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原来仍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谍报局前线谍报单位，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并入军事部

，组成军事部Ｆ处。同一天，格奥尔格·邦特罗克上校就任Ｆ处处长，负责前线侦察，他是一位身材修

长的青年参谋军官，具有在东线工作的丰富经验。
　　这个新机构是一个完整的指挥系统，上有总理、纳粹党领袖、武装部队总司令、实际上的陆军总司

令希特勒，中间有党卫队队长、内务部长、德国警察首脑、当时还任补充部队指挥官和上莱因集团军群

司令的希姆莱以及纳粹党情报首脑和政府保安警察头子卡尔腾布龙纳，下有党卫队少校舍伦贝格，他是

政府文职人员，不仅领导着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而且领导着武装部队的部分成员。德国间谍机构混乱

的改组到此结束。
　　17.基础结构的作用
　　间谍可不象龙牙变成士兵那样，会在敌人的土地上冒出来。他们必须由人物色、加以训练、备好行

装、给予任务，把他们伪装起来、安插进去，还得和他们进行联系，付给他们报酬，有时又要把他们撤

回来。必须分析他们的报告，然后再把报告递上去。一定要把他们的档案保存起来。这一切，就是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这两个庞杂的组织机构存在的理由，也是它们的工作内容。
　　它们一开始当然是招收特务。这个任务有时比别的任何任务都使间谍头子伤脑筋，因为事实上，秘

密接近公众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这两个情报机构各自形成了一套招收特务的办法，这些办法达到希

奇古怪的地步。
　　谍报局刊登广告。战前，德国在国外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向领薪水的人，特别是政府雇用人

员，提供贷款。
　　一些债台高筑的人向谍报局申请贷款，谍报局从这些人中间挑选出它最感兴趣的人——通常是军官

、军士、或者军事机构中的官员——向他们提供贷款。如果有人不能按时还钱，谍报局就提出以提供情

报作为延期偿还贷款的条件。许多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他们陷得越深，谍报局提出的要求越高。有一

个法国骑兵中尉，因为他的情妇挥金如土，最初他只提供他那个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当他继续过

着奢侈的生活而无法偿还债务时，谍报局要他参加选拔参谋的考试。他考上了，不久就提供更高级的材

料，例如有关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年度报告。后来他争取调到了巴黎，在那里，他靠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

情报来供养他的女朋友。只是战争的爆发，才中断了这种关系。
　　谍报局还雇用侦察员去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谍报局汉堡站的经济学专家同时又是侦察员。当

他经过被占领的欧洲时，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地物色合格的人物，他发观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作为

纳粹主义的难民而获准进入英国。战争开始以前，在国外的一些德国同情者，自己不能够或不愿意进行

间谍活动，同样也在物色有可能成为特务的人。比如在威尔士，许多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憎

恨英格兰，就有一个德国机械公司的经理、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到加的夫大学讲学的人向谍报局报了名

。一九四四年侵犯法国期间，前线侦察单位的成员，从亲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如法兰西人民党、保安队

以及比利时法西斯党人等那里招募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有两个特别精明而有成就的招募人员，

他们的代号是“马雷夏尔”和“夏利”，他们在法国劳动营和维希法国“流亡”政府总部所在地德国南

部的西格马林根，找那些有希望成为间谍的人谈话。
　　战争期间，在法国的德占区和未被占领地区的边界上，有时哨兵把企图违禁到德占区探亲的法国兵

带到谍报局。波尔多谍报站帮助这些士兵成行，条件是必须保证带回情报。
　　几年以后，当同盟国的入侵开始逼近时，这个谍报站雇了一个在军事机关中工作、并同公众有接触

的人，要他：只要在川流不息的来访中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马上给谍报站打电话。然后由谍报局

的一位军官去见这个人，对他进行试探。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前外国军团的成员。
　　特殊的环境有利于招募间谍。战前，在德国和法国、卢森堡交界处，谍报局经常抓到法国间谍，然

后把他们放了，条件是给德国当双重间谍。一九四零年，当德国军队入侵海峡群岛时，他们至少说服了

被监禁在那里的一个犯人为他们做间谍工作。
　　数量最多的，要算来自战俘营的特务。当谍报局需要派五百名特务到北非进行大规模活动时，它发

现了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而今在法国战俘集中营里奄奄待毙的阿拉伯人。谍报局表示，如果他们愿

意进行间谍活动，就把他们空投到他们的老家。在东方，谍报局从俄国战俘中收买了数以百计的特务。
　　党卫队保安处的做法也是这样。舍伦贝格的大规格的“策佩林”行动，把几百名前战俘空投到俄国

当间谍。由于其中许多人，一回到祖国就向当局自首了，一九四三年德军在库尔斯克受挫，战争的发展

情况变得明显之后，尤其如此，于是德国人只吸收那些因为犯罪（如逃兵）而断了回路的人充当间谍。

如果有的候选人证明不了自己断了回路，德国人就强迫他们：为了表白自己，大批屠杀苏联公民；然后

把这些刽子手同死者一起拍摄下来。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吸收他们当特务。由于党卫队保安处的规模

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有时不得不从国内情报部门调个别特务到对外情报部门去。例如，一个叫海因里

希·施利的人，先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国内情报部门工作了几年，接着在维也纳为党卫队少校阿道夫·

艾希曼工作，后来又调到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处第六组组长威廉·赫特尔上尉领导下的对外情报部门。舍

伦贝格还从来自瑞典、瑞士和芬兰的党卫队志愿军小分队里物色特务。在森海姆的外国人党卫队军营里

，他的第六司的一个官员，冒充政治哲学教官，物色有可能充当特务的人。另外一个官员，表面上是书

信检查员，阅读他们的信件，以寻找另外的线索。
　　党卫队保安处没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那么拘谨，它能采用比较富有创造性的方法。舍伦贝

格打算利用妓女的想法，算不上是创见。德国保安总局第五司（负责侦探）
　　司长指示给姑娘发许可证的各分站；　“我要求你们在所在地区周围物色……合适的妇女……要非

常漂亮……举止有风度……聪明、老练，懂点外语更好。……把她们报告给……
　　第六司。”但是他是否找到了这样斜倚在第三帝国的路灯柱上的完人，却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一个谜。
　　希姆莱的招募计划更加富有想象力，这种招募计划既冷酷无情又不顾一切。他设法强迫未婚夫们给

他当间谍，如果不同意，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他作为内务部长，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这种权利

；作为党卫队队长，对党卫队队员也拥有这种权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他要求舍伦贝格考虑

一下：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弗里德里克·多伊奇是否能当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弗里德里克·多伊奇准备

和意大利贵族西佐一诺里斯伯爵乔万尼·恩里科结婚。同时，他命令舍伦贝格建立一个小组，为了同样

的目的专门审查类似的结婚申请，舍伦贝格告诉他，这个主意看上去颇有成功的希望，他把有关多伊奇

和另外四对人的材料寄给分站，要它们进行调查。
　　有一对；男方是哈扎尔·哈扎里安，二十九岁，保加利亚人，在党卫队的一个旅部当翻译，女方是

埃纳·丹格莱尔，四十四岁，德国人，同他一起住在维也纳。哈扎里安宣布他准备当特务，以便离开军

队。但是他不肯在保加利亚工作，因为他说在那儿太冒风险，可是正是在保加利亚，他的语言和对这个

国家的了解才用得上。同他谈话的调查人员报告，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留下可信赖的印象”。柏林确

定他不适合做间谍工作，批准结婚，了结这件事。只有一对看来有指望，这一对男方叫肖基·奥梅拉，

二十六岁，外约旦人，曾经为争取阿拉伯的独立而同法国人作战，在谍报局当过短时期的电报员，他的

未婚妻伊丽莎白·罗斯，　二十五岁，已经跟他怀孕七个月。虽然向他进行调查的人谨慎地避免提及他

的情报联系，发现他对间谍工作是“有用的”，但柏林还是断定他并非真正合适。
　　另外两对也都不合适。一个男的被认为“胆小而又不可信”，另外一个男的因血液中毒而躺在医院

里。最初的那个西佐一诺里斯伯爵决定等一等再结婚，到了意大利突然不见了。尝试了几个没有一个成

功，也就不再尝试了。党卫队队长想使爱情为间谍服务的奇怪尝试就此告终了。
　　在为招募间谍而进行的努力中，武装卫队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自然都在寻求理想的间谍：

他必须聪明、机智、情绪稳定、神经健全、体格强壮，透彻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和军队。它

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完人。事实巳大部分的间谍只符合两个主要条件；年轻（几乎所有的间谍都是二十几

岁或三十几岁）和愿意当间谍。
　　愿意当间谍本身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有四种动机最为普遍。排在最前面的一种是挣钱容易

的诱惑。未来的间谍总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将泡在咖啡馆里，正好坐在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的标

语底下，猎取赢得战争的重要机密。他将溜达着走过一家工厂，或者走过一两个高射炮阵地，他将偶尔

发回一封电报，或许甚至勾引一个在职的的秘书。他当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比在前线打仗或者在工厂里

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图得多，因为他将为这种相当清闲的工作得到报酬，还将得到现钱花销。
　　有的人喜欢冒险。前线的危险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们。每当他们想到偷窃文件、拍摄

防御工事、躲避反特人员，热血就沸腾起来。这种动机常常和第一种动机渗和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

，内在的心理压力有时不如明显的动机来得强烈，如企图幕后操纵历史的狂人欲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

人而感到的病态的满足。
　　第三种动机是理想主义。有些间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更多的人憎恨统治他们的祖国的政府。甘当间谍的俄国战俘中的多数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

他们反对共产党政权。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从法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最后，有些人说是要当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想当间谍。他们只不过想逃离德国。
　　一旦招募了这些人，不能马上把他们派到国外了事。他们首先必须知道需要了解哪些实际情况，如

何去了解，如何把这些情况送递回来。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间谍学校里教授这些本领。不论什么时

候，至少有二十个这样的学校存在，它们的课程设置和外观大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老一些的间

谍学校是单独教授每个间谍学生的。他们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伪装成商业公司。谍报局斯图加

特和汉堡站都是这样做的。斯图加特谍报站总是把它的办公室设在人来人往的大楼里，这样就更难于监

视，而且它经常迁移办公室。汉堡站在合法但同谍报局有联系的工厂里给间谍讲授怎样安装无线电收发

报机和怎样使用隐显墨水，这两个谍报站都让学生住在当地旅馆里，汉堡站喜欢一个名叫克洛普施托克

的供膳寄宿处，这是用的十八世纪一个诗人的名字。
　　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训练特务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扩展起来了，在柯尼斯堡、什切青、柏林和

维也纳都设立了学校。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区的大规模间谍活动，迫使谍报局改变它在东线实行的教学

方法，从个别讲授变为上集体课，把不上无线电课的间谍的学习时间缩减到仅仅六个星期。谍报局之所

以允许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间谍以前是苏联土兵，熟悉苏联这个国家，熟悉红军的装备、徽章和规

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建立了九所这样的学校，共有一万名间谍学员和从

事破坏活动的学员。其他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在维也纳城外，弗朗茨·佐伊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

五十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他们要学习三个月，每天上课八至十个小时，为到俄国后方进行活动而作

准备。
　　在西线，由于德国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御，需要的情报也就越来越多，因此，间谍训练

工作也同样有了发展变化。党卫队保安处和被它控制的谍报局（现在合称军事部）虽然最初有些勉强，

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个别讲授的方法。他们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虽然承认对间谍要进行共同训练

，但一堂课绝不超过五个人，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安全上的反对意见没有了，担心却还存在。上

大课的学校就象雨后春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二处的两个新的特务监督站——“瓦尔特”和“西格弗里

德”——建立了几所学校。　“西格弗里德”专门训练比利时特务，它有两所学校设在它在马尔堡的总

部附近。“瓦尔特”在康斯坦茨湖的迈瑙岛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在康斯坦茨镇建立了一所，训练从法兰

西人民党招募来的特务；在西格马林根附近的韦尔芬根堡建了一所，训练从保安队招募来的特务；还在

德国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学校，训练从别处招募来的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它的前线侦

察部队在莱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诺伊纳尔、费尔堡和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扎了营地。谍

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在维罗纳的一栋房子里训练它的意大利特务，表面看上去他们在为军备部长施佩

尔工作。后来它把这个营房迁移到俯瞰梅拉诺的一个山顶房子里。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所疗养院，而那些

特务都是伤兵。
　　这些学校的教官大多数是德国军官。他们教授各自的专业。比如，通信军官教无线电。通常他们讲

德语，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受训者的本国语言。有时由特务的同胞教课。谍报局斯图加特

指挥报告区管辖下的三个营房里生活和学习的北非特务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官，在梅拉诺的意大利人由一

个意大利军官讲课。
　　在较老的学校里，训导是多方面的，也是彻底的，尤其是在汉堡，因为它担负着海外任务，也许它

的学校最复杂庞大。特务们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无线电的安装与修理，密码系统、隐显墨水、微粒、发

现和摆脱盯梢以及辨认飞机类型。训练几乎总是个别进行的。这种训练太费时间，也很费钱，以致整个

战争期间，大约只有二百个青年进过汉堡学校。
　　与此相比，比较新的学校里的训练质量下降了。受训的特务较多，课堂里的人数也就多，学习期限

反而缩短了。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辨认基本军事装备以及各军兵种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们的教官好

，就能教会他们准确地进行观察。
　　佐伊贝特少校同他的罗马尼亚学生在树林子里走着，他问他们：　“那是什么？”
　　“一只羊。”他们回答。
　　“什么？”他问得更严厉了。
　　“一只白羊，”他们赶紧改口。
　　“不对，”佐伊贝特说。“你们的报告必须更确切。你们必须这么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

六时四十三分，在从维也纳到布赖滕布龙的公路右边，你们看见了一只羊，它朝着你们的那一面是白色

的。”
　　因不合格而退学的情况似乎极少。大概谍报局认为，既然训练特务花了不少钱，就把他们送到国外

，希望他们能收集一些情报，把他们留在德国，就白白让他们受了那些训练，还多一张嘴吃饭。谍报局

慕尼黑指挥报告区管理的营房把政治上不可靠或者话太多的受训者送回当工人。但是另外一个营房发现

，它的受过间谍学校训练和未曾受过训练的北非间谍，工作起来效果一样。
　　间谍在受训期间，逐渐认识在他被派往国外后他在德国的主要联系人，这个人将指挥他，也就是他

的间谍头子。有时候这个间谍头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间谍头子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确保这个间谍在分

配了任务以后还能继续为德国好好工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间谍就不再受谍报局的

监督和控制了，他可以随便撒谎，托病怠工，甚至叛逃。
　　间谍头子约束间谍的办法，主要是使间谍自尊自爱。他希望几乎总是比他年轻的那些间谍，以后不

会使他痛苦，也不会使他失望，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不顾疲劳，不懒散，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

间谍头子是靠对间谍的热心关怀来灌输这种自尊自爱的。他以自己的行动，使间谍相信；他一定会让间

谍得到所需要的证件和服装，在营房里得到优质食物和高级香烟；一定会使他受到良好的训练，将来能

应付自如。
　　他送他到启程的地方。消极的制裁常常是不直截了当说出来的，但也起很大作用，那就是暗示要削

减活动经费，或者对在德国控制地区的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一旦间谍到了敌人阵营，间谍头子同他保

持联系。当间谍发来电报时，间谍头子和电报员坐在一起，起草复电，给他奖章，需要时给他钱，不断

去信鼓励他。这套办法，在理论上，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个人联系是确保间谍忠诚可靠的最好手段

，而任务的胜利完成，十之八九依靠这种忠诚；从实践来看，它是常常很奏效的。但是间谍也常常陷于

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设的圈套之中，到那时，他对他的间谍头子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因为不得不背

叛他而感到遗憾。
　　在受训之后、被派出去以前，间谍必须得到掩护身份。
　　这些假身份来自可以把间谍列入花名册的合法的或冒充的商业公司。在中立国家里，真正的德国公

司和中立国家的公司可以这么做；在敌国内，只有中立国的公司才能这么做。德国企业中“雇用”谍报

局间谍的有申克银行、国营铁路局、国营航空公司、若干轮船公司和法本化学托拉斯拜尔阿斯匹林制药

公司。这些企业都巧立名目到国外开业。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曾经把佛朗哥的一封信送交希特勒，从

而导致德国支持西班牙长枪党的德国商人约翰内斯·伯思哈特，把他的金融实业公司供党卫队保安处使

用，后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冒充的商行大小不等，有大公司，也有一人经营的小企业。它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间谍活动提

供便利条件才设立的，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讲，才能说它们是冒充的，因为这些公司事实上是在经商。比

如在战前的法国，谍报局建立了一个公司，出版介绍铁路沿线风景区的小册子；这样就为间谍旅行、摄

影和打听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它还让定居特务开设报摊和烟草店，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不引人注

意地会见下级特务。在葡萄牙和南美，谍报局的比较重要的特务以进出口公司作为掩护。对于不太重要

的旅行特务来说，谍报局发现在西欧冒充邮票商人是很奏效的。而在巴尔干国家，冒充旅行的烟草商人

和羊毛商人会减少嫌疑。在未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一个特务假装香烟盒和化妆盒制造商，他带着这些产

品的样品到处旅行，观察法国军队的驻地。
　　在拉丁美洲，大公司（其中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繁荣掩盖了德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在中立但亲

纳粹的阿根廷，三个间谍头子都有自己的掩护公司。汉斯·纳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德国国际情报

公司，办公室设在雷孔基斯塔大街三三一号一栋楼房的一六二和一六三房间，他开会、旅行、打电话、

寄信等，看上去都只不过是在办理公司的正常业务。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纳普作为南美最忙碌

的间谍组织头子的真正工作。弗里德里希·塔德奥·冯·舒尔茨一豪斯曼也利用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莫

雷诺街九七Ｏ号开设的布隆伯格Ｙ公司来掩护他的间谍活动。奥托马尔·米勒的间谍网把它在阿根廷收

集到的情报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掩护公司快速情报公司，以便用它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往德国。在智

利，设在瓦尔帕莱索普拉特大街八二八号的航运公司（以前是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由

于战争使德国船运停顿，几乎丧失了全部生意，但它一直让剩下的七名雇员积极收集情报——其中一部

分是通过它的邮政信箱送来的——并把情报传递给一个间谍电台，让它发往德国。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拿出部分间谍活动经费，赔偿这些商业损失，不过有一个谍报局的掩护公司

，即阿根廷的越洋公司，在进出口中赚了大量利润，所以它能够支付全部特务活动费用。
　　为证明间谍的假身份而伪造文件的任务，落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的

专业部门身上了。谍报局的这个部门是一处Ｇ组，在整个战争时期由阿尔贝特·米勒领导。他是个矮胖

的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同样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作全面展开，谍报

局在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由于他是个预备役军官，就让他重新服役。当时他是个上尉，五十岁。
　　谍报局总部里他的那个机构进行着谍报局的全部科学工作，包括远距离摄影和使用新闻检查时大量

查找隐显墨水信件的设备。它的六个小组中，只有第一和第六小组办理假证件。第一小组制造证件、图

章和邮票。第六小组是在战争期间从第一小组分出来的，它把假证件填好发出去；它还监督谍报局各分

站制造假证件的工作以及在俄国的集团军群情报参谋的工作。
　　当米勒从事这种工作时，党卫队保安处也开始进行同样的工作，海德里希制造假文件使红军军官丧

失信誉，这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俄国大清洗中也许起了一些作用。帮助实现这个计划的，是党

卫队保安处里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的部分工作是寻找一个可靠的伪造文件图章的雕刻匠，这个年

轻人是基尔人，专门在街上打架鬼混，由于密告他的头头而受到海德里希的注意，他叫阿尔弗雷德·瑙

约克斯。当海德里希认为他在俄国取得了成就之后不久，决定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为他的特务伪造文件

，并且在其他方面帮助特务。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瑙约克斯，这时，瑙约克斯已经是党卫队保安处少校，

他破坏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反纳粹无线电台，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瑙约克斯精力旺盛地着手进行工

作，他集中了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把他的机构设在柏林西南居民区德尔布吕克大街六号Ａ的一栋用灰石

头盖的大楼里。如同谍报局一处Ｇ组一样，它不仅伪造文件，还研制供特务使用的无线电设备和微型照

相机，用无线电同党卫队保
　　安处的特务进行通讯联系，并且监督德国保安总局的小小的通讯情报机构。在大约一年之内，瑙约

克斯使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以致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海德旦希却让他脱

身出来去干别的鬼把戏；制造波兰袭击一个德国无线电台的事件，为希特勒进攻波兰提供借口，帮助舍

伦贝格在文洛绑架英国情报机关的军官；建立一所妓院，名叫“小猫沙龙”，在里面装上窃听器，窃听

外交官嫖客的秘密。
　　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的单位变成六司Ｂ处，后来改为六司Ｐ处。但是一九四一年初，瑙约克斯

接受了约斯特调他去海牙的建议，因为有一次海德里希逛妓院，瑙约克斯忘了关掉磁带录音机，惹得海

德里希不高兴；瑙约克斯又不喜欢舍伦贝格，因为有各种迹象表明，舍伦贝格将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接

替瑙约克斯的是舍伦贝格的老搭挡瓦尔特·劳夫，他是党卫队中校，曾经参加海德里希试图说服舍伦贝

格的第一个妻子走掉的活动。他担任这个新职务显然是暂时的，因为他保留了德国保安总局二司Ｄ处处

长的职务。二司Ｄ处处理整个德国保安总局的技术问题，并且设计了一种大篷车，用这种车把犹太人和

其他人运往大坟坑，在途中用车里排出的毒气把他们熏死。事实上，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劳夫就离开柏

林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在突尼斯和意大利兜捕犹太人。三十四岁的党卫队少校赫尔曼·德尔纳在一九

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接替他的职务，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除了战争初期有九个月在党卫队骷髅师指挥

一个工兵排以外，一直在希姆莱身边工作。舍伦贝格认为他在工作中富于想象力，而且很努力。但是他

根本当不了头头，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前线党卫队的一个军里担任情报参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Ｐ处

三组（破坏小组）组长、党卫队少校鲁道夫·拉西格担任这个机构的代理负责人。
　　这些选择和调动，也许说明了党卫队保安处间谍活动的琐碎之处，并没有怎么影响这个机构，一半

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各个小组相当各自为政，而且看上去都工作得很好；一半是因为瑙约克斯原来的主要

帮手一直在为这个机构服务，这个助手能力强，经验多，各个小组的工作都能胜任。他就是伯恩哈德。

克吕格尔，当过锁匠，有好几年曾为党卫队保安处管理一个无线电台。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他临时负

责伪造文件的小组，即六司Ｆ处四组。
　　六司Ｆ处四组和谍报局一处Ｇ组的工作都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设法弄到具体的文件或证件，把它们

印出来填好。文件、证件的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最理想的是空白原件。一九四零年左右，安特卫普美国

领事馆里一个亲德国的秘书，把大量美国空白护照交给谍报局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把它们交给柏林。

捣毁敌军司令部时可以缴获空白原件。但是它们一般很难弄到手，就是弄到手，数量也有限。第二种是

已经填写过的原件。在俄国前线，这样的原件大多数来自战俘；在其他地方，则靠偷窃，或者从死者和

被送进集中营的人的身上搜取。这样证件的好处是，它们是真实的，上面有持证人以前真正旅行时所盖

的真正图章。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为了适于特务使用而对证件所作的篡改，总是经不起仔细检查。
　　多数国家是用一种特殊方法往护照上贴相片的，取下原相片就会暴露破绽。证件上使用的墨水深深

浸入纸里，如果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涂掉墨迹，肯定会留下痕迹。由于这种经过篡改的证件不可靠，多半

只能供给那些和大多数旅游者一样，只要把护照亮一亮就能通过的特务使用。
　　第三种文件或证件是仿造的。它不存在篡改和数量有限的问题。但是仿造这样的证件需要很长时间

，也很麻烦。红军的文件和证件仿造起来可能没有多大问题，可是护照呢，由于纸上有特殊水印图案，

封面是一层层压起来的，有时护照上还有秘密标记，因而仿造起来非常困难。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都

有专用纸张。柏林东北约二十英里有一个名叫斯佩希陶森的小镇，镇上有一个造纸厂，党卫队保安处有

一小撮人在那里用大缸煮纸浆。当弄护照封面的纤维涂层发生困难时，党卫队保安处也询问外界研究实

验室。由于这一切工作有可能因为一个国家更换护照而成为徒劳，这两个间谍机构只为极少数特别重要

和可靠的特务伪造这样的证件。比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柏林只给谍报局布拉格站伪造了两

份护照，一份是保加利亚的，一份是土耳其的。
　　证件纸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印进纸里的复杂的背景花饰和压印在封面上的金色印记。谍报局

有二十名雕刻师和美术师来复制这些东西。但是证件上的内容同样重要。
　　印在证件上的表格和盖在上面的橡皮图章，都要同敌国当时所用的完全一致。证件号码不能超过当

时的编码范围。
　　为了确保这一点，谍报局一处Ｇ组在该局各分站设有下属对口单位，专门拍摄外国护照和其他重要

文件，然后把照片寄回，并且注明墨水和纸张的颜色。六司Ｆ处还让党卫队保安处各分站拍摄警察从旅

馆旅客登记处收集到的护照和身份证。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车间复制橡皮图章和颜色合适的染印台

。谍报局一处Ｇ组有上千个图章，有的用来复制外国签证，有的是各边界过境站和其他有关当局使用的

图章。
　　填写证件上所列各项内容，会遇到许多麻烦，填写不当，就意味着特务的死亡。填写时自然要用“

发证”国家的术语。在伪造的美国或英国护照上，绝不能写某某特务的身高一百七十二厘米。因此，谍

报局一处Ｇ组在各分站用来申请某种证件的表格上，特别指明要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填写有关这个特务的

每项情况。由于崭新的护照会引起过多的怀疑，谍报局一处Ｇ组就在护照上盖上许多图章。它必须谨慎

地计划这些想象中的旅行，大部分路线是根据一份间谍头头必须填写的四页长的问题单上所提供的情况

制订的。它不能填写一条不能通行的路线，比如，不能在护照上表明通过了在盖章日期已经关闭了的某

个国境站。它不能在护照上没有签证盖章的情况下，填上已进入一个需要签证盖章的国家。
　　当事情太困难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就故意把印章盖得乱七八糟，或者把印章盖重，使其模糊不清。
　　它的最大问题是要不断提供特务们所需的庞杂得无法想象的各种文件和证件。文件、证件是现代文

明的祸根，战时繁杂的手续越来越多，象供应本这样的新证件不断应时而生，即使是合法的持有者也感

到是个负担。谍报局一处Ｇ组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的任务不知加重了多少，它们不得不为每个

特务准备多达十种证件。谍报局一处Ｇ组保存了一百四十六种伪造的红军证件，只要列举其中一部分，

就能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俄文护照（只用俄文填写，没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有编号）

，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没有编号），军事驾驶员执照，医院出院证明，高加索地区交出的通行证的收

据，共产党党证，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人的缓役证明书，铁路工人缓役证明书，装甲部队装备管理总局、

南部方面军作战部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信笺上端所印的字样，普通通行证（用的是普通纸和薄

纸），沃罗涅日前线飞行员通行证（用的是黄纸和白纸），受奖证明书（战时颁发的），一张列斯吉涅

尔和一张阿瓦尔的出生证，六种医院出院证明（普通的，白色小的，白色中等大的，棕色大的，又长又

大又白的，阿尔汉格尔海军医院的），以及不下于十六种军官身份证（不能同四种军官个人身份证混淆

起来）。
　　在许多情况下，谍报局一处Ｇ组和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对这方面的工作是胜任的。六司Ｆ处四组

为了检验一种已经用紫外线检验过的新的伪造护照，命令一位年轻土兵持这种护照进入瑞士。然后它提

醒瑞土人，说有一个间谍可能打从那里通过。边防哨兵极其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青年土兵的护照和其他身

份证，然后放他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一个特务携带着证明他是苏军上尉的假证件，奉命

到一所空军学校上学。他在学校里呆了好几个月，一直向上级报告他所学习的东西。另外一个特务本来

就是教师，一副病容，发给他的假证件说他不适于当兵，他是教师。他利用这些证件，在俄国中部的一

所学校找到了工作，在那儿对红军进行间谍活动。
　　为了适应当地的需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各分站设有自己的伪造文件的小型机构。从一九

四二年六月起，各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已设有这样的小型机构。通常他们只不过填写已经准备好了的空

白证件。中部集团军群每月大约颁发五百个证件。战争期间，德国一共颁发了四十多万个假证件。
　　因此，伪造者有时忽略了某个细节就不足为怪了。有时俄国人发现了差错。编号在3 ，800 ，000

号以上的伪造的党证，留了一个空白填写党员交纳党费的年月日期，而真正的苏联党证上却印有这种年

份日期。在另外伪造的党证上，“Ｃｈｌｅｎｓｋｉ' ’（成员）这个单词中的ｉ上面点了两点，本来

只有一点。某些伪造的印章用的是紫色墨水，而真正用的是黑墨水。德国的橡皮印章一般比俄国的线条

分明而且颜色深。
　　德国人用镀铬金属线装订证件，不留铁锈痕迹，这与俄国的装订不同。在为一个将去阿根廷的间谍

准备身份证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只在证件上面按上拇指印，而不是象应当做的那样用压印机压印上去，

也没有填写照片的日期，而这本来被认为是身份证上重要的一项，在“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ｎｔｅ" （商

人）一词中多写了一个ｍ，纸上的水印图案很粗糙，而且位置太靠下。签证官员的头衔，应当是警察局

长，却写成了警察总局局长，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关。
　　德国人必须在假证件上填写假身份，或者说是“传奇式的经历”。有一个特务被空投到爱尔兰，他

就是京特，许茨上士。他冒充他的学友汉斯·马施纳的身份，马施纳在战争开始后一直呆在德国。他用

的是一个篡改得很合适的南非护照。这样的经历是特务容易记住的。另外一些同特务自己的阅历相差较

远的经历，比较难以想象，也比较难记住。此外，他们在被捕时并不总是能轻易顶得住。俄国人对于那

些有特嫌的人，对照他们自称来自那个地区的方言来检验他们的讲话。他们把那个地方的居民叫来帮忙

，就那个地区的地形讯问这些嫌疑犯。在同种族的英国遇到的类似的困难，使谍报局放弃以真正的特务

冒充商人的企图，而是吸收真正的商人来做特务工作。
　　为了使特务们的假经历更加令人相信，德国人向他们提供恰当的家属照片、信件、帐单、收据、卡

片、衣服和设备。间谍机构一般都能避免会使它的间谍暴露的差错。有时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真晶。同

盟国空投到法国给法国游击队的英制衣服有时落入谍报局的手里。
　　但是有时候德国人也要弄错。他们的俄国间谍所穿的伪造制服，在裁制上有错误。他们衬衫的两边

是开缝的，而真正的俄国衬衫不开缝。他们裤子的臀部加了一块布，而真正的俄国裤子却不加这块布。

他们过于求全，把肩上的垂片一直缝到袖子上。而俄国人却让这些垂片挂着。这些瑕疵是微小的，但对

有些人来说却是致命的。
　　为了收集情报，德国的间谍必须呆在敌国领土上，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呢？战线拦住了陆路

。海港和飞机场控制严格，切断了从中立国进去的路子。然而可行的路子也只有这三种——陆路、海路

和空中。希特勒的间谍必须寻找并利用小小的空隙从这三方面渗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成功地从空隙中渗入到目标国家。
　　和平时期的陆地国界，或者战时同象瑞土这样的中立国的国界，有时候很容易越过，只要间谍在法

定的边界站出示假证件就行了。这样做并不都能行得通。也许他们的证件经不起一个眼光锐敏的官员的

检查。也许他们必须经常越过国境，或者要携带钱或装备。在这样的情况下，间谍往往穿过“森林中的

边境”。其中典型的就是同法国的边界。
　　从莱茵河到卢森堡的弯弯曲曲的边界线位于丘陵地区，树木茂盛，是不可能完全封锁得住的。谍报

局的间谍头子从特里尔派出他们的间谍，让他们沿着羊肠小道蜿蜒穿过森林、越过边境到法国去——间

谍并不是唯一要回避移民局和海关官员的人。德国人把这种办法叫做“开水闸”，意思就是“放（船）

过闸门”。为了让特务渗入美国，谍报局给他们购买从里斯本到南美的船票；他们从那里到达墨西哥，

到了墨西哥以后，再象那些未经合法手续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流动工人那样，瞠水或游过格朗德河进入美

国。整个过程时间很长：往往要一年以后才能收到特务打回的报告。在东线也使用开水闸的办法把特务

送到敌后。在黑夜的掩护下，前线士兵把特务从他们自己的战线里带到无人区，然后指点他们绕过敌人

的阵地进入敌后的路线。这些特务偷偷摸摸地溜过敌人的岗哨，然后悄悄地急速前进，离入境点越远越

好。
　　当德国军队退却时，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卷入法。特务留在原来的地方，让向前推进的

敌军把他们“卷进去”。东线德军在冬季间歇退却期间和在西线“霸王”行动期间都用过这种方法。
　　用空投的办法，既可避免上述过程会遇到的危险，又具有纵深渗透的优点。
　　战争初期，罗韦尔的侦察中队为此提供了它的远程侦察飞机和有飞行经验的飞行员。空军上尉卡尔

·埃德蒙德·加滕费尔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随着在这方面的需要增加，特别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以后，

加滕费尔德增加了更多的飞行员和飞机，到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建立了自己的中队——空军总司令部第

二试验队。在后来的两年中，它扩增到一个机群，有四个中队，其中第一和第四中队配置在西线。一九

四四年三月，加滕费尔德的第二试验队和第一试验队合并，第一试验队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单位。这个合

并的单位叫做二零零战斗空军联队，由德国著名飞行员维尔纳·鲍姆巴赫中校指挥，不过这两个部分却

奇怪地改变了番号：第二试验队变成了战斗空军联队第一组。差不多与此同时，阿道夫·科赫少校接替

了加滕费尔德。
　　这个战斗空军联队根据需要，把它的飞机派到欧洲各地。它从辛菲罗波尔飞到伊朗、伊拉克和高加

索，从雅典一卡拉马基飞到埃及、外约旦和利比亚，从马赛飞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雷恩

和巴黎飞到英国，在“霸王”
　　行动之后，又从埃希特丁丹以及莱茵河右岸的其他机场飞到西线。它使用小型的菲泽勒公司的鹳式

飞机以及福克一伍尔夫ＦＷ 200和容克Ｊｕｌ88式飞机。它并不小看缴获来的外国飞机。有一次召开飞

机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在柯尼斯堡附近以机腹着陆的续航能力非常强的俄国四马达ＴＢ—7 型飞

机时，一个官员说： “卡纳里斯发狂似地想多得这样的飞机……我们必须立刻把它们交给情报参谋。”

在东线还有其他类型的俄国飞机在飞行。在西线，这个中队使用Ｂ—17飞行堡垒式飞机，在机身上涂上

道尼尔288 Ｓ的标记，事实上德国并不存在这种类型的飞机。
　　间谍飞机主要根据气候选择飞行时间。它们经常不得不推迟两三次，使间谍感到更加烦恼。有时飞

机已经开始飞行，只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或敌人的行动而被迫返回。加滕费尔德的飞行员几乎总是在夜间

飞行，而且宁可在没有月色、阴云密布的夜间飞行。这个联队把它的飞机涂成黑色，把特务们的降落伞

染成深褐色。战争初期，特务们的无线电台还很笨重，不得不另外用降落伞把它们投下去。有时候特务

们找不到它们，赫尔曼·格尔茨就是如此，当他降落到爱尔兰以后，徒然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寻找他的

无线电台。这使得谍报局不得不把无线电台放入磷光袋子里，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使特务在跳

伞时能够随身携带。
　　特务们当然要被空投到尽可能靠近他将要工作的地方。
　　比方，有一个特务是英国人，他的目的地是伦敦，空投地点便被选在伦敦以北大约有两小时火车路

程的威兹比奇附近，因为那儿是平原，飞行员在上面飞行比较放心，周围乡村人烟稀少，而且这个间谍

熟悉这个地区。这个中队估计空投的准确度是离目标点不超过五英里，根据风力、飞行高度和敌人战斗

机截击等情况的不同而不等。但是飞机可能飞得很偏。
　　有一次，加滕费尔德想把一个特务空投到都柏林附近，结果却飞到了都柏林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

爱尔兰人当场抓住了这个人。
　　飞行的时候，可怜的特务紧缩在一架从来没打算用来运送间谍的飞机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角落里。

