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定制原创论文、公文、文学稿等稿件，请联系客服，

　　前言
　　情报，始终吸引着我的兴趣；德国军队，那个闪光夺目的典范，始终引诱着我的好奇心。把这两者连接在一起的，是德军的军事情报。一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军队，怎样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中进行军事情报活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或许是有益的。德军装备精良，它的情报是否也首屈一指？德国人讲求效率，素负盛名，德军的情报活动是否同样富有效率？它的情报活动成果，是否和日耳曼人素来自负的学术成就那样实实在在？
　　这些都是我想调查研究的问题。我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此事，这方法在前人关于情报的著作中从未采用过。我的研究所包罗的不仅是间谍活动，而且有其他各种收集情报的方式。　（书名中的“间谍”一词是比喻用法，代表所有这些方式。）我的研究根据，不是其他作者关于情报的著作，而是原始材料。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情报活动，而是要进而告诉人们，将军们是怎样利用这些情报，或者是怎样无视这些情报的。
　　非常有趣的是，这样的研究在德国方面只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前的普鲁士—德意志军队的文件，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空袭中毁掉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这样的研究，也是最合适的。虽然许多档案偶然或有意毁掉了，但大量材料仍然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的互相印证，使我相信它们准确地勾勒出了整个题目的轮廓，尽管有的细节难免遗漏，但我相信重大的事件并未漏掉。战后同盟国对战俘的审讯，专门历史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提供了大量的附加情报。况且，许多当事人仍然活着，可以找他们采访谈话，这样的谈话常常有文件作帮助。
　　人们常常问；文件是否找得到，被采访者是否可信？文件是找得到的。战后，美国人和英国人趁他们占有德国军方的、行政部门的，外交部的和党卫队的档案时，将这些文件统统用缩微法拍摄下来。这些缩微胶卷存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抽屉里——实际上等于放在开放书架上，任何研究人员都可查阅。原始档案后来还给了德国的三个主要档案馆——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和波恩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一般来说，学者们在这三个档案馆里是可以查阅原始档案的。至于采访谈话，我认为，当被采访的当事人说他持反纳粹的态度，说他如何救护犹太人，如何知道“霸王行动”①的登陆时间和地点，希特勒如何不听他的劝告而输掉了战争，当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是不可信的。但是我并没有用这些谈话作为这些事情的佐证，我只是把它们当作低级的事实性材料，或者用来点缀“色彩”，例如当事人当年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他是如何操起谍报这一行业的，一个典型工作日是怎么安排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认为捉供情况的当事人可以信赖。
　　在调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事情报的过程中，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军方面。陆军的规模和它的成败的重要性，使其在军事情报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当然，所有其他部门的谍报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力求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因为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决定性的。我的研究排除了若干方面，例如气象、制图、雷达。我之所以要排除，或者由于它们不牵涉敌人的情报，或者由于太专业化，在别处已有阐述。同样，所有反谍报方面也一概删除了，例如共产党“红色管弦乐队”间谍网和反希特勒的抵抗组织，它们有时向同盟国提供情报。本书只研究进入德国的情报，而不研究从德国出来的情报。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结果如何？首先是收集到了大量素材，据我所知，这些素材从未见诸书报。这部作品描写了德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而且有帮助德国进行大西洋战役的默默无闻的密码破译员；不仅有格伦将军，而且有虽担任武装部队情报首脑但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它详细叙述了空中侦察员如何在苏伊士运河上空飞行，拍回英国海军舰船集结的航空照片，在前线活动的间谍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获取有关对面敌军部队的情报。它描述了在提供情报时只投希特勒所好的武官，以及根据坦克下面取出的黄铜名牌就能推算出苏联坦克产量的统计学家。
　　它拍摄了一些特写镜头：格伦的情报处谄媚取宠的活动，文件伪造匠为特务伪造文件，谍报头子互相争权夺利，他们如何索取金钱酬劳在国外活动的间谍。它仔细研究了德国情报机构在战争的三个严重关头——进攻俄国、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所表现出的效率。它从许多方面比较了德国和同盟国的情报机构。
　　从比较普遍的意义上讲，我所研究的是希特勒的情报机构及其活动成果。或者，换句话说，我所研究的是整个德国收集情报的机构。以前似乎没有任何人做过这样的工作（在我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去做）。
　　由于情报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我的工作可能有些用处。为什么情报工作常常遭到歧视，这个问题使所有情报组织感到困惑不解。我在调查这个问题的时候，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把德国军队当作一个例子，因为在德国军队中，这个问题要比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更为严重。在对各种情报制度进行比较的时候，出现了一幅令人惊奇的鲜明对照：所谓富有效率的独裁体制和历来踉踉跄跄的民主体制，在效率方面究竟谁高谁低。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希望本书对政治科学有所贡献。
　　本书还希望对历史有所贡献。它试图解释为什么情报上升到了现代的重要地位。它力求回答为什么那位如此巧妙地驾驭过现实、后来成了欧洲主宰的人物，却怒气冲冲地把他办公桌上讨厌的情报文件一手扫掉。它调查了德国式的狂妄自大对德国情报所产生的影响，探寻了那种狂妄自大的根源。而且，由于第三帝国情报机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帝国社会的其他部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也发生过，因而情报界这个缩影可能有助于显现整个纳粹社会的面目。
　　最后，本书为军事情报捉供了一些理论，或许能使公众警惕毫无限制的情报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的情报机构开始越俎代庖，掌管对外政策，结果往往产生了副作用。当今情报机构的许多人也会仿效这种做法。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和写作的主要结果还是这本书。这本书对于喜欢有关谍报、纳粹德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的男女读者来说，可能具有吸引力。
　　写作这本书，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德国情报机构和德国枪炮的每一次胜利，正好是正义和自由的一次失败。
　　我不能以肯定的观点或颂扬的词句来赞美德国的这些业绩；我不能抱着道德胜利感来结束描写这些业绩的故事。倘若我是在写同盟国，我便会抱有这种胜利感。赞美之词每每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有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可以加以使用，例如《失乐园》中的几句诗，就维妙维肖地形容了空中侦察的情景：　　彼时撒旦，正沿冥夜这方的天墉而进，身挂在鸿蒙气里，半暗微明。
　　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颂歌来美化纳粹德国的恶棍及其元凶。即使把希特勒比作撒旦，不也就意味着他曾经是一个天使吗？因此，我割舍了可为一个篇章的结尾添姿增彩的褒扬颂美之词，代之以低调的平铺直叙的散文词句。
　　同样，阅读这本书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许多情报活动是异常体面的。它们只不过是来来往往地传送纸片。可是读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希特勒的德国，这些活动是在双重恐怖背景下进行的。一个背景是战争本身，战争的现实，虽说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检阅、铮铮闪亮的勋章奖牌、使人悦目赏心的电影镜头般的爆炸场面，但更多的是父亲和儿子在流血，在变瞎，在受冻，在挨饿，在死亡。另一个背景是纳粹主义，它的最终现实，不是见之于高速公路，而是见之于毒气室里被屠杀的无数良民百姓。
　　因此，这本书的色彩不是姹紫嫣红，它的声音不是喇叭的鸣奏，它的形象也不是光耀夺目。这本书的色彩是暗淡的，是纳粹党的色彩，是污泥的色彩。它的声音，是人的肢体被炸断时发出的惨叫，是党卫队的机枪先朝着母亲，后朝着她们的孩子扫射时孩子发出的哭喊。它的形象，是从死者脚上拔下的鞋子堆成的小山，是那瘦骨嶙峋、呆若木鸡的俄国战俘，是戴着黄五星的小男孩在举着他的双手。在一本描写德国情报活动的书中，这些情景不大突出，但它们是绝不会被忘记的。
　　许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常常只是充当我的意见的共鸣板。有些人特别热情，我愿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首先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及其同事，两年中，他们盛情接受我为高级研究员，使我在与给人以启迪的各界学者的多次谈话中获益非浅。尤其是德国问题讨论会主持人安东尼·Ｊ·尼科尔斯，他不仅为我联络了友谊，而且给了我启发。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艾布莱，允许我在她那儿进行研究，查阅当时还未编目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土收集的作品。
