同乡，早年曾“对门而居，非常亲昵。同在幼年，彼此互吃母乳”。鲍家当时的家庭环境比张家好，张家生活有困难时，鲍家经常给予接济，因此张作霖对鲍家始终怀有感激之情，他与鲍贵卿的情谊也不断加深，逐渐成了“莫逆之交”。   
    在张作霖未发迹之前，鲍贵卿早已投身到段祺瑞门下，与段有“老首长、老部下的紧密关系”。辛亥革命后，鲍贵卿在军界屡屡晋升，1912年10月，在直隶升任陆军少将，第二师第四旅旅长；1913年6月补中将衔，随后任安徽省芜湖大通司令官；同年9月在安徽都督倪嗣冲之下任芜湖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长；1915年8月由于芜湖镇守使官制废止而进京，任陆军讲武堂堂长。   
    1916年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为了称雄关东，他竭力扶植奉天帮，重用奉天出身的人才。恰巧当时发生了黑龙江督军的后任问题，时任总理的段祺瑞便推荐鲍贵卿任该职。张作霖鉴于鲍贵卿的资望、阅历及其与自己的乡缘便同意了，此后鲍贵卿便成为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统治区域虽地处东北，与张作霖隔省相望，但以其隶属关系来看乃实为正统北洋系，不可能随意听凭张作霖的摆布。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统一东北的夙愿，就不得不使鲍贵卿成为自己的亲密伙伴，张冠英与鲍毓才的婚事，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促成的。   
    虽然明知鲍贵卿之子鲍毓才是一介平庸之辈，“既少知识，又无才干，只是由于张作霖的委任才当上了营口海防联军营营长”，当初家里人特别是卢夫人并不赞同这桩婚事，认为其人才疏学浅而且住处又远离府第，但她反对也没用；张学良还小，有异议也不敢吱声。张作霖一锤定音：人家孩子是官宦子弟，准错不了。张冠英就这样嫁了出去，居住在营口。   
    婚后两人感情不和，鲍毓才提出离婚，并另外娶妻。但张冠英受传统思想影响，认为自己是明媒正娶，一直不肯离婚。九一八事变后，张冠英曾先后迁居天津、西安、沈阳，解放后才定居北京。   
    张学良被幽禁后，张冠英十分挂念弟弟，1947年曾有书信托东北元老莫德惠带给张学良，张学良收到大姐的信，激动万分，浮想联翩，他想起了当年母亲去世时，他才十岁，大姐冠英仅长他三岁，却亲自照顾他和学铭的日常生活，如今，他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大姐还念念不忘幽禁在台湾的弟弟。阅必家书，张学良深为感动，热烈盈眶，对大姐的敬仰挂念之情也油然而生，他提笔给大姐回信道：   
    “......我数年来精神甚好，身体也还不坏，惟独眼睛有点花了。那末，就是所谓过四十岁才觉得老的道理吧！也许是这几年来菜油灯下看东西的关系••••••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哪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   
    情深深、意绵绵，张学良与大姐冠英的姐弟深情赫然纸上。   
    莫德惠要离开时，张学良又托他给大姐冠英捎去第二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首芳大姐：   
    您的四月卅日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老爷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的信写得有些简略，现在详细说一点......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潮，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是《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记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   
    弟良手奏   
    五月廿日   
    张冠英定居北京后，生活一度非常困难，周总理得知后，特拨一处住房，发放补助，使其安度晚年。张冠英生有三女二子，1954年因病逝世于北京。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4、二妹怀英

    张作霖虽身为封建军阀，但毕竟是苦出身，对妻室儿女要求相当严格。张学良的二妹张怀英回忆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管教更严，他要求我们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张学良却敢于突破父亲的禁令，他领着妹妹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每年七月十五日带她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冬天指挥她们堆雪人打雪仗。张作霖死后，又是他叫妹妹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   
    然而，在婚姻大事上，连张学良都无法违背张作霖的意旨，跟别说他的妹妹们了。二妹张怀英，生于1907年，生母卢夫人，她从小就被张作霖包办给了蒙古达尔罕王爷之子包布。如果说冠英远嫁营口不遂心，让家里牵挂的话，那么比起妹妹怀英来说，她的婚姻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至少鲍毓才是个健全正常的男人。   
    张怀英天生丽质，容貌清纯可人，可谓是集中了父母亲的精华部分，特别是她性格温顺，心地善良，赢得了帅府内许多人的赞誉。当年服侍过她的丫鬟王秋实曾说过：“我初到帅府时比她小六岁，我服侍她，她也照顾我，经常为我梳头、扎辫子......从来对我不寒言暴语。”就是这样一位人见人爱的姑娘，万没有料到，竟被父亲张作霖许配给了一个“白痴”——达尔罕王爷之子包布是个又呆又傻，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低能废物。张作霖不惜牺牲亲生骨肉来做其政治上的筹码，其用意与冠英的婚事如出一辙。   
    多年来，张作霖一直垂涎内外蒙古，渴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愿望在其就任东三省巡阅使，统一东北三省之后，才获得了实现的契机。1921年5月，张作霖被正式任命为蒙疆经略使，全权负责征蒙事宜。此时的张作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满蒙之王：作为东三省巡阅使，他可操纵吉林、黑龙江二省督军；作为蒙疆经略使，他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又握有发号施令之大权。但是，当时内外蒙古的局势很混乱，特别是外蒙时常发生变乱，张作霖为了稳定内蒙局势，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外蒙叛匪，便将女儿送给了在内蒙古王公中颇具影响力的达尔罕亲王做儿媳。达尔罕王认为能够攀上东北王已是幸事，更何况自己痴呆的儿子竟能娶上这么美丽的姑娘，真是喜从天降，求之不得，哪有不答应之理？于是双双开始筹措婚仪。   
    这桩婚事一经张作霖宣布后，全家愕然。卢夫人简直吓傻了，她怎么能忍心将亲生女儿就这么往火坑里推呢？可是张作霖的口气是果断而不容置疑的：就这么定了，没什么好说的。卢夫人也只能有话往肚里咽，终日以泪洗面了；张学良和于凤至私下里为怀英鸣不平，他们想方设法去说服父亲，以取消这门亲事，但张作霖心意已决，他定下的事情无可更改。至于怀英，更是陷入了痛苦恐惧的深渊，她不敢想象未来的日子会怎样？订婚后的头几天内，她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终日泪流不断，原先那俊美丰润的面容很快就消瘦下去了，怀英夜里常从噩梦中惊醒，每每呼喊着：“妈妈，救救我！”听到女儿凄厉的叫声，面对满脸泪痕、楚楚可怜的表情，卢夫人的心都碎了，她没有解救的办法，只好劝女儿认命吧！   
    张作霖为了进一步达到安抚达尔罕王的目的，特意耗巨资在奉天小河沿北上坎吴俊升公馆东邻处，修建了达尔罕王府。整个王府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有房间80多间。房屋建筑一律为青砖到顶式硬山房。大门外还设有雕刻石狮一对和上下马石等。张怀英的洞房就设在这里。过门那天，王府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东三省要员均前来贺喜，好不热闹，然而，新娘却恸哭不止，姗姗来迟，揭开头盖，人们看到的是个哀哀怨怨的“泪美人”。   
    怀英结婚后，蒙汉生活习俗各异，怀英根本不适应蒙古族的饮食习惯，吃不惯他们的奶茶、牛羊肉等，生活很是不适，但这都还是小事，最无法忍受的是要和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子朝夕相处，不要说正常的夫妻感情，就连人与人之间的起码交流也建立不起来，再加上包布性情粗野，一言不合即出手伤人，张怀英实在忍无可忍，婚后长期住在娘家，直到1828年6月张作霖遇难身亡后，她才得以离婚。后来改嫁给了曾任外交部代部长的陈箓之子陈友涛，迁居上海。解放前去天津，这时她已是孤身一人，便与同母妹怀卿住在一起，直到1991年病逝。一生无子女。   
    怀英对大哥张学良非常怀念，她回忆说：“我大哥十五岁时，与十九岁的于凤至成亲，当时还像小孩子一样，我也是十五岁结婚的。东北的习惯，闺女出嫁那天，要娘家哥哥抱轿，我坐在轿里哭，舍不得离家。大哥把轿帘撩开，逗我说；‘看看这小伙还哭不哭？’逗得我笑出声来。吹鼓手们奉命立即吹打起来，八人抬大轿把我送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怀英和妹妹张怀卿一道，仍在盼望着大哥的归来，她们说：“我们姊妹若能在古稀之年再聚首谈心，死亦无憾。我们期待大哥早日归来！”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5、包办婚姻的幸运儿——三妹怀瞳

    三妹张怀曈，生于1909年，生母许夫人。她是张作霖5个女儿包办婚姻中，唯一的幸运儿。张作霖将她许配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儿子赵天赐。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相敬如宾，十分和睦。赵天赐是赵尔巽老来得子，七十岁方得的唯一儿子，因此极为宠爱，起名天赐，又名添世，后赵天赐的学名为赵世辉，系博士。   
    赵尔巽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极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他同治进士出身，曾授翰林院编修。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曾一度离开东北，后于1911年重返东北，改任东三省总督。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为警戒省城，以防万一，赵尔巽本来密调吴俊升部进驻奉天，但此消息被张作霖探知，他捷足先登，立即命令所辖步兵和骑兵共7个营，从洮南驻地日夜兼程，直奔奉天。到达奉天后，即刻晋谒赵尔巽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危难之中，赵尔巽见张作霖自告奋勇前来效命，自然喜出望外，对张作霖擅自行动非但未斥责，反而面加奖励，并补发调防命令，还干脆把驻防沈阳、铁岭一带的中路巡防营统领调开，派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   
    张作霖进城后，唯赵命是从，千方百计博取赵尔巽的欢心。他先是以欺骗讹诈手段胁迫新军将领卢永祥等举手赞成赵尔巽所谓的“保境安民”的主张，继而又充当赵尔巽的鹰犬，设计诱杀了东北民主革命志士张榕，以铁血手段摧毁了革命党势力，深得赵尔巽赏识。为此，赵尔巽“专折特奏”，上报清廷说：“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请朝廷破格升赏，以资鼓励”。清朝廷随即电谕，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张作霖由于赵尔巽的保奏，遂以“总兵”简放，被派往巡防营处总办，从此坐镇奉天，其后又被任命为民国陆军中将，27师师长，就任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等，一跃而成为奉天最高军事首脑。正因为此，所以张作霖一向视赵尔巽为恩人，倍加尊崇。   
    在张作霖的眼里，几朝元老的赵尔巽无疑是德高望重、资深历丰的：赵尔巽在袁世凯称帝时，被袁尊称为“嵩山四友”之一；1917年张勋复辟，曾提名赵尔巽为枢密院顾问；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赵尔巽又出任善后会议议长和临时参议院议长。张作霖不禁萌发了与赵尔巽结为亲家的念头，他想，如果能有机会与赵家沾亲带故，那一定会使自己身价倍增，可以摆脱掉“绿林草莽”的恶名。   
    张作霖听说赵尔巽七十得子，视为天赐，便渴求结为儿女亲家，但他一直没敢明言，只是让左右亲信先向赵尔巽试探。赵尔巽毕竟是老派人物，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他怎么可能选择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的女儿做自己的儿媳呢？门不当，户不对，有失体统，有损家名，所以想也没想便一口堵住了来探听己意的来客的嘴。而且，一直到赵尔巽死前，还“曾敦嘱诸子侄不可与张联姻”。但赵尔巽故去后，张作霖仍不死心，百般巴结，求取成亲，最后，天赐终于娶了怀瞳为妻，使张作霖如愿以偿。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怀曈和赵天赐夫妇先迁居香港，后移居美国，赵天赐“供职联合国”，“已绿树成荫，子满枝矣”。几年前，夫妻二人还曾返国探亲。张怀曈之子名叫赵守文，是个妇科大夫，很得张学良的喜爱。张怀曈之女后来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他们曾去探望过张学良。   
    有一次，怀瞳对大哥张学良说：“白崇禧的儿子很好。”张学良说；“是很好。”怀瞳很奇怪，问：“大哥你认得白崇禧的儿子？”张学良说：“不认识。”怀瞳更奇怪了，“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很好？”张学良笑着说：“要是我有你这样的丈母娘，我早就一脚把你踹出去了！你住在白家，就冲你这个丈母娘，他没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人很好。”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6、同病相怜的四妹怀卿

    四妹张怀卿，生于1911年，生母卢夫人。她的命运和亲姐姐怀英一样，也是以悲剧告终。张作霖将她许配给了臭名昭著的“辫帅”张勋的儿子张梦潮。   
    无独有偶，怀卿的夫婿张梦潮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患有精神病，怀卿过门后，整天提心吊胆地守着一个疯疯癫癫、神神经经的病人过日子，极为痛苦。可怜的怀卿从未体味过婚姻生活的甜蜜，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和随时可能的暴力。张作霖如此置女儿的幸福于不顾，又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   
    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张勋任巡防队统领驻防奉天省昌图时，和张作霖就是旧知。后来两人在拥护清室上又是声声相通，友谊更进一层。1917年7月，张勋因不自量力的上演了一场复辟丑剧而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因此而臭名远扬，声名狼藉，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从此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而当时张作霖正是官高位显，春风得意之时。尽管如此，老谋深算的张作霖并未因张勋倒台而小视于他，相反，他认为张勋是他寻求全国霸主地位的有用之人。张作霖是个很有远见卓识的人，野心勃勃的他并不甘于仅称雄关东，他梦想着一统天下，如此一来，他的军队势必要南下征战。为扫除障碍，张作霖未雨绸缪，想先在南方建立一个可靠据点，以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充分的准备，而安徽是张勋的老巢，其幕僚盘根错节，势力很大。从这个意义出发，张作霖自然要千方百计和张勋结成儿女亲家，虽然此时张勋表面上已无任何权势。   
    张怀卿和张梦潮的婚姻悲剧，在张作霖归西后才得以宣告结束。九一八事变后，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张怀卿和姜秉玉结婚，定居于天津，曾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与姐姐怀英一同生活，于1992年病逝。   
    张怀卿对大哥张学良非常怀念，晚年常忆及童年和大哥在一起的旧事，她说，是大哥把许多“洋玩艺”引进了帅府，高尔夫球就是其中之一，大哥在帅府时，常要弟弟妹妹们陪他一起玩。带兵以后，大哥还是常常抽空与他们玩高尔夫球。扑克牌也是由大哥引进帅府的。深深眷恋之情，不言而喻。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7、五妹六妹

    五妹张怀曦，系许夫人之女，生于1913年，张作霖生前将她包办许给了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之子。所幸的是，未待正式成婚，张作霖便遇炸身亡，怀曦遂与其解除了婚约。   
    靳云鹏，字翼青，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在云南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1911年蔡锷发动云南新军起义时，他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后受袁世凯信任，出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升任山东总督。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次年任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皖系失败后，又由奉系支持再任总理，至1921年直奉战争爆发前，去职，后寓居天津。   
    在靳云鹏代理国务总理期间，正是皖系与直系交恶之时，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靳云鹏本是段祺瑞的四大天王之一（另三位是徐树铮、吴光新和傅良佐），但由于他一直妒忌徐树铮的精明强干和不满其的刚愎自用，所以在代理国务总理期间，曾暗中勾结直系，策划和南方实力派合作，以压制徐树铮。徐树铮亦非等闲之辈，也暗中操纵安福俱乐部掣肘国务会议，筹谋策划寻机打倒靳内阁。   
    张作霖对徐树铮向无好感，徐树铮在1918年讨伐南方担当南征奉军副司令时，曾滥用奉军军费，恣意招编私军，此举引起张作霖的极度不满并与其断交。1919年，徐树铮又曾染指张作霖觊觎已久的蒙疆地区，严重地威胁到了他的“大满蒙主义”的实现。以上种种旧怨，使得张作霖这时便自然而然地站到了直系一边，在靳内阁陷于绝境时，张作霖与曹锟等人发起结成八省同盟，支持靳内阁，使靳云鹏度过了暂时的危机。   
    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张作霖和靳云鹏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特别是张作霖，他在称霸关东之后，还要夺取蒙疆，问鼎中原，他不能不在北京政府内部觅得一个有分量的大腕人物来为他大开绿灯，顺理成章地，张作霖又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联姻。张作霖将五女怀曦同靳云鹏的儿子订婚以后，张靳两家的这种特殊关系确实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首先，他们同心协力拔掉了眼中钉——徐树铮；其次，在靳云鹏的积极活动下，张作霖获得了蒙疆经略使的职衔，实现了“大满蒙主义”的梦想，尤其是还得到了征蒙所需的一大笔军费。与此同时，作为报答，在直皖战争后，皖系虽然遭到惨败，但身为皖系派系的靳云鹏却由于得到张作霖的全力支持而仍能二次组阁，出任总理。   
    显而易见，张靳之间的这种关系实属一时权宜之计，既容易结合，当然亦容易破裂，在此基础上的儿女婚姻只不过是政治交易中的一个筹码而已。打倒皖系后，奉直两派裂痕日渐明显。吴佩孚欺世盗名，在直皖战争取胜后，扬言召开“国民大会”，而张作霖则表示坚决反对，一时间，吴佩孚在中外人士心目中远比张作霖深孚重望。北京政府此时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此举让张作霖极为不满，并迁怒于靳云鹏，认为他过于偏袒吴佩孚，因而张靳关系开始出现不和。1921年底，靳内阁财政危机之时，张作霖在旧交通系的怂恿下，主张改组内阁，推荐在外交、财政上都有相当大潜力的梁士诒组阁。此议得到了时任总统的徐世昌的首肯，于是，靳云鹏陷于总统、奉系和旧交通系三面围攻的困境，被迫辞职。至此，张靳关系完全恶化，两家儿女的亲事此时既无政治利益可图，又无感情基础可言，婚仪当然也就随之搁置下来，不久张作霖意外身亡，双方遂正式退婚。   
    抗战爆发后，张怀曦随母亲许夫人移居美国。   
    六妹张怀敏，1924年出生，张作霖去世时，她年纪四岁，所以张作霖还没来得及给她婚配。1947年怀敏毕业于辅仁大学，嫁于曾任辽宁省省长的翟文选之孙翟元堃为妻。1948年，随母亲迁往台湾，先后在台北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授，翟元堃是某单位的工程师。两人育有二子一女，男名为鲁平、芸台，女名为海蒂。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8、堂弟及其他

    东北人有句笑话，说眼睫毛长不认亲。张学良晚年曾自嘲地说，我们张家的人都不喜欢我，说我眼睫毛长，不认亲。此话有例为证：   
    张学良的二伯父剿匪时被土匪打死后，他们全家就都住进帅府，由张作霖来供养。二伯父的大儿子，也就是张学良的堂兄叫张学成，与张学良曾是讲武堂的同学，但后来被张学良给枪毙了。   
    “我这个人铁面无私，我是毫不客气的，他勾结日本人，卖国，我就把他枪毙了。”张学良如是说。   
    原来，九一八前夕，张学成一度曾与石友三暗中勾结，企图投靠日本人，在东北兴风作浪；九一八后，日本人又利用张学成，他便以“东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名义，在黑山、北镇一带勾结土匪，为非作歹。他还发表宣言，声称要与日本人合作，建立东北“新政权”。张学良知悉此事后，义愤填膺，他立即派原沈阳市警察局局长熊飞带义勇军进行剿灭，熊飞不负所望，很快将张学成缉获。熊飞电告北平行营，向张学良请示处理办法，张学良毫不手软，马上复电：“立即枪决，以遏乱源。”此举一行，大快人心，动乱遂定，张学良大义灭亲，绝不姑息养奸的义举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   
    可是，“为这事，我多少日不敢回去”，张学良晚年感慨地说，不过，张学良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他勾结日本人！那当然是抓到证据了，没有证据，我怎么能枪毙他？他跟日本人勾结，日本人给他枪，让他招兵买马，当汉奸。”“我当然能发现他通敌，他在我的家乡做坏事我怎么能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我人虽然不在东北，但那里仍有我的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抓到打死的。”   
    张学成的弟弟，也即张学良二伯父的二儿子，叫张学文，当时也在东北军里，先是当团长，后来升任旅长，现在定居在加拿大。   
    张学良的姨家表兄，曾来找张学良要点事干，他对张学良说：“你给我个顾问当当吧！”张学良哭笑不得：“为什么给个顾问，顾问不是我给的，那是政府的职位，我不能随便给。”姨家表兄很是不高兴：“你给一个不就行了嘛，你给旁人就不能给我吗？”张学良正色道：“你有什么资格能当顾问呢？你有什么功劳当顾问？”这一说，姨家表兄翻脸了：“你这人就是这么不认亲！”张学良耐心地解释说：“你要钱我给你点钱，我不能拿国家的职位随便给你！”姨家表兄最后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人真是不认亲！”愤愤地走了。   
    张学良还有个姑夫，本在张作霖手下干事。当时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姑夫就当骑兵团团长，张学良最不喜欢这位姑夫，所以当他接任二十七师师长时，这个姑夫立刻辞职走了，因为他知道张学良不会给他好事，所以干脆连个面也不照就走人了。   
    因为这些事情，所以张学良晚年摇着头叹息说：“我们家里的亲戚都骂我不认亲！”

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1、被吓疯的次子闾珣（1）

    张学良一共育有四子一女，除最小的儿子张闾琳为赵四小姐所生外，其余三子一女均为于凤至亲生。为使后代不忘故土，按照周时典籍《尔雅•释地》中的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珣、玗、琪焉”，张学良给三个公子依次起名为：闾珣、闾玗、闾琪。长女名为闾瑛。   
    作为将军，张学良早年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但他从小就灌输给他们爱祖国、   
    爱民族、爱家乡的观念。1933年，张学良因“不抵抗将军”之名而被迫下野，出洋游历，趁此之机，他就替三个孩子安排好了留学国外的计划。   
    闾玗和姐姐闾瑛、大哥闾珣先是在意大利罗马就读，母亲于凤至陪伴着他们。这是张学良返回祖国就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新职时，夫人于凤至和他的约定：由她在国外陪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求学。后来，因为意大利的当权者齐亚诺背叛了多年前向张学良发下的誓言，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承认了中国满洲的傀儡政权，张学良以国事为重，一怒之下，在武汉通电声明与私交甚厚的齐亚诺分道扬镳。当1936年的严冬到来之际，于凤至越来越感到一种比严寒更为可怕的寒意：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张学良从前在北平过从最密的齐亚诺公使和夫人爱达，对她和在这里求学的孩子们越来越疏远和冷漠。   
    1936年11月18日，一个下着大雪的严寒日子，闾玗和母亲及哥哥姐姐搭船前往英国伦敦。他们之所以转到伦敦，其中的原因除了在意大利受不了齐亚诺公爵的歧视之外，另一种考虑是当时整个欧洲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的威胁之下，只有英国伦敦在邱吉尔内阁的种种防范下，仍是一派安谧的世外桃源之象。所以，母亲于凤至就和父亲从前的英国友人、英国前驻北平领事馆武官培汉•桑希尔取得了联系，请他设法在伦敦为女儿闾瑛、长子闾珣和次子闾玗三人，寻得一个理想的学习之地。培汉感念从前在北平时因为打猎惹出人命案，张学良对他的救命之恩，当即慨然答应资助三个孩子在英国求学的全部费用。因为当时于凤至并不缺少金钱，所以婉谢了培汉的好意，只求他作为三个孩子在英求学期间的担保人。培汉哪有不允之理，他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利用自己多年外交官的关系，为于凤至和三个孩子办好了长期旅居英伦的手续。   
    闾玗一行初到伦敦，培汉跑前跑后，殷勤备至，极尽地主之谊，处处表现出一种报答张学良昔日再造之恩的热诚。恰在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就因西安发生兵谏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于凤至当时真是进退两难，愁肠百结。一方面她舍不得从没离开过母亲的三个孩子，另一方面她又不可能在英国泰然稳坐，而眼看着在国内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丈夫无人相救。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将看护孩子的重责托付给了培汉•桑希尔，培汉慨然地拍着胸脯保证：“夫人放心，别说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就是夫人走上个三十年五十年，我培汉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您的孩子。这不仅因为从前张将军有恩于我，也是他的国内抗日的义举感动着我！夫人只管回国去照顾将军，英国的事情都由我来承担好了！”   
    培汉的铮铮誓言和所表现出来的义气让于凤至宽慰不少，她千恩万谢，洒泪辞别回国。最初的几年，培汉确实如当初他所许诺的那样，为闾玗、闾珣、闾瑛的求学与生活费尽了苦心，闾玗和闾珣先在伦敦城西曼坎山下的皇族小学堂学习，闾瑛则进入皇家教会语言中学。但是，到了后来，由于于凤至回国后音讯渐无，大有一去不复返之势，而为培汉所推崇敬仰的张学良，在事变后也刹时息影政治舞台，不但在国内销声匿迹，而且世界传媒上也再难以见到有关这位东北军将领的任何音讯，甚至有传闻说张学良将军早已不在人世了，这些小道消息几经辗转，传到英伦以后，更是面目全非，骇人听闻，培汉听说后，曾一度对是否继续抚养这三个无家可归的中国孩子失去了信心。信念上的动摇，使培汉渐渐疏忽了对闾玗姐弟三人的照顾。   
    培汉的疏忽，终于酿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闾玗被德国纳粹的轰炸吓成了精神病！   
    那是1943年的春天，闾玗在伦敦的皇家中学即将毕业，他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令所有老师和同学都另眼相看，他的勤奋刻苦，他的聪明才智，都展示出他是那所皇家中学学生中的佼佼者。继续求学深造成了闾玗唯一的目标和信念。但是，那时的英伦也不再是一方乐土，由于欧洲的战事越来越吃紧，而英国首相邱吉尔又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一边，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侵略，所以一度远离战火的伦敦，也忽然变成了德国飞机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战争的硝烟开始弥漫在泰晤士河两岸，德国飞机开始不时地在白天黑夜大肆对伦敦进行猛烈轰炸。   
    战争的阴影自然也笼罩到了闾玗所在的皇家中学的上空。出生于富裕豪门的闾玗，从小就神经脆弱，胆量微小，对这种恶劣的学习环境从一开始就无法适应。校方规定只要警报声一响，所有的学生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跑出教室，躲进学校附近的防空洞隐蔽，以防止被德国纳粹的飞机投弹所伤。有时，闾玗正在上课就赶上希特勒的飞机前来轰炸，他不得不随着同学们惊惶失措地飞奔到防空洞，这样的生活，使闾玗本来就紧紧绷着的大脑更是紧张到了极点。   
    晚上，闾玗和闾瑛、闾珣住在伦敦城内的一家旅馆里，那是培汉出资为他们姐弟长期租用的一家低档旅舍，可恶的德国飞机有时晚上也会来突然袭击。一天，半夜时分，天色漆黑如墨，四周万籁俱寂，刚做完了作业才睡下不久的闾玗，突然被一阵紧接一阵的凄厉警报声惊醒，他惊惶失措地从床铺上爬起来，黑暗中只听得闾瑛急促地喊着：“闾玗，快，快跑，德国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了！......”   
    “轰隆隆......”话音被一阵爆炸声骤然打断，闾玗的脑际一片空白，“呜呜呜......”警报仍在凄厉地响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午夜显得格外瘮人。当闾玗被闾瑛、闾珣拉到旅馆门外的大街上时，这个刚才还沉浸在书本里的高材生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漆黑中人影幢幢，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个都只管四处逃逸，人人脸上都是一幅惊惶失措之态，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奔跑中，一些人被撞倒了，但没有人停下来，人人自顾逃命，地上开始不断地出现了一滩滩黑乎乎的鲜血和一具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闾玗怔在那里，迈不开步子。忽然，他的头顶传来一阵骇人的啸叫声，又是一架德国纳粹的轰炸机从高空中俯冲下来了，随着一片刺眼的火光和巨大的轰响过后，闾玗面前一幢数十米高的大楼轰然坍塌，接着，闾玗的眼前升起一片触目惊心的鲜红，一排黑压压的英国女人就在那股冲天的烟浪袭击下扑倒在瓦砾中，瞬间就变成了一动不动的具具死尸！碎砖乱瓦随着巨大的烟尘倾泻在那些还在汩汩流着鲜血的女人尸体上，一会儿就湮没了一切......   
    “轰——轰——轰——”又是几架德国飞机从漆黑的夜空中飞了过来。   
    噩梦重现：投弹、爆炸、硝烟、鲜血、死尸......   
    四乱逃窜的人群，尖叫声、哭泣声、呼喊声、咒骂声，不绝于耳。   
    平生哪里见过如此骇人的恐怖场景的闾玗，在极度恐惧中被惊吓得肝胆俱裂，他在烟尘和鲜血中木然呆立着，突然间，就从喉咙里发出了一阵让人心悸的怪笑怪哭：“哈哈哈哈，呜呜呜呜......”   
    当又一枚汽油弹投下来时，闾玗大叫一声，向着硝烟和烈火不顾一切地狂奔过去，一边跑还一边大笑着。   
    闾玗疯了！

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1、被吓疯的次子闾珣（2）

    当闾珣和闾瑛追上扑倒在一片泥淖之中的闾玗时，他们看到的再也不是往日熟悉的那个闾玗了，而是一个神志不清，精神恍惚的病人！从那一天起，闾玗就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闾玗在英国惊疯时，于凤至和张学良已由奉化经江西萍乡等地转迁至湖南郴州，夫妻俩在苏仙岭的破庙里惊悉爱子闾玗染患重疾的不幸消息后，心如刀绞，肝肠寸断，可是他们纵有万般爱心也是无计可施，抱头痛哭一场之后，夫妻俩只好给培汉写信求助，请他代为照顾那苦命的孩子，并希望培汉鼎力相助，尽早让孩子就医治病。   
    培汉不敢迟疑，立即将闾玗送进了伦敦一家皇家医院进行紧急医治。经过英国医生们的百倍努力，闾玗的精神分裂症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又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他渡过了危险期。可是他的病在那种战火频仍的年月里是不可能彻底痊愈的。经过这场浩劫的闾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怯和委靡，甚至有些呆痴和木然。他的神经也越来越脆弱，几乎受不得半点惊吓，一点小小的响声就会让他心惊肉跳。他的学业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课堂上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声响立刻会使他脸孔苍白，浑身颤抖。医生说，再也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些许的惊吓了，否则病情会严重恶化。   
    培汉为闾玗的病费尽了心思。因为伦敦城内受到敌机的侵略性骚扰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闾玗少受飞机轰炸时的惊扰，培汉索性就将病情时好时坏的闾玗送到远离伦敦的一处乡间别墅去静养，那里虽然农舍简陋，但却远离尘嚣，德国飞机光顾不到。闾玗在那里养病实在是最好的去处。为了不让他的课程受到影响，培汉还特别花钱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前往授课，这样，一直维持到50年代初移居美国纽约，和母亲于凤至团圆为止。   
    1954年春天，闾玗的精神分裂症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此时的闾玗已经无法承受学业的重负了，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在课堂上放声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大哭。鉴于此，这一年5月，校方不得不向于凤至寄送了劝其退学的通知。于凤至无法，只得将休了学的闾玗送进距纽约不远的“玛利亚精神病疗养院”。   
    又经过了两年多的治疗，玛利亚精神病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闾玗的病情始终不见彻底好转。由于疾病的折磨，闾玗变得越来越瘦削，他脸庞枯黄，双眼凸出，总是呆呆地默坐在病房一隅的阴影里，手上捧着一只小像框，里面镶嵌着一幅张学良的小像，有时清醒时，他会边哽咽地哭泣着边喃喃地说：“爸爸，打球，我要打球啊！......”   
    闾玗的思维并没有因为精神分裂症的痼疾而丧失了所有的记忆，他口中不时喃喃地叫着“打球”，就说明他脑海里迄今还残存着少年时在沈阳的美好记忆。那时，喜好体育活动的张学良经常带着闾玗、闾珣兄弟俩在北陵别墅打网球。   
    为了防止触景生情，加重病情，于凤至曾经趁闾玗睡熟时将小像框偷偷取走，不料闾玗醒来后竟然为找不到父亲的小像而号啕大哭，严重的后果是闾玗的病情由于受到刺激而再次加重了。于凤至这才知道，闾玗对父亲的感情是如此之深，即便他现在处在重病之中，思念父亲的意念仍然十分强烈。   
    于凤至突然想到，既然闾玗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危重的时候，既然这孩子日夜都在洒泪思念他的父亲，为什么不设法让他在生前见上他父亲一面呢？也许闾玗见了父亲，病情和精神都会趋于好转，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啊，退一步说，即便闾玗的病情不会好转，那么让孩子在临殁前见上父亲一面也是人之常情啊。   
    于凤至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激动得难以自禁，她恳求同样旅居在美国的宋子文帮忙，宋子文一直对张学良的被囚心怀内疚，他慨然应允，亲自给妹妹宋美龄写了信，慷慨陈词，宋美龄也因在心理和良心上一直负有难以释怀的自疚，便在蒋介石面前游说了好久，最后，在宋氏兄妹的鼎力相助下，蒋介石终于答应了让闾玗到台湾面见父亲的请求。   
    1955年3月6日，在白尔和雷纳两位美国朋友的护送下，闾玗自美国飞往台湾。也许是因为即将与阔别多年的父亲相见了，也许是因为终于脱离了玛利亚医院那令人窒息的环境，闾玗的精神开始变得愉悦，他竟然高声谈笑起来，此时的闾玗根本就不像一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闾玗与其说是去与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不如说是在奔赴可怕的厄运。   
    在台湾基隆治病的日子，闾玗并不能每天和父亲见面，他被特务们送进了永和医院。这里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与美国纽约的玛利亚医院相比，这且不说，于凤至之所以将重病的闾玗送到台湾来，就是希望他能和父亲经常见面，以共度生命的最后时光。可是，那曾想到，闾玗到基隆后，和父亲见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每星期只可会面一个小时。特务对张学良看管之严，简直令人发指。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闾玗的病情到了台湾以后迅速加重了，他经常会在睡梦里突然惊醒，然后歇斯底里般地惊恐大叫。如果说他在美国时常常呼唤父亲，那么到台湾以后他却格外想念母亲，然而，人到了基隆要想再返回美国就比登天还要难了，别说台湾当局不会允许闾玗来去自由，即便允许，闾玗那病弱的身体也难以经受长途飞行的劳顿。所以，闾玗到了基隆不过半年的时间，就在永和医院里凄然而殁了！   
    张学良对儿子的死悲痛欲绝，他知道如果不是自己身处囹圄，那么他的闾玗绝不会有这样令人哀恸的不幸结局。他亲自将儿子的棺椁安葬在临海的鸡笼山下，隔海遥望大陆家乡。