他身上背着沉重的降落伞和设备，眼睛瞪着机身上的那个小洞，心想他从这个小洞跳下去，不是幸运就

是死亡。如果飞往英国，驾驶员常常贴着英吉利海峡水面掠过去，免得被雷达发现。他越过海岸以后，

被雷达发现的危险就过去了，然后陡直上升，以便不易被看到和听到。特务经常晕机。当飞机驾驶员躲

避敌人的战斗机时，他就更晕了。有时候飞机驾驶员让他从高空跳下，有时飞机俯冲到低空，减慢速度

，让他跳下去。有的特务在最后一刻迟疑不前，就要“帮助”他跳出去。有个特务遇到另外一种麻烦，

他太胖了。当他发狂地向外扭动时，身子卡在洞口，两条腿在凤里拍打着，飞机飞离目标越来越远，机

务人员用脚使劲踩他，才把他踩出飞机。
　　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的空投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但是英国日益掌握着自己的制空权，迫使德国人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放弃用飞机把特务送到那里。他们转由海上进入英国。
　　莎士比亚说过，海“象一堵墙，也象一道护城河”那样地保卫着“英王的不列颠群岛。”但是正如

荷马说过的那样，海也是神的路，虽然纳粹德国的间谍完全不是神，但他们也利用它作为渗入英国的通

道。有些特务伪装来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的难民。他们偷偷地从荷兰启航，在英国公开登陆。然而，能

够安全通过警惕性很高的英国港口保安机构的检查的特务，即便有，也是极少，英国港口的保安机构有

时甚至把法国陷落后陷于困境、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国的本’国人保护性地拘留几个星期，直到他们

的申辩被证实为止。
　　其他间谍乘汽船或拖网渔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快到英国海岸时改乘小船或橡皮筏。
　　如果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到西半球去，唯一可行的是海路。有几次德国人利用潜水艇到北

美。至少有两次，德国人利用中立国的轮船，在乘务员的帮助下把特务送到拉丁美洲。有一次，一个德

国人因为在厄瓜多尔进行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而回到欧洲，他同西班牙《蒙特安博托》号轮船上的一个

乘务员混熟了。后来在西班牙，他说服这个乘务员帮助一个德国人偷乘他的轮船到阿根廷。这个间谍名

叫汉斯·茨威格特，将成为当地极少几个德国间谍之一；他将潜入阿根廷社会，但在阿根廷未同德国断

绝关系之前，他不准备进行活动，也不发无线电报。在整整七个星期的航行期间，茨威格特一直呆在一

个装满了钢材的货轮里。在最初几天中，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这个乘务员带着他的钱，安装无

线电台的图纸，密码和其他指示的缩微胶卷。德国人正确地估计到，船上乘务员在特里尼达通过英国检

查站时不会被搜查。一九四三年五月，轮船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茨威格特设法偷偷上了岸。但是警察

已经多少得到了消息，逮捕了这个乘务员。他承认将在一两天后的下午八时，在五月大街一零零二号阿

莫尼亚糖果店会见茨或格特，把他的钱和文件交给他。当茨或格特出现在约会地点时，警察把他逮捕了

。
　　德国人也用他们自己的五十英尺长的帆船把特务送过大西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勒阿弗尔

站买了一只小帆船，名叫“白西姆”，是按照供私人游弋的扁长帆船的样式建造的。这条船航行缓慢，

但是舒适，除了船长以外还有三个船员，船长是海因里希·贺尔斯中尉，他之所以被选上，看来是因为

他曾在一九三八年独自横渡大西洋。　“帕西姆”在一九四二年载着破坏者到南非，后来在一九四三年

；
　　18.间谍阵营（上）
　　一九三七年元旦，一个中等身材，淡黄色头发的人，第一次走进汉堡的一座混凝土大灰楼里，他来

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空荡荡的，只摆着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空保险柜。这栋大楼是德军第十军

区司令部，这些房间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汉堡站的办公室；走进办公室的那个人名叫尼古拉·

里特尔，当过职业军官，在美国担任过多年的纺织厂经理，他来这里是为谍报局对英国和美国开展空中

间谍活动。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谍报局汉堡站头上。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承担过类似的任务。汉

堡是一个港口城市，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为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里特尔是汉堡站空军间谍

活动组负责人。
　　里特尔到达后不久，谍报局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军官把一份通知书交给他，通知书里介绍了一个有

可能充当间谍的人的情况。这个人名叫阿瑟·欧文斯，威尔土电机工程师，小小的个头，自称憎恨英国

人。德国人并不了解他。实际上欧文斯已经开始为英国人进行间谍活动。每逢他到大陆出差，就收集技

术情报，然后向英国海军部报告。但是，他的报酬微薄，别人还用恩赐的眼光看待他，他越来越感到不

满。他暗自思量，为何不可以向德国人出卖情报呢？伦敦有一家为德国来的家务女工开办的俱乐部，他

开始经常出没这个俱乐部，既是为了挑选一个女工，也是为了同德国人进行接触。至少他后面的这个打

算有了成效：俱乐部的经理是为里特尔的同事招收间谍的人。欧文斯后来出访大陆的时候，会见了里特

尔的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开始把他当作间”谍使用。里特尔加入谍报局以后，他的同事把欧文斯介绍给

他。
　　他给欧文斯取了个化名，叫做“约翰尼”，代号是3504（3500是谍报局汉堡站空军间谍活动组特务

的代号，4 是其中的一个顺序号码）。里特尔从感情上拉拢欧文斯，款待他吃喝，然后从他那里获取有

关皇家空军电子设备的重要情报，当然里特尔是要给他现钱的。
　　在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里特尔还设法在英国安插了另外几个特务。他认为其中的一个“是一个理

想的间谍”。
　　里特尔开始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汉堡商会为谍报局物色特务的一位官员，问里特尔是否对一个前货

船船长感兴趣，这个人正在找工作，或许可被用来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
　　“当然感兴趣，”这个间谍头子答道。　“如果你认为他合适，我得见见他。”
　　他们商定，这位官员和有希望成为间谍的前船长，将在汉堡中心火车站头等餐厅里小饮一杯，里特

尔就在旁边一张桌子坐下。到时候那位官员将叫那个人在餐厅里溜一圈，好象是在找一个人，里特尔可

以在一旁观察他。几天以后，里特尔坐在餐厅里，喝着摩泽尔出产的白酒，他看见那位官员和一个人来

到餐厅，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这个人看上去有五十八、九岁，瘦长个儿，身板却很结实。

不一会儿，只见这个人在屋里兜了一圈，当他经过里特尔的座位的时候，他的风度给这位间谍头子留下

了深刻印象。他步履轻盈，毫不慌乱，看起来充满了自信。他身高约六英尺，脸和下巴刮得千干净净的

。里特尔拿定了主意，这个人可以用。他凑到他们的桌子上。
　　这个人名叫瓦尔特·西蒙。那位官员把他介绍给里特尔，介绍时用的是里特尔的假名兰曹博士。
　　“你好，博士先生，”西蒙说，他的声音单调嘶哑，里特尔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喉咙开过刀。　

“我听你的使唤。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你的情况，你懂些什么，”里特尔笑着说。　“谈谈你个人的情况吧。”
　　西蒙谈开了，他十五岁的时候如何离开了家，当了船员，航遍了全世界；他的级别不断提升，后来

当上了货船船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部分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扣留在澳大利亚

。为了证明这一点，里特尔接着用英文同他交谈。谈话证实了他初次见到他时留下的良好印象。只有那

副引人注意的破嗓门使里特尔不由得犹豫起来。他对西蒙说下星期还要见他。
　　经过保安机关检查，证实西蒙所讲的都是事实。他的长处弥补那副破哑嗓子的不足是绰绰有余的。

里特尔把他雇下了，亲自对他进行训练。他觉得西蒙对英国的情况比他了解得还多，因此，他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位特务将来所耍承担的任务上面；精确地观察各处机场，包括由谁占有，飞机类型，机场防守

情况；报告某些弹药武器工厂的情况。他们进行实地训练，参观德国的机场和军工厂，里特尔一面参观

，一面教他应该观察哪些东西，怎么观察。里特尔还讲了如何从地方报纸上挖掘情报。西蒙学得非常快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汉堡闹市区那栋建筑物的办公室里同里特尔握别后，启程前往英国，他用的是

他自己的海员护照，护照上盖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章印。
　　四个星期以后，他回到了德国，间谍和间谍头子还是在那间办公室里见面，这一次有一位秘书记录

他汇报的情况。
　　他掏出一个笔记本，谍报局的两个人不觉吃了一惊，等到他说笔记本里只记了一些地址和日期，两

人才平静下来。接着他讲了五个新机场的确切情况，谍报局和空军只知道英国有这五个机场，却不知道

它们的详细情况。他还汇报了空军根本就不知道的几个工厂的情况，列举了其中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具

体产量数字，这些数字是从那个工厂里他所认识的一个工人那里获得的。柏林喜欢他的报告。五月，里

特尔把这个高个子海员派到英国的另一个地区进行活动。
　　这次花了六个星期，和第一次一样完全取得了成功。空军的胃口越来越大。它希望西蒙第三次去英

国。但是里特尔有些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三番五次地去英国，将引起英国移民局的怀疑。他把这个

挺不错的特务闲留了一段时间。
　　然而后来的压力太大了。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决定再次使用他。这一次，西蒙为了掩护自己，随身

带着他的朋友的手稿，他说他要把这部手稿交给英国出版商出版，手稿里写的是他在英国南部那个小孤

岛上过的鲁滨逊式的生活。英国哈里奇移民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看见这个人来得这么勤，感到有些奇怪。

不过那部手稿似乎消除了他的疑虑，他放走了西蒙，但是他显然向反情报部门报告了西蒙的情况。
　　西蒙在白教堂的一个海员旅馆里租了一间房。白教堂是伦敦的一个区，位于伦敦塔以东，离大型西

印度浮坞很近。
　　他以这个旅馆为落脚点，在英国东南部到处逛，对新机场进行间谍活动，通过鹿特丹的一个掩护地

址定期报告情况。他还吸收了几个威尔土民族主义分子，将来可以拿他们当破坏分子使用。但是，一九

三九年二月，当他在肯特郡汤布里奇一家旅馆住宿的时候，忘记以外国人的身份登记。警察把他逮捕了

。他不是被罚几个钱了事，而是被判六个月的徒刑，他经常受到审问，但从不供认。警察没收了他的笔

记本，在释放他的时候又还给他了。
　　他回到汉堡之后不久，战争爆发了。里特尔当然不能再把他派到英国去，不过还是把他当作备用人

员留下，照样发给他薪金，直到一九四零年初海军要求“借用”他时为止。
　　海军需要有人从爱尔兰报告护航运输队和当地气候的情况。
　　西蒙和里特尔虽然都不喜欢这个主意，还是答应了。西蒙学习了收发报技术和谍报局特务使用的一

种标准密码——简单的柱式变位密码。他的密码索引是雪莱的“Ｇｌｏｃｋｅ”那首诗的第一节。他在

启程之前，得到一本浸过隐显墨水的黄色便笺簿，他可以把它缝在上衣里子里；他领了几份伪造的证件

，证件上填的名字是卡尔·安德森，瑞典人，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他还领了一千九百一十美元、二百

一十五英镑十五先令十便土（其中有一百二十英镑是伪造货币）；他还听取了有关爱尔兰情况的部分详

细介绍，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一九四零年五月底，他乘一艘潜艇离开了威廉港。
　　六月十二日夜晚，潜艇偷偷溜进了绿宝石岛西南端风光绮丽的丁格尔湾。潜艇上的人用救生橡皮筏

把他送上岸。
　　他掩埋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然后徒步来到一条铁路线上，沿着这条铁路线往东走。第二天上午，他

碰到了几个铁路工人，向他们打听下一趟火车何时开。
　　“这儿最后一趟火车是在十四年前开走的，”一个铁路工人说。后来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西蒙走着

走着，来到特雷利车站。当他在月台上来回溜达的时候，发现有三个人在注意他。他们同他交谈，和他

一块儿坐火车到都柏林。他们问他是不是在等候爱尔兰共和军的某个人，他嘲笑地反问道：“你们是爱

尔兰共和军的人吗？”这一问，反使他们觉得他形迹可疑，以为他同那个非法的组织有联系；凭着这个

借口，加上他的靴子又湿又脏，令人可疑，他们就把他逮捕了。警察从他携带的棕色纸包里发现了钱，

后来他们挖出了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他被判刑，关在都柏林芒特乔伊监狱里。
　　西蒙就这样完蛋了。对于里特尔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了“一位理想的特务。西蒙凭着谨慎、热忱和

勇敢，完成了交给他的全部任务。我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典型的特务，是一个深思熟虑、机智聪明、每

个情报军官都梦寐以求的值得信赖的侦察员。”
　　里特尔还有“约翰尼”。一九三九年夏天，里特尔把这个小个头的威尔士人，连同个儿比他高得多

、年龄比他小得多的金发女友带到汉堡进行训练。谍报局汉堡站负责收发报的特劳特曼少校教给他莫尔

斯电码，如何安装无线电发报机，如何巧妙地将它隐藏起来。战争爆发的时候，欧文斯回到英国。他在

南安普敦火车站取回了自己的无线电发报机，这个发报机，是由一艘渔船上的一个船员从德国带来并存

放在这个车站上的。不久以后，他进行无线电联系试验，发了第一封电报。　“当“约翰尼”的电报嘀

嘀达达地传来的时候，特劳特曼的助手高兴得举起一只手欢呼：　“他发报了！”特劳特曼在一旁看着

。助手将电文记在便笺上。突然间他们大笑起来。电文上写的是“约翰尼”唯一会讲的一句德语：　“

来杯啤酒！”这句话还是他在汉堡秽声四闻的雷珀巴恩酒巴间里度过的几个快活的晚上学会的。
　　“约翰尼”后来的电报比较认真，他报告了下述情况，船只的活动，皇家空军在英国和法国的集结

，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海岸防务的加强，阻塞气球的使用，以及建有储油库的农场的位置及其伪装情

况，这些情报可为空中侦察提供参考。他甚至报告了英国主要雷达站的确切位置，虽然他不知道也不可

能说出这些雷达站是干什么用的。德国人更加信任他了，因为空中侦察发现了这些雷达站的位置，一架

策佩林式侦察机在战前的一次间谍侦察飞行中，还发现了这些雷达站的用途的几条线索。　　“约翰尼

”还为里特尔吸收更多的特务。有一次，这个间谍头子想在北海当中的一条拖网渔船上同他和他的一个

新手见面，这是在战前就安排好了的。但是这次约会没有成功。不久以后，两人在里斯本会了面。里特

尔对他有些怀疑。欧文斯在国防部门工作，里特尔不相信象他这种地位的人能够离开英国而不让英国反

间谍机关知道。后来，当欧文斯在另一次出访的时候，能够把一个新特务从英国带出来，里特尔才不怀

疑他了，欧文斯说这个新特务是前皇家空军军官。
　　那是在第一次会面之后几个星期，　“约翰尼”又在里斯本露面，并且把一个名叫布朗的人介绍给

里特尔。这个人果真是前皇家空军飞行员，共产党员。但是他没有为里特尔工作，而是不见踪影了。在

这件事情上，里特尔不能完全责怪欧文斯，欧文斯继续提供报告，德国空军情报机关经过检查核实，证

明这些报告非常准确，里特尔的怀疑逐渐消除了。
　　后来他得出结论：虽然英国人可能怀疑欧文斯，但这个小个头的人耍了一些花招，使英国人相信他

是忠于他们的，实际上他基本忠于德国人。　“约翰尼”的情报，拿里特尔的话来说，　“对德国具有

极其重大的价值。”
　　德国在西方的最有名的特务，间接说来也是里特尔手下的人，因为这个人是他的一个下级发展的。

这个特务的化名叫“约瑟菲尼”，他在德国陆军、空军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里已经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　“约瑟菲尼”是无意之中当了德国特务的；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德国传送情报。
　　他从伦敦向他的祖国中立的瑞典政府提供的报告，在斯德哥尔摩被人偷走，交给里特尔的那个下级

，这个下级是统帅部谍报局里的一个奇才。
　　他就是卡尔一海因茨·克拉默尔，个儿非常高，长得很漂亮，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律师。一九一

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出生在汉诺威的一个名叫奥本基尔申的小村庄。据说这个地方的德语讲得最漂

亮。他在汉堡上的大学。一九三九年，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4 ，174 ，

743.他在伦敦为里宾特洛甫工作了一段时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应征参加了空军，当了专业军官，中

尉军衔，被分配在里特尔领导下的谍报局汉堡站工作。他负责处理在低地国家，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

的间谍活动。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吸收了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帮助土耳其安装了一个电话网，

可以窃听英国使馆的电话。他回到汉堡以后，或许得到了里特尔的一些帮助，但主要是通过在斯德哥尔

摩的特务和其他联系，获得了英国飞机制造者协会的每月生产总结。到了一九四二年九月，这个情报成

了德国空军“最重要的情报”。空军说他的报告是“它袭击英国兵工厂目标时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克拉默尔以前经常到瑞典去会晤他的联系人，不过旅行越来越困难了。空军不希望他中断报告，极

力建议把他调到瑞典。最高统帅部向外交部作出保证：它将不再要求把谍报局的人派到驻外使领馆里去

，但是这一次是特殊情况。里宾特洛甫本人同意了。十天以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克拉默尔到

达斯德哥尔摩，再过几个星期，他的妻子埃娃和十一个月的女儿海迪也到了那里。克拉默尔担任使馆秘

书，在新闻处工作。
　　他精力充沛，工作几乎立即有了效果。他在汉堡提供的报告主要是介绍英国飞机生产情况，他在斯

德哥尔摩提供的第一批报告也是介绍这种情况。他到达斯德哥尔摩后仅仅十一天，就向谍报局空军组提

供了他的第一份综合报告，里面包括许多项目。平均每份综合报告包括二十项；有一份达到三十项。除

此以外，他还发回了无数单项报告，介绍个别方面的情况，有的谈运往英国的战略物资，有的讲从这个

岛国弄到的战术和战略情报，等等。
　　克拉默尔说运送战略物资的报告是“西格弗里德Ａ”提供的，在汉堡空军机构特务的花名册上，这

个人的编号是ｖ一3569. 他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个代表（也是谍报局特务）在一九四零年发展的。

他在布罗马机场工作，监视着重要战略物资启运英国的情况。后来他吸收了两个瑞典人，一个是货运经

理，名叫斯瓦尔温克；一个是机械师。为了吸收他们，他付给每人七千四百克朗。克拉默尔到瑞典去的

时候，把这两人也带了去，他把他从他们那里搞到的情报送给德国。比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他

报告：瑞典航空公司在四月六日已准备好运往英国的七批货物，四月十二日又准备了五批货物。这些货

物中有七十五包快速钢钻，共重一千五百四十九点二公斤，交货地址是考文垂罗彻斯特路二十一号布鲁

斯一布朗有限公司。克拉默尔的另一个联系人是瑞典航空公司负责人卡尔·弗洛曼，此人非常精明，好

出风头。不过他只向克拉默尔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
　　既然有“西格弗里德Ａ”，那么一定还有其他的“西格弗里德”。克拉默尔果真有一个“西格弗里

德Ｂ”，而且还有一连串的“西格弗里德”。其中有些人在英国，他们提供的大部分情报是通过瑞典航

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和其他雇员送过来的。克拉默尔坚决拒绝向他的上级透露这些联系人的名字，但是

他暗示，他们都是很有地位的英国人和经常到英国旅行的瑞典人。他们还通过邮政系统和往来于瑞典与

英国的渡船上充当信使的水手传递情报材料。情报往往两至四天以后到达。克拉默尔只同把这些情报带

给他的中间人接触，而不直接同英国的真正提供情报的人会面。
　　他在瑞典却同实际提供情报的人会面。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接触了一位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

意大利人；这个人后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克拉默尔通过他认识了日本驻瑞典陆军武官小野寺将军。他是

日本在欧洲的情报头子，非常能干。他们认识以后，经常互相交换情报，彼此都捞到好处。
　　克拉默尔还同匈牙利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处副武官弗茨科增蒂·拉斯洛经常进行接触。他们成了很好

的朋友，有一次克拉默尔把弗茨科增蒂的妻子送到机场，替她的丈夫为她送行。他们主要是互相比较他

们从日本人那里弄来的情报。克拉默尔的另一个情报来源是一家瑞典贸易公司的老板安东·贝拉·格伦

德贝克。这家公司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外交官廉价出售东方地毯、收音机和其他难买的物品。尽管克

拉默尔反复强调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情报是格伦德贝克提供的，可是其他情报人员却认为格伦德贝克不

可能提供这样的情报，他们还认为，格伦德贝克对克拉默尔施以小恩小惠，克拉默尔为了酬谢他，吸收

他当特务，为他到欧洲各地做生意提供方便。
　　报刊是这个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大个子喜欢对他的上级隐瞒的一个情报来源。每天上午他要在使馆呆

上几小时，浏览瑞典、英国的报刊杂志，包括技术报刊杂志。他是搞新闻的，这个职业为他提供了极好

的掩护。他时而提供一份报告，比如，他看到一张报纸上的一条报道和另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配挡得

上，就根据这两样东西写一份报告，并且说它是“西格弗里德Ｂ”写的。他做这种事情而没有被上级发

觉，原因在于他比德国各个情报分析机构要早四天得到这些报纸。
　　“西格弗里德Ｂ”既报告盟军的意图，也报告英国皇家空军的编制。比如，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六个星期，克拉默尔告诉柏林，不用担心盟军会在挪威登陆，而这正是希特勒

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西格弗里德Ｂ”十二月十八日的下述报告：从

英国方面获悉，盟军在挪威北部采取重大行动的谣言是有意制造的。这些谣言正往瑞典驻伦敦使馆流传

，以便通过它再传到斯德哥尔摩。
　　据说，传播这些谣言的目的，是要使德国人感到气恼，同时似乎也是为了推迟人们预料的德国将在

西班牙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什么说不会在挪威登陆呢？因为又有一部分战斗机编队从第十三和第十四战

斗机大队撤出，英国海防部队的一些战斗机编队也已撤出第十八战斗机大队。“西格弗里德Ｂ”的报告

证实了“西格弗里德Ａ”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提供的报告。此外，Ａ·ｔ' ｔｌ认为英格兰北部和

苏格兰的船舶总吨位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登陆作战行动，预料突击队将加紧进行活动。　　克拉默尔

还有一个特务，名叫“赫克托”。“赫克托”
　　的报告所讲的多半是同盟国飞机生产情况。有些人认为，这些报告是德国所收到的这方面最有价值

的情报。
　　克拉默尔腿脚勤快，到处奔走，这使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不至于中任何圈套，并能向他的间谍头

子提供他们想要的情报。他每个月至少要旅行一个星期，到瑞士、法国和哥本哈根；他每隔一个星期去

一趟柏林，在那里会见吉泽尔黑尔·维尔辛博士。维尔辛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的发行人，舍伦贝格

的助手，德国保安总局特殊情报汇编《埃格蒙特报告》的编者。维尔辛和克拉默尔交换情报，维尔辛发

现克拉默尔的情报很有价值，因为克拉默尔很能干，又是在德国境外活动，而且他能独立思考问题。
　　克拉默尔除了主动提供情报外，还回答德国空军通过谍报局向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陆军航空队

的哪些编队被调往中东？”　“新建立的四个战斗机小队里有英国或美国的战斗队编队吗？”
　　所有这些同“约瑟菲尼”提供给他的重要情报比较起来只是小意思。
　　谁是“约瑟菲尼”？随着他的名声在情报界中越叫越响，有些人也就渐渐知道他的底细。　“约瑟

菲尼”是个化名，没有什么意义，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瑞典驻英国的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空

军武官。作为一个多少被认为是亲德国的国家的代表，他们每到一处，虽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更不会

参与同盟国的秘密，但他们在与德国交战的英国的首都，还能享有中立国所享有的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只要他们人在那里，就能收集到在其他地方收集不到的大量情报。
　　他们把这些情报进行综合归纳，写成报告，送给斯德哥尔摩国防部，然后又被克拉默尔所获取。
　　怎样获取呢？这是克拉默尔最大的秘密。他的社会交往，没有超出使馆外交官通常的活动范围。他

没有举行许多聚会，结交的瑞典朋友廖廖无几。他本人不愿说出他有哪些情报来源，他扬言宁可辞职，

也不愿披露那些人，为了揭开秘密，舍伦贝格甚至派人盯他的梢。
　　“结果不管用，”舍伦贝格说。　“他白天总是什么也不干，不同任何人接触，但他每星期可能出

去两三次，参加聚会，他总是知道如何隐没三至四个小时，然后在第二天早上返回来，开始发号施令。

”
　　他有时外出，似乎是到他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三处安全寓所之中的一所里去了。他能一忽儿就不见

踪影，一半是因为池开着那辆经过改装加大了马力的小轿车，快得简直到了危险的程度。可是他常常把

小汽车停在正对着他寓所门口的地方，使得自从他到达瑞典三个月之后就一直盯着他的瑞典警察，能够

认出这些寓所和他所接触的人。
　　他接触的人中有三位年轻瑞典妇女，都在瑞典国防部工作。克拉默尔常常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他最

喜欢的一家饭馆里，或者在西郊一座舒适的小酒店里，和她们一起吃吃喝喝。有时候，他将其中的一个

带到一个幽会的地方，在那儿，女方把瑞典驻伦敦的几位武官的报告，或许还有其他文件，交给这个漂

亮的外国人。
　　由于有一条情报渠道通到敌对的交战国首都，克拉默尔提供的情报，似乎能使如饥似渴地想获取情

报的德国人直接窥探到同盟国的意图。比如，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　“约瑟菲尼”报告了刚刚收场的

魁北克会议。鉴于意大利快要退出战争，罗斯福和邱吉尔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跨过英吉利海峡实行登陆

作战的重大计划。　“约瑟菲尼”说：迄今为止，盟军的战争计划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预料在明年春天之前，盟军不会在法国北部采取原来打算要解决这场战争的重大行动。盟军将在北

非和西西里建立主要活动据点，以便对意大利和地中海诸岛进行作战。
　　所有这些情报虽然不算新，却是准确的。任何空想战略家都知道，在欧洲大陆登陆，需要有一个夏

季的时间进行宣传，只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开始登陆。德军在两个星期之前就撤出了西西里，盟军极不

可能不予以占领。尽管如此，间谍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还是比臆测为好，因此，德国人得到这份报告

是很高兴的。　“约瑟菲尼”后来提供的一些报告却不怎么准确。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他报告美国

成立了八个空降师，实际上只成立了五个。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宣布到那个月底，美国第十四集团军

的大部分部队将到达法国，实际上这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存在。
　　虽然许多接收克拉默尔的情报的人欣赏他的情报，却也有一些机构对他的活动看不顺眼。谍报局空

军组驻斯德哥尔摩代表、空军副武官弗里德里希·布施，由于妒忌克拉默尔能够经常出去玩，和女朋友

寻欢作乐，在饭馆里吃吃喝喝，因而认为这个漂亮的间谍头子之所以拉一批特务进行活动，与其说是为

了从不同来源那里获取情报，不如说是为了领取大量的经费，布施认为，如果德国空军不再相信某个情

报来源，克拉默尔为了保护自己就把它抛弃掉。布施相信克拉默尔的很大一部分情报是假的，布施还认

为，谍报局的官员之所以庇护他，是因为他在他们的不正当货币交易中帮了忙。盖世太保也怀疑他在耍

两面派。盖世太保觉得他若不用其他办法，不会干得这么漂亮。盖世太保的一位最能干的工作人员，写

了八十页关于这个高个子特务的材料。他认为，克拉默尔将德国空军作战部的文件和其他机密德国文件

，卖给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人，然后从俄国人那里换取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材料。这笔交易八成是通过小

野寺安排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盖世太保头目米勒在德国保
　　安总局各司负责人会议上趁机嘲笑舍伦贝格说：　“难道你也是英国特务？你那个克拉默尔给你找

麻烦了。你可得解释清楚。”不久以后，他把克拉默尔召到柏林，审问了四个小时，克拉默尔否认了所

有的指控；米勒无法证实这些指控。
　　克拉默尔又返回斯德哥尔摩，舍伦贝格直接为他承担了责任。直至战争结束，克拉默尔一直呆在斯

德哥尔摩，有些人非常赞赏他，也有一些人怀疑他。
　　德国在西方的最著名的间谍是“约瑟菲尼”，在东方最著名的则是“马克斯”。两人都披上了神秘

的色彩。正如多数情报人员只知道“约瑟菲尼”是在英国提供情报的人一样，他们也只知道“马克斯”

是在俄国提供情报的人。但是“马克斯”还有有趣的一面。　“约瑟菲尼”同德国之间的联系人是一个

响当当的纳粹分子，　“马克斯”的联系人却是一个犹太人。
　　他就是又矮又胖的弗里茨，考德斯。考德斯一九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维也纳，母亲是犹太人

，父亲据他说原是雅利安人，改信犹太教，后来又成了浸礼基督教徒。考德斯二十四岁的时候，离开维

也纳到苏黎世，在那儿当过体育记者。他在巴黎和柏林干过同样的工作，他在柏林时还做过私生意。希

特勒上台以后，他到布达佩斯当记者，但是他也从事在上流社会似乎盛行的一种活动；他把合适的匈牙

利官员介绍给既需要他们又能收买得起他们的那些人。他还设法获得象居住许可证和签证这样一些有时

很难弄到手的证件。他声称，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经过别人介绍，他结识了布达佩斯最有地位

的非官方人土和最高级的官方人士，尤其是外交部的人士。此外他还兑换货币。
　　他在布达佩斯认识了那里的德国谍报局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向他布置任务。他同驻南斯拉夫萨格

勒布市的美国领事约翰·迈利的交往最有成果。考德斯是在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

认识迈利的。这位新闻司司长也在萨格勒布市当过领事，从那时起他就认识迈利。考德斯充分利用这个

机会。他冒充荷兰人，当迈利和他的妻子到布达佩斯买东西的时候，他帮了不少忙。考德斯为迈利兑换

货币，帮他寻找古式手枪和刀剑，迈利喜欢收集这些东西。考德斯希望利用这个交情捞点好处；替那些

想离开布达佩斯的犹太富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
　　考德斯还利用这个交情从迈利那里窃取文件。他多次访问萨格勒布市，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那次访

问中，他偷窃了英国的宣传材料和一份关于南斯拉夫缺乏汽油的报告，把它们交给谍报局。后来，他从

迈利的办公室里偷偷拿走美国的军备报告，迅速地拍照下来，放回原处，然后把照片送给德国情报机关

。迈利有时让他捎信给布达佩斯的美国领事，他把信拆开，拍下照片，把照片复制信件送给谍报局。当

布达佩斯的美国领事让他捎回信的时候，他也这么干。他偷窃的材料中最有用处的，大概是美国国务院

关于颁发签证的规定，这份材料八成落到了谍报局制造假证件的那些人的手里。　　考德斯或许也向党

卫队保安处提供一部分这样的材料，因为在一件牵涉到迈利的事情上，他同德国保安总局的巴尔干问题

专家或廉·赫特尔保持着接触。为了这个问题，他追踪过赫特尔，从维也纳一直追到柏林。在柏林，他

的主要消遣是玩弄女人。他认识了德国保安总局的雇员弗劳莱因·蒂尔。他带她出去玩，结果给她惹下

麻烦了，因为和她一起玩的是一个犹太人。赫特尔见到考德斯并不高兴，但还是让他捎一封信到萨格勒

布，交给赫特尔手下的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施利的特务。回到萨格勒布以后，考德斯一面办事，一面寻

欢作乐。当他在武装部队通讯中心打长途电话的时候，偶然认识了弗劳莱因·霍尔特豪斯。他同她的交

往似乎不太妙；他只会见过她两次：每次都有一个朋友陪着她。当他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运气要好些

。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贝洛塞维奇小姐似乎喜欢他。她交给他一些情

报，并且打算到萨格勒布去找他。但是后来他倒了霉，被扣留了，他和这个小姐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

。
　　这些情况大都发生在希特勒开始进攻俄国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同俄国内地的某些联系正在发生变

化。
　　这些联系人原来属于白俄将军安东·图尔库尔。在俄国内战期间，图尔库尔曾经指挥一个师，共产

党人巩固了政权以后，他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希特勒的反共的德国避难。他成了白俄流亡者的首领。他一

面等候着红色政权的垮台，——面同苏维埃俄国境内的人保持联系，甚至派遣他手下的部分军官替他进

行宣传，并为此寻求波兰参谋总部的帮助。希特勒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之后，图尔库尔在俄国的一部

分人似乎同德国人进行了接触，并且主动提出通过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这项任务

交给了谍报局。谍报局找到了一些白俄无线电电报员，供给他们设备，建立了定期通讯联系。德国人为

俄国的这些电报员取了化名，根据推测有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给他取的化名叫“马克斯”，另有一人在

乌拉尔以东，给他取的化名叫“莫里茨”。　“莫里茨”
　　后来退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马克斯”则在整个俄国战役期间出了名。
　　卡纳里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此人就是维也纳谍报站站长鲁道夫·康特·冯

·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上校。自从阴谋暗算密如牛毛的奥匈帝国时代以来，维也纳就是对俄间谍活动中

心之一。一九四一年年底左右，维也纳情报站把图尔库尔的那一摊工作转移到索非亚，大概因为保加利

亚的这座首都离俄国比较近，更便于无线电联系；也许是因为有人希望从苏联驻索非亚的庞大使馆里获

取更多的情报。为了进行这项工作，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为他的谍报站建立了一个前哨站。他把这个前

哨站设在索非亚埃夫蒂米大主教大道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的底下几层是办公室，顶层是电报员进行

秘密技术工作的地方。这个前哨站独立于谍报局保加利亚谍报站，该谍报站的负责人是精明强干的奥托

·瓦格纳上校，他的总部就设在这条大街的下面，这个前哨站的站长原来就是考德斯。他是怎样挑选上

的，为什么挑选他，在索非亚的谍报局工作人员始终弄不清楚。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他得到了谍报局

上自卡纳里斯本人等高级人土的绝对支持和全力保护。卡纳里斯当着瓦格纳的面对考德斯所作的评价就

证明了这一点。
　　同谍报局里大多数人一样，考德斯也用化名，他的化名叫克拉特。他称呼自己是“工程师”。应当

承认，这个头衔在奥地利并不总是同实际职业相称的。他中等身材，圆鼓鼓的脸，食不厌精，穿着讲究

，他机智聪明，但不太好动；有些人认为他相当滑头。他的弱点是喜欢女人。不过瓦格纳进行了观察，

发现他虽然是玩弄女人的老手，但并没有象其他许多人那样堕落下去。他总是保持着警惕，总是在迫切

地打听会发生什么情况，别人会对他说些什么。他到达之后不久，就开始到处花钱。白天他呆在办公室

，或者到外面活动，似乎也干一些秘密勾当，贿赂保加利亚警察，以便不找他的麻烦。晚上他上饭馆或

咖啡馆，好好吃一顿，和女人幽会。
　　尽管“马克斯”搞了这些非职业活动，他的报告却源源而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考德斯把它们送

给维也纳，维也纳送给谍报局总部，谍报局总部再转给东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这两个机构又把

它们下发到各集团军群和各大机群。几乎每天都拍来一封电报，许多是关于军队调动的情况。比如，　

“马克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报告：六月二日，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团，一个中型坦克团已从克拉

斯诺达尔到达季霍列茨克，大概将调往罗斯托克。六月三日，二百辆重型和中型坦克从斯大林格勒运抵

克拉斯诺达尔，然后再运往塔曼半岛。
　　有些电报远远比这重要得多。看来它们是由苏维埃政权的心脏——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发出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或者十五日，他报告：七月十三日晚，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会议结束，沙波什尼

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陆军武官以及·其他一些人出席了会议。沙波什尼

科夫宣布苏军将一直撤退到伏尔加河，这样德军必须在伏尔加过冬了……。看来将从两个地方发起进攻

：奥廖尔以北和沃罗涅日以北；　空军和装甲部队显然要参加进攻，为了牵制敌人，可能在加里宁附近

发动大规模强攻。
　　东线外军处评论说，“过去几天整个敌人情况的发展变化表明这份报告是可信的。”
　　四个月以后，当俄国人正在集结部队，准备给予德军中部集团军群和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先头突

击部队以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　“马克斯”似乎取得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谍活动中登峰造极的

成就。有一次，斯大林亲自主持军事会议，并且作出了决策，　“马克斯”在当天就透露了这些决策。

德国在西方的特务，例如“约瑟菲尼”，曾经自称披露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会谈结果。但是，没有哪份