　　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Ｈ·Ｒ·特雷弗一罗珀，自始至终指导这部作品的论文答辩，使它非常成功地被接受为哲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鼓励深表感谢。
　　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齐切利讲座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加深了我在军事史许多方面的知识。尼古拉斯·雷诺同我就德国军队问题进行的无数次讨论中，同样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蒂莫西·ｗ·梅森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德国历史中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的那些方面的内容。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诚恳地把有关谍报局不来梅前哨站在英国和美国间谍活动的档案的珍贵缩微胶卷借给我。戴维·欧文向我介绍了许多的珍贵资料，不是他，我绝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在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的一年研究期间，该馆工作人员不仅向我提供了大量文件，速度常常很快，而且为我带来了友谊。我的顾问赫尔穆特·福威克特别热情。提供帮助的还有弗里德里克—克里斯琴·斯塔尔，格尔德·桑德霍弗，艾尔弗雷德·博特拉，汉斯约瑟夫·梅尔雷弗，马丁·齐格尔，伍尔夫·诺克，埃里克·克罗克，罗伯特·莫泽和奥斯瓦尔德·宾格。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罗伯特·沃尔夫档案室总是效率卓著。帮助它和我的是约翰·门德尔松、乔治·瓦格纳、约翰·泰勒和蒂莫西·南尼格。在保存军事史料的军队中心，莫里斯·马特洛夫、查尔斯·麦克唐纳、德特马·芬克和汉纳·蔡德利克总是有求必应地供给我资料。
　　当我在柏林文件中心进行研究的时候，沃纳·皮克斯和已故的理查德·鲍尔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前谍报局成员的工作小组里的弗朗兹·索伊伯特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许多人的住址。前军人和文职人员中，无论是情报界还是非情报界的，有许多人答复了我的信件，并且同意我进行采访，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格哈特·马茨基将军、瓦尔特·瓦尔利蒙特将军和海因茨·博纳茨上校。格尔德·布朗施博士给了我许多独到的见解。
　　如果没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资料，这本书将大为逊色。
　　同样，如果没有该图书馆弗里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图书室（我曾在该室作过研究）的友好态度，我也将困难得多。我满怀感激铭记着我的笔友的支持，他们是：罗伯特·Ａ·卡罗，苏珊·布朗米勒，约瑟夫·Ｐ·拉希，南希·米尔福德，劳伦斯·拉德，戴维·洛，沃尔德马·汉森，鲁思·格罗斯等等。
　　我常常感谢我的打字员埃德加·斯特彻魔术般地把简直难以辨认的草稿，打成清楚、整洁甚至漂亮的打字稿。
　　我感激所有这些人。我对我妻子苏珊的感激之情，更是三言两语难以表达，她一直和德国将军们以及布满灰尘的文件打交道，自从我们结婚以后，她在情报方面给我出了许许多多的好主意。
　　戴维·卡恩一九七七年九月于纽约大内克
　　注：①‘霸王行动”是盟国军队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的作战行动的代号。——译者。
　　1.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高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点钟左右，1230号潜艇的螺旋桨开始转动了。潜艇从黑压压的大西洋海底慢慢地爬了起来，附近就是美国缅因州的海岸。潜艇还没有冒出水面，就不再往上浮了，而是朝北驶向美洲大陆，也就是它这趟秘密使命的目的地。
　　海面越来越黑，风在呼啸海在吼。气温一直停留在摄氏二十一、二度左右。几小时之后，潜艇艇长、二十七岁的汉斯·希尔比希中尉，从潜望镜里看见了灯塔射出的大片光芒。虽然是在战时，这些灯塔仍然在导航。它们指引着希尔比希把潜艇驶进五英里宽的弗伦奇曼湾口，弗伦奇曼湾是一个深水海湾，海湾的两岸距离十英里宽。借着晨曦，希尔比希驾驶着潜艇，向着湾口的蛋岩前面的红色罐形浮标航道驶去。潜艇的左岸，荒山岛上群峰突兀；潜艇的右岸，大陆的山峦朦胧可见。1230号潜艇一直躲在潜望镜深度上，从巴尔港的海军巡逻基地和对岸冬港的海军预备队的小型基地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过去。虽然上涨的海潮在推波助澜，希尔比希仍然以每小时一至二海里的速度航行着，一路经过蛋岩、铁封岛、波卡宾群岛、霍普岛和黄岛。大部分航道水很深，超过二百英尺，只是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暗礁离水面只有五十四英尺。当他绕过湾口一连串岛屿中最后一个岛屿的时候，他把潜艇调头面向西北，以便靠近内湾的中心，然后他让潜艇沉到湾底的污泥里，等着天黑。
　　潜艇里冷得结冰。为了省电，希尔比希关了暖气。四周静悄悄的，官兵默不作声，只有在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们才讲话，然后又尽量保持寂静。虽然潜艇周围都是敌人的土地，艇上却洋溢着自信的气氛。水手们吃苦耐劳，训练有素，希尔比希觉得他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仔细，保证不会出问题。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黄昏的时候，趁着天尚未黑，希尔比希让潜艇浮到潜望镜深度，向位于海湾上方、伸出到海里的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靠近了几英里。然后他又把潜艇沉到湾底。　　潜艇里，有两个人在悄悄地忙碌着。他们脱下七个星期来未曾离身的潜水艇制服，换上便衣。他们从一个扁皮包里的六万美元中取出八千美元。这些美元是用棕色的纸一捆捆地包着的。他们把取出的钱平分后，各自把厚厚的一叠钞票塞在钱包里。然后检查好航空手提箱里的东西。他们讲的是英语。一个是地道的美国腔，另一个带有德国口音。他们有一个十磅重的包裹，里面有一台从大西洋一路带来的显微镜，带不带这个包裹呢？他们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留下。
　　大约晚上十点钟之后，希尔比希再次开动发动机，让1230号潜艇升上来，直到它的闪光发亮的驾驶指挥塔恰好冒出水面为止。这时正下着雪。潜艇大部分淹没在水里，向着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西侧的人海口悄悄地驶去。水越来越浅了——八十七英尺，六十七英尺，四十一英尺。在离岸五百码左右，离佩克角码头也不太远的地方，潜艇终于停了下来，然后调头面向南方，准备好随时迅速逃走。海浪拍打着潜艇。几个水手爬出艇舱，准备好了一只带桨的橡皮艇，橡皮艇上栓一根小绳，可以用这根小绳把橡皮艇拉回到潜艇。
　　他们把上面那两个人的手提箱和扁皮包放进橡皮艇。
　　这时候，两个人爬出了潜艇，他们光着脑袋，穿着轻便大衣。讲美国话的那个人，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褐色的头发和眼睛。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威廉·ｃ·考德威尔，但他真正的名字是威廉·ｃ·科尔波，二十六年前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尼安蒂克。另一个人在和潜艇上的水手讲话时，用的是他的本国语德语。他的真实名字是弗里克·吉姆佩尔。他的假证件上的名字是爱德华·Ｇ·格林。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寸，比较胖，体重一百七十七磅，蓝眼睛，白净皮肤，他三十四岁，到三月二十五日，就比科尔波大八岁了。
　　水手们在放橡皮艇的时候解开了小绳，两个水手爬进橡皮艇，要把两人送上岸后再把它划回到潜艇。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同希尔比希以及艇上其他的人握手低声告别，然后爬进橡皮艇。两个水手用桨把橡皮艇撑离潜艇。这四个人在黑黝黝的波浪翻腾的水面上划着。前面海岸上一片树林，毫无生气。不一会儿，橡皮艇搁在鹅卵石的海滩上。这时候大约是晚上十一点钟，科尔波和吉姆佩尔跳上海滩，海浪打着他们的脚，风卷着雪花吹过他们的身边。一大片阴郁黑暗的敌国土地威吓着他们。但是，虽然有稀稀落落的几处灯光，却看不见任何别的生机，树林里看上去空荡荡的。两个水手把行李递给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后，也跳上岸去，以便日后向人吹嘘：他们也曾打到美国的土地上。他们唤过“嗨，希特勒！”然后向两人告别，迅速回到潜艇。
　　科尔波提手提箱，吉姆佩尔挟着皮包。他们转身走上海滩。转眼之间，两人淹没在雪花和树林之中了。第三帝国最高当局派遣的两名德国间谍，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秘密使命。
　　心急火燎地要执行这次使命的，是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此人以前是卖香槟酒的，狂妄自负，并不特别聪明，他最关心的是保护他在损害别的更有权力的帝国部长的基础上所得到的特权。这次派两个人去执行任务，是他想出来的主意，部分是为了加强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的那部分权力。虽然这一工作主要由约瑟夫·戈培尔的人民宣传鼓动部负责，可是他也有某些发言权。德国电台的广播，千方百计地煽动在美国居住的一小部分爱尔兰人、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的不满情绪。里宾特洛甫特别想测验一下他的宣传在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的效果。
　　说得更全面些，他想知道德国对美国的广播，有哪些做得对，有哪些做得不对，以便改进办法，加强效果。他认为这样的事情最好让间谍去做。
　　他脑子里最初闪出这个念头，是在一九四三年底。这是德国屡受挫折的一年。年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后不久，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场的一次集会上问听众：“你们想要一场总体战吗？”人们雷鸣般地吼着回答：“要！”
　　可是，虽然阿尔贝特·施佩尔①一年来全力以赴，对经济实行监督，军火生产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德国的军事形势仍然是每况愈下。她的轴心国伙伴意大利已经开小差，盟军正向意大利半岛挺进。她在东线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进攻，在库尔斯克遭到了失败，现在红军就象一个榔头，狠狠地打击着德国军队，把他们赶回帝国边境。她的城市被炸成瓦砾废墟。