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2、长子变成植物人

    张学良的长子闾珣是个性格乐观、开朗好动的孩子，与死去的闾玗大相径庭。   
    闾珣在喜欢体育运动这一兴趣上与乃父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十几岁时，就跟随张学良在北陵打网球、打高尔夫球。1930年张学良在东北举行首届运动会的时候，小小年纪的闾珣就敢于和父亲在众目睽睽的体育场上对垒网球，而且球艺和父亲不相上下，引起围观者的阵阵掌声和赞叹。1931年闾珣随父母来到北平以后，和姐弟们在汇文中学就读，成绩名列前茅。在北平期间，闾珣不但课余经常打网球，而且还向父亲学会了开汽车和游泳。张学良对闾珣敢于开汽车十分欣赏，他甚至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带着闾珣到北平的大街上练习驾驶汽车。有一次，闾珣还闹着和他到南苑机场去，向美国飞行员白尔学开飞机。于凤至得知后，大惊失色，因为学开飞机的危险实在太大，和开汽车完全是两码事，因此坚决不让闾珣去冒险，闾珣为自己没有学会开飞机而始终耿耿于怀。   
    到了美国求学以后，闾珣始终保持着对体育运动的痴情。那时，闾珣考入了斯坦福大学，继续着从前在英国剑桥时未尽的学业。作为长子的闾珣，此时已经发现了母亲支撑全家生活的力不从心，除了负担他们姐弟几个的学费外，还有大笔高昂的医疗费用，开销巨大。闾珣不忍母亲的辛劳，他开始在课余时间打工，对于一个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来说，这无疑是个质的飞跃。闾珣为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不过，他的打工必须瞒着母亲和姐姐，因为他毕竟是出身东北第一大家族的后裔，外出打工和他的身份不符，于凤至知道以后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可是，闾珣已铁了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自谋出路，直到194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时，于凤至才知道，其实求学期间的大部分学费，都是闾珣自己赚来的。   
    接着，闾珣又报考了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闾珣如愿地在纽约谋得了一个体面的职业，并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完婚。不久，又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一家人沉浸在幸福美满中，谁也不会料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厄运突然就降临到了闾珣身上。   
    此时的闾珣正全身心地投入于赛车运动，这是爱好运动的闾珣当年在沈阳和北平时喜欢驾驶汽车的延续。他越是参加这种富有刺激性的比赛，就越是对赛车运动热爱不已，越是迫切希望自己能拥有一辆真正的赛车。闾珣省吃俭用，没过多久他就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一辆红色的小赛车，这下，他更是将业余时间全部都投入到了赛车中去，尽管在国外的工作很忙，生活节奏也十分紧张，但为了练赛车闾珣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于凤至知道闾珣如此钟情于赛车后，心生忧虑，她多次劝闾珣不要再热衷于那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赛车。可惜闾珣对赛车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母亲的劝阻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他相信凭自己娴熟精湛的驾驶技术，是不可能出现意外的。当时，加利福尼亚州车赛举办在即，闾珣踌躇满志，决心在此次比赛中力克群雄，夺取胜利。果然，1955年秋季的加州车赛，冠军的头衔如愿以偿地落到了闾珣头上，闾珣大受鼓舞。   
    当时美国各州正在掀起名目繁多的“赛车热”，已经在加州夺魁并为华裔人士争得了荣誉的闾珣，雄心勃勃，他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全美赛车冠军上。为了备战1957年夏天将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全国赛车大赛，闾珣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赛车上，疯一般地加紧练习，还创新了不少高难度的动作。随着赛期的越来越接近，闾珣的练习也越来越紧迫，他甚至每天凌晨时分就起床，到住处附近一个数百米高的陡坡上去练习刚学会的一个高难度动作。   
    1957年3月13日，是个大雾笼罩的日子。一大早，闾珣又像往日那样偷偷地起来了，蹑手蹑脚地将赛车开出了家门，来到了往日练习的陡坡前。面对遮盖天幕的浓密大雾，闾珣也犹豫了一下，但赛程的逼近让闾珣无暇考虑更多，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将赛车开到了最高速，从数百米的盘山公路顶端忽然飞驶下来。晨雾弥漫中，能见度很低，驾驶赛车全速疾驶的闾珣，做梦也没有想到前方竟也会有一辆卡车飞驶而来。就在他刚从一个弯路拐过来时，才蓦然发现对面有一辆卡车正朝他飞速驶来。见状闾珣慌忙紧急煞车，可是车速太快了，煞车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中的闾珣急忙将赛车向公路的另一侧闪让开去。不料下坡路又陡又滑，就在他与迎面驶来的卡车擦身而过时，猝不及防地被飞驶的卡车刮了一下，恰在此时，卡车驶过时腾起的迷雾又挡住了他的视线，闾珣的赛车失去了平衡，猝然从高高的公路顶端滑跌下来，连人带车扑进了深深的沟壑当中......   
    经历如此大难，万幸的闾珣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脊髓神经却受到了无法救治的重创，他的左下肢骨折截瘫！更为严重的是，闾珣非但脊髓发生了挫裂，而且头部也遭到了严重的损伤，自从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于凤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满头满脸满身纱布包裹的那个植物人，还是自己从前那个那么有朝气，那么乐观向上的闾珣吗？望着儿子生不如死的惨状，于凤至的心碎了。   
    闾珣终于还是没能醒过来，这年的秋天，因为伤口化脓导致的败血症，在病床上安静地躺了半年的他，告别了人世。

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3、童年夭折的三子闾琪

    三子闾琪，曾经是三个儿子中最可爱的一个，是于凤至最珍爱的幼子。1919年春天出生   
    的闾琪从小就生得聪明伶俐，文思敏捷，相貌也出奇的酷肖父亲张学良，加之他的性格、爱好等均与乃父十分接近，又是老幺，所以格外受父母的崇爱。   
    1926年，闾琪刚满8岁，就进入了新民小学就读，那是于凤至用自己多年积存的体己钱出资兴建的一所学校。闾琪天资聪颖，在校期间功课遥遥领先，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他从不以少帅之子自居，穿着简朴，专心学业，心无旁骛。闾琪的毛笔小楷写得既快又好，很有母亲于凤至的笔墨神韵。而闾琪的算数课也是三兄弟中学得最好的，对此，张学良尤为赞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闾琪快快乐乐地成长的时候，1929年秋天，他突然染上了一场重病。当时在沈阳的德国医生诊断为肺炎（另一说是肺结核），张学良本想在沈阳全力进行抢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一纸调令，将张学良调至北平任行营主任。这样，于凤至只好将生着病的三子闾琪带到了北平，此时闾琪已沉疴日危，虽然张学良决计不惜一切代价，在津京两地遍请名医救治，蒋介石闻讯也从南京派来了美国医师戈尔协助治疗，怎奈闾琪病情笃深，纵有良医，也乏回天之力，延至1931年春天，闾琪终于还是不治而殁了。   
    心爱的幼儿早夭，对张学良的打击沉重。他在北平香山碧云寺为闾琪举办了大醮之祭。闾琪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一度无心督理军政，甚至还萌生了辞去本兼各职，遁入佛门道家之念。幸亏各路军政要员频频说项，张学良才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4、二十七年始相见的父女

    张学良之女张闾瑛，是于凤至唯一的安慰，几十年来，是她在美国一直陪伴照顾着母亲，   
    使母亲在痛失三子之后，得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   
    闾瑛是张学良的长女，他与于凤至结婚次年便得此千金，欣喜异常。闾瑛是个勤奋好学、刻苦读书的好姑娘，早在北平求学期间，她就穿着简朴，从不摆大小姐架子，谁也看不出她是北平头号人物的小姐。后来在英伦八年，闾瑛除了专心学业外，还担负着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独立生活将她磨炼成了一个处世稳重的成熟女子。   
    闾瑛精通多国语言，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宋子文曾想给孔祥熙的儿子做媒，闾瑛不愿意嫁到大人物家，她说：“要嫁，就嫁给布衣！”她在英伦求学期间，结识了同样在此求学的陶鹏飞，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从友谊升华为爱情，并于1941年结为伉俪。   
    陶鹏飞祖籍辽宁凤城县，早年曾就读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九一八后他离开东北，自费到欧洲留学，在英国剑桥期间，万里有缘竟结识了母校校长的千金，喜结良缘。后来夫妇二人离欧赴美，陶鹏飞学有所成，定居加州以后，一直在圣旦克兰大学担任教授，除教学以外，十分热衷于侨界社会活动，发起组织了全球性的“中华联谊会”，十分活跃。   
    自从1934年在欧洲分别后，闾瑛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留在闾瑛的记忆中的父亲，永远是她儿时所熟知的那张面孔。经过这么多年，她不知父亲到底改变了多少？她又何时才能再次依偎在父亲的怀抱？而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没能亲眼看到女儿现在的幸福。对于陶鹏飞而言，他虽然衷心仰慕这位赫赫有名的泰山大人，也希望能早日与岳父相见，但考虑到张学良的实际处境，他也不知道这无期的等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似乎苍天有眼，着意安排，1961年，台湾阳明山会议筹备组，向加州圣旦克兰大学教授陶鹏飞发出了邀请函。台湾当局盛情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和专家们来台湾阳明山出席“阳明山华裔学人研讨会”，实际上只是蒋介石联络海外知名人士的一个借口而已。作为在旧金山颇有影响的知名教授，陶鹏飞自然而然地被列在邀请之列。   
    闾瑛又惊又喜。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无疑意味着父女、翁婿相见的到来，这对于几十年未见到父亲的女儿，一直未曾相认的女婿，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在接到邀请函后，闾瑛夫妇便时刻处在喜悦与紧张的情绪当中。   
    阳明山会议会期很长，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可供讨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接见、宴会和到台中、台南、基隆等地游山玩水之上。闾瑛和陶鹏飞由于另有一番用意来到这里，所以一到台湾，就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探访父亲张学良的请求，可是费尽了周折，找来许多张学良的旧部和朋友出面，却仍旧得不到当局的允许。后来，闾瑛和陶鹏飞不得不找到王新衡、黄仁霖和何世礼等国民党要人，希望他们出面请求最高当局的首肯，然而，结果还是让闾瑛夫妇大失所望：没有蒋介石的允许，任何人也不能批准他们去复兴岗的新居探望张学良。眼看着阳明山会议行将结束，与解除“管束”的父亲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闾瑛夫妇真是心急如焚。随着归期的日日逼近，难道这份天赐的机缘就要这样擦肩而过吗？走投无路之际，闾瑛夫妇经王新衡从中牵线，决定去台北中正南路的张群官邸，去求助这位和张学良、蒋介石都有深厚私交的国民党元老，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线希望了。   
    就在闾瑛夫妇四处奔走，寻求与父亲相见的途径时，他们哪里知道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在想方设法，苦苦找寻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张学良是从报纸上得知女儿、女婿来台湾的消息的。   
    《自立晚报》根据闾瑛夫妇四处托人求情的事实，发表了一则题为“张学良之女来台探亲，官方不理不睬”的新闻。这天，赵四小姐上街买菜，无意中看到了这则新闻，急忙买了一份，赶回去和张学良细看。二人看罢，悲喜交加，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女儿竟来到台湾，才知道为了相见闾瑛夫妇费尽了周折，才知道父女团聚竟会是如此的困难！张学良陷入了深深的愁苦与无措当中。   
    为了排解张学良的忧愁，一连几天，赵一荻都外出买菜，希望能寻到闾瑛夫妇居住的宾馆，与他们见见面。但由于“保安”人员的监视，赵一荻找不到面见闾瑛夫妇的机会。无奈之下，赵一荻劝张学良给宋美龄写封信，希望她能提供方便，可是发出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与闾瑛夫妇一样，张学良最后也不得不向张群写信求助。   
    正当张群想见一见闾瑛夫妇时，没料到，他们却找上门来。当张群听完闾瑛夫妇的请求后，欣然表示一定帮忙，答应马上去找蒋介石。   
    自从阳明山会议召开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几乎每天说客盈门，他甚为心烦，拒绝了所有要员走进他的官邸代为游说。通过张群，张学良与女儿、女婿间接地取得了联系，这些情况，自然不会逃出蒋介石的掌握，他了解张学良与张群的情谊，更深知张群资深望重，倘若此事由他出面斡旋，那是不好回绝的。所以，当蒋介石听说张群也要上门找他时，他索性来个避而不见，干脆躲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受到张学良、闾瑛夫妇双重托付的张群，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当他得知蒋介石的去向后，径直赶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张群会找到这里来，实在无法回避了，只好让张群进来晤谈，并故作惊愕地说：“岳军兄，什么紧要大事，也值得你追到这里？”   
    转动着轮椅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张群，仰首望着蒋介石，非常坦诚地说明了来意：“总座，闾瑛夫妇结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可还未曾与张汉卿见过面。这次他们应邀从美国前来参加阳明山会议，正是父女翁婿难得的相聚机会，汉卿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请您无论如何成全了他们吧！”   
    蒋介石情知事已至此，无法再阻拦了，便以一幅惊讶的口吻回答说：“汉卿父女相见理所应当嘛。再说对他早已宣布解除了‘管束’，此事完全不必商讨就可以解决的嘛。”   
    蒋介石随即转而对身旁的蒋经国说：“你马上就去办，快让汉卿和女儿、女婿见面！”   
    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闾瑛终于盼到了和父亲相见的这一天。8月30日黄昏时分，闾瑛和陶鹏飞坐在驶往北投复兴岗的雪佛来轿车上时，夫妇二人激动得手足无措。   
    随着汽车引擎的关闭，随着轿车车门的打开，随着客厅的越来越接近，亲人团聚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此刻的闾瑛欲语泪先流，眼前的这位   
    老人，与她记忆中的父亲形象，相差实在太远了！1934年与她在欧洲挥手告别的父亲，是何等的气宇轩昂，何等的英姿勃发。二十多年之后，被幽禁岁月刻画出的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老人，却是垂垂老矣！他的老迈，他的满脸沧桑，都是做女儿的没有想到也极不愿意看到的，泪水顺着闾瑛的脸颊不断地滑落。   
    张学良也老泪纵横，哽咽无语，他的内心也是同样的翻江倒海，与赵四小姐静候了多时迎来的汽车里，走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女婿。这个女儿，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天真烂漫、巧笑倩兮、依偎在爸爸身边向他撒娇的小姑娘了，岁月的印痕，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和母亲了。   
    泪眼模糊中，亲人得以相认。刹那间，二十多年的思念，二十多年的期盼，二十多年的凄苦，都在肆意流淌的泪水中得到宣泄......当陶鹏飞还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时，他就不止一次地聆听过校长张学良的讲话和训教，不止一次地被校长真诚的话语和火热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和折服。如今，面对已成为自己“泰山”的老校长，看着这位已略显谢顶的岳父，久违的一声“爸爸”脱口而出。当张学良得知眼前的这个知名教授，女儿的东床快婿，还是自己昔日的学生时，他的内心更感快慰。   
    平息了激动的情绪后，闾瑛拿出一张母亲于凤至的近照，恭敬地递给父亲，“爸爸，这是妈妈让我们带来给您的照片，妈妈在美国很好，她十分怀念您。”张学良用颤抖的手戴上花镜，然后接过照片，一边听闾瑛讲述二十多年来有关于凤至的详细情况，一边细细地端详着照片，当年俊秀娴雅的妻子如今也垂垂老矣，霜染两鬓，看着照片上已二十多年未晤面的妻子的容颜，张学良唏嘘不已，又是一阵老泪纵横。当听说妻子于凤至目前身体状况比较好，没有什么后遗症时，张学良才宽慰些许，他对女儿闾瑛说：“回去告诉你母亲，说我在这里很好，叫她不要惦记。你母亲一个人在美国，你们一定要劝告她多关心自己，不要总为我操心。”   
    规定的一个小时的会面时间瞬间就过去了。对于二十几年未见的父女、翁婿来说，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了，有太多太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有太多太多的情还没有来得及述，就已分别在即，闾瑛体谅父亲的处境，只得起身告辞，临行一再嘱咐父亲多多保重，说一有机会还会再来看望的。陶鹏飞也伸出手来，与老岳丈紧紧相握。   
    此次会面后的闾瑛夫妇，自然成了记者急于捕捉的对象，面对蜂拥而至，紧紧尾随不放的记者，陶鹏飞只是平静地说：“他们的环境，我很生疏。”只字不提见面的具体情况。   
    第二天，台北《联合报》刊登了这次相见的新闻。从报纸的描述不难看出，由于会面的时间仅为一小时，而且“经过事先的安排”，所以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亲人团聚，倒像是被囚禁多年的狱中人，第一次获得了探视亲人的机会。   
    自由的涵义仅限于此，闾瑛夫妇亲身领教。

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5、闾琳夫妇

    闾琳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独子，生于1930年，那时的张学良正处在人生事业的颠峰：   
    他刚刚完成东北易帜，随即马上进兵关内，再造统一，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时间声名大震，响彻中外。一家人也随他驻节北平，住进顺承王府，尽享难得的天伦之乐。   
    1934年张学良下野游欧，子女同行。返国时，于凤至留下照顾子女在英国读书，只有小闾琳随父乘船回国。“西安事变”前，闾琳6岁，张学良军务之余，常给爱子讲故事。小闾琳开始只是听，也不做声。张学良说：“我给你讲，你怎么不提出问题呢？”有一回张学良讲三国赤壁之战的故事，赵一荻在旁说：“那么丁点大的小孩连数都数不过来，他能懂吗？”张学良说：“慢慢就懂了。”果然以后小闾琳常向大人提问，如鲁肃是谁？是好人吗？对这个唯一陪伴身边的儿子，张学良十分重视对他的智力开发，经常让他在地上的沙子上练习写字，还给他讲唐诗和英语。   
    然而，对张学良来说，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西安事变的结局给家庭带来的重创是无法弥补的，自被囚禁后，张学良连世间最普通的人伦乐趣也被剥夺了。赵一荻是下定决心要终身陪伴处于苦难中的丈夫张学良，但幼小的儿子却不能和她同赴囚笼，他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样一来，赵一荻纵有万般不舍，千般不愿，也只能顾全大局，将儿子送到美国，托付给张学良的老朋友照管。   
    闾琳被留在了美国，留下了一份牵挂和寄托。在美国朋友的精心照料下，闾琳很知努力上进，不仅语言很快就过了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连母语汉语都变得生疏了。这期间，闾琳曾到雪窦山看望过父母，由于长期寄养在美国的缘故，闾琳的中国话都忘的差不多了，到了雪窦山，现学中国话，他要吃蛋炒饭，却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儿子的到来让张学良和赵一荻十分欣慰，喜欢得不得了，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仍是把他送回了美国，临别时，张学良、赵一荻眼看着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何时才能再团聚又是那么的渺无可知。夫妻对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一荻忍不住泪满双颊，张学良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也湿润了。   
    闾琳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美国读书很是上进，考入了名校加州大学深造，而且学业有专攻，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颇有成就的航天电脑专家。在校学习期间，结识了华裔女子陈淑贞，两人由相识而相知至相爱，最后结成了终身伴侣。说来也巧，陈淑贞是堂堂粤军主帅陈济棠之女，也属名门闺秀，鼎鼎大名的东北军主帅虎子与其相配，也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两人婚后伉俪情深，生活幸福。   
    闾琳长期在美国太空署担任工程师，1990年60岁的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与妻子陈淑贞安享悠闲舒适的晚年生活。他们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城，平时以读书、狩猎打发日子，节假日到在纽约工作的儿子、儿媳处去共享天伦之乐。   
    1993年春天，闾琳经由姐夫陶鹏飞引荐，结识了来美访问的中国大陆航天部的一位著名专家。虽然长期的居美生活，使闾琳已经不能使用汉语交流了，但语言的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两位航天电脑专家之间的切磋与交流，两人志同道合，十分投缘，相处甚欢。中国专家诚挚地邀请闾琳北京再见，闾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其实，闾琳想回国看看的愿望由来已久，父母口中念念不忘的沈阳帅府，北平旧貌，无不引起他莫大的好奇和向往，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缘去实现这个夙愿。   
    当闾琳把自己想回国看看的打算告诉父亲之后，张学良连连称许，并且催促闾琳最好尽快就去，他叮嘱说：“到了北京以后，再转赴东北，替我去看看咱们在沈阳的旧居和抚顺城外你爷爷的那座空陵。”赵一荻考虑地更多，她对儿子说：“你们到北京以后，不要太张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是说去探亲就行了。”细心的母亲并且为儿子的大陆之行做好了准备，李棠与贝聿昆伉俪此次将陪同闾琳夫妇同赴大陆。李棠是赵一荻胞姐赵缣云的女儿，嫁给了美国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胞弟贝聿昆。   
    1994年5月，闾琳和夫人陈淑贞终于如愿地踏在了北京的土地上。在京期间，他们夫妇和贝聿昆夫妇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国家航天工业总公司的负责人陪同下，遍访各处名胜。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紫禁城，蜿蜒起伏、绵延万里的古长城，香火旺盛的雍和宫，都给初次来京的闾琳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5月9日，闾琳一行来到沈阳。自从5岁离开这里，几十年来再没有机会重返故地，今日回来，不仅是代表自己，更是实现父亲张学良的宿愿，这块土地和张家的历史息息相关，这里是张家发迹的地方，闾琳百感交集。在沈阳城郊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馆里，闾琳见到了当年那使他父亲声名受损的沈阳事变的许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踏进大帅府，闾琳恍若梦中，庭院依旧，人事已非，青石护坡、木栏雕柱、砖瓦飞檐，都仍静静伫立，似在盼望着久未回家的主人早日归来。   
    5月10日，闾琳一行又来到了抚顺城外的大帅陵，这是父亲张学良嘱咐再三的地方，走在大青砖铺就的宽阔甬道，闾琳心潮起伏，他是替父亲还愿来了！在祖父的空陵前，闾琳双手合十，默祷良久。   
    回到美国后，闾琳把在大陆的见闻和故乡人民对张学良的关心一一讲给父亲听，张学良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1995年，闾琳第二次回到故乡，这次他是代表父亲张学良来参加著名爱国志士、原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的百年诞辰的。阎宝航与张学良是至交，张学良因年事已高，无法亲到会场，只能委托儿子闾琳代为出席。纪念会在张学良熟悉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上建造的一座大楼内举行，作为张学良的全权代表，闾琳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贺辞，他代表他在美国夏威夷的父亲、母亲，向已故的亡友、著名革命志士阎宝航，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张学森大女儿张闾蘅，用地道的东北话，把闾琳的贺辞翻译给到会的全体观众，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昂。   
    张学良与赵一荻迁居美国夏威夷后，居住在洛杉矶的闾琳夫妇，平时与父母电话联系，嘘寒问暖，不曾中断，并不时到夏威夷看望父母，融融亲情给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晚年带来极大的快乐。   
    闾琳和陈淑贞夫妇共育有两个儿子，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为居信、居仰，这是祖父张学良所起，不过在美国适用英文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官名了。两个儿子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聪明好学，并且都学有所成。英文名为Bobby的长子，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子承父业，主攻电脑工程。次子英文名为Robert，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主攻新闻学。Robert小时候就聪慧非凡，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上中学时，就曾在电脑方面取得一项发明，被美国科技当局认可并发奖鼓励，当时Robert才十几岁，就被周围的人们誉为“神童”。   
    两兄弟幼年时，曾随父母到台湾探望祖辈，张学良对两个孙子疼爱异常，小孙儿吵着嚷着要骑马，张学良竟不顾有客人在场，当即匐伏在地毯上，让孙子骑上后背，口里一边“哦哦”地叫，一边载驮着孙儿在屋里爬行。赵一荻有时看不过，上前将孙儿抱下，可是孙儿一哭叫，张学良便将赵一荻止住了：“逗逗孩子，也是天伦之乐嘛，何必管他。”   
    这份迟来的天伦之乐，让张学良喜笑颜开，他还曾得意地说：“我的小孙孙就要我抱抱，从小我陪他睡，因此他也与爷爷特别亲，这就是爱！”   
    如今居信、居仰也都成家生子，生活幸福。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1、受命看管东北虎

    1937年1月，张学良在戴笠及一帮卫兵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闭门修身，读书思过。   
    溪口镇位于浙江东部，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沿鄞奉公路一路下来，满目农田，视野开阔。征战良久，乍见久违了的山间田园风光，张学良郁闷的心情稍稍缓解，他将目光投向远处，只见前面的山口，兵士遍布，如临大敌，他的脸色顿时又阴沉了下来。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堂堂的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今后的生活，将会和这些特务结下不解之缘！   
    车队在溪口入口处一座仿古的城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武岭门，距溪口镇还有几里路，张学良要先在这里住下，然后再等候蒋介石的安排。   
    刚在武岭文昌阁安顿下来，戴笠就指着身后的一个军人对张学良说：“乙光在这儿，专门负责副司令的内卫。有什么事，副司令尽管吩咐他。”   
    说完，他又向刘乙光招了招手，“乙光，副司令的安全，今后就交给你了，要有什么差错，唯你是问！”   
    刘乙光“刷”地一纪立正，朝戴笠行了个军礼，声音宏亮地说：“请局座放心，乙光必将全力以赴，尽力而为。”说完，又转向张学良行了个军礼道：“副司令日后有何差遣，尽请吩咐，乙光将尽力为之！”   
    张学良的目光炯炯，盯着刘乙光看了好一阵子，面前的这个军官，个子不高，略显敦实，大约三十七八的年纪，一副精干利落的样子，军阶是中校。张学良略显淡漠地朝他挥了下手，口里“嗯”了一声。此时的张学良，并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刘乙光，从此将伴随他后半生几十年的幽禁岁月，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张学良的幽禁，蒋介石可谓是大动干戈，幽禁地点溪口雪窦山招待所被改名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管束”的任务交由军统局全权负责，撤销原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和一排宪兵的配置，专门成立了一个监视张学良的组织，称为“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特务队由队长、队副、事务副官、队员等30个人组成，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四个小组各司其职，负责不同的工作，严密监视张学良的日常活动，大至张学良的一举一动、生活状况，小到只言片语、思想波动，都要进行详细的记载，随时向上面汇报。另外还专门配备了一个宪兵连，担任全部的警戒工作。   
    特务队的队长就是刘乙光，对外称是张学良的秘书。他是戴笠的心腹干将，蒋介石能将如此重要的“党国重犯”交给他看管，可见其受赏识之重，得器重之深，在蒋戴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非同一般。对此信任，刘乙光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出生于湖南农家的刘乙光系黄埔军校4期学员，北伐结束后转任军统局工作。他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警卫队长及军统特务队队长，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张学良初到南京时，他就由戴笠推荐给蒋介石，受命负责监管张学良的工作，从此，他与张学良朝夕相处25年，辗转大陆各地，最后一直到台湾。他对蒋介石给予的任务尽忠职守、任劳任怨。他的权力极大，有事可以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因之略知一二。“张学良”三个字，对他来说是如雷贯耳，久仰久仰，以前，他只敢远远地仰慕，暗暗地敬畏，哪里想得到会有机会接近，可如今，居然这位手握重兵、纵横南北的东北军统帅、鼎鼎大名的张副总司令要由他来“管束”，他来负责！他受宠若惊之余，又感到忧心忡忡。为人精明，善于迎合上司意图的刘乙光，正是因为办事认真谨慎、有板有眼，滴水不漏才逐渐取得蒋介石及戴笠的欣赏，他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他深深体会到权力的重量，如此大人物，沦为他的阶下囚，掌握在他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也不无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是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出一点差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该怎样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呢？   
    刘乙光不禁又回想起戴笠派给他任务时吩咐的话来：   
    “派你去的目的有两点，”戴笠神色严肃，对笔直站立，凝神听他分派任务的刘乙光指示道，“第一是要确保张学良的安全，既不能让他自杀，又要防止来自外界的一切威胁；第二是要随时留意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做到有言必记，有行必载。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放过，你要定期直接向我汇报，不可疏忽。关于这一点，委座也是再三交代、一再嘱咐的，你万万要切记。”   
    “是，局长，乙光记下了！”刘乙光毕恭毕敬地答道。   
    “在有关张学良的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你向我负责，我向委座负责，我们是直线领导，听明白了吗？”   
    听到问他，刘乙光挺了挺身子，站得更直，声音宏亮地答道：“听明白了，局长，乙光一定不负所望，请局长和委座放心！”回答干脆果断，戴笠满意地点了点头。   
    稍顷，刘乙光小心翼翼地问：“局长，张学良交游广泛，故旧甚多，恐怕少不了会有人来探望他，这，”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戴笠，见他并无反对，便又大着胆子说下去，“是不是就......”   
    戴笠闻言稍稍皱了皱眉，刘乙光看在眼里，心下一惊，忙转了口风，请示道：“局长，你看这些人我们怎么应付呢？”   
    戴笠眯着眼睛，沉思片刻，才缓缓地说：“不管怎么样，张学良现在是在管束期间，他的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至于探望他的人嘛，”戴笠搔了搔脑袋，果断地说，“你必须先向我报告，否则一律不准会见。有的人，恐怕还得经过委座批准才行呢。”   
    刘乙光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张学良，一定不能出什么意外。你们布置好以后，我会去检查的。记住，出了问题，别说你刘乙光，就是我戴笠也得吃不了兜着走！”戴笠用手摸着刮得青光光的腮帮，缓缓地在屋内踱步，突然，他转身朝向刘乙光，挥着手说：“不过，说起来张学良毕竟也算得上是我的上司，有些事情，你们也不要太难为他。”   
    这又是一件得细心体会，揣摩深意的难事，尤其要把握好度，刘乙光点点头，“我一定牢记局长的指示。”   
    此刻，领受任务的刘乙光心中，兴奋与担忧同在，激动与惶恐并行。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太重大，也太令他振奋了，戴笠把这样非同一般的任务交给他，显而易见，是对他的高度信任和赏识，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旁人难以企及的向上爬的机会！知遇之恩使刘乙光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让局长和委座失望，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按照蒋介石确定的“严加防范，相对自由”的原则，刘乙光做了周密的安排：四组特务，分时按断，轮流值班，交替执行，张学良的卧室、饭厅、书房、出入的前后门等，全都配备看守，使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时时刻刻都处在警惕的严密监视之下。   
    根据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在雪窦山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方圆六十华里之内，东不出镇江口，西不过曹蛾江。张学良若想要到宁波市等人口稠密的热闹地区，则需要提前一天“登记”，由刘乙光挂电话请示戴笠，获得批准后，在其座位的前后左右安排上层层便衣，才能得以成行。而且，即便是在被许可活动的六十华里以内，张学良的出游也是受“保护”的，便衣先行，宪兵断后，他像夹心饼干一样被夹杂在众人之间。   
    息善亭（后改称入山亭）是进入雪窦山的惟一通道，在这里，刘乙光布置了一个班的宪兵队，担任外围警戒，负责巡逻放哨，另外再配上便衣特务四名，把守山口，对登山的游客进行盘问，严加审查。张学良被软禁后，禁止游人香客进山，就是国民党军政要人看望张学良，也要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由南京电话通知武岭学校校务主任邓士萍，再由邓士萍电话通知刘乙光。   
    旅行社的门口，站立着武装宪兵，设有游动步哨，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靠近一步。张学良被安排在“招待所”的二楼，刘乙光隔室而居，对张学良亦步亦趋，寸步不离。其余的宪兵和特务住在离招待所500米远的雪窦寺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荷枪而出，在几分钟之内将“招待所”团团包围。   
    在这样煞费苦心、兴师动众的安排下，张学良纵然就是插翅也难以飞逃。尽管戴笠、宋子文信誓旦旦地对他说：“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但事实上，张学良每到一处，刘乙光就在那里画地为牢，将他与外界隔绝，绝不允许他接近任何陌生人。更不用说时时刻刻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便衣、宪兵了，美其名曰的保护，压得张学良喘不过气来，遑论自由？   
    蒋介石给戴笠的指示是：用维持一个步兵团的经费，供养张学良。在蒋介石心里，只要好好地看守住这只东北虎，免生异乱，用去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费用，又何足惜矣。刘乙光忠心耿耿地秉承此意，小心翼翼地替蒋介石看守着这只东北虎。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2、戴笠下令“切断电源”