情报比得上“马克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一封令人惊讶的电报来得快和来得准确；十一月四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
　　出席者有十二位元帅和一些将军。这次会议制订了下述原则：ａ）每次作战均须小心谨慎地推进，

避免遭受重大损失；ｂ）失城失地无关紧要……；ｆ）只要气候条件允许，如果可能就在十一月十五日

之前执行各项进攻计划。主要是从格罗兹尼（越过高加索）……、顿河地区的沃罗涅日、勒兹赫夫、伊

尔门湖以南和列宁格勒这些地方发起进攻。前线部队将从后备队中抽调“…，这份了不起的电报预报了

莫斯科的四项冬季进攻作战计划，这份情报符合东线外军处的看法，两天以后，东线外军处将这份情报

连同它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一起散发到下面去。
　　这样耸人听闻的报告马上引起了情报人员和指挥官的纷纷议论，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

“马克斯”是斯大林身边的医生。另一个人认为他是罗马尼亚人，他的情报网可以偷听俄国的电话，甚

至可以窃听克里姆林宫内的谈话。还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情报是从一个日本记者那里得到的，这个日本记

者早就通过土耳其的中间人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同俄国人交战。
　　可是他们都喜欢他的报告，相信他的报告。中部集团军群司令常常向他的情报参谋打听“马克斯”

在某一天讲了些什么。古德里安担任参谋长的时候，曾对当时已经合并的德国保安总局和武装部队最高

统帅部谍报局的头目舍伦贝格说，没有哪一个特务象“马克斯”那样宝贵。当时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当

希特勒听说“马克斯”是一个犹太人以后，拒绝再接受他的报告，但是古德里安说，　“马克斯”的报

告，尤其是关于红色空军的报告，是绝无仅有的。关闭他这个情报渠道是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高级军

官始终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然而，有些情报官员怀疑考德斯一马克斯是一个双重特务。谍报站头目瓦格纳发现他的行为非常可

疑。大约在一九四二年底，考德斯向瓦格纳发牢骚，说他提出的重新作一名雅利安人的请求无人过问。

他敦促赶快满足他的这个要求，说他同红色空军有重要的联系，这使德国人能及时了解它的实力和编制

。瓦格纳直截了当说他不相信他。他听说“马克斯”的前哨站不是在同俄国进行无线电联系，而是令人

奇怪地同西班牙的比戈进行联系。考德斯回答说，这是事实；他利用深加利亚警察局的无线电部门同俄

国进行联系，因为保
　　加利亚人的想法和心理更适合俄国人。瓦格纳承认这一点，然后向保加利亚人核实这一情况。保加

利亚人对他说，他们并没有为克拉特进行无线电联系。他把克拉特召来询[ 司，克拉特冷静地回答说，

他是有意欺骗瓦格纳，以便保护他的秘密无线电联系，其实他的电台是通过土耳其同俄国进行联系的。

他说，土耳其古老的黑海港口城市萨姆松附近海面上的快艇用无线电台转发他的电报。伊斯坦布尔谍报

局负责人对瓦尔纳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瓦尔纳现在可以肯定，考德斯即使不是双重特务，至少是个骗

子。有一天，他同卡纳里斯、皮肯布罗克和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一起开会的时候，表示了他对考德斯的

怀疑态度。屋子里的人都不吭声。后来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说，空军认为考德斯的报告是战争中最好最

准确的报告，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为所欲为的缘故。卡纳里斯支持他的这个维也纳情报头子的意见。　

“你可以监视他。”卡纳里斯告诉瓦格纳应当怎么对付考德斯，　“但不要打扰他的工作。”就这样，

考德斯仍然继续进行活动，直到最后别人还是相信他。
　　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德国人才真正象侦探小说读者所希望于他们的那样进行间谍活动，这个地

区就是拉丁美洲。他们在墨西哥干得很漂亮，他们在那里至少有四十名特务，还有一些特务在美国进行

活动，所有这些特务组成三个间谍网，向汉堡、柏林和科隆的特务指挥机关至少提供了五百封微粒情报

信件。但是他们活动最广泛，规模最庞大的间谍组织却在阿根廷，阿根廷是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也是反对美国反得最厉害的一个国家。
　　德国是在一九三九年开始在那里进行活动的。当时到那旅行的一位谍报局的代表吸收奥托马尔·米

勒当特务。米勒三十八岁。他是在十五年之前，正当德国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灾难之中的

时候移居到南美大草原的。他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间谍。有一次他同一位阿根廷陆军军官

谈判购买轰炸瞄准器。他报告了英国向阿根廷买了多少头牛，他每月提供一份关于阿根廷向英国和美国

出口重要原料和食品的报告。他组织了一个特务网，发出了无数关于船只的到达、航行和装货的电报与

信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对他说，他当间谍的时间将算作军龄。
　　米勒爱国主义情绪过于激烈，未免不那么谨慎了。当他还在担任间谍网的头目的时候，他曾在秘鲁

卡亚俄电台为德国进行广播宣传。谍报局罢了他的官，可是仍然莫名其妙地允许他继续当间谍网的一名

成员。
　　他手下的一个特务接管了间谍网。这个人名叫汉斯·纳普，四十岁，农艺学家，一九二一年来到拉

丁美洲。最初他在乌拉圭开办一个小农场，后来做起生意来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和当地一个鞋子制造商合伙开了一座小酒巴间。五个月以后，酒巴间倒闭，纳普破产了。凑巧一个月之

后爆发了战争，为他带来了谋业的机会。纳普当上了间谍。
　　他于得挺好，因而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被任命为米勒的接班人。他的间谍网通过巴西一家掩护商行的

地下发报机同国内进行联系，谍报局汉堡站要他到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军武官的办公室去一趟，联

络暗语是：“我的表哥乘的是《格奈塞瑙》号轮船。”然后他可以得到五千比索（一千二百五十美元）

，其中一半作为“特殊报酬”送给他本人，另一半用来帮助这个间谍网购买一台自己的无线电发报机，

以便利用它进行联系。　（为此汉堡批给他们一万比索（二千五百美元），但只是对间谍们经过一番仔

细盘问之后才批给的，比如“使一部电台准备就绪总共需要多少钱？”　“这个月付的报酬除外，现在

还需要多少电报费？”）纳普的第一项工作是监督安装这台无线电发报机。
　　打这以后，他开始收集情报，经营他的间谍网，利用他的德国国际情报公司作掩护。有一个以前当

过服务员的间谍和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纳普经常和他的特务在一家酒巴间里吃午饭。这些特务当中

，有一个是纳普的老朋友，他吸收西班牙船上的水手，让他们传递信件，他本人也是西班矛人。他有好

几辆小汽车，常常借给纳普一辆，一借就是好几天；另一个是日耳曼血统的巴拉圭人；还有一个是瑞土

商人，由于倾向纳粹党，被瑞土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商务处赶出门外。纳普的间谍活动干得很出色，所以

能够从比埃纳饭店狭小的房间搬出来，住进马丁内斯北郊相当豪华的宅子里。
　　纳普仍然象米勒那样，着重搜集航运方面的情报。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他在第四百三十

号电报中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只有：二日，《奥格娜》号；三日，从巴西桑托斯开来的《德莱

恩》号。三日，《索尔斯特兰德> 号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往里奥。三日，从秘鲁拉利伯塔德开出的

《泰利亚》号到达蒙得维的奥……
　　海军武官迪特里希·尼布尔上尉看到这封电报，心里直冒火。间谍提供的有关来往船只的报告，只

不过是重复他从俯瞰这个港口的办公室里定期发出的报告而已。他相信他们报告的军事政治情况（他认

为这是他们工作的最重要部分）
　　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地重复小道消息，因为他们不能象他那样接触得到消息灵通人士。尽管如此，遵

照柏林的指示，他还是支持他们，比方说他每月给纳普几百比索。
　　他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间谍网。虽然有些人是纳普间谍网里的人，但情报目标却有所不同。一九四

二年一月一日，尼布尔的间谍网报告：　“（美国的）柯蒂斯·哥伦布工厂将在五月开始为海军成批生

产ＳＢ2 Ｃ系列单座俯冲轰炸机。”德国向这个间谍网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你们能搞到美国第3 —

154 号“化学战”野战手册吗？”等等），而且还恭维它（“有关英国和美国巡洋舰与辅助巡洋舰设备

的详细技术报告异常准确”）。
　　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八个星期，巴西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又过了八个星期，巴西当局破获了

三个大型德国间谍网。有些间谍坐牢了。但是有一部分起着重要作用的无线电技术人员逃到阿根廷和智

利。同巴西和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同，智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保持着外

交关系。同阿根廷的情况一样，这为德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了方便。因为不仅智利的中立庇护了他们的间

谍活动，而且德国的外交官可以向他们提供情报。
　　在智利，帮忙的是德国空军武官。但是负责间谍网的是海因里希·赖纳斯。他是德国人、纳粹党员

，在瓦尔帕莱索普拉特街七七三号开了一个小小的航运公司。一九四一年夏末，他访问了智利的各个港

口，吸收特务，以便让他们报告来往船只的情况。
　　有些特务似乎是在一五四五号邮政信箱将他们的报告寄给赖纳斯的。但是汉堡禁止他亲自到那里去

取邮件，明确告诉他，只有可以信赖的中间人才能这样做。于是邮件便由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取回了。

其他一些港口的间谍，把他们的报告寄给一个智利人，这个智利人的主要作用就是为这个间谍网充当信

箱。有时候他收到从美国寄来的隐显墨水信件，他还订阅《纽约船舶年鉴》，该年鉴提供了许多有关美

国航运的详细情况。
　　牧师这个渠道也被利用起来了。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寄来一份情报，这是致厄瓜多尔总统的一份秘

密报告。报告说美国提供了三千七百万美元贷款、五千枝步枪、二十五万挺机枪和一艘海军巡逻艇（稍

微有点夸大：租借协定规定只提供一千七百万美元贷款，不提供海军巡逻艇。　）亲纳粹的比亚内神父

把这份情报放在一本祈祷书内，交给圣地亚哥郊外拉西斯特纳神学院的天主教神学学生图略·弗朗奇尼

。德国人从这个学生那里拿到了这本书，而他说不定还不知道里面有间谍材料呢。
　　从智利发回的情报多半是有关航运的情况。有一份情报告诉德国：　“智利的《托尔顿》号正在这

里装货，准备开往美国。”这个间谍网还应汉堡的要求提供气象报告，这个要求大概是空军提出来的。

接收者非常欣赏这些情报。汉堡命令间谍头子赖纳斯“赏给每个间谍价值一百马克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情报当然是通过无线电传送的，否则材料就会来得太晚而没有用了。
　　这个间谍网的发报机，是一九四零年左右由一家无线电商店老板安装的，这个老板同间谍并没有联

系。间谍告诉他，这个发报机是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使用的，当时从事业余无线电活动是合法的。发报

机可以部分拆开，安装在大木箱里。
　　最初，间谍网成员之一、领有执照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威廉·策勒，在瓦尔帕莱索附近塞罗阿莱格

里他的家里发报。他非法发报，引起了美国监听者的注意。他们把这个情。
　　况告诉了智利警察，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警察搜查了他的家。他们没有发现发报机。但是他

们留了心眼，把策勒家里的电话搭上线，以便窃听，他们离开后不久，就听到策勒对间谍网的另一个成

员说：“真运气，他们搜查得不仔细，尤其是地下室。”
　　警察马上又搞到一张逮捕证，九个小时以后，他们再次敲策勒家的门。他们看见了那只装有发报机

的木箱，但没有往里面瞧。这两次搜查已经使这些德国佬够受的了。他们把安装在这只木箱里的发报机

的主要部件，转移到一个意大利人开的食品杂货店里，把部分其他零件藏在一个酒巴间里。
　　不到十月份，他们拒绝发报。
　　等到搜查的浪潮过去了，他们又在汉斯·霍夫鲍尔的家里把发报机重新安装起来。霍夫鲍尔的家住

在瓦尔帕莱索以东十五英里的基尔普埃卡雷拉大街一一五零号，这是一个小棚屋，瓦顶，高高的树篱把

房子掩蔽起来了，只有一根长杆拉着天线伸出了房顶。窗户用窗帘捂得严严实实的，地线用一只小箱子

盖了起来。发报员是赖纳斯的副手约翰内斯·塞罗斯。塞罗斯三十二岁，卷头发，曾在一艘德国船上当

二副，他从那艘船上跳了下来，非法逃到智利。塞罗斯住在这所房子里，可是房门整天锁着。他在房后

的一间小屋里发报，用的呼号是ＰＹＬ。汉堡在回电的时候，为了不暴露信号，使用的频率和大西洋两

岸之间经常变换的无线电通讯频率非常接近。
　　这样的活动只持续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美国监听者（其中有些人在现场）的帮助下，

智利人粉碎了以ＰＹＬ作为电台呼号的这个间谍网，许多成员被捕，但是有些人，包括赖纳斯和塞罗斯

在内，逃到阿根廷。除了一两个人暂时还在活动以外，德国在智利的间谍活动停止了。就在同一时候，

美国施加压力，阿根廷的司法调查委员会也发现间谍在从事反阿根廷的活动，阿根廷政府多少屈服于这

些压力，对当地的间谍采取了突然行动。纳普、米勒和其他一些人被捕。
　　表面看来，德国在那里的间谍活动好象被粉碎了。其实，德国的间谍活动不仅继续进行，而且有了

加强。主要原因在于，党卫队保安处往那里派了一个特别能干和勇敢的年轻人，让他负责统帅部谍报局

和党卫队保安处的一次联合行动。他的名字叫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尔。
　　贝克尔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来比锡。他在那里念完中学就参加了纳粹党。第二年，一九

三一年，他加入了党卫队。他曾先后为一个烟草批发商，一家褐煤生产者联合会以及纳粹党的几个志愿

组织工作过。其中一个组织的上级说；　“德国和外国青年互相交流的整个工作，是由他一人组织和监

督进行的……贝克尔这个党员独立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们十分满意。”他在德国为纳粹党的一个机构又

工作了一年，后来辞职了。几个星期之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他被任命为党卫队少尉，五月九日

，他乘搭
　　18.间谍阵营（中）
　　几天之后，乌特青格尔搬来一个木头箱子，里面有一台小发报机，接上家庭用的普通电源，这台发

报机就可以发报了。
　　道厄用莫尔斯电码向德国发了几封电报。为了掩盖这个农场的间谍活动，住在那里的德国同情者栽

了一些树，买了三百五十只鸡，还安装了一个孵卵器。道厄在鸡棚里挖了一个坑，把发报机藏在里面。

坑上盖一块板，板上铺上稻草。乌特青格尔（他的化名叫“唐·安东尼奥”）几乎每个星期带回十几份

密码电报，每份约有五十组密码，道厄把它们发回德国。他们发现这部发报机不好使用，　“唐·安东

尼奥”又带回一台，虽然小点，但功率相同，他们把它安装在一个紫酱色的皮箱里。
　　技术组还有一个缩微摄影室，设在科列思特斯大街五五零号一所名叫拉乔扎的房子里，这个地方也

在贝拉比斯塔。
　　一个擅长照相平板印刷的奥地利后裔和他的妻子，把许多出版物（其中多数是美国的）微缩成微粒

信件。贝克尔通过信使或邮政系统，把这些微粒信件送到德国。雇这两个人每月花二百比索（五十美元

），他们还可以使用这所房子。
　　改组以后，贝克尔加紧收集情报。一九四三年初，他派一人带上相当三千阿根廷比索的钱，到乌拉

圭开展间谍活动。这个人并没有象贝克尔所想象的那样应该取得成功。六月左右，他把他和其他几个间

谍召回开会，会议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奥罗街二一六八号房子里召开的。这所房子是这个间谍网为了供

给特务膳食和开会而买下的。他先把那个人狠狠地训了一顿，然后再给他一千二百美元，派他回到蒙得

维的亚，完成他的任务。这个人通过朋友吸收了几个乌拉圭人，其中至少有一个人由于是民族主义分子

，有反美情绪而被吸收的。这个特务奉命收集乌拉圭进出口的统计数字和一份《方向》杂志，该杂志解

释了如何取得美国的进口许可。
　　贝克尔收集情报，靠的是分析美国报刊和技术杂志，收听电台广播，个人进行观察，尤其是依靠外

交官和访问过美国或者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军人，依靠上校集团，其中包括胡安·庇隆，胡安·庇隆才是

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人物，哈尼施和间谍网的其他成员同他相好。外交部长也是上校集团的成员，他骂

美国人是“狗杂种美国佬”，他曾向一个德国特务许愿：他将把发生的各种情况随时通知德国，因为阿

根廷的命运取决于德国的胜利。许多情报都有美国军火生产的统计数字，并且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另外有许多情报介绍阿根廷的对内对外政策。
　　贝克尔在担任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拉丁美洲东部联合间谍网负责人的头一年中，得到了

德国使馆的支持。尼布尔和沃尔夫在那里给他们出主意，送钞票，打发信使供他们使用，不过没有让他

们使用无线电通讯设备。实际上，由于美国对阿根廷施加压力，轴心国的外交官被禁止拍发密码电报，

。因此，技术组最初的资金完全是由大使馆提供的；后来，它每月从大使馆得到七千美元，从贝克尔那

里得到三千美元，从哈尼施那里也得到三千美元，它还得到其他所需费用。贝克尔的间谍活动，在亲轴

心国的温暖的政治气候里繁衍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初，所有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阿根廷一直试图从德国获取武器，以便象它

所说的那样，使它免受亲美的邻国尤其是巴西的侵略。临近一九四三年年底的时候，阿根廷加紧了这种

活动。后来大概听从了哈尼施出的主意，阿根廷决定绕过麻烦的外交渠道，直接同希姆莱的党卫队保安

处打交道。一贯谋求扩充势力的党卫队保安处，乐于干涉对外事务。舍伦贝格答应同阿根廷淡判代表进

行谈判，这位谈判代表是德国血统的阿根廷公民、哈尼施的亲密朋友。他乘船前往西班牙，但在特立尼

达的一个检查站被英国人扣留，因为英国人已经听到阿根廷要采取这些行动的风声。阿根廷担心这件事

败露，担心它在邻国玻利维亚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搞颠覆活动，加上美国施加压力，把军舰停在蒙得

维的奥，扬言要冻结资金，所有这些促使阿根廷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蓝组（大使馆组）被关闭了。阿根廷政府交代了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在阿根廷领土上发现

了大量的德国间谍活动，阿根廷在二月份逮捕了大批特务和中间人。声名狼藉的哈尼施领导的绿组成了

搜捕的主要目标。哈尼施，赛德利茨，拜尔化学公司推销阿司匹林的首席广告员，还有那个拍摄微粒信

件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被抓起来了。
　　现在德国在阿根廷和周围邻国的间谍活动的整副担子落到了贝克尔的肩上。轻松的时日过去了，真

正的间谍活动开始了。
　　贝克尔毫不气馁，他把他的红组里面剩下的人组织起来。如果有人被捕，或者在他认为受到怀疑，

他就另外派人顶替。比如，他让前罗马尼亚皇家的一名使馆参赞顶替拜尔公司的那个广告员。他找到了

一位新的缩微照相师。他转移了资金。一九四四年年中的一天上午，他将部分特务召集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迈普街于伊克饭店和他一起开会。
　　“比索花完了，现在需要把美元兑换出去，”他对他们说，　“我已经兑换了一部分，可是我不想

再去亲自做这种事情。这份报纸里面有二千美元。如果你们用一美元兑换三比索（官方汇率是一比四）

，那也可以。但不要一下子换完，最好多跑几个地方。我下午一点在科列思特斯和迈普街等侯你们——

千万多加小心。”
　　美钞是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一张的。特务们全都换成了比索，贝克尔感到满意，他又给他们四

千五百美元去兑换。
　　这笔钱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特务的报酬。技术组第二把手塞罗斯每月领取的比索相当于五百美元。普

通特务大约三百美元。一部分用作间谍失业救济金：当一个特务被捕后，贝克尔给他的家属发钱，以便

维持生活。另外的基金用来支付这个间谍网的七辆小汽车，两艘小艇和打字员的开销，还要付几处公寓

，寄宿处和办事处的房租。此外一部分现钱大概用来支付制造假证件所需的费用和收买情报的贿赂钱。

但是花钱最多的还是技术组。技术组不仅经常购买昂贵的设备来安装三十三台发报机和二十七台收报机

，定做木箱来运输和隐藏这些机器，而且购买和租赁农场也需要花相当多的钱。乌特青格尔估计，打从

这个间谍网开始活动时起，花掉的比索相当于六万二千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通讯联络消耗掉了这个间谍网的许多精力。幸运的是，这个间谍网有乌特青格尔这

个格外能干的领导。他知道自己的特长，熟悉自己的部下，他仔细地挑选他们，把他们分成许多小组，

各个小组除了自己的直接上级之外，互不联系，互不认识，他自己有好几个化名，无数假证件，几部小

汽车，还有几处住地。
　　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不久，乌特青格尔命令将藏在格里科农场的那台发报机拆掉，搬到圣米格

尔附近一个名叫米卡普里丘的农场，这个农场是乌特青格尔租下来备用的。
　　在厨房的地下，德国人挖了一个地窖，把发报机藏在里面。
　　道厄到达后，乌特青格尔交给他两三封五位数一组的电报，让他发出去。然而，这一次乌特青格尔

告诉他，如果他连续一两分钟发出Ｖ这个字母（这样做是为了使报务员熟练熟练指法，使收报的那一方

调准频率，同他取得联系）之后还没有得到答复，那么他在当天就不能再呼叫了，而要再等两三天。道

厄认为这将妨碍无线电定向联系。道厄在那个星期未能同德国取得联系，乌特青格尔把电报拿走了，大

概是交给另一个报务员发去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这个间谍网在圣胡斯托附近又租了一个农场，和圣米格尔一样，圣胡斯托也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西部。道厄和乌特青格尔在餐室里安装了一部两英尺高的电台。乌特青格尔带来了十五

封电报，要求道厄在几天之内发出去。他还告诉道厄，他们不能再见面了；另一个特务将把电报交给他

。阿根廷政府的搜捕使这个间谍网的活动更加困难了。
　　塞罗斯现在主要是把电文送给道厄，让他译成密码发出去。道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或郊区的

几个不同地方，而且常常是在街道的拐角处同他会面的。他在指定的时间发报，频率是；下午五点半，

11，550 千赫；六点十分，11，130 千赫；六点四十分，10，400 千赫，等等。对方电台的频率总是10

，600 千赫。有一次他把一台发报机搬到另一个农场，在那里发了二十封电报。快到六月底的时候，乌

特青格尔告诉他，他现在负责无线电发报。于是道厄常常戴上耳机，检查其他特务的发报。
　　并不是所有的情报都是通过无线电发回去的。贝克尔手下的四个人在西班牙船上找到一些水手，这

些水手帮助他们把信件捎到西班牙，然后根据掩护地址从西班牙把它们寄到德国。四个人中有一个名叫

阿尔弗雷多·维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酒巴间工作，西班牙船员常常光临这个酒巴间。
　　另外一个人是巴托洛梅·米特雷街圣米格尔教堂的神父，名叫阿尔弗雷多·费尔南德斯，曾经在西

班牙同佛朗哥作战。
　　他经常把信件（包括微粒信件）交给西班牙水手。有一次，一个特务交给他一块手表，里面藏有微

型胶卷，这块手表要送到西班牙。费尔南德斯神父把它交给维拉，让维拉再交给一位水手。
　　贝克尔害怕还会进行逮捕，要求德国再派给他两个电报员，再送一些钱来。他们满足了他的要求，

派遣“帕西姆”号小艇，送来了布尔克哈尔特和夏特赖恩，一个是电报专家，一个是缩微摄影专家，两

人随身带来了钱和可以换成钱的药品。
　　就在那个月的月底，贝克尔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有一天，道厄发现圣胡斯托农场门前有两个人，另

有一天有一辆小汽车停在门前。过了一会儿，为了尽量避开发报机这个罪证，道厄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和从农场来的女仆路易莎·马铁斯一起住在萨皮奥拉一四五一号房子里。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当他到

农场去发报的时候，他嘱咐路易莎，如果发生可疑情况，就把他那只黄箱子里的文件烧掉或藏起来，因

为他觉得他随时可能被捕。下午六点半，正当他坐在发报机旁发报的时候，警察闯进来把他逮捕了。
　　其他人也跟着被捕了。在八月份的几个星期里；乌特青格尔、塞罗斯、夏特赖恩、布尔克哈尔特和

其他许多人被抓起来了。几十部电台、缩微照相设备和三部密码机（显然是大使馆留下的）被没收。这

个间谍网差点被一网打尽。但贝克尔漏网了，费尔南德斯，酒巴间招待维拉和其他几个人也逃出去了。
　　贝克尔现在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逃避警察的追捕。
　　他总是租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在那里住上几个月，不等期满就离开，他甚至常常把贵重的东西留

在房子里。如果有哪个知道他的下落的人被捕，另一个人会通知他。他让自己的一个特务替他买来《新

闻报》和《民族报》，他把报上出租住房的分类广告剪下来，交给这个特务，希望这个特务去看看房子

。这个特务在图库曼街六七二号门牌二号公寓二楼找到了一套有两间寝室的房间。与贝克尔认识的一个

德国妇女把这套房子租了下来，因为她知道贝克尔将住在其中的一间寝室里。这个特务叫一辆出租汽车

把贝克尔送到这座公寓；他没有带衣服，而是让那位妇女今天一件明天一件地给他买新衣服穿。
　　他很少离开这座公寓，有时整整一个月不出门。他只有同特务会面时才出门，不过也要等到晚上十

点以后。送他到这里来的那个特务每星期来看他两次，而且总是在晚上六点四十五分以后来，因为到这

时候，那个德国妇女也呆在家里，公寓的招待就不会怀疑另外有一个人住在这套房子里。
　　这个特务总是先按一下长铃，三下短铃，停一会儿后又按两下短铃。
　　贝克尔几乎总是事先把要交给这个特务的信件准备好。
　　每封信用一个信封，他在信封上签上字，然后再把所有的信封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如果他需要写回

信，就马上用轻便打字机打一封，或者由他口授，让那位德国妇女记下。
　　寄给德国的信，总是先交给维拉，外加一笔钱，通常是五十至一百比索（十二·五美元至二十五美

元），让维拉付给那位西班牙水手，作为让他把信带到大西洋彼岸的报酬。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维拉没有把钱交给水手，而是自己花掉了，把信往自己家里的小壁橱里一塞

。一九四五年二月，当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们发现费尔南德斯神父交给他的那块手表，以及贝克尔致

“特奥”的打印信件，“特奥”是他在德国的上级：德国保安总局六司（英美司）司长、党卫队上校特

奥多尔·佩夫根。由于维拉的贪婪，贝克尔的勇敢而富有理想的工作大部分遭到了失败。
　　和维拉一样，费尔南德斯和这个间谍网里其余几个人也在一九四五年初被逮捕。只有贝克尔还逍遥

法外。临近四月底的时候，他终于也被捕了，只比他为之辛苦奋斗的第三帝国的垮台早几个星期。
　　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很小很小。大概在第三帝国行将灭亡的时候，佩夫根曾经说过，贝克尔给德

国的信常常是一个月后才到达，而他总是希望这些信写得再长些·通过水手带回来的报告的内容比较丰

富，但它们总是来得太晚，没法用。卡尔滕布龙纳曾经说过，他收到的来自南美洲的唯一重要情报，是

预言阿根廷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那一份，而德国对于断交却毫无办法。间谍报告敌船航行情况的情报

可能产生了作用，但这些情报并没有帮助击沉哪怕是一艘船只。
　　间谍们报告过的从大西洋彼岸开出的几十艘船只中，的确有五艘被击沉了，这五艘是《罗德尼之星

》号、《索洛伊》号、
　　18.间谍阵营（下）
　　理由是从那儿发动成功的入侵将对德国的战争行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即使这种入侵不能使盟军立即

从南方到达俄国战线，也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象意大利那样背叛德国，使德国损兵失

地。它将切断矾土，铜和罗马尼亚石油这些必不可少的供应晶。土耳其将放弃中立，向同盟国提供更多

的基地，停止向德国运输极重要的原料——铬，并且开放海峡，让同盟国的供应船只直接驶入苏联在黑

海的不冻港口。
　　希特勒不会听信一位间谍的片言只语而冒遭受这些灾难的风险，尽管某些军事迹象证明这位间谍的

估计是正确的，希特勒还是象往常那样对他表示怀疑。元首或许还记得，飘浮到西班牙的那具死尸身上

的文件，曾经转移了德国对盟军入侵西西里的注意力，这不得不使元首谨慎起来。甚至在“西塞罗”还

未提供情报照片之前，元首就开始加强东南战区的军事力量。从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配置在这个

战区的师的数目差不多从十七增加到二十五。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盟军在安齐奥成功登陆，说明盟

军向巴尔干入侵的可能性增强了。虽然暂时从东南撤出一些部队来遏制这个滩头堡，但是其他部队迅速

接防。　“西塞罗”的情报丝毫没有影响作出这些决定。
　　一月、二月和三月，巴兹纳仍然象往常那样，打开大使的公文递送箱或保险柜，把文件拿到自己的

屋子里，铺在三脚架下面的地板上进行拍照，然后放回原处，把未冲洗的胶卷交给莫伊齐施。金钱跟着

源源不断地塞到他的手里。　“西塞罗”的情报曾经预料索非亚要遭空袭，此事果然应验了，这件事似

乎消除了对他的情报的真实性仅存的怀疑。莫伊齐施告诉“西塞罗”，希特勒打算在战后赠给他一座别

墅，可是巴兹纳却越来越感到紧张。英国人在使馆里安装了警报系统，使他的工作复杂化了；当他想从

大使的保险柜里取文件时，他必须先拉掉保险丝。不久以后，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使他相信他再也不能

搞间谍活动了。
　　莫伊齐施雇了一个新秘书。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二十四岁，长长的头发细长的腿，名子叫做内尔·

卡普。她父亲是当时驻索非亚总领事，他在美国克利夫兰呆过多年，除了做其他事情外，主要是为德国

武官伯蒂歇尔做剪报工作。他帮她找到了这个秘书职业，而她也有资格：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懂英文

、法文和意大利文。然而内尔的多数朋友是她将近二十岁的时候在美国结交的。在安卡拉，她的经历使

她同一个美国人交上了朋友。有一天，巴兹纳在一家百货商店里偶然碰见莫伊齐施和内尔，他一时冒失

，自然没有流露出他认识站在一旁发怒的商务专员，帮助这个姑娘买了一些东西。
　　几小时之后，当他在安卡拉宫饭店的休息室里等侯一位新的女朋友的时候，他又看见了内尔，可是

这一次她身边还有一个男的，这个人正是在安卡拉黑暗的后街追赶巴兹纳和莫伊齐施的那个没长胡子的

年轻人。
　　恐惧就像冰天雪地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刺骨寒风那样向巴兹纳袭来。当天晚上，他砸碎了他的莱

卡牌相机，把碎片和照相机三脚支架一块儿扔到河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偷拍过照片。他已经把大部

分的钱存在银行的保管库里；现在他把剩下的钱也存了起来。他离开了别墅，住进了旅馆。
　　他对莫伊齐施说他再也不想干了。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继续在英国大使馆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听说内尔在德国大使馆里失踪了。看起来她已经叛逃到美国人那里去了，把她所知道的有关

“西塞罗”行动的全部情况告诉他们了。可是这个行动已经结束。不久以后，巴兹纳接到辞退书，离开

了休爵士。无论英国大使馆，还是德军司令部，似乎并不怀念他，在德军司令部里，希特勒虽然没有“

西塞罗”的情报文件，照样指挥战争，就象他手头拥有这些情报文件时一样。
　　到了这时候，德军已经且战且退。一九四四年四月，希特勒开始撤出克里米亚，经过黑海撤出土耳

其。土耳其人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们忽视了同西方同盟国的关系，他们将面临单独抵挡俄国的风险。他

们撤掉了亲德国的参谋总长，换上亲英国的。他们停止向德国供应铬。八月，他们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

系，次年二月对德宣战。
　　“西塞罗”提供的情报只对德国人起了辅助作用。它帮助巴本使土耳其人对英国提出的要求抵制了

几个月。但它没有全部澄清盟军在巴尔干的意图，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希特勒理所当然地不相

信间谍提供的未经证实的情报，而是强烈关注东南欧，因此“西塞罗”的情报文件对他的决策没有产生

影响。历史上这桩最了不起的间谍活动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事态的发展过程。
　　德国的战争领导者能够发现他们赢取或者至少是不输掉西线战争所必需的秘密情报的地方，不是土

耳其，不是拉丁美洲，甚至也不是北美。这个地方是大不列颠。 同盟国制订登陆作战计划，是在这里。

它们的军队集结待命的地方，是在这里，它们的登陆艇集中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战争的爆发点，非此

地莫属。
　　可是，在那里的德国特务很少是在战争爆发前潜伏进去的。几乎所有的特务都是在战时紧急派去的

。看来这是德国间谍机构令人难以置信的疏忽。有几个原因可以替他们的这种疏忽作出解释，即使说不

是在为它辩解。
　　主要原因是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禁止在英国进行任何间谍活动。这项禁令如同不让破译皇家海军密码

的禁令，所持的理由也是一样的。他认为，英国在种族关系上接近德国，希望他的陆上强国同她这个海

上强国结成联盟，称霸世界。他尤其希望英国在后面作掩护，让他放手完成摧毁共产主义、使德国畅通

无阻地向东方扩张的历史使命。一九三五年，他执行了第一步计划，同英国缔结了海军条约，他限制德

国舰队，使它只相当于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的很小一部分，这样就解除了英国的疑虑，使她不觉得德国在

海上是个威胁，也不觉得会出现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海军扩军竞赛。希特勒认为，在英国从事间谍

活动，如果被发现，就会危及他的宏伟计划，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不值得为了一点点情报而

冒这个风险。因此他禁止这种活动。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他的侵略行动有可能改变欧洲的力量均势，

因而也威胁着英国作为欧洲举足轻重的仲裁者的地位的时候，英国对他的侵略采取了越来越明显的敌视

态度。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他撤消了禁令，谍报局里象里特尔这样的人可以恢复对英国的间谍活动。

但是前两年的时间已经白白丧失了，在这两年中，卡纳里斯第一次担任谍报局的负责人。
　　德国战前对英国的间谍工作做得不够充分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德国反对培养出色的间谍。统帅部

谍报局是战前真正从事对外间谍活动的唯一机构，可是它却没有集中力量吸收重要的特务，也没有把这

样的特务派遣到该去的地方（虽然它有一些低级间谍）。这样的特务将在关键的岗位上静候时机，赢得

主人的信任，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扩大自己的职权，加强对所在国的了解，一旦发生战争，关键时刻到

来，他就会象一颗定时炸弹那样在敌人要害地方爆炸，及时提供情报，使德国赢取重大胜利。卡纳里斯

反对这样的计划。他不想孤注一掷，宁愿让谍报局花费精力安插许多次要特务。这些中级或低级的特务

，在和平时期报告哪儿有机场，军事要塞或工厂，在战时报告哪儿有军队，这些都是公认的有用情报。
　　德国对英国的间谍活动软弱无力的第三个原因，是谍报局的设备和经验不足。奥斯瓦德·莫斯利领

导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合会是吸收间谍的天然源泉。大概里特尔没有想到要挖掘这个源泉，或者是没

有联系人来进行这项工作；或许是他没有时间这样做，政府也不支持他这样做，因为希特勒认为法国是

主要敌人，法国的军队在欧洲是最好的，因此谍报局在西方的很大一部分间谍力量是用来对法国进行活

动。
　　无论什么原因，总之里特尔没有试图从那个组织中吸收特务。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国在英国除了少数凭着一时念头提供情报的同情者外，只

有很少几个特务。其中包括“约翰尼”（阿瑟·欧文斯）和他的下级特务。但是谍报局没有抓住战争爆

发后头八个月的机会向英国大量派遣间谍，在那八个月中，英国同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之间的交通还是

相当畅通无阻和相当频繁的。德国的间谍机构或许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在德国用闪电战占领欧洲大陆之

后，英国就会觉得绝望而跪地求和。
　　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继续顶抗德国，说明德国原来估计英国会投降的看法有错误。一九四零