　　然而，第三帝国的领袖对于取得最后胜利并不担心。阿道夫·希特勒对一位来访的国务活动家说，他希望英国人和美国入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样他就可以消灭他们。他对他的军民谈到古希腊人同波斯人、日耳曼人同亚细亚人作斗争的历史，他讲到要象腓特烈大帝那样坚持到底，直到敌人精疲力竭，举手投降为止。他讲到要在瓦砾废墟上建设光荣、崭新的城市，要制造出报仇雪恨的武器，他说，战争终将导致“德意志帝国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他的战土和国内的老百姓并非一直都那么乐观，前方来信沮丧地说，整团的人打得只剩下一个连，弹药极端缺乏。
　　在国内，人民啃萝》，因而议论纷纷，如：“我不是动不动就动摇，但现在东线的形势的确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德国能取得最后胜利。到处传播着冷嘲热讽的话。
　　“最短的笑话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打胜仗。”
　　慑于党卫队和警察的淫威，人们不敢公开讲这些话。党卫队和警察都是由动辄训人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有一回，一个商人对他的一个熟人说，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称职：戈林是个酒鬼，戈培尔是个色鬼，阿道夫是个疯子，凯特尔（最高统帅部长官）象个老娘们。”结果这个商人被判一年徒刑。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期间，党卫队的统治扩大到德国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集中营——并且加紧了对这一切的控制。
　　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里特许的情报机关。保安处内设立了主管国内活动和国外活动的两个机构，后来这两个机构同政府的警察机构合并成党政合一的总机构，叫做德国保安总局。它的三司就是国内保安机构；四司是盖世太保，即秘密国家警察。保安处负责国外情报活动的机构是保安总局六司。它的首脑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一个英俊的、脸上还带稚气的党卫队将军，他穿着镶银边的党卫队黑制服，显得很精神，虽然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智慧、他的眼光和他的忠诚，使他三年前就身膺此职。他不仅指挥在柏林的六司的总部，而且还指挥六司在帝国以及被德国征服的领土上各处设立的派遣机构，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他又管辖一个新的重要部门。这个部门就是最高统帅部谍报局负责国外活动的那个部分，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是由几乎是传奇式的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的。在谍报局的一个成员叛逃到盟国之后，希特勒对这个机构的无能和腐败极为厌恶，下令将它合并到他的党所管辖的更加敢干、更可信赖的机构之中。卡纳里斯被撤职了；舍伦贝格从此控制了德国所有的谍报机构，包括军事谍报机构和政治谍报机构。
　　里宾特洛甫要求派间谍到美国收集政治情报的主张，就是向舍伦贝格提出来的。但是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没有这方面的人。前谍报局的几个特务有时用电台发回一些零星的军事情报。在南美，一个组织得很出色的间谍网提供了一些有关北美的技术情报。舍伦贝格早就打算派特务到美国去，但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和面临的困难使他迟疑不决。那次经历就是一九四二年谍报局在美国执行一项破坏任务遭到失败。卡纳里斯曾经派遣一艘潜艇，把八个人送到长岛东端附近的地方登陆。他们的任务是炸掉费城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工厂。…但是，几天之内，八个人全部被捕。这次失败使舍伦贝格望而却步了。　　面临的困难是不容易招募新的间谍。党卫队少校特奥多尔·佩夫根博士很早就在物色这方面的人员。佩夫根个子相当高，脑袋却小得出奇。他是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Ｄ处负责人，这个处指挥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德国间谍活动。佩夫根亲自找了十五到二十个从美国遣返回来的人谈了话，他是从国外的纳粹党组织那里得到他们的名字的。这些遣返回来的人有时向他们的祖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从纽约回来的两个人，一个土木工程师，一个隧道专家，透露了纽约城的供水系统中有哪些地方容易遭到破坏。其中一人答应画出暴露的高架渠和导水管的位置，说怀特普莱思斯附近的这些管道设施最容易被破坏。另一个遣返回来的人说，罗斯福总统最近要求国会拨款二百万美元，以便使亚拉巴马的一座弃之不用的氦气制造厂恢复生产和得到扩建；这个人认为，这件事可能同氦能用来制造产生核裂变的铀这一点有关。但是，这两个遣返回来的人在德国帮帮忙是乐意的，要他们回到美国却不愿意。
　　然而，最后总算找到了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几个人，其中包括科尔波和吉姆佩尔。他们多年来的经历使佩夫根看中了他们。
　　科尔波出生在康涅狄格州长岛海峡之滨的尼安蒂克，也是在那儿长大的。市民们说，他郁郁寡欢，沉默寡言，喜好孤独，常常独自在树林里漫步，或者埋头书本。到了十几岁，他就开始过清苦的日子。他的父亲也许是为了磨练他，送他到新泽西州汤姆斯河法拉格特海军上将军官学校学习。
　　同学们认为他是一个“好小伙子”，　“是个脑子里有座空中楼阁的无名小绅土”，　“几乎成天埋头学习”。毕业后他到波士顿附近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学习船舶工程，后来因考试不及格被勒令退学，这时他已经开始酗酒——虽然大学生联谊会的学友说他非常克制自己。
　　科尔波的外祖父母是德国人，就从这点出发，他很快就对第三帝国及其军队过份地崇拜起来。他贪婪地阅读报刊上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起闪电战消灭整个波兰的消息。一个月之后，他来到波士顿一家叫做霍夫布劳的德国小酒馆喝酒。在那儿，他同德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和一艘被扣留的德国油船船长聊了起来。第二天他参观了这艘叫做《保
　　莉妮·弗里德里希》号的油船。后来他就在这艘船上工作，漂洋过海，度日他乡。有时，他邀请水手们到尼安蒂克度周末。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波土顿德国领事馆的新闻稿和小册子。这个领事馆的总领事赫伯特·朔尔茨博士不惜一切为德国进行宣传。　　一九四一年五月，朔尔茨要求已经当了美国海军预备队队员的科尔波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去当船员，并且把英国护航队活动的情报带回采。科尔波立即答应要他当间谍的要求。
　　他来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很容易地在《雷诺兹》号货船上找到了工作。五月九日，　《雷诺兹》号启航驶往苏格兰，科尔波仔细观察护航队中有哪些巡逻艇，它们怎样护航。返航途中，他同样仔细地进行了观察，货船于七月底抵达波土顿。但他的间谍头子已经走了：在美国的所有德国领事馆全都关闭了。
　　他仍然想方设法帮助德国。他和瑞士的《安尼塔》号轮船签订了雇用合同，并乘这艘船来到南美。在同情德国的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跳下了轮船，请求德国使馆允许他去德国参军。但使馆官员说他们无法使他到达德国。
　　他灰心丧气，只好又当了几次水手。在去费城的一次航行中，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扣了起来，因为他没有把更改地址的情况通知征兵局。后来，他终于获准参加海军。但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服役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体面地退役了。退役的正式理由是“为了美军的利益”；实际理由是他对德国抱有同情心。说实在的，在一九四三年整整一年中，当他最初为一个手表制造商、后来又为一个饲养家禽的农场主工作的时候，他要到德国参军的计划仍然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一九四四年一月，正是里宾特洛甫要求舍伦贝格物色间谍的时候，他在一艘驶往葡萄牙的《格里普舍尔姆》号轮船上当船员。这一次，他按照规定把新地址通知了征兵局。但当他到达里斯本的时候，这份证件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他从那里跳船逃走了。
　　几天之后，他对里斯本的德国领事说，他是朔尔茨的朋友，渴望参加德国军队。那一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五，当领事请示了柏林并获得批准后，科尔波用了一个假名，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务陪着他乘上了一列开往德国的火车。
　　在德占区的第一大站法国的比亚里茨，他同德国情报机关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党卫队的一位军官会见了他，问他为什么想参加德国军队。科尔波答道，他一直想参加德国军队、喜欢德国军队的军容纲纪。这位军官问他愿不愿意回美国。他问答说：　“不！”这位军官于是把他托付给一位从美国遣返回来的人，这个人把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带到萨尔布吕肯。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之后，科尔波来到柏林。在比亚里茨会见过他的那位党卫队军官，把他安排在埃克斯策尔西奥尔饭店居住。他还把科尔波介绍给德国保安总局的一位党卫队上士。
　　舍伦贝格的部门对科尔波非常感兴趣。他可以成为到美国执行这趟使命的理想特务。他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这意味着他讲话不带外国口音，熟悉地理环境，他可能还有一些显要朋友。他具备的这些条件，不但被捕的风险较小，而且会有更多的机会提供有用的情报。但是，如果说因为科尔波是个美国人而更能当好间谍，那么也更担风险。他有可能是个双重间谍，被美国反间谍机关派来打入党卫队保安处负责国外情报活动机构的。因此，德国保安总局对他的调查、考验和监视，足足进行了三个月之久。
　　党卫队的那位上土三番五次地盘问他为什么离开美国，为什么想参加德国军队，战争结束后打算干什么，对德国政府和希特勒的看法如何等等。他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只是偶尔让他外出一两小时。他从这个美国人的嘴里套取美国定量供应的情况，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的情况，以及美国人民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在幕后，舍伦贝格或许正同朔尔茨一起从《保莉妮·弗里德里希》号船员以及其他可能找到的人那里调查有关他的各种情况。