    在溪口，张学良的物质生活依然是优渥的。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只要张学良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保证着他的生活，刘乙光每月月终向军统局报销，每次都是实报实销。在溪口，张学良有专门的厨师、护理员、按摩师和身边的副官。   
    通常张学良的早餐都很丰盛，火腿、鸡蛋、牛奶，还有金山桔，全都是按照他以往的习惯。午餐和晚餐一般都有七、八个菜，副官应汉民会来请示他想吃什么菜，然后就吩咐大师傅照着做。饭后还有张学良喜欢吃的花旗橘子、美国苹果和其他新鲜水果。特务队每个星期都要去宁波，购买他所需的海味、水果等食品。宋子文也曾给他寄来过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还委托中国旅行社代购物品运来。   
    张学良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很偶尔的会在饭后吸上一支。他每天晚上大约十点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由私人医生腾蔚萱进行按摩。   
    知道张学良喜欢体育运动，好动不喜静，戴笠特意让刘乙光在招待所前安置了一架单杠，在旅行社后面又辟出个球场，既可以打篮球、排球，又可作为网球场地，同时还让人在溪口上游围了一个游泳池，派人送来钓鱼竿。   
    平心而论，在生活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然而，精神上呢？张学良痛苦万分，苦闷万分。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他张学良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他的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遂意。即使经过蒋介石同意可以探望张学良，刘乙光也形影不离，伴随左右，说话极不方便。   
    悲愤交加中，张学良常常自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奉化溪口也不再是个清静之地。张学良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从此开始，根据战时的需要，他先到安徽黄山，再到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最后到了贵州修文。   
    初抵黄山，下榻居士林别墅。离别墅不远，有一个温泉，中国旅行社在此设有招待所，为国民党空军疗养地。张学良一到，原住在别墅疗伤的空军军官被迁出，温泉区也划为张学良专用，外界任何人不得入内。   
    偌大的温泉区变成了只有张学良才可以进出的禁地，这引起往日常来洗浴的空军军官们的不满，背地里议论纷纷。后来看到警卫林立，张学良在严密监视下的极度不自由，他们不禁对他的境遇产生了同情，千方百计想要接近张学良。   
    一天，趁张学良上山游览之际，五六名军官上前，刚想与张学良攀谈几句，紧随张学良的警卫不由分说，就将众人同张学良隔得远远的。又有一次，几位军官散步至居士林别墅前，向门口的警卫提出，希望能进去同张学良闲聊几句，哪怕是请个安，问候一声也好，没待警卫回答，刘乙光急冲冲地从屋里赶出来，厉声将众军官斥退，并警告他们以后若再来纠缠，将通报他们的部队，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面对此情此景，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惟有苦笑。   
    抵达黄山的第三天，张学良游山归来，一辆吉普车突然斜刺里窜出，“嘎”地刹在众人面前。警卫们如临大敌，纷纷掏枪，刘乙光抢上一步，挡住张学良，惊恐地望向车内。但见车门“砰”地一声打开，跳下一个年轻人，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刘秘书，要他赶快到县里去接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蒋委员长要和他讲话。   
    原来如此，虚惊一场的警卫人员都长嘘了一口气，纷纷收起手枪，四下散开。刘乙光一听是蒋委员长找他，顾不得再听来人道歉罗嗦，急匆匆跳上尚未熄火的吉普车，赶往县政府。   
    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询问张学良在路上的情况和在黄山居住的情况，并命令刘乙光他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乙光向蒋介石诉苦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了。   
    蒋介石在电话里厉声命令：“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没有钱，先向歙县县长借用！”   
    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给三千块。刘乙光又安排宪兵到屯溪去封车，这时日军已进逼南京，屯溪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那里有汽车可封，急得刘乙光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强行封了八辆汽车，司机、助手共15人，这才上路开往萍乡。张学良对这样的突然迁移，感到很烦恼和不安。   
    从黄山出发，行程两天，经南昌、高安后便到达江西萍乡。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会好，再加上萍乡是一个小县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十分闭塞，附近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实在无处可去。因此，张学良在萍乡时倍感寂寞和苦闷。   
    见张学良这般无精打采，刘乙光感到十分棘手，他生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一年来，蒋介石对刘乙光的“管束”工作十分满意，明令不准再换他人。戴笠在不久前的一次通话中，也隐约透露给他晋升上校的问题，这令他精神振奋，劲头倍增。他相信，只要张学良本人不出问题，那么，到了年底，他的领口上一定会如愿变成两杠三星。   
    可如今，张学良整天憋闷在屋里，这可怎么办呢？自从负责监管张学良之后，刘乙光给自己确定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不违反南京的禁令，他张学良怎么高兴就让他怎么去做，他愿意怎么寻乐就怎么去尽兴，反正军统局每月给他拨一个团的经费，钱从来不缺，再说，张学良本人的财源也很丰厚。   
    于是，刘乙光便让宪兵和警卫们一起动手，在住地不远处修建了一个网球场，让几个身手好的警卫陪着张学良打网球，但运动并没有排遣张学良因无法奔赴抗日前线而累积的烦闷，加之警卫们的球艺都在他之下，没过几天，他便兴趣索然了。   
    萍乡不但风景不好，而且天气阴冷，淫雨绵绵，张学良情绪低沉，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维生素，他的腿脚肿胀得厉害，对此，张学良很是苦恼，他对刘乙光说：“这太不公平了，弟兄们在前线打日本鬼子，流血牺牲，可我在后面闲呆着，腿脚却肿得不能走路！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真有一天我到前线怎么办？”张学良时刻不忘渴望前线杀敌的壮志凌云，可是，他没有想到，或者他不愿想到，他是永远也等不到这一天了。   
    转眼春节到了，往日冷冷清清的萍乡街道也热闹起来了，虽逢战乱，但人们耍狮子、唱花灯、踩高跷的热情不减，从大年初一一直闹到元宵节。张学良为排遣心中的郁闷，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执意要上街看看，刘乙光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答应。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这天是大年初五，萍乡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以维持秩序为名的宪兵，保安队也派出了巡逻队，各街道口都放置了岗哨。刘乙光又派便衣先在萍乡城里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才让张学良上街。   
    吃过早饭，张学良在便衣的陪同下出发了，他们都化了装。张学良身穿蓝咔叽布工装，头戴鸭舌帽，打扮成一个汽车司机。刘乙光和特务们有的着西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则套上长袍，打扮成商人或绅士。   
    焕然一新的街面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张学良顿时被这种欢乐气氛所感染，他露出久违的笑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奋力游走，左顾右盼。   
    忽然，背后有一个兴奋的声音响起：“这不是少帅吗？”是东北话！千里之外，蓦地听到耳熟的乡音，张学良急忙转身，只见一个东北汉子正奋力向自己挤过来。张学良觉得很面熟，但又一下想不起在哪见过，正欲开口打个招呼，刘乙光已抢先一个箭步上前截住了东北汉子，他讪笑着说：“老乡，你认错人了吧，他是我们的汽车司机，什么少帅老帅的！”这时，旁边的便衣特务们也都围过来，簇拥着张学良挤出了人群。   
    刘乙光向便衣特务们使了个眼色，东北汉子便被盯了梢。经侦探，得知此人曾在大帅府当过理发师，也为张学良理过发。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到关内，前不久才到萍乡，仍以理发为生。这本是件小事，但刘乙光心里仍感到很紧张，当即和戴笠通话，请示此事的处置办法。戴笠听后，当下就命令刘乙光：一、立即切断电源；二、做好转移湖南的准备。刘乙光得到指示后，马上采取了措施，不久，那位东北理发师便在萍乡小城神秘地消失了。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3、寄信风波与敬礼事件

    “哎，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到哪里才是个头啊？”听说又要搬迁，移住湖南的消息后，张学良心情沉重，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不住地摇头，叹着气对刘乙光说。   
    1938年1月，张学良一行到了湖南郴州，在军统局指定的苏仙岭安顿下来。在苏仙岭的时候，张学良的情况已大不同于在溪口时期。那时夫人可以陪伴，友人和故旧在获得批准后可以来看他。而到了苏仙岭后，就以战争期间情况特殊为理由，将这些待遇全都取消了，也不允许夫人于凤至陪伴，将张学良安排在苏仙观内，于凤至则软禁在城内一个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张学良每周仅能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夫人相见。   
    自离开溪口以后，张学良心情一直不好，此时的精神更是苦闷难耐。“七•七”事变以后，向蒋介石请命参加抗战，未获准许，反而步步南迁，由溪口到黄山，由萍乡又到郴州，看来蒋介石是不想让他参加抗战了，而且恢复自由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此时的张学良，犹如一只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凌云志，却无处施展。壮志难酬的悲怆，报国无门的忧愤，使得张学良只有借酒买醉，一醉方休。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他心底的激愤又岂是区区薄酒所能化解的？忍无可忍之际，他也曾拔枪朝着窗外的桂花树连连射击，直至弹尽；他还曾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诗句......张学良的郁郁不乐，使刘乙光无计可施，他担心张学良情绪不好，怕他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不好向蒋介石交代，就千方百计地想法让张学良高兴，打麻将、下象棋，学唱京戏、上山狩猎，只要张学良想玩，刘乙光和特务们就奉陪到底，毫不含糊。   
    可是，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两件让张学良很伤心的事。   
    在戴笠给刘乙光下达的若干条指令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严密封锁有关张学良的所有消息，绝对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一般来说，只要在邮电上一卡，与外界也就基本上断了联系。所以，张学良每转移一个地方，特务们首先就要派人控制邮电通讯。军统局规定，张学良对外发信，须交给刘乙光，由他转至军统局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方能发出；外边寄给张学良的信，也须先由军统局审查，再由刘乙光转交张学良。同时还规定，所有人员与亲友通讯，绝对不能透露一星半点张学良的情况，违者如发现要受到严重处分。   
    在郴州时，军统局派了一个名叫黄静宜的特务来负责秘密检查、监视张学良的信件。春节后不久，黄静宜在邮局检查信件时发现了一封由苏仙岭寄出的信，挑出一看，原来是张学良的李副官写的，收信人是他的亲戚。虽然信中主要是报报平安，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话，但李副官是跟随张学良的人，他所到之处必定有张学良。谁这么胆大，竟然将这样一封可能暴露张学良行踪的信交到邮电局去呢？黄静宜把这封信带回来交给了刘乙光，刘乙光拿到信后，十分重视，马上着手开始调查。   
    几经查证，最后，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到了随队替张学良打针的一名男看护身上，刘乙光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对他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硬逼着他向张学良请假。   
    张学良从警卫的口里对此事已略知一二，当着警卫的面，他没有多说什么。当男看护被迫来向他“请假”时，张学良盯着他凝视了好久，万千言语只化作了一句：“你多保重吧！”   
    男看护奉命收拾行李，离开了苏仙岭，刚一下山，就被早已等候在山下的特务们扣押，送到郴州宪兵连的驻地，囚禁起来，后来，又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被判刑五年，关进监狱里，直到抗战快结束，才重获自由。而这一切，张学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这件事让张学良心里老大不是滋味，而刘乙光则提心吊胆了一阵，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敬礼事件，更是让刘乙光如临大敌，惶惶如丧家之犬。   
    事情起源于洗澡。张学良一向有爱洗澡的习惯，即便没有澡盆等设施，也要在木桶里洗一洗。由于搬迁转移，途中不便洗澡，张学良显得十分烦躁。一到苏仙岭，他得知这儿有泉水，便每日到泉水中泡一泡，后来天气凉了，洗泉水澡不行了，在木桶里洗澡又不方便，张学良便提出要到城内东大街的浴池里去洗澡。每次去洗澡前，刘乙光都要先派人去城里浴室接洽，定下日子，老板“挂牌谢客”，专门接待张学良来洗澡。   
    二月中旬，张学良又要下山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乙光和张学良并肩而行，众特务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带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见到张学良，立即恭敬地立正敬军礼。对此突发事件，张学良显得异常镇静，他既不答话，更不还礼，只是看了对方一眼后，就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   
    然而这一情景却把刘乙光吓得脸色骤变，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张学良？而且此人还是个炮兵中校！此事引起了刘乙光的极大恐慌，他不敢疏忽，惟恐出事，只希望此时张学良快点回到山上去，于是他对张学良扯谎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了，还是改天再来洗吧。”张学良猜出刘乙光此话的原由，便笑着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闻言刘乙光才舒了一口气，他向特务使了个眼色：跟踪那个军官，查明其情况。   
    回去后，刘乙光又找到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学良敬礼的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经过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旅刚从外地调往郴州，这个炮兵旅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学良敬礼的军官是炮兵团的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   
    情况弄清以后，人人都变得紧张起来。谁都知道，张学良是东北军之魂，官兵们对他的信赖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要是被他们得知了张学良住在苏仙岭，采取突然行动营救张学良，一个小小的宪兵连和特务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此地又没有什么救援，万一出了事，只能束手就擒。刘乙光几经考虑，最后决定，一方面用电报向戴笠请示办法，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加强戒备，严防出事，并做好转移的准备。当晚，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刘乙光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   
    第二天，刘乙光临时决定马上将张学良转移到他的老家一个安全的地点，他是邻县永兴亭司镇人，他的家乡离郴州只有四十里，前些天他刚回过一趟故里，知道那里有一所名叫“文明书院”的小学，有20多间房舍教室，正好可以作为暂时的安身之处。   
    张学良对这次突然转移，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但他心里清楚，此次搬家与那位炮兵中校向自己敬礼有关。   
    搬到永兴，一连数天乌云密布，阴沉沉地压得人心头沉重。张学良闷在房间里，终日以报刊度日。一天，温煦的阳光终于驱散了阴霾，张学良这才从屋里走出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永兴这地方，气候还是满好的。”刘乙光跟在后面，无话找话地说。   
    “刘秘书”，张学良突然唤了一声，转向刘乙光，盯着他问：“那天在郴州街上向我敬礼的军官是谁？”   
    刘乙光万万没有料到张学良会提起此事，一下子怔住了，支吾道：“噢，副司令，那个军官，是新调到郴州兵团的副团长。”见张学良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他只得把调查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张学良说了。   
    张学良听后，沉吟了一会，对刘乙光说：“东北军里的官兵对我是很尊敬的，见了我敬个礼是很正常的事。刘秘书，我希望那位军官不会因为这件事，日后受到什么影响。”   
    “不会的，副司令。”刘乙光立即接话道，“你想得多了，那人不会有什么事的。”   
    然而，他脸上不自然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张学良的眼睛，张学良望望他，不再说什么，只把阴郁的目光再次投向了远山。   
    张学良永远也不会想到，当时情况危急关头，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幸亏后来转移得快，这件事没有发生，张学良总算吉人天相，逃过了一劫，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也许性命就难保了！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4、官至少将（1）

    除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外，对张学良的生活、情绪最为“关心”的，非刘乙光莫属。自三年前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将张学良迎下飞机开始，刘乙光的命运便同这只“笼中虎”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三年来，由于他在看管张学良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周到、缜密，以及他对党国的忠心耿耿，赢得了蒋介石和戴笠的赞赏，仅仅三年，他的官阶便由少校晋升为上校，而且，还有继续晋升的趋势，戴笠暗示：只要对张学良的看管不出差错，不用两年，他的肩头便可扛上一朵“梅花”，当上将军。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再没有比当上将军更有诱惑力的了。自此，刘乙光对张学良照看得更加耐心细致周到，他尽力地朝着那个诱人的目标靠拢，他充满了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幽居在阳明山的时候，有一天，戴笠为于凤至出国看病的事来到了阳明洞，看过张学良之后，戴笠找到刘乙光，向他宣布了两个消息。   
    “乙光，委员长已经批准了我的报告，特别任命你为军统局少将专员！”戴笠笑眯眯地看着刘乙光，缓缓地吐出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突闻喜讯，刘乙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有点不知所措，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似的，呼地立正，脚跟一靠，毕恭毕敬地朝戴笠敬了个军礼，口中感激不断：“感谢局长的栽培，乙光我没齿难忘，局长放心，乙光一定不负所望，......”   
    戴笠挥了挥手，截住了他的话，说：“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戴笠的脸色严峻起来，刘乙光也凝神屏气，等他吩咐。   
    “委员长担心，西安的两只虎会不会隔山呼应。”戴笠说着站起身来，向北面指了指说：“还有一只虎，就在附近，杨虎城就关在息烽的玄天洞，离这儿不过三十几里地。”   
    闻言刘乙光不禁大吃一惊，由此他也知道今后自己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看样子，蒋介石短时期内是不会释放张学良，还他自由的了，刘乙光与张学良相伴的日子还长得很。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刘乙光索性将一家老小接来同住，陪他熬受深山古寺里的寂寥日子，从此，每日吵吵嚷嚷不断，生活的寂寞倒是驱散了不少，但矛盾也由此而生。   
    1944年冬，日军窜扰贵州黔南一带，攻占独山，使贵阳一日数惊，连连告急。这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龚国养赶到贵阳向戴笠请示何时迁移，戴笠笑了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果，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   
    龚走后，沈醉问戴笠还有同样的张学良是否也要转移？戴笠回答：“等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   
    沈醉后来回想往事，写下这样的文字：“幸好日军没有进军，否则，张、杨两将军便会在蒋军撤退时都被杀害。”   
    张学良又一次逃过一劫。   
    转眼，1946年来临了，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此时，戴笠已死，军统局也撤销了。蒋介石另在国防部设立了保密局，由郑介民出任局长。国民党在大陆的大势已去，蒋介石觉得要继续囚禁张学良，台湾比大陆任何地方都保险。   
    1946年10月，蒋介石指示郑介民：张学良应当立即秘密移解到台湾。郑介民得密令后，于10月17日致电重庆军统局处理善后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专机，然而由刘乙光起解。”   
    如何在张学良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他秘密移往台湾，刘乙光与张严佛颇费周折，密谋策划，终于研究好了诱骗张学良转移的借口。刘乙光领受了上司的诸项安排之后，返回桐梓。   
    一回到桐梓，刘乙光便直奔张学良房中，告诉张学良说：“委员长来电啦，说让副座和四小姐离开桐梓，先到重庆住上一阵，然后回南京去。”   
    “回南京？”张学良先是一愣，接着便信以为真，他激动地站起来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么说，委员长终于想起我张学良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张学良兴奋异常，整天摩拳擦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精神也陡然焕发，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一行离开桐梓，前往重庆，在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暂住，等候飞机。   
    当天晚上，刘乙光全家陪着张学良、赵四小姐吃晚饭。刘乙光的两个孩子把吃剩的骨头往地下吐，张学良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这样不行，这儿不比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像这儿这样干净漂亮，可不能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刘乙光的老婆对张学良的话很反感，怂恿两个孩子往地下吐个不停。   
    抗战胜利之初，刘乙光以为蒋介石可能会释放张学良，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显得特别恭敬。后来，刘乙光见老蒋密令将张学良押往台湾，压根儿就没有还张学良自由的意思，加之自己又是持掌“管束”大权的“少将专员”，对张学良的态度便日趋恶劣，言语举止也放肆霸道起来。   
    此刻，刘乙光的老婆又故意寻衅，赵四小姐连忙扶张学良离席到屋里去休息，避免发生不快之事。不过，张学良的心思似乎全都集中到回南京的兴奋之中，他对刚才的一切并不在意，他滔滔不绝地对赵四小姐说：“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希望早日飞到南京，面见委员长。”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4、官至少将（2）

    10月30日，张严佛在重庆安排好了专机，向张学良报告说：“副座，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   
    翌日拂晓，在去机场前，刘乙光才向张学良说了实话，宣布说：“送副座去台湾，不是去南京。”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张学良愤怒地一掌猛击在桌上，牙关咬得紧紧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被囚了整整十年之后，蒋介石还会对他再耍这么一个花招，将他骗出大陆，押往遥远陌生的一个孤岛。他真是太天真了，蒋介石一再食言，一再欺骗，他张学良却一再上当，一再轻信，在老谋深算、居心叵测的蒋委员长面前，他永远只能束手就擒，甘拜下风，他怎么可能是轻诺寡信、翻云覆雨的阴险小人的对手呢！一股悲怆之感涌上心头。   
    这时，刘乙光向张学良报告飞机何时起飞，刚一开口：“报告副座......”就被张学良生气地截断了：“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当犯人算了！”   
    然而，张学良虽然震怒不已，但他知道和特务们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们毕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所以，张学良竭力克制着自己，瞪大了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才表示同意去台湾。他回到房间，跟赵四小姐说这件事时，声音还止不住在发颤。   
    飞机临起飞前，刘乙光对张严佛说：“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他的心腹，和宪兵混得很熟，对管束张学良是个障碍，决不能再让他跟到台湾去，请你想办法留下他。”飞机起飞后，应副官随即被押送到渣滓洞看守所，跟随张学良多年的王妈也被留了下来，这样，张学良身边除了赵四小姐外就再也没有心腹之人了。后来，在国民党大溃败，撤离重庆前展开的大屠杀中，应副官惨遭杀害。   
    飞抵台湾后，张学良先在台北市郊的草山招待所住了三天，然后由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陪同前往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   
    “这几间房子光线好一些，走廊也宽，是专为汉卿和四小姐准备的。另外，我还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专门负责照料你们的饮食起居。”陈仪指着几间外表装饰较好的房子说道。谁知陈仪走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观看温泉回来，眼前的情景让他们目瞪口呆：刘乙光的老婆正在先前陈仪指定给他们住的那几间大房间里忙进忙出，一见他们进来，竟恬不知耻地说他们人多，正好住这儿。   
    张学良不想多惹麻烦，就忍住了没说话。一个星期后，陈仪又来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见此情景，大为恼火，训斥了刘乙光一通，叫他立即把房间腾出来，让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刘乙光的老婆嘟嘟哝哝，骂骂咧咧，满脸不高兴，勉强搬了出来。   
    从此，刘乙光对张学良监视得更加紧密，张学良对此并不在意，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刘乙光的老婆和孩子每天都吵吵闹闹个没完没了，常常给张学良增添烦恼和诸多不便。这段时期，张学良与刘乙光关系很紧张，刘乙光的老婆同赵四小姐处得也不好，张学良积蓄了十几年的牢骚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他对暂时接替刘乙光看管他的张严佛大吐苦水，把满肚子的幽怨，都尽情发泄了，谈到十几年来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述，无理可说。   
    张严佛曾在“西北总部”代理过由戴笠挂名的机要组第二科科长，当年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说来也算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刘乙光的老婆神经有毛病，刘乙光将其送到台北市医院治病，并要求请假一个月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于是，张严佛便被郑介民派去接替刘乙光。刘乙光暂时走了，换上了一个伪善者，张学良觉得思想上稍微轻松了，显得很高兴，也很愿意与张严佛长谈，张严佛几乎时时同张学良呆在一起，转山、游泉、打球、论史，倾听着他对长期关押的不满和对刘乙光夫妇种种劣行的斥责。   
    “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小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   
    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   
    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里却是在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年来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忿恨，今日可谓是无所顾忌，一吐为快，他又说：“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   
    后来，张学良还赋诗一首，表达心境：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5、矛盾激化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张学良在这次事变中，险遭毒手，和刘乙光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事变爆发当天，刘乙光便得到了通报，当即加强了对井上温泉周围地带的警戒，全面防御，局部戒严，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如此兴师动众，并非空穴来风，刘乙光的紧张，是有原因的，他得到来自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有人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并已派人到井上探查过地形，闻报后的刘乙光，惊状可想而知——这次的情况可真是非同寻常，异常严峻啊！   
    刘乙光不敢疏忽，他调集了手下所有的宪兵和特务，全副武装，整装待命。井上温泉的惟一入口桃山隧道被封闭得严严实实，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电话也被切断了；张学良住处周围，宪兵特务层层布防，不分昼夜，加倍警戒，个个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几个专门负责“照料”张学良的警卫则荷枪实弹，面目冷峻，提着枪在房门口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还时不时地探身屋内，窥视张学良的动静；刘乙光在那几天，也特别的凶狠，老是恶狠狠地盯着张学良，仿佛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也不象以前那样和张学良搭话，一副要把人吃下去的凶相。夜深了，还可听得刘乙光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私语，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   
    因为刘乙光已事先卡断了所有的信息来源，所以，张学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去问刘乙光和周围的人，结果人人守口如瓶，凶神恶煞似的爱搭不理。张学良在房间里，毫不知情，闷闷不乐地也不知如何是好。   
    张学良还不知道，他其实已面临着杀身之祸。刘乙光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张学良可能会趁乱逃跑，也可能被山民劫走，一旦局面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乱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是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   
    一个平时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不忍看张学良被蒙在鼓里，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听罢怒火中烧，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鼓胀，两手由于极度的惊讶和愤怒而微微地颤抖。他不甘心啊！他张学良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吗？——在混乱中阴谋被乱枪打死！   
    那几天，张学良一直在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下毒手，是引颈就戮呢？还是奋起反击？或者先下手为强，把刘乙光给杀了，或是大家同归于尽？他自认有把握控制得住特务队和宪兵队的大部分人，刘乙光这个蠢材，平日待部下刻薄寡意，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常对他施以妇人之见，两个人都那么狠，他的部下早就心不服，言不敬，腹诽良久了。宪兵特务们知道他张学良同委员长和夫人，还有宋部长有特殊关系，关键时刻他们肯定会阵前倒戈，真要同刘乙光拼命，杀了他，还不容易，自己也不枉落个军人的死法。但张学良并不愿意这么做，他最后给自己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动杀机。   
    也幸亏了蒋介石选中的这个地方！井上温泉四面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与外界仅靠一条狭窄小路相通，谷地最窄之处即是桃山隧道，仅能容一辆车通过。这样的地势，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加上刘乙光在事变一开始就封锁了桃山隧道，使任何企图营救张学良的人都无法入内，参与事变的吴克泰等人见此情景也就放弃了解救张学良的行动。所以，刘乙光惶惶不安的民众劫持张学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台湾事变不几天就平息了，但外界的紧张混乱状况仍在持续。   
    因为与外界隔绝了一切，自然粮食也运不进来。事变期间，宪兵、特务们连续吃了5天的山芋、番薯，赵四小姐也不例外。除了张学良每天中午可吃一顿米饭外，其他人是一粒米也吃不到。刘乙光的老婆、孩子饿得直骂娘，张学良见状，心有不忍，就把自己的米饭让给刘乙光的孩子，和大家一起吃起了山芋、番薯。特务队本想去关西买米，但遭乱民殴打，狼狈而回。一直熬到第九天，山下的部队才和刘乙光取得了联系，送来了米面糖油等食物，噩梦一般的混乱这才结束了，张学良终于再一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第十天，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开到了井上温泉，这时，刘乙光才彻底放下心来，打开了隧道关口，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台湾混乱期间，当时保密局看台湾时局不稳，曾打算把张学良再押解回内地，地点就在江西萍乡，房子也找好了，东西也都打包了，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之际，大陆局势之乱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好作罢。现在想来，未免不是张学良的幸运，否则难保他不会遭到杨虎城一样的命运。   
    生活又重归旧态，刘乙光大概也觉得自己事变中做得太过分了，此时迫不及待地想弥补一番，他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仅常常没话找话地凑上来搭讪几句，还主动来到张学良的房间问这问那以示关心。张学良冷眼旁观，感慨万千，人世浮沉，冷暖变化，莫过于此。   
    可是清静依旧难求，小孩的尖叫、吵闹，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大人的打骂、呵斥，指桑骂槐，昭然若揭。张学良忍无可忍，从来胸襟宽大、性格随和的他忍不住托前来看望他的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能否和刘乙光一家分开住，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张学良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张学良在提这个请求的时候，声音压得极低，惟恐被刘乙光听见的小心翼翼让张治中心酸，他保证一定将话带到。这个要求，虽经张治中力陈，却迟迟没有回音。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曾下令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得知张学良的幽禁地，就秘密把张学良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基于保密，蒋介石甚至没让一个士兵跟随。蒋介石坐兵舰到高雄，在要塞司令部里，首先接见的便是刘乙光，他对刘乙光的保密及监视工作表示很满意，并叫来侍卫通知情报局发给特务队一万元。在当时，黄金一两值二三百元，一万元相当于三百两黄金啊！蒋介石还问候刘乙光及特务队“你们辛苦了！”   
    刘乙光感激涕零，越发卖力，在紊乱的时局下对张学良限制更多，管束更严，两人之间为了一些行动限制和信件检扣的事情矛盾不断。后来连保密局也得知了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宋美龄从中斡旋，最后刘乙光终于被调离了，保密局委派了一个军校六期毕业的副处长王恺运来到张学良身边，暂代刘乙光工作。对外，保密局声称刘乙光去阳明山联战班受训，以此缓和张学良的情绪。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6、恩人刘乙光

    1941年5月的一天，幽禁在龙岗山上的张学良突然感到腹下隐隐作痛，吃了几粒消炎药后，不见好转，到了晚上，张学良腹痛加剧，经随队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   
    刘乙光清楚地记得，临来龙岗山前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如患病，外科找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但无论如何，事前都应向重庆方面请示。   
    但张学良这次的病来得如此突然，病情又那么严重，要想等重庆的指示显然已来不及了。刘乙光担心张学良病情恶化，发生不测，于是就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帮助。吴鼎昌也怕耽误了医治，无法交代，就立即与中央医院沈克飞取得了联系。   
    刘乙光在吴鼎昌的帮助下，把奉命西迁到贵州的南京中央医院外科病房全包了下来，张学良马上被送进了外科特别病房，入院诊断时已阑尾穿孔引起腹膜脓肿。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急救开刀引出脓液，切除了阑尾，张学良脱离了危险。   
    事后，刘乙光将张学良手术情况电告上司戴笠，戴笠立即回电指示：准许张学良住院，但要严加戒备。刘乙光于是就按戴笠的旨意，对张学良病房严加监视，除了沈克飞和“特护组”的医护人员外，其余人一律不许入内。   
    然而，手术的张学良因为创口脓未清完，引起感染，病情恶化，发起了高烧，医生不得不第二次为张学良动了手术，又在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康复出院。   
    这次若不是刘乙光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张学良送进医院抢救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称他是“恩人”，常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张学良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乐，他曾辗转托人买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是当时的禁书，如汉口大众出版社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读书出版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和《新哲学大纲》及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按照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是绝对不会准许他阅读这些书的。刘乙光如此网开一面，也算是对张学良做了件好事。   
    张学良心胸开阔、明理谅人，凡事看得开，他与刘乙光朝夕相处25年，就算是一家人，也免不了有磕磕碰碰，更别说是他们那样的关系了。张学良和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错，但后来一度变得很不好。刘乙光是一个忠实执行上司命令的军人，加上他那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周全，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难免要发生冲突。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学良逐渐理解了刘乙光，也体谅到刘乙光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在刘乙光的日记里，大量地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因此可见他对蒋氏父子的忠心。蒋介石对刘乙光恩遇有加，又使得刘乙光只有更加卖力才能报答这种知遇之恩。因之，张学良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军人向领袖的效忠。   
    所以，在1962年刘乙光升调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的饯别宴会上，张学良才会风趣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也所以，在记者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才会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在张学良解除管束以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刘乙光的大儿子刘伯涵说：   
    “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刘伯涵回忆起他们与张学良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胜感慨，他说：   
    “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命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他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   
    “就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置眷属的经费。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精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38年（1949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地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感情是很难办到的，尤其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1）