年七月，希特勒下令作好在英格兰登陆的准备，后来他又把登陆日期改在九月十五日。谍报局不得不匆

匆忙忙地把它以前没有派去的间谍统统派往那里。谍报局的各个机构奉命寻求志愿人员，用小船或飞机

将他们送进这个岛国。训练和派遣空投特务（代号叫“莱娜”行动）的任务交给了里特尔。
　　几天之后，头两名志愿者来到了德国。他们是由谍报局的一个吸收间谍的人在一批斯堪的纳维亚纳

粹分子中挑选出来的。两人似乎都合乎谍报局总部规定的高标准：至少二十岁，最多不超过三十岁，体

格健壮，聪明机智，技术熟练。
　　一个是丹麦人，举止优雅，名叫汉斯·汉森，二十六岁，母亲是德国人。他是工业制图员，个儿比

一般人高，深黄色头发，面目端正，他是丹麦纳粹党员。另一个是芬兰人，名叫格斯塔·卡罗利，比汉

森大一岁，个儿也比他高，长着一双讨人喜欢的蓝眼睛，他是机械师。两人都在德国工作过，不仅能讲

流利的德语，而且会说地道的英语，里特尔一见这两个人就很喜欢。
　　“你们志愿要干什么，我相信你们是知道的，”他对他们说。　“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你们已

经知道，你们要冒着生命危险，空投成功后，你们要完全依靠自己。我希望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朋友。

我负责训练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合作。我们为你们安排了特别课程，希望你们尽一切努力把它学好。剩

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早作好准备，最晚不能超过六个星期。我们明天上午就开始训练。”
　　“相信我们吧！就象我们必须相信你们一样，”汉森简短地作了回答。
　　他们开始工作了。里特尔给他们编了号，汉森是三七二五号，然后发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安置在

谍报局的供膳寄宿处洛普施托克。当他第二天上午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特劳特曼的一名助手的指

导下练习用莫尔斯电码发报了。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们练习识别飞机；参观高射炮阵地，以便熟悉各种口径的高射炮；他们学

习气象学，因为英国完全停止公开播送气象预报以后，从英国提供气象报告对德国空军就非常必要了。

他们还学习空中交通管制，以便能够正确地报告机场调度的情况。所有这些他们学得十分勤奋，不到规

定的六个星期，他们就学完了全部课程。
　　他们编造了传奇式的经历，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难民，乘一艘渔船来到德国。他们领到了假证件、

配给卷和二百英镑。七月的一个大热天，他们和里特尔一起，从汉堡乘车前往里特尔也不知道的地方。

他们在科隆附近停了下来，试验他们的无线电设备。汉森试了试，觉得收到了汉堡电台，可是很快又收

不着了，他摘下头上的耳机，发起火来了：　“真该死，第一次试验就失败了。”卡罗利比较有耐心，

他试了几次，断定公路上行驶的小汽车干扰了接收。他离开公路远一点，终于取得了联系。他们通过了

第一次考试！
　　他们来到布鲁塞尔，两个未来间谍住在旅馆里，里特尔在那儿的谍报站会见了一个飞行员，这个飞

行员将把这两个间谍空投到英国。他和飞行员摊开一幅地图，寻找合适的着陆点，里特尔满意地看到，

他的第一批特务当中有一个叫西蒙的特务所发现的机场有一部分出现在地图上。他们将地形图与人口图

和公路图进行对照，最后决定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个地方着陆，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大块空旷地。里特

尔画了一幅放大地图，根据这幅地图，两个特务可以熟悉乡间的那块地方。可是后来几天天气不好，无

法执行任务。汉森和卡罗利于是游览布鲁塞尔的风景名胜。卡罗利找了一个姑娘，似乎和她有些缠缠绵

绵，汉森和里特尔担心他会妨碍执行任务。里特尔派人盯她的梢，发现她原来是个妓女，将她保护性地

拘留了几天。
　　天气仍然不好，为了消除间谍头子和两位间谍越来越紧张的情绪，里特尔带他的两个特务到安特卫

普和巴黎旅行。
　　在巴黎，他们成功地用无线电同汉堡取得了联系。这使两个年轻人感到放心，因为巴黎和汉堡之间

的距离比英国和汉堡之间的距离还远。他们返回布鲁塞尔。天气预报说天将转睛，他们再次南下，来到

布列塔尼亚的首府雷恩，那儿有一架漆黑的双引擎Ｈｅ111 式轰炸机在等着他们，飞机驾驶员也在机场

等候。里特尔同卡罗利最后一次握手。这个年轻的间谍爬进了飞机。飞机开到跑道上，不一会儿，虽然

还能听到马达的吼叫声，可是飞机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过了一天，汉森也这样地飞走了。里特尔

回到鲁布塞尔，陷入幻想之中。
　　凌晨四点半，飞机驾驶员报告：他低飞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海岸附近又冲到七千米高空，然后

穿过云层，俯冲到着陆点上空一百五十米的高度上。他放慢了发动机的速度，汉森跳了下去，驾驶员看

到降落伞张开了，然后就往回飞。
　　里特尔现在只好等着。第二天，他焦急地向汉堡无线电台打了几次电话，得到的回答只是：　“还

没有消息，少校先生。”只是到了第三天的半夜里，他床头的电话铃才响了起来。
　　“三七二五号（汉森）同我们联系上了，少校先生，" 电台报告。　“线路很好。魏因（训练他们

的电报员）亲自同他们联系，毫无疑问是汉森在发报。”
　　“他说了些什么？”
　　“他只是通个消息，让我们知道他活着。他不久还要发报。”
　　“好，”里特尔说。　“听到他的消息后，请马上告诉我。晚安。”
　　过了三天才收到第二次发报。卡罗利的降落伞拌在一棵树上，他受了伤。这个高个子间谍躲在一个

农场的房子里，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没有降落在索尔兹伯里附近，而是降在牛津以北、离原定降落点相

距六十五英里左右的地方。后来里特尔决定派“约翰尼”去帮助他。经过多次通讯，　“约翰尼”手下

的一个特务在海威克姆火车站会见了卡罗利。他把这个芬兰人带到自己的寓所里，仔细护理他，一直到

十月份，卡罗利自己才在剑桥南面找了一处寓所，从那里往回发报。可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他突然停

止发报了。　“约翰尼”报告，警察把他包围了，他中断发报，逃走了。根据汉堡的指示，　“约翰尼

”手下的一个特务取走了卡罗利存放在剑桥火车站行李室的那部电台。
　　再说汉森，他在伦敦北部巴尼特区安了身，以那里为落脚点，拼命为里特尔工作着。他总共向汉堡

拍了一千多封电报，许多是气象报告。另外一些电报详细报告了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一九四一年二月，

炸弹扔到了博勒姆伍德，这个地方离汉森在巴尼特的住所只有一英里左右。他用无线电报告下列工厂被

炸坏；标准电话电报有限公司，西勒姆实验所以及史密斯父子有限公司等等。几天之后，他到英国各地

旅行，报告机场和工厂的情况。　“许多轰炸机配置在牛津地区，主要是在阿宾顿、本森和布莱兹诺顿

。请进行侦察，”
　　他在电报中说。二月二十四日，他报告布莱兹诺顿机场的情况；　“新发现一些特别大的土丘，用

草盖着，大概是地下飞机库，约两百米长，七十五米宽。”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汉堡发现它绘制的大不

列颠飞机场地图册第一百零四页上没有标出这些土丘。他第二天又报告：进一步观察了布莱兹诺顿机场

。昨天报告的六个土丘实际上是地下飞机库。我亲眼看见两架无畏者式飞机如何被推进西北边的一个地

下飞机库。这两架飞机上涂着Ｎ3446和Ｎ3479的标记。飞机库的确切位置如下：两个南北走向的飞机库

位于布莱兹诺顿以西一百米、从布莱兹诺顿通往卡特顿的公路以北的地方；另外两个飞机库走向相同，

但位于公路以南，离通往班普顿的公路有一白五十米。剩下的两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千八百米、公路以

西三百五十米远的地方。通过观察发现高射炮阵地，一个位于卡特顿以东七百米，另一个位于卡特顿以

南一百术。
　　汉森是个自由间谍，没有固定职业。三月，他旅行来到索尔兹伯里附近，调查飞机场，四月来到伦

敦西面的远近郊区。有时候收到的他的报告里面，地名奇怪地拼错了，或许是发报时打错了，弄得谍报

局的情报分析员气急败坏地翻着地图册和地名手册，寻找“Ｈｅａｔｈｒｏｎ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希

恩罗机场）”（应拼为Ｈｅａｔｈｒｏｗ）和" Ｒｏａｄｉｎｇ（雷丁）”（应拼为Ｒｅａｄｉｎｇ）

。
　　汉森自作主张，大概使他们更加感到恼怒。他不时地宣布他在度假，因为他暂时不愿搞任何间谍活

动。另外，汉森有时发牢骚，大概也惹得他们生气。
　　“你们对我的工作如何评价，从来就不让我知道。哪怕偶尔给我一点安慰也是好的，我毕竟是人。

”
　　在英国，食品实行配给制，当他奉命报告面包贵不贵，好吃不好吃的时候，他反问道：“难道你们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可问？这儿的面包照样好吃。”
　　“你们答应派人送钱来，为什么迟迟不送来？我开始觉得你们全在撒谎。”
　　事实上，谍报局给三七二五号特务送钱有很大困难。他被空投的时候，他们只给他两百英镑。原来

指望登陆部队不久接踵而至。但是登陆越来越往后推迟的，他钱花完了。
　　“约翰尼”给他寄了一百英镑。德国人原来准备给他空投五百英镑，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他

们告诉他，他在汉堡的一个朋友将把钱送来，还将给他带来新晶体管，装在他的电台上。他们原来安排

了一连串复杂的会晤，地点在摄政宫饭店、培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但是没有一次办到了：英国人把

他的这个朋友逮捕了。后来汉堡指示他下午四点在维多利亚车站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等候，听从指示

。汉森回答说，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已经不在那里，他建议改在十六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经过几次往

返电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终于按照计划采取行动。汉森扎一条红领带，手里拿着一份报

纸和一本书，上了十六路公共汽车。有一个日本人也上了车，左手拿着一份《泰晤土报》和一本书。到

了第五站，两人都下了车，等候同一条线上的下一趟车，后来两人一块上车，并排坐在一起。过了一会

儿，他问那个日本人：“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
　　那个日本人扫了他一眼。
　　“你拿着看吧，”他说。　“我下一站就要下车。”
　　报纸里夹着八十张五英镑一张的票子。那个日本人是副武官，赶忙回到自己的使馆。汉森发报：“

两三天内不发报了。今天晚上我喝醉了。”
　　汉森还通过里斯本的一个重要德国特务安排的复杂金融交易得到更多的钱，这个特务是南斯拉夫人

，名叫杜斯科·波波夫。波波夫说他认识一个有钱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剧团的老板，由于担心

英国输掉这场战争，想把手中的英镑换成美元。谍报局抓住了这个建议。它派遣谍报局财务处处长特彭

去里斯本了解这个建议，然后作出具体安排。波波夫将把美元交给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再把兑换的英镑

交给波波夫在伦敦的指定人，这个人当然是汉森。事情就这样地办妥了，只是谍报局的官员显然克扣了

大量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伦敦的汉森得到了两万英镑，相当于十万美元。
　　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其他问题又发生了。他现在腰缠万贯，阔起来了，德国人于是对他施加压力

，要他进入上流社会、结识更有地位的人。可是他报告，警察局调查他服兵役的情况，他找来了一位朋

友，证明他正在农场从事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才免了他的兵役。虽然他现在只能在周末出去走走，

但是他通过他的雇主的女儿，扩大了间谍活动范围。她在政府一个部门的密码处工作，因此可以看到大

量重要的往来情报，有时候她到农场看他，向他透露这些情报。
　　后来，她的部门慷慨大方地把她借给美国人，汉森又以同样的方式从她那里弄到不少美国的情报。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汉森继续如实报告情况。一九四四年一月，艾森豪威尔飞到英国，指挥

盟军登陆部队，汉森在通讯社广播这个消息之前几个小时就把他到达英国的消息报告给国内，谍报局的

指挥人员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当登陆的日期临近的时候，他们指示他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他的报告很快就来了。两万加拿大部队已经抵达多佛地区。美国的先遣步兵已经到达阿什福一多佛地区

，这支部队，据他几天之后说，是第八十三步兵师的一部分。在肯特郡的东南部，除了离法国最近的多

佛以外，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量部队在树林里隐蔽宿营。当盟军越过海峡开始登陆之后，他提供了

更多的情报。他说，他看见美军第十一步兵师经过剑桥，沿着公路往东开。在那个大学城的火车站，他

看见美军第十军往西开；第二十五装甲师往南开，平板货列上载着坦克。后来他在诺威奇看见这个师的

土兵。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他郑重地来电：　“值此拍发我的第一千封电报之际，请你们向我们

的元首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并热切希望尽快胜利结束这场战争。”
　　甚至在十二月希特勒的阿登攻势失败以后，汉森仍然对德国忠心耿耿，毫不懈怠。他有一个朋友，

在一艘布雷艇上工作，战争初期曾经向他提供过情报，这次他又碰见他。这位朋友对他说，盟军正在设

置一个新的布雷区，阻止德国新型通气管潜水艇进入该水域。德国海军情报分析员证实了他的报告的真

实性和价值，因为有一艘潜艇报告，它触到一个水雷，不得不赶忙逃窜：水雷的位置正是三七二五号特

务报告的布雷区。为了保护潜艇，德国海军封锁了三千六百平方英里的海域，不让潜艇进入。汉森的忠

诚总算得到了报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下午五点五十分，也就是汉堡落入英军之手之前几个小时，他

收到了他的上级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
　　汉斯·汉森是在英国活动时间最长的德国间谍。
　　并不是所有在英国的特务都取得了成功。在一批特务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女间谍，她金发碧眼，具有

北欧日耳曼族人特有的漂亮。她的名字叫做薇拉·德沙尔贝。她逃离了在丹麦的家庭，在巴黎的情场上

颇出了一番风头，最后认识了特奥多尔·德鲁克，德鲁克是一个手头阔绰的花花公子，差一点没堕入下

流社会。他把薇拉带到布鲁塞尔，可是一到那儿，这个漂亮姑娘很快就被里特尔的同事汉斯·迪克斯拉

过去厂。迪克斯虽然模样丑，却具有非常强烈的性感，女人象发情的母兽那样地追逐他。但是迪克斯很

快就把她玩腻了，为了把她打发掉，他建议她到美国为他当间谍。起初她不同意，后来看到事情已弄到

这种地步，只好勉强同意了。迪克斯又为她凑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鲁克，他愿意和她呆在一起，另一个

是瑞土人，名叫维尔纳·海因里希·瓦尔蒂，他曾经当过法国驻汉堡领事的司机，并为德国武装部队最

高统帅部谍报局对这位领事进行过间谍活动。
　　进行了例行训练之后，这三个间谍和迪克斯为了庆祝一番，晚上到外面吃了一顿。他们喝酒一杯接

一杯，在开车回来的路上，迪克斯酩酊大醉，把握不住方向盘，发生了事故，迪克斯一命呜呼，不过其

他人只受了点轻伤。几天以后，他们飞到挪威西南端的斯塔万格，从那儿乘一架双引擎Ｈｅｌｌｌ水上

飞机，随着带着假证件、干粮和就着吃的香肠。
　　飞机飞到苏格兰北部海岸附近的海面上，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爬下飞机，走进橡皮艇的时候，

不小心把自行车掉到海里。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了。几分钟以后，他们登上了敌国海

岸礁石嶙嶙的海滩，他们踢掉了橡皮艇，分头走开了。瓦尔蒂向东，德鲁克和薇拉向西，薇拉现在改名

为薇拉·德科塔尼一卡尔布。早上七点三十分，他们走进了波特戈登镇只有一间小木屋的火车站，波特

戈登镇位于班夫和因弗内斯之间的海岸铁路线上。
　　“请问这个车站叫什么名字？”薇拉问。
　　车站站长约翰·唐纳德有些怀疑。当他看到那个男的裤脚管湿淋淋的，就更加怀疑起来了。他让工

友约翰·格迪斯同他们谈话，　自己去叫当地警察，警察把这两个间谍扣留起来了。
　　他们被捕了，不久英国人在海面上发现漂浮着他们的橡皮艇，开始逮捕可能和他们一块登陆的其他

人。在询问附近的车站时，了解到有一个男的当天早上买了一张去阿伯丁的火车票。警察终于在爱丁堡

抓到了瓦尔蒂。　　几个月以后，德国人听说那两个男间谍被处决了，可是仍然不知道薇拉的下落，这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玛塔。
　　哈里的间谍生涯，或许只不过持续了两百分钟。
　　许多其他间谍也和汉堡的这三个间谍一样，很快就被捕了。三十七岁的比利时人阿方斯·蒂默曼以

难民身份来到英国，照例要送去接受盘问。检查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白色药粉，几根

棕色棍条，一撮棉花。检查员一看见这些东西就联想起“隐显墨水”，这就宣告了蒂默曼的“死刑”。

有一个名叫约翰内斯·马里尼斯·德龙克斯的荷兰人，也冒充难民。他和另外两个真正的难民乘着帆船

刚到达英国海岸就被捕了。德龙克斯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引起了怀疑；一位反情报人员仔细地检查他

携带的物品，发现他的荷兰文—英文词典的一些字母下面用针扎了一些小孔，这些字母拚起来是一些掩

护地址。他后来被绞死了。　　”
　　此外一些人活动的时间稍长一些。有的由于运气，或是由于不知疲倦地工作，爬到了关键岗位上，

或者在关键岗位上物色培养了特务。高级情报，甚至偶尔还有些能够洞察同盟国重大战略的情报，就从

那里送到德国。
　　罗曼·加尔比一切尔尼亚夫斯基上尉是波兰人，一九三九年德军入侵他的祖国的时候，他奋起反抗

，他输了。他在巴黎加入了法国的抵抗组织，他又输了。德国人俘虏了他和他的抵抗组织里的许多人。

他是被他的密码员出卖的，这个密码员是一个年轻女子，由于妒忌他爱上了这个组织的另一位姑娘而把

他出卖了。
　　谍报局后来知道，在德国牢房里关着的这个波兰人是个职业军官，他三十多岁，当过飞行员，运动

员（他是优秀滑雪运动员），有着在波兰参谋总部情报局工作的经验。不久德国反情报机构建议加尔比

—切尔尼亚夫斯基到英国去，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如果同意，德国人将把被俘的抵抗组织成员当作普

通战俘、而不是当作特别战俘加以处置。起初他拒绝了。但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后，他逐渐相信德国是

在同长期以来一直蹂躏着波兰的俄国作战，真正符合他的祖国的利益，他终于同意了。
　　他的特务代号是ＧＶ—7167，ＧＶ是德文词“反特务”的缩写。他的这个代号是供双重间谍使用的

，他的任务是要渗透到英国特务机关里面去，这个代号恰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德

国人还要他从英国收集军事情报。
　　他假装逃出德国，经过迂回曲折的路线，从西班牙，葡萄牙，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达英国。他用的

化名叫“休伯特”。
　　他通过了对难民的盘问，这多半是由于他的生平背景是真实的。不久他就架机飞行，在波兰空军中

队中担任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开始发报。很快就达到平均每天一份。一九四四年初，对德国人来说他的价值

提高了，因为他被任命为美国登陆地面部队指挥官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参谋部的波兰联络官。“休伯

特”的报告是用法文写的，看来这是因为他不大会讲或者根本不懂德文，而波兰文会使谍报局难以看懂

。他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盟军为了发动入侵而进行的集结。比如，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他起草了五

封电报，但是一直等到二十九日黄昏才发出。那时他在南安普顿地区，他报告说，他在汉布尔河看见了

大约三十艘小型和五艘中型登陆艇。三月十日，他报告：　“据一位英国军官讲，驻扎在诺威奇东部地

区的那个师（以熊作为识别符号）的番号是第四十九装甲师。”他还大发牢骚：　“你的二七一号，我

非常失望，空军帮帮忙既不危险，也不困难。我冒着最大的风险从事活动……我的工作受到了极大限制

，你们如果不帮助，我就不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宁可停止工作，也不愿马虎了事。我从来没有受到你们

帮助的鼓舞。”
　　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活动，五月十九日，他被调到最重要的岗位：乔治·Ｓ·巴顿将军的第一集

团军群司令部联络官。联络官虽然不是决策人物，但他们常常居于关键岗位。
　　“休伯特”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报告了第十一步兵师和第三十三军的驻地，传回了第十七步兵师

的识别符号。他报告了第九集团军的使用和第二十一空降师的情况。他说：“布伦特伍德驻扎着第三十

五步兵”币的部分部队，他们属于第十二军，已调到肯特。哈里奇驻扎着第二十八步兵师，属于第十二

军。那里正在举行两栖作战演习。一直到盟军登陆，甚至登陆以后，他仍然在提供这样的情报，数量甚

至更多。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他的第八七七号电报中报告：　“诺丁汉地区一切都很平静。有一些识

别标志表明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驻扎在那里。第九和第二十一空降师已撤离这个地区。”
　　西线外军处最后阅读他的报告的“主顾”喜欢这些情报。他们说：　“这些了不起的报告对我们弄

清敌人的情况大有帮助。”西线外军处英国组负责人罗格尔·米夏埃尔少校评论道；　“好。”　“非

常了不起。”米夏埃尔少校只是偶尔才表示不太热情的看法：　“不太明确，”　“可以相信”同他对

其他间谍尖酸刻薄的评价比较起来，这样的批语实际上是在赞扬他。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突然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一月，　“休伯特”突然停止发报。英国人显然把他抓

起来了。
　　其他的特务开始当自由间谍，表示愿意为谍报局提供情报，他们很快就成为大型间谍组织的负责人

，在这些间谍组织里，主要特务、下级特务、生财有道者以及联络员层出不穷，宛如实业界的联锁董事

会和有限公司。多数这些间谍组织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立气候的保护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最早的一批特务当中有一个名叫保罗·菲德尔米的人。
　　他出生于德国苏台德区，曾经在奥匈帝国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过。他的化名叫ＣＨＢ，他建立了一

个遍及全世界的特务网。
　　特务们被称为ＣＨＢｌ，ＣＨＢ2 ，等等。他们之中有些人曾经在谍报局汉堡站工作过。至少有三

人在英国工作过。其他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卡纳里斯本人曾经把拿破仑使用过的一个镶着珠宝的鼻烟盒

赠给菲德尔米。比方说ＣＨＢ1 ，谍报局认为他“久经考验，值得信赖”。但是西线外军处的评价比较

冷静：“好；需要提供有关军队的比较准确的细节。”后来说：“最近情报的价值下降了，”又说“整

个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不准确，”甚至说：“简直是个骗子！”而ＣＨＢ1 是这些特务中最好的。
　　另一个比较早地加入间谍组织的特务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德国商人，化名叫“奥斯特洛”。他

手下有十七个特务，每个特务又有许多情报员。他是对英国进行活动的最受重视的间谍之一。一九四二

年七月二十一日，空军生产部长的技术情报官迪特里希·施文克上校在一次会议上说，　“奥斯特洛”

第一次提供了从缴获的文件中早就知道的一种新型飞机的产量数字。两年以后，他仍然在提供情报。他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指出，有些迹象，尤其是一位英国空军武官提供的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对布列塔尼开

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九月三十日，他转达了从“议会和卡尔顿俱乐部”得到的下述消息；司令部受到压

力，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对西壁的北翼发动大规模进攻。
　　但是最成功的自由间谍是一个化名叫“卡托”的间谍。
　　古罗马元老院有个议员名叫卡托，他每次讲话结束时都要恶狠狠地说“必须消灭迦太基”，这个间

谍的名字大概是仿照他的名字取的。希特勒嘲笑英国人说这次战争就象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取这个化名

或许是受了这种嘲笑的启发。当今的“卡托”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前额很宽，三角脸。他说他深深

憎恶当今的迦太基妨碍德国统治世界，德国人相信他的话。他向德国人建议让他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

他家经营一个纺织晶公司，他将以该公司机器采购员和巴伦西亚一家桔子出口商的代表的身份去英伦三

岛。
　　德国人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他曾经为了逃避加入西班牙共和军而躲藏了一年，他被发现后遭到

逮捕，并被强征入伍，后来叛逃到佛朗哥的军队中。他学过电机工程，在服役时学会了使用莫尔斯密码

，这对一个特务来说是最宝贵的本领。最后谍报局西班牙处把他吸收了。他的上司是负责和监督这个处

在国外的最重要间谍的专业军官卡尔—埃里希·库伦塔尔。库伦塔尔对他进行训练，付给他报酬，一九

四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把他派到英国。
　　一九四一年六月，“卡托”报告了从一位波兰飞机驾驶员和他的英国女朋友在伦敦布雷维特俱乐部

谈话时偷听到的一些情报。这位波兰飞行员对女友说，六月二十三日他不能和她一起吃饭，“因为他已

奉命执行一项重要任务，驾机运送一位内阁部长和他的助手，以及印度陆军参谋总部的一批军官。我猜

想他将经过直布罗陀和（加纳的）塔科拉迪飞往喀土穆。”库伦塔尔发现直布罗陀的特务已经报告有一

批戴着参谋红领章的军官打从那儿经过。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奥利弗·利特尔顿被任命为驻开罗

的中东国务部长，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被任命为中东的新的总司令。　“卡托”预先报告的就是

他们上任的情况。
　　“卡托”除了施展个人才能以外，还建立了一个特务网。他吸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一个乘务员来把

信件从英国送到马德里和葡萄牙；吸收一个住在格拉斯哥的富有的委内瑞拉人来报告苏格兰的情况；他

还吸收了肯特军营餐厅里的一个招待员，此人是直布罗陀人。他发现一个拒服兵役的英国人，宁愿在偏

僻的农场工作，而不愿服役，他入迷地爱上了业余无线电活动，为“卡托”发报，因为他相信“卡托”

是在为西班牙共和军工作。他物色了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他还看中了一些外国雇佣

兵。有一个雇佣兵是退休的商船水手，住在威尔土南部海岸上的斯旺西，他成了一个特务网的核心，这

些特务报告港口里来了多少准备进行登陆的登陆船。他把一个在新闻部工作、因而有机会接触许多战略

情报和政治情报的官员拉进他的圈子里。　“卡托”从来不说这个人是谁，但库伦塔尔猜出他是新闻部

伊比利亚处处长。　“卡托”甚至使用了间谍的传统绝招，勾引了一个女秘书。他对库伦塔尔说，她三

十刚出头，　“穿着邋遢，远远谈不上漂亮，”可是她是在邱吉尔的战时内阁，或者是在接近这个内阁

的部门里工作。他说她很快就变得“有点忘乎所以，不那么守口如瓶了”。
　　“卡托”是一个挺不错的间谍头子。有一次，一个新特务报告多佛发生的一件事情，“卡托”在报

告上加了一句，说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他将设法核实他所提供的情报。一个星期以后，他来电

说情报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可以列为“好报告员”。最后他一共发展了十四个特务，他们都在积极活

动，多数住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他还同十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进行接触。
　　当盟军登陆作战临近的时候，他象“休伯特”一样，开始传递有关盟军战斗序列的详细情报。比如

，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用无线电报告；英国第五十二步兵师，即苏格兰低地师，驻守在苏格兰的敦提。

后来，他同“休伯特”一样，提供有关盟军战略计划的零零碎碎的情报，德国人觉得这些情报非常准确

。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为止，他一共向德国人寄了大约四百封隐显墨水信件，发了二千封长电报，提供了

不少情报。他从德国人那里收到相当于两万英镑的钱。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在德国人看来，间谍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由少数长期潜伏的战略情报特务提供的。但是进

行短期活动的战术情报特务——所谓的前线特务——所提供的情报比前者要多得多。
　　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特务埋伏在敌后。这种做法极为符合卡纳里斯的不要只依靠少数超级间谍的

主张，也符合在这场战争中投入大量人力从事大规模非人性的间谍活动的主张。这种做法在俄国战线上

自然发展到最完善的程度，德国在俄国前线的间谍活动是由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负责的。这个处的特务

同在英国的特务不一样，都是进行短期活动的特务，但是他们自己也分为近程侦察特务和远程侦察特务

两类。
　　由每个集团军谍报局军队管理的近程侦察特务，调查最多不超过敌后三十英里范围内的详细情况—

—常常是装甲部队和炮兵集结的情况。然而他们经常只是在敌后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活动。他们因此被称

为“前线活动分子”。他们走着去，呆一个星期，又走着回来，亲自报告情况。远程侦察特务由每个集

团军群的谍报局军队指挥部管理。他们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范围内活动，主要是搜集有关敌人的后

备兵力、上级指挥机关以及运输能力的情报。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比较长，用无线电报告情况。他们被

空投到敌后，只有接到命令才能返回，通常是由飞机接回，或者是当德军占领了敌人的那块领土以后再

返回，偶尔也有步行越过前线返回的。
　　把一个近程侦察特务送到侦察区执行间谍活动任务，一般需要三天至一个星期。然后等待他返回报

告情况。远程侦察任务需要作更多的准备。因此，只有当比较快和比较省事的手段——例如无线电侦察

或审问战俘——行不通时，情报参谋才使用特务。情报参谋还须考虑特务返回时提供的情报是否过时。

但是某些重点侦察任务和调查某些具体问题，则非派遣特务不可。情报官于是需要从谍报局军队及其指

挥人员那里了解能否执行这个任务。或许一时找不到特务；或许前线没有漏洞可钻，不能穿越过去；或

许苏联的防空甚严，不能把特务空投到敌后。但是，如果特务可以进行活动，那么情报参谋就把下述事

项告诉谍报局领导人：主要任务、次要任务、侦察的地段、军事形势以及特务返回的最合适的日期，对

于远程—侦察特务来说，还有发回第一封无线电报的合适
　　日期。详细计划由谍报局领导人制订。他挑选特务。选出的特
　　务必须研究地图，记住道路和地点的名字，熟悉苏军的武器装备、徽章和其他特征。他还需弄一些

合适的衣服和假证件。只有到这时他才算准备好了。
　　短期活动特务通常由施洛伊松派遣。他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人们管他叫“水闸”。他把这样的

特务——最好一人，最多三人——送到前线的一个合适地段。这个地段当然最好是没有连绵不断的堑壕

，敌人兵力薄弱，而且尽可能没有铁丝网、地雷和其他障碍物。这个特务偷偷越过主要作战线，通过敌

人的前哨站、岗哨和地堡，进入阴森可怕的敌人领土。他通常装作逃跑的战俘。
　　为了收集集团军情报参谋希望得到的情报，这个特务既亲自进行观察，也询问士兵和居民。当他收

集到了想要收集的情报以后，就返回去。当然他和他的指挥者或者施洛伊松事先作好了安排，通知德军

他将何时从何地返回。他返回后，被立即带到师部，师部情报参谋询问他对该师的驻防区了解到了哪些

情况。然后他来到谍报局军队部，他将受到仔细询问，趁他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的情报统统掏出来。这

些情报将通过电话报告给集团军情报参谋，然后还要对他进行几次询问，以便让他讲出在他看来不太重

要的细节，然后向参谋总部情报参谋提供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报告里还对这个特务是否可靠作出评价

。
　　谍报局规定，一个特务只能使用一次。实际上许多特务不止去一次。中部集团军群有一个名叫索尼

娅的女特务，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女儿。她曾经七次空投到敌后，七次返了回来。德国人惊奇地发现女人

非常适合当特务。许多女特务随时准备执行各种任务，甚至包括暗杀。
　　特务的报告通常很详细。东线外军处散发了中部集团军群五二三号特务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提供的一份非常典型的报告摘要：　“已经确定（俄国的）一个近卫装甲军于十月二十六日在热莱胡夫

一加尔沃林公路（华沙东南）上朝加尔沃林的方向调动。约有一百二十辆坦克。”前线特务偶尔预料到

敌人的行动。中部集团军群四二二号特务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报告：华沙北面正在准备一场新的

大规模进攻；该地区有十八个步兵师，四个装甲军和若干骑兵部队。
　　尽管许多情报看起来很琐碎，但这些报告和其他一些报告确实具有足够重大的价值，以致约德尔向

卡尔滕布龙纳写信，表彰前线特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发动华沙攻势期间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有时特

务提供的情报确实十分重要，可供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作参考。比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谋

总长蔡特勒告诉希特勒，有一位特务报告：三十三列俄国军车正开往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是希特勒当

时正在竭力据守的地方。
　　虽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使用了许多特务，但是在大规模派遣特务方面做得真正到家的还是

党卫队保安处。
　　一九四二年二月，当初对俄国开展的闪电战已告失败，德国在那里的情报活动显然同样遭到了失败

。舍伦贝格想出了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的主意。特务们是从德军俘虏的成千上万战俘中挑选出来的反共

分子。这就是“策佩林”计划。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有一万至一万五千名候选人在进行训练。为了向他们灌输反苏观点，他组织

他们参观德国最了不起的成就；工业、农场、高速公路。最后挑选了两千至三千特务，准备执行任务。

可是由于缺少飞机和无线电设备，实际执行任务的只有几百人。一九四三年初，当俄国不能被打败这一

点已经变得比较清楚的时候，执行“策佩林”
　　计划的志愿人员急剧减少，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大规模行动，改为有重点进行间谍活动。那一年，

南线“策佩林”行动派遣了十九个特务小组，一共一百一十五人，深入到苏军前线后方，其中大约只有

一半人提供了情报。舍伦贝格还为执行这个计划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返回的特务，如果对他来说不再

有什么用处，就被枪毙掉。
　　尽管“策佩林”行动的规模在缩小，一九四三年在俄国前线后面进行活动的德国特务的总人数，比

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半倍，或许是因为德国人越来越转入防御，而防御需要更多地了解敌人的意图。间谍

学校的数目达到六十个，为了对付苏联加强的反间谍活动，训练时间有时持续几个月。
　　在战争中期，大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东线德军始终有五百至八百个特务在俄军前线后方

活动。仅仅中部集团军群每天就派遣八至十个特务，并非不同寻常。损失相当惊人。证件弄错了，衣服

穿错了，不合地方口音，地理位置不熟，忘记了自己该是哪儿来的，或者由于行迹可疑，都有可能被俘

，然后通常被枪毙。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有一个特务穿着红军少校的军服？携带着证明持证。人叫Ｐ

·Ｉ·塔夫林的证件，胸前佩挂着苏联英雄金质勋章，骑一辆摩托车，边坐上带着一个妇女，在斯摩棱

斯克附近被两个苏联保安警察拦住了。两个警察觉得有些不对头。在边坐里面，他们发现一部电台，密

码车，手枪和手榴弹。这个冒充塔夫林的特务是当天晚上空投过来的；他在俄国土地上还没有呆上二十

四小时就被俘虏，在此之前他几乎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由七人组成的“策佩林”行动小组——“乌尔

姆”小组——乘一架飞机，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乌拉尔附近着陆。一人在着陆时被击毙，小组长自杀：

无线电话务员也自杀，一个特务精疲力竭，累死了，另一个被他的队友杀死了，一人被苏联保
　　安机关俘获，另外两人显然跑掉了。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的十二个月中，谍报局一

零四号指挥部派遣了一百五十个特务小组到苏军前线后方，每个小组有三至十人。只有两个小组的成员

返回了。鉴于这种活动要求特务具有非常健全的体魄和惊人的智力，许多特务没有完成任务也就不会使

人感到意外了。正如一个德国情报军官所说的那样；　“如果损失不超过百分之九十，我们就感到满意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数字降低到百分之六十，我们就可以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西线，情况差别不大。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沿岸地区，谍报局建立了若干Ｉ（Ｉｎｖａｓｉｏ

ｎ（入侵））网，一共约有三十五至七十五个特务，在这些国家的内地建立了若干Ｒ（Ｒｅｓｔａｎｔ[

坚持），或者是Ｒｕｅｋｚｕｇ（撤退））网，有一百四十个特务。诺曼底半岛是盟军真正入侵的地方

，可是这个半岛上的Ｉ网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德国保安总局军事部只同在法国的六、七个特务保持无线

电联系。这几个特务最初发报只是报告笼统的情况，然后就要钱。其他特务要么害怕发报，要么被迫撤

离；少数特务在轰炸中丧命。设在巴黎的前线侦察主站控制着前线特务组织，它在六月八日，也就是盟

军登陆之后两天，收到了工网特务从勒阿弗尔发来的有关盟军登陆的第一批电报。Ｒ网的工作做得比较

好。它的特务提供了他们亲眼——有一次是用望远镜——看到的盟军船只的登陆、军队的调动，汽油库

和油管的位置等情况。在争夺瑟堡港的战斗中，那里的Ｒ网特务保持沉默，当盟军攻占了这个港口的时

候，他们却经常发回电报，报告登陆的盟军和他们运送上岸的物资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马赛的“艾克