　　最后，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岑尼亲自找他谈话。斯科岑尼身躯高大，长着一副富有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庞。他已经成了党卫队里传奇式的人物。一年前，舍伦贝格责成他在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内组织一个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新处——ｓ处，负责处理各种特殊任务——例如化装渗透到敌人的防线里去——并且训练人员来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六司的其他一些任务，他由于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一举扬名。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被撵下了台，关在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一座漂亮的旅馆里。斯科岑尼和他的伞兵部队，乘着滑翔机和一架小飞机，降落在这个滑雪胜地上，他们的突然出现，使看管墨索里尼的宪兵警卫吓得惊慌失措，他们救出了这个感恩不尽的领袖，把他塞进小飞机一块飞走。喜出望外的元首授与斯科岑尼骑士十字勋章，褒奖他这次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功。
　　斯科岑尼告诉科尔波，同意他在党卫队保安处服役。一九四四年六月底，这位美国青年进了海牙附近的间谍学校，斯科岑尼就在那所学校里任教。也就在那里，科尔波认识了他后来的同伙间谍埃里希·吉姆佩尔。
　　吉姆佩尔出生于梅泽堡，这是柏林西南一百英里远的一个说小也不算小的镇子。他中学毕业后，在大学里学的是高频技术，然后从事变压器的设计工作。一九三五年，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决定前往神秘的印加文化的故乡——遥遥万里而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秘鲁，在那儿的德国无线电器材公司工作。然而，按照希特勒恢复的义务兵役制的规定，吉姆佩尔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德国。他最后总算得到了地方军事当局的允许，但有一个条件；他到达利马后，必须到那里的德国公使馆报到。他照办了。公使馆的武官命令他留心观察到港的船员和货物。这个算不了什么的活动就是他后来比较正式的间谍生涯的开始。
　　一九四二年一月秘鲁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吉姆佩尔和其他德国人被扣留。通过美国进行的遣返工作已经开始，六月，他被送到得克萨斯的收留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撇在秘鲁。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城，他搭上中立国瑞典的《德罗特宁霍姆》号轮船，来到瑞典的哥德堡，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他从哥德堡到达德国。
　　根据遣返规定，他不能在德军服役。他在汉堡找到一个设计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的一次大空袭，引起一场大火，把这个古老的汉萨同盟港口烧个精光②，他的公司也被毁坏殆尽。他走投无路，只好来到柏林。德国外交部听说他会西班牙语，雇了他三四趟，让他担任往来柏林和马德里之间的信使，一次是让他把二十五万瑞土法郎交给在西班牙的德国人。另外几次，他想得到在西班牙坠毁的盟军飞机的速调管，但是一直没有碰上机会。他不当信使的时候，就在柏林工作，登记被遣返的德国人的名字，检查他们政治上是否可靠，并且帮助他们找工作等等。大约从一九四四年二月起，他开始翻译西班牙文报刊中有关航空方面的技术资料。由于他担任这样的情报工作，一九四四年夏天有人建议派他到国外去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
　　同科尔波的情况一样，这个建议来自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里一位负责人要求吉姆佩尔到葡萄牙、西班牙或者瑞典去搜集技术情报，尤其是吉姆佩尔擅长的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情报。这位负责人说，舍伦贝格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德国没有得到足够的技术资料，送来的那些资料中的大部分，既来得晚，又不充分。德国眼前需要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够从图书馆里找到这些资料，以较快的速度将更多这方面的资料弄到德国。吉姆佩尔同意帮忙。于是他走访了六司。
　　德国保安总局的其他部门座落在柏林市中心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八号。一提起这个地方，人们不觉毛骨悚然。六司却单独设在略靠西南的贝尔克大街和霍亨索伦达姆大道的拐角处。它的办公室都设在一座用砖和混凝土盖起来的曲线型的四层建筑物内。这座建筑物是一九三零年为犹太老人之家修建的，一九四一年，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把住在里面的人统统撵走，霸占了这所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对面是几畦蔬菜园。在建筑物里面，德国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大都穿便服，但也有许多穿灰色军装的军官出出进进。吉姆佩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经过一些挂着办公人员名字’牌子的房间，最后找到了佩夫根的办公室。
　　这位身材修长的党卫队军官，一开始就对吉姆佩尔说，这场战争越来越成为一场比赛技术的战争，谁能制造出更尖端的武器，谁就享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他的话题渐渐地转到一些中立国家和美国的政治形势方面，最后，他要求到过美国（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扣留人员），因而英语比以前讲得好的吉姆佩尔能够到那里从事政治间谍活动。吉姆佩尔极不愿意。佩夫根倍加劝导。他说，假若吉姆佩尔是位军人，他就不得不服从命令，但他知道他是一名遣返人员，因此不能强迫他。不过，他向吉姆佩尔申述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吉姆佩尔这个懂技术的人就会被俄国人带往苏联。吉姆佩尔在这种雄辩面前让步了，终于同意到美国去进行间谍活动，但捉出了一个条件：至少要接受一下间谍训练。他从德国保安总局六司那里拿了路费，几个星期之后，就坐上火车到海牙附近的间谍学校去了。
　　在火车站上，党卫队一名成员迎接吉姆佩尔，把他带到学校。这所学校叫做西部间谍学校，座落在海牙和斯赫维宁根之间的一座名叫佐尔格夫利特的庄园上。学校的房子是十七世纪的一位诗人盖的，后来无人居住。一位富商把它修整了一下，并在主要房屋旁边加盖了一些小屋子，挖了一口游泳池，筑了一道围墙。这所学校的许多教官，曾经和斯科岑尼一起参加过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他们到了学校，吉姆佩尔被带去见了由一位党卫队少校担任的学校校长。学校给他一间房，发给他训练时穿的衣服：工人穿的衬衣，裤子，大衣和皮靴。
　　就在这里，他和科尔波认识了。起初，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因为同所有的学生和教官一样，他们都是用的假名，科尔波的假名叫威廉·考德威尔。
　　学校禁止任何人在校外讲学校的情况。晚间，学生只有在一名教职员工的陪同下才能外出，陪同者随时可以检查他们的言行。他们不拿工资，花钱实报实销。训练分小组进行。科尔波小组有五至六人，吉姆佩尔小组连他在内共三人。在校学习的时间长短各不相同。吉姆佩尔来到学校时，有些学生已经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但他自己只呆了四个星期，因为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所要掌握的技术知识，但科尔波在那里学习了八个星期。其他的学生中有两个南美人和一个冒充爱尔兰人的人，这个人常常替科尔波当翻译，因为科尔波的德语讲得不好。
　　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在体育训练方面花了许多时间。他们学开摩托车，练习射击，练习用右手和左手使用各式手枪以及德国和英国制造的各式冲锋枪。吉姆佩尔已经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科尔波却没有掌握，他练习每分钟收八十个字的收报技术。他学了两天的发报，但从未真正掌握这门技术。他和吉姆佩尔都学会了如何发现和摆脱盯梢。他们还上了纳粹的政治课。由于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六司中负责进行破坏的那个处，所以学校花了许多时间进行爆破训练，尽管他们两人将来的活动并不需要使用炸药，他们还是学会了使用两种可塑炸药。2 号可塑炸药粘在要炸毁的物体上，向各个方向爆炸。这种炸药常常用来炸毁火车铁轨；另一种炸药——808 ，容易在脆弱的地方爆炸，因此特别适用于炸毁砖石建筑。　　德国保安总局决定，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应当作为一个小组被派到美国，他们给这个小组取了个名字：喜鹊行动。总局认为，二人同行要比单独行动好：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比较喜欢挑剔、也比较认真的吉姆佩尔，并不盲目地把科尔波当作他的伙伴。但是，当他听说科尔波渴望成为一位德国公民，当他看到他对德国的一片热忱，并且得知他母亲是德国人以后，就断定“他将是我的一个好伙伴”。
　　他希望科尔波在美国能够作他的前哨，而他自己准备收集和翻译情报。他似乎并非不好意思编造一些故事来树立他在这个年轻而又轻信的伙伴心目中的形象。他说，他曾经被派到慕尼黑去调查一个讲现政权坏话的伯爵夫人，他一句话，就把她枪毙了。他夸口说，他曾经使用炸药，冲进英国驻北非一个国家的领事馆里，偷走了一些文件。他还暗示：他在西班牙的时候，曾经和美国大使馆里好几个姑娘幽会，并且从她们那里弄到了作战情报。科尔波果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这些话。
　　吉姆佩尔学完了课程后，参加了毕业考试。考试题目是；查出海牙的德国警备部队司令的名字，部队的人数，以及其他各种详细情况，并用电台把这些情报发往柏林，自己还不能被人抓住。他通过了这次考试，然后回到柏林，过着每月花五百帝国马克的生活。