    虚伪的蒋介石对于将张学良囚禁起来有一个颇为可笑的说法：   
    “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   
    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啊。”   
    如此弥天大谎，蒋介石居然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煞有其事一般。他在溪口果真给张学良布置了一个书房，三个大书架，每个书架都有6尺高，装满了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许多英文画报及外文杂志。书房一角并设计了一个报架，上面摆着军统局专门为张学良订的《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   
    张学良在溪口，游山玩水，不免触景生情，感伤不已；打网球乒乓球，棋无对手；聊天，   
    又无法直抒胸臆；百无聊赖之际，也只有看书。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他托人从上海运来一大批的英文书报和外文杂志书籍，警卫人员去宁波购物时，张学良便开具书单，让他们代为购买。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杂志和书，每次都有二三十本。   
    蒋介石为嘱张学良好好读书，还特别派来一位浙江籍的老学究、前清进士步老先生，每天给张学良讲一个半钟头的古书，从《论语》和《中庸》讲起。当时正值全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抗日号角响遍华夏大地之时，而这里却整天是“之乎者也”、“仁义礼智”这类，张学良不胜厌烦，其他人也鼓不起劲来，大家都不愿意听老先生讲课。步老先生也自感乏味，勉强讲了不到10天，就主动要求离去。   
    没有了老师，张学良读书并没有懈怠，他从小便勤奋好学，少年时曾博览群书，后来因为征战南北，戎马倥偬，一度无暇读书。溪口幽禁，倒让他有了大块的时间可以重温旧学，吸呐新知，他自嘲地说：“过去‘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如今得有闲暇读点书，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他不但学而不厌，而且还诲人不倦。   
    负责“保卫”张学良的特务队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时候，看到他们为了他而失去求学长智的机会，张学良深感如此耽误前程，实在可惜，便向刘乙光提议，把他熟识的吴老先生请来，给大家讲点古书，以开视野，长见识。刘乙光报请上头后，蒋介石立即应允，从北平请来了吴老先生。   
    在张学良的鼓动下，特务队员组成了读书会，大家都来听老先生讲学。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讲者认真，听者专心，老先生刚讲完，就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慨，张学良也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去学历史上那种卑鄙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却可以防备别人加害我们呀。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其实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   
    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但他儒雅可亲，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张学良在抗战全面展开之时，不能参加抗战，又不甘心于在这寂寞中虚度光阴，便对吴老举人以史为鉴的学习，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吴老先生也就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讲史，直到辗转迁移到江西萍乡后，张学良考虑到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对年迈的老先生来说，已是一种折磨和不堪忍受的重负，才派人送老先生返回北平安度晚年，之后，读书会也就此结束了。   
    1938年，张学良在刘乙光一队人的护送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湘西沅陵凤凰山。在凤凰山，张学良读书很专心，往往一坐就是半天。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张学良时而埋头细读，时而掩卷深思，时而又奋笔疾书，常常笔耕到深夜。   
    然而，局势越来越紧张，连远离城市的凤凰山也不免波及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火南烧，不久长沙又落入日军手中，千年古城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下毁于一旦，张学良在凤凰山也待不下去了，这年秋天，张学良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一路上饱受颠簸劳顿之苦，国破家亡之恨，心情愈加沉重。1939年秋，才到达目的地贵阳修文县。   
    张学良的新居座落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龙岗山的气势、景色远逊于雪窦山和凤凰山，但是，它的名气却因为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而变得很响亮。四百余年前，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此洞遂被后人称之为阳明洞。   
    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修，重檐飞阁，红柱绿瓦，一派古色古香，清雅幽静。张学良的住地便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中。   
    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终于又可以安定下来了，这本该值得高兴才对，然而，秋风送爽，黄叶纷纷，龙岗山上的阵阵凉意并没有使张学良的心情开阔豁达，相反，却陷入了低潮。阳明祠不大，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和被人武力劫持，戴笠派了大批军队、宪兵和特务，围绕着祠庙，步步设防，层层把关，前后左右共三道关卡，要想逃出龙岗山，真是比登天还难，插翅也难飞。愤慨和凄凉之感再一次涌上了张学良的心头。他隐约感到，蒋介石是不肯原谅他的了，他想自己武将当不成了，还是潜心读点书吧，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来也不一定。   
    就这样，张学良心境渐趋平静，阳明洞三年，他埋头读书，先从研究修文县志开始，进而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最后专注于明史。从修文县志中，张学良了解了王阳明在贬谪岁月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这使他联想起祠门上的那幅对联：   
    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这深山古洞中究竟是怎样的“至乐”，终于使王阳明“一朝”“觉悟”呢？张学良大感兴趣，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他找来了《阳明集要》，又找来集王阳明思想之大成的《大学问》，孜孜不倦地研究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动静合一”、“心理合一”“爱之差等”等论说，一字一句读得废寝忘食。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2）

    一连数日，张学良闭门不出，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阳明学说中，室外的人声，卫队的警戒，纷乱嘈杂的周围，都与他无干。他被王阳明深深地俘虏了，他发现，这位大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王阳明37岁被削官贬到贵州，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被蒋介石严加看管，软禁于深山古刹。由此，他想到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要他也来个一朝顿悟啊！张学良愈发感到囚禁生涯的遥遥无期。   
    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在阳明书中，张学良每每都会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之处，他常常掩卷沉思，为此唏嘘不已。短短数月，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以王阳明的隔代弟子自称，居然文气十足，满口儒言雅语，言谈中引经据典，不乏醒世精辟之见。   
    阳明学说看多了，张学良又感到要完全明了明代学术，还必须全面参照明代边防、军事、交通、经济等，明史非读不可，于是，他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了对明史的研究。此时，赵四小姐来到了他的身边，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学良的苦闷和寂寞一扫而光，他的心情也随着豁然开朗起来，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夜深人静之时，青灯黄卷，看到会心处，张学良不禁击节叫好，发出声声喟叹。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明史就有所留意，1934年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职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绥匪纪略》，是一函木版精印大开本的史书，那是惟一详细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蒋介石认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匪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张学良看了后，认为抗战前的国内形势，有点像明末，而蒋介石倡行的“剿共”方针，也同明朝皇帝相似，以史为鉴，张学良不想如明末般亡国，因此不想打内战，最后才决心发动兵谏，这可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书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现在再读明史，张学良有了明确的目的，他想通过研究明史，找出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明代兴亡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所以，一章一节，字字句句，张学良都读得分外专心，分外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他感慨无限。   
    张学良日日伏案，乐而忘倦的读史情况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非常高兴，认为张学良研读史书，可以消磨他的意志，便下令吩咐戴笠搜集明史研究的线装书，寄给张学良，并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交上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   
    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刻苦钻研采摭奥旨，张学良对各种版本的明史都了如指掌，但他的眼睛也在长期的伏案中看花了，写字读书颇感吃力。好在他有一个同样喜爱明史的得力助手——赵四小姐，欣然承担起做笔记的工作，赵四小姐从早到晚也埋头书桌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乐此不疲，从不露一丝倦容。   
    1947年5月，张学良给大姐首芳写了一封信，要她代买大字的明史，他在信中写道：   
    首芳大姐：   
    ......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   
    弟良手奏   
    五月廿日   
    那时，张学良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也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专家交流切磋，但均未获允。他对前来探望他的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他并赠给莫德惠一首是他“真实的心境写照”的五言绝句：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当时的张学良，正因为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而使得他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他认为“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   
    读史使人睿智，也使张学良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他并不避讳谈政治，也不仅仅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而是谈兴甚浓，分析点评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他对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俨然很有看法，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张学良本来想结合现实写写中国的动乱史，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但当他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清史研究阶段时，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记录下来的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里，不说也不会变，尽信史，不如无书。又发现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所以，原来想再研究清史和民国史的计划也就放弃了。   
    但是，张学良毕竟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对明末文人的感情诗作特别偏爱，刚从大陆移至台北时，他看中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并不讳言当时“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还以明末一位诗人所做的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表达了自己虽生犹死，百无聊赖在人世借居的惨淡情状。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2、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学良信奉基督教纯属偶然，只因蒋夫人宋美龄一句“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张学良从此心向上帝，潜心研究《圣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其实，早年间的张学良，宗教观念十分开放，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少年时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西方传教士们往来密切，曾受他们的影响，初度涉猎基督教义，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进了奉天讲武堂，毕业后走上军旅之路，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往了；1935年在武昌行营时，张学良曾结识过一个喇嘛教的活佛，活佛去西康时，张学良还亲自送了一程。这个喇嘛吃肉，张学良很奇怪，也不便问，但喇嘛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张学良一听之下，先是大为讶疑，继而赞赏不已，称这个喇嘛活佛与他带兵打仗的军人观点完全一致。   
    1937后，因为被蒋介石幽禁的缘故，往往住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与庙里的和尚多有往来，张学良耳濡目染，竟买来佛教书籍，研究起佛学来。在溪口时，张学良与雪窦禅寺为邻，雪窦寺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是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名院，因供奉布袋和尚（弥勒佛）而驰名大江南北，张学良和寺里的又新和尚经常来往。溪口时期，张学良还曾请过有“政治和尚”之称的太虚法师讲解佛经，“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想”等佛教大道理虽未曾使张学良大彻大悟，顿悟人生，但太虚法师的其中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杀恶人即是善念。”当时的张学良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对法师肃然起敬。后来南迁湖南，住的又是古庙，到了沅陵，则住在凤凰山的凤凰寺，在周遭一片的“阿弥陀佛”声中，张学良耳濡目染，佛心渐萌。   
    到了台湾以后，由于长期失去自由和茫茫无期的囚禁生涯使得张学良渐渐对世事心灰意冷，他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让他的心灵有所依靠。负责看管他的刘乙光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时便常常与张学良谈论佛教，还安排张学良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大法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因此，张学良得以与佛教界印顺法师、班禅法师相识，并不时请教佛法。在法师的指点下，张学良买来大量有关佛学方面的书籍，阅读研究。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宋美龄前往阳明山看望张学良，交谈间，她问张学良最近都看了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她说，正在研究佛教，并很得意地讲了些研究心得。岂料，宋美龄却并不以为然地对他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吗？”宋美龄决定劝服张学良信仰基督教。   
    不久，宋美龄把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介绍给张学良，请他给张学良讲解有关基督教的教义。张学良希望读点英文，可以看英文版的基督教书籍，宋美龄就请刚从美国卸任的大使董显光任他的英文老师，董显光的夫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和张学良谈论、探讨教义，还送了一本《马丁•路德传》给张学良。张学良把其当做课本，将它翻译成了中文。搬到台北居住后，张学良被特许可以到蒋介石夫妇俩的私人教堂，总统府官邸旁的士林教堂做礼拜祈祷，听布道。另外，宋美龄又为张学良请了一位专职的牧师周联华，专门帮助张学良读圣经，研究神学。听从周联华牧师的建议，张学良参加了南美浸信会的函授，陆陆续续地读了十几年，并取得了毕业证书，获得了牧师资格。   
    张学良自此皈依基督教后，“心境平和，言行虔诚”，成了一名真正的基督教信徒，他因在此过程中，深得牧师周联华，英文教师董显光和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的引导，为感激他们的伴读和启蒙，取他们三人姓名中各一字，组合成“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   
    张学良确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除了致力于神学研究外，还积极向世人宣扬基督教义，翻译了一本基督教书《相遇骷髅地》，以教名曾显华落款，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此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也不会把名不见经传的基督徒曾显华与当年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少帅张学良联系起来，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无疑是两个世界的人！每逢星期日上午的主日礼拜，张学良风雨无阻，总是默默地坐在某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牧师讲道，并恭敬地随着众信徒起立唱赞颂耶稣救世主的诗歌，和任何一个全心向主的虔诚信徒没有什么两样，同样，人们也不相信他竟然会是发动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张学良！   
    可是，张学良并没有因此而沮丧、遗憾，相反，他感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当年的困顿迷雾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世事的豁达超然。在经过了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他终于为自己飘零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避风港，在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中，他顶膜礼拜，如今的张学良，对神充满了全部的虔诚，无欲无求，一心一意只求心灵的安宁。他曾写诗铭志：   
    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   
    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忘掉也罢，在张学良那里，富贵、权势、功名、利禄，所有的一切统统都是虚无，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关怀，上帝的惩罚才是真的。   
    信奉基督，使张学良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他觉得，读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帝则使他的人生得“达”，“通达”之后，他便能摆脱开人事的困扰，可以看破红尘，怀慈悲之心，不与人争，不与人辨，褒贬由人，笑骂由人。精神有了寄托的张学良，将一切看得云淡风清，他不想多谈以往的风云变幻、惊心动魄，因为“不要说，不必说，上帝那里有本帐”，解禁以后的张学良，与外界接触，尤其对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的话题常常就是圣经。   
    张学良说：“我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在社会学上，可以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实实在在的真事。我信仰耶稣基督，是信仰真有这么一个人，由他身上，以及他所做的事，反映了上帝的时代，而他本人就是上帝的化身。至于我个人，一点没有什么奢求，一切都围绕着上帝。”   
    他又说：“信教是一项了解上帝存在的过程，所以，若有人说不信上帝则下地狱，是绝对错误的，信仰是由自个儿内心发出的。人家不信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做好工作，没有把上帝这个存在让人们晓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还说：“我们信主的人，生病也会感谢主。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上帝的意思，说不定随时会去上帝那儿，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旨意。我，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我的身体是殿，我们要清洁我们的殿，准备上帝的圣灵来居住。我自己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我自己多活几天，或者享受，我完全是为完成上帝的使命。”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在九十大寿上，首次公开答谢关心他的人，他说：   
    “......我现在可以告慰于关怀我的亲友的，就是我现在一切的生活，蒙基督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我现在能这样子站立地活着。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我除了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什么。   
    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有崩溃；我耳朵虽然是听不大好，但是我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除去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旁的话。我现在就是在诸位亲友以及友朋之间给上帝作证。   
    有的友人对我说：你很开心啊，你身体那么好啊！不是的，我是完全活在耶稣基督内，我的喜怒平安，都是由他那里来。所以，我现在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主耶稣，其他我就没有所求。......。”   
    通篇一个至诚信徒的虔诚口吻。   
    随后，在台湾电视台晚间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中，张学良再次向观众讲谈了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生态度，他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发出忠告，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信仰，常常感到空虚，尤其是只对金钱有兴趣，但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他说人之间的爱超越了“知心”才是真正的，如为了金钱、肉欲、名望、权利都不是爱。   
    皈依宗教的张学良早已看透生死，他常说：“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是因为上帝要他活在世上，所以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从昔日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到今朝孤灯寒夜下默读圣经，祈求来世的一介平民，张学良走得平静，显得泰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间冷暖，艰辛历程又有谁知，又有谁懂呢？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3、“三张一王”转转会（1）

    人愈到老年，就愈感到朋友的重要。   
    晚年的张学良，有三个过从甚密的老友：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他们早年相识，情投意合，四十余年来，彼此间心灵相通，情深意笃，渐成莫逆，晚年更是格外以友情为重，交往频频，人称“三张一王”。   
    三张一王中，以王新衡最小，因此他常常说：“三张一王中，王姓是少数民族，被姓张的压倒了。”居长的张群幽默地说：“三张一王，是三张王牌，张是形容词，王才是名词。”王新衡对此解释大为倾倒，赞叹道：“岳公（张群字岳军，尊称岳公）善于辞令，不愧是做过外交部长的人。”   
    一次，张学良到台北市外双溪的大千庄园“摩耶精舍”探望主人，当时张大千的宗弟张目寒正重病缠身，痛苦不已，张学良见病人惨状，落泪生忧，在场的张群和王新衡也都很伤感。他们觉得，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这样的情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朋友间应该常相聚，于是，他们相约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相互宴饮。后来，每逢他们或他们的夫人过生日便欢聚一堂，遇有可喜可贺的事，也相聚欢宴叙旧，形成“三张一王转转会”。   
    四个人，个个都是美食家，每当轮值，必各自花费心思，席上佳肴尽出，水陆杂陈，对酒当歌，闲话桑麻，不亦快哉！张学良最喜欢“转转会”转到张大千的“摩耶精舍”，精致的四合院建筑，有假山鱼池，花卉翠竹，更有流水小桥，曲径凉亭，别具一番韵致。在此等美景下，他们一面赏画，一面叙谈，再品尝主人精心烹调的佳肴，晚年乐事，莫过于此！！   
    每次“转转会”转到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张大千必定亲自精心开列菜单，安排肴馔，其中的一、二件主菜，他还要特别指定夫人徐雯波女士亲自入厨调理。1981年元宵节的后一日，“转转会”又轮到了张大千，这次的主客是张学良，张大千特意以大风堂名肴宴请张学良夫妇。酒足饭饱，宾主尽欢后，张学良别出心裁地要把菜谱带回去留作纪念，非请张大千题款不可。菜谱是张大千亲自拟定和书写的，当然弥足珍贵，但张学良珍重情谊的一片心意，则更让张大千感动，他欣然同意。   
    遵照张学良的要求，张大千把宴请的客人，宴客的日期都具实添写上去，还特别注明当日“摩耶精舍”垂丝海棠盛开，宾主尽半日之欢等句。   
    不日，张学良再次来到“摩耶精舍”，随身携带一幅卷轴，打开之后，张大千惊呆了：展现在眼前的这幅装裱过的长卷，正是那日他手书的菜谱！老友如此看重自己，张大千深深为之动容，他在接裱处一米多的空白地方，当场提笔作画：一撮鲜绿欲滴的萝卜缨，五棵圆润的红萝卜，翠叶纷披的大白菜与之相映成趣。张学良不禁连声称好，意犹未尽的张大千诗性大发，笔下生花，索性又题诗一首并跋文。诗曰：   
    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   
    脏神安坐清虚府，那许羊来踏菜园。   
    跋文为：汉兄以爰所书菜单装成见示，卷有余纸，试涂数笔博笑。   
    “转转会”转到张学良作东时，通常是夫人赵一荻亲自下厨烹饪。张学良有“上馆子，解解馋”的习惯，赵四小姐陪伴他光顾台北各饭店，品尝风味，也学会了做得一手好菜。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率先撇下“转转会”的朋友们在台北去世了。对老朋友的谢世，张学良十分悲痛，“转转会”也好似缺损了齿轮，有半年未再转动。斯时，王新衡感叹说：“最近，他（张学良）很感寂寞，老先生（指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去了美国，张群年迈，张大千也去世了，他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谈论的，不过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小孙子，他会主动趴在地上，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   
    半年后，“转转会”才重新恢复转动，追忆张大千的风骨人格、成就贡献，自然而然就成了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每次聚餐后，三人都要到张大千纪念馆去，在张大千长眠之地，面对画像，低首垂立，默祷片刻。有一次，想念老友之情实在难耐，三人竟簇拥着张大千蜡像合影留念，恍若当日“转转会”的欢愉相伴。   
    可叹岁月无情，1986年3月，张学良夫妇陪同张群到新竹桃园龙潭“小人国”游览，当他们手扶张群的轮椅，在“中正纪念堂”模型前合影时，他们的另一位老友王新衡正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而张群只能坐轮椅外出。第二年的1月5日，王新衡也撒手西去了。   
    暮年又丧挚友，张学良伤感万分，往事如电影一般在他脑中闪现，往昔与王新衡的相识、相知、交往、应和一幕幕浮现眼前，恍若昨日。   
    张学良与王新衡最早是在武汉“剿共”时认识的，当时，张学良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王新衡是调查科科长，两人一见如故，相处得很好。张学良非常欣赏王新衡的才干，希望他能到自己身边来做事，但被王新衡以“追随蒋先生多年，一臣不事二主”婉言谢绝了，不过，两人交往仍不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两天，王新衡到达西安住在西京宾馆，本拟接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区主任，怎料还没上任，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他被西北军关押起来，因为有张学良的关照，第二天他就得以获释。后来，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王新衡还是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戴笠关了几个月，还是蒋介石念在他往日的忠诚上，亲自出面才将他释放。   
    此后，王新衡被委派负责“管束”张学良。朝夕相处中，张学良常与王新衡开玩笑说：“我说你们特务是什么特务？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事前一点都不晓得。”王新衡听了也不往心里去，只是笑笑而已，然而，他的儿子王一方却很不服气，有一次他对张学良说：“张伯伯，那时我爸爸去晚了，他要是早到西安就晓得了。”王一方说的也是实情，论及王新衡的能力，其精明能干有口皆碑，若非如此，到了台湾，他也不会当上“立法委员”了。   
    当然，张学良也有认错的时候。王新衡到西安时刚刚结婚，家还在上海，“西安事变”中他所带来的新婚照片、信物等全被军人搜去，从此遗失。对此，张学良对王新衡夫妇深表抱歉。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王新衡当选为立法委员，成为蒋经国的幕僚，他有时陪蒋经国去看望张学良，有时张学良约王新衡，同去看望蒋经国。王新衡遂成为张学良与蒋家来往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和张学良来往日渐密切，以至最后形成“三张一王转转会”的紧密关系。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3、“三张一王”转转会（2）

    然而，这一切，都俱往矣！如今，三张一王只剩下二张，张学良突然想起，王新衡生前曾对他直呼张群为岳军，很是不平，私下里提醒他说：“张群比你大10多岁，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你还直叫他岳军，不大好吧！”当时张学良回答说：“没有办法，几十年叫习惯了，改不过来。如果改口叫他岳公，他也不会习惯。”是啊，想想竟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而如今的张群也垂垂老矣，外出也只能坐轮椅了。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最早和张群相识，还是奉天他当少帅时呢，有五十多年了吧！那是1931年中原大战时，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东北游说张学良，劝他出兵进关，并带去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官印。张学良经过多方权衡，审时度势，最终听从了张群的劝说，发表“巧电”，支持蒋介石，率兵20万进关调停，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是他们的首次接触。蒋介石在感激张学良在自己危难之时鼎力相助的同时，也对张群劝说成功的表现十分满意，后来不断委以重任。   
    1932年，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代表蒋介石参与讨论华北作战问题。1935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张群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可算是张群的长官，两人过从甚密。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张群常称张学良是他的老长官。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张群的来往和情谊并没有断，到了台湾后，特别是1954年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张学良经常通过张群和蒋介石联系。1972年张群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受聘总统府资政这个闲职后，与张学良往来更趋频繁，身处幽禁中的张学良及家人，常在万般无奈时，求助于他。张群从未推辞过，而且每每都成功完成。此外，张群还利用自己与蒋介石、蒋经国的特殊关系，从中斡旋，尽力照顾张学良。对于张群的义举，张学良铭记在心，感怀难忘。   
    转眼两人相交六十年，1990年，102岁的张群发起为张学良九秩祝寿，此前，曾有美国东北同乡会提出过要为张学良祝寿，被张学良婉言谢绝，但张群说要为做过他长官的老友张学良过生日，张学良没法推辞了。在台湾，只有张群和宋美龄的辈份可与张学良相比，而且，早在1963年，“三张一王”四人曾在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有个秘密的约定：相约互相庆祝90岁大寿。可惜的是，张大千和王新衡都没有活到90岁，就相继谢世了。而张群年逾百岁，依然康健硬朗，现在他坚持要依照当年的约定，公开为张学良举办祝寿活动，并且要亲自主持这次寿庆。张学良还要推辞时，张群坐在轮椅上挥挥手，毫不客气地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张学良哑口无言，不忍佛逆老友的这番好意，又无计可施，只好同意了。   
    接着，张群指定秦孝仪、张继正、王铁汉、何世礼、赵自齐5人，每人提20个名字，然后淘汰10人，凑成90个人，以示九十之庆。开列的名单也不是基于政治考虑，而是首先考虑此人与张学良是否相识，然后再征询张学良以及参加者是否同意列名。此事当初发起时是没有政治因素的，它只是两位相交一甲子的老人之间的友情关照而已，也谈不上什么筹划，各人交了名单，订了饭店就是了。   
    然而，张学良毕竟是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政治意义，5月31日，台湾当局最高首脑李登辉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为其暖寿，赠送寿屏一幅、人参一盒以示庆贺。6月1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庆寿大厅里，又有众多的国民党党政要人出现，在台湾，除蒋介石的寿诞以外，有这么多的显要为一位老人祝寿是前所未有的。   
    正午12时，发起人张群坐着轮椅宣布寿典开始，他首先致辞，并诵读了他亲自书写的祝寿文《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序》。接着，党政要员齐声祝贺，使张学良的九十寿辰具有了浓厚的官方色彩。虽然早已皈依基督的张学良淡泊平和，对于尘世中的平反根本不在意，也无所谓，但从客观上说，当局诸多党政要员一齐为张学良做寿，表明他们对张学良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尊重和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对张学良政治上的平反。   
    看到老友张学良恢复了名誉，象是放了心似的，在主办张学良九秩华诞后半年，1990年12月14日，张群也撒手人寰，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突闻噩耗，张学良并没有多大的吃惊，毕竟是百多岁的高龄了，这一天随时会到来，而且对虔诚的基督徒张群来说，死，就是回家了，回到上帝的家去了。所以，张学良说：“张资政真是信主，他视死如归，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要走了，交代得清清楚楚。那天是他生日，他送了儿子一个马克杯，说这是我做父亲的最后送你的礼物了。”   
    张学良甚至还跟人开玩笑地问：“张资政死了，你猜最不满的是谁？”   
    见众人都回答不上来，他得意地说：“是第一殡仪馆！张资政说一切从简，他连治丧会也不要，只要做个追思礼拜，然后火葬，葬在他太太身边，荣总摆灵堂也不要，相片都不挂，”说着说着，他突然感伤起来，“他一生都在做榜样，死了也如此。”   
    张学良一向对张群为人处事的思之缜密，虑之周详相当佩服，他常对别人说张岳公办事，总会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提出最好的处理方案。此时，他又说：“这个人正直，有爱心，一视同仁，对自己子女也一样。我看他有次责怪家人，就是因为家人心软，为人请托，张岳公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非常反对家人来给别人说人情。”   
    虽然对张群来说，死就是回家，是高兴的事，但对于相伴多年的老友，伤感还是免不了，“三张一王，就只剩我一个了。”张学良不无感伤地说。   
    是啊，人世沧桑，友朋凋零，老友都相继作古。纷繁红尘中，惟有他，留下来，还静静地面对生命的晚景，惯看秋月春风。   
    张学良最受不得激，曾有人激他说活不过百岁，张学良说，他一定要和张岳公一样，活过102岁，时至公元2001年，张学良以101岁寿终，在上帝的家中，与老友们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4、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大千是“三张一王”中惟一没有官衔的艺术大师，不过，1967年他回台举办个人画展   
    时，倒曾被台北新闻界册封为“大帅”，那是一次排版错误。原来，张大千刚一踏上海岛，报纸便竞相报道张大千大师回台观光的消息，因为抢新闻，争时效，有家报纸来不及认真校对，把“大师”误印成了“大帅”。   
    对此勘误，张大千一笑了之，说：“要我当大帅，可手无百万兵，不敢，不敢！不过吾弟张学良本是个大帅，新闻界早猜透我在想念老弟张学良，这也是好事。”张学良读报后的反应是诙谐地说：“我的消息太闭塞了，人事多变，几年的时间，我大哥大千竟飞黄腾达成大帅了，真是文武双全了。”   
    此时，张学良与张大千已经六载未见，相互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两人在北投相见，一见面，张学良就逗张大千：“大哥何时改行？现在何处统率三军啊？”   
    “我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笔墨纸砚，统率‘新四军’啊！”张大千顺水推舟，幽默地答道。   
    张学良呵呵笑起来：“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哩。”   
    说罢，两人热烈拥抱，老友重逢，把酒话桑麻，分外兴奋和高兴。   
    关于两张的交往说来话长，还带点传奇色彩，这要追溯到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副总司令时期。当时，他的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喜好书画，精于鉴赏和收藏的张学良一有空便去逛逛。一次，他以重金购得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几幅山水画，兴冲冲地请名家鉴赏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张大千的赝品。   
    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两年后学有所成归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就以法号行名。张大千在二十年代艺成，临摹石涛山水以假乱真。知道了真相后的张学良并不以为忤，反而还有意结识张大千，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画技高超，摹仿石涛可达以假乱真地步的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此，张学良专门设宴邀请张大千，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得以一睹张大千的庐山真面目，并向客人们热情地介绍他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使他名声大扬。张大千为张学良恢宏的气度，宽大的胸襟所折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趋深厚。   
    1935年重阳节，张大千登华山太华峰，被杨虎城亲迎至西安小住。这时，张学良刚到西安任职，闻讯张大千来西安，亲到杨公馆拜访，并请张大千为他作画。张大千面露难色，告诉张学良，他已拟定当晚乘火车返回北平，准备参加次日晚举办的京剧名家、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打棍出箱》。张学良当即爽快地表示，用专机送他回北平，决不耽误他为老友的捧场。盛情难却，张大千来到张公馆，为张学良作《华山山水图》。画毕，张大千执画在炉火前烘烤，因回头听张学良讲笑话，一不小心，画竟被火舌卷了，连蓄留的美髯也被燎去一截。张学良心疼至极，张大千很觉过意不去，决心牺牲《打棍出箱》，也要再为张学良重新画一幅。   
    张大千于是泼墨挥毫，挑灯夜战。午夜时分，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终于大功告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待到雄鸡唱晓时，呈现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幅诗、书、画俱佳的艺术珍品。张学良大喜过望，与赵四小姐设盛宴款待张大千，并名为四喜宴：谢画、压惊、接风、饯行。随后，又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他的专机将张大千送回北平。   
    对于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张大千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这年11月，他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是：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张大千是以情写黄山，在跋中有“浙江得其骨，石涛得其情，瞿山得其变”之语，张学良视若至宝，爱不释手，不时把玩。   
    第二年，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身被幽禁，与张大千断绝了联系。此后二十余年间，一对挚友天各一方，再未相见。张大千从华山写生回北平不久后，便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专心执教，抗战期间，他广泛涉猎各家之精华，又去敦煌面壁揣摩了三年。尔后，以此为基础开创的画风，上接北魏隋唐，下接宋元明清，风气大变，识者盛誉张大千30岁以前求其“清新俊逸”，50岁左右进而“瑰丽雄奇”，60岁以后饱经沧桑，学养已深。50年代后，张大千栖身海外，侨居巴西“八德园”，几十年来专注绘画，声名享誉海内外。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只能从报纸、广播里零星得到一点老友的消息，望画思友，无限感伤。   
    星移斗转，岁月荏苒，50年代末，应宋美龄的邀请，张大千从巴西返台举办画展。到达台北后，他向宋美龄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看望老友张学良，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请求。在约定的日子里，张学良早早恭候在门口，两位分别二十几年的老友相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哽咽”。两人感慨岁月无情，竟夜长谈，叙旧良久，情到深处，又不免泪下。   
    办完画展，张大千要返回巴西了，临行前，张学良派人到机场送给张大千一件礼物，请他回巴西再打开看。张大千猜不透这个哑谜，在东京机场停留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将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那幅失而复得的《红梅图》！张大千心情瞬间异常激动。随画还附有一张“大千吾兄台鉴”的便笺：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这封短笺，读得张大千是老泪纵横，感慨不已，思绪又被拉回到那逝去的岁月中。30年代初，张大千在北平琉璃厂初见此画，见其构图明快新颖，色泽鲜明，当下视为精品，想要购买。画商索价400大洋，张大千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便约定三日内交钱取画。岂料待张大千带钱如约取画时，画商告诉他画已被人以600元大洋买走。张大千非常生气，但当听说买主是张学良将军时，他才渐渐平息下来，他想到他与张学良是朋友，张学良对他冒石涛之事未有一字贬词反而褒奖，他不能为小事得罪朋友，更何况张学良是东北、华北第一号人物，又多出了一半的价钱，古玩商何敢违拗？！张大千的气消了，而张学良虽得此珍品，但因是夺人之爱，总觉得对不起朋友，心中耿耿不安竟30余年。这次重逢，两人又提起这件往事，听到张大千仍不无遗憾地说：“那天我要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时，张学良更是愧疚万分，当即决定将此画完璧归赵。   
    此刻手捧《梅花图》，张大千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后，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为了回敬张学良的情谊，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伏案作画，完成一幅《腊梅图》请人捎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收到这幅精品，爱不释手，将画挂在书房，时时观赏，以解想念老友之情。   
    一晃又是十年，1971年，张大千准备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举办40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张学良自然也在张大千求助借画之列。张学良既喜收藏，又擅鉴赏，他当然明晓自己手中所藏作品的优劣，挑来选去，选中了1935年张大千回赠给他的那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大千。   
    张大千收到画后，又勾起了他绵绵的情思，睹画思人，此情难抑，当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铺开画纸，凝神为至交张学良作画《梅花图》，撂笔后，仍觉意犹未尽，便在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赠张汉卿学良宗兄》：   
    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定横斜恐未工。   
    看到夜深明月蚀，和画和梦共朦胧。   
    1976年，在海外飘泊多年的张大千，决定举家定居台湾。张学良闻讯，欣喜若狂。张大千把居址选在台北市外双溪至善路，自建摩耶精舍。1978年秋，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翩然返台，张学良成了那里的常客，从此“三张一王”转转会形成，这是他们二人见面最多，友谊更密的时期。   
    张学良对书画精于鉴赏，一次，张大千请他评鉴自己的一幅画，张学良引经据典，品评周深，使自诩“千年精鉴第一人”的张大千也自叹弗如，甘拜下风。   
    1981年7月7日，张大千的最后一巨幅泼墨泼彩山水画《庐山图》开笔，上午9时许，张群在长媳陪同下，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偕子媳先后到摩耶精舍看张大千开笔。画绢长3丈6尺，宽1丈多，经过2个多小时，张大千泼墨勾画，初步完成此画山川的轮廓。   
    夕阳虽好，奈何黄昏已临，1983年4月2日，张大千溘然病逝，享年85岁。张学良闻噩耗立即赶去荣民医院告别，距张大千西归只一小时许，张学良悲痛万分，参加了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送挚友走尽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5、以兰铭志