斯”
　　和“诺曼迪”这两个特务，他们发的电报几乎占斯图加待和威斯巴登无线电台平均每月收到的Ｒ网

的一百封电报当中的一半。斯图加特和威斯巴登无线电台为谍报主站处理通讯联络。
　　负责前线侦察的埃里希·赫利茨中校早就预见到盟军会突击。为了尽自己的责任，他想把他的前线

侦察指挥部和侦察部队撤退到遥远的后方，这样他们将有时间来准备建立新的Ｒ网。但是集团军群和集

团军的情报参谋反对这样做，　因为他们害怕被人骂作失败主义分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了一点准

备，结果并未挨骂。负责一二三号前线侦察小分队的一位少校，把五十万法郎交给在巴黎的一个朋友，

作为特务们将来活动的报酬。可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提供过情报。
　　盟军准备进入法国首都巴黎之前，一位德国情报军官想把电台交给在那里的几个受过训练的特务，

还交给他们钱，但他们拒绝了，说现在的形势太危险。有一个前线侦察指挥部把五部电台埋在靠近莱茵

河的孚日山脉附近的地方。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这五部电台的声音。
　　这些失败，迫使前线侦察部队，在盟军以闪电般速度向法国推进时，主要依靠前线活动分子。从一

九四四年秋天以后，每月平均派遣了十五至二十五个前线活动分子。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由一二零前线侦

察指挥部负责指挥。这个指挥部凭借着孚日的相当有利的地形，为Ｇ集团军群进行活动，把它的十至二

十个特务安置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北面维尔加茨维森村的学校和庄园里。它所属的一三三前线侦察小分队

把特务派到萨尔河对岸，一三二小分队的几个特务在孚日疗养城镇热拉德马附近越过了盟军前线。
　　最初，前线活动分子是一些相当低级的特务，他们通常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具体任务。后来，比较

高级的特务穿着便衣，进入盟军后方，活动两至四天，有时候接上敌人的电话线，进行窃听。低级的前

线活动分子主要被用来为比较高级的前线活动分子寻找最合适的路线。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德

国人开始把特务空投到法国北部，这些特务几乎都是同德国进行合作的法国人。
　　这些特务只为德国提供了零碎的战术情报。一九四五年一月“诺曼迪”从马赛报告：两万美军在那

里登陆；西线总司令的情报参谋认为这批美军是第七十八步兵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一个化名叫“

高蒂尔”的特务从梅斯报告：美军一个装甲师，或许是第八装甲师，正开往北方。一三四前线侦察小分

队的一个前线活动分子证实德国境内布雷达附近驻扎着波兰第一装甲师。
　　这些小小的胜利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每四个前线活动分子中大约只有一人成功，一半人丢了性

命，另外四分之一侥幸逃命。维尔加茨维森营地的负责人估计，只有百分之五的前线活动分子返回来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默兹河前线的情况更糟糕：没有一个前线活动分子生还。一三四前线侦察小分队队

长在带一个特务偷越前线的时候被击伤，一三九小分队队长和一个特务在试图囚渡默兹河时淹死了。空

投的特务中几乎从来没有人进行过无线电联系。
　　特务们常常开小差，重新回到法国社会的怀抱。但是他们也常常被俘。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夜晚，

一架飞机载着九个训练有素的特务离开斯图加特。九个人在离他们的目标地区三十五至九十五英里的地

方空投下去，有一人甚至被空投到无人地带，结果九人还没有来得及发情报，就很快被捕了，无一漏网。
　　并不是所有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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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讯分析员将使用某一频率的所有电台、被某一呼叫信号呼叫的所有电台，以及所有已知的

各个电台的位置，全部列在卡片上。他们用图解法表示这些关系，看看出现什么样的格局。一部电台向

很少互相通讯的其他许多电台拍发电报；测向队就可以证明这部电台是在遥远的后方。分析员们推断这

部电台代表指挥着其他部队的上级指挥机构。
　　某条线路上通讯突然频繁起来，可能预示着一场进攻，或者是一次撤退，一次换防，或者只是一次

训练，但几乎肯定预示着某件事情。分析员跟踪敌台的动向。他们的跟踪往往是非常准确的。有一次，

俄国人将一个装甲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把这个集团军的部分无线电人员留在原地，以便造成假象

，似乎这个集团军仍然在原地。但是在行进中，一个随队的电报员由于疏忽而拍发了电报。德国人截收

了他的发报，认出了他，从而得出结论，这支装甲部队正往南调，很可能是向斯大林格勒。
　　尽管从通讯格局中作出的这些推断很有价值，它们却很少象敌方电报的实际内容那样能够提供有关

敌人的内部情况。许多这样的电报是没有译成密码的。的确，被截收的此类明文电讯，约占通讯情报的

百分之九十五。有时候，它们透露了敌人的态度，使人感到震惊。在俄国，第十七装甲师于一九四四年

二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一千九百六十千赫的频率上收听到了一则谈话：　　罗科特；　三十分

钟以前，我的巡逻队从十月市巡逻回来报告，那儿没有任何人，　只发现我们自己的伤员。
　　托斯卡：　为什么向他们开火？你们这群狗杂种，叛徒。
　　罗科特：炮兵连长没有命令就开火了。
　　托斯卡：把他抓起来，　用他自己的手枪把他枪毙掉。
　　罗科特；是。
　　有时候，明文电报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情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对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南安普敦附

近的一次登陆演习所作的无线电侦察，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两栖作战战术。德国人获悉，皇家海军陆战队

的一个师，于黎明时分在十英里的正面展开登陆，以三个旅作第一梯队发起进攻。尽管遇到“敌人”的

强烈反击，该师在下午五点到达了托顿一林伍德防线，完成了原定目标突入内地十二英里的三分之二的

路程。最难得的是，截收的明文电报透露了敌人的真实意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意大利的第二十六装甲师，截收了一道布置轰炸任务的命令，命令明文点出

的所要轰炸的村庄，是邻近的二七八步兵师师部所在地。第二十六装甲师发出了警告，二七八步兵师因

而只受到轻微伤亡。在俄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导致一位通讯侦察指挥官在一九四三年年中宣布；“监听

无线电广播（近程情报报道）产生了有价值的效果”。
　　窃听电话比截收无线电通讯所获得的情报要少，而且除了前线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之外，很少能

听到任何别的东西。德国军队从自己的堑壕爬到敌人的堑壕，或者把电话线直接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

或者埋上电话回线，接收地线的回路电话，然后加以放大。
　　在俄国战役期间，第七十二步兵师的电话窃听队，深入到克里米亚，将电话线接在主要道路沿线固

定电线杆上的电线上。在德军的一次进攻期间，窃听队通过这些接上的电话线，听到防守的俄军接到这

样的命令；务必坚守某阵地，援军正在路上。谈话中还涉及到俄国大炮及其阵地的细节。所有这些使得

德军能够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夺取了那个阵地。
　　类似这样的明文电报的数量，几乎总要超过密码电报。
　　比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意大利的第七通讯侦察团团长，截收了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份明文电报

，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份密码电报。两者数量如此悬殊的原因，在于一个师的内部简短的电报特别多。

越往上面，命令生效的时间越长，因而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把电报译成密码，密码电报的数量自然就多，

到最高一级，实际上所有的电报都是密码电报。它们显然比明文电报重要得多。为了弄明电报的内容，

德国人需要对它们进行破译。随着敌人在战争期间加强了密码的保密措施，并且扩大密码电报的范围，

德军的破译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心截收站只有很少的密码破译员——比如破译所有英国密码电报的只有五人

。到了一九四二年，它发展到二百人，分成各地区国家组，以及类似霍尔瑞斯型计算机分报组和档案组

那样的服务组。它不仅破译敌方高级指挥系统的密码电报，而且破译野战部队破译不了的密码电报，因

为野战部队只破译敌方同级部队的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最初德国人在破译俄国密码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北部集团军的密码破译员在一九四四年说，被破译的电报中，“包含有战斗报告，有关集结地域和指

挥所的陈述，关于伤亡和补充人员的报告，关于指挥系统和防备进攻的阵地的报告（比如一二二装甲旅

二月十四日和二月十七日的电报）。”这些结果只是来自一小部分截收的电报。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十三个月里，北部集团军截收了四万六千三百四十二份俄国密码电报。它

破译了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份，或者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个集团军的通讯侦察指挥官解释了原因：

“要想从同一通讯网里得到足够多的按照同样的密码译成的电报，从而能够破译出当前的密码系统，是

极少可能的。”后来他又引出另外的理由：　“……敌人使用的密码系统越来越复杂……将电文译成密

码时更加细心……（避免同样的地址和署名，结尾和形式独特的名字与短语，如果必须用密码形式、并

且用单个字母或单音节表示出来的话，那么或者把它们缩成密码，或者穿插在明文中）。”
　　换句话说，随着俄国密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保密措施越来越严格，德国密码破译的成功机会也就

越来越少。北部集团军的密码破译者，从一九四三年的五月至八月，破译的电报总是占截收的全部密码

电报的百分之三十四以上，而从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五月，尽管每月截收的密码电报的数量增加了，可是

他们破译的电报从未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这些破译的电报中，几乎从不包括最高级指挥系统的密码电报。对西方同盟国的密码电报来说也是

如此。总之，德国人没有破译出敌方高级指挥网中拍发的密码电报。
　　密码破译员将他们的破译结果送给内容分析员，后者又把他们的结论送给最后分析员。最后分析员

将这些结论和通讯分析员所作的结论合并在一起。这些分析常常能够得出宝贵的意见。第七通讯侦察营

三连的密码分析员，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为第十一集团军提供过这样的宝贵意见：为了征服克里米亚，第

十一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强攻，把那个半岛上的俄国部队分割开来了。它在半岛西部的塞瓦斯托波尔包

围了一部分敌军；但它还没有消灭半岛东部的敌军，东部是细长的半岛，末端就是刻赤市。由克里米亚

方面军指挥的半岛东部上的这些俄国部队，继续集结兵力，准备反攻。第七通讯侦察营第三截收连集中

很大一部分力量来确定这些部队的组成，因为这将有助于德军知道他们自己需要多少部队才能击退俄国

部队对他们后方发起的进攻。
　　这就是该连在三月十三日早晨七点十六分截收到一份电报时的形势。这份电报发给一个以前没有听

说过、呼号是ＳＯＴＯ的电台，它是拍给“第四十四集团军通讯指挥官”
　　的。由于该连的记录证明：测向队测定ＳＯＴＯ电台是在刻赤附近发报的，因此该连在几个小时之

后就可以向第十一集团军情报官报告；　“第四十四集团军肯定在刻赤半岛。”这使情报官对敌军情况

又有新的了解。
　　虽然这一系列的假设似乎有可能导致经常性的错误，但不断的观察随时纠正了大胆的推理，并使推

理结果越来越接近事实。第三截收连确定第四十四集团军就在刻赤半岛之后几天，它同样根据一份电报

的地址，断定呼号是ＯＰＷＣＨ的电台是敌人第五十一集团军空军参谋机构的电台。但是第二天，它辨

认出呼号是ＯＰＷＣＨ的电台所属的通讯网，实际上就是第四十四集团军的一个通讯网，这是“根据这

个通讯网的结构、频率通知和监听员的陈述”得出的结论。因此ＯＰＷＣＨ是第四十四军团的一个电台

，它接收这份电报，或许只是为了把它转发给第五十一集团军。
　　通过这些细致的而且常常是令人厌烦的活动，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为德国的战术情报和作战情报作

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低级或中级情报，预告了敌人的进攻，提供了有关敌军战斗序列和敌军弱点的确

切情报，既识破了无线电静寂，又识破了无线电诱骗。
　　比如在俄国，通讯侦察中心站每天发表一篇报告，列出通过通讯情报而被识别或得到证实的敌方所

有部队的名单。一份典型的这样的报告，有十四页谈到了苏联的陆军部队，两页谈到了游击部队，两页

谈到了空军部队。这份报告从南到北介绍了漫长的俄国战线，列出了一直到师一级的主要部队。
　　“第五近卫集团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测向队测定该集团军司令部在斯塔斯宗夫（

波兰）东南地区。根据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的一份电报，这个司令部正在转移驻地，”报告中

有一条目这样写道。另一条目根据莫斯科嘉奖英雄部队的一则广播，列举出了二十个师及其师长的名字

，这些师的位置及其所属部队。这份绝密报告印了三十七份，送给东线外军处。根据这份报告和其他一

些情报材料，东线外军处就能掌握德军所对付的苏联部队的情况。
　　一九四四年在法国，通讯侦察部队高级指挥官在确定美军的战斗序列方面，同样达到了极高的准确

性。从盟军进攻发起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通讯侦察部队确定了美国第一军团、四个军和十五个师（或者

是这些师的部分部队）的位置。比如，它正确地列出了第八军所属的几个师：一零一空降师、第八十二

空降师和第九十步兵师的部分部队。这些情报中很大一部分后来写进了西线总司令情报官的战斗序列报

告中。临近一九四四年六月底的时候，一位名叫费里。康特罗尔的高级军官在诺曼底英国第二集团军所

在地区使用的一部后勤密码被破译出来，使德国人掌握了为建立桥头堡而运抵那里的人员和装备的确切

数字。比如，他们获悉，从七月一日下午六时算起的二十四小时内，同盟国卸下了四千三百七十一吨供

应晶，一千二百三十二辆车辆，还有一千七百人的部队运抵该地。
　　更加具有直接价值的，是那些透露了敌军即将采取的措施的通讯侦察结果。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在诺曼底的德国通讯侦察部队证实了美国第十九军的到达，并于第二天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该地区将

爆发一场大规模进攻。进攻果然发动了——但由于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而于当天就停止了，远远没有达

到预期的目标。六月十九日，通讯侦察部队截收了要求盟军空军部队至迟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在卡昂的

西面和西南面进行航空拍照的命令。这等于告诉德国人盟军可能要发动进攻以及进攻的地点；他们作了

相应的准备。不出所料，盟军果然发动了进攻，但同样遇到了强烈抵抗，结果，三个星期之后，盟军差

不多还是呆在他们发动进攻时的阵地上。
　　在法国的前线部队最欢迎那些预报敌机将要进行轰炸的通讯侦察结果。德国人截收并破译了英国要

求空军支援地面部队的电报。然后他们根据截收的情报，用密码播送警报。
　　在每个师的司令部里，有一名军士经常守在专门收听这些广播的收音机旁。当他收听到一则密码广

播之后，立即交给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在半小时之内将它译出，并送到他的指挥官或作战参谋手里。例

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九点，西部战区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如下警报：　“（位于法莱期西

北十五公里的）索伊格诺尔斯西南两公里的装甲部队将马上遭到轰炸。”这样的警报每天要广播二十至

三十次，由于轰炸通常恰好在预报的时间，或者不出一小时左右发生，德国情报——事实证明百分之九

十的正确——大大减少了伤亡和损失。一位通信兵军官从前线报告，　“这些广播警报极受重视，”它

们“受到了衷心的欢迎”。　　在西线，通讯情报产生了最有价值的作战效果，是在凸出地带战役期间

。
　　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地区发起进攻之后，美军赶紧调运部队，以便击退德军。美国第

一集团军驻防地区的宪兵营指挥很大一部分调兵工作。调兵是根据上级当局确定的路线进行的。德国人

很快发现，这个宪兵营用密码向它的所有控制点广播这些路线——德国人知道了三十五个这样的控制点

，确定了其中二十二个的位置，它们多数设在法国两条全国公路的交叉点上。广播介绍了调运部队的名

称、出发时间和地点、路线，平均速度、车辆数目、行军纵队数目、目的地和到达时间。通讯侦察部队

估计，它截收了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广播，几乎百分之百地识别出了所有按照预定路线调运的部队。通

讯侦察部队说，没有预定路线或者绕过这个地区的那些部队没有被发现。这使西线德军司令部准确地掌

握了敌军有哪些部队将被调来，从何处调来，使哈佐·冯·曼特菲尔将军能够转移他的第五装甲集团军

，避开了盟军的打击。
　　但是，通讯情报并不是总能使德国人赢得胜利。有时候它的情报在递送的时候虽然是正确的，但当

敌人的计划改变了，它却没有察觉出来，情报就变成过时的了。比如，一九四三年，北部集团军群通讯

侦察指挥官报告：　“六月二十五日察觉出俄国打算对旧鲁萨发动进攻，进攻将于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

时发动，参加进攻的有六个装甲营和其他部队。然而进攻并没有实行，大概因为气候条件不利。”
　　通讯情报还经常由于许多决定战斗成败的非情报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而变得无效。一九四四年八

月九日，通讯侦察中心站在它的一份报告中透露；　“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奉命改善服装和衣着用品，领

取新的内衣，检修全部飞机并准备飞行，改善伙食，每日三顿热腾腾的饭菜。”第二天，正准备换斑的

德军从无线电情报中获悉，第十一近卫集团军的两个师，奉命在下午五点以前作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

。当德军在八月十六日发起强攻的的时候，第十一近卫集团军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了反击。但是这次

预先警告并没有使德军能够阻挡得住俄军的进攻，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这支俄国部队第一次使地面战

争的战火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燃烧起来。
　　有时候，通讯情报完全遭到失败。它所依靠的证据是虚无飘渺的——只是监听员耳机里听到的东西

——而且可能被隐瞒，或者是捏造的东西。德国人偶尔上了无线电静寂的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法

国的第七集团军情报官宣布，无线电静寂意味着盟军在准备进攻，但是在北非，英国人在离前线很近的

地方成功地隐藏了一个师，他们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完全停止无线电通讯。无线电静寂还使

盟军多次出其不意地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无线电诱骗也被用来愚弄德军。俄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要

使用一次这样的方法，但德国人似乎都把它们识破了。而英国人在诺曼底战役期间，却成功地利用无线

电诱骗将三个装甲师从前线的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
　　最常见的失败或许是分析错误。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参谋总长约德尔认为，一份截收到的关于司令

部转移的电报，可能意味着英国人即将占领整个爱尔兰，以夺取西部港口。
　　他完全错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在列宁格勒前线报告：　“五月的头

几天，　（俄国）第八集团军只有少量的无线电通讯，不久就完全停止……除了第八集团军的无线电静

寂之外，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无线电通讯没有规律，电报比较隐晦，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转移了……所

有这些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
　　可是进攻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许多成功的例子抵销了偶尔遭到的这些失败。除此以外，通讯情报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敌方部队

的存在、位置和动向的情报，敌军的这种战斗序列基本情报，透露了许许多多关于敌方力量和意图的情

况。一九三九年，野战部队指挥官不信任通讯情报，当这些情报不是来自电报的内容，而是来自根据电

报的数量和来源所作的推测的时候，就尤其不予信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到了一九四三年，他们反而

把通讯情报当作他们最好的情报来源了。第四十装甲军情报官指出，该军通过一九四三年二月提供的“

非常出色的”通讯情报，　“几乎始终确切地掌握了敌人的态势、位置和实力。这些了解对全部消灭波

波夫的装甲集团军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诺曼底战役期间，西线情报官获得的情报中，百分之六十来

自无线电情报，百分之四十来自所有其他情报渠道。
　　西部战区参谋长称通讯情报是“弄清敌人情况的最重要手段”·西线外军处的一个头目称它是“所

有情报人员的宝贝”，东线外军处负责人格伦把它列作他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哈尔德则直截了当地宣

布它是“最丰富最好的情报来源”。
　　实际上整个德国空军是迫不得已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参加了这个

魔术般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四年五月，当官方仍然替空军保密的时候，空军已经设立了通讯主任一职，

任命沃尔夫冈·马蒂尼少校担任这一职务。他在自己的部门内成立了三处（无线电处），三处Ｃ组处理

无线电情报。组长是库特·戈特施林。他的第十项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
　　到了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十个流动截收连和十四个固定截收站。后者的掩护名称是“气

象台”，通常是在一栋石头平房里进行操作，平房附有汽车库和营房。底层是无线电收报室、测向控制

室、资料分析室、通讯室和行政管理处。顶楼是会议室、应急厨房、休息室和储藏室；地下室里安装着

动力和供暖系统，还有车间和作坊。平房顶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木塔，支撑着闪闪发亮的蜘蛛网天线。

每个固定截收站监听一个指定地区。比如，德国西南角的特里尔截收站，监视着法国、比利时和荷兰。
　　空军通过它的四个大机群执行作战任务，每个大机群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每个大机群配备一个无

线电侦察营，每个营由两个流动连组成，和大机群一起在战地进行操作。每个大机群在德国有一个支持

性的固定截收站。战争期间，无线电情报越来越有价值，以致有三个无线电侦察营扩充为无线电侦察团

。三五三团侦察俄国，三五二团侦察地中海——该团的一个连在阿蒂卡的最南端苏尼翁角设立了一个监

听站，在这儿的海岸峭壁上，有一座破旧的海神庙，在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上显得巍然高大。三五一团集

中对付西线的盟军空军。
　　该团多半在夜间工作，各营有具体的分工，比如三五七营，专门监听重型轰炸机方面的无线电情报

。
　　指导整个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是三五零营，它包括空军总司令的密码中心和无线电侦察战地中心

台，前者设在波茨坦新宫前皇家马厩里，后者设在特罗伊恩布里岑空军战斗机第一军附近。这个营的营

长，因而也就是整个五千人的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首先是乌尔里希·弗罗伊登费尔德少校，

他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死，死前由于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和令人垂涎的骑士十字勋章，一九四二

年之后是鲁道夫·弗里德里希上校，他业余时间酷爱打猎。
　　这个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谋求弄清敌方空军的机构、补给和作战活动——这在西线的战争的大部分时

间里意味着预告盟军的空袭。德国人通常是靠监听盟军轰炸机上的无线电人员在飞机起飞前测试仪器设

备来判定他们是否进行空袭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监听员打开一套德国监听设备，对准皇家空军轰炸机的频率

，逐渐听到多重的尖啸声和嘁嘁喳喳的声音。德国人很快判断出，约有十六架轰炸机将从赫姆斯韦尔起

飞，约有二十四架从沃丁顿起飞。他们立即通知了夜间战斗队大队。
　　同盟国时而企图用不只是在将要起飞的飞机上调试仪器的办法来欺骗德国人。但是德国人通常识破

了这一手法。无线电人员的谈话有时候暴露了目标；测向仪每隔两三分钟进行一次测向，将每个测定点

串联起来就是敌机的飞行路线。
　　有一个无线电侦察连，让无线电监听员坐在挪威沿海远程巡逻机的空中射击员的位置上。这些飞行

监听员及时预报了皇家空军的许多次空袭。但是伤亡率很高，必须不断地训练每架巡逻机上十名机组人

员的伤亡补充人员。
　　在美国轰炸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期间，空军无线电侦察取得了一次最大的成功。一九四三年

八月一日，一百七十八架四引擎解放者式飞机在班加西隆隆起飞，进行一次航程最远，从潜在意义上讲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空袭，因为普洛耶什蒂是希特勒饥渴的战争机器的主要石油来源。在希腊的一个德国

空军无线电侦察单位察觉了这个行动，向所有的防空部队发出了警告；一大批轰炸机自从凌晨以来在班

加西地区相继起飞。这使普洛耶什蒂的防空部队（欧洲最强大的防空部队）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准备。当

轰炸机贴着油田的井架，飞过油田及其油井、炼油厂和储油罐的上空的时候·遇到了美国轰炸机在战争

期间所遇到的最猛烈的高射炮火。五十三架飞机，或者几乎是每三架当中的一架被击落，几十名美国飞

行员丧生，而油井照样出油。　　德国空军无线电侦察机构预告了盟军的许多次空袭，空军所收到的有

关敌人的情报，百分之七十的确是由它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敌人情报也的确是由它们提供的。可是德

国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的威力往往太弱，对付不了没完没了倾泄而来的盟军轰炸机。空军无线电情报最终

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样一条道理：没有实力，情报一钱不值·许多高级军官对军事通讯情报的夸奖，只

限于它的战术和作战效果。因为在战略方面，德国通讯情报遭到了彻底失败。同盟国能够破译德国各级

密码电报，直至元首本人的指挥密电，而德国人呢？虽然他们有时破译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外交电报，

但从未破译同盟国的机密或绝密军事密码。同盟国常常知道德国全面指导战争的计划，而德国人不一样

，他们始终不知道同盟国的这种计划。对同盟国机密电报的探查证明，它们是无法破译的。对所有这些

电报进行统计检查，找出密码员可能犯有的一处错误，从而破译出十几份这样的电报，是有可能的，但

这样做势必要把过多的密码分析员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抽调出来，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比较低

级，取得成效的把握却比较大。因此，德国人并不谋求破译这些机密电报，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

们甚至放弃截收这些电报。他们默认在秘密战争的这个最重要的领域遭到了失败。
　　14.协助潜艇纳密码破译员
　　如果说德国情报机构有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掌握过致胜的钥匙，那么这个人就是威廉·特

拉诺。
　　他是一个替海军工作的中级文官，好象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时走路似乎不是走，而是连蹦带跳。自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一直做着同样的工作，级别不断提升。他是官僚机构中很少见到的那样一种

人：不仅自己所做的那份技术工作值得称道，而且领导他手下的人也卓有成效。他高高的个头，直挺挺

的腰板，严肃的脸庞，谈吐有力。但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记忆力，他的脑瓜子。对海军的许

多人员来说，熟悉外国军舰是很有帮助的；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特拉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皇家海

军大型舰队中每艘主力舰的活动、沿途停靠的港口和目的地，完全了如指掌。这对他的成功帮助极大。

特拉诺是德国海军密码破译单位英语组的负责人。
　　一九一四年夏天，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有三个烟囱的《波梅恩》号战舰上值班的

时候，收到了地中海上《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发出的一封密码电报。他把这封电报交给了舰队司令部。

几个小时以后，司令部说看不懂这封电报，需要将它破译出来。特拉诺并不掌握这封电报的密码码底，

但是他在以前的演习期间对密码术感兴趣。他立即埋头破译这封密码电报，两三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

了答案，使司令部能够看懂这封电报。德国海军的直接反应显示了它的盲目。它既没有采取步骤修改它

的复式加密密码，也没有看看英国的密码电报是否同样也能破译出来。相反，它却告诉特拉诺不要去管

机密事务。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布劳内中尉建立了海军截收和密码破译机构。特拉诺就在他

那个中队里服役。中队总部设在新蒙斯特，中队成立了这个机构之后，他马上就把特拉诺派到那里工作

。特拉诺到了那里，参加破译英国皇家海军的三字密码电报，这些电报可以告诉人们日德兰海战之后英

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舰只的位置；把这些情报提供给了潜艇，但潜艇却没有找到敌舰。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海军解散了密码破译单位。德国的公海舰队被扣留在斯卡帕弗

洛，海军没有了舰船，也就用不着密码分析员了。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事情似乎并非那么糟糕。

海军仍然没有忘记这种情报的价值，开始召回它的密码分析员。这时特拉诺还没有被遣散，因此被布劳

内劝留了下来。新机构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正式开始工作，一共有八个工作人员。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无线电作业程序发生了变化，新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从原来中断

的地方恢复工作，不过他们最后还是闯进若干密码系统里研究起来了。由于德国的舰船被扣，海军无线

电台没有进行联系的舰船，这一点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可以把省下的大量时间用于截收无线电。在这个

单位的几个军官的成功领导下，三个人逐渐成为主要密码破译员：特拉诺专门处理截收到的英文材料，

洛塔尔·弗兰克处理法文材料，保罗·奥古斯特处理意大利文材料。
　　他们非常迅速地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突破。特拉诺破译了英国的浩繁的政府电码，德国人很感兴趣，

因为发往英国海军部和从英国海军部发出的关于外国舰船活动的报告，用的就是这种电码。二十年代后

期，当英国炮舰向上海和广州的反英示威群众开火的时候，这种电码可使德国人密切注视英国炮舰在扬

子江上的活动。特拉诺的后一个成功，是破译了英国的四字海军密码，这使德国人能够窥视英国皇家海

军的演习，尤其是在地中海的演习和在大西洋上护航的情况。一九三二年，特拉诺曾经密切注视过英国

在大西洋的一次护航演习，直到紧盯着最后一艘船只的位置。与此同时，弗兰克破译了三种法国密码；

一种是供所有法国舰船使用的，一种是供军舰使用的，一种是战术信号密码。
　　这个单位初期的成功，使它的机构逐渐扩大起来了。现在人们都称它为海军观察处。为了更好地截

收地中海舰船发出的电报；观察处于一九二五年在德国南部黑森林的菲林根镇建立了一个监听站。监听

站人员慢慢增加。其中有一个人叫威廉·施瓦布，以前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借助特拉诺对《迪凯纳》号

军舰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首次破译了法国的复式加密密码。工作并不是没有受到干扰。最初的一个队

员奥古斯特走掉了，他的上级认为他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他擅长的意大利文电报的破译工作被放弃了。

观察处的人员虽有增加，但数量仍然不够，不得不把截收到的重要目标之一波兰的电报送到国防部密码

中心破译。当德意志帝国国会坚持要海军精简总司令部的时候，海军总司令部把观察处撵到基尔的鱼雷

水雷检查处去了；在基尔，观察处向海军学院讨房子。尽管如此，从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十年中，观察处

在国防部情报处仍然一直保留一个联络官。
　　观察处在外地呆了四年之后，于一九三三年秋天返回柏林，与海军总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它成

了海军总司令部通讯情报处的三个机构之一。一九二四年，它有一个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海因茨·博纳

茨少校。在他的领导下，观察处增添了工作人员，增设了监听站，并且把它的工作人员派遣到巡航的船

只上，这是德国重新武装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形势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使这种情报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
　　对于德国海军来说，主要目标当然还是头号潜在敌人——英国皇家海军。但这一点同希特勒的想法

发生了冲突。
　　他认为从种族方面来说，英国是潜在的盟友。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年中，当他同意英国的要求，将

他的海军力量限制在只有英国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他相信这将消除英国人的疑虑和敌对情绪，

使他可以放手制订其他的计划。他希望他的海军参谋人员把精力转过来策划如何对付更有可能成为敌人

的国家——法国。因此，他禁止准备制订对付英国的战争计划，同样，他命令密码破译的主要针对目标

应该从英国转向法国。特拉诺听说这个命令后大笑了起来，没有依照命令去办。不久他的上级问他目标

转移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说他还未开始。但上级叫嚷“现在该是时候了”！
　　“先生们，”特拉诺回答，　“我不想过问重大政策；‘但我的确想说一件事情，你们知道英国人

用这些密码报告他们在世界各地舰船的活动。假若他们的地中海舰队开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

、英吉利海峡乃至北海，难道你们不想事前知道这种情况吗？”　　德国海军的上级，一想到他们的战

略、他们装有炮塔的灰色军舰和他们的前程，可能要给毁了，不由得害怕起来。
　　他们重新考虑了一下，不再坚持让下级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们让特拉诺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

　就在那一年底，特拉诺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他和他的助手破译了英国皇家海军使用最广泛的五位数

一组的海军密码，他们之所以能破译出来，有一半靠的是将有关商船活动的密码报告，和《劳埃德每周

航务报告》上所刊登的这些船只的航行路线进行对比。但是观察处在破译保密保得更厉害的四位数一组

的海军复式加密密码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复式加密，是对密码文件再经过一次加密的作业，破译起来就更难了。　）现在，英国人为了确

保在红海上巡逻以监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海军中队的电报不致泄密，开始对五位数一组的海

军密码进行复式加密。显然为了数理逻辑上的简便起见，他们使用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复式加密密码。由

于特拉诺已经破译了五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他可以轻易地剥去加在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上面的那层

密码。然后，凭借他所熟悉的一些外来因素——例如这些舰船在红海干什么，它们叫什么名字等等——

他也可以把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破译出来。这使德国人可以掌握英国海军部的主要密码系统，窥知英

国皇家海军使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航行路线，当然还可以窥知英国舰船的部署。
　　除了这些胜利以外，他们在一九三七年破译了另外四种英国密码系统，五种法国密码系统，四种俄

国密码系统和三种丹麦密码系统，使观察处的机构扩大起来了。一九三六年，观察处在柏林总部的机构

只有三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扩大到九十人。一九三七年，它的十四个截收站一共、截收了二十五万

二千份电报，平均每天七百份。两年之后，又增设了两个截收站。十六个截收站中的每个截收站集中截

收离它最近的那个舰队的情报。把各个截收站的工作人员计算在内，到一九三九年夏天，观察处一共雇

用了五百多人。
　　与此同时，特拉诺的势力不断加强。海军领导人每两年一换，比如博纳茨一九三六年就离职了，但

特拉诺却稳坐钓鱼台。他的专长越来越重要，这在他的晋升中自然起着主要作用，但他的性格也帮了他

的忙。另一个小组的主要领导人，负责法文和意大利文情报的弗兰克，多少有些爱虚荣，而且孤僻。弗

兰克一副教授派头，总是把工作揽着自己做。
　　他的同事觉得他大概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学习和研究上面，因而人情世故知道得太少。他虽然是个很

好的密码分析员，却越来越脱离他的同事。而特拉诺似乎是一个理想的领导人。
　　他总是要求他手下的人多做些工作。他讲究礼貌，会出主意。他总是给他的下级留有时间。当然，

譬如去年夏天横渡大西洋的一艘英国巡洋舰叫什么名字，某位海军将领以前的指挥经历如何，他都是一

清二楚的。他的技术是无可非议的。所有这些终于使他担负起领导全体密码分析员的责任来，虽然他不

是一个纳粹分子，而弗兰克却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
　　由于特拉诺能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能够看懂英国的主要海军密码，从而知道

它的主力舰队的位置。这项工作立即产生了效果。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战争爆发后仅仅只有一个星

期，观察处就破译了一封英国无线电报，这封电报透露了布里斯托尔海峡上一支护航运输队的具体集合

地点。31号潜艇很快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九月十六日，它用鱼雷击沉了 号在哪里？”在战争开始的

时候，这艘战舰搁在干船坞里进行大修。没有一份无线电报表明修理工作已经完成，战舰重新加入了舰

队。但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上级突然听说有一个特务报告《伊丽莎白女王》号停泊在直布罗陀。
　　许多年纪比较大的军官往往相信特务的发现，而不怎么相信密码分析员的推断。他们冲着特拉诺发

起火来了。
　　“你们这些人，还搞密码破译，谁稀罕？”
　　特拉诺仍然镇定自若。
　　“先生们，”他答道：　“不管你们的特务怎么说，《伊丽莎白女王》号并不在那里。”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后来德国人发现一份文件，证明从直布罗陀基地驶出了一艘小渔

船，它的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女王》号。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观察处遭到了一次挫折，英国皇家海军所有密码系统都改变了。比方说，

五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变为四位数一组的密码。海军总司令部之所以对入侵英国持冷静态度，或许同密

码改变后情报被封锁有关。但是特拉诺和他的小组迅速跟了上来。破译第一个密码是最困难的一步，但

是在仅仅七个星期之内，他们就发现了八百五十组密码的意思，其中四百组是普通词汇，四百五十组是

舰船的名字。到一九四一年初，舰船的名字扩大到七百个，普通词汇扩大到一千二百个。观察处于是以

德国的城市命名英国的密码系统，一半是便于对照，一半是为了保密。原来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系统

叫做“科隆”。新的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系统叫做“慕尼黑”，这种密码也被观察处破译出来了，它

又分两种，一种叫“棕色墓尼黑”，一种叫“蓝色慕尼黑”。
　　美国的参战，既增加了观察处的工作量，也给它带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无线电侦察目标地区，一

九四二年年初有一百三十六个，到年底增加到二百三十七个。到了一九四三年，全年共截收三百一十万

零一千八百三十一封电报，平均每天八千五百封，尽管有许多可能是重复的。当截收站的电传机收到这

些电报之后，仅仅把它们分类挑选出来就需要八至十个人。为了帮助登记、统计和分析数以千万计的密

码组，观察处使用了霍尔瑞斯分类机和制表机。原来它使用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的机器

，但这些机器从来就不很准确。后来，在一九四三年，特拉诺建立了自己的分报小组，到最后一共有一

百三十人，使用六架机器。这些机器可以在六至八小时内将密码号码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目录打印出来，

这是剥去复式加密密码中加在底码上的那一层密码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照道理，本来几百个人可以同

时进行这项工作，但观察处并没有安排这么多的人力。只有使用霍尔瑞斯装置才能使德国人及时破译出

截收的情报，供海军总司令部使用。
　　但是，这些机器和越来越多的截收的情报，对于破译战时美国的密码系统都没有什么帮助。在美国

参战之前，观察处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在分析美国的密码。在战争爆发的当天，30号潜艇击沉了《