　　当他在柏林等待科尔波的时候，盟国的军队攻入了欧洲，而且——同希特勒所作的保证相反——拒绝从战场上后退。他同党卫队负责对外事务的一名上校，就分配给他的任务商谈了好几天。上校对吉姆佩尔说，如果美国知道德国和欧洲现在所发生的情况，将是饶有兴趣的事情。他多次提到希特勒的重要预言：如果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欧洲将变成共产主义的天下。因此，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应当和德国携起手来消灭红军。如果美国不那么做，她很快就会卷入另一场战争——同苏联的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将会再次在被征服的一片废墟的德国领土上进行。这位纳粹分子说，美国和德国之间没有真正理由要打仗。德国从未真正把美国看作敌人，两国之间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德国的核潜艇和美国的驱逐舰发生了一些冲突而引起的。他说，最近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据悉美国从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起停止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坦克、飞机和其他物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苏联要求美国撤走它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实际上，这两件事没有一件是真的）。上校似乎是想让吉姆佩尔同美国高级当局进行接触，向他们晓以这种利害关系，然后向德国报告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吉姆佩尔反对这个主意，他说，他不认识任何美国有势力、有地位的人。这次使命之中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吉姆佩尔始终不确切知道这个人究竟想让他干什么。
　　过了不久，科尔波到柏林和吉姆佩尔会合。他们在党卫队保安处的一间房屋里学了一个半星期的摄影。他们用发给他们的莱卡牌照相机，练习如何拍出最清晰的照片，如何冲洗照片。接着，他们来到柏林东南瓷人城德累斯顿⑧。他们花了两天，练习缩微照相技术，把莱卡相机拍摄的整页整页印刷或书写材料的底片，缩微成和句号一般大小的微粒。他们是用显微镜来阅读和检查这些微粒的。
　　一直到这时候，科尔波还不知道他将被派到什么地方去。
　　但在德累斯顿逗留期间，他得知他将去美国。不过当时他除了知道这点情况之外，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们回到弹迹累累的柏林，然后到吉姆佩尔的出生地梅泽堡附近的哈雷，在吉姆佩尔的家里度过了一个周末。他们又回到柏林，上了一天隐显墨水技术课之后，终于被找去交待任务了。
　　这次交待任务，是在党卫队保安处一位高级军官的家里进行的，他家同贝克尔大街总部只隔两个街区。吉姆佩尔和科尔波还在那里认识了党卫军的两个穿军服的上校，他们都是工程师。他们向他俩讲了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最初告诉吉姆佩尔的那些情况。德国所需要的，是对她来说有价值的关于船舶制造、飞机和火箭方面的技术资料，以及其他任何情报，尤其是工程领域里的情报。他们希望这两个间谍不要使用传统的间谍活动手段——盗窃、贿赂、勾引或暴力——来收集这些情报，而是要利用美国开放社会的有利条件，从报纸、技术刊物、电台广播和书籍中收集这些情报。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已经到了德国，但耽误的时间太长，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就拿《纽约时报》来说吧，它常常是在出版四个星期之后才送到德国，况且，它既昂贵——一般来说每份大约要花七美元，而且又要花外汇。关于报纸上的情报，两个间谍所要做的，是迅速把它们发回德国。另一方面，书籍和许多刊物根本到不了德国，他俩的任务是保证使这些书刊中的情报送回帝国。凡属重要材料，他们将用电台发回来。如果材料太多，不好用电台往回发，同时为了避免被美国反间谍机关的测向器所截获，两个间谍就要把文章和书刊上的有关章节缩成微粒，通过中立国的掩护地址邮往德国。最初要他们完成的那方面的任务，即检验美国政治舆论对德国宣传的态度，在这次交待任务时根本没有捉到，科尔波实际上始终不知道这一点。这次使命历时两年，完成任务后回德国。
　　任务一经交待，最后的准备工作立即着手进行。—吉姆佩尔和科尔波每人都发了一支三十二毫米口径、一次可发射七颗子弹的自动手枪。他们领到了拍摄文件用的安装着特殊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正确的用法是使照相机距离文件五十三厘米（二十一英寸），照出的相片才最清楚。他们每人得到一块克拉尔牌手表。他们领了两瓶墨水，这两瓶墨水看来是普通蓝黑墨水，实际上却是隐显墨水，还有一些隐显粉，这些东西都是用来冲洗柏林寄来的、用隐显墨水书写的信件的。科尔波把对吉姆佩尔的指示缩成微粒，指示的内容是关于建立电台和向柏林发报的事情，其中包括呼喊讯号（ＯＸＺ代表两个间谍，ＷＫ5 和ＶＫ7 Ａ代表柏林），他们在电台上使用的掩护名字（沃尔特代表科尔波，埃德加代表吉姆佩尔，戴维代表柏林），以及两头发报的时间。科尔波还把吉姆佩尔必要时可以使用的两处（一处是里斯本，一处是马德里）投寄地址和收信人姓名缩成微粒。两人还有一个微型胶卷，上面写着大约二十个美国战俘的名字。两个间谍先用密写墨水写好密信，然后在信封上写上战俘的地址，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德国当局将会截收这些信件，把它们交给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吉姆佩尔和科尔波还记住了一套密码，这套密码的关键句子是一条容易记住的广告标语：“鸿运牌香烟——烟丝烤得多香甜啦！”
　　九月二十二日，他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告别了柏林，出发前往北边的基尔。基尔是一条狭长的海港，停泊着许多帆船，在波罗的海新鲜的海风中，帆船的升降索敲打着桅杆，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这里是许多潜艇首次出航的起航码头。两人在这里登上了在汉堡和美国之间航行的《密尔沃基》号轮船，在这艘轮船上等着潜艇。在这里，党卫队的两个年青军官把他们的最后一批携带物品交给他们。
　　他们拿到了假证件。科尔波证件上填写的名字是威廉·查尔斯·考德威尔。他的证件包括：出生证，证明考德威尔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选征兵役登记卡，证明他在波士顿第十八号地方兵役局登记过，同一地方兵役局签发的选征兵役分类卡，美国海军预备队退伍证，以及一张马萨诸塞州驾驶执照。科尔波的这些证件，吉姆佩尔几乎都有。他的证件上填写的名字是爱德华·乔治·格林，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出生。两人另外还有几张伪造的由“美国”当局盖章签发的空白表格，留待两个间谍需要时填写。德国保安总局六司负责伪造证件的Ｆ处，在有些表格上提前注上"1946 年”
　　的年号，以便这两个间谍在他们为期两年的这趟使命的第二年中使用。
　　党卫队的两个中尉交给他们两个直径约四分之三英寸的小罗盘，以及从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那里缴获的两盒压缩饼干。两个间谍还拿到了需要用的钱。吉姆佩尔领到了九十九颗小钻石，以防他们到达美国后，发现美国的货币已经有了变化，比方说钞票的大小和原来不同，或者钱花完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钻石兑换成现款。他们还领到了现款。科尔波费了一番花言巧语，让德国人相信，在美国生活，一个人一年需要一万五千美元（在平均每家收入二千三百七十八美元的年头里）。这样两人两年总共需要六万美元。舍伦贝格必须得到整个德国保安总局的头目、脸上有块伤疤的党卫队将军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的批准，才能拨出这笔巨款，但他批准了。受骗上当的德国人用薄羊皮纸将五元一张、十元一张、二十元一张和五十元一张的美钞分捆包好，外面用棕色包装纸。每捆都用带子整整齐齐地束好，上面写上钱的数目。吉姆佩尔把这些钱塞进了他的棕色扁皮包里。
　　吉姆佩尔和科尔波在基尔港停泊的《密尔沃基》号轮船上呆了两天之后，就转移到1230号潜艇上。这是一艘ＩＸＣ型潜艇，是大西洋上两类标准潜艇当中式样较新、体积较大、续航能力较强的一种。这艘潜艇的排水量为一千一百二十吨，潜艇长二百五十二英尺，中途不加油可航行一万六千英里。
　　它的航速在水面上是每小时18又1/4 海里，在水下是每小时17又1/4 海里，1230号潜艇是德国三家造船厂中的一家造船厂在汉堡造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下水。ＩＸＣ型潜艇通常有艇员四十八人，但1230号潜艇这次出航只带三十六人。
　　两个间谍刚刚登上去，潜艇就驶出了海港。它在海面上停泊了两天，等候去挪威的一个护船队。它到达挪威后，在奥斯陆湾的霍尔滕潜入水下几乎达一个星期之久，以便检验潜艇的各项性能。然后，它出发到挪威最南端的克里斯蒂安桑。在那里补充了燃料和供应晶。两天之后，它开始驶入秋色荒凉的北大西洋。
　　差不多两个月的航行中，吉姆佩尔和科尔波穿着德国潜艇的制服，呆在阴湿、闭塞、气味熏人的艇舱里，那个滋味真够他们难受的了。有一次，将海面上的新鲜空气吸入水中潜艇内燃机的通气管坏了；海水灌了进来，内燃机排出的有毒气味，熏昏了好几位水手。一位水手想了个办法，用一台电动机代替内燃机，使希尔比希中尉把潜艇浮了上来。假若不出这次事故，这次横渡大西洋可算一帆风顺了。
　　潜艇好不容易才到达北美海岸附近，十一月十日，在大班克斯附近的海里，潜艇凭借新英格兰三座大城市波土顿、波特兰和班戈的无线电方位航行着。在离他们的目的地南面五十英里、惊涛拍岸的荒山岛附近，艇员们发现回音测深仪坏了。要想让潜艇安全地驶过湾口，到达海岸，这个仪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潜艇沉到海底，行家里手们开始抢修这个仪器。这时候，盟军已经逼进德国。俄国人在一次大规模进攻中渡过了多瑙河。美国的轰炸机向吉姆佩尔家乡梅泽堡的工厂投下了一千五百八十一吨高爆炸弹。虽然，在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总统击败了共和党的托马斯·Ｅ·杜威，解决了这趟使命原来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但德国对技术情报的需要却越来越强烈了。在雷达战中，盟军学会了使德国的夜间战斗机看不到目标，因而越来越多的盟军轰炸机避开了德国的机关枪口。擅长高频无线电技术的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可以助一臂之力来扭转这种形势。但是，他们必须首先到达美国。他们在大西洋海底就这样呆了一个星期，等着专家们修理回音测深仪。每个人尽量悄悄地行动，因为拖网渔船就在附近的海面上作业；一艘渔船甚至就停在潜艇上方的海面上。只有到了夜间，潜艇才敢动弹，浮到接近没有渔船的海面上，伸出通气管，开动内燃机，使蓄电池重新充电。
　　希尔比希中尉奉命把这两个人送到弗伦奇曼湾附近的海滩上，因为这个海湾水深，偏僻，而且接近主要的公路和铁路线。可是，有一天柏林的无线电台告诉他们，由于另外一艘载着执行类似使命的另外两个德国人的潜艇在附近不远的地方被击沉，1230号潜艇必须选择其他地方把两人送上岸。吉姆佩尔、科尔波和希尔比希研究了其他登陆地点，罗德岛州的新港，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缅因州的波特兰和缅因州最北面的海岸，这些地方海岸附近的海水都比较深。希尔比希最后还是确定弗伦奇曼湾是所有这些地方中最安全的地方，决心在回音测深仪修好后，不顾上级的命令就在那儿登陆。他们花了许多功夫，终于把测深仪修好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那天下午4 点钟左右，1230号潜艇的马达发动了。螺旋桨使它从一片污泥的海底里浮了起来，推着它向北缓缓航行。第二天上午，它进了弗伦奇曼湾。希尔比希驾驶着潜艇，连续几次缓慢的前进，最后才到达登陆点。科尔波和吉姆佩尔换上了便服，检查了他们的行李。当潜艇在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附近冒出水面、停了下来之后，他们爬上橡皮艇，在滔滔的波浪中向着黑糊糊的大陆划去。他们跳上海滩，告别同伙，攥起行李，登上通往树林的斜坡。在他们的身后，两个水手摇摇晃晃地划着橡皮艇，他们带着橡皮艇回到潜艇上，1230号潜艇立即破浪而去，大陆被抛在后边，危险也被抛在后边了。一瞬间，潜艇没入水中。希尔比希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它，绕过湾口的岛屿，驶入苍茫浩瀚的大西洋。