    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爱好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德情操。   
    抗战时，张学良每移一地，只要条件许可，便要莳花种树。溪口雪窦寺，张学良亲手种植了四株楠树，他曾说：“亭沼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   
    去了台湾以后，张学良又热衷于植养兰花，与“花中君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兰花，“其香也淡，其姿也雅”，“境界幽远”，在张学良的晚年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兰花使他受益匪浅，所以张学良说：“兰为我作伴多年，给了我生活的信心，给了我生命。”   
    在寓所的高墙深院里，张学良开辟了两个兰圃，一个种洋兰，一个植国兰，从种植到浇水，从施肥到除虫，张学良无不亲力亲为，天长日久，他对兰花的品种、生长的习性、种植的方法，都了如指掌，他常对友人说：“养兰是一种享受，譬如浇水、施肥、移动花的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等，都有学问。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常向这一方面的专家请教。”   
    其实，张学良自己也可算得上是养兰的行家里手了。他的兰圃中育有200多盆兰花，除了台湾地区的一品兰、蝴蝶兰、缟兰、阿里山无叶兰、达摩兰外，对大陆产的传统品种，张学良尤为偏爱，他的兰圃中，不但有江浙的绿云、宋梅、郑同荷、环球荷鼎，也有四川的大红朱砂、春剑牙黄素，广东的报岁白黑、企叶黑墨，还有福建的银边大贡、龙岩素等，几十个名品数百盆。他为每一盆兰花都题书兰名，如“宝岛仙女”、“玉雪天香”、“太阳”等，并用英文在卡片后面注明英文称谓。   
    兰圃中被誉为一代名兰的绿云，来之不易，花费了张学良几多心血，张学良视其为珍品。那是在70年代台湾举办的一次兰花欣赏会上，一盆开着翠绿鲜艳花朵的报岁兰，令兰友们啧啧称奇，赞叹不已。惊羡之余，兰友们都以能得此名贵品种为满足，张学良也不例外。他在兰展上初见此兰，便大为倾倒，自此念念不忘，明查暗访一年多，才寻到兰主，于是数次拜访兰主，其爱兰之心终于打动了主人，兰主又因仰慕张学良的德高望重，遂同意割爱。张学良以高价购入，以后又精心培养呵护，推广于世，使之成为一代名兰——绿云。此后，绿云在各种大小兰展上，频频亮相，博得兰友们的一致好评。   
    在兰界，张学良以“赵老先生”闻名，“赵老先生”平易近人、性情豪放，是一位儒雅的长者。台北地区养兰的人不少，每逢周日，在台北的兰花交易所、花市及园艺所，兰界人士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的场合中总少不了赵老先生的身影。他和兰友一起观赏、品评、交流、切磋，赵老先生赏兰极其仔细，对兰花的优劣评价头头是道，十分在行。台北市区及近郊，只要稍有名气、略见规模的兰园，他几乎都访遍。   
    兰界人士把“赵老先生”的到来看作是一种荣耀，他每次光临，主人必定热情相迎，敬奉香茗，一同闲坐园中悠悠漫谈，话题始终不离兰花。时间久了，兰界人士终于从“赵老先生”不凡的气宇中，猜到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   
    每逢岁末年初，兰花盛开时节，台北市区及近郊的兰花养殖园经常会接到电话，告知有位“赵老先生”要前往赏兰。于是，半小时后，便会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进兰园，从车上下来一对老年夫妇。男的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脸色红润，说话嗓门很高，戴着一副墨镜，气度不凡，这就是自称赵老先生的张学良，那位女士是他的夫人赵一荻，其余男士是随车而来的司机、保安人员，张学良为躲避记者的追踪才化名“赵老先生”，但是，兰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都很敬重他。   
    张学良爱兰之心，常人难及。只要看到中意的兰花，他见了就买，从不还价。有一次，张学良在某处兰园见到了一盆奇异的兰花，心下暗喜，他向花的主人表示准备购买此花，花主见他只是一位儒雅老者，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断定他不会花巨金买花，就不经意地将价值8000元的名兰说成2000元。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毫不迟疑地如数付钱买下，兰主“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事后他得知奇兰买主竟是张学良将军时，他不仅佩服张学良慧眼识兰，还将此次机缘视为幸遇，逢人就谈及此事，满心欢喜地说：“卖给张学良将军值得，亏了6000元也值得！”从此，兰界又有很多人知道了“赵老先生”的身份，常不计利润，半卖半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有举办“兰花展览”，张学良都是必到之客，除了鉴赏观看外，他还每每将自己精心培育的兰花带到兰展上，与众兰友共享。1997年，中国北海第七届兰花博览会期间，张学良送来的3盆参展兰：墨兰、金花三金嘴和新品种寒兰大出风头，倍受兰界赞赏，许多中外游客竞相与此3盆兰花摄影留念。   
    在张学良的养兰史上，还有一段“爱国号”盆兰赠江泽民主席的佳话。   
    1993年4月21日，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在这次博览会上，台湾世界交流协会专门设置了“张学良将军与兰花”展馆。4月25日晚上8点，江泽民主席来到“张学良将军与兰花”展馆前，展台正面墙上，挂着三幅张学良将军养兰的彩色大照片，江主席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看起来张先生的精神很好呵！”这时，受张学良委托送兰的兰协会长黄秀球手捧一盆兰花走上前去，对江主席说：“这盆兰花名叫爱国兰，张将军培育了20多年，并亲自命名‘爱国号’，现在送给您。”江主席接过花说：“谢谢，我祝张先生身体健康！”一时间，“爱国号”盆兰赠送江主席成为两岸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媒介称：此举“寄托着张将军对大陆同胞的一片深情，将成为我国养兰史上的一则佳话”。   
    为了养好兰花，张学良还专门订阅了《兰花世界》月刊，买了许多关于兰花的书籍，在他离开台湾赴美定居以前，他亲手栽培的兰花已多达300盆，他委托黄秀球代养，全部送给了世界兰蕙交流协会。   
    1998年，为了祝贺张学良的九八华诞，黄秀球想出在祖国大陆沈阳张学良的故居举办“张学良兰展”为他祝寿的主意，5月7日，张学良手植的13盆名品兰花从台湾空运到沈阳大帅府——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举办“庆祝张学良将军98华诞兰花特展”。这13盆兰花中，有品名称作花兰的“桃姬”、“婴姬”，还有称作线艺兰的“爱国”名品。张学良闻听在他的旧居举办兰展，为他祝寿，高兴异常，连连说：“好啊好啊，家乡人还记得我，给我做寿，学良谢谢了。”并祝家乡父老安康幸福。   
    张学良养兰，不仅是为了消遣欣赏，陶冶性情，还爱它的品格，以兰铭志，抒发情怀，在几十年的养兰岁月中，他对中国兰文化和兰的历史颇有研究。他曾为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写过一篇贺词，贺词集张学良数十年养兰之心得，也处处可见他对兰历史和兰文化的功底：   
    “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品格高超的名花，自春秋时孔子自卫适鲁，作猗兰之操，誉为‘王者之香’，而后历代文人雅士咏歌不绝。左氏不遗梦兰之征，屈子思君紉兰为佩，周易更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将君子比德于兰，而非以兰比德于君子。骆宾王也说：‘博望候之兰薰桂馥’，又将兰喻为‘世德流芳’。兰在国人的心目中，可以说占了极为崇高的地位。   
    花卉的爱好，大致说来，与个人的秉性和品德确有关连。晋陶渊明独爱花中隐逸的菊，自李唐以来，国人多爱花中富贵的牡丹，而周宋濂溪则独爱花中君子的莲。其实兰之为品，兼三者之德，又各极其长：王者之香，是富贵之极；容古留芳，是隐逸之最；出淤泥而不染，经岁寒而不凋，它的清介坚劲之美，更非莲所能比拟。   
    是兰之为名花，不但足以赏心悦目，更可以陶性怡情。兰之为用，岂仅在于观赏而已。......”   
    通篇充满对“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的兰花的倾心赞美，花如其人，这也正是张学良追求的高风亮节、脱俗返真的境界所在。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1、赴美探亲（1）

    103岁的张群在给张学良做完90大寿以后，似乎为他们的世纪之交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不到半年便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三张一王转转会”只剩张学良一人，再也转不起来了。此情此景，让喜爱热闹的张学良倍感落寞、伤感，竟无端生发出“还能望几回夕阳西坠”的感慨。   
    张学良的许多亲属都在美国，除了儿孙们之外，与他感情甚笃的五弟张学森及家人也居住在美国的夏威夷。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萌发出赴美探亲的宏愿，桑榆晚景，能够诒孙弄祖，不亦乐乎？他把自己的出国之愿，透露给了“总统府”副秘书长兼“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邱进益与张群关系不错，平时与张学良也有往来，听说张学良想要出国，他表示非常理解，并说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要求转达给李登辉。   
    1991年2月14日，旧历除夕，张学良夫妇应邀来到李登辉官邸。这次新年会见，是通过邱进益安排的。在简短的寒暄和道过新年祝福后，张学良径直向李登辉提出了打算出国的想法，“儿女孙辈都在美国，趁着还走得动，我想去他们那里看看，不知总统有何看法？”李登辉当即表示他很同意张学良出国的想法，并说：“过去政府有很多解不开的结，现在环境现实都有了变化，我很愿意协助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同时他又表示，张学良已解禁多年，与儿女们团聚是理所应当的事，“至于张先生什么时候成行，到国外呆多久，我看应该充分尊重您个人的意见。一些具体问题，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办理。”   
    有了李登辉的这番首肯，再加上邱进益等人从中协调，张学良出国的各项手续异常顺利，不到一个月，一切手续办妥，3月10日，在幽禁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终于得以走出台岛，赴美探亲。下午3时，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相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华航”的贵宾室里，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立刻蜂拥上前，将其团团围住。   
    虽然行前张学良为避免新闻界的干扰，已经做了防范措施，登记买票时未用本名，但那些善于捕捉消息的记者们还是在查阅机场出境旅客名单中发现了线索。此时面对蜂拥而至的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的记者们，张学良只得接受了专访，率性而谈。   
    记者：您马上就要踏出国门，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张学良：我觉得好，现在的心情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记者：您是在何时和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获知当局准许您能出去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对您出国的事是否表示过什么？   
    张学良：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也不应该说。我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想谈政治，郝柏村说了什么你去问郝柏村好了。   
    记者：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属见面或作公开演讲？   
    张学良：我不一定待多久，好玩就多待一点，不好玩就少待一点，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说到这儿用手指指夫人赵一荻）她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从前欧洲我可去过很多次。此行我主要是去看儿孙，现在全部的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戚加起来比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作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作公开演讲。   
    记者：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张学良：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记者：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张学良：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吧，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记者：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张学良：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   
    记者：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很多都很推崇您，认为您在35岁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   
    张学良：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去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这样，过去也一样。   
    记者：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   
    张学良：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91岁了，脑子已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啦。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行动受到限制，海内外对此事都很关心，您平常都做些什么？   
    张学良：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我就是你们记者给限制住的。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我平常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走走路，北投后面的大屯山都没有去爬过。   
    记者：听说蒋夫人对您的信仰方面影响很深，您最近还常去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吗？最近有没有看到蒋夫人？   
    张学良：蒋夫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年轻时对佛教很有研究，刚刚来台湾住在高雄时和佛教界的印顺法师常常来往，从前也向班禅法师请教过佛法。有一次，蒋夫人和老总统到高雄来看我，我很得意地对他们说关于佛教的研究，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后来我和我太太在正式结婚时领洗，以后就常常去凯歌堂做礼拜。从前老先生在时，每个礼拜他们夫妇都来，最近我还是到士林去，但是老夫人腿不好，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在凯歌堂出现了。   
    记者：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好吗？   
    张学良：我没什么养生之道，就是好吃好喝，我内人的菜烧得很好，平常我白开水、茶、咖啡都喝，走路运动，就是这样而已。   
    记者：您曾说“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明是如何误了您的一生？   
    张学良：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1、赴美探亲（2）

    这次专访，很快见诸于台湾各大报纸。   
    《中国时报》刊载的《秋后蚱蜢，心如止水》一文中这样写道：“张少帅虽已老矣，但与他接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率直和爽朗的一面。他步履虽缓但行动稳健，即使是现在，他仍自认是‘军人’，他说话声如洪钟，这是看起来仅存的一点将军气势了。”   
    《联合报》记者寇维勇和程川康则撰文如此评定：“昔日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东北少帅，为了理念的坚持，经过长年幽居和五十年荣辱叹息，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不过在时代叶脉上，却是个不轻易褪色的人。”   
    《中国时报》记者杨索在《张学良赵四相携走过坎坷人生》中谈到，“发现他（张学良）极具幽默感和童心，见解亦灵活殊异常人。和他相携走过人生岁月的赵一荻，则流露出宗教濡染的赎世情怀，更彰显出风月洗练过的面貌”，“当两位老人相扶着准备登机时，张学良哈哈大笑说：‘别人都说我成了电影明星，你们采访我，我要向你们收钱。’赵四小姐则在他身后不忘嘘寒问暖。人们不禁感叹，他们确实是一对走过坎坷人生的真正伴侣。”   
    《中央日报》记者马西屏著文《出国寻常事，何处都一样》，结尾写道：“56载沉潜，少帅有知己高谈转清，有神交印心证道，有研明史、莳花草、观山水、万物静观而怡然自得的雅趣，更有赵四小姐的情深依傍，张学良坐上‘华航’飞机，心中恬淡无争，他早已没有往后看的‘平反’困扰，只有往前看的‘历史评价’。”   
    1991年3月10日下午5时30分，张学良夫妇乘坐华航004号班机离台飞往旧金山。经过了19个小时的飞行，跨越了东西两个半球，因为时差的关系，当地时间依然是3月10日下午2时23分，飞机徐徐降落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张学良身披一件乳黄色风衣，坐在轮椅上，由“华航”旧金山经理刘永祥、机场主任李中选两人引路照料出机场。出海关后，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以及孙子张居信夫妇前来迎接，张学良与儿孙们一边走，一边用英语交谈，显得精神状态颇佳。   
    尽管张学良千方百计想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但早已闻风而动的记者们哪能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他们立即围上来进行现场采访。“我年纪大了，视力听力都不好，我听不清你们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话虽这样说，但在记者们的再三缠问下，张学良还是简短地谈了谈他的出国打算：“第一次出国，并无任何特别感想。此次来美，主要是看看儿女及孙子们。”记者见从张学良口里一无所获，就将采访目标转移到赵一荻，请她讲讲。赵一荻以“跟他在一起，一切都听他的”为由，婉言谢绝回答。   
    张学良抵达美国的消息，不止令新闻记者们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张学良夫妇下榻的女儿闾瑛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其中既有记者打来的，亦有张学良的故旧、东北同乡打来的，但更多的是与张学良并无任何关系，仅仅是钦慕张学良的英名，渴望能与他说上几句话的人。女婿陶鹏飞守在电话机旁，疲于应付，铃声一直响到深夜，还持续不断。   
    3月11日，抵美的第二天，吃罢早饭，张学良便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外出游览。在女儿、女婿、儿子、儿媳的陪伴下，整整一天，游东河、逛金门公园、观金门大桥，深入旧金山唐人街，张学良均是游性盎然，兴趣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对旧金山的风景、市场的货物、甚至水果摊上卖的金山橙，无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情地看了个够。而且一旦发现什么新玩艺儿，张学良的眼睛就发出光彩，脸上绽露出如孩童般的好奇。对于张学良的过人精力，女婿陶鹏飞如此评价：“身体健康状况比去年在台北做90大寿时还好，脑子清醒极了，对任何外来的景物反应都很快，说话非常开朗，懂的东西又多，美国市场上售卖的货物，他都能说出来龙去脉。”   
    夜幕初降，张学良夫妇与女儿、女婿等6人来到旧金山湾区的一家法国餐馆，由陶鹏飞做东，请大家品尝法国菜。张学良又一次让儿女们大吃一惊：席间，他不但把他那份儿佳肴、汤、甜品吃个精光，还吃了不少水果和面包。女儿女婿见91岁高龄的老父亲有如此好的食欲，既感欣悦又自叹弗如。   
    旅美第一天，张学良给美国下了个结论：美国还真不错。在旧金山的四天时间里，张学良夫妇几乎游遍了所有的名胜，又看望了久未谋面的三弟张学曾。陶鹏飞形容说，难以想象他有那么好的精神和兴致，而且“父亲是说故事的能手，在旧金山这些天，他每到一处，常常见景生情，谈古论今，无一不是学问。”   
    3月14日，张学良夫妇前往洛杉矶，到儿子闾琳家中小住。在洛杉矶，张学良寻访了亡妻于凤至的遗踪。于凤至一直盼望着能在美国和张学良团聚，1990年，当她听说张学良将来美国探亲访友时，年迈多病的她特意买了拐杖，准备迎接张学良和赵一荻，然而此愿未了，她便于同年3月在洛杉矶去世，安葬在洛杉矶比佛利山的一块墓地上，如今，张学良终于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却只能无语凭吊故人。   
    张学良夫妇先来到了好莱坞山顶的那幢环境幽雅，风格独特的欧式米黄色小楼，正是在这里，于凤至度过了孤独寂寞的晚年，并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旅程。这幢别墅的右边，又是一幢掩映在绿树鲜花丛中的二层小楼，这是于凤至生前特意为张学良购置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张学良生活在这里，而今，楼空在，人已去。张学良憾恨交加，心绪难平，他只能静静地面对着那幢在风雨中瓦釉斑驳的小楼，在心里喃喃地说道：“大姐，我来晚了！”   
    接着，他们一行驱车来到洛杉矶城外比佛利山脚下，前往玫瑰园公墓祭奠于凤至的亡灵。在一尊优美典雅的塑像前，有一座新冢，冢前花岗岩刻成的墓碑正面，用中、英文两种文字镌刻着：   
    张学良先生之发妻   
    于凤至女士之墓   
    （1899－1990）   
    张学良、赵一荻以及张闾瑛、张闾琳夫妇都来到了于凤至的墓前，陈淑贞和张闾瑛将一只花篮安放在于凤至的墓碑前，然后，五个人默默祈祷。闾瑛跪在母亲的墓前点燃了香烛，张学良双目微闭，喃喃低语道：“大姐，我来看你啦！你去得太匆忙了，如果你再等一等，也许我们就能见面了。”   
    伫立在于凤至的墓前，波涛汹涌的记忆之潮将张学良推回到了遥远的往昔，冥冥之中，他似乎又见到了她——待他宽厚如姊，至情不渝，甘心付出无以言喻的牺牲的永远的张夫人凤至大姐！张学良深情地凝望着墓穴左侧的那只空穴，双手合十，虔诚地默默祈祷：“上帝啊，请保佑她在天国里幸福快乐！”   
    告别了于凤至的坟墓和那一墓空穴，百感交集的张学良挥毫作书：“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数日之后，张学良只身飞往美国东部的世界大都会纽约，住在位于曼哈顿花园街的一幢高级公寓里，那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太太的家。贝太太原名蒋士云，当年在北平上流社会中，无人不知其芳名，她曾是张学良的女友。在纽约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张学良平时就与30年代的老朋友一起叙叙旧、打打牌、聚聚餐，偶尔去乡间看看亲友。这期间他去了一趟华盛顿，也只稍作停留而已。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1、赴美探亲（3）

    4月初，张学良到纽约的消息终于在华人社交圈里传了开来。4月7日，张学良首次在纽约公开露面。上午8时，在3位友人的陪伴下，张学良来到中华海外宣道会播恩堂做主日礼拜，郝继华牧师向200余名会众介绍张学良和大家见面，大家热烈地鼓掌欢迎，张学良以微笑拍手的方式表示回敬。在一个半小时的聚会中，张学良始终端坐，聚精会神地听道，俨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尽管张学良行前声称此行纯属“个人探亲观光”，并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也一再婉拒各界的盛情邀约，但有关他可能从美国直飞大陆的消息，却在报纸上越炒越热。特别是3月下旬北京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式宣布：“张学良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从有关报道上得知他本人愿意回大陆看一看，我们当然非常欢迎。我们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这样一来，张学良在美国的行动，不能不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据港澳和美国的有关报道，台湾当局担心张学良造成难堪，曾派官员秘密飞往纽约加以劝阻。   
    最终，在纽约，张学良还是不得不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讲演邀请和《世界日报》、《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   
    哥伦比亚大学安排得体的座谈会使张学良非常愉快，这次座谈是否让张学良产生了什么想法，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后来却是令世人瞩目的：张学良应允张之丙的请求，同意与哥伦比亚大学签署一项“口述历史”的合同。   
    在接受《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记者采访时，张学良的回答与前略有不同，他说：“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记者问到两岸和平统一问题时，张学良说：“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假如我能有所贡献，虽然我已衰老了，但仍未昏庸，我能有贡献很愿意，但不知能贡献什么？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但尽得上尽不上力很有问题。”此次采访内容在电台、报纸上披露后，人们似乎又从中窥见到了张学良凛然的军人气概和为民族利益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   
    5月26日，张学良在祖国大陆的老部下吕正操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特意飞抵纽约拜会张学良。在贝太太公寓，两位老友久别重逢，握手良久，半个世纪的离别思念之情尽在其中。吕正操送上了从北京带来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学良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录音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一帧肖像和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亲笔手书的一幅贺幛，书录着张学良的一首小诗：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5月27日，美籍中国近代史专家唐德刚先生邀请张学良与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聚餐，为张学良九十一岁寿辰暖寿。这天，张学良兴致甚高，席间谈了很多轶事，唐德刚教授风趣地说：这是袁世凯的孙子与张作霖的儿子见面，甚有哈德逊河畔谈历史的味道。   
    在纽约期间，恰逢张学良生辰，张学良又过了一次90岁生日。去年张群在台湾发起的张学良九秩寿祝是虚岁，这次按西方习俗足岁祝寿，寿宴连续一周，除在美的东北同乡及张学良的亲朋好友外，华人各显赫家族的代表包括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刚、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女儿、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夫妇等都参加了寿宴。   
    在寿宴上，已经没有人再去问张学良是否自由的敏感问题了，因为对张学良来说，背着历史的包袱已经太久太久了。弱冠戎伍，他几乎没过过一天自己想过的日子，张学良常说“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似乎暗示着他只有抛弃虚名，做个普通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正如包柏漪女士在祝寿贺辞中所说的那样：“要让张学良实现这些愿望几乎不可能，他不可能做一个普通人，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够改变历史；他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住在一个闪耀着荣誉的城堡中，它限制了张学良的行动。”   
    在纽约度过生日后不久，张学良飞回了旧金山，纽约之行，历时三个月。   
    1991年6月26日，旧金山时间晚8时，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乘“华航”班机返回台北。离开旧金山时，张学良对记者谈及在美探亲访友、旅游观光3个多月的感想时说：“很好，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夫人赵一荻也连声说：“很好，很好。”   
    在到达台北机场时，张学良对包围他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回答时却说：“随便玩玩，没有什么感想。”赵一荻在旁补充说：“在美国看到了儿子、孙子，很好。”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2、颐养天年夏威夷

    赵一荻自从1972年因肺癌切除了一叶左肺之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近年来更是每况   
    愈下，并且又患上了骨质疏松症，有一部分骨头已出现裂缝，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张学良听说夏威夷的气候对夫人恢复健康很有好处，于是，便想陪她去疗养。   
    1993年12月16日，张学良夫妇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乘坐一架CH003华航大型波音飞机再次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重要城市旧金山。也许由于经过了张学良第一次美国之行的轰动效应，人们终于能够以平常心看待张学良赴美探亲之举，这一次，新闻媒体几乎很少予以关注。台湾有影响的报纸几乎没有登载张学良夫妇赴美的消息，只有《联合报》在一个并不显著的位置上，刊发了一则不足百字的短讯：   
    “张学良夫妇再度赴美探亲，若有机会或可回东北。   
    张学良将军和夫人赵一荻，16日下午乘飞机前往美国探亲。这次主要是到美国西海岸看儿子和孙子们。在被问及何时要返回大陆老家探亲时，张表示：东北是他的家乡，有机会当然希望回去看看，但具体时间目前尚未安排。”   
    从文字看，这是则老生常谈的新闻，并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张学良夫妇悄然抵达旧金山不久，当地的一家华人报纸很快在头版刊发了一篇题为《张少帅再抵美国探亲》的报道：   
    “因西安事变而闻名中外的张学良将军今日再次飞抵旧金山，他和赵一荻女士各乘一辆轮椅，走出海关时，并没有像两年前来美时为大批记者所包围，他显然纯为探望亲友而来，因此并没有受到媒体注目。   
    当记者趋前询问时，张皆淡然答之，无非还是来此探望儿女及孙子们。其他许多问题，他都以年纪大了，视力与听力都不太好为由，不予回答。当记者改问赵一荻时，也被婉拒。看来张氏此次来访还在重复两年前的旅游活动。   
    这次来旧金山海关迎接这位前东北军大家长的，除了他的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和赵一荻所生的儿子张闾琳夫妇之外，还有张氏在东北大学的旧友宁恩承、方庆英等人。......   
    张氏夫妇抵达旧金山后，并无前次那样引人注目，也无任何官方人士来接机。尽管经过10余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张学良的精神尚好，他在海关大厅里与赶来迎接他的亲友及宁恩承、方庆英等人用英语进行寒暄及交谈时，并无倦容......”   
    这同样是一则平淡无奇的消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踏出台岛，会让张学良做出定居大洋彼岸，终老夏威夷的决定，从此结束了他在台湾46个冷暖春秋的生活。   
    在旧金山，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新年，与儿女们再次团聚。1994年1月24日，张学良夫妇乘飞机抵达四季如春的夏威夷。两年前张学良偕赵一荻第一次来美国时，返归台湾途中曾经在这里作短暂停留，这次他和赵一荻则是专程来夏威夷做长期疗养的。   
    一踏上夏威夷的土地，五弟张学森就以东道主的身份向长兄张学良介绍起了夏威夷的概况：夏威夷地处北回归线的热带地域，介于西经154－178度、北纬18－28度之间，这里常年四季如春，几乎没有冬夏春秋的明显季节变化，温度总是在24度左右，十分宜人。夏威夷是由20多个小岛组成的，其中的毛伊岛、瓦胡岛、考爱岛、尼豪岛、莫洛凯岛、卡胡拉韦岛构成了大海中的天然屏障，使得碧水环绕的夏威夷就像神话中的仙境一样迷人，恰如美国作家马可•吐温形容的那样：“夏威夷是碇泊在海洋里的一支最可爱的舰队。”夏威夷风景秀丽，环境宜人，最重要的是这里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没有工业污染，四季鸥鸟云集。   
    最后，张学森诚恳地对张学良说：“大哥，这个地方确实很适合您与大嫂养病啊！”的确，对于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赵一荻来说，四季恒温，没有污染，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吗？从一开始，张学良就对夏威夷产生了好感。   
    抵达夏威夷后，张学良先是在五弟的寓所休养，为了不给五弟添更多的麻烦，不久，他又另租了公寓暂住。张学良暂居的公寓名为“礁岩塔”，位于檀香山市市区，属于希尔顿酒店集团所拥有和管理的“希尔顿夏威夷村”。“礁岩塔”公寓楼依傍着一片蓝色的汪洋大海，景色十分美丽，楼前还有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工淡水湖。在“礁岩塔”里居住的人只能承租，而不能购买。因为环境好，租金高，所以居民大多数为略有资产的退休老人。   
    张学良在“礁岩塔”试住了两个月，有规律的新生活让他很快便喜欢上了夏威夷。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海滩散散步。夏威夷的海边，常常云集着各种肤色的游客和移民，这里以日本和美国游客居多，大陆和台湾去的中国人毕竟属于少数，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头戴小凉草帽，身穿短衫的老人，而在华籍游客中，能够认出他就是曾经叱咤风云风流倜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凤毛麟角。这使长期深居简出且已习惯于清静恬淡生活的张学良感到很是快慰，自1990年公开露面以来，他一直为新闻界的穷追滥打所困扰，不得安宁，如今，在异国他乡的海滩上，他第一次能够悠闲宁静地面对自己，真正成为闲云野鹤，过起梦寐以求的神仙般的生活。他和赵一荻的生活平静、安逸，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海，看鸟，看日出日落、潮来潮去。更让张学良欣喜的是，在此居住了两个多月后，赵一荻的健康状况远比在台湾时有了明显的起色。再加上“礁岩塔”公寓离五弟张学森所居之处很近，平日可以彼此往来，互相照应。凡此种种因素，终于促使张学良夫妇决定长期居留夏威夷。   
    主意既定，张学良便开始着手移民夏威夷之事，他首先委托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芳帮他处理台湾北投的房产和一些收藏品。不久，香港一家杂志社登出了一篇署名唐东岸所撰写的文稿《张学良“囚居”话旧》，文章的上方是张学良北投旧宅的大幅彩色照片，文章曰：   
    “北投复兴三路上的一栋巨大宅第，是国民党迁台以后，曾用于软禁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的地方。只是原主人已于1990年（应为1992年）搬到台北天母去了，稍后又移居美国。不久前，屋子已经卖给本地富商，但迄今未见新主人迁入。亦不知将来是否改建，令附近居民好奇万分，且有不少人希望新主能保持这座住宅的原貌，以资纪念。”   
    1994年4月11日，《台湾新生报》上又刊登了记者李佩云所写的报道《张学良收藏品拍卖200余件均成交》，内称：   
    “定远斋主人少帅张学良的收藏品，本月10日在索思比拍卖会上，果然成为世界各地收藏家最注目的焦点。拍卖过程一直在热烈竟标的情形下进行，结果207件收藏品全部标出，总值是新台币13289.55万元，比原先预估的4000至5300万元高出三倍。   
    定远斋拍卖是台湾第一次的专题拍卖，种类以扇面、成扇、书法及尺牍诗札居多，大部分出自明清的文人与画家，可看出张学良爱好带文学气息的小品。索思比表示，全球各地的大买家纷纷赶来参与这场重要的拍卖会，电话投标情形也颇为热烈，喊价声此起彼落，成交价往往比估价高出二三倍，甚至五六倍，尤其没料到扇面与书法也很抢手。”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学良售出北投居所及定远斋拍卖会在台湾引起轰动，此波未平，又起一波，1995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又爆出了一则消息：张学良决定定居夏威夷，文中称：   
    “据可靠消息指出，当年西安事变关键人物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女士最近和美国亲友商议后，决定长期定居夏威夷，不再返回台北。   
    消息来源指出，张学良在北投旧居已经出售他人，而在天母附近所租的房子，也于日前退租搬出，所有桌椅、床铺及家具，亦分赠在台至亲好友。   
    据悉，张学良与夫人赵四小姐最后选择美国夏威夷定居最主要原因，是那里气候及居住环境均适合，而台湾天气潮湿，多年一直为张学良夫妇所苦。之外，当年一些老友张群、张大千及王新衡等先后凋谢，也是他留美定居原因之一。   
    但张学良重返阔别50余年的中国大陆东北辽宁老家探亲的愿望并未放弃，等到夫人赵四小姐身体状况适于长途飞航后，仍会安排时间回去。   
    张学良是以年迈体衰没有依靠遂投奔儿子张闾琳为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长期居留“绿卡”的。按照规定，美国移民局要求张学良提供能够证明张学良与张闾琳具有血缘关系的详细资料。张闾琳1930年11月28日出生于天津协和医院，天津有关部门很快就出具了手续证明。1995年4月，张学良夫妇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移民局核发的“绿卡”。   
    定居夏威夷后，张学良夫妇的日常生活及对外联络主要由张学森代为照料与处理。平日里，夫妇二人除了定时上教堂做礼拜外，就是去夏威夷海边的沙滩上散散步，看日出日落，潮涨潮低，在家里，偶尔打几圈麻将，听几出戏，有兴致时，张学良也会激昂慷慨地唱上几段京剧。   
    在夏威夷湛蓝的天空下，金色的沙滩上，两位无愧无悔的老人，以宁静的心灵，静听上帝的足音，安度着平凡、恬淡的晚年生活。”   
    1995年4月，张学良夫妇正式取得在美居住“绿卡”，终老夏威夷。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3、夕阳晚景（1）