雅典尼亚》号轮船，二十八个美国人丧生。雷德尔海军元帅召见美国驻柏林海军武官，否认他们干了这

件事情，九月十六日，这位海军武官忠于职守，用密码电报向华盛顿报告了这个情况。四天以后，观察

处破译了这封密码电报，把它送给雷德尔。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突然间出现了希望，观察处发现了似乎

可以指望把美国另一个密码系统破译出来的重复电码。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又出现

了一个新的密码系统，漫长的费时的统计工作表明这是机器密码，破译赶不上这种密码的变化。
　　十天之内截收的材料，需要霍尔瑞斯机器工作四个星期才能处理完。此外，直到一九四二年年底，

观察处的统计人员还没有发现破译这个密码系统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重复密码。
　　美国这个主要密码系统，始终没有被破译出来。
　　这些失败，同观察处在破译英国密码系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观察处破译了伦敦

拍给英国驻外海军武官的电报，从而得知英国海军部统计的被击沉的英国船只的数字。尽管一九四二年

一月一日“科隆”和“慕尼黑”
　　两套电码都发生了变化，观察处还是相当快地破译了次要的“慕尼黑”密码系统，不久又破译了“

科隆”密码系统。然而英国人却不断地加强密码的保密措施。譬如，某些掌握“科隆”密码系统的最高

级人士，只是把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破译的唯一密码——一次一密密码——当作他们的复式加密密码。

这就缩小了观察处赖以破译“科隆”密码电报的范围，而这些范围自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观察处成

功地破译了一种新的密码系统：四位数一组的英美密码，使上述困难有所减轻。德国人把这种密码叫做

“法兰克福”。德国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投入大量人力破译了这套密码，到三月底，观察处已经能看

懂截收到的用这种密码拍发的大部分电报了。是年夏末，同盟国开始在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复式加密

密码，然后每隔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就更换密码，使破译工作更加困难了。特拉诺小组很快就克服了这些

困难，到十二月，事实证明他们的破译成果是极为有用的，　“在潜艇战中尤其是如此。”因为“法兰

克福”密码系统主要是供护航运输队使用的。
　　轴心国和同盟国都清楚认识到控制海上交通线的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邱吉尔写道：　“大西洋战役

是整个战争过程中压倒一切的因素。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其他地方，无论是陆上、海上，还是空中所

发生的任何情况，最终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除了所有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之外，我们每天怀着

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这个战役的发展变化。”
　　在这个战役中，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德国潜艇需要知道什么地方能击沉同盟国的运输船只，观察处

提供了大量情报，而在这个机构中，特拉诺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曾经说过：　“英国的供

应线被切断之日，就是它不得不投降之时。”不过这句话没有邱吉尔的那番话雄辩有力。假若切断成功

了，那么很大一部分功劳得归于特拉诺。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观察处提供一份根据密码分析

写的报告，报告说，从纽芬兰的雷斯角往东航行的ＳＣｌ07护航运输队将沿着四十五度的方向航行。与

此同时，一艘侦察潜艇发观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的确切位置。潜艇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立即派遣一队潜艇

，采用群狼战术截击它。邓尼茨后来在写给观察处的信中说：　“无线电侦察及时报告了这支护航运输

队的航行路线，使潜艇可以尽量形成密集队形，在发现敌人船只之后的几小时之内，就有几艘潜艇同敌

船进行了接触，”而且很快就击沉了十五艘船只。特拉诺由于在这次胜利中起了重大作用而特别受到了

表扬。
　　密码电报在未破译之前，谁也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为了保证截收到的“法兰克福”系统的密码电

报在到达海军总司令部时仍然有用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这些电报都要破译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特

拉诺将破译工作人员增加一倍。他从处理“科隆”密码系统的那个小组中抽调人员，使这个系统的密码

暂时不去破译，因为敌方密码识别小组采用了一种新的密码法，几乎使观察处不能从中得到任何有军事

价值的情报。即使增添了人员，也仍然不够用，特拉诺不得不将原有人员增加两倍，然后让Ｈｏｌｌｅ

ｒｉｔｈ机器承担额外的工作。最后，上白班的有三百六十人，上夜班的有二百人，在施瓦布的领导下

工作。
　　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帮助，他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他和邓尼茨在战前就互相认识，当时他们的办公室

相邻，虽然他俩不如特拉诺同雷德尔相处得那么好。邓尼茨担任海军总司令之后不久，听说特拉诺干得

不很顺利，便召他开会。
　　“特拉诺，”他说，　“出了什么事？你可以随随便便地说——讲心里话。”在场的其他军官全神

贯注地听着。
　　“好吧，元帅先生，”特拉诺答道，　“海军可以多帮我的忙，让空军为我们多作些侦察。”他解

释说，有些护航运输队用密码电报报告它们的位置，如果知道这些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就能帮助他破译

这些密码。
　　“特拉诺，’邓尼茨回答，“你忘了帝国元帅戈林。他说‘空军是我的’，只要他还在度假，我可

以在元首面前替际说几句话，但是一旦他回来了……”邓尼茨后来与希特勒一见面，就谈了这个问题，

希特勒答应尽量帮忙。
　　为了从截收的电报中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特拉诺自己总是夜间工作，绞尽脑汁想从电报中找出新

的意思，或者从复式加密密码中剥去一层密码。用印度名字命名的加拿大驱逐舰参加护航帮了他的忙，

因为所有这些名字必须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拚缀起来的。
　　这样的破译工作在大战期间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最大一次战斗中尤其起了积极作用。那次战斗发生在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此之前不久，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把反潜战当做战争

中头等重要的事情来抓。那时候，邓尼茨在海上终于有了足够数量的潜艇，他认为这些潜艇足以切断英

国的生命线，而观察处当时在破译“法兰克福”系统密码方面正是最有成果的时候。
　　三月五日，ＳＣｌ22慢速护航运输队离开纽约港，八日，速度稍快的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也启碇开

航了。十二日和十三日，当ＳＣｌ22护航运输队的五十一艘船只，分成十三路纵队，ＨＸ229 护航运输

队的三十八艘船只分成十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北大西洋航行的时候，盟军收听到德国潜艇频繁的无

线电报通讯，他们判定这些潜艇就在两支护航运输队的航道前方。他们命令这两支护航运输队绕开潜艇

所在的地区。三月十三日下午八点，正在北纬四十九度、东经四十度海面上的ＳＣｌ22护航运输队，奉

命向六十七度的方向航行。
　　观察机构截收并破译了这项命令，把它交给邓尼茨。在东经四十度、北纬四十九度的海面上，一经

度相当于陆地上七十英里宽，一纬度相当于陆地上四十五英里宽，这意味着，即使护航运输队和潜艇都

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那么潜艇离它们的袭击目标仍然可能还有陆地上几十英里远。为了帮助潜艇发现

目标，邓尼茨命令十七艘潜艇在这支护航运输队前面南北一字儿摆成一条纠察线。当观察处提供了有关

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航线的情报的时候，他同样命令十一艘潜艇在这支护航运输队前面摆成一条纠察线

。
　　海面上掀起山一样的巨浪，能见度平均只有五百码，真正要找到敌船，十之八九要碰运气了。观察

机构报告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的航向又发生了变化。后来事实证明这次破译犯了一点小错误：很明显，

密码分析员只是根据一些很小的可能性来填空，就好像一个玩纵横填字字谜的人，尽量先填一些可能适

合的字，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猜错了。不过当时这个错误对海上的情况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潜艇部队采

用群狼战术，在这个致命的地区集合了。速度较快的护航运输队超过了速度较慢的那一队，　“它的大

批船只散布在一个范围相当·有限的海面上。”邓尼茨喜形于色地说，潜艇“像一群恶狼一样地猛扑”

这支船队。在三天的战斗中，鱼雷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运输船只中弹后突然倾倒，船员掉在冰冷的海水

里，发出凄惨的喊叫声，深水炸弹不时轰隆一声巨响，掀起冲天水柱，潜艇艇员们紧张得直冒冷汗，在

冷酷无情的万顷波涛底下，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这场战斗中，德国潜艇击沉了二十一艘敌船，自己

只损失一艘潜艇。这是德国潜艇在战争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胜利，同盟国担心它们可能要输掉这场战争

中的这个重大战役。
　　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同盟国更多的护航部队，更先进的雷达，以

及改进了的密码工作，扭转了大西洋战役的潮流。与此同时，观察处失利了。六月十日，　“法兰克福

”密码系统的基本电码发生了变化。它始终没有被破译出来。
　　至于其他密码系统的破译，情况也只是稍微好一点。
　　“科隆”系统被放弃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当英国试图在托布鲁克登陆的时候，德军缴获了“蓝色

慕尼黑”电码本，这本电码本大概是从靠近海岸的地方沉没的《西科》号驱逐舰上缴获的。九月二十九

日，这本电码本送到了观察处。第二天上午十点十五分，密码分析员确定了几乎所有英国皇家海军军舰

和航空母舰当时在海上的位置。特拉诺将破译其他密码系统的工作人员抽调过来，集中对付这套密码。

因此在英国于十二月十五日对这套密码又复式加密的情况下，他仍然能继续进行破译工作。然而，到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英国已经不使用被德国缴获的那套密码了。此后，观察处投入大量人力，用了

七个月的时间去破译新的密码系统。
　　虽然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德国仍然可以轻易地破译出“棕色慕尼黑”电码，但形势已经变得更严峻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柏林遭受的一次大空袭，毁掉了观察处的许多档案，这些档案对于这个机构的工作

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它被迫在柏林东北二十五英里左右的埃伯斯瓦尔德附近扎营。英国人的密码越来

越难破译了。他们现在不用经纬度来报告船只的位置，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指示方法。他们的密码码底改

变得越来越快，从十五天一变改为一天一变。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一次一密密码。甚至从布列塔

尼半岛附近被击沉的加拿大《阿瑟巴斯坎》号驱逐舰上缴获的密码电报，也使德国密码破译员毫无办法

。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一个月，希特勒问观察处，哪些英国密码破译出来了，哪些还未破译出来，

观察处不得不回答说，“它只破译出一些次要的密码系统和供掉队的护航运输队船只使用的一种密码系

统，而两种主要的英国密码系统却破译不出来，一种是从一九四四年初开始使用的，一种是从一九四三

年六月初开始使用的。”上级命令观察处开始集中力量破译瑞典、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密码系统。
　　这在一场对付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到那时，特拉诺小组里许多人被拉到

前线打仗去了。他们在前线，再也不能象以前坐在海军总司令部的办公桌旁那样击败敌人了。但是，邓

尼茨说，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情报，有一半是观察处提供的。第三帝国所有其他情报

机构都比不上它的功劳。
　　15.海军上将和他的谍报局
　　一七六步兵师急需一名间谍，这个师正在保卫着第三帝国的边界，防御前进中的英军的进犯。时值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英军已经占领了荷兰边界城镇锡塔德，这是一个平衍，开阔的城镇，镇上耸立着一

座教堂，画有红白横条的教堂塔尖特别醒目。一七六步兵师刚刚给予英军以沉重的回击，英国兵说到圣

诞节时他们再也守不住锡塔德了。但是，他们是真撤退，还是换班，或者仅仅是口头上讲要撤退？一七

六步兵师需要了解这个情况，只有派遣一个间谍到敌后去，才能了解到这个情况。
　　在希特勒的德国行将没落的时候，间谍是由党卫队控制的。一七六步兵师向西线党卫队队长的联络

官提出了紧急要求。十二月二十日，联络官作了答复，派出一个代号叫“潘”的特务，到锡塔德去侦察

英军的动向。当天晚上，一名党卫队队员交给“潘”一个合适的身份证，带他到一七六步兵师。他们从

团战斗指挥部来到锡塔德北面苏斯特伦附近的那个营，从那儿，“潘”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前往锡塔德的路上，他发现铁路线西面部署着三辆英国坦克。他在锡塔德和一位熟人住在一起，

从锡塔德西面铁路沿线上的房子里，他数了数望见的中型坦克，共有三十二辆。他还发现在锡塔德至利

姆布鲁克的铁路线南面有两个轻炮兵连。第二天上午，他两次骑自行车出进锡塔德。侦察两条铁路线两

边的中型和重型坦克，他估计共有三百辆。他观察了停在所谓别墅停车场里的许多英国小汽车和卡车，

然后潜伏在他朋友的家里，躲避英国在锡塔德对德国间谍的搜查。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若无其

事地向一名英国士兵打听部署在城镇北面的一门重炮，得知那是一门四十二厘米榴弹炮。
　　他向一七六步兵师报告了他看到的情况，还为他们画了一张草图。虽然他没有带回可以显示英军意

图的具体情报，但他提供的情况，或许有助于情报参谋对敌人作了什么样的计划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

该师“非常满意他的侦察结果。”
　　从许多方面来看，“潘”的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间谍活动的缩影。德国的军事间谍

活动，只是从战术方面来讲才是成功的，对德国武装部队的贡献显然很小。
　　德国的军事间谍机构，最后被它的竞争对手并吞。它的失败，或许同它的前身普鲁士一德意志参谋

总部谍报处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直接继承这个前身的，不象军队的其他许多机构那样，被凡

尔赛条约所中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之后六天，陆军参谋总长将谍报处——此时已称为情报处——转交给

柏林的代理或看守参谋总部。情报处的任务是从事谍报和反谍报活动。军队遣散之后，情报处缩小为情

报组，隶属参谋总部外国军队处。原谍报处处长瓦尔特·尼古拉中校从此默默无闻，他的宣传活动使他

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情报组组长是谍报处的老资格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少校。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

德国披上了许多伪装。参谋总部改为军队部。外国军队处变成军队部三处。情报组变成军队部三处谍报

组（ＡｂｗｅｈｒＧｒｏｕｐ）。
　　“Ａｂｗｅｈｒ”一词丝毫没有情报或消息的概念。一Ｗｅｈｒ这一部分是由印欧语系的一个词演

变而来的，近似于英语的" Ｗｅｉｒ" （堤坝）一词。它的实际意思是“防守、保护”，用在" Ｗｅｈ

ｒｍａｃｈｔ' （国防军）这样一些词中。ａｂ—与意思是“脱离”的英语词“ｏｆ”为同一词源的词

，在这里加强—Ｗｅｈｒ这一部分所含有的拒绝、抵制的意思。因此，“Ａｂｗ—ｅｈｒ”一词的意思

是“避开、防止”。用它作为反谍报机构的名称是合理的。德国军队使用它，部分原因是谍报组确实在

御防外国间谍，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词掩盖了谍报组自己的间谍活动。这个词因而一直沿用了下来。
　　这个小单位的四名军官，首先谋求弄清东方的混乱局势，因为东方的波兰人，赤俄分子和白俄分子

正在互相混战。
　　其次谋求建立一个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大概首先以法国为活动目标。谍报组还指挥陆军密码破译机

构——密码中心——的情报活动，接受它破译的密码，虽然不负责它的行政管理。格姆普领导谍报组一

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他晋升为将官，方才离开这个职位。京特·施万特斯少校接替他

。施万特斯原是一个骑兵，调到谍报组刚满一年。
　　这时候，国防部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很快就对谍报组的组织地位产生深刻影响。一位新国防

部长上任了，此人颇受他的下级库特·冯·施莱歇的影响，施莱歇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朋友，精

力充沛，野心勃勃，喜欢和人一起耍弄阴谋，眼巴巴地想当总理。施莱歇极力怂恿他利用部分下级机构

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当然也就加强了施莱歇本人的权力。谍报组就是这样的一个下级机构。它的情报

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于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这位部长已经把谍报组和海军谍报单位分别从

军队部三处和海军总司令部里抽调出来，联合组成谍报处，直接归他领导。后来密码中心也合并过来了

。这位部长还命令，海军截收的全部情报材料都要送交谍报处。收集情报的活动如此集中，使他能够宣

布谍报处是“国防部唯一的情报收集站”。自然这并没有满足施莱歇对权力的渴望。不到一年之后，一

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这位部长将以前直属他领导的几个机构，包括谍报处，集中起来组成部长部，部长

不用说当然是施莱歇。由于部长部最终演变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两项措施使谍报处变成为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德国的陆、海、空三军处理谍报活动的超级机构。
　　施莱歇认识到完全控制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的好处，到了年底，他撤掉了施万特斯，换上他的亲密

朋友费迪南德·冯·布雷多中校。布雷多在一九二一年是谍报组的校官，但是，这与其说是促使施莱歇

让他负责谍报处的一个理由，不如说是一个借口。他是一个健壮、快活的男子汉，只要有聚会，他就准

备参加，总想显露一下自己的重要身份，这与特务机关头目应有的缄默和谨严是格格不入的。他改组了

谍报处，扩大了机构，到法国和比利时招募特务，尤其是吸收德国军火企业的代表当特务。但是，他的

实际工作是为施莱歇服务，据说他通过他的妻子与报业巨头、右翼政治家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取得了

联系，他为施莱歇效劳，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联系进行的。施莱歇后来终于当上了国防部长。他立即

任命布雷多为部长部部长。三天以后，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日，他打破了六十六年的传统，任命一位海军

军官担任谍报处处长。
　　海军中校康拉德·帕齐希，是一个正直的军官，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一九二九年被派去领导海

军谍报组。他是去接替另一个人的，这个人同布雷多合不来，而且使海军丧失了影响。在基尔一同服役

时就认识帕齐希的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认为帕齐希和蔼可亲的态度将会消除这个问题。事实很快

证明他的这个看法是对的。虽然帕齐希愿意继续呆在海上，他来到谍报处后，工作却很卖力。布雷多离

开之后，帕齐希确实被认为比其他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全是陆军军官）更适合领导整个谍报处。帕齐希

具有这个能力，再说施莱歇需要安慰一下海军，给它一个职位，补充刚被陆军夺走的一个，于是施莱歇

就任命帕齐希为谍报处处长。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谍报处非常重要；它的领导不是一个要职，假若是的

话，在一个大陆国家里规模最大、影响最甚的军种陆军就会把它留给自己，而给海军另外扔一点残羹剩

饭。
　　帕齐希继续扩大谍报处。他的宽厚为人，使谍报处亲如一家。可是他每天向施莱歇提供的情报，通

常只不过是密码中心截收的两三条可靠消息，而间谍的报告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价值。此外，希特

勒上台以后，帕齐希碰上了普鲁士的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他的长处也就不起作用了。
　　它们的权力之争过于短兵相接。帕齐希尤其同秘密警察的反谍报处发生了冲突。对此，希特勒一手

挑选的新任国防部长、　“橡皮狮子”维尔纳·冯·勃鲁姆堡陆军元帅，是不会感到高兴的。接着，勃

鲁姆堡得知，罗韦尔的高空侦察机根据谍报处同他们达成的协议进行飞行，拍摄了波兰的港口和要塞。

这种行动如果被发现，就会危及希特勒在外交上迄今为止最高明的一着：同讨厌的波兰签订出人意料的

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在莱茵兰采取行动时，波兰是他的后方。
　　空中侦察队的轻率行动，为勃鲁姆堡安抚希姆莱提供了所需的借口。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他解除了帕齐希的职务。帕齐希后来担任了新造袖珍舰《格拉夫斯皮》号舰长。雷德尔任命威廉·

弗朗茨·卡纳里斯上校取代帕齐希担任谍报处处长，卡纳里斯后来成了传奇式人物。
　　卡纳里斯一八八七年一月一日出生于阿普莱贝克，当时那儿还是鲁尔流域多特蒙德市的一个郊区。

虽然他后来喜欢说自己是十九世纪希腊独立战争的大无畏英雄康斯坦丁诺斯·卡纳里斯的后裔，他的家

庭实际上是在十七世纪从意大利移居到德国的。他的父亲，一个铸造厂的厂长，把家搬到杜伊斯堡，卡

纳里斯在那儿上的中学。十八岁的时候，卡纳里斯作为伺官生参加了海军。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

浅蓝色眼睛，纤细的头发。他的上级说他“虽然有些腼腆，却讨人喜欢”。他的“英语讲得相当流利”

，后来又学了法语和一些俄语，在加勒比海巡航期间又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说得很流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上服役，这艘舰是在福克兰群岛海战

中唯一没有被击毁的德国舰艇。它在太平洋上一路劫掠商船，后来被一艘英国巡洋舰追得无路可逃，只

好在智利领海里放水把舰沉掉了。舰上人员被扣留在靠近那个菜豆形国家海岸的基里基纳岛。大约五个

月之后，一九一五年八月四日，卡纳里斯取得了舰长的同意，扮作当地人，划船到达岸上。他凭着会讲

西班牙语，上岸后就逃之天天了。他首先南下三百英里到达奥索尔诺，然后骑马奔了三百英里，越过安

第斯山，到达阿根廷的内乌肯，他从那儿坐了六百英里的火车，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持着发给雷德

·罗萨斯的假智利护照，搭上了荷兰《弗里西亚》号轮船。这次航行对卡纳里斯的神经是一个考验：到

达目的地中立港口阿姆斯特丹之前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是敌国的法尔默思港。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他回

到柏林，离他逃走的那一天整整两个月。
　　第二年，德国海军部将他派回西班牙，他持的是同一护照。在德国驻西班牙海军武官的监督下，他

挑选从事特殊任务的特务。在这一年中，他不仅取得了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而且打下了关系的基础，

这种关系在二十年后被证明对德国的谈判大有帮助。但是卡纳里斯渴望参加战斗，雷德·罗萨斯便大胆

地取道敌对的法国和意大利回国，他在意大利被捕了。有影响势力的朋友将他释放出来，让他回到西班

牙。下一次他再也不冒从陆路返回德国的风险了；海军派出一艘潜艇接他。
　　他在一辆从马德里开出的火车上甩掉了盯梢，然后潜伏在地中海港口卡塔赫纳。一九一六年八月底

，接他回国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海军第二次派出Ｕ—35号潜艇接他，约定时间是九月三十日晚上或者

十月二日晚上，地点在距离附近的蒂诺索角灯塔五英里的一百八十度方位的海面上。卡纳里斯和其他几

个也要返回德国的德国人，乘一艘小船前往约定地点，西班牙的巡逻艇没有阻挡他们。大约半夜里，他

们携带着获准前往马略尔卡岛帕尔马的证件，换乘一艘较大的帆船，船员都是西班牙人。在两个半小时

中；他用暗淡的灯光向海上发出了莫尔斯识别信号，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就在这时候，Ｕ—35号潜艇靠

近了蒂诺苏灯塔，从索利特罗湾上许多点着灯火的渔船中，发现一艘渔船顶上的一盏灯闪着识别信号。

潜艇离它有三百码远，向它至少发出了十次莫尔斯Ｋ信号。但是卡纳里斯没有看到信号。十月一日凌晨

，卡纳里斯在船上挂起一面红色三角旗。过了不久，他报告道：我发现西边有一艘汽船，我立即辨认出

它是敌人的一艘拖网渔船。它先停了一会儿，然后向我们开过来。我一认出拖网渔船，　马上降下红色

三角旗，然后，为了装得不怎么可疑，便以缓慢的速度向马萨龙的方向驶去。拖网渔船迅速靠近。我们

藏在船板下面的压舱内。拖网渔船在靠近我们那艘船的尾部停了下来。　由于他们只看到我们船工的西

班牙船员，　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向东南方向，朝着那儿出现的一艘船只驶去……拖网渔船上的船员穿

着法国海军制服。
　　卡纳里斯重新将船往约定地点开去。与此同时，Ｕ一35号潜艇从水下到达那里，发现并赶上了这艘

帆船。帆船上有一个人发现离左舷船尾不远的海面上露出一个潜望镜。卡纳里斯把船调到朝西的方向，

在船帆的后面亮出那面红色三角旗，以免让拖网渔船发现。他根据约定的办法，反复升降主帆。这时候

，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Ｕ—35号潜艇从刚刚还是碧波一片的海面上冒了出来，那情景总是使人感到惊

讶的。两艘船只靠近的时候，海水从潜艇顶上泼泻下来。早晨六点四十分，卡纳里斯和其他人跳上潜艇

，钻进内舱，潜艇窜入水中，驶向德国。
　　卡纳里斯后来奉命指挥ＵＢ—128 号潜艇。但是这艘潜艇活动的地方——地中海——条件太差，为

时也太晚，使他不能赢得任何荣誉。
　　在停战之后的德国的一片混乱之中，卡纳里斯坚定不移地奉行一条右翼路线。他曾经在一个军事法

庭中工作过，这个法庭免罪释放了杀害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大部分凶手。

后来他帮助一个被判犯有渎职罪的犯人逃走。他担任国防部长助手的时候，站在反对国防部长的一边，

支持沃尔夫冈·卡普博土领导的夭折的军事暴动。他为这件事坐了几天监狱。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尤

其是当他在一九一九年结婚之后，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在重建德国海军的过程中，他仍然作为一名特务

在神秘的走廊活动。二十年代末，他写了一篇关于使用鱼雷快艇的备忘录，西班牙国王对这篇备忘录很

感兴趣，用德国的钱在卡迪斯修建了一个鱼雷快艇制造厂，使德国人更加提高了有关这个武器的技术知

识。通过同这位国王和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私人关系，卡纳里斯打下了在卡迪斯建造一

种新型潜水艇的基础。后来他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说服阿根廷帮助德国实施制造潜水艇的计划

。
　　在这些年中，他不断提升，轮流在海上和陆地服役，总是获得好评；　“实属罕见，具有肩负要职

的优秀军官的各种品质……不知疲倦……判断准确……能力最强”（—九二一年），　“出类拔萃”（

一九二七年），　“他的下级信任他”（一九二八年）；　“感觉最灵敏，很会动脑筋”（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六年，他的一位上级说他在“海军、陆军和政治方面”有能力，夸奖说；　“由于他能非常

敏锐地洞察外国人的心理，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因此他在同外国人（从下层人土到社会名流）打交道

方面堪称模范，能够很快地取得外国人的信任。假如他要负起这样的责任，他是不会遇到障碍的，任何

不测都不能使他退缩，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封锁如何严密，他都能挤进去，同有关的人进行接触，这样

他就可以凭着他那孩童般的天真面孔，在短时间内把局面操纵起来。然而，许多军官——包括未来的海

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并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狡猾。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担任《施勒辛》号战列舰舰长，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开始向舰上人员宣讲纳粹

主义的不朽。“他作了充分的非常认真的准备，讲解通常通俗易懂，在这方面起了模范影响，”他的上

级写道。他不失时机地巴结纳粹新统治集团中的权力掮客：当他的下级军需官向希姆莱写信的时候，他

顺致问候。　（这位下级是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是集中营的总管。　）卡纳里斯在《施勒辛》号战

列舰上服役了两年，但是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台阶，他却没有爬上去。他没有被提升为舰

队司令。他的上级对他作了尽可能保留的正面推荐：　“应该说卡纳里斯是称职的。”
　　即使这个推荐，也由于下面这条建议而变得没有多大价值了；他的“才智，使他更适合于向军事政

治方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方面发展”。因为卡纳里斯虽然勇敢、能干，却根本不具备高级指挥官必须具

有的冷酷无情的进取个性。再说雷德尔也不喜欢他。舰队司令的职位当然被别人抢走了，卡纳里斯只捞

到一个闲职：波罗的海斯温明德海军站站长，就在那里等着告老还乡了。
　　但是，他到达那儿几个星期之后，帕齐希被解职了。帕齐希推荐卡纳里斯接替职务。卡纳里斯的级

别相称，他的服役记录是优秀的。他熟悉外国。他的上级多次强调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有能力的，而且

也有间谍工作的经验。他是亲纳粹的，这将有助于消除曾使帕齐希陷入困境的磨擦。从各方面来说，他

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只有雷德尔不喜欢他。雷德尔拒绝了帕齐希的推荐。只是当帕齐希指出，不这

么做，海军就得把谍报处交给陆军，因为谍报处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海军军官可以继任这一职务，雷德

尔方才同意。一九三四年深秋，雷德尔把卡纳里斯从斯温明德召来，派他到柏林去熟悉他的新工作。一

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卡纳里斯上校担任了德国间谍和反间谍机构的领导人，那天他正好四十八岁。
　　他年纪不算很大，头发却过早花白了，人们因此称他“白发老头”。他的风度不象军人。他动作轻

，不引人注目。在他的办公室“狐狸窝”里，他总是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没有听到他到来的动静

。他不修边幅，喜穿便服，不爱着军装，即使穿军装，总是捡最旧的穿。他把他的勋章扔到抽屉里，和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的下级听说他曾经获得金质德国十字勋章，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证实

。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中将和上将，还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和他一样，不注重仪容

。一天晚上，他参加大型招待会，会后穿着一身礼服回到家里，一个女儿见了就嚷开了：　“瞧您这别

扭1 ”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家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而他很注重社会礼节，非常客气，遇有约会

，总要提前到达。
　　他似乎一年四季总是感到不够暖和。即使在夏天，他也时常穿一件大衣。他打网球的时候，穿一件

厚毛衣。他有点儿患失眠症和疑病症。他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街上碰到他的邻居、钢琴家赫尔穆特

·毛雷尔时，总要带点妒忌地问：　“你睡得好吗？”而他自己需要服用大量的环巴比特鲁和溴异戊醯

脲，才能安静地睡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劝别人服用他常吃的这种安眠药。他休息的办法是骑马和打网球

，出其不意是他打球的致胜秘诀。
　　他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虽然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伐利亚阿梅尔湖，而他却留

在柏林，每年探家两三次。他秉性和蔼，关心手下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星期天，他请一位年轻女秘书替

他打一份备忘录。她带上眼镜打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他便问：　“孩子，为什么要戴眼镜？”她回

答说她近视了，他说，这么年轻不应该戴眼镜。
　　谈话虽然不长，却使她看到：他在关心下级，把他们看作人，而不是一群仅仅替他卖命干活的劳力

。他在和人打招呼时总是喜欢称“您”，更证明了他的友好态度。
　　他喜爱动物。除了家里养了一只鹦鹉外，他还有一对小猎狗，成天在办公室里跟着他转。他常常和

它们说话。有时候，他关心它们似乎胜过关心他的下级和他的工作。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

到柏林，询问其中一只生病的小狗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以致一些意大利人认为他是在用暗语讲话，

其实这是真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喜欢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信任。他本人说过，他相信动物甚至胜

过相信人。希特勒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悲观的。他常常一脸忧伤。除了同朋友们在一起时外，平时很少讲话。为了

养精蓄锐，应付极沉重的工作负担，他每到晚上十点整就撇开由他照管的一大堆事务。有一次，他向一

位下级解释说：　“晚上十点以后，谁也讲不了正经话。”这位军官轻声答道；　“十点以前也是这样

，上将先生。”他的文化兴趣广泛，手不释卷，尤其喜欢阅读外事方面的东西，但也喜好纯文学；他常

常将哲学和史前学方面的书籍馈赠同事。谁都说他聪明。他善于迅速抓住别人的思想，讨厌开长会。
　　他的性格中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不过并不伤人感情·他在每日召开的碰头会上，当一位下级汇

报情况的时候，他总要挖苦地评论几句。当他和他的副手、非常讲究衣着的汉斯·奥斯特，在他家后面

的网球场上比赛的时候，他喜欢把奥斯特逼到土质地面网球场的潮湿角落里，较量个没完，直到他最后

使奥斯特滑倒了，把刚刚烫过的白色长裤子坐上一屁股泥方才罢休。他听下级口头汇报的时候，有时不

停地追问细节，下级只好承认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是，他的下级似乎觉得他的讥讽挖苦不带尖酸刻薄，反倒具有内在的幽默和善意，因为他们喜欢

他，甚至热爱他。他们喜欢听他讲述如何对付爱发火的上级的故事。上级发火，就要骂人，他对付的办

法，就是上级骂一句，他就重复这句中的最后一个词。上级骂“你们的舱面军官是个蠢猪！”卡纳里斯

答道“蠢猪！”　“这家伙干事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一骂一答，上级的火气也就慢慢地消了。
　　这个方法是纯粹卡纳里斯式的。同他一样，它是在兜圈子和玩弄词义的细微差别，使上级的火气转

到他自己身上。
　　卡纳里斯很少直截了当地说是或不是。他常常以反问来回答问题。他讲话总是半吞半吐，含含糊糊

。他不喜欢强迫。他不适于当行政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他不善于负领导责任。
　　他对不同的下级下达互相矛盾的指示。他在视察部下时常常招致混乱。他挑选的一些下级是很糟糕

的，他能容忍那些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当外面批评他们时，他却极力替他们辩护。然而总的说来，他的

性格有些怪，他的一位直接下级说他是自当军人以来所共过事的上级中最难相处的一个。空军情报机构

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一个好的情报人员，但不是一位杰出的领导。
　　他在接替谍报处的领导职务时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使他的前任丢掉了职务的那个问题：同

纳粹党及其控制的机构的磨擦。他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破除了帕齐希的观点，开始同希姆

莱的人进行合作。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担任谍报处领导两个半星期之后，他和一个下级从

下午三点至六点，在国防部会晤了海德里希及其三名军官，就谍报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

分工达成了协议。五天以后，大概是在卡纳里斯的敦促下，国防部长勃鲁姆堡要求内务部长和财政部长

采取一些安慰海德里希的措施。海德里希则撤掉了盖世太保里一位反谍报处的官员，换上一个比较讲究

策略的人，这个人同卡纳里斯相处很好。两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

签订了“十诫”，进一步划分了谍报处和盖世太保之间反谍报活动的权限。
　　这几个互相竞争的机构的上层，表面上没有磨擦，多半归功于它们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一九

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卡纳里斯在《柏林》号巡洋舰上当大副的时候，海德里希是该舰上的伺官生。海

德里希在表面上至少总是尊重和亲近年纪比他大的卡纳里斯的。他们经常共进午餐。他们住在柏林西南

的一个住宅区内，两家相隔不远。海德里希一家常常邀请卡纳里斯一家玩槌球游戏；卡纳里斯一家经常

邀请海德里希一家吃饭，主人亲自烹调，作一些稀罕的佳肴，例如黑面包屑裹猪肋，还有红葡萄酒。卡

纳里斯太太和海德里希一起拉过小提琴。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两家曾经在布拉格一块儿度过一个星期。
　　卡纳里斯还是意识到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所构成的威胁。有一天，他的邻居毛雷尔正往车站走去，

突然从拐角处窜出一个人和一条狗。那条狗猛扑过来。虽然那个人吹了一声口哨，把狗唤回去了，毛雷

尔却恼羞成怒，警告那个人：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但要开枪把狗打死，还要把人打死。几天以

后，卡纳里斯把毛雷尔介绍给一个人，这个人恰好就是那条狗的主人“海德里希先生”。海德里希说他

已经认识毛雷尔；他就是曾经想打死他的那个人。卡纳里斯立即问道，　“是吗？什么时候？”但是这

位满头白发的海军上将似乎缺乏个性力量去同魄力粗犷的海德里希进行斗争。有一次，海德里希告诉他

，一位新教牧师（卡纳里斯的一位相识）还在继续进行反纳粹活动。卡纳里斯本当要问，这个人在集中

营里怎么能进行这样的活动？但是他却保持沉默。另有一次，海德里希表白自己一直是反对砸玻璃窗那

天晚上发生的反犹太人暴乱的，　自己参加那次行动，只不过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他听了以后照样一声

不吭。
　　卡纳里斯面临的另一个紧急问题，是谍报处的机构在迅速扩大。卡纳里斯就任后不到十一个星期，

希特勒宣布恢复征兵和扩军。军区数目从七个增加到十二个，每个军区设一个谍报站。不仅谍报站的数

目在增加，每个谍报站的人数也在增加。在二十年代，每个谍报站只有一至两名军官。在一九三七年，

仅慕尼黑谍报站就有十名军官。另外还有土兵，文职官员和雇员。
　　卡纳里斯还预见到，自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唯一情报收集站”的谍报处，将重新变成

纯粹间谍机构。
　　在他上任的头一年，这个变化过程还未开始之前，谍报处共有六个组：一组，陆军谍报组。二组，

密码中心。三组，反谍报组。四组，破坏和暴动组。五组，海军谍报组，包括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

。六组，空军谍报组。密码中心和罗韦尔的空中侦察中队脱离谍报处，使这个机构不再起非谍报活动的

作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改组把几个谍报组集中起来，从而加强了这个机构在谍报方面的工作。这次改

组将一，五、六组划归一组组长指挥。与此同时，六组重新编为七组，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编为四

组。二组空缺起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谍报处进行的一次新改组，使这个机构朝着专门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向发展的趋

势达到顶点，因为经过这次改组，谍报处升为谍报局——级别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其他机构一样得到