　　回头再说岸上的科尔波和吉姆佩尔。他们穿过雪盈盈的树林，来到一条泥泞的路上，刚刚走出一百码左右，一辆小汽车从他们身边开过去，车开得很慢，离他们也比较远，所以没有撞着他们。车里坐的是哈佛·梅里尔·霍奇金斯，中学高年级的学生，得过十枚奖章的童子军。他刚刚参加过舞会回家去。他家是终年住在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南端的六家当中的一家。他没有认出两个人是谁，当他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把脸扭了过去。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个人的衣服为什么穿得这么少。
　　“冬天这儿没有人穿轻便大衣呀？”他暗自思索着，觉得在这样的夜晚，尤其不应该穿得这么少。他沿着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开着车。不一会儿，两人撇开道路，钻进树林。霍奇金斯想到许多人都在耽心间谍登上海岸。他停住车，走下车来，一直顺着他们的脚印找到海边。可是他在那儿什么也未发现。
　　霍奇金斯的父亲达纳，是汉考县行政司法副长官。这时候他正在外面打猎。小霍奇金斯和他的母亲商量了一会儿，决定等他第二天上午回来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科尔波和吉姆佩尔继续走着。他们几乎不吭声，看见前头有一所房子，便拐上另外一条泥泞小道，最后又转到一条公路上。他们在公路边吃力地走着，当地的另一个居民、二十九岁的玛丽·福尼开着车从他们身边经过，看到了他们，但是什么也没有去想。突然间，科尔波的小提箱的提把脱了。他打开箱子，修好提把。他和吉姆佩尔从口袋里掏出自动手枪，塞进箱子里。两人没戴帽子，聋拉着脑袋，顶着越下越大的雪花走着，大约走了五公里，来到美国一号公路。
　　这是连结缅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一条主要公路，他们转上公路，又走了一阵子。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辆小汽车在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科尔波跑过去一看，发现它是一辆出租汽车，他让司机把他们送到三十英里之外的班戈，他们付给六美元。下午一点半，他们到达班戈，在一家饭馆里换了十块钱，付了车费，然后走进火车站。凌晨两点钟，他们搭上去波特兰的火车，清晨六点钟到达。在这儿，吉姆佩尔遇上了第一件使他感到害怕的事情。
　　他和科尔波到一个饭馆吃早饭。吉姆佩尔要了火腿和鸡蛋。
　　“你要什么面包就着吃呢？”掌柜的问。
　　吉姆佩尔愣住了。美国面包有各种各样的吗？这个问题他的确没有想到。这里有什么样的面包？他应当要哪一种面包呢？
　　“啊，什么样的都行，”最后他终于答了上来。
　　“要烤面包吗？”
　　“好的，”吉姆佩尔松了一口气，　“就来烤面包吧。”
　　吃完早饭，他们赶上另一趟火车，上午十点钟左右到达波土顿。约摸这个时候，行政司法副长官霍奇金斯和他的儿子哈佛来到哈佛昨天看见这两个人和他们的脚印的地方。可是不凑巧，下完雪又下起雨来，他们登陆的全部痕迹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这位司法官心想这两人八成是窃贼，没有进一步调查这件事。
　　在波土顿，吉姆佩尔碰到了第二件事使他战战兢兢。两人走进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买帽子。吉姆佩尔还买了一条领带。售货员瞧着吉姆佩尔的褐色华达呢轻便大衣说，这件大衣不是在美国买的。吉姆佩尔心里不觉一惊。
　　“我只要瞅一眼它的料子和式样，就知道它不是美国货。”售货员说。吉姆佩尔支支吾吾地说什么这件衣服是他在西班牙旅行时买的。这倒是实话，不过从这次以后，他再也没有穿这件衣服了。
　　在战时的波士顿，他们找旅馆可碰到了一些困难，在晌午的时候，他们总算在埃克斯饭店登记上了。他们在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车去纽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之后，他们把小提箱存放在车站里。为安全起见，他们把装着钱的皮包存放在城市的另一处车站——宾夕法尼亚车站的一个旅客行李锁柜里。然后，他们在第二十三街东头一百四十五号的肯莫尔霍尔饭店找到了一个房间。十二月一日，星期五，下午三点钟，他们用假证件办理了登记手续。他们打入美国的计划成功了。
　　吉姆佩尔和科尔波急于要办的事情是找一套公寓房间，作为他们的活动总部并设立无线电台。任何钢筋建筑物都不适于设立无线电台，而纽约的公寓房大部分是钢筋建筑物。两人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打电话找房地产中间商，根据报纸上的分类广告，去看出租的公寓房。为了建立信誉，科尔波在麦迪逊马路和第四十二街拐角处的一家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存入三百美元。他们看了几处公寓，都是钢筋建筑物，只好全部放弃。十二月八日，星期五那一天，他们终于在曼哈顿东区比克曼街三十九号一栋楼房的顶层找到了一套小型公寓房间。这是一套转租房子。他们租了下来，每月租金一百五十美元。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他们在肯莫尔霍尔饭店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吉姆佩尔在一马路下了车，把一双黑皮鞋忘在车上。他先下车，等在那里，是想不让人注意是两个男人在租公寓住房。科尔波拎着两个小提箱来到房间的时候，二房东的妹妹朱丽塔·德尔·巴斯托夫人正在打扫屋子。科尔波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名叫考德威尔，新从英格兰来。过了一会儿，二房东来了。他左叮咛，右嘱咐，要“考德威尔”爱惜留在房子里的盆景花草。　“考德威尔”说，他在康涅狄格州他妈妈的家里学会了栽花种草，要是叫他代为照看房里的花草，他打心眼里高兴。他预交了两个月的房租。不一会儿，吉姆佩尔也到了。
　　这当儿，五千吨的《康沃利斯》号英国货船，在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到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的圣约翰的途中，于十二月八日凌晨六点钟，在离荒山岛西北八英里的地方被鱼雷击沉。
　　船头右舷发生了爆炸，使这艘船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葬身海底。这是几个月来第一艘船只在美国海岸附近被击沉。海军告诉联邦调查局，八月在美国海洋附近被击沉的一艘潜艇上有一名间谍，这名间谍还活着。这是在暗示联邦调查局：击沉“康沃利斯”号货船的那艘潜艇——它实际上是1230号潜艇——可能也在美国海岸这一带理想的登陆地方把间谍送上了岸。联邦调查局立即展开了追捕。联邦调查局波土顿分局派遣一批特工人员到缅因州，他们组成一支沿海巡逻队，开始在海军暗示的可能的登陆地点的居民中进行调查。小霍奇金斯和福尼向他们提供的情况最有价值。看来，两名间谍的确已经潜入美国。可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发现另外的情况。
　　没有任何人乘搭那天晚上沿着美国一号公路从马蔡亚斯经缅因州到达班戈的唯一的一趟公共汽车。从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电话局打出的长途电话也没有可疑的问题。缅因州中心火车站的检票员和货车司机也都没有发现什么意外的情况。联邦调查局没有想到询问出租汽车司机。对各个司法机构和所有其他可以捉供消息的来源都普遍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进一步的结果。尽管如此，调查仍然在进行。
　　在纽约，联邦调查局所要找的那两个人，每天一大早就离开他们那栋四层的砖楼，晚上很晚才回，俨然是两个勤奋的商人。他们为间谍活动作了一些准备。搬到这所公寓的那天，他们到商业区去买了一部收音机。在列克星敦马路靠东不远的第四十四条街东头一百二十四号的一家商店里，吉姆佩尔看到了他想要买的东西，他等候在外面，科尔波进去买了一台旧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吉姆佩尔打算把它改装成一台八十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样他就可以不需要稳定发射频率时经常需要的石英晶体。第二周的星期二，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人在下曼哈顿格林威治街上一连串的无线电电器商店逛了一趟。他们按照以前的做法，科尔波进去买东西，吉姆佩尔在外面等侯着。科尔波花三十美元买了一个万能表，还买了两个小毫安表，一个616 真空管，以及一本一九四四年版的《无线电手册》，供他安装电台时参考使用。
　　他们还买了一个放大镜，以便阅读怎样安装电台的缩成微粒的说明书。　（后来证明放大镜的倍数太小，毫无用处）。他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回比克曼街。一两个月后，吉姆佩尔就可以从这里与柏林的德国保安局六处的电台取得联系。第二天，他们取回了存放在宾夕弗尼亚车站锁柜里的装着大捆大捆钞票的皮包。
　　德国派他们前来搜集技术情报，可是他们没有花多大气力干这件事。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用来下饭馆，看演出，两人平均每天花一百美元。无线电城④音乐厅里，正在上映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玉女神驹》。在大舞台上，圣诞节演出节目《耶稣诞生记》光彩夺目。阿斯托尔电影院放映的音乐片《合家欢》从头到尾响彻着朱迪·加兰荡气回肠的歌声。纽约几家最高级的夜总会科帕卡巴纳，埃尔莫罗科和斯托克挤满了顾客。虽然正在发行第六次战时公债，政府机关要求人们把废纸、罐头盒和油节省下来，虽然肉和汽油仍然定量供应，但战争几乎十之八九已经打赢了。每个人手头都有很多钱，金贝尔斯⑤登出广告，说它“每天晚上营业到九点钟”。男子成衣店里出售四十美元至五十美元一套的西服，二十五美元五角至五十美元一件的带有设计师名字商标的雨衣，两个间谍看见这样的雨衣，不觉动心了。吉姆佩尔需要买几件美国衣服来代替那件使他差点暴露身份的欧洲轻便大衣。于是，他在鲍厄里街买了一双棕色皮鞋和一件军官雨衣。在洛克菲勒中心，他定做了一件西服上衣，在罗伯特·里德店里定做了一件大衣。　（科尔波也在附近的罗杰·肯特店里定做了一套衣服）。
　　科尔波仍然吵着要到街上玩。对于间谍活动，他远远没有吉姆佩尔那么用心，在他看来，好不容易到纽约一趟，应该先玩个痛快，工作暂且不去管它。吉姆佩尔觉察到了这一点，不过他还能左右得住这个比他年轻的小伙子，多数时候管得住他，有时拗不过他，只好作些让步，让他出去过过夜生活，科尔波于是在外面胡混，既喝酒，又找姑娘。
　　这个瘦小的美国人，还花了不少时间思考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从事间谍活动是危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弄不好就会掉脑袋。再说，这项活动也不显得特别重要和紧急，他的搭挡似乎不忙着去安装无线电发报机，也不急于搜集情报发回德国。他的疑虑越来越重了。