    定居夏威夷的张学良夫妇，过着宁静恬淡的晚年生活。   
    在当地人的眼里，张学良夫妇是一对安详恩爱的中国老伴儿，邻居们对他们的过去几乎   
    一无所知，都亲昵地称他们为“张先生”、“张夫人”。一位白人老太太说：“那位中国人张先生很安静，从不打扰别人。他的夫人相对比张先生出来勤一些。”在这里，张学良不打扰别人，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扰张学良夫妇，就连“礁岩塔”公寓楼的管理人员也被特别关照过，“张先生是个特别人物，不能随便跟外界讲他的情况。”   
    在夏威夷，张学良的生活很有规律，从早上起床后做的第一桩事，到晚上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几乎每天都千篇一律。通常早晨10时左右起床，首先到赵一荻的房间，探望夫人病情，然后他们诵读圣经做祷告。张学良因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充实着自己的心灵，所以他的日常生活毫无寂寞之感。在夏威夷，张学良夫妇的一项最主要的固定活动便是到教堂做礼拜，他去的是赫赫有名的夏威夷“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张学良当初决定定居夏威夷，其中宗教方面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对此教堂一见钟情。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的建筑极具浓郁的中华建筑风格，酷似中国南方的祠堂，而建在教堂大门右方的三层塔造型，又极似佛教中的“浮屠”，张学良一见之下，大为喜爱。该教会牧师陈家和说：“张学良先生十分随和，教友们都知道他曾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然而，他与教友们谈的都是有关宗教信仰的事。他生活十分单纯，宗教是他的生活重心。在做礼拜的时候，张学良的精神十分专注。他和教友们同唱诗歌、祷告和读经。宗教信仰是他生活的最大欢乐。”   
    张学良的健康状况从90余高龄来说应属良好，只是耳力日减，视物模糊，双耳失聪，须高声与言，才勉强可听。他腿上长有骨刺，有时疼得伸不直腿。日常生活除夫人随身照料外，聘有两位菲佣承担整理饮食清洁等家务。另有一位随从代读报刊书信，经常推张学良乘坐轮椅，到海滩做日光浴、散心，聊代散步。   
    关于张学良晚年的消遣，张学森的大女儿张闾蘅曾这样说：“我大爷说，他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就是京戏。只要有得玩，他就不累。”在夏威夷，午餐后，张学良会有固定的牌搭子过来打几圈麻将，兴致好时，晚餐再打几圈。张学良玩的纯属卫生麻将，多半限定只玩8圈。因为张学良的视力极差，平常凑到眼底，还模糊不清，所以随身常备一个类似水晶球大小的放大镜，而在打牌时，张学良就全靠手感摸牌。跟他打牌，每打一张，一定要报牌给他听，打过的牌张学良看不见，只能靠脑子记，不仅记自己的，还要记别人的，实际上等于他一个人要记四家的牌，难度很大。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新打法，原有的规则不变，只打11张，这样记起来方便些。张学良的牌艺很高，每次打牌，十有八九是他赢，不是大家要让他高兴而故意输给他。张学良常对人说：“现在站不住，走不动，搓麻将打牌既是娱乐，也是锻炼身体，锻炼脑子。”打完牌，天色尚早时，就由亲属开车，沿着全岛几条风景秀丽的干道兜风。   
    张学良有固定的牌搭子，住在张宅附近的郑杰西，就是其中之一。郑杰西因与张学森熟识而一直和张学良也往来频繁，并也以“大哥”称呼张学良，长期以来，她每个星期都会到张宅陪大哥打次小牌。由于张学良要睡午觉，所以她大约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到张宅喝下午茶，聊聊天，喝完就开始打牌，至于打多久，那要随张学良的兴致。有时打了一两圈，张学良觉得累了，一句话“我要去睡觉”就离开了牌桌，真的睡觉去了；有时突然外出的兴致一来，交代一句“我要去兜兜风”，就坐着轮椅下楼去海滩或干道享受夏威夷的美景去了。这个时候，郑杰西她们就会停下来聊天，很体谅地等着张学良重新回到牌桌。   
    晚饭后，如果张学良兴致好，精神好，就再打几圈牌。他们的输赢很小，整个输光也才四十美元而已。通常赢家总是张学良，因为他算得精。   
    “我们打的是十张牌，每张牌都很大，大哥手一搓就知道是什么牌，他喊一声‘三万’，然后往桌上一放，果真是‘三万’！”郑杰西说，“大嫂赵一荻为大哥准备了一个钱包，里面就是一些小钱，由于大哥老是赢，我们有时会打趣说；‘你根本不需要钱包嘛。’”   
    有时牌搭子有一个没来，三缺一，赵一荻就会上桌代替，由于肺不好，这几年她都戴着氧气管，随身有氧气筒跟着。   
    因为张学良喜欢打牌，所以在打牌时常常妙语如珠，牌搭子们每次都可以感受到他风趣的一面。有时，牌搭子故意逗他讲话，要他交代少帅时代往年的罗曼史，张学良便毫不保留地一一讲出来，话题总是从“有一个小姐......”开始，不过这些话是背着赵一荻讲的，讲到后来，张学良就连连摆手说：“不能再讲了，讲多了，大嫂会骂的！”   
    有时候，打着打着，张学良还会兴致突发，干脆一句不漏地唱个全本《空城计》或《战太平》，这是他最拿手的两个段子。每次打完牌后，张学良都会感叹：“打牌很好，第一手臂可以运动，第二可以用脑，还可以联络感情。”正因为此，张学良从台湾直到夏威夷从来没有停止过打牌，他把打牌当作是他的健身之道。   
    迟暮之年，害怕孤独，喜欢热闹，张学良除搓麻将外，还爱说笑话喝唱京戏，特别是对京剧情有独钟。在台湾期间，大陆的京剧名角只要应邀访台的演出，张学良几乎场场必看，中国京剧院著名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在台北公演5场，张学良就看了4场。1995年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礁岩塔新居欢庆95岁寿辰，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特意从北京请来了中国京剧院著名青年演员于魁智一行5人飞抵夏威夷，为张学良送上了最让他开心的寿礼。于魁智代表中国京剧院，向张学良赠送了用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大幅《寿字图》。6月1日，张学良95寿筵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举行，于魁智等祖国大陆演员登台演唱，张学良兴致甚佳，洗耳恭听，当寿筵接近尾声时，他也想过把瘾，随着伴奏，唱了《失街亭》、《斩马谡》、《珠廉寨》选段，有板有眼，颇有韵味。张学良一口气能唱好几段，还能记清这样长的戏词与繁杂的腔调，实属不易。   
    张学良如此长寿，除心情开朗外，跟他能吃能睡好吃好喝有关，他曾对人自夸：“如果明天早上要枪毙我，今天晚上我照样能无牵无挂地睡个好觉。”在夏威夷，张学良每天要睡10多个小时，早上10时起床，晚上8、9点钟就上床了，郑杰西说：“我的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大哥大概有十七八个小时在睡觉！”   
    张学良能吃，几乎每个与他吃过饭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中西餐都吃，而且极为讲究，做生菜沙拉的生菜叶，一定要像在地里长的一般鲜嫩，叶叶都竖得起来他才吃，否则就把盘子往前一推，不吃了。他最喜欢吃的是鱼翅羹及北京烤鸭，不论自己请客还是别人请他吃饭都是如此。“我一说请他吃个饭，他就说好啊，毫不客气地点鱼翅及北京烤鸭。他真能吃，鱼翅羹一次可以吃两碗。”郑杰西说。   
    张学良还爱吃饺子，他常说：“东北人觉得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在美国，中国餐馆包的鸡肉韭菜水饺最合他的口味。张学良吃饭时，顿顿要有汤，以前他最爱喝乌鱼蛋汤，可惜夏威夷没有，就改喝蔬菜汤。张学良菜吃得非常多，什么风味都行，只要好吃，主食则相对较少。张学良饭后水果的用量也是很惊人的，香蕉、芒果是他最爱吃的水果。对于三餐张学良绝不吝惜，下馆子吃得很有品味。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3、夕阳晚景（2）

    九十九岁寿诞之后，张学良曾于八月间因肺炎住院，且病情一度危急，在夫人赵一荻彻夜祷告守候之下，老人家度过危难。张学良住院期间曾经插了呼吸管及胃管，但因以胃管输入营养剂之故，身体反而养得比前一阵子好得多了，面容也红润起来了。往年，张学良还可以离开轮椅走动一下，大病之后，就全靠轮椅了。看护常常推着他到处走走，有时还找个平坦的地方稍微飙飙轮椅，让老人家乐一下。张学良觉得坐轮椅很不错，他说：“坐着也挺好，干嘛要走路？”   
    张学良年纪虽近百龄，但头脑一直很清楚，他十分关心老伴赵一荻，凡事都能想到她。1999年母亲节，他就亲自为赵一荻选了张母亲卡。不过也终归是近百岁高龄了，老年常见病总免不了，张学良有小便失禁的毛病，坐在轮椅上或是外出坐车，如果不是家人提醒，常常不知不觉失禁。1999年，由于比往年更需要医疗照顾，张学良夫妇便搬离了希尔顿海滨公寓，住进另一处医疗、饮食照料得更加完善的老年公寓，在那里安享百年。   
    2000年五月底，张学良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我要满一百岁啦！”老先生兴奋地对朋友们说，显然，他对自己能活过一个世纪而感到十分高兴。百岁的张学良依然眼神炯炯，谈起话来简捷有力，有时豁达，有时调皮，言谈间时有真情流露，对于敏感问题，他仍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5月28日，纽约《世界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访问：   
    记者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张学良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么好的生活，那么长的寿命。   
    记者：对于百岁以后的生活，您觉得该怎么过？   
    张：还是做个小老百姓吧。我现在是政治思想一点也不碰。   
    记者：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已经不执政了，张先生知道吧。   
    张：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做个小小老百姓。   
    记者：您对当前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的发展，有没有什么看法或呼吁？   
    张：这我没有意见。   
    记者：对您的东北故乡，您现在还想回去看看吗？   
    张：我当然愿意回我这个家去。   
    记者：身体状况允许您走这么一趟么?   
    张：我的身体很好。   
    记者：有没有打算安排回东北老家?   
    张：当然我愿意回去，但我回不去。   
    记者：为什么回不去？什么原因？   
    张：没什么原因，我回去就受不了。   
    记者：怎么说受不了？是气候、感情，还是政治？   
    张：不是政治，是感情上的因素。   
    记者：对台湾的友人，谁是您特别想念的？   
    张：（想了想）我一下子说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马马虎虎的。   
    记者：先总统蒋公，会不会常常想起他？   
    张：（点点头）   
    记者：现在您在夏威夷这么几年了，对先总统蒋公的看法怎么样？   
    张：（停了下，郑重地）他是一个好人。   
    记者：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张：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挂心。   
    记者：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张：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记者：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张：我还打啊。   
    记者：没有啦，您很久不打啦。   
    张：（促狭地）我没有钱。（张学良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记者：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张：那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记者：夫人陪伴您这么长一段时间，谈谈您对她的感情？   
    张：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记者：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张：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记者：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张：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记者：外面有传言说，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所以脑子会有些不大清楚，我看不是。   
    张：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访谈以大笑结束，张学良似乎对自己的回答很是满意，自得其乐地一直微笑着。   
    百岁寿宴二十余天后，夫人赵一荻病逝夏威夷。赵一荻去世后的一年来，张学良的生活相当简单，早晚都会坐着轮椅外出散散心，他的亲属也常常来探视他，同他聊聊天，逗他说几句话。这一年来，张学良再也不去第一华人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了。那个教堂是他与夫人定居夏威夷数年来做礼拜的唯一场所，以他过去多年来的虔诚而言，不作主日崇拜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2001年5月28日，在夏威夷颐养天年的张学良就要过一个没有夫人赵一荻在身边陪伴的一百零一岁生日了。此时的张学良，身体依然健朗，只是常常思念逝世已近一年的老伴。与张学良接近的人士透露说：“他有时会冒出一句话；‘太太已经走了。’但他讲这话神色平静，接着又说；‘上帝都有安排。’”   
    对张学良而言，赵一荻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年来，想起夫人，张学良常常简洁地说：“她最关心我，我们两人最要好！”

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4、平静谢世

    2001年9月28日，张学良因肺炎住进史特劳比医院，被送进加护病房后，就感到呼吸   
    困难，病情不断恶化，经家属同意，院方不得不在肺部插上呼吸器协助呼吸，但仍未见好转。由于插管痛苦，加之张学良亦曾交代过不要如此做，院方应家属要求，于10月11日上午拔除了他的维生系统，殊料，此后一段时间，他竟能自己呼吸，意识亦相当清醒。   
    10月12日，张学良血压降低，呼吸缓慢到一分钟只有六次，为免除他的痛苦，家属同意关掉他的心律调节器，只用吗啡点滴为老将军止痛。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张学良却再次展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在只有胃管的灌食下，心脏一度恢复了有力的跳动，让医生惊讶不已。   
    不过，毕竟是百岁的老人了，在与死神进行了数日搏斗之后，张学良的呼吸日渐沉重。夏威夷时间2001年10月14日晚8时50分，在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在儿子、女儿和三个孙子的哀伤低泣中，这位传奇的世纪老人，终于走完了他风云际会、悲壮绚丽的人生之路，平静谢世。   
    张学良将军病逝檀香山的消息传出后，世人深感哀痛，两岸同声悼念。北京方面，江泽民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   
    二00一年十月十五日   
    台北方面，陈水扁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张汉卿先生家属礼鉴：   
    惊悉汉卿先生捐馆，曷胜震悼，谨电致唁，敬祈节哀。   
    陈水扁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五日   
    台“外交部长”田弘茂于10月22日抵达夏威夷，代表陈水扁“总统”颁发褒扬令给少帅张学良的遗属，表彰张学良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忠心，同时肯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褒扬令全文如下：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受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终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惊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张俊雄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九日   
    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发言人周守训说：“国民党对于张学良将军的去世感到很遗憾，姑勿论其历史功过，张学良是中华民国的资产。张学良这位历史人物如今走入历史，国民党希望过去的恩怨也能随之走入历史，至于其历史功过，则留待世人去评价吧。”   
    10月20日，张学良将军的亲属在北美洲《世界日报》上刊登了“讣闻”：   
    女闾瑛男闾琳侍奉无状祸延显考   
    张公汉卿将军讳学良府君恸于二00一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八时五十分奉主宠召，寿终正寝于夏威夷史特劳比（STRAUB）医院，距一九0一年六月一日生得年百有一岁，积闰享寿百有五龄，闾瑛等随侍在在侧，遵礼成服。谨择于十月廿三日上午十时移灵波扶域殡仪馆（BbrthwickMortuary，Honolulu）大殓，并举行追思礼拜与公祭，旋即发引殡葬于神殿谷纪念陵园墓地（ValleyoftheTemples，MemorialParkCemetery）安息。   
    叨世乡戚在学族寅闻谊哀此讣   
    未亡人 于凤至 赵一荻   
    哀孤女 闾瑛 婿 陶鹏飞   
    哀孤子 闾珣 闾玗 闾琳 媳 陈淑贞   
    夏威夷时间10月23日上午十时，张学良将军的亲属、生前友好及中外各界人士聚集在檀香山市博思威克殡仪馆附设的礼拜堂内，为张学良举行隆重的葬礼。礼拜堂外摆满了各界人士敬赠的花圈。治丧委员会把两岸领导人的花圈分别安置在棺木两旁：来自北京的花圈由左方排起，依次是江泽民、李瑞环等人；来自台湾的花圈则由棺木右方排起，依次为蒋夫人宋美龄、蒋方良女士、陈水扁、吕秀莲等人。宋美龄赠送的花圈是一个由白花编织而成的十字架，象征着基督徒获得永生之意。   
    葬礼由周联华牧师主持。上午九点开始家祭，张学良的亲属先举行了亲人告别式，十点开放各界宾客进入礼拜堂瞻仰少帅遗容。由于行礼的人士众多，一直到十点五十分才封棺，然后进行丧礼仪式。   
    周联华随即证道，他从宗教观点来评述张学良的一生。他最后说：“西安事变之后，张先生受到软禁，使得他的志业画上句点，从个人的发展来看是不幸的；但他为国家为历史尽了一己之力后，从此远离所有的政治纷扰而安享天年，这又可以说是他的幸了。”   
    代表宋美龄前来致悼的台湾妇联总会秘书长辜严倬云女士说：“我与张学良夫妇是在六十年代相识的，当时张学良每周日到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如果不谈张学良年轻时的历史，我会认为他是一位学者。”   
    葬礼之后，张学良遗体旋即移往檀岛北方神殿谷纪念公园中的“中国海景”墓地，与赵一荻女士合葬在一起。   
    与此同时，北京也隆重举行了张学良先生悼念会，追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悼念会以“民族英雄”的名义高规格举行。   
    在张学良将军的故乡，10月17日，辽宁省各界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即大帅府）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十七个单位的代表上前人与会，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政协主席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在张学良一手创建的东北大学礼堂，师生们精心设置了张学良的灵堂，供各界人士前来祭拜凭吊。   
    10月18日上午，在张学良的老家辽宁省大洼县东风镇马家村的“张氏墓园”中，举行了“大洼县乡亲沉痛哀悼张学良将军追悼会”。会上，张学良的亲堂侄孙张志军代表老家的各位张学良亲属族人表示，切盼张学良能忠骨还乡。   
    现在的“张氏墓园”里，安葬着张学良的高祖张永贵、曾祖张发、祖父张有财和二伯父张作孚等直系族人。张学良生前得知家乡社会各界修缮张氏祖墓时，欣然题写了“张氏墓园”，托人带回家乡。现在，这四个字已经勒石为碑，矗立在墓园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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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1、闯关东的先祖

    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前清发祥之地，满清入关前，原称“满洲”。东北地域辽阔广大，背山面海，中部平原，河流交错，土壤肥沃。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不但有蜿蜒千里、奇峰突出、树木成海的“白山”（长白山），还有浊浪滔天，源远流长仅次于长江、黄河的“黑水”（黑龙江）。更不用说那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草肥马壮，骏马奔驰，勇敢善斗的满洲旗人就是从这里冲入关内，统治了中原的。   
    公元1644年，满洲贵族入关夺取燕都、问鼎中原后，东北地区被称作“龙兴之地”，并将其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视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因为“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为了维护所谓“发祥重地”，清朝统治者把这里划为特殊地区，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   
    满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在辽河流域修筑了“柳条边”，用以标示禁区的界限，严禁汉民出边越界，开垦荒地，但东北沃土千里，地广人稀，正如奉天府尹张尚贤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的奏折上所说：“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惟几处荒城、废堡、败瓦、颓垣，点缀于茫茫原野中而已。”这对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关内农民是一个莫大的吸引，因此，尽管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但在关内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负担越来越重，且灾荒频频的威胁下，许多农民还是不顾禁令，铤而走险，向关外逃荒，致使东北的人口迅速激增。从关内到关外的移民，大多是直隶（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农民，他们为家乡旱涝天灾所迫，不得不冒险“闯关东”，同时，脍炙人口的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的传说，对他们也是不小的诱惑。于是，成群结队的或为生存、或为生计而“跑关东”者，源源不断。本书主人公张学良的先祖便是其中的一员。   
    张学良祖籍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祖上姓李，其先代出嗣张姓妹妹家，故其一系改姓张。据冯庄村《张氏宗族谱》记载：张氏家族“明永乐五年由山西洪洞县迁移河北大城县城东十五里堤北村居住，始祖继业;五世祖禄宗迁移冯庄，自立始祖。”由此可见，张氏始祖张继业首先在大城县堤北村落户，然后由堤北村转居到冯庄，再由冯庄闯关东的。冯庄张氏第九世一个名叫天达的名下注“外出”字样，这个张天达即是张学良高祖父的父亲。   
    张天达谱系明确记载：始祖继业（堤北村张氏第一世）......五世禄宗（迁冯庄后自立为始祖）......九世天达（堤北村张氏第十三世），十世永贵（谱系永为允），十一世发，十二世有财，十三世作泰、作孚、作霖。由此推算，张学良为冯庄张氏第十四世（堤北村张氏第十八世）传人。   
    清道光年间，高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兼之连年天灾，全家衣食无望，难以为继，于是不得不出关谋生。当时逃荒的贫苦农民是非常悲惨的，据清朝官员记载：“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张永贵一家人背井离乡，一路上吃尽苦头，历经千难万险，“止于海城”，落脚于奉天省海城县西小洼村，以种田为生。   
    海城县是奉天省南部一个重要城镇，设置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隶属辽阳府，是清王朝开国后在东北设立的第一批行政机构之一，因为明朝曾在这里设置海州卫而得海城县之名。海城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县城东部峰峦叠嶂，西部辽水潆洄，中部沃野百里，土质肥沃，是农产富饶之区。海城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南通盖复，北达辽沈，因此商贾云集。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要的重镇中，张永贵一家人定居了下来，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种田糊口，虽然日子过得艰难，却也安定。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到曾祖张发时，兼理烧碱业，家境开始渐渐宽裕起来，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四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儿女绕膝了。张发离开人世以后，他的四个儿子就分开单过、自立门户了。   
    张发的第三子张有财，就是张学良的祖父。张有财不善农事，成天和村里的“二流子”混在一起，因不肯务农，乃领全家到海城架掌寺开了个小杂货铺，但不久就因经营不善而赔本关门了。张有财还嗜赌成性，经常在外面设局赌博，放赌抽红，赢了就胡吃海喝，输了就典当衣物，家庭经济生活很不正常。   
    张有财先娶邵氏为妻，生有一女，长大以后死了。张有财常年在外赌博，邵氏在家里独守空房，生活的艰辛与内心的苦闷难以排解，不久她就去世了。邵氏死后，张有财又娶了本村一个姓王的寡妇为妻，王氏与原配丈夫已生有一子，改嫁时带过来，取名张作泰；王氏后来又给张有财生了二子一女，二儿子张作孚，宣统年间任巡防营哨官，因剿匪身亡；第三个儿子就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最小的是个女儿，长大以后嫁给外号“杨魔症”的杨芳春，此人后来在张作霖的东北军任团长。据《海城县志》记载：杨芳春，字香圃，海城县西董家堡人。他加入东北军后，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陆军第27师骑兵第27团团长，陆军骑兵少校，获得“四等文虎章，八等嘉禾章”，成为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亲信。   
    张有财放局抽红、赌博成性的放荡生活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因在赌场上与同村的一个王氏赌徒结仇而被其打死。据说这个王氏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局上赌输了，无力还赌债，张有财便逼他卖妻抵债，王氏赌徒从此怀恨在心。一天夜里，张有财在地头纳凉，被伺机已久的王姓赌徒一镐头打死，随即便逃之夭夭。家里人不见张有财回来，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倒是家里养的黄狗，从外面回来，对着王氏狂吠，并用嘴扯住王氏的衣襟往外拉，王氏跟着黄狗，才发现了张有财的尸体。突然遭受如此变故，王氏一下子就慌了手脚，六神无主的她只好去找乡里的管事人栾风泰，栾风泰一面安慰王氏，一面着手后事：时值夏季，因怕尸体腐烂，就先用盐水将尸体腌上，然后立即赶到到海城县报案，海城县城离西小洼村有20里远，栾风泰星夜兼程，不敢耽搁。知县接到报案后，随即率仵作衙役等来乡验尸：张有财全身无伤，惟脑后被人用钝器打破致死，于是知县下令通缉凶手，王氏赌徒闻风早已远逃无踪，无法捕获归案。人死不能复生，唯有入土为安，乡亲们可怜张家孤儿寡母没有钱，邻里街坊大伙儿凑钱买了一副薄板棺材，将张有财埋葬在乱土堆上。到了秋天，暴雨肆虐，竟发起了大水，棺材被冲到了叶家铺子荒郊，在一个小土岗上搁浅下来，棺材前仅有几颗高粱遮挡。王氏因以前灵柩所埋之地，并非自己所有；又兼无力搬运，且该处地方也无主归属，因此就顺势将棺材埋在了该处。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4、列名四公子之首

    张学良既不是世家子弟，亦非名门之后，却列名民初四公子之一，与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齐名，他风流倜傥，潇洒豪爽，翩翩风度，无人能及。   
    作为当时奉天炙手可热的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公子，张学良并没有作威作福、盛气凌人、横行霸道的恶习，也不似一般纨绔子弟般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相反，他为人正直，性情豪爽，乐善好施，待人宽厚，而且文武双全，情趣高雅，确有文儒雅士之风。   
    张学良酷爱书画，精于鉴赏。在奉天时期，他就从各个渠道不惜重金收购古字画，每得佳作，便把玩不已，欣喜若狂之情溢于言表。帅府二楼特别辟出一间作为储藏室，专门收藏各类精品，以山水画居多，松竹梅鹤为题材的，也不在少数。张学良的收藏中赝品极少，四王吴恽不足为奇，宋元名迹方称珍品，其最出色的藏品有：《王大令法书真迹》，为沈观裔氏旧藏，驰名海内；黄鹤山樵写《林泉清集图》，有董文敏题跋；沈石田《荷香亭》图卷，明贤题跋甚多，堪称绝品；另有沈石田着色花卉一卷，也极精美，有数段王觉斯蝇头小楷题跋，可谓双绝；赵文敏公六札，书法直逼王右军；又有石谷为安仪周所作《松鹤》图卷，别致而有味，百数鹤群飞绕松林，各个姿态不同，画意脱尽凡俗，是石谷作品中杰中之杰。他极珍爱，观赏时，轻手轻脚徐徐将画展开，细细玩味，啧啧称叹。赏毕每幅画都复盖宣纸，小心翼翼地放归原处。   
    书法张学良师从黄庭坚，喜作篆书和钟鼎文。闲暇时，爱读唐诗，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京剧因缘深厚，是个不折不扣的票友，自称“戏包子”，奉天帅府里，逢年过节、庆寿，常常邀戏班名伶唱“堂会”，连唱三天方歇，“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被请到帅府唱过戏。张学良不仅爱看京戏，还学唱京戏，《捉放曹》中的一段流水板：“多蒙老丈美言讲，知恩不报非栋梁，七品的郎官成何样，同奔原为汉家邦”是他最为得意的拿手戏，唱得烂熟。《武家坡》也唱得很流利。《空城计》一段散板“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为著名票友琴师陈彦衡先生所教，也是张学良的得意之段。   
    与旧中国一般的文人雅士不同，张学良身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深，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不排斥西方迥异的生活方式，在他的各种情趣爱好中，有着明显的西化倾向。学习西方、崇尚西方的一切事物，在民初是进步、上进、时髦的表现，张学良大胆尝试，独领风骚。他爱打网球，沈阳国际俱乐部是他必去之处，他与外国友人在此竞赛，擅长发球的他常常因发球得分而获胜。张学良发球技艺特别高，他发球时身子稍一弯，一拍抽下去，球就像箭一样落向对方，落地后球不往高处跳，多数是擦地而过，叫对方接不住。张学良后来还将奉天清故宫十王亭前的广场辟为网球场，到故宫参观的人常能欣赏到张学良的球艺和英姿，观者无不赞叹：“打得真不错！”当年东南亚网球名将林宝华应邀来奉表演比赛，张学良也和他对打一场，虽未获胜，但与名手能打几十个回合，应付裕余，也颇有水平。1928年9月，张学良还在大帅府网球场主办了旅奉外侨国际网球竞赛，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等国外侨参加，张学良也挥拍上阵，打得不亦乐乎。高尔夫球也玩得不错，每隔几天张学良就会去球场过过瘾，他击球很准，不出几个小时便能通过全局，常令同赛者叹为观止。当时奉天城内，网球和高尔夫球是很时髦的东西，很少有人会玩，更别说精通，因此张学良潇洒的身影往往格外引人注目。另外，张学良还精于桥牌，常有出奇制胜之招，让对手捉摸不定，防不胜防，心甘情愿地认输。   
    张学良是一个军人，自然也有军人板正严肃、不苟言笑的一面，但那是官场和战场上的他。在日常生活中，张学良是个文采风流的青年军人，无拘无束，富有人情味，和当时的一般军阀完全两样，他平常出门，既没有身背大砍刀的武装兵士随车保卫，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兵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断绝交通；他碰见人时，更不像其他北洋军阀“娘老子”、“妈拉个巴子”地不住嘴，他对人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他常说，他一天到晚总是在军事政治上费脑筋，因此在玩的时候，不愿再听关于天下国家的事，最好大家聚在一起，谈些开心的事情，跳跳舞，打打球......中国文人的儒雅和博学、外国绅士的潇洒及多情，再加上军人特有的英姿飒爽，在张学良身上完美地合而为一，形成了张学良独特的气质和风度，使他举手投资之间，自有一派迷人的魅力，也使他在四公子中脱颖而出，名列冠首。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5、初露锋芒

    在进入讲武堂学习之前，张学良已经先后担任过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卫队混成旅第二团团长等职，1920年他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后，望子成龙的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可能奏效的办法，促使张学良崭露头角，先是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职衔，后又擢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直皖战争爆发，张学良便参加了战争，这是他初次参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除了执行“近卫”的任务外，还参加了总司令部的工作，是东路奉军的重要指挥人员之一。在天津小站，张学良所部以一团兵力击败皖系龙济光两个旅之众，由此，张学良开始崭露头角，声名鹊起。   
    1920年夏，吉林、黑龙江两省土匪十分猖獗，到处为患，张学良奉命率本旅官兵赴吉、黑一带剿匪。张学良与士卒同甘共苦，知难而进，向匪巢佳木斯进攻，土匪弃城逃跑，张学良率领部队收复了佳木斯，剿匪大获全胜。经受了直皖战争和黑吉剿匪的锻炼，张学良在奉军将领中初露锋芒，11月，他被晋升为陆军少将。从此，他在东北政治、军事等各项事务中，逐渐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务，开始进入决策圈。   
    1921年，张学良奉父命访问日本，父亲希望他能悉心观摩日本军队的军事演习，相机了解日本军队的实力，以作为将来他经营东三省的借鉴。在日本，张学良大开眼界，见识到了最先进的近代化军事力量，海军的强大，兵工厂、武器库的设备精良，官兵万众一心的精神面貌，无不深深刺痛了这个年轻人的爱国心。张学良的民族意识膨胀到了极点，他强烈地感到日本对东北是一种严重威胁，他痛感奉军的近代化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势在必行。回国后，张学良向父亲提议要效法日本，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赶超日本。他建议对奉军进行整治，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张作霖听了他的意见很高兴，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把奉军改为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担任从静海东取霸县，直捣直系老巢保定的任务。东路军出师告捷，小胜在握，西路军却一触即溃，一路溃败，被迫撤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急令总退却，张学良又率领部队有秩序地后撤，未受丝毫损失，撤至滦州。张作霖为防止直军追击出关，任命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下分两路军，第一路军，由张学良任总司令，统辖第二、三和十一等3个混成旅以及由前方收编的溃散部队，约3万人。第二路军由李景林任司令，统辖第一师及收编的溃散部队，约2万余人，布置在山海关一带，迎击直军。直军由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率领部队7万余人追到山海关，双方发生战斗，奉军抵制住了直军的进攻。直奉两军停战，孙烈臣、张学良作为奉军全权代表同直军签订停战和约。张学良在这场战争中初步显示了其潜有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张学良所率的其部官兵也表现出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军纪严明等良好素质。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虽然失败，但并未受到严重损失，张作霖把奉军撤回关外，宣布独立，重整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张作霖对张学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的指挥才干很满意，从此，要张学良“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大任”。张作霖成立了东北陆军整理处，任命张学良为参谋长，具体负责对奉军改革整顿工作，奉军的军权渐渐集中到了张学良手里，他开始实行改革，变动人事。经过两年的改革整顿，奉军军队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大大增强了战斗力。1923年9月，张学良又被任命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负责组建空军，从意大利、法国、德国购置飞机200余架，编成5个飞行大队。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组建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空军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开战，张学良为奉军第三军军长，当时直军凭依雄关，以山势之峻、长城之险，居高临下，直奉两军战斗异常激烈。正在这种紧要关头，副军长郭松龄因被一句无心之话伤了自尊心，竟率部退出火线，张学良策马扬鞭将郭劝回。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直奉两军冲突最激烈的山海关为据点，担任前线总指挥，运用巧妙的战术消灭了敌军主力。直系军阀由于在山海关的失利，以及冯玉祥的突然倒戈而彻底崩溃，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奉军胜利而告终。山海关大捷使张学良的名望大振，他在奉军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1925年4月，他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奉军在胜利后大举进关，成立京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6、亦师亦友郭松龄（1）

    在张学良的军旅生涯中，除了父亲张作霖，还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行为乃至后来的命运都影响至深，称之为良师益友，可谓是当之无愧。张学良对他异常尊敬和信任，正是他，帮助未及而立的张学良迅速地在奉军中声名鹊起，崭露头角；然而，也是他，最后背叛了张氏父子，张学良被迫与他对阵沙场，兵戈相见。他，就是张学良先前的老师，后来的部下——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奉天人，毕业于北京将校研究所和陆军大学，早年加入同盟会，从事过反清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郭松龄是个典型的军人，为人正派，严以律己，事业心很强，学识渊博，曾在奉天督军署任少校参谋，因在战术学上造诣精深，1919年被调入讲武堂任战术教官，与张学良即相识于此。   
    张学良一下子就被这位有知识善表达的郭教官吸引住了，他由崇拜郭松龄，到崇拜军事。如果说先前张学良投身军旅多少有点遵从父命，无可奈何之感，那么，遇见郭松龄之后，他便安心地学习军事，努力地学做军人，向往成为真正的军官。张学良极其敬佩郭松龄的为人和学识，对他十分尊重，把他看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在父亲面前赞不绝口，不断“荐之乃父”重用郭氏；而郭松龄对张学良的印象也很好，认为他有正义感，有进取心，虽为帅府公子，身上却无丝毫纨绔子弟习气，从不搞特殊化，勤奋好学。他看好张学良的前途，认为奉军的希望在张学良身上，将来可以借重张学良实现自己的抱负。两人惺惺相惜，交往渐密。   
    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立即被委以重职，初出茅庐的他，经验不足，难免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这时，他便自然地想起了他的军事启蒙老师，他向父亲提出要郭松龄任他的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张作霖爽快地答应了。   
    郭松龄调到卫队营后，立即着手致力于训练军队，整顿军纪。他治军严明，训练有方，奉军一些官兵平素松散惯了，对郭松龄的严格要求感到不满，怨声载道，告到张学良那里，张学良对下级军官的意见公开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放手支持郭松龄大胆行使职权。张学良对郭松龄可谓推心置腹，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亦是鞠躬尽瘁，尽心辅佐，不到一年，卫队营的面貌即焕然一新，成为奉军的一支劲旅。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张学良的军事天资也得到迅猛的开发和拓展，1920年底，年仅19岁的他就被授予少将军衔。随着张学良地位的提高，郭松龄也开始成为奉系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学良和郭松龄互相倚重，关系更为密切。   
    郭松龄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在直皖战争中，他事必躬亲，初现其出色的军事才能，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振臂高呼：“前进！前进！”因而士气大振，所向披靡。此后他协助张学良到吉、黑两省剿匪，参加两次直奉战争，不论进退，均战功赫赫。在不断的军旅征程中，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人配合默契，关系更上一层，成为莫逆之交。   
    郭松龄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张学良的知遇步步高升，终于成为奉系主力军的首脑，但他对张作霖打内战有自己不同的意见。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明显的派系斗争，尤以张作霖支持的杨宇霆和郭松龄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他一向飞扬跋扈，对才能出众的郭松龄极为嫉视，经常在张作霖面前进言，压制郭松龄。战后张作霖为他升官晋级。郭松龄无论是为奉军训练，还是为张作霖东征西杀、扩充实力，特别是对直军作战，功劳都是很大的，然而，“功高震主身威”，张作霖视而不见，“名盖天下不赏”，对此，郭松龄认为赏罚不公，莫过于此，忿恨之情，不能自抑，他曾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羽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更令郭松龄不满的是，杨宇霆热衷军阀混战，鼓动张作霖再次举兵进攻冯玉祥部的国民军，所以，他视杨宇霆为奉系奸雄，也决心不再为张作霖充当保镖，不再参加内战。   
    1925年10月，郭松龄开始积极筹划反奉。11月，他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以养病为名和一些反奉人物暗中联系。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郭松龄当场讲述他不满意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极力主张“不应再干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的事情”，说到此，郭松龄悲愤激昂难抑，几至痛哭流涕。   
    郭松龄的反奉活动逐渐被张氏父子所觉察，11月12日，张学良携张作霖的进攻国民军的手令去医院看望郭松龄，郭松龄气忿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指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这次江苏失败，把东北军断送三个师，使奉军声誉扫地，败了回来还包围老将（指张作霖），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   
    此时，郭松龄已经和冯玉祥、李景林取得了联系，密谋反奉活动，正当郭冯签订密约之际，张作霖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去当面向老帅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估计张作霖已经摸到自己的动向，回奉天等于就擒送死，于是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他坦率地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并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张学良骤然听到这些怪话，不禁“骇然失色”，他虽无违背父命之意，更不想大义灭亲，但他同情、信任郭松龄，所以他对郭松龄的话既未反对，也没有声张。   
    接着，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郭松龄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的百人紧急军事会议。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上的气氛也十分紧张，郭松龄一身戎装，身披黑呢大衣，他首先说：“自民十（1921）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说到这儿，郭松龄用目光巡视了与会军官一眼，接着说：“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娇纵专横，长君之恶；忌妒贤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主意已定，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农业开垦，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时，姜登选专车经由滦州回奉，郭松龄立即命人将姜登选骗下火车，将其秘密处决掩埋。   
    11月22日，郭松龄以东北国民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反戈讨奉的通电，通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痛斥杨宇霆嗜战祸国，并促请张作霖息战下野，拥戴张学良领导东北。电文声称，不求内战，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改革东北内政，清除腐化势力。   
    郭松龄反奉通电把张学良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郭提出反父不反子的做法，使张学良左右为难，郭反对的是他父亲，而拥戴的又是他自己，岂非犯上作乱？郭松龄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能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张学良一手引荐、扶植的。虽然他屡建功勋，但是以他偏狭狂傲的为人，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庇护，他早已成为派别倾轧的牺牲品，更不用说到处安插亲信，自成势力了。   
    而张学良也深知父亲张作霖被少数坏人蒙蔽，勾结日本，又体念郭主张革新，治军有术，为人正气，有爱国反日思想，与他意见一致，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出力最大，一向倚为左右手，他自以为能够笼络住郭松龄，所以虽然郭一再流露出“反心”，张学良仍始终不做戒备，期望郭能回心转意。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6、亦师亦友郭松龄（2）