了提升，目的显然是使这个新指挥机构享有较高威望。谍报局一处专门负责武装部队的全部间谍活动，

陆、海、空军的谍报组成为一处的组级机构。七组即破坏和少数民族暴动组成为谍报局二处。三组即反

谍报组成为谍报局三处。原来的二组取消。第四组即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并入纳粹党对外处，对

外处在同一天划归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对外处最初处理涉及德国武装部队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后来它

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主要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提供有关外国政治局势的情报，只要这种情报是涉及军

事问题的。它为最高统帅部分析外国报刊，使最高统帅部同外交部保持联系，并且充当德国军队驻外武

官和外国武装部队驻柏林武官的联络处。这个处的处长，从一九三八年夏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是利奥波德

·比尔克纳海军上校（后来升为海军中将）。一九三九年，卡纳里斯在总部增设一个中心组，从而完成

了机构的改组。中心组组长是奥斯特上校，就是那个打网球时坐了一屁股泥的奥斯特，从此他成了卡纳

里斯的参谋长。这个组处理人事、财政和其他行政问题。比如，它的一个小组集中保管特务的档案，这

些档案装在大型金属桶里，桶顶有开口。每个特务都有一张档案卡，如果档案材料太多，一张卡片填不

下，就立一个档案袋。
　　卡纳里斯的工作不仅仅是管理自己的机构，希特勒还利用他作私人使者和收集情报。卡纳里斯在布

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独裁者会谈，在马德里会晤西班牙参谋长和佛朗哥，在罗马会见墨索里尼，墨索里

尼倒台后会晤意大利情报头子。
　　他为了维护自己机构的利益，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斗争。法国陷落以后，意大利人企图独霸法国的

地中海沿岸地区；卡纳里斯敦促德国参与霸占，因为那里的港口，为同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联系提

供了最优良的交通便利条件，他的这场斗争失败了，但是却赢得了另外一场斗争的胜利。在一次部际会

议上，有人认为谍报局特务不应该扮作商人渗入北非，因为这种做法促使法国更加抵制德国的经济活动

。卡纳里斯提出异议，他说收集盟军在德国以南地区活动的情报无比重要，外交部终于让步了。
　　在谍报局内部，那些并非从事收集情报的单位所承担的任务，使他不能专心致力于谍报工作。他同

耶路撒冷大穆夫提⑩磋商如何进行破坏。他亲自承担谍报局对外处在武装部队和外交部之间执行联络的

任务，向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报告一位高级美国外交官访问罗马和柏林的情况。看起来，他提供间谍情

报，的确还没有他做其他事情来得经常。他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频繁递交的报告，很少涉及

间谍情报。他时常向哈尔德报告总的形势，他会见希特勒有几十次。他参加过讨论如何攻打比利时要塞

，例如“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历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他向执行破坏任务的部队介绍了荷

兰军服是什么样子。在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问西线有什么情况，卡纳里斯说法国正在准备进攻萨尔布

吕肯，希特勒不相信这个消息。　“我不相信法军正好要进攻萨尔布吕肯地区，因为我们在那儿的阵地

最坚固。”
　　希特勒猜对了。另有一次，卡纳里斯把一件不该泄露的事情，泄露给意大利人，被希特勒臭骂了一

通。
　　卡纳里斯反倒觉得“同希特勒可以谈论问题，他是讲道理的，如果你说得得当，他是能够理解你的

观点的。”这是因为，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卡纳里斯一直是拥护希特勒的。
　　卡纳里斯在那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半带自传体地写道：“正如战前军官必然是君主制度的拥护

者一样……今天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德国军队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意志的

发展工具。”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亲自导演了一些欺骗活动，给人造成德国正在为

这次入侵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的印象。几个星期以后，他对一群情报参谋官说，他希望他们按照纳粹方

式行动，他还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脱离纳粹党，将会受到惩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抛弃纳粹主义。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反对污辱犹太人的。他批评党卫

队审问有同性恋嫌疑的陆军总司令的“卑劣作法”。后来他大概发现，迫使这位总司令辞职的上述指控

，实际上是纳粹党的一次卑鄙陷害，目的是要让一个比较亲纳粹的人来代替他。最决定性的因素，或许

是两个强烈反对纳粹党的军官（奥斯特是其中的一位）来到他身边，担任他的四名直接下级中的两名下

级。
　　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卡纳里斯和三位下级正在访问一位负责反谍报的盖世太保官员的家庭

。那位官员及其妻子担心战争将旷日持久；他的三位下级认为德国能很快赢得胜利。卡纳里斯没有说话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同事明显看到他对战争深切地表示悲观，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德国没有作好

准备，注定要失败。这显然使他更加坚定地反对这场大规模破坏战争的制造者。不久人们就把他当成反

希特勒抵抗运动的成员。
　　但是，他并没有做反对希特勒的事情。原因在于虽然他憎恶希特勒，却热爱德国。然而为德国效力

也就意味着在帮助元首。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折磨着他。他本来和蔼可亲，讨人喜欢，现在却变得郁

郁寡欢，神色紧张，越来越向他的那对小狗寻求寄托，喝酒也比平常多起来了。他的绝望，如同他的处

事方式一样，有时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每当他的下级向他汇报情况，他非常仔细地进行询问，弄得下级开始怀疑自己的消息是否可靠的时

候，他总是说：　“明白了吧，孩子，当你很仔细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一

九零五年，俄国一位海军上将明明知道注定要失败，还是毅然绕过半个地球，来到对马海峡同日本人进

行海战，卡纳里斯经常拿自己和这位俄国海军上将相比，可是他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困难处境，他逃避它

，不仅心里打退堂鼓，人也溜掉了。他抓住每个借口往外溜，跑遍了半个欧洲，从一个国家的首都来到

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从一个战地谍报站来到另一个战地谍报站。 “他怎么老不在家”，这样的批评也不

能把他留在家里。因为只要呆在慕尼黑、马德里、威尼斯或阿尔赫西拉斯，他就不必天天参加会议，免

得在是帮助希特勒还是祸害德国这个问题上作出痛苦的决择，免得在处理行政问题时碰到同样的麻烦，

也用不着向元首递送报告，免却无论受到表扬还是遭到训斥时都耿耿于怀的自我憎恨。当他回到柏林，

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回避它们。到了一九四二年，他把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汇报形

势的差事交给一位下级。他极力回避希特勒，自从战争中期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甚至拒绝接

受通常无法拒绝的宴会邀请。他遇事绕道走，避免作出重大决定。一位观察家说：“他直到最后还是犹

豫不决。”虽然一位相识把他比作奥德修斯，另一位相识把他比作流浪的犹太人，一位独具慧眼的人却

把他看得更透：　“他是保守的德国的哈姆雷特”。
　　他优柔寡断，最终事败身亡，事败是由于他的迟钝，身亡则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虽然他的特务机关提供了无数机会，他却从来没有密谋暗杀希特勒，甚至没有密谋把希特勒撵下台

。　（他充其量不过是庇护了一些反希特勒分子。　）他从未向同盟国泄露机密。然而仅仅由于他同反

对派有交往，就使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密谋用炸弹炸死希特勒之后三天被逮捕。密谋

败露后，那些积极参与密谋的人很快丧了命，而他的性命却保留了好几个月。只是等到第三帝国本身行

将覆灭的时候，希特勒才把他送上了西天。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在墓尼黑北面的弗洛森比格监狱被

处决。临死前的几个月，他阅读了恩斯特·坎托罗维奇所写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威武雄壮的一

生，这位中世纪最显赫的德国皇帝，反对罗马教皇势力的最坚强的斗士，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最好女

色的男子之一，被人称作“声威震世”的伟人的一生，同卡纳里斯的一生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他的麻痹迟钝毁了他的谍报局，他没有把它办成功，致使这个机构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被德国保安总

局并吞，他被撤职降级，调去领导经济战争特别委员会。卡纳里斯的那些品质，开始时显得难能可贵，

可是从来没有发挥作用，简直可有可无。他机诈权变，很受众人称道，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本领在

敌人领土上策划过一起成功的暴动。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判断才能，遐迩闻名，可是在谍报局这个小

圈圈内，尤其是在希特勒这么一个人的控制下，压根儿没有发挥‘出来。谍报局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

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干才。它需要这样的一位头目、这个头目能与其他机构争夺最能干的人员，

而不是让自己的机构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避难所。他能认识到谍报对象重复所造成的浪费，而让每个谍报

站只分管一个地区。他能检查手下特务的密码并加以改进。他将督促负责通讯工作的人设法缩小特务使

用的无线电台的体积，增加无线电电波传播的距离。这些事情，卡纳里斯一件也没有做到，即使做了，

也差得很远。相反，他对自己的机构听之任之，同积极进取的党卫队保安处相比，就尤其显得如此。结

果，早在第三帝国覆灭之前，谍报局就遭到失败，在第三帝国覆灭的时候，它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在卡纳里斯担任谍报局局长的八年中，谍报局一处处长几乎一直是汉斯·皮肯布罗克上校，因此他

是第三帝国通过间谍搜集军事情报的主要直接负责人。皮肯布罗克出身名门望族，是埃森一个信奉天主

教的富家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入伍，当了骑兵，凡尔赛条约签订后，仍然审在军队里，一九二

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在军队部三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他调到谍报局，担任老一组少校组长，当

时这个组开始领导全部间谍活动。一年以后，他仍然怀着对谍报局前途的乐观展望，和骑兵团老战友、

驻贝尔格莱德武官法贝尔·杜·福尔一起游览了地中海。战争爆发的时候，只差一个月就是他四十六岁

生日。他高个儿，面色黝黑，头发稀少，双耳突出，聪明，快活，老于世故，宽宏大量。他的聪明才智

掩盖了他精力的不足。他是卡纳里斯最亲密的合作者，很可能是他最好的朋友；卡纳里斯不对别人讲的

话，却对他讲，卡纳里斯开玩笑，别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早就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他称卡纳

里斯为“阁下”，这是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德皇在位时只有将官才配享有的称号。看起来他是专心致

志地在谍报局一处工作，把对外接触的事情留给卡纳里斯。在三年战争期间，他只有一次向哈尔德汇报

过工作，只有很少几次参加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的会议。
　　他偶尔接受特殊任务。德国入侵挪威的前五天，他在哥本哈根会晤了维德孔·吉斯林。皮肯布罗克

在一九三七年升为中校，一九四零年升为上校，但是要升为将军，就需要在前线指挥军队。因此，快到

一九四三年三月底的时候，他离开谍报局，来到前线，首先指挥一个步兵团，后来指挥二零八步兵师，

同年八月就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将军头衔。后来他一直留在东线。
　　接替他担任军事间谍头目的是格奥尔格·汉森上校，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三十八岁，浅黄

头发，又高又瘦，面目清秀，同性情闲雅的皮肯布罗克不一样，他同士兵弟兄们打得火热。有时候，他

有些招摇，妄自尊大，声称自己无所不能。
　　有些人认为他野心太大，卡纳里斯的邻居赫尔穆特·毛雷尔就有这样的看法，这或许是由于一起事

件造成的。有一次，毛雷尔被派去请汉森，在柏林皮肯布罗克的家里，汉森和司机坐在一起·正在大口

大口地喝酒，突然他大声吼叫起来：“毛雷尔，我要开着车把你们全都撞死。”
　　汉森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从事情报工作，首先在外军处，领导一个小组，研究英联邦、美国和其

他国家的军队，后来在东线外军处。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领导东线外军处一组，研究一些国

家包括大多数巴尔干国家和近东国家的情况。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期间，德国空降兵入侵克里特岛，英

军袭击维希法国控制的叙利亚，伊拉克反英国的部队举行起义，赢得了希特勒给予支持的诺言的时候，

汉森访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回来后直接向哈尔德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了多次汇报。一九四二年，

他被调到重要得多的俄国战场，向哈尔德报告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各项数字。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判断力

。在雅典庆祝德军突破斯大林防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对谍报局的一位军官说：　“还有多少道斯大林防

线需要突破？”
　　他接替皮肯布罗克的职务以后，负责谍报局一处几乎达一年之久，直到卡纳里斯被撤换时为止。这

时，谍报局正为它并入德国保安总局作准备，汉森被任命为整个谍报局的临时负责人，但仍然主管谍报

局一处。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国保
　　安总局接管了谍报局以后，他留下来领导谍报局剩下的一部分人。但是汉森早就积极密谋暗杀希特

勒。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和一些年轻的密谋者在一个人的家里开会。这个人四天后安放了一颗炸

弹，炸弹在希特勒的会议桌下爆炸了。又过了四天，当汉森在维尔茨堡探望快要生第五个孩子的妻子的

时候，他接到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回到卡尔滕布龙纳的办公室。他回来后只活了六个半星期。
　　柏林护城河北岸，有一条蒂尔皮茨沿河大街，街道两旁栽种着树木。谍报室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条

街上原来的一排豪华楼房里。要进入这些楼房，必须穿过毗连的一座砂岩砌成的四层楼房，这栋楼房的

门牌号码是七十二至七十六号，它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也是自从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以来

历届国防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建筑物都有后走廊，和本德莱尔大街上的武装部队总部的凌乱建筑物连接

在一起，本德莱尔大街南北走向，与蒂尔皮茨大街成直角。谍报局的楼房里有弯弯曲曲的过道，还有楼

梯，过去的餐厅，厨房，女侍房间，卧室和起居室。这地方很不适合办公。
　　然而卡纳里斯从来不想搬走。他的办公室有—‘个面向护城河的阳台，外间还有一个办公室，供两

个秘书工作。他自己那间办公室不大不小，稀稀落落地安放着一张办公桌，一个沙发，几个公文柜和一

张帆布床。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他的前任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列长长的题词

，还挂着日本武官送给他的一幅日。本油画，画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魔鬼。卡纳里斯就在这儿工作，召

开每日碰头会，有时也在这里午休。后来柏林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迫使谍报局和其他许多机构一起

撤出首都。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谍报局搬到柏林南面大约二十英里的措森陆军司令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个半月，谍报局总部完成了组织发展工作。它已经成为一

个完整的部门。
　　它的三个处仍然是卡纳里斯的独立下属机构，但是人们一般把它们合称为谍报局。
　　一处（谍报处）最大，最重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它在柏林总部有六十三个军官，而二处（破坏处

）只有三十四个，三处（反谍报处）只有四十三个。一处的七个组负责敌区的谍报活动，根据谍报性质

，这七个组分别取名为：一处陆军东线组和一处陆军西线组，这两个组是以挪威东部至意大利这一条线

为界线，根据特务进行活动所在的国家，而不是根据谍报所涉及到的国家划分的；一处陆军技术组；一

处海军组；一处空军组；一处空军技术组和一处经济组。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处不具体管理特务，一

般也不指挥谍报单位的实地活动。它基本上只起协调作用。它向谍报局从事实地谍报活动的单位传达其

他机关希望它们出去搜集情报的请求。情报搜集回来之后，它将它们送给请求机关。它除了把明显无用

的情报扔掉以外，一般不分析估价情报，但它可以决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单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

如，如果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有陷入危险之嫌，它可以命令这个间谍网进行改组。有时它可以决定一个间

谍网是否能买一辆小汽车。它可以询问某项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能否再接受其他工作。它还清查间谍网

的帐目，或者确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各单位特务之间的联络暗语。它负责处理这些单位提出的派遣人

员和提供物品的要求。在进行后面这项工作的时候，它得到两个小组的帮助；一处机密组（伪造证件、

制造隐显墨水、微粒和其他间谍活动设备）与一处通讯组。
　　真正负责间谍活动的，是在实地从事间谍活动的单位。
　　二十一个军区各有自己的谍报站，通常设在军区司令部大楼里，例如第十军区谍报站，就设在汉堡

僻静的哈费斯图德住宅区，离两旁栽种了树木的索菲因大街尽头不远的那栋灰色三层钢筋水泥建筑物里

。较大的谍报站有三种下属单位：谍报分站、前哨站和报告中心。谍报分站是真正较小的谍报站。前哨

站的活动范围更加有限。报告中心是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们帮助谍报站的特务到达活动地区，并

且报告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战争期间，这种办法普及到德占区。新型谍报单位纷纷建立起来。战区谍报

站称作谍报主站。非常小的谍报单位称作“前哨分站”。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纳粹德国的征服取得了

最了不起的成功的时候，谍报局一共有三十三个谍报站{ 包括两个主站），二十六个谍报分站，二十三

个前哨站。（这不包括当时拥有谍报局机构的唯一战区东线里面的由谍报局东线主站领导的机构。　）

在战争期间，谍报站的级别时升时降。瑟堡在一九四二年是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反谍报前哨分站，到一九

四四年面临盟军入侵威胁时升为前哨站。塞萨洛尼基曾经是前哨站，后来降为前哨分站。随着德国领土

的丧失，这些谍报机构也就纷纷解散了。
　　谍报站和谍报分站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谍报局总部的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每个谍报站和谍报分站

都有从事谍报、破坏和反谍报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同样有和谍报局总部相对应的分支机构。每个谍报站

及其下属机构平均拥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不过每个独处一方的谍报机构的人数有的多，有的少，多

的像巴黎站有三百八十二人，少的像瑟堡前哨分站只有三人。
　　这些谍报站虽然在行政上属于所在军区，它们的活动却直接受卡纳里斯本人的指挥。任何个人都没

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有效地监督分布得很广的三十三个谍报站的工作，何况卡纳里斯也不愿意这样做

，这就使这些谍报站实际上独立进行活动了。有的谍报站甚至不往下派遣特务，柯尼斯堡、卡塞尔、波

森、但泽等谍报站就是如此。其他谍报站发挥了唯一的协调作用，是由于遵守了一条松散的原则，即各

个谍报站以它面对的敌人领土为目标开展间谍活动。德累斯顿谍报站的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斯图

加特和威斯巴登谍报站的目标是法国，汉堡谍报站的目标是英国和美国。但是，由于个人兴趣不同，即

使这样松散的原则，也被打乱了。慕尼黑谍报站的军官只顾搜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经济情报，其他情报

几乎完全不管，尽管慕尼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都不能为该站的这种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德累斯顿

谍报站，精力充沛的经济组组长蒂洛·德内中校，从他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特务那里取得了许许多多的

经济情报，以致他很快就得到了提升。他一离开，这个谍报站的工作就全垮　’了。
　　这些波动，以及由于几乎完全缺乏集中领导而造成活动目标的重迭，妨碍了谍报站之间的互相配合

。每个谍报站各干各的。
　　柏林（谍报站，而不是谍报局总部）：主要是犹太人和瑞士特务从事军事与经济情报活动，没有特

定活动地区。特务活动目标广泛。该站一处处长活动积极，他在一九四四年调到巴黎之后，整个谍报站

的工作迅速瓦解。
　　斯图加特站；能干的军官以及与外国有密切商业联系（斯图加特是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首都”）

的当地企业界为它提供高级间谍。法国陷落以后，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从事经济和

军事情报活动。
　　蒙斯特站：从事陆军和空军技术情报活动。它在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昂代建立了一个谍报分站

，收集在西班牙活动的特务提供的报告。但它同福克中校领导的集中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科隆分站相比

，不免相形见绌了。
　　布雷斯劳站：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时还在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从事一些经济情报活

动。
　　汉堡站ｃ活动目标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海外领地和美国，主要从事海军情报活动，其次从事陆军情

报、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活动。它着重从事海军情报活动，有两个原因：一，它地处港口；二，该站站

长，博学多才的赫伯特·维希曼上校，以及它的两个分站领导人都是海军人员。它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

活动对象，是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因为它的无线电人员擅长海外通讯联

络。
　　它除了有特务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活动外，还在下列地区建立了间谍网：拉丁美洲，报告同盟国的航

运和战争活动；土耳其，报告英国在近东的军事部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后来在西属摩洛哥，巴利

阿里群岛和法属里维埃拉。汉堡站的活动范围比其他任何谍报站都大，因而它的规模也就比多数谍报站

要大。
　　维也纳站，活动目标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通过当地德国人渗入罗马尼亚政界和军界。在土耳其利

用烟草公司掩护间谍活动。
　　萨尔茨堡站：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这个效力低、没有指导原则的组织体系只有一个优点：安全。你即使打入谍报站的某个特务网，并

不能使你深入到整个组织的心脏。但这是由巨大代价换来的。 德占区的谍报站主要为其他谍报站吸收特

务，很少自己派遣特务。它们的工作从不象国内谍报站的工作那么重要。
　　谍报局只在一个盟国里建立了谍报站，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它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占领，五

十万德军呆在它的领土上，强迫它进行合作。（另一个特殊例子是维希法国及其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尤

其是北非，谍报局利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内的一个小组，以及在法国领土上的前哨分站对这些

地方开展活动。）在所有其他盟国和中立国家，未设谍报站和从事公开军事间谍活动的分支谍报机构，

这些国家的谍报站称作战争组织。第一批战争组织当中，有一个是卡纳里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

正值西班牙内战中期——来到西班牙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谍报机构的时候成立的。中日战争爆发后，大

约在那一年年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谍报站。一九三八年在荷兰也设立了一个。但是多数战争组织显

然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共有十个战争组织，分别设在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兰、保加利

亚、萨格勒布（为克罗地亚傀儡国）、北非（在卡萨布兰卡）、近东（在安卡拉）和远东（在上海）。

同谍报站一样，它们的内部组织结构是仿照谍报局总部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它们直接受卡纳里

斯指挥，在外地设有分支机构。西班牙战争组织共有三十个这样的分支机构，少数几个比较大，但多数

是小的，设在西班牙各港口。　　这种机构重迭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谍报局工作的混乱和重复，因此

，战争组织对它们所在国家的谍报活动没有完全的控制权。谍报站经常通过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把自

己的特务派到目的地。谍报站的军官有时陪伴着这些特务。许多谍报站和前哨站在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

设立常驻代表，他们以商业作掩护进行活动，科隆站在马德里和里斯本的代表，维也纳站在土耳其的代

表，就是例子。有些代表同战争组织密切合作，有些代表保持独立，同他们的上级谍报站保
　　持着自己的联系。此外，无论是谍报站，还是谍报站一处——尤其是它们的经济组和空军技术组—

—都往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派遣商人，执行短期间谍活动任务。战争组织大概不会喜欢对它们领域的这

种干涉，但是它们咽了这口气，尽量按照要求提供帮助。然而，在战争后期，它们越来越多地同谍报站

发生冲突，迫使后者日益收敛在中立国的活动。
　　这是因为，战争组织面临一个谍报局所有其他机构不曾面临的问题：它们必须指望东道国的宽宏大

量。卡纳里斯和外交部一致同意在驻外机构里“安插”战争组织的人员。他们有了公开身份，就可以享

受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特权。比如战争组织可以设在驻外大使馆里。在西班牙，他们的大量人员住在享有

外交保护的使馆建筑物内。战争组织里比较大的前哨站常常设在领事馆。西班牙战争组织的前哨站，以

圣塞瓦斯蒂安、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摩洛哥的得土安和西属摩洛哥等地的德国领事馆为驻点开展活动

。虽然它们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军人，却身着便服。
　　战争初期，这样做并没有造成困难。即使当地战争组织几乎公开地进行活动，东道国也不提出抗议

，因为它们害怕德国。德国驻外使领馆对于小小的谍报机构也不介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皮肯布罗

克指出，美国的参战缩小了特务的活动报告区，提醒外交部谍报局可能要求安插更多的工作人员的时候

，外交部一口应承下来。但是外交部没有料到后来人员增加得那么多。随着盟军进攻的威胁不断增长，

谍报局的人员不断膨胀。后来西班牙战争组织仅在马德里就有八十七人，每人持一张外交护照。此外，

其他各种机构，例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无线电截听站、武官处和德国保安总局等，使安插在马德里的

外交人员人数增至三百一十五人，几乎为使馆原有一百七十一名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倍！
　　这就引起了磨擦，起初是在使领馆内部。一九四四年，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抗议使馆内谍报局的

人太多，理由是这将对他的工作带来危险。他说，战争组织的十名领导人走掉一半，也不会影响情报效

果。其他地方使领馆的大使或领事，抱怨谍报局的人到来之前从不先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始终不知道谍

报局在当地到底有多少人，从未见过谍报局的报告，而这些他们都有权知道和看到。
　　享受外交豁免权的不利的一面逐渐变得明显了：战争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掩护，他们同特务不一样

，只要东道国提出要求，就能被驱逐出境。随着战争转移到德国的领土上，随着同盟国对中立国施加的

压力越来越大，驱逐出境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了。战争组织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同东道国外交部争辩交

涉，结果总是不妙。到一九四四年十月，西班牙将同盟国捉交的一百四十九人名单上的八十二人驱逐出

境。
　　最后，战争组织在中立国领土上进行活动的主要有利条件已多半丧失了，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多大的

存在价值了。
　　谍报局的机构不仅包括柏林总部，各谍报站和各战争组织，它还在作战地区建立机构，指挥前线特

务进行活动，在作战地带及其所分管的地区收集情报。
　　谍报局是在德国进攻波兰时建立这样的作战地区谍报机构的。它发现这些机构在波兰以及法国和南

斯拉夫都能有效地进行工作，不仅监督特务，而且缴获敌人文件，审问战俘ｏ，但是在俄国战役期间，

谍报局一般只限于进行间谍活动。卡纳里斯命令向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分配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特

务部队，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近程侦察部队，另一部分是远程侦察部队。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近

程侦察部队，侦察敌后三十英里以内的地区，送回战术情报。另外一些特务，主要是波兰人，俄罗斯人

和乌克兰人，身着敌军服装，驾驶缴获的车辆，携带无线电，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地区行驶，搜集

作战情报。
　　为了指挥俄国战线上的全部谍报工作，卡纳里斯建立了谍报局东线主站，任命赫尔曼·鲍恩担任主

站谍报处处长。鲍恩当过骑兵，又矮又瘦，抽烟一支接一支。他于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敖德萨，既会说乌

克兰语，也会说俄语，战争爆发时来到谍报局一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鲍恩在德军向华沙附近的苏莱

奥韦克村发起进攻之前三天走马上任，他的工作岗位代号是“瓦利工”（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瓦

利Ⅱ和瓦利Ⅲ分别处理谍报局二处和三处的工作。　）“瓦利工”和德军一起前进，但是后来固定在林

木茂盛的斯皮丁湖（今波兰斯尼阿尔德湖）畔一栋很不整齐的房子里，这栋房子原是一个假日供膳寄宿

处，此地靠近元首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瓦利Ｉ”后来发展到五百人，其中包括俄国的志愿人员。
　　谍报局前线机构经过改组，已经演变成两级结构。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谍报指挥部，它主要指挥远

程侦察特务，这些特务现在不是驱车进入，而是空降到敌部纵深地区，搜集集团军群情报官要求提供的

情报，每个集团军有一个谍报队，指挥在前线附近进行活动的特务。它们的番号是一个三位数，头一位

数是1 ，表示这个单位属于谍报局一处。（谍报局二处和三处单位的番号分别是以2 和3 打头的三位数

。 ）
　　意大利（南部战区）和希腊（东南战区）后来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法国（西部战区），由于盟军

入侵威胁在即，卡纳里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按照东线的做法，将固定谍报站和谍报分站改为流动谍报站

。谍报局巴黎主站的名称后面加上“西线”二字，以便和“瓦利Ｉ”的正式名称谍报局东线主站相呼应

，因此它被称为谍报局西线主站。在法国的谍报站，和前哨站改称谍报指挥部和谍报队。从巴黎谍报主

站一直往下的谍报机构的活动，改由西线司令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这几级的情报参谋指挥。它们的特

务分为两部分，在德占区活动的特务仍然由在法国的谍报机构指挥；在中立国或敌国活动的特务转归汉

堡、科隆、威斯巴登和斯图加特谍报站指挥。在法国的谍报机构现在集中物色、训练和派遣特务，这些

特务将深入敌后，在盟军经过他们所在地的时候，用无线电发回情报。五月中旬左右，随着盟军入侵在

即，情报官命令各谍报单位进入战斗岗位。比如，集团军群Ｂ的一三Ｏ谍报指挥部，就从巴黎进入西边

的塞纳河畔芒特拉若利。
　　一九四四年六月，谍报局的大部分机构也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然而各战区的前线谍报组织仍然由军

队领导。它们的行政领导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参谋。最初它们属于作战部一处，后来由一

个负责前线侦察和反谍报活动的比较富于幻想的军官领导—到了夏天，　盟军入侵开始，“Ａｂｗｅｈ

ｒ—”这个含有防护意思的名称，改为中性的“Ｆ—ｒｏｎｔｔａｕｆｋＬａｒｕｎｇｓ—”（“前线

侦察”）。于是在法国地图上总共有一个前线侦察主站，五个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十三个前线侦察队。但

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军队最后保存的这些谍报机构，同东线前线侦察部队一起并入德国保

安总局，组成保安总局军事部六处。
　　这些谍报机构里约有九千二百名军官和土兵，加上谍报局总部的几百人，战争组织的一千人左右，

以及各谍报站的五千人（在西线，由谍报局人员转为前线侦察人员的不到两千人），谍报局共计有一万

三千多人，还不足军队的一个师，但肯定多于谍报局间谍的人数。
　　16.机构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成为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第一个成员和第一任领

导人。
　　他中等身材，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般，　一百五十四磅；相貌并不讨人喜欢。性格也不突出：有

点含蓄，但却友好。他容易受影响，不敢顶抗上级。他的创造能力不显著，没有很大的野心驱使着他。

他除了有这些局限性以外，还有一条，那就是从未出过德国。
　　他就是海因茨·马里亚·卡尔·约斯特，　三十岁，律师。他出生在法兰克福以北大约六十英里的

霍尔茨豪森村，他的父亲在那儿开了一个药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德国举国称快的时候，他

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当德国遭到惨败，他的梦想化为泡影的时候，他已经十四岁，成了思想容易接受影

响的青少年了。他后来说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那次战争的失败，以及战后艰难的岁月，唤

醒了我对我的祖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兴趣。”约斯特的政治思想，是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定型的。他得

出结论：工人阶级，这个据他自己说在中学与他们一起从事体育活动时逐渐认识了的阶级，一直被他自

己那个“孤傲清高的”资产阶级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在他看到这个裂痕的同时，他开始认识德国国家

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其他政党早就看出了德国社会的这个弊病和其他种种弊病，但是约斯特没

有接受它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温和方案，而是信奉了希特勒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反犹太人的纲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75946 号，说明他入党相当早。
　　他在几个城镇的法庭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同时为纳粹党进行各种志愿性事务活动：散发传单，管

理现金，处理地方问题，主持地方宣传。当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时候，他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仍

然留在黑森从事文职工作。六个星期以后，纳粹夺取了黑森州的权力，约斯特有一个纳粹党员朋友，担

任了黑森州高级警察官员，这位朋友任命约斯特为小小的历史古城沃尔姆斯的警察长。不久，这位朋友

把他调到吉森，离他的家近多了。但是这位朋友在同一个地位更高的纳粹党徒的斗争中失败了，被解除

了职务。后来，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约斯特，也被解除了职务。约斯特被撤职的借口，是他未能镇压一

九二九年他所加入的纳粹党街头队伍褐衫队与警察在吉森发生的一场冲突。不久，纳粹党在柏林德国劳

工阵线为他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时候，约斯特的那位朋友来到纳粹党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工作。这个组织的头目是阴险毒辣的

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当时，他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头，火箭般地往纳粹权力顶峰上蹿：一九三四年

夏天，在约斯特来到柏林之后不久，他为党卫队保安处赢得了纳粹党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权。他的下一

步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为这个纳粹党机构夺取政府中的情报部门。他首先选择的夺取目标，是防止外

国情报机关渗透的反间谍部门。谍报处和他自己的一个机构——普鲁士秘密国家警察局——已经在从事

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并未使他有所顾虑。他正在物色一个人来领导这项新工作，他从约斯特的那位老朋

友那里听说过约斯特。约斯特受过大学教育，是一名律师，恰好是正在招兵买马、自称是国之精萃的党

卫队保安处所要雇用的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可以随便让他加班加点地干。在纳粹党

还未掌权时，他就参加了这个党，他讨人喜欢，非常聪明。但是，他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创造力，更没

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那末为什么海德里希选中了他呢？原因恰恰在于约斯特缺乏这些东西。他对海德

里希的威胁比较小：当时海德里希的机构还未变成后来那样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恐怖力量，他不愿冒把控

制权丢给别人的风险。因此他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一个极普通的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卫队少

校约斯特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毫不费劲地开始了一番最重要的事业。
　　最初，他的公开任务并不是向国外派遣间谍，而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进行活动。为此，他需要研究

“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组织，他们的方法，工作的分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工业被认为是最有吸引

力的情报目标，最需要得到切实保护，防止这些假定存在的敌特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只是提提建议。

它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但这并没有阻止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六年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了党卫队保安处三组，

即对外情报组，由约斯特担任实际领导，后来担任了正式领导。党卫队保安处的工作之所以不得力，或

许是因为它需要依靠纳粹党的金库，而纳粹党的金库从来没有政府的金库那么满。工作不得力还表明，

海德里希的兴趣，与其说在防止外国特务进行活动，不如说在国内积聚权力。因为他还向约斯特分配了

其他任务。他交给约斯特一个盖世太保总部的政府职务：反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

森的老朋友）。他任命约斯特担任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前往西班牙，与佛朗哥的警察部门缔结了合作协

定。后来，他命令约斯特负责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是为进攻捷克斯洛伐

克成立的。固然约斯特担任这些职务，需要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反间谍活动方面，但这样做巩固了他的地

位，也等于巩固了海德里希的地位。
　　约斯特以全付精力进行内部权力斗争，在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的最初五年期间，它没有对外国

展开重大活动。
　　最多不过是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一些前哨站建立了情报通讯网，由熟悉德国的外国人

进行工作。比如，三组在斯图加特就建立了一个小组。三组在这方面的各种协调工作，都是由约斯特的

主要助手阿尔弗雷德·菲尔贝特博土负责的，菲尔贝特是约斯特在法学院时的同学，也是党卫队保安处

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成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兰。海德里希立即派遣约斯特去执行另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被

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和一个集团军参谋部一起工作。但是，战争的爆发，使间谍工作突然变得重要起

来，并且暴露了三组工作的不适应。虽然海德里希本人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却严厉批评了三组。在

波兰战役期间，有一次菲尔贝特代表约斯特出席党卫队保安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海德里希对菲尔

贝特说，外国报告只不过是一些剪报和广播报道的可怜的大杂烩。他要求改进这项工作，只有直接经过

情报活动搜集起来的情报才能送交给他。
　　约斯特在十月中旬回到德国的时候，他发现反情报活动已经停止了，他的盖世太保的职务也不再存

在了，三组已经成为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保安总局是一个半纳粹党（党卫队保安处）、半政府（保安警

察）的机构，由海德里希领导。
　　那时候，约斯特在战争爆发的推动下，由于卸掉了盖世太保的职务，新的机构加强了他的地位，希

姆莱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一项协定使他免受外交控制，海德里希给他以鞭策，因此他在战争中期便开始

从事一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艰巨、使人心碎的任务：建立一个对交战国展开间谍活动的间谍组织

。他改组了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将它分成互不协调的组和小组。他用第三帝国神秘莫测的数字编号法给

这些组和小组编号。比如ＶＩＧＺ指的是美国小组——ＶＩ代表德国保安总局六司， Ｇ代表六司西北组

，Ｚ代表该组的美国小组。约斯特有五个地区组，菲尔贝特领导的Ａ组进行监督、联络和无线电情报活

动，Ｂ组处理技术问题，例如通讯和制造假证件，Ｈ组侦察“外国的假想敌”——犹太人，共济会会员

，政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和移居国外的德国人。
　　六司的支票——自从它成为纳粹党机构以来是由纳粹党财务处签字的——比同级政府机构的支票要

小。六司中经验丰富的情报负责人员，都在不同的警察部门担负着政府职务，他们不愿放弃这些职务，

去干拿钱少的工作。约斯特只好在他的部门中雇用聪明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由于受纳粹’哲学的蛊惑

，受党卫队保安处知识分子环境和似锦前程的引诱，愿意为理想而不是为金钱工作。许多这样锐意求进

的青年，在三十年代纷纷来到党卫队保安处，约斯特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菲尔贝特也是一个。
　　然而，由于他们年纪轻、资历浅，缺乏经验和管理训练，而又目空一切，因而党卫队保安处的对外

情报活动开展得并不好，不能适应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除了要解决从国外获取符合实际的情报这个

棘手问题以外，还要符合希姆莱在一九三八年就为他们规定好了的三个条件：　“一，日耳曼血统或类

似血统；二，具有德国公民身份；三，政治上绝对可靠。从来不捉要客观地分析估价情报。海德里希后

来更加顽固地坚持这个态度，他宣布训练的目的是“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坚持党卫队的立场”，而“纯科