　　这的候，一桩出人意料的事件破坏了这座城市圣诞节的欢乐气氛，瓦解了人们的胜利信心。希特勒的西线军团在比利时向美国军队发动了猛烈进攻，打得他们晕头转向。美国许多公民心神不定。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还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消息时，心头宛如刀绞。科尔波也听到了阿登地区攻势的消息。他真感到左右为难，他既希望德国赢得这场战争，又不想让美国输掉它。现在，凸出地带战役⑥迫使他必须正视这个矛盾。最后，他决心解决这个矛盾。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两人去取定做的衣服。当天上午的《纽约时报》以头号标题刊登前线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发回的一条消息：纳粹加强进攻力量，投入十三个师；大雾阻碍盟军飞机轰炸敌人横冲直撞的各路纵队；美军收缩被敌人打开四十五英里突破口的翼侧。
　　下午五点钟左右，两个间谍来到洛克菲勒中心。人行道上逛商店的人摩肩接踵，身着草绿色和海军蓝军装的军人比比皆是。市民们戴着浅顶软呢帽，穿的大衣盖过膝盖。五马路上，顶部雕着护路神小型塑像的漂亮、雅致的古铜色交通灯，闪烁着红绿光芒——实行半灯火管制的街道上，几乎只有这么一点灯光。在无线电城前面，滑冰的人在凹陷的溜冰场上旋风似的兜着圈圈，溜冰场的两边，是法国风味和英国风味的餐馆，周围是直上云霄的摩天大楼。人们俯视着滑冰的人，欣赏着高大圣涎树，聆听着扩音器里播送的《电车歌》、　《白色圣诞夜》、《圣诞夜歌》等歌曲。
　　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先到罗杰·肯特店取出了科尔波的一套衣服，然后去罗伯特·里德店。但是科尔波并没有进去。
　　他对吉姆佩尔说，他手里抱着从这家商店的竞争者那儿买来的一盒子衣服，要是进去让店里人看见了，一定感到难堪。
　　他说他在外面等着，看看滑冰，听听圣诞颂歌。
　　吉姆佩尔走进店里去了。这时大约是五点一刻到五点半钟光景。气温停留在摄氏零度左右。整个纽约城里，主妇们在收听电台为妇女播送的专题节目，儿童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有关侦探迪克·特雷西的故事。在洛克菲勒中心，科尔波这个替德国当间谍的美国青年，正在作着重大的决定。他没有去看溜冰场，而是混进人群，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比克曼街。他让出租汽车在外面等着，自己上楼把他的小提箱和他与吉姆佩尔最近买来装皮包的那只新的小提箱拿了下来。他在下楼的时候，碰上了德尔·巴斯托夫人。她正上楼回她的房里去，科尔波（她只知道他叫考德威尔）亲热地同她说了几句话，他放下小提箱同她握手，祝她圣诞节愉快，他说他自己准备到康涅狄格同他家里人一块过节。说完就走了。
　　出租汽车把他送到中央火车站。他把两个小提箱存放在车站的行李寄存室。这两个箱子的匙钥在吉姆佩尔身上。他不想拎着这两个手提箱走路，所以把它们存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他存好了小提箱，拿着新衣服，来到列克星敦马路下面的地铁站，向着住宅区的方向坐了两站，到了第五十九条街。他先买了几卷手纸，然后以威廉·Ｃ·考德威尔的名义，在中央公园南头豪华的圣莫里茨饭店预订了房间，并预付了房租。
　　吉姆佩尔从罗伯特·里德店里取出了他定作的西装上衣和大衣，走出商店一看，科尔波不见踪影。吉姆佩尔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他马上返回比克曼街三十九号，发现两个小提箱已被拿走。德尔·巴斯托夫人告诉他，科尔波一个小时前已离开这儿，回家探亲去了。吉姆佩尔谢了谢她，赶忙走了出去。
　　他心里琢磨着，科尔波无非是想携钱逃走。他还猜得出，这个小伙子在去康涅狄格之前，说不定要在纽约吃喝玩乐一番，他不会找那个麻烦，随身携带着他无法打开的两个小提箱。吉姆佩尔急速赶到中央火车站，到新英格兰的火车就从这里出发。在车站的行李寄存室里，他看见了那两个小提箱。他在那儿悠悠逛逛地等了三个小时，盼着科尔波或许会回来取这两个提箱。一直到午夜，科尔波还不见人来。吉姆佩尔对行李寄存室区的一个管理人员说，他在这儿存放两个箱子，但是把存条丢了。那个管理人员让他进去；吉姆佩尔取出了他的箱子，拿出钥匙，当着管理人员的面打开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些脏衣服和一个莱卡牌照相机。吉姆佩尔签了收条，领走了这两只提箱，回到比克曼街，在那里过了一夜。
　　起初：他并不认为科尔波会背叛他。他摸透了科尔波的心思。科尔波头两天两晚果真是尽情地消遣。可是吉姆佩尔很快就紧张起来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一点半钟左右，他退出了比克曼街的寓所，把电台留在那里。他挟着两个纸盒子，对德尔·巴斯托夫人说他要同“考德威尔”一块过节去。实际上，他回到了附近他认识的一位邻居家，然后他在第二十二街和列克星敦马路的拐角处，肯莫尔霍尔饭店以西只有半个街区远的乔治·华盛顿饭店，以爱德华·格林的名字办理了住店的登记手续。这时候，他心里越来越紧张了。他开始担心科尔波在讲话时会把他的假名泄露出来。他害怕回到邻居家里被人认出来，所以始终没有在乔治·华盛顿饭店里住下。他来到七马路第三十三街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对面的宾夕法尼亚饭店，以乔治·科林斯的名字办了登记手续，他可以出示伪造的证件来证明他叫这个名字。
　　这一次他又准确地猜出了科尔波的心思。科尔波在莫里茨饭店住了两个晚上以后，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午的时候，去看他的老朋友埃德蒙·Ｆ·马尔卡希，他是他在法拉格特海军上将军官学校的老同学。马尔卡希的家住在纽约市昆斯区里奇蒙希尔第一百一十一街十三号公寓九十一号。在他家里。马尔卡希的妈妈告诉科尔波，他的儿子在贾梅卡的一家鞋店工作。科尔波来到这家鞋店，两个老朋友一边吃午饭，一边聊着往事。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们在马尔卡希的家里又约会了一次。当马尔卡希正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科尔波走了进去。
　　“埃德蒙，”他说，　“你还记得你说过我永远不会碰到任何真正麻烦的问题吗？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有许多麻烦问题。”
　　“什么麻烦问题，比尔？”马尔卡希问。
　　科尔波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讲了出来。
　　“我是刚从德国来的。”
　　“你是说你以前呆在德国？”马尔卡希不大相信。
　　科尔波再次说他来之前是住在德国，然后解释他来美国是为了搜集情报。马尔卡希问他如何把情报弄回德国，科尔波把无线电台的情况，他的特务同伙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又把整个情况讲了出来：他乘《格里普霍姆》号轮船去里斯本，进入德国，在海牙间谍学校接受训练，领受了指示，乘潜艇又回到美国。但是，只有当他把他的微粒信件，写着美国战俘名字的微型胶卷，填着考德威尔名字的假身份证，他的德国制造的手表，以及他手头仅有的一千九百元之金钞票拿出来给马尔卡希看了之后，他的好朋友才相信他了。马尔卡希问吉姆佩尔现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科尔波说。“我甩开他了。”
　　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同当局接触的最好办法是马尔卡希用电话告诉他所认识的联邦调查局的一位特工人员。他们商量完之后，一同出去喝了几杯。科尔波就在马尔卡希家里过夜。第二天，他在纽约城里有一个约会，那天晚上就是圣诞前夜，他和马尔卡希在格林威治村几家酒吧间挨个喝酒、看跳舞，马尔卡希凌晨四点钟左右同一个朋友一块回家去了，科尔波仍然同几个新朋友泡在一起。他在圣诞节上午九点钟左右才回到昆斯区。他和马尔卡希白天睡觉，出去吃了饭，又商量了一下如何同联邦调查局接上头。二十六日，星期二，科尔波在五马路马克·克罗斯皮货店买了一只小提箱，回到莫里茨饭店，收拾了行装，办了离店手续，回到贾梅卡鞋店。他和马尔卡希早早吃了饭。然后，在下午六点钟左右，马尔卡希终于向纽约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他说他有重要的情况，不便在电话里谈，希望联邦调查局派一个特工人员到他家里来。七点半，特工人员威廉·Ｏ·麦卡丘来到他家，科尔波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并且拿出曾经使马尔卡希相信了他的全部证据给他看。
　　麦卡丘把科尔波带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在那里，科尔波详细报告了吉姆佩尔的情况；他长的什么模样，穿的什么衣服，怎样讲话，用的假名是爱德华·格林，戴了一只印加文化标志的戒指，他经常去纽约时报广场地下铁的一个报摊买秘鲁报纸，他有一个习惯，从胸兜里掏出钱来，把零钱又塞回去。几个小时之后，不仅纽约、而且全国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吉姆佩尔。
　　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各地机构的特工人员，逐个检查旅馆，出租住房，火车站，公共汽车终点站，机场，邮局的邮件待领处，寻找模样同吉姆佩尔对得上，使用他的真名或假名的人。在纽约，特工人员马上来到比克街三十九号，他们只发现吉姆佩尔留下的电台。然后，他们仔细查问了他们知道的每一个饭店的出租住房。他们昼夜二十四小时监视着纽约时报广场地下铁的那个报摊。他们调查了吉姆佩尔买衣服的罗伯特·里德店。那里的记录写着，一个名叫爱德华·格林的人买了两样东西；一件西装上衣，它只有一排钮扣，共三颗扣子，衣服是灰蓝色料子，白条子中间夹着一英寸见宽的浅蓝色条子；带盖的口袋，每只袖子上有三颗小钮扣，另外是一件深蓝色大衣、两排钮扣，海力蒙的缝制式样，前面六颗扣子，每只袖子上四颗扣子，左边一个胸兜，两边各有一个带盖的侧兜，大衣后背上没有束带。商店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这两样衣服的样品，联邦调查局拍了照片，分发到各个地方。
　　科尔波把他寄存在中央火车站的两个小提箱的存条交给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询问了行李寄存室的管理人员，发现“格林”已经把箱子领走。他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个盯梢，以便在他回到车站等侯科尔波取箱子时把他逮住。他们普遍检查了各个旅馆的房间，发现爱德华·格林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二十分在乔治·华盛顿饭店登记过。但是饭店的一位女招待说他显然没有在这里住过。联邦调查局也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盯梢。　　吉姆佩尔忐忑不安，想方设法比他的追捕者的行动快一步。他用了新的假名，换了旅馆，为他争取了一段时间。可是罗网已经越收越紧了。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九点钟之前不久，吉姆佩尔在七马路和第四十二街入口处的纽约时报广场地铁站的报摊买了几份报纸。在那儿监视的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人员，发现他像他们所要找的那个人。他穿的两排钮扣的大衣和他的西装与吉姆佩尔所买的衣服样子一模一样。
　　但他们看不清他是否戴着印加戒指，他既没有去问、也没有去买南美秘鲁报纸，只是仔细地翻阅着英文报纸和杂志。最后他买了一本袖珍本的俄国概况；在交款处，他讲了几句英文，带有外国口音。当他付钱的时候，他的手伸进大衣里面，显然是从西装上衣胸兜里掏出一张钞票。
　　两个特工人员互相点了点头。一个赶在吉姆佩尔之前离开了店，开动地下铁的自动升降梯。当吉姆佩尔走上升降梯的时候，另一个特工人员跟了上来。在升降梯上，第一个特工人员转过身来，说他和另一个特工人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亮出自己的徽章，并问他叫什么名字。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问道。