    其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不满之心就初露端倪，公然违抗张学良的命令。当时郭松龄主攻山海关，久攻不下，适逢冯玉祥北京倒戈，直系军心为之动摇，奉系于是决定抽调山海关正面的部队，要郭松龄亲率所部到石门寨，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以便全歼敌军。张学良将这一计划告知郭松龄时，郭极其兴奋，因为他在山海关毫无进展，没有战功，正觉得脸上无光，他正准备接受任务，率军出击，但这时韩麟春因所部攻占石门寨，十分得意，不愿以唾手可得之功，与别人分享，对调郭松龄来充当出击先锋，极为不满，故顺口插了一句说：“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这句话刺伤了郭松龄的自尊心，闻言脸色大变，愤然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说完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他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姜登选先开口说：“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该当何罪！”又停了好一会儿，张学良才接着说：“我去把他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在一个小院子里，张学良严肃地说：“过去，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是你的上级，你是我的部下。要都像你这样行动，除非首先把我杀了。现在我没带任何武器，你有枪。如果你想叛变的话，那你就错了。也许你是想带着队伍走，我是你的长官，我不许可。如果你不服从命令，那就必须杀了我。是服从命令，还是不服从，杀了我？”说到这，郭松龄流泪了，说：“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但我实在干不下去，但求一死。”张学良说：“要死还不容易，你到战场上去拼，死得其所，死得漂亮。”苦劝一夜，终于将郭松龄劝回，返回石门寨阵地，参加战斗。当时张学良就已隐隐感到，不定什么时候，郭松龄肯定还会违抗命令的，但他很自信，自以为能控制住郭松龄。   
    由于张学良一向依仗、重用郭松龄，将奉军精兵让他统率，所以当时奉军主力尽在郭松龄掌握之中，张作霖盛怒之下痛骂张学良：“就你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并冲着他嚷：“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张学良不知所措，他只好向父亲承担起讨灭郭松龄的全部责任。当时奉天无可调之兵，无可遣之将，张学良只好带了他几名亲信，往前线跑。临行，他向父亲叩头，痛哭流涕，发誓不制止郭松龄，宁死不归。此时此刻，张学良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他最亲近和信赖的部下，拿着他的名义，背叛他的父亲，如果成功，他父亲的事业就全没了；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心血和军队也可能完了。茫茫大地，谁可鉴谅，何处可以容身？心灰意冷之下，据说他曾想过上黑龙江的山上落草，也曾想自杀！   
    25日，张学良乘军舰前往秦皇岛，在舰上又给父亲发电自责：“学良一无知人之明，二无用人之能，三无辅佐上将军之才，四无调和诸同僚之技，无颜再见关东父老及祖宗坟茔，抛弃妻子终身无养矣。倘有回天之日，必有后会之时，乞老父安心保重，勿过焦虑。天理人心，必有公判。”这时的张学良对郭松龄至少已经是大失所望了，但即便如此，当看到郭松龄部一列列兵车经秦皇岛铁桥往东开进时，军舰炮长向他请示：“我舰上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的兵车，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仍抱着一线希望，对炮长摇摇手说：“不能开炮，他们都是我的部下。”   
    张学良到秦皇岛有两个目的，一是侦察郭松龄动向，二是劝降，说服他能收兵归顺。25日下午，日籍军事顾问给郭松龄的医生守田福松打电话，要求守田劝说郭松龄无论如何要和张学良见上一面。郭松龄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所要说的话，业已有宣言中作了充分阐述，再也没有必要会见张学良，也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态度十分强硬。守田从旁劝导说：“见一面，把话说完再打也无妨嘛！”郭态度始有所松动，同意见一见，但要求张学良不可带兵来。军事顾问怕张学良单枪匹马有危险，希望选一个适当的地点，双方前往，被郭松龄一口回绝了。张学良想与郭松龄面谈的愿望未能实现。   
    26日晚上，守田医生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愁容满面，憔悴不堪，他说：“实在没有死心，烦请先生再辛苦一趟。”张学良让守田带一封信给郭松龄。信上首先问候郭的病情，然后说“倘吾沦为天涯，相逢之日难有期”，满篇悲痛词句，末尾还有“向夫人致意”。郭看完信，满面悲情，静坐无言，眼中含泪，瞑目良久。守田见此情景，乘机上前劝郭不可起事。郭松龄反驳一两句后，终于默默无语了。   
    第二天，郭松龄托守田转达张学良：“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现在决不能中止。但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指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同时，提出5天时限，到12月2日半夜12点，等候答复。   
    在此期间，郭松龄还先后给张学良写过两封信，前一封信说：“龄一身所有，皆公所赐。拼得此身，以效忠于公为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向张学良表明自己的心意。后一封信劝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希望他“为世界之伟人，不为旧时代之枭桀；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同时也表达了他举事的决心：“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殁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惟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撅诚奉告，虔请钧安。”另外，郭在信件中对张学良也颇有责难、愤怨之词。   
    张学良看罢信，对郭松龄的披肝沥胆、赤诚忠心很是感慨。他理解郭松龄起兵之因，他也同样从心底里“厌恶内战”，但同时他也恨郭松龄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父子之情，岂能割舍，张学良无法接受郭的劝告，他在复信中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谓统驽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张学良的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拒绝与郭松龄合作。   
    郭松龄看了回信后，虽百感交集，心乱如麻，但终究志向已定，无可更改。张学良在父亲的一番痛骂之后，也接受了前线总指挥的使命，布置阻击郭军，至此，这一对昔日的好伙伴、好搭档、推心置腹的朋友，再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谈到一块儿了，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情同手足的师友，在会面竟只能是两军对阵，兵戈相见了。   
    12月21日，奉军和郭军在巨流河边展开决战。仿佛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张学良曾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方位，他们都很熟悉，一时间，两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战争的形势对郭军不利，因为郭松龄反奉，在奉系中下级官兵中是不得人心的。在郭松龄倒戈的军队中，各级军官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教导队中选拔出来的；郭部的士兵们都敬佩张学良的为人，再加上他们都有强烈的宗法观念，不愿对张学良的部队作战。滦州起事时，郭松龄盗用拥戴张学良的名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兵出山海关后，接受冯玉祥的国民军番号，不再以张学良之名发令，这就使军心大为浮动，迫于命令，倒戈官兵不得不与前来阻击的张学良部队交战，但大多放的是空枪。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所以战斗进行了没几天，旅长富双英和参谋长邹作华便起来反抗，命令士兵停止交战，使郭松龄孤立起来。   
    此外，日本对郭松龄起事很关注也很紧张，他们在得到了张作霖的优厚保证后，决定“援张排郭”，声明南满铁路20公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极为有利，为此，郭松龄军队未能直取奉天以至失败。   
    23日夜，郭松龄败局已定。翌日清晨，他携夫人弃军出走，下午2时，被捕获于民家的菜窖中。张学良闻讯后，要求押解郭松龄夫妇的队伍一定要从他的驻地经过，他毕竟还是难忘旧情，决心放郭氏夫妇一条生路，然而，杨宇霆料到以张学良的为人，再凭郭张昔日的关系，如果不早下手，恐怕再无机会，所以他当机立断，矫称奉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决了。张学良对郭氏夫妇的死深为惋惜，他曾对部下说，郭松龄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送他到国外去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张学良和郭松龄相交几载，其感情之深，外人很难参透。即使郭死后，张学良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后来每当遇到难题，深感沉重压力时，常会感叹：“要是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啊。”痛惜、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郭松龄的反叛也在张学良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如果说从前张学良信奉儒家“以德服人”并身体力行的话，那么此后他更多地借鉴了法家和道家的权术手段，从此不再轻易授人以权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郭松龄那样光彩夺目、权势足以取代自己的下属。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松龄反奉，是他身为人师给张学良上的最后一课。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7、阿芙蓉之好（1）

    张学良吸食鸦片由来已久。当时，他以区区弱冠之年，统领千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奉父命频频参与军阀混战，戎马倥偬，时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惨状，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其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这是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   
    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洛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当时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有一次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到北平来看他，张学良强打精神陪汪谈话，勉强支持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精神了，只得请汪精卫稍坐一会儿，他则召医官进里屋去打针，注射完毕，又赶快出来陪汪。汪精卫将此举视为张学良摆架子，对他无礼，从此与张结怨。张学良认为马医官不辨真伪，是他的失职，盛怒之下将其逐出了帅府。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虽然衣食无虞，但常年吸毒成性，毒瘾却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铁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宋子文、端纳等人都觉得有必要劝张学良戒毒。端纳的话向来很有分量，他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英语，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却用汉语讲话。他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的机会，戒除吸毒的嗜好，洗心革面，休养身体，恢复健康，重振体魄和精神，发愤图强，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但“大丈夫”这三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   
    宋子文在劝张学良戒毒时，颇下了一番功夫，由浅入深、天南海北、旁征博引地列举了吸毒的危害，并从生理学的角度讲到未来的前途，最后，宋子文说：“汉卿，出国之前，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   
    宋子文一语惊醒梦中人，张学良恍然大悟：自己虽然被迫出洋，但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外国人眼里，他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病容，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西方人甚至会说：怪不得“不抵抗将军”不抵抗呢，原来是无力抵抗啊！想到这里，张学良出了一身冷汗，他幡然醒悟，如果不戒毒，就什么事也干不了，雪家恨、报国仇就只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毒瘾戒除。   
    决心已下，张学良把家人都召集到屋里，郑重地说：“我已决定，无论如何要戒除毒瘾。”并当着他们的面，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底下，警告他们说：“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任何人，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   
    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听了张学良的话，都瞪大了眼睛。戒毒，这是他们对少帅的共同企盼，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少帅现在就开始戒毒。眼下张学良瘦弱不堪，戒毒受的罪能挺得住吗？大家看着张学良铁青的脸，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屋里的气氛令人窒息，于凤至忍不住开口，她尽量用轻松的口吻温和地说：“汉卿，我们很高兴你能下戒毒的决心，只是我很担心，你的身体能不能经受的住？我看，是不是先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再......”看到张学良渐变的脸色，于凤至小心翼翼地煞住了，没有再说下去。   
    “医生？哼！”张学良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冲着于凤至吼起来，“我算是领教过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的命运，我自己主宰！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7、阿芙蓉之好（2）

    看着突然暴怒的丈夫，于凤至并没有动气，她理解丈夫，上次戒烟，就是因为过于相信医生的话，反而染上了更为厉害的吗啡瘾，真是不堪回首啊！这件事，使张学良对医生有了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不能因噎废食，不听医生的建议，就自作主张，一意孤行吧，于凤至张张嘴，还想再劝劝丈夫，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端纳，端纳朝她点点头。   
    端纳走到张学良面前，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汉卿，医生里是有坏人，但我深信毕竟好人还是多数。你的身体太虚弱，强行戒毒能否挺得住，只有让医生检查了才能决定。为了东北父老，为了你的抱负能得以施展，你就听夫人的话，找医生决定吧。”   
    端纳的话句句在理，张学良的心被打动了，他终于同意请医生来决定是否可以立即戒毒。   
    没过几天，宋子文为张学良请来了德国名医米勒博士。米勒博士对张学良早有耳闻，知道他是已故张作霖的大公子，又是统兵数十万的年轻将领。他对张学良染上吸食毒品的嗜好非常同情和惋惜，决心帮助张学良戒除这个恶习。米勒博士仔仔细细地为张学良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确定他身体没有别的疾病，只是虚弱而已，可以戒毒。米勒郑重告诫张学良：“要戒除毒瘾，对阁下是极其痛苦的，我可以给你开戒毒的药物，但最初几天五脏六腑中可能会如翻江倒海一般，这就不是药物所能对付的了，全看你的意志了......”   
    张学良听出了米勒博士话里的疑虑，他苦笑了一下，对博士说：“我已经把东三省丢了，现在只剩下意志了！”   
    于是，米勒博士准备正式开始替张学良戒毒，他又聘请了上海医师庞京周充任助手。在正式戒毒前，米勒向张学良提出约法三章：（1）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必须同时戒毒；（2）在张学良戒毒期间，他有指挥其卫队和随从的全权；（3）暂停整天在张学良身边，专以解决他痛苦为能事的私人医师的工作。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答应照办，并亲写“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条幅以示戒毒决心。   
    与此同时，宋子文还背着张学良召集他的随从人员开了个小会，问他们：“张先生要戒毒，你们同意不同意？”见大家均无异议，宋子文当下作出严格规定：“自即日起，要严格遵照米勒博士的嘱咐，任何人不得接近治疗中的张先生和夫人。”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这天傍晚，上海的一些名流听说少帅要戒毒，都来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慷慨激昂地拱手说：“诸位，学良我为能收复失地、上前线杀敌，现借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这方宝地戒毒，还望各位体谅我的苦楚。从今天起，我闭门谢客，不戒毒干净，清除毒根，学良决不出门见人。所以，还望各位仁兄给予谅解。”   
    众人听了，都为张学良的决心所感动，纷纷端起酒杯，预祝他戒毒成功。张学良拿过一杯酒，回敬诸位一圈后，一仰脖，将酒一饮而尽，脸上满是壮士一去不返的悲壮。   
    戒毒开始了，第一天米勒博士先替张学良灌肠，给他服了麻醉药，使他安静入睡。次日，米勒观察反映，只见张学良居然若无其事，对这种超乎正常戒毒人的反应米勒大为惊异，顿时手足无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左思右想不通，又找来随从仔细询问，有一个随从建议米勒博士给少帅换张床，米勒一听就明白了。他进入房间，仔细检查了原来的床铺，才发现被褥、床单、枕头等隐秘处，均有药片，是张学良的私人医师怕少帅熬不过而偷偷放的。从此，米勒又规定了一条：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病房。   
    米勒博士采取的是以毒攻毒的方法。他先让病人服药使全身发泡，再从泡中取出液体注射到病人体内，一面抽出腐血，一面注入新血。戒毒之初的几天，是最难熬的。第一天晚上，张学良在屋内毒瘾难忍，用头“咚咚咚”地直撞墙，这声音像利剑，刺痛了门外人们的心。渐渐的，“咚咚”声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慢，最后，屋里沉寂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片刻，米勒博士进入房间，只见张学良双目紧闭，浑身抽搐，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博士从心底里佩服少帅坚强的意志。米勒为张学良作了一番检查后，决定给他打针。从昏迷中醒来的张学良见到针头，条件反射地一跃而起，大吼：“我不打针，你们出去，我不打针......”话音未落，又昏了过去。   
    米勒博士迷惑不得其解，对少帅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端纳急忙上前解释，米勒听罢，笑着摇了摇头，催助手赶快打针。张学良被注射了安眠剂后，昏昏入睡。   
    端纳不忍见张学良的痛苦，就问米勒博士：“戒毒，还有什么特效药吗？”   
    米勒博士望了一眼暂时因睡眠安静下来的张学良，对端纳说：“先生，我也很不忍心让张将军受这样的罪，但我可以坦率的说，戒毒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完全要靠戒毒人的意志和体力。凭我观察，张将军是意志坚强的人，完全可以挺得住戒毒的痛苦。要注意，这种情况在戒毒过程中还会发生。”   
    为了防止毒瘾再次发作时，病人会疯狂暴躁到无法控制而误伤自己，米勒博士命人把张学良的四肢用绳索绑在床柱上。张学良经受着揪肠裂腑的痛苦，发出阵阵不忍卒耳的求教声。守在门外的随从怎么也听不下去了，只好用手堵住耳孔，泪水模糊了双眼。   
    米勒博士深知张学良所受的痛苦，如同亿万毒虫咬噬般的烧灼与痛痒，但他为了彻底根除毒瘾，停用了镇静剂和麻醉药，残酷地严守规定。两周之后，奇迹出现了，张学良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在米勒博士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苦海，戒除了毒瘾。   
    张学良曾说：“我戒除了嗜好后，好像全身的血液换了新的一样，但四肢无力，身体还虚弱得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学良的体重迅速回升，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也大大改善了。一个月后的张学良如同脱胎换骨一般，又恢复了往日的潇洒神态，在上海疗养院的卡维医生的陪同下，带着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一帆风顺地踏上了赴欧洲考察之路。   
    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张学良特意亲送5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8、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晚年曾写过一首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年轻时代的张学良，确实是个多情种子，他浪漫狂爽，自诩“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   
    张学良的女朋友很多，其实他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大多数是女人追他。在这方面，张作霖不管他，当初，张作霖只要他同意和于凤至成亲，就默许他在外面再找女人，对张学良的婚姻既施以高压，又出于放纵。张学良在女人问题上，一开始就存有一种未遂心意的不满足，虽然后来和于凤至夫妻美满，并没有出现张作霖预料的分居现象，但张学良潜意识里总想要去另辟蹊径，所以，早年常有风流韵事，人称“花花公子”。   
    张学良曾不客气地说过：我有好多女人，不是女朋友，我指的是跟我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但都是与我政治上没有关联的女人，都是在酒饭、打麻将一类事情上交往认识的。   
    溥杰的前妻就是其中之一，张学良跟溥杰很要好，但他跟溥杰的太太有暧昧的关系，当时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张学良曾劝溥杰做个军人，并要他到自己的讲武堂念书，毕业后留下来在自己的军队任职，溥杰听后心动，但后来他的家人劝他不要来，说张学良把你弄到奉天，会把你弄死的，因为张学良和你太太有关系。溥杰害怕了，后来就没有到讲武堂去念书。   
    溥杰的前妻姓唐，是个满人，她家世显赫，光绪的珍妃、瑾妃都出自她家，她管她们叫姑，因此，她从小便在宫里长大。她父亲当过驻藏大臣。这位溥二奶奶是跟着瑾妃长大的，宣统皇帝很喜欢她，她几乎就要成了溥仪的人了，但瑾妃说她这个人不能当妃子，因为她的性情太淫荡了，因此她就没有被选上妃子，而是嫁给了溥杰。   
    溥二奶奶早就对张学良有心了，一次，张学良和朋友们在北京饭店吃饭，恰好溥杰和溥二奶奶也在那儿，由张学良的一位亲戚牵线，溥二奶奶便结识了神交已久的张学良，并邀请张学良第二天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张学良答应了。第二天到了溥杰家，溥二奶奶拿出一本厚厚的贴得整整齐齐的新闻剪报本给张学良看，张学良打开一看，惊呆了，里面贴得满满的全是近几年来报纸上有关他的消息和图片！溥二奶奶之意，不言而喻。于是，张学良就和她好上了，张学良非常喜欢她，而且还差点娶了她。   
    溥二奶奶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子，她有心计，会做人，还常常耍耍小手段。她也有点小才气，能写诗，善作画，但她最大的缺点是惯会作假，张学良是最恨人家作假的，后来他发现溥二奶奶的画是人家改过的，诗也是人家替她做的，继而他又发现她这个人完全是玩假的，可是张学良还是很喜欢她，他直到晚年还说：“她混蛋透了，她要不是坏蛋，那我就会娶她的。”   
    另外，张学良还曾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的妹妹同居了一年多。那是中俄会议后不久，王部长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和妹妹到奉天来。当时张学良对王部长的女儿一见倾心，可是，王部长的妹妹却对张学良情有独钟，她见张学良对自己的侄女有意，便动起了心思。张学良给王小姐寄照片，写信，王部长的妹妹全都把它们扣留下来，不让王小姐知道，并且自己给张学良写回信，一来二去，张学良也就和她好上了，那王小姐一直蒙在鼓里。   
    天津最有名的梁家，怡和洋行的梁买办有四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四小姐一直钟情于张学良，张学良也很喜欢她，经常跟她开玩笑。梁四小姐有一天正色道：“张先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张学良还是笑嘻嘻地说，我喜欢你啊，我当然喜欢你啊，还逗她说：“那你呢？”梁四小姐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也喜欢你。但你不要那样跟我逗着玩了，你喜欢我，你真能娶我吗？”后来，梁四小姐嫁给了叶公超的哥哥，她嫁了以后，张学良还到她家里去过，她抱歉地对张学良说：“张先生，你到我家，我无法请你吃一顿饭，我没有钱请你吃饭。”   
    原来，梁四小姐出嫁时，她父亲见叶家很有钱，就没有多陪送她嫁妆，仅给了她四千多块钱，这样一来，叶家就看不上她了。梁四小姐结婚后，生活过的很不好。一次宴会上，一个交际花拼命地向她丈夫灌酒，她在旁劝了一句：“你的病刚好，少喝一点吧。”谁知她丈夫过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梁四小姐这下彻底心灰意冷，自杀了断。张学良一直很怀念她，说：“可怜啊！她是很刚烈的一个人呢。”   
    但是，张学良虽然爱女人，但他并不乱来。在男女生活上，他并不像外间传闻的那样是一个放荡无羁的花花公子，他从不与部下的太太有任何暧昧关系，连玩笑都不和她们开。甚至张学良家里的人，也不许和她们来往，部下们的女儿们张学良也不许她们到家里来玩。他怕招凤惹蝶，惹人说闲话，这是张学良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做人的界限。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在北京时常去北京饭店跳舞，但并不轻于接近小姐、太太，只是常找一位年长的太太做舞伴。一次那个太太倚老卖老地问他：“张先生为什么不找别人，专爱找我做舞伴啊？”张学良回答说：“和你跳舞，我家里的人都会放心。”此话不胫而走，一时成了社会趣闻。   
    张学良认为交女友未尝不可，但他最反对有“狗肉将军”之称的张宗昌到处找女人的那种作风。有一次在前方作战，张学良和张宗昌同住一房，中间仅有一张布帘隔着，张宗昌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三个女人，还一直地问：“汉卿，来一个好不好？”张学良假装睡着了，根本不去理他。他说：“交女朋友未尝不可以，但像张效坤那种作风，未免太下流了。”   
    张学良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一见面就谈女人，常教人听不入耳。张学良说那时西北有个名叫满床飞的女人，结识了他这位朋友，而那朋友又是以怕老婆出名的，于是采用移花接木法，叫那女人在名义上嫁给当时陇海路局的一个小局长作掩护，暗中却是他朋友的外室。张学良说，这么乱七八糟，真是荒唐之至！   
    张学良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乱七八糟得很，不能说得上是什么爱情，我年轻时是非常荒唐的。”“有一次，我父亲在我第五个母亲那儿，他冲着我说，你这小子，你当我不知道你，你尽出去跟人家混，混女人。我可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但你可别叫女人把你给玩了。我的五母亲在旁边说，得了吧，你的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他呢。”“但是，我问心无愧，我除了好点色之外，没有出过旁的错。”   
    台湾《时报周刊》记者曾采访张学良，问他：“有人说你是花花公子，你是怎样看的？”张学良剖白自己说：“我从来不是花花公子，不过现在你们也许可以说我是个花花老人。你们看，我现在花最多时间的地方就是床上，有时候早上11点才起床，吃过中饭又去睡，一觉到3点，你们说我浪不浪漫？”

第四章 少帅时代1、断发化装，秘密奔丧（1）

    张学良得到父亲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时，正和众亲友在一起，这天恰巧是他的生日。张学良因为自己年轻，在军中多年，从未作过生日，这一天上午十时左右，仅有杨宇霆、孙传芳和军团部各高级人员及少数亲友聚集在万宇廊聚会，突然接到奉天密电：“雨帅皇姑屯遇难，速回奉料理善后。”如晴天一个霹雳，张学良强装镇静，随即决定军团部立即撤离北京。   
    为防不测，张学良在崇文门上车，他的专用小汽车开到东便门才装上火车。快天亮时，专车在黄坡稍作停留，司机伊雅格奉命去天津打探张作霖的消息。伊雅格驾车进入天津后，通过英国通讯社证实“张大帅被炸”的确实消息，于当日下午4时返回张学良处报告，张学良听罢，命令伊雅格马上将车直开军粮城，路过天津时不要多停留。伊雅格后来又从天津买了几份报道“张大帅被炸”消息的英文《明星报》带回军粮城。张学良看了报纸后，知道了一些具体情况，但他并不知道父帅已经去世了。   
    专列在抵达滦县时停了下来，张学良和杨宇霆在车站附近一座山顶的小庙里住下来，在这里，为部署撤军，张学良停留了大约有两周时间。6月8日，鲍毓麟旅由北京撤经通州，取道古北口回奉途中，遭冯玉祥部队袭击，被缴了械，张学良为此大伤脑筋。同时，如何阻拦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残部撤回奉天也迫在眉睫，急待安排。诸事繁杂，头绪万千，张学良为此忙得寝食难安，身心疲惫。其间，还不时因挂念父帅伤势而忧心如焚、归心似箭。6月17日，当一切部署安排就绪之后，张学良再也等不住了，他要尽快赶回奉天，看望被日本人炸伤的父帅。他把部队指挥权移交给杨宇霆，匆匆踏上反奉的列车。   
    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将他漂亮的“大背头”破例剃成了光头，临行前，他又换上灰色士兵服，削光了小胡子，并在脸上贴了块膏药。他找来卫队营营长崔成义，神色严肃地对他说：“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停了一会儿又说：“老帅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在途中对我有所留难，你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张学良事先已料到日本对他会有所防范，因此，乔装易容，化装成伙夫模样，佩带“王德胜”符号，夹杂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里，随行的有他的私人医生马扬，此人南满医大毕业，日语说得流利，也化装成士兵，防备万一出事，好与日本人周旋。   
    列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停下来上水。这时，三个日本宪兵过来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们回答称是崔成义营长。三个宪兵转而向崔成义发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崔成义镇定自若地回答：“我们到奉天另有任务。”   
    “张学良军团长在车上吗？”三个宪兵左顾右盼，接着问。   
    “张军团长不在，他还在滦州督军呢。”   
    三个宪兵仍不死心，又巡视了一周，不放过列车的每个窗口，确信张学良的确没在车上后，这才如释重负地走开了。   
    列车在山海关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后，继续前行，途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车站站长似乎事先约好了一般，都登上专列查看张学良是否在车上，卫队营长崔成义和士兵们沉着应答，巧妙周旋，蒙骗过各站站长的检查，掩护张学良安全过关。   
    专车继续东行，驶到新民车站时，张学良嘱咐崔营长：“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崔营长遵命，站在车窗口前，一眼不眨地盯着窗口外。专列驶过兴隆店后，崔营长即向张学良报告：“军团长，列车就要经过大帅遇难地点了。”此地距皇姑屯车站只有一余里，张学良闻报，探身向外观望，列车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时，张学良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   
    列车最后到达奉天西边门车站停下，先由副官谭海下车探视情况，发现只有黄显声一人在车站迎候，整个车站无异常现象，于是，张学良下车，随黄显声、谭海横穿铁道线向东急行，避开车站出口，坐进早已在那里暗中等候的汽车里。为暂避世人耳目，汽车没有直奔大帅府，而是先到伊雅格家小憩。当天深夜，伊雅格亲自开车，将张学良秘密送进帅府。   
    张学良一进帅府，就急切地询问父亲的伤势，当他得知父亲已去世近半月时，如五雷轰顶，匐伏在灵前号啕大哭。这一夜，张学良精神恍惚，魂不守舍，痛苦至极，往事一件件浮上心头，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怎么竟已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了呢？他怎么也接受不了！猛然间，他想到那日算的卦，乩语上赫然四个字“大帅归矣”，真的竟一语成谶？！   
    那天，在漆黑的夜幕下，张学良凝望着父帅乘坐专列隆隆远去，他的心里沉甸甸的，他对临行前父亲对日本政府的强硬始终心存不安。回到中南海的万宇廊时，副官吴泰勋正在室内扶乩问事，张学良一贯对迷信占卜不感兴趣，那天却突然凑上去说：“替我乩乩大帅此行的吉凶祸福！”副官应命而去，不久他那乩语上批出四个大字“大帅归矣”！张学良当时只是轻松一笑，说：“此乩不灵，谁不知道大帅他已经返回奉天了！当然是归矣嘛！”没想到，一语成谶，父帅他，真的••••••，想到这，张学良心如刀割，悲从中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直下。   
    又想到父亲出事那天是6月4日，正好自己28岁的生日，怎会如此巧合？冥冥中，莫非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不成？父子情深，张学良再也不忍在这天过生日了，此后他的生日他不要了。   
    人死不能复生，父亲死后留下的大摊子还等着他去解决，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张学良擦干眼泪，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少帅。他一面尽可能地继续隐瞒张作霖之死的真相，一面迅速地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他首先模仿父亲的笔体，草拟了一个手令：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最后，写上张作霖的名字和一个“铣”字，盖上大元帅印，落款时间为16日，表明是在张学良回奉之前行的文。然后，由刘尚清以奉天省长公署令的名义公布张作霖的“手令”，6月1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官商各界纷纷前来拜谒，全城悬挂五色旗，表示祝贺，各国领事也赴督署致贺，奉天人心，遂趋平静。