学的军事训练是次要的”。情报活动要想取得成功，除了遇到这些障碍以外，还面临着时间、人力和资

金的不足，以及战争所造成的不利条件，例如边界被封锁，敌国掀起间谍热等等，最后，党卫队保安处

对外情报头子约斯特本人的个性也成了问题，海德里希最初希望他具备的那种消极性格，不可能取得海

德里希现在所需要的积极效果。那些消极性格，也不可能在第三帝国内部争夺控制权的生死搏斗中取得

胜利。尤其是约斯特在争夺里宾特洛甫的地盘时不能给海德里希以足够的支持。海德里希刚刚撵走了约

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保护人，这个保
　　护人墨守成规，阻碍了海德里希的权力斗争。现在该轮到约斯特倒霉了。
　　这个情况逐步变得明朗化之后，德国保安总局的那些坐山雕开始啄食了。盖世太保头子、保安总局

四司司长海因里希·米勒企图让六司为四司工作。约斯特拒绝了，说那不是他份内的事。米勒指责他是

一个“分裂主义者”，　“政治上不可靠”。一九四零年六月，盖世太保头子见了面总是称“您”的德

国保安总局人事司司长来到约斯特的办公室，宣布停止供给资金。海德里希支持这一打击行动，因为他

有一个心腹，他想把这个人安排在约斯特的职位上。一九四一年二月或三月，当约斯特仍在坚守着岗位

的时候，海德里希对他说，如果他连他老婆（非纳粹分子）的政治可靠性不能予以保证，他肯定也不能

保证他的部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约斯特受到这样的攻击，工作更难以开展，健康进一步恶化。
　　海德里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确实想走开。离开海德里希，他无疑是愿意的，但是他不

愿放弃权力。在入侵俄国之前几天，海德里希说约斯特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负起沉重的工作负担，派遣

自己的一个年轻心腹充当约斯特的副手和六司代司长。约斯特就这样完蛋了，虽然他暂时还是六司名义

上的司长。后来他离开柏林，指挥党卫军的一支特遣队，为德国清洗被它占领的东方领土，消灭了成千

上万的劣等人——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游击队员。
　　取代约斯特的海德里希的那个心腹，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他三十一岁时担任了纳粹党对外情报机

构的头目，是德国保安总局中最年轻的司长。他是党卫队保安处的宠儿。
　　他是什么人？他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权力的呢？
　　一九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瓦尔特·舍伦贝格出生于德国西南角与卢森堡毗连的萨尔布吕肯。他是一

个钢琴制造商的儿子，排行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占领了萨尔，把他的一家赶到了卢森

堡，经济萧条严重损害了他父亲的生意，年幼的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学医，改学法律，因为学好了法律

，就有希望在政府中找到一个职业，能够较快地领取比较固定的薪水。同约斯特和未来的党卫队保安处

年轻一代的其他人一样，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及其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对他产生了深重

的影响。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在纳粹党掌权之前加入这个党，这个耽误在后来玷污了他的名

誉。只有当他谋求一个政府支持的职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当一个纳粹党员的重要性。他既向纳粹党申

请当一名党员，也向党卫队申请当一名队员，他认为两者是“上流人物”的荟萃之所。奇怪的是，他首

先被接纳为党卫队队员，一个月之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他被吸收为纳粹党员，党证号码是3 ，504

，508.他在上波恩大学的时候，经常在纳粹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次，他讲演完毕后，穿着党卫队制

服的两名教授吸收他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他在大学作的“职业联合会、政治联合会和私人联合会”的

报告，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梅德里希把他带到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最初他还是希望为鲁尔区的一家大型企业

当律师，处理各种经济法律问题。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从国外获取情报的必要性。
　　他开始收集间谍书籍，还想担任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机构的头目。但是只比他大几岁的约斯特占

据了那个位置。舍伦贝格只好进了反间谍机构。这是一个政府警察机构，他在里面担任中级文职人员。

然而他仅仅把这当作一种训练。一九三四年，他接到头一项对外情报活动任务：到巴黎去核查一位教授

的政治观点。三年后，他前往意大利。虽然这一趟是执行警察任务——他负责墨索里尼即将对柏林的访

问的安全保
　　卫工作——舍伦贝格却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了一些有关意大利外交政策的情报。在墨索里尼访问期间

，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第二年，他建立了一支部队，供海德里希在占

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使用。这支部队在纳粹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人员和纳粹党员联合在一起。在入

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约斯特就率领了这样的一支部队。这个做法大概使海德里希受到了启发，几个

月后他下令大规模地推广这个原则。把党卫队保安处和便衣政治警察以及刑事警察合并成为一个保安总

局，必将大大增强他的权力。他让舍伦贝格提出如何组织这样一个新机构。舍伦贝格拿出了他的安排：

先成立了一至五司和七司，后来又成立了六司。
　　这项工作也为舍伦贝格提供了一个系统考虑情报工作的机会。比如，有一次他写道，党卫队保安处

的情报活动包括三个方面。收集情报：通过“党卫队保安处前线”特务进行，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具

有“控制人的特殊本领”。估价情报：要求“首先政治上成熟，富有经验”。科学研究；聘请专家对某

一领域进行纯调查研究，而且要非常客观地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　“不要把政治情报活动的意图和目

标告诉他们。”舍伦贝格写的备忘录，行文流畅，结构谨严，文笔清新，既没有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文

章所特有的罗嗦累赘，也没有纳粹语言中所常见的尖声厉气，他写的反犹太人的那些话，几乎只是为了

应付。
　　这时候，舍伦贝格在婚姻上却遇到了困难。当他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的时候，他认识了克特

·科尔特坎普，这姑娘是个女裁缝，长得很甜，比他大三岁。他们开始同居，她做针线活供他上大学。

七年以后，他们终于结婚了。
　　可是，舍伦贝格正在平步青云，不会交际应酬的妻子当不了他的帮手。他抱怨她邋里邋遢，写的字

不但难看，而且拚写错误很多，语法不通，他还说她故意怠慢他。他说，由于她，他的同事的妻子起来

反对他。她自己也有满腹牢骚。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夜晚，两人终于大吵起来了。他事前对她说过，那

天晚上他要开会，晚上十点半左右才能回家，要她准备点吃的。他回到家里以后，桌上什么也没有。他

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取出一盘西红柿。突然，他的妻子猛揍他的胁部，大声喊叫：“你这个臭东西，

今天我和你拚了！”
　　这个未来的德国情报头子，一言不发，重新穿上大衣，准备离开家。她强行闩上了门。他们吵了半

个小时，最后他总算让她安静下来，听他把话讲清楚。他坐在床边上，明明白白地讲两人婚姻不和谐。

她终于同意离婚。舍伦贝格在扶手椅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两人又吵了起来，舍伦贝格太太威胁着

要自杀。他答应为她买下一家服装店，这个店是从犹太人店主手里抢过来归“雅利安人所有的”，这才

算平息了她的愤怒，同意和他离婚。
　　两人还是老吵架。海德里希发现，舍伦贝格——“我的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一位支持者”——

由于吵架而只上半班。几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他叫他手下的一个人把舍伦贝格太太接到他的办公室

，和她谈了五十分钟，他劝她离开柏林，她根本不听，最后他说他要把舍伦贝格调走。突然她说她自己

愿意离开柏林，她已经为她丈夫作了种种牺牲，何况这一次呢。
　　“你们谁也不了解我丈夫，”她哭喊着。　“他太自私。
　　他说话从不算话。”几个月之后，她向希姆莱本人写信，问能不能和他当面谈谈这个问题。希姆莱

没有理她。两人离婚了。不久，正在发迹的小伙子娶了一个较会交际应酬的女子，她叫伊雷妮·格罗塞

一舍内保克，一家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可是他又碰到了麻烦。他沮丧地对他的同事说，新娘子已经

怀孕了。
　　他开始迅速地往上爬。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负责四司Ｅ组。四司是盖世太保，Ｅ组对付外国情

报机关。　（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做过这个工作，约斯特担任过他的副手。）舍伦贝格在担

任这个职务的时候，策划了一次漂亮行动：绑架了两名英国特务军官。在他向上爬的过程中，这次成功

的行动给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推动。
　　他与这两名军官见了几次面，见面的时候，他自称是“舍默尔少校”，是一个密谋反对希特勒的将

军集团中的二个成员，这个集团想推翻元首，与英国媾和。他麻利果断，对他们的问题对答如流，完全

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最后，他安排在荷兰文洛镇附近的巴克斯咖啡馆同他们举行会晤。一九三九年十一

月九日上午，当两人乘车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舍默尔”在巴克斯咖啡馆的二层平台上，荷兰一德国

边界线就从这个咖啡馆的后院穿过。他挥了一下手臂，两人以为是叫他们上楼，可是突然爆发一阵喊叫

声和射击声，一辆大型绿色汽车闯垮边界栏栅，向咖啡馆冲过来。从车上翻下一队德国土兵，喀哒一声

用手铐把这两个吓得目惊口呆的英国人铐上，一面用手枪同其中一个英国军官的副官展开枪战，一面将

这两个人和“舍默尔”迅速带过边界，进入德国境内。虽然这次绑架未能使海德里希粉碎刚刚兴起的反

对希特勒的势力，但它几乎使英国在德国的间谍活动陷于瘫痪。它极大地提高了年轻的舍伦贝格的威望

，几个星期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亲手授与他一级铁十字勋章1 大概由于舍伦贝格在文洛事件中取得了

成功，里宾特洛甫召见他，要他到葡萄矛去执行一项类似任务。然而这一次所涉及到的人或许是世界上

最有名的人物：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这位国王为了娶他心爱的女人而放弃了王位，现在只是一个温

莎公爵。
　　公爵在一九三七年访问德国期间，发表了一些亲希特勒的讲话，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和德国政府都

认为他可能是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平运动对希特勒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已经征服了波兰，但对英

国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英国正是因为波兰问题而对德宣战的。英国政府因此任命公爵到遥远的巴哈马

群岛担任微不足道的总督职务。英国人要他到大西洋的彼岸去，而德国人却要把他留在欧洲。于是，当

他一九四零年夏天取道西班牙和葡萄牙去加勒比的时候，舍伦贝格前往伊比利亚半岛阻止他成行。他建

议采用在文洛十分奏效的绑架办法，同时对公爵施以“巧妙的心理影响”，据说公爵担心英国的情报机

关和他作梗，德国将利用这一心理，并且劝他留在欧洲，日后就有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根据舍

伦贝格的计划，当时正在葡萄牙的公爵和公爵夫人，·将被邀请到靠近西班牙边界的地方打猎。欠了西

班牙某位部长的情的一位葡萄牙边境官员，将被争取过来。德国人计划，公爵夫妇将在“指定的时间和

精确指定的地点”越过边界进入西班牙。舍伦贝格的一队人马，将在西班牙武装部队的协助下，保障公

爵夫妇的安全。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显然可以看出，公爵已经决定不回西班牙。舍伦贝格于是设法至少要阻止公爵

上船。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开列了将乘同一条船的犹太人和移居者的名单，让葡萄牙反特警察机关证

明他们不能保障公爵的安全。他请一位葡萄牙官员的妻子打电话给公爵夫人，恳求她不要走，因为万一

出了事，她的丈夫就要丢掉职务。他向公爵夫人寄了一束花，里面藏着一个匿名警告条子。，他贿赂了

公爵的英国司机，让他在公爵面前叼唠船上的危险，还让他拒绝前往巴哈马群岛。他说服葡萄牙警方虚

张声势地搜寻船上的定时炸弹。但是这一切都不管用。公爵和公爵夫人忠实遵守命令，按时登船启程。

　　这个事件没有帮舍伦贝格的忙，但也没有对他带来多大的损害。他有扩充权力的其他途径。他有意

亲近海德里希。
　　他和他一起击剑——俩人都酷爱体育。他陪着他彻夜痛饮。
　　他经常到他家串门，和他的妻子讨论文化方面的事情。他替海德里希回信答复约斯特的那位保护人

，这个保护人的讼棍般的辩论妨碍了海德里希。他替海德里希处理棘手的任务，例如同陆军谈判，争取

陆军支持党卫队行刑队在后方的屠杀活动。
　　他处理这些问题是很得力的。他的性格文静，态度温和，没有党卫队多数成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

势。他讲话斯文，几乎有点害羞，但声音清晰，语意准确，还带有一股孩子气，这是他的最大资本之一

。据一位研究他的人说，这是因为“他不相信武力，也不相信胡诌，而是相信机智、敏感，他认为自己

是机智敏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
　　党卫队里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喜欢在街头打架斗殴的人说他软弱无能，瞧不起他；有些官员认为他

太厉害。但他的确博得了许多高级纳粹领导人的欢心。他们大概从他轻快的步伐和活泼的手势中，看到

了他的克制的举止中所蕴藏的沸腾的精力。他们大概喜欢他的“纯北欧日耳曼”的种族类型，喜欢他脸

上决斗后留下的伤疤，虽然这些伤疤并不能为他那苍白的脸增添几分虎气。尽管如此，他那五英尺九英

寸的身驱是很匀称的，他穿着党卫队的黑制服是很威武的。他是聪明的、敏感的，见过他的人常常留有

这样的印象；他能够根据几件重要事实，对人和事件形成明确的看法。他工作努力，是一个好上级。
　　然而他的最大资本是海德里希信任他，偏爱他。舍伦贝格的野心是很大的，但他从不过问对内情报

活动，因而不会使海德里希有一丁点儿的担心。他的欲望严格限制在对外情报活动方面。虽然约斯特同

样值得信任，但他不象这个新的年轻的心腹那样显得出众。与德国保安总局其他成员相比，舍伦贝格显

得比较老练。他可以应付自如地同外国人共进午餐，能够同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年轻官员交朋友。人们认

为他熟悉夕咬事务。所有这些能够使海德里希的对外情报机构创造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光彩形象。早在一

九四零年年中，海德里希显然已经决定让舍伦贝格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
　　虽然把约斯特撵走花了一年时间，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征服东方的大战爆发之前的

一天，党卫队少校瓦尔特·舍伦贝格终于实现了“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被任命为纳粹党对外情报机

构代理第一把手。海德里希带他到柏林一家上等饭馆，和卡纳里斯共进午餐，以便让那位约模五十岁、

态度和蔼但对自己有些把握不定的海军上将，能够和年纪要小二十三岁、对人恭恭敬敬、甚至有点怕人

，但却野心勃勃，专心致志的新的对手互相认识认识。
　　第二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舍伦贝格从海德里希那里领受了三分钟的指示之后，正式就任

新职。约斯特为了帮助他，在原职位上留了几个月。由于面临着在战争高潮期间重建纳粹党对外谍报机

构的任务，舍伦贝格没有操切从事。　“我决定首先亲自摸索一下这个机构的日常工作，然后逐步接触

大一点的问题。当然我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很久了，而且从理论上找到了明确的解决办法，但要把这些办

法付诸实行，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访问了党卫队保安处的一位老上级，这位老上级当时正在统治着被德国征服的东方领土。他在波

兰的一个大庄园里呆了几天，骑马、钓鱼、思考问题。他为六司制订了一个十点规划。第一条规定：　

“机构和人员进行重大变动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重建只能是有限的

。”在尔虞我诈的纳粹党内的生活经验，使他变得如此机灵，万一他遭到失败，他就可以用这一条来替

自己开脱。最后一条对于竞争对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来说是一个凶兆：　“我的工作的长远目

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秘密情报机构。”中间的九条多半是一般的规定：“（2 ）工作人员的配

备十分重要……（3 ）行政管理应分成两个部分：　（ａ）收集情报……”（ｂ）估价情报……（5 ）
　　特务机关应当成为国家的一个受尊重、受重视的部门。”
　　他执行这项规划的进展相当缓慢。譬如，第七条是比较简单的；　“应当建立档案制度，归档既要

按照主题的类别，也要按照人名。”可是为这一条发布一项指示却花了一年。
　　他运用条顿人的精确性，替这一条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设立每个特务的个人档案，一份所有特

务的卡片索引，一份按照人名和活动领域排列的重要人物档案，一份类似的重要人物卡片索引，以及按

照主题归档的档案。每个特务的个人档案开头写的是他的秘密代号，其中包括一个大写字母Ｖ（代表“

特务”），这个特务进行活动的国家的编号（根据一个编号表填写，表中阿富汗是一号，也门是一百八

十二号），一条斜线号，以及地区小组为这个特务所编的个人号码。比如，一个在英国进行活动的特务

的秘密代号可能是Ｖ45／85. 他的档案将包括一份简历，对他的保安审查的结论，他的任务，他提供的

报告的简短记录，以及根据五个等级对他作出的评价；一，优秀；二，良好；三，一般；四，较差；五

，废物。按主题归档的档案分五大类，例如Ａ类，外交政策；Ｂ类，国内事务。每一大类中又分成小的

类别，用拉丁字母编号（在Ｂ大类中，Ⅳ类是政治影响），进而分成更小的类别，用三位阿拉伯数字编

号（215 是军界人士，216 是贵族人士）。这个复杂的规划，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六司的每个组

都各自建立自己的档案，它们没有按照舍伦贝格所设想的那样分门别类地归档。’舍伦贝格还改组了六

司。他赶走了监视他们的约斯特的代理人。他将五个地区组减为四个，重新用拉丁字母编号。
　　他将技术组的编号更加靠后，亲自督促将六司的无线电小组扩大成为正式的特务通讯机构，即所谓

的哈韦尔研究所。
　　他增设了几个新组：Ｇ组协调第三帝国各研究机构的工作，ｗＩ组负责经济情报。到了一九四五年

一月，六司的机构最庞杂的时候，它一共有十二个组，四十八个小组。
　　舍伦贝格还把他自己的人安插到六司。安插某些职务是容易的，因为约斯特将五个组长职位中的三

个完全空缺起来。在安插其他职务的时候，舍伦贝格的行动比较谨慎。约斯特的助手菲尔贝特一直呆到

一九四三年。但在舍伦贝格的领导下，他的职责范围严格限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在这方面已被证明是

不得力的。于是舍伦贝格调来了在德国保安总局一司已经出了名的一个人来管理Ａ组，即行政管理组。

这个人就是马丁·赞德贝格尔博土，三十二岁，曾经在德国南部当过助理法官和行政官，十九三一年加

入褐衫队，一九三六年加入党卫队保安处。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在一司工作了一年半，负责训练，

干得很出色。同俄国交战以后，他离开柏林，前往爱沙尼亚，从事特遣队反游击活动。快到一九四三年

底，舍伦贝格召他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爱沙尼亚保安司令和党卫队保安处首脑。他颇为能干，野

心勃勃，卓有成效地改组了Ａ组，在同其他组发生人事纠纷时，他往往要占便宜，他一直管理着对内对

外使用的大量资金的复杂帐簿，直到最后一个芬克使完时为止。
　　约斯特手下的其他人比菲尔贝特消失得要快。约斯特的英美组组长，主要资格是会讲英文的花花公

子汉斯·道费尔特，继续呆了不过一年。舍伦贝格撤掉他，换上大学时的老同学、三十二岁的特奥多尔

·佩夫根。吸收吉姆佩尔和科尔波去美国执行任务的，就是这个佩夫根。佩夫根，　“北欧日耳曼血统

”，法律博士，不容易激动，不太活跃，但善于“‘有条有理地’工作”，知识“远远超出一般人”，

他的政治哲学观点“正确”。他在波恩大学和舍伦贝格是同学，舍伦贝格一九三八年吸收他参加党卫队

保安处，他在德国和德占区担任一系列职务的的·候，舍伦贝格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一位上级指出，

佩夫根同一个党卫队特遣队在俄国执行反游击队任务期间，并没有“完全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
　　其实，他领导六司Ｄ组的技术资格，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强。但是，战前他在波尔多和日内瓦学习

了一年，在爱丁堡学习了一个暑期，这为舍伦贝格重用他提供了合适理由。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舍伦贝格撵走了道费尔德之后，换上了佩夫根。
　　从舍伦贝格对英国小组的人员挑选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觉得某个人非常好，他能够作出非正统的选

择。有一天，他的一个主要助手的助手，在柏林地铁遇到一位朋友，此人就是奥托—恩斯特·许德科普

夫博士，历史学家，二十九岁，讲话飞快。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论述英国海军政策的书，当时他正在波茨

坦空军司令部工作。他既不是纳粹党党员，也不是党卫队队员，可是他的资格看起来是挺不错的。他的

命运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开始为六司工作。同一天，他加入了党卫队，少尉

军衔，比他在空军时的下士军衔高得多。但他从未加入纳粹党，这倒象盖世太保
　　头子，后者也是没有加入纳粹党的党卫队队员。许德科普夫到达德国保安总局不久，就向舍伦贝格

捉出了一连串完全合理但有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组，下设许多小组；每月提供

一篇关于英国政治局势的报告（报告前面要有详细内容介绍）；成立一个舍伦贝格工作班子。但是他很

快就泄气了，不仅开始意识到多数特务的报告一钱不值，比较起来公开情报反倒有些价值，而且意识到

在强烈的纳粹党派气氛中搞出来的情报毫无意义，于是他干脆埋头干他的小组的工作。
　　对另一个人物的选择典型地体现了所谓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使没有特权的人

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上的诚实可靠而得到晋升的机会，比德国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欧根·

施泰姆尔证明自己是六司中最能干、最有天赋的组长之一。他是农民的儿子，和赞德贝格尔一样，来自

德国西南部。一九三二年，他二十岁，正在攻读德文和历史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不久他担任了他那

所大学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后来又担任了整个省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有一天，他在斯图加特的一个

广场上碰到一位纳粹官员，这位官员劝他加入一个刚成立的、很有前途的组织，他同意了，从此他开始

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活动。事实证明施泰姆尔非常能干，党卫队保安处异常迅速地提拔他担任斯图加特站

站长。这个站离法国和瑞士都比较近，它有一个对外情报小组，在战前那些年里，这样的小组是屈指可

数的。一位上级当时为他填写的鉴定，几乎成了后来填写类似鉴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　“国家社会主

义的态度非常坚定……施泰姆尔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他（在党卫队保安处中）建立了第一流的

部门。关于敌人的各种问题，数他最了解，他还赢得了整个省，尤其是省长和老纳粹党员的尊重……希

望尽快提拔他。”一九四一年，他没有到战地服役，而是奉命指挥一支党卫队特遣队，接着他返回斯图

加特工作，然后再度前往俄国指挥一个行刑队。他在那儿表现出了“领导和管理的杰出才能”。一九四

三年二月，听说他工作出色而又见过他的面的舍伦贝格，将他召回国，让他担任六司Ｂ组（西欧组）
　　组长，原来的组长由于舍伦贝格不满意而被撤换了。施泰姆尔很快就使他的上司感到满意。“他具

有超出一般的智力，灵活的谈判才能，无瑕可击的风度。凭着良好的政治本能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活动

能力，他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解决秘密情报机构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能够解决收集情报的困难。”
　　他并非十全十美。舍伦贝格认为他过分直观，需要直接监督，还认为他有些盛气凌人。但他在舍伦

贝格眼里是太好了，以致离规定的三十六岁的年龄还差两岁，他就被提升为党卫队上校。
　　由于调动、解职和死亡而造成的正常的人员空缺，有助于舍伦贝格将他自己的人充实到六司里面。

ｃ组（俄国和近东组）组长在一次车祸中死亡以后，舍伦贝格理所当然地任命了一位自己的人来接替他

。类似的事件使六司的人员在将近六年战争期间大部分被更换，虽然基层的人事变动或许比组长一级的

人事变动要大得多。舍伦贝格比较多地撤换了基层工作人员，组长们都是他的直接下级，撤换得较少。
　　这些组长都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全是党卫队校级军官：少校、中校和上校。他们是按照党卫队内部

晋级规定提升到校级的。这些规定当然要求被提升的人“具备无可指责的品质，过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模

范生活，”而且要在前线服役过。但是，规定说，由于德国保安总局成员都是可以缓役的必需工作人员

，因此他们可以用完成党卫队特遣队的任务来代替服兵役。事实上，为了得到提升，许多人也是这么做

的，例如佩夫根、赞德贝格尔、施泰姆尔、阿尔贝特·拉普（六司ｃ组第二组长，脸瘦得象一把快刀）

，以及拉普的继任人卡尔·契尔施基。许多刽子手就这样地钻进了六司。只有真实的不带偏见的情报，

才能保证情报获得成功，然而纳粹党却依靠这些寡廉鲜耻的唯命是从之徒来获取这样的情报。
　　六司花名册上的工作人员，并不全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将德国和德占区划分成许多地区，在部分

地区，尤其是靠近敌人的那些地区，党卫队保安处的机构有六司的代表。比如，在巴黎，六司的机构收

集各方面的情报。六司Ｄ组二小组主管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活动，　自然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

小组，它有一个小组长，一个管理人事的副小组长、一个收集和编辑情报的主编、两个编辑、两个情报

分析员及两名办事员，以及三名负责情报题目、情报人物和情报档案的办事员。
　　这些前哨站负责间谍的活动。战争中期，在柏林工作的四百至五百人，主要处理文件——阅读报告

并对报告进行分析和注释，答复信件，研究报纸，审批资金，转达提供设备的请求，吸收人员。在前哨

站的六司工作人员，大概和在柏林的人数相等，因此纳粹间谍机构总共有一千人。
　　柏林中心区和西南区的主要街道霍亨索伦河堤大街的拐角有一条贝克尔街，六司就单独设在这条街

三十二号的一座四层现代派钢筋砖石建筑物内。　（党卫队保安处的其他机构　设在市中心威廉街一百

零二和一百零三号，盖世太保机构设在威廉街拐角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八号。　）舍伦贝格在这里有

自己的办公室，他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办公桌里暗藏着两挺机枪，有谁胆敢莽撞暗杀他，就会当场被击

毙。
　　他在这里白天黑夜地工作着，有时一连工作达二十小时之久。约斯特耕耘在先，他现在收获于后。

他掌握着每天收到的大量情报，看来每份情报报告他都阅读过，然后把它提供给有关用户，并且附上一

封说明信。有时候，他亲自将情报送给用户；他偶尔出席希特勒的军事形势会议。他同组长们和各个小

组的军官频繁地进行磋商。重要的间谍在德国的时候，他找他们谈话。他审批各种重要经费开支。他巡

视六司的前哨站——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德国的一些城市，给它们打气。他豢养了一批自己的特务，

以便牵制常设的特务网。他同外部的机构进行接触，以便改进六司的情报。他和德国新闻通讯社的一位

负责人共进午餐。他请求空军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为他截收和破译某些密码电报。他访

问奥斯陆，同第三帝国驻挪威总督会谈。他的一位下级认为他“耳听八方”。
　　不同机构和领导人员之间的内部斗争，花费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表面上装得和卡纳里斯极为

要好。他们一块儿骑马。两家互相往来。他们发誓在这些场合不谈本行的事情，可是没有做到，不过这

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不向对方提供重要情况。两人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态度是不一样的。

卡纳里斯象个父亲，牵挂着这个年纪比他小的人，极力劝他服用他自己经常服用的药片。舍伦贝格呢？

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后，奉命逮捕卡纳里斯的就是他。
　　与此同时，他在纳粹统治集团内加强自己的地位。约斯特的遭遇总是隐隐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出

现的一种新形势使舍伦贝格的日子要好过一些。海德里希上任几个月以后，设法使自己被任命为波希米

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他处理外国情报的时间减少了，他本来就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因此他把

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舍伦贝格。海德里希的新职位，还使他能直接接触希特勒。他可以把点点滴滴的情

报亲自交给元首。这本当是海德里希的上司希姆莱份内的事，希姆莱因此感到很不高兴。舍伦贝格抓住

了这个机会。他故意讨好希姆莱，帮助希姆莱恢复失去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外国情报不是送给经常呆在

布拉格的海德里希，而是送给希姆莱。这个办法很成功。他赢得了帝国元首的信任，他从来没有丧失这

个信任。
　　舍伦贝格卓有成效地取得和保持了权利。不过第三帝国精通这种奸诈游戏的，还数海德里希。在希

特勒手下那些杀气腾腾的部长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残酷无情地、死心塌地地去掌握这种权术。党卫队

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火上加油，帮助党卫队，使它扩充为国家的最有权势的机构，这个机构比其他任何机

构更好地体现出了希特勒的德国的独特形象。如果说其他德国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赢取战争

的胜利，那么海德里希却只把他的全副精力放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冲突方面：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他四面出击，尤其是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他向希姆莱和希特勒指出，有新的迹象表明谍

报局和卡纳里斯同反对派同流合污。谍报局中了他的圈套，摔了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布伦瓦尔设立了

一个雷达站，英国袭击了这个雷达站，使德国丧失了拥有新式机密雷达的优势。这一事件发生后，希特

勒大发雷霆，斥责卡纳里斯没有及时提供有关英国雷达的情报。他要求希姆莱提供一部分，但海德里希

也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这使党卫队当时不能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利用这些事件，以

及党卫队保安处和谍报局之间继续不断的磨擦来搞垮卡纳里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达成的一项协议

中，海德里希获益很多，让步很少。三个月之后，当他差不多要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一命呜呼，被捷克

民族主义者暗杀了。
　　在希姆莱除了担任其他职务外，还亲自主管德国保安总局的半年中，对谍报局的威逼放松了。接着

希姆莱任命恩斯特·卡尔腾布龙纳担任保安总局局长，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就任。卡尔腾布龙纳

最初采取的行动中，有一件就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将舍伦贝格从六司代司长提升为司长。由于巩固了实力

，卡尔腾布龙纳恢复了海德里希对谍报局发动的进攻。谍报局同样中了他的圈套。
　　谍报局的两名官员由于进行非法货币交易被逮捕。盖世太保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倾向

反对势力，这两个人——卡纳里斯的参谋长奥斯特上校和谍报局的另一名成员汉斯·冯·多南伊——被

迫辞职。谍报局在土耳其和梵蒂冈进行和平试探的消息，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一九四四年一月，盖

世太保说卡纳里斯部门的一名军官是反对派集团的一分子，把他逮起来了。盖世太保获悉，谍报局外国

组织的一位官员和谍报局三处的一名军官提醒这个集团说，研究部在窃听这个集团的电话。要不是谍报

局在预报敌人的行动时屡次遭到失败，上述背叛活动本来是可以容忍的。同盟国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使德

国人完全感到意外。北非、西西里，安齐奥——谍报局没有预料到同盟国军队在这些地方登陆，大大损

害了它的声誉。而党卫队保安处却洋洋得意：它拍摄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秘密文件，取得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间谍活动的最大一次成功。
　　党卫队保安处需要同谍报局决裂，这种决裂在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谍报局伊斯坦布

尔谍报站成员埃里希·弗尔梅伦博士，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比他大十

三岁，他接收了妻子的极大影响，叛逃到英国人那儿去了。二月十日，英国正式向新闻界证实了这件事

。
　　希特勒肺都气炸了。两天之后，他签署了一道命令，取消了谍报局这个独立机构，将它附属于德国

保安总局，纳粹头子们想完全控制对外情报机构，现在元首授予他们这种梦寐以求的控制权。这道命令

如下：高级军官绝密军事文件：只供军官传阅：元首大本营：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

帅部长官1 ／44号： 高级军官绝密军事文件。
　　共二份：第一份：我命令：一、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谍报机构。
　　二，我授权党卫队（希姆莱）指挥这个谍报机构。
　　三、军事情报和反情报机构因此会受到影响，党卫队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互

相磋商采取必要措施。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六天以后，卡纳里斯被撤消了担任了九年的职务。谍报局一处处长汉森上校负责谍报局的解散工作

，同时继续领导谍报局一处。三月初在措森开始举行谈判，讨论如何将谍报局并入德国保安总局。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部办公室主任奥古斯特·温特尔将军代表凯特尔，协助他的是汉森和谍报局二处处长和三

处处长。代表德国保安总局方面的是卡尔腾布龙纳、舍伦贝格和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盖世太

保将把谍报局三处（反情报处）并进去。
　　马上出现了困难。还没有谍报局一处四分之一大的德国保安总局六司，面临着一只老虎想吞掉一只

大象的同样问题。卡尔腾布龙纳认为谍报局一处应该立即解散，完全并入保安总局六司；舍伦贝格和汉

森希望他能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暂时存在—个时期。谍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是军官和土兵。
　　他们会失去军人的地位吗？谍报局前线单位同作战部队密切接触，机构的转换会妨碍它们的工作吗

？就上述具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花了好几个月。
　　五年中旬，谈判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希姆莱和凯特尔将德国保安总局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

局的成员召集到萨尔茨堡米拉贝尔城堡开了两天会，让他们适应将要发生的情况。出席会议的军官和官

员，保安总局的有三百名，谍报局的约有四百名。会议的高潮是谈判的胜利者希姆莱两个半小时的讲话

。
　　希姆莱首先回顾了历史，赞扬了情报机构，雅利安人要想征服远至印度的大片领土，就必须要有这

样的机构。他说，俄国现在拥有仅次于英国的强大的情报机构。 “德国的情报机构，却同我们的不幸的

、分裂的、老是自我破坏的德国历史和我们的历史前进步伐一样，显得非常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二十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时代在变化。
　　“请注意‘谍报局’这个词！它是根据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时的形势取的名的……因为当时我们

正在保卫自己……将来呢，那就绝不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根据元首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的命令，一

个适应强大的第三帝国、适应今天战争的巨大要求、适应未来德意志一欧洲伟大和平使命的统一的庞大

的情报机构，即将建立起来。”
　　希姆莱重申了情报机构“必须建立在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民族基础之上”的理论，然后对出席大

会的专家们提出了“我对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的期望”。最要紧的不是如实报告情况，“而是要无条件

地忠于元首……。”他还希望“无条件地服从……结成同志关系……绝对准确……报告清楚……坚信德

国的力量和德国最终会取得胜利。”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对特

务说话要算数。他说：　“说话算数，我们就会拥有最可靠的支持者，甚至能在有色人种和劣等民族中

找到支持者。”
　　希姆莱如此这般地强调了他的新的情报机构将要建立在坚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然后公布了他同凯

特尔在五月十四日签订的协议。协议写了四页单行打字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命令谍报局一处和二处组

成军事部，军事部“逐步并入”保安总局六司“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而且要为此作好系统的准备”。合

并的最后限期将由凯特尔确定。谍报局在德国、德占区和中立国家的谍报站同样归党卫队保安处领导。

但谍报局的前线单位仍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官具体领导。军人仍然是

武装部队的成员，但文职人员转归党卫队保安处。谍报局的预算转入保安总局。
　　一个星期以后，卡尔腾布龙纳公布了谍报局实际并入保
　　安总局的详细规定。第一条就判了七十八年前成立的德国军事谍报机构的死期。这一条命令武装部

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从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起解散”。这一条重申了下述规定：谍报局一处和二处组

成军事部，舍伦贝格将逐步把它并入保安总局六司。谍报局下属谍报站改名为指挥报告区，前面加上指

挥部所在地城市的名字。党卫队地区监察官和指挥官监督它们。情报渠道建立起来了。一般性报告送给

卡尔腾布龙纳；单独的军事报告像以前那样直接送给军事指挥部，同时复印一份交给卡尔腾布龙纳。这

两种报告都要经过舍伦贝格。
　　汉森担任军事部部长。但是他任职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当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谋杀希特勒的密

谋者而被捕。舍伦贝格接替他担任军事部部长。
　　这个新部门的主要机构是Ｂ处和ｃ处，Ｂ处主管西方，约有五十人，Ｃ处主管东方。每个处划分为

几个情报收集组和情报估价组。军事部Ｂ处有四个情报收集组。每个组主管一个地区，比如，二组通过

科隆指挥报告区和威斯巴登指挥报告区收集法国和比利时的情报。Ｂ处的情报估价组又划分为陆军、海

军和空军情报小组。它整理收到的情报，挑选有用的，扔掉无用的，然后送给各军事指挥部。它还接受

军事指挥部提出的情报要求，把它们转达给情报收集组。军事部各单位负责人来自谍报局。比如，ｃ处

由维尔纳·奥勒茨中校领导。Ｂ处处长则由保安总局Ｂ组（西欧组）组长、能干的欧根·施泰姆尔担任

，他同时兼任原职。军事部其他处有；Ａ处，负责组织、计划、人事和训练；Ｄ处负责破坏和颠覆（原

来的谍报局二处）；Ｅ处负责无线电通讯（原来的谍报局一处ｉ组）；Ｇ处负责隐显墨水和伪造证件（

原来的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