第四章 少帅时代1、断发化装，秘密奔丧（2）

    6月20日，张学良发表就职通电，电文曰：   
    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巨。当此任事之始，敬以至诚之意，倾吐素抱为我父老陈之：（一）、学良束发从戎，屡亲行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闾舍丘墟，列郡则捐税苛烦，商民停业，贫者将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于何有？学良上年战胜，渡河以后即有弭兵之电，言之綦详，事变相乘，夙志未遂。自今以后，谨当尊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之一。（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交邻亲善，古有明言，东省地介边陲，尤宜讲求外交。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之阴谋，祈达共存共荣之目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二。（一）东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然古有明言，兵在精不在多，比年因战事发生，编制不无冗滥。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但使畎亩中多一耕农，即社会不少一游惰，彼时生产之力日增，军费亦因之自然日缩，袍泽同感生存之乐，而饷需亦无竭蹶之忧，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三。（一）奉省金融困滞，公私痛苦同深，勉事补苴，终非善策。自今以往，当励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蠲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四。（一）至于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企同风，此我父老敬告者五。以上所列，上之则，秉承于庭训，内之则发动于良心，端绪虽繁，精神不贰，志愿所在，生死以之。敢布腹心，敬希公鉴，谨请明教。   
    6月21日，张学良又接见路透社记者，畅谈他的新政纲要点，天津《大公报》3日后发表张学良谈话，内容如下：   
    张氏以连年用兵，人生已不堪其苦。伊之政见大纲，将为维持和平，内部整理则在注重教育。伊父生前之财产共值1000万元，特用作推广三省教育之用。关于工业及经济之发达，必设法提倡及赞助。至于外交，必谋取消不平等条约，同时并欢迎外资之合作，但不应附有任何特别权利。   
    对于日本，张氏认为可和平解决种种悬案。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之一部分，吾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决以全力破坏此图谋。东三省与国民政府不能成立亲善谅解之难关，在于国民党无一定之主见，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   
    以上的通电及谈话，可以说是张学良的施政方针。虽然说遵循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实际上是不再参加内战，实行精兵简政，对外实行睦邻政策，对内提倡实业，发展教育。这个施政比他父亲张作霖穷兵黩武、争夺中原的扩张政策要开明多了。   
    同日，张学良正式向外界公布了张作霖逝世的消息，并令人在哀挽录、行状内填上“21日”这个假日期，以此隐瞒日本人。   
    此时的张学良，虽然就任了奉天督办之职，但还远远未成为张作霖权力的继承人。在奉系中，继张作霖之后，可以执掌军政大权的有3个人：一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吉林省督办张作相，长期以来，是第二号人物，他对张作霖极为忠诚，待人忠厚，处事稳重，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很高；二是长期担任张作霖参谋长的杨宇霆，此人有运筹帷幄之才，智谋过人，对奉系的发展和壮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得张作霖的器重。但杨宇霆恃才傲物，人缘不好，老帅陨落，威望骤减；三是张学良，未及弱冠，肩负大任，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这时，他基本上掌握着奉系军队，是他父亲悉心培养的接班人，只是尚未到而立之年。张作霖在世时，涉及政治问题，都是张作霖和他的亲信幕僚共同策划，做出决策。在这方面，张学良缺乏政治经验。   
    因此，张学良不敢以东北最高统治者自居，而是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名义，推举他的老把叔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司令，他自己则甘居奉天保安司令的职位。为此，张作相极为动情，固辞不就。他认为东北是张家天下，应当子承父业，而且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堪负重任，他对张学良说：“如果老帅安去，我可以接任，但今天老帅殉国，我必推你继之。”然后又以老前辈的身份说：“你好好干，公开我一切都服从你。私底下你还是我侄儿，你干不好，到后房间我会拧你耳朵，打耳光子。”张作相在奉系老一辈中最有威望，由于他的全力推荐，再加上，当时东北文武官员，多抱有“帝王传子家天下”的心理，所以也都一致拥护张学良。此时，杨宇霆还在昌黎主持关外的奉军军务，不在奉天，但他也发来通电，表示老帅过世，子承父业，以东北三省大局为重，拥护张学良为东北军政首脑。   
    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上，张学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4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宣誓就职。   
    至此，东北政权顺利完成了移交，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张学良的“少帅”这一非正式却极为流行的称呼，此时才算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东北开始了少帅统治时期。

第四章 少帅时代2、尊师重教兴办学校

    少帅张学良不仅是个称职的军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就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当天，亦同时兼任了东北大学的校长。   
    张学良是个颇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视教育为东北的希望，视人才为东北的未来。早在1921年，他自日本观操回国后，就痛感东北人才之缺乏，教育之落后。他频频向父亲张作霖力陈：“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加速培养人才，败在日本手下就不是一句戏言。”终于，1923年张作霖同意创办大学。张学良撤销了原来的奉天高等师范学院，利用其原有的设施，将其扩建成东北大学，这件事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惊慌，他找到当时的奉天省省长，后来也是东北大学首任校长的王永江，向他提出：“你们不必办大学，你们若要想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东京去，我们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学良知道后，断然拒绝，“这是我们自己的事，由我们自己决定。”于是，1923年9月，东北大学正式开学。   
    1928年以后，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日本觊觎东北的野心，更是把培养爱东北、爱祖国的人才视为当务之急，他说：“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我国文化落户，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为表示重视，张学良亲自担任东北大学校长，这并非挂名或荣誉职务，除决策学校发展大计外，张学良还事必躬亲，参与学校具体事务的管理，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当时东北经济十分困难，军队需裁军，机构要调整，人员在精简，但教育规模不仅不减，反而大为扩展，将原有的文、法、理、工四科改为四个学院，并增加农业、商业和教育三个学院，组建成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教育经费也大幅度增加，1926年仅为51.7万元，1929年即增至132万元。张学良还个人捐资300万元，用于扩建校舍，充实教学设备，同时又捐助父亲张作霖遗产30万元修建罗马式体育场。此外，还拨给常年经费150万元，远远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在张学良的关怀和重视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陵新校舍得以扩建，改变了以往因校舍分散而办事不便的积弊。同时又兴建了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纺织实验室和教授俱乐部、罗马式体育场等，规模之大，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东北大学学生最多时达到2000人，人才之众，在各大高等学府中也是遥遥领先的。   
    张学良深知，教育之本，在于师资，因此他很注重延揽人才，礼贤下士。他公开向全国招纳英才，不惜重金礼聘。名流如章士钊、罗文干、肖公权、刘士传，学者如梁漱溟、黄侃，老数学家冯祖荀、建筑学家梁思成、刘如松、化学家孙国封等，都先后执教于东大，张学良均优礼厚币，恭敬有加。当时的东北大学，一般教授月薪已达400现洋，列名全国之冠，最高者竟达到800元，在国内学界更是绝无仅有。当时的东北大学，教授近百名，博士数十人，有一支力量极强的教学队伍，牢牢地贯彻着张学良“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后来设立的萃升书院，聘请词章家高步瀛、桐城派王树柟、吴闿生等前来讲学，学术空气，极一时之盛。   
    东北大学在张学良的重视、引导下，蓬勃发展，很有些新气象。为适应当时的学制，东大招收高中毕业生，不再经过预科。因人才的急需，张学良又规定虽非中学毕业生，但具有同等学历者亦可报考，不分籍贯，全部免费。并在南校添设夜大学（称东大夜校），使无大学学历的各级职员，也能有读书深造的机会。当时东北尚无女子大学，高等学校也不招收女生，张学良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也应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东北大学开始兼收女生，首期录取50余人，校长夫人于凤至带头在政治系插班听课，率先冲破男女不同校的禁律。女学生毕业后，不少被分配到张学良的军事总部工作，开了军事机关有女职员的先例。   
    与当时全国其他院校毕业生自谋出路不同，张学良对学生的前途很负责，规定各系各专业毕业生名列前茅者，均由学校资送英、美、德、苏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或在东北大学任教，或在政府部门任职。文学院毕业生分配至文教、政经、司法各部门任职，理工科毕业生分配至各实业部门。   
    东北大学的初试成功，并没有使张学良满足和陶醉，他的眼光投得更远，步子迈得更大，他相继又创办了男女同泽中学和各级小学，使东北的教育大、中、小学一应俱全，连贯配套。   
    同泽中学始建于1925年，1926年重建新校舍，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学校已发展成从初一到高三均有的完全中学。学校的设施精良，教学大楼、礼堂、实验室、仪器室、图书馆、阅览室、体育馆和食堂、宿舍等应有尽有，还特别装有暖气设备，为当时一般中学所望尘莫及。教师待遇优厚，每周上课1小时，即给予津贴现洋1元6角，吸引了许多优秀教师到同泽中学来兼课，形成同泽师资阵容强，教育质量高的大好局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皆采用英文原本，由美国运来，所以同泽中学高中生的英文水平特别好。学校每年还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开拓视野和增加知识面，低年级到抚顺露天矿，中年级到大连，高年级到京、津、沪等地。学生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有话剧团、歌咏队、乐队和球类校队。   
    同泽女校开办于1928年，开学前夕，张学良在《同泽女子中学一览》中道出了其兴办女学的初衷：   
    “自文教东暨，人渐知女学之重，于是学校不足以容，试可而被摈者济济也。去年余督师保阳，军书之暇，延见乡人，辄以吾省垣之大，而女校无几，相为感喟。余在故京，若陆军大学、民国大学，经费中断，余一力资助；今桑梓之地，如何可忘？因定创办同泽女中之议。......尝慨吾国旧俗，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其读者，又惟学刺绣，工词章，而鲜实用。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   
    张学良对女校极为关怀，不但他自己亲任该校董事长，夫人于凤至亦为董事，特聘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王捷先为校长。学生供给膳宿，冬天还每人发一件厚呢大衣。女校采用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实际还有一年补习班作为基础。高中采用选课制，为各中学之首创。另外，学生成绩评分方法，同泽女中采用“超、良、中、可、劣”五等评分，与当时奉天各校的百分制相映成趣。   
    从小学教育抓起，培养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新人，是张学良一贯的教育思想，因此，除了大学、中学外，张学良还在各县办了许多小学，统一取名为新民小学。   
    当时东北农村很少有正规的小学，有的地方只有私学馆或半土半洋半私塾性质的学校。张学良深感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从父亲的遗产中结算出1000万元，作为东北文化教育事业经费，计划在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的一百几十个县里，每县办一所模范小学，让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   
    张学良首先个人出资在奉天省设立了36所小学，实行新教育。这批新民小学由张学良直接领导，亲自委派校长，统一建筑校舍。随后，其他各地的新民小学也陆续建立，张学良不顾政务繁忙，均亲自过问。他还以夫人于凤至为户名，每月初从“汉卿教育基金”中，专门拨出办学经费，专款专用。   
    新民小学学制6年，分初等学制4年，高等学制2年，用的教材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每所小学还各赠万有文库一部。学校不收学费，并统一发给墨盒，只要求学生自费由学校统一做一套蓝布操衣和大盖操帽带红箍。教师待遇优厚，薪金是当时国内小学教员中最高的，最低月收入也有35元，比南京政府属下的小学教员的月薪几乎高出一倍。学校师生得到如此资助，倍受鼓舞，人人发奋，个个图强，学校蒸蒸日上，办得很有声色，深受民众的欢迎。   
    张学良通过派督学的形式对学校直接领导，督学到各校视察时都强调张学良的办学宗旨是对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反抗外侮，因此，教员在课堂上多会讲述国耻事件，激发学生爱祖国反抗外侮的思想。   
    新民小学还注重训练学生自治能力和守纪律的精神。当时一般小学只有级长，新民小学却设有学生会，主席下还有体育、纪律、生活等委员。童子军组织也很正规，除练操外，还抵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在广大民众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1年元旦，张学良在自己的别墅里召开辞旧迎新元旦联合会。他特邀了东北大学、男女同泽中学、新民小学等师生代表出席联合会，席间，他高兴地说：“东北教育形势大好，大中小学成龙配套，特别是东北大学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总旨已经初步实现。”他站在二楼凉台上，并即席赋诗一首“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勉励大家好好学习，锻炼身体，爱国爱家，努力奋斗，师生们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了张学良校长的期望。   
    军阀常视军队为命根子，军人常有重武轻文的毛病，张学良能放弃扩军，选择助教，其胸襟见识远非一般草莽英雄、赳赳武夫可以比拟。在张学良主政的三年多时间里，东北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培养出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后来团结在张学良身边的大批主张联共抗日的文武官员、热血青年，绝大多数是由东北培养成才的俊杰。

第四章 少帅时代3、强健体魄倡导体育

    张学良活泼好动、喜热闹的天性使他十分热衷于体育运动，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积极地加以宣传和推广，在他看来，“运动足以代表国家民族的精神”，“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重体育”，所以，在他主政东北期间，创造了不少我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新式体育场；他促成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了奥运会；他资助中国出访的第一支女篮；他还在辽宁举办了首次中外运动员对抗赛。   
    从1915年起，东北的一些学校开始出现体育活动，在凤城、大连、奉天也相继召开过运动会，但还很不普及。后来，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起，在东北和直隶、山东、山西等省举办华北运动会，各省轮流举行。1921年，第九届华北运动会决定在奉天举行，这对东北，特别是奉天的体育事业是个极大的推动。张学良时任东北军旅长，他积极参与运动会的筹办工作，负责监督指挥建造新式体育场，并担任代理会长主持运动会的进行。运动会盛况空前，有近6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仅奉天一省就有400多名参赛选手，为各省之最。张学良对各省远道而来的运动员，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此次运动会为张学良支持发展东北体育事业的开始。   
    1928年，张学良就任东北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慷慨陈词，鼓励学生好学上进，提出“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办学宗旨，希望造就“完全之体育人才”，“振兴东北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次年在他的提议下，教育学院成立了三年制的体育专修科，招收体育较好的高中毕业生和运动员，第一期录取了公费学生约50名。为培养体育人才，提高田径运动水平，张学良不惜重金聘请师资，科主任郝更生，教授宋君复、王文林、吴蕴瑞、申国权，均是留美和留德的高才生，分别担任体育理论及技术课的教育。当年张学良更是以月薪800两白银，另配轿车一辆的壮举，聘请到德国长跑专家担任田径教练，后来全国田径冠军刘长春即由他训练成才。   
    第九届华北运动会之后，因连年战祸中断了几届，经张学良积极提倡，多方努力，又得以恢复，定于1929年5月在奉天召开。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分别担任了此届运动会的正副名誉会长。在开幕式上，张学良因军务繁忙，未能亲临参加，但他委派其弟学铭代表他向大会致欢迎词。下午3时，张学良赶到会场，兴致勃勃地走到田径场的沙坑边，脱掉外衣，穿着白汗衫和短裤，参加跳远比赛，全场欢声雷动，为他加油。此后几天的比赛，张学良每天都必到场观看，有一次正逢标枪比赛，开赛前，他也兴致盎然地试掷了一次。在这次运动会上，得到张学良支持和培养而倍受鼓舞的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在100米决赛中创造出10秒8的全国最高记录，在远东也排名不俗，闭幕时，于凤至亲自为他颁奖。至此，东北大学的体育运动一跃成为全国之冠。   
    同年夏，张学良又在东北大学兴建了可容纳3万人的现代马蹄形体育场，实现了他很早就想在沈阳建筑现代大型体育场的愿望。在当时，这座体育场无论是规模，还是设施，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对东大体育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0年4月，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在张学良的积极倡仪和支持下，东北各省均派代表团参加，仅辽宁省就选派了123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和球类等的比赛。在这次全运会上，东北运动员大显身手，不负众望，成绩斐然：短跑名将刘长春一人独得3项冠军，轰动全国，成为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杭州市政府为了庆祝他取得的好成绩，竟将通往体育场的大马路改名为长春路；哈尔滨巾帼英雄孙桂云独得两项第一，杭州也把一座桥命名为桂云桥；男子19项比赛，辽宁获6项冠军和男子田径总分第一名；巾帼不让须眉，辽宁女子毫不示弱，也取得了一项冠军和总分第四名的好成绩。   
    随后，刘长春和孙桂云代表国家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张学良慷慨解囊资助3000现洋，勉励他们为中华民族争光。   
    为了进一步培养尖子运动员，尽快提高整个民族的体育运动水平，张学良还特别邀请了德国、日本的一流运动员来沈阳，同中国运动员一起进行比赛，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使中国运动员能取长补短，了解到最新的体育动向。   
    闯东京，赴大阪，战京都，东北大学篮球队和足球队在张学良校长的支持和资助下，第一次远征海外，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受托负责联系安排比赛事项。此次出征，篮球赛三胜一负，足球赛二胜二负一平，东大学子以异军突起之势，令日本体育界大为震惊，使一向讥讽中国为“东亚病夫”日本朝野从此刮目相看，再不敢小觑。   
    1931年春节前，《上海时报》以头版头条套红大字标题“争看东北捉海贼”，报道了东北大学篮球队以悬殊比分战胜久霸上海篮坛，实力雄厚的美国军舰海贼队的消息。赛前，人们对东大队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然而，赛场上东大队员配合默契，冷静沉着，敢打敢拼，智夺智攻，竟奇迹般地以37比21大败海贼队，为国家和民族争了光。赛后，上海观众群情激昂，将东大队员团团围住，不断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的脸面。张学良获悉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致电表示祝贺，电文中“东大健儿，为国争光，雪我东亚病夫之耻辱，弘扬中华民族之精神”的赞扬使队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千万同胞挣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体育界人士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成立了“东北体育协进会”，组织东北四省的体育运动代表队，参加全国运动会及华北运动会等大型比赛，呼吁全国团结起来，收复东北。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在南京召开，当东北四省代表高举队旗步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此次全运会，东北健儿刘长春再创佳绩，以10秒7的神速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律，这一记录后来一直保持了25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前夕，才被新一代的运动健儿打破。之后，1933年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1934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和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东北四省均派队参加，成绩不俗。   
    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开幕时，东北四省代表进入会场时，主席台对面打出“收复东北”的大幅标语，全场鼓掌欢呼，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一时摄人心魄，振人肺腑。这个场面大大刺激了日本驻津总领事，他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东北队参加比赛的资格及所谓不友好的标语口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未予理睬，日本总领事竟以退席相要挟，但他也只能是“退席”而已。   
    张学良身兼数职，政务繁忙，但他仍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育事业，还经常个人出资赞助体育活动，1931年5月，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作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支出访的女篮东渡日本参赛，南京政府分文不给，张学良慷慨解囊，资助了全部经费，结果女篮在日本5战5胜，回国途中又应邀访问朝鲜，也同样是3战3捷，大振国威。   
    在张学良的认识中，体育是强国之本，用健全之身体，才能求精妙之学问，才能作有效之抵御，所以，他积极倡导各种体育活动，东北各种类型的运动会也开得热火朝天，在他主政期间，可以说是东北体育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

第四章 少帅时代4、开男女混泳之先河

    张学良迷上游泳，始于1930年，那时，他在大连葫芦岛看到士兵在大海里畅游，非常羡慕，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开始时，他是在军舰上用绳索缚住身体，让警卫员把他吊到海水里练习，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终于能甩掉绳索，在海里游上几十米。张学良为此很得意，在葫芦岛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上几十分钟。   
    1934年，张学良奉命驻节湖北武昌，湖北是水乡，素有千湖的美名，游泳较为普及，军政繁忙之余，张学良总是千方百计抽出时间游泳。当时，设在武汉大学内的东湖游泳池刚刚建成，湖水清澈见底，张学良闻讯，心痒难耐，兴致勃勃地驱车前往。到了东湖，张学良迫不及待地想尽情享受一番游泳的愉悦，他跳入水中，重施在海上游泳的技巧，不料游泳池的水和海水不同，浮力较小，他的旧技失灵，身体慢慢下沉，幸亏池内水浅，他双脚踩住池底才未出问题。此次虚惊一场，使张学良痛下再学游泳的决心，在武汉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浚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在内湖游泳，泳技大为提高。   
    30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陈规陋习，比如许多人仍视女子游泳为有伤风化，有损国风，就连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校方规定：禁止女学生游泳，不开女生游泳课。张学良大不以为然，他在东湖精心导演了一场男女同在一池水中畅游的喜剧，使“不准女学生游泳”的禁令不攻自破。   
    那天，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及高级军政人员与夫人再次来到武汉大学东湖游泳池，他首先让赵四小姐下水，而后又带头跳入水中游起来，在张学良的带动下，众人及夫人也都纷纷入池，游得不亦乐乎。此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武汉大学传开，顿时轰动整个校园，全校师生尤其是女生纷纷赶到游泳池附近，好奇地在警戒线外围观。事后，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浚借张学良之“东风”，向校方递交了建议开设女生游泳课的报告，校方面对现实，不得不开禁，虽仍订立了诸如女生上游泳课时，男生不得擅自逗留池边等规章，但较前不准游泳已大大进了一步。   
    是年9月的一天，长江两岸，万人空巷，汉口码头，彩旗飘扬，武汉有史以来首次横渡长江的游泳比赛在此拉开帷幕，这是张学良驻节武汉后，为强健人民体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而亲自倡仪并主持的震惊中国近代体坛的一个壮举。   
    比赛前，担任总裁判的袁浚曾担心，横渡时禁航会和外国商船发生冲突，张学良果断地回答：“在比赛这天，所有船只不得通行，外国商船也不例外，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比赛当天，外国船只虽然蠢蠢欲动，但看到张学良将军亲自出面，威严下令，只得乖乖地收敛起来，停泊在港口码头边。   
    随着一声令下，参加比赛的游泳健儿们，在武昌黄鹤楼前横渡天堑，一直游到汉口五码头才上岸，全程5000米。武汉三镇倾巢而出，围观助兴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盛况空前。比赛结果，20岁的武汉警备旅战士鞠华祥一举夺得了冠军，张学良激动得把一枚刻有“力挽狂澜”字样的银质奖章颁发给他，以资鼓励。

第四章 少帅时代5、中国首次参赛奥运少帅慷慨资助

    自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之后，到1932年已经举行了九届。以往历届奥运会中国都只派一名观礼员出席开幕式，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时才有了改观。这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首次正式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比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将东北的傀儡政府“满洲国”推上国际舞台，意欲派短跑名将刘长春和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代表伪满选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时刘长春已随东北大学同学流亡北平，大连日本当局就数次到他家，许以高官厚禄，令其父母将儿子找回来。不久，伪满各报竞相登出刘长春、于希渭将代表“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此消息传到平津，四方哗然，体育界、教育界及各进步力量纷纷义愤陈言，要求中国政府表态反对，然而南京当局却没有采取丝毫措施。张学良看到报纸后，又着急又惋惜。刘长春出于民族义愤，当即公开声名：“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张学良读罢，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连声赞叹：“好样的！好样的！”此时，少帅已初萌帮助刘长春的想法。   
    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体育科首届毕业典礼上，张学良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以挫败日伪的政治阴谋。于希渭因在大连，受到日本人的监视，无法脱身入关，只好称病在家，表示拒绝代表伪满参加奥运会。然而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仍准备象以往一样，只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作为观礼员参加奥运会，此举引起国民同胞一致反诘：为什么不派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政府怕得罪日本，不敢表态，也不拨经费，而体协本身又没钱，所以刘长春无法参加奥运会。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决定去找校长张学良商议此事，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慷慨解囊，拿出1600美元作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两人参加奥运会的经费。   
    有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有了张学良校长的直接资助和关怀，刘长春按时来到了洛杉矶，代表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运动场上。开幕式上，他手擎国旗作前导，后随观礼员沈嗣良和教练宋君复等5人，昂首挺胸，毫无惧色。虽然中国是这届奥运会中最小的队伍，但刘长春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在他的身后，是张学良和千千万万的祖国同胞关注的双眼！

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1）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的题为《哀沈阳》的“感时近作”两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不难看出，这两首打油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为：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抱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原诗中的小怜，为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如花，喜穿戎衣，见宠于皇帝高纬，被封为淑妃。时值北周军入侵，晋阳失守，正在围猎的高纬欲率军南下，但小怜恃宠撒娇，非要再猎一围，致使痛失反攻良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北周军渐感不支，迨值城垣崩毁之际，高纬突然下令停攻，他想炫耀一下武力，让小怜目睹他大军破敌的壮观，博小怜一笑，而那时小怜正在梳妆，费时良久，北周军借机得以喘息，抢修城防。待高纬携小怜并马在高地观赏攻城之战时，北齐军后翼稍作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惊呼：“我军败了！”高纬不知内情，迅速撤离战场，以致军心动摇。结果，北齐军一败而不可收拾，终于灭亡。   
    马诗发表时，适逢“九•一八”爆发不久，不言而喻，马君武是借高纬的故事讽喻张学良不重江山爱美人，在“九•一八”之夜置危急国事于不顾，犹与赵四小姐、朱五和胡蝶沉湎酒色，翩翩起舞，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此诗一经发表，瞬时便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被传诵一时。南京政府趁机煽风点火，授意各报广泛登载，使张学良不抵抗的传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愈传愈烈；与此同时，别有用心的日本新闻界也争相转载，并故意捏造有关张学良的种种桃色新闻，特别是它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大肆宣扬张学良与胡蝶在北平不仅相与跳舞，而且过从甚密，将两人照片并列报端，甚至还有张学良送给胡蝶10万元作为酬劳之说。如此混淆视听，张学良遂被国人普遍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抨击，胡蝶更是被诬为“红颜祸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马君武对此诗甚为得意，他夸口说他的这些佳句，足以和明季吴梅村痛谴吴三桂的《圆圆曲》先后媲美，永垂青史。对于马君武的打油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小姐、朱五多年来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辟谣启事。其实，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风流韵事，尚还能讲得过去，扯到朱五、胡蝶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张学良虽然一向豪爽浪漫，“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但为人很有分寸，不会乱来。朱五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衿的女儿，名湄筠，嫁于张学良的副官处长朱光沐为妻，张学良曾是他们的证婚人。“九•一八”之夜朱五刚生一子，马君武捕风捉影，无端端把朱五牵扯进去，实属无稽之谈。后来抗战期间，朱五在香港一次宴会上与马君武不期而遇，她端了个酒杯走到马君武面前，说：“马先生，马老，你还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该好好谢谢你呢，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颇为尴尬，拔腿就走，赶紧溜之大吉。   
    至于扯到胡蝶，更是天大的冤枉。她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后来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胡蝶是当时的影后，确实曾随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赴北平拍外景，但那已是在“九•一八”之后，所谓“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纯属子虚乌有。好事者编造她曾去顺承王府拜会过张学良，马君武就进一步胡说两人曾在顺承王府拥抱跳舞，言之凿凿，好像亲眼所见。胡蝶回到上海后，才知蒙受此不白之冤。次日，胡蝶在《申报》刊登辟谣启事，郑重声明“留平50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并声称“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猪狗不如者矣。”她还严正指责马诗是别有用心。不久，明星同仁导演张石川及剧作家和演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也纷纷登启事以人格为胡蝶作证。至此，“九•一八”之夜胡张跳舞风波才获澄清。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她要不要见张学良？胡蝶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其实，马君武写打油诗讽刺张学良，有发泄私愤的成分在内。马是广西人，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资金很少。听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南开大学捐助过不少办学金，便要求见见张学良，请求捐助一笔办学款。由于当时东北局势紧张，张学良的身体恰巧又逢不适，就没有接见他，他心有不满。偏巧“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张学良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这是对他瞧不起。于是，他就到顺承王府承启处通宵达旦，不接见不走，张学良只好接见了他。对于他的请求，张学良曾询问当时的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九•一八”后，政府财政确实很困难，荆有岩认为马校长在这个时候要这么多钱，是在给我们出难题。于是，张学良对马君武的请求也只能是爱莫能助。马君武心怀怨恨，不久便在报上发表了上述两首打油诗。   
    那么，马君武的诗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呢？那倒也不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马君武写这两首诗也是事出有因的。1930年3月，张学良挥师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军，立了大功。蒋介石为酬报张学良，授意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而且授予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行政，彼时，张学良的事业兴旺发达，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身份，坐镇北平，统摄华北及东北半壁江山，成为北中国的第一号权威人物，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免有些踌躇满志，在驻节北平的这段日子里，他不仅挥霍无度，吸毒严重，且在社交方面亦有失检点，以致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   
    朱五是张学良社交圈子中的中心人物，经常陪伴张学良跳舞，但两人仅仅是跳舞而已，绝无其他；而赵四小姐自1928年起即与张学良公开同居，并生有一子。张学良的这些风流韵事，被一些人渲染、夸大，往往成为报刊上花边新闻的材料，后来便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   
    但不管怎么说，事变当天，张学良的确不在老家东北，他在北京做起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且带出了东北军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留在东北的多半是些老弱病残。“九•一八”当晚，对于张学良的行踪，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协和医院，发高烧到38度6，并有当年的病志作证；二是正在跳舞；三是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按照最流行的第三种说法，“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参加为辽西严重水灾演戏筹款，偕于凤至、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十时许，被告知沈阳有紧急电话，张学良立即赶回协和医院，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要荣臻将情况续报，但不久，长途电话即中断。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南京方面答复说：不能打。   
    事变发生时，沈阳及东北的留守主官几乎都没有坚守岗位，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回锦州私邸为其父办丧事去了，副官处长李济川从北平回锦州，向张作相转告张学良要他回沈阳主持工作时，他却说：“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大概明后天他们走了，我就回沈阳。”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迟迟不归；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事变当天为其父祝寿，大摆筵席，宾客盈门，热闹异常；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事变发生时，也不在军营内，留下主事的只是几个参谋长。   
    日军炮击北大营时，官兵们群龙无首，惊惶失措。当旅参谋长请示对策时，旅长王以哲在电话中说：“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荣臻则在电话中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王以哲和荣臻是根据张学良、蒋介石的指示，才下达如此荒唐的指令的。

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2）

    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事变后，张学良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意见都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更加深了张学良迷信中央决策、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多年来，史学界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张学良，内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对此，张学良在其与唐德刚教授的口述访谈中，郑重地予以澄清。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情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善自处理，那时都是这种话。”   
    “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当时的东北，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蒋介石调不出一兵一卒，也派不进一兵一卒，东北的财政也与南京毫无关系，所以，所谓的中央确实还只是名义上的摆设。把责任推给中央，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更是奉系军阀的根基所在。保卫家乡是情感的要求，保卫根据地是理智的要求。家乡被践踏，情感上过不去；失去根基，军阀就会成为寄人篱下的打手工具，比没有军队、没有财富、没有金钱，更加要命。张学良其人，既血气方刚，又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那他为什么还会下不抵抗的命令呢？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宁肯受点委屈啊！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啦，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帐，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的一批狂热的、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及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他一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年轻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对事变的认识程度，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不挑衅”、“不冲突”、“不报复”、“不抵抗”，惟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公理之得伸”，并认为这是处理此一事变的上策。   
    事实也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奉为圭臬。   
    尽管如此，面对日军的嚣张，张学良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痛苦至深，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出抗击日军的决心和勇气。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时，他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对东北籍旅平学生代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两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张学良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搏余一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上述种种肺腑之言，是这位所谓的“不抵抗将军”坚决要求抗日杀敌的真实流露。东北高层一些将领曾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都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亦可使强敌畏而却步。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他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义无返顾，北大营的被入侵，应是抵抗的底线了，那么他就应该奋起反抗、英勇抗击。然而，张学良最终因判断失误，犹豫彷徨之中束手无策，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这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他判断错误的呢？其一，幻想以夷制夷，企盼通过国联干涉、通过英美干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其二，认为“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醉心全国抗战，渴望出现“全国统一，全面抗战”的局面，极不现实；其三，自易帜后，诸事听命中央，过分依赖中央，而中央奉行的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其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以为只要不跟日本正面冲突，不放一枪，就使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避免事态扩大。但实际上，处处退让，以退求和，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使侵略者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其五，畏惧日本军力，力避消耗实力。张学良曾对部下说：“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在其晚年，他在采访中还说：“怎么打？打不过人家嘛！”其六，缺乏决断能力。张学良文武双全，聪明能干，但他毕竟年轻，勇猛有余，老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很难应对裕如，处理突发事件的决断能力明显缺乏。   
    由此可见，“不抵抗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纷繁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决定因素，绝非马君武“莫须有”的“更抱阿娇舞几回”等造谣诬蔑之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1）

    “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谈起他跟周恩来的交往，还是那么激动和兴奋。   
    1936年4月9日，肤施（今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一次足以影响中国现代发展方向的历史性会晤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谈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和周恩来，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两人并不相识，虽然都曾久仰对方的大名。   
    黄昏时分，顶风冒雪，昼夜兼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5人，终于如约来到了天主教堂门口，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精神抖擞，眉毛浓而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内等候多时，迎出门来。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加上事前刘鼎对周恩来形象、风度之描述，所以，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眼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走在最前面的那位的手，用不容置疑的肯定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的传奇，周恩来也早已耳闻，但一直没有机缘相识，此时初次见面，张学良的热情、豪爽果然名不虚传，周恩来也紧紧地握住张学良的手，“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一面将周恩来迎进教堂，一面谦逊地说，“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周先生是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说罢，打量着周恩来的长胡须，大笑不止。   
    周恩来被张学良的直率、豪气所感染，不无感慨地说：“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   
    “故人相见？此话怎讲？”张学良一怔，有些不解，遂问道。   
    “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在东北待过，做了你父亲张大帅三年的臣民呢，对东北人的性格我很熟悉，而且打心眼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敢情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   
    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见张学良和周恩来初次见面便如此愉悦，一见如故，仿佛多年的老友，便幽默地说：“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   
    王以哲的趣谈引来双方的笑声，气氛更加融洽，张学良却突然十分认真地说：“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呢。”   
    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都愣住了，就连周恩来也有点迷惑不解。   
    “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我们都是张伯苓先生的弟子啊。”   
    “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更加不解。   
    “我早年听过张伯苓先生的演讲，因此拜他为师。后来我抽大烟，打吗啡，也是听了先生的规劝，才痛下决心完全戒掉了。”张学良爽朗地答道。   
    话锋一转，张学良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   
    “不敢当，不敢当，”周恩来忙拱起双手，“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爱民，屡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巧妙地引入了正题。   
    “好！说得好！”张学良为周恩来机智敏捷的应对所深深折服，不禁肃然起敬，会谈在非常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双方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双方达成了一致对外，联蒋抗日的共识。对此，张学良与唐德刚教授如是说：   
    “我与周恩来，我们两人把话说得很明确。他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们立刻赞成。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陕北这个地方，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儿呆着，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   
    十日凌晨四时，会谈结束，双方都非常满意，并互相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张学良并保证：   
    “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肯定就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   
    半个多世纪后，再谈起这段往事，张学良不无感慨：   
    “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一贯重信义，守信用的热血男儿张学良，顶天立地，说话算话，他后来果然不曾爽约。从上述说法中，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他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后来他“劝蒋”屡遭挫败，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重信义、讲信用的张学良最终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等到诸种因素交织并发，他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

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2）

    此次会谈，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彼此互相佩服，惺惺相惜。周恩来在归途中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周恩来又在一封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对张学良的赞叹溢于言表。   
    张学良事后也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是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呀”！“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共产党有这样人物，必将成大功。我很钦佩他对事物的洞察力。”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