　　一个特工人员告诉他，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正在进行例行调查，他们只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犹豫了一会儿。
　　他们又追问他。最后他回答：“格林。”
　　两个特工人员于是询问他的全名和家庭住址。他说他叫爱德华·格林，住在马萨诸塞州。他们把他带到报摊后面一间房间里，搜查了他的全身。在他身上，他们发现了一张选征兵役分类卡，卡片上的名字是爱德华·乔治·格林，住址是波士顿马萨诸塞大街一百八十二号；一张填写同样名字的美国海军预备队退伍证，用棉纸包好的一万零五百七十四元钞票和九十九颗小钻石。在他旅馆房间里，特工人员搜出四万四千一百元钞票，没有填写的选征兵役登记卡、选征兵役分类卡、美国海军退伍证和出生证，两把上了子弹的自动手枪，莱卡牌照相机的胶卷和两小瓶隐显墨水。
　　吉姆佩尔和科尔波被控犯有间谍活动罪，总督岛⑦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证明他们有罪，宣判他们死刑。但亨利·Ｓ·杜鲁门总统减轻了他们的刑罚。
　　德国在美国的最后一次特务活动就这么结束了。为了这次活动，纳粹损失了六万美元，九十九颗钻石，白白耽误了一艘潜艇的时间，柏林、德累斯顿和海牙间谍学校的间谍头子为这件事花费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千秋帝国⑧高级官员们的迷梦化为泡影。这次活动完全是一无所获。
　　2.原生动物，言语和历史
　　整整八个年头，迦太基的天才军事家汉尼拔，把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南部的几个省蹂躏得一塌糊涂。汉尼拔幼年时，他父亲让他发誓：永远同罗马不共戴天。在罗马和迦太基争夺地中海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和其他战役中都打败了罗马军队，现在又在糟塌他们的麦田和牧场。他正等着他的弟弟哈士杜路巴的到来。公元前二零七年的春天，哈士杜路巴率领四万八千步兵、八千骑兵和十五只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他们兄弟俩的军队将联合起来去打垮罗马人。
　　哈士杜路巴到达意大利北部之后，立即给在意大利南部的兄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将在意大利东海岸的翁布里亚同汉尼拔会合。他派遣四个高卢骑兵和两个努米抵亚骑兵给汉尼拔送信。送信人从意大利的北部奔到南部，找不到汉尼拔。在汉尼拔北上的时候，送信人又返回来去追他。由于路途不熟，送信人被罗马军队俘虏，押送到执政官那里。最初，他们拒绝回答执政官提出的问题，但是在严刑的威逼下，他们承认带了一封哈土杜路巴写给汉尼拔的信。
　　这位执政官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罗马执政官尼禄。尼禄（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皇帝）让翻译念了信。他立刻意识到一旦他们兄弟会师，将会造成怎样的危险。他把信送到元老院，要求增派军队。他立即向北进军，迎击哈土杜路巴。他的军团在梅培乌罗河向哈士杜路巴发动进攻。哈士杜路巴得不到他兄弟的支援，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被罗马军队歼灭。这次胜利一劳永逸地消除了罗马可能被迦太基征服的威胁。罗马继续进军而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
　　梅培乌罗河战役在军事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次战役是爱德华·克里西所著《世界史上十五次决战：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一书中唯一以情报为致胜先决条件的一次战役。因为自从文明伊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千年中，军事情报对战争几乎没有产生过作用。
　　其实，情报向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生物谋生的斗争中，甚至原生动物也必须具有接受情报并判断情报真假的本领。一个动物要吃掉它的猎物，必须先看到它，再抓到它。而情报就象呼吸一样：对生物体的机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并不处于支配地位。动物从观察和接触猎物而获得情报，而人还能从言语、文字获得情报，除了接触目标以外，还能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情报的范围和威力。但是，尽管如此，最初人们并不能依靠情报打许多胜仗，一般来说打不了许多胜仗。在古代和中世纪，征服一个国家的战略非常含糊，很不明确。被征服的国家即使掌握了有关这些战略的情报，得到的好处也有限。人们很少有可能利用情报来帮助己方集中足够兵力来打败敌人。　　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的部落和国家不要情报。它们经常搜集和使用情报。厄瓜多尔不开化的蛮人，偷偷溜进敌人的村庄去数房子，以估计敌人的兵力。古代埃及人审问战俘。
　　朱利叶斯·凯撒派遣侦察兵侦察敌人的兵力。中世纪的统治者雇用间谍。蒙古人派遣骑兵四出侦察地形。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破译人员破译了外国外交官的秘密信件。有时候，情报导致了胜利。当凯撒从俘虏那里得知，一支蛮敌的首领已经集结六千步兵、一千骑兵，准备进行伏击时，他将计就计地打败了敌人。当间谍向英王查理一世报告，有一辎重队正在向撒拉逊人运送供应晶时，查理一世集中骑兵袭击了这支辎重队。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情报并没有左右战争的进程。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虽然错过了一个战俘提供情报所带来的有利时机，他还是赢得了哈图什战役的胜利。威尼斯从截获的情报中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指挥官要求偿给二万金币，不然就请皇帝亲自到前线打仗。威尼斯虽然知道这个情况，可还是没有赢得胜利。坎尼战役是军事大捷的典范，在那次战役中，汉尼拔包围并打败了人数较多的罗马军队，但那次胜利丝毫没有依靠情报。在中世纪的许多围攻战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是依赖情报取胜的。克里西著的《世界史上十五次决战：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一书中谈到的另外十四次决战，例如雅典士兵打败薛西斯的亚细亚军队的马拉松战役，依靠的也不是情报。基督教徒阻挡摩尔人的伊斯兰教潮流的图尔战役，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国的黑斯廷斯战役，破坏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布伦赫姆战役，几乎决定美国革命命运的萨拉托加战役等等，在所有这些战役以及悠久的战争史中其他大多数战役中，决定胜负的都不是情报，而是战术，决心和实力。
　　只是到了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情报才开始找到了它需要的时机和力量，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创造了铁路、电报、精确的地图、庞大的军队和参谋部。这样，就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动员军队，对付敌人来犯等问题制订详尽计划。同时，工业化使得情报作为社会的重要因素而面目一新。古希腊人用不着考虑一个国家的矿山能出产多少煤和铁矿石，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以及它的敌人——来说，这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情报终于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了。
　　也是这些革命，为情报活动提供了手段，使它能够更多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日报问世了，武官在外交活动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军队的规模扩大了，需要审问的俘虏和缴获的文件也多起来了。从电报和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敌人情报，远比偶尔伏击信使所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气球、飞艇和飞机比那怕突破敌人纵深的骑兵所能看到的还要多、还要快。照相机把瞬息即逝的情景拍摄下来，照片上的景物比肉眼看到的要详尽得多，而且照片可以复制，供给其他人看。所有这些方法，大大加强了情报活动的能力。
　　与此同时，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也在加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参谋部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古时候军队的指挥官和封建君主，也把他们的助手召集在一起，组成顾问班子，商议军机大事，但是这些机构都是临时凑成的，一旦任务完成就解散了。只是当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君主们可以不再依赖打劫粮秣，可以自己供养他们的正规军，从而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的时候，才开始形成常设的参谋部。在十七世纪，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指派他的军需总监和一些助手预先制订出第二天的行军和扎营计划，进行侦察并起草命令，在这样的计划活动中，孕育着参谋部的萌芽。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随着战争越来越复杂，指挥官们把各有专长的助手们召集在身边为战争服务。助手们提供所需的情报，以便指挥官作出决定，然后这些助手按照指挥官的总的决定，发布行军、供应军需品等等一系列具体命令。例如，指挥官下令：　“进攻右侧！”他的参谋长便喊出命令：第二团前进，第三团改变方向，从进攻敌人左侧变为进攻敌人右侧，然后转入后备队；炮兵开始射击；军需官供应弹药等等。参谋部各不相同，正如指挥官因人而异一样。
　　腓特烈大帝的参谋部很小；拿破仑的参谋部则比较庞大，但组织得不太好。新创立的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将军们，很快就拥有自己的参谋部，称作“将军的参谋部”。
　　但是，这些都是战时的临时机构。到了一八零三年，才由普鲁士建立了第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它是一个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在为战争制订计划的机构。
　　普鲁士的参谋部，就好像工兵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兵种。最初，它有自己的军服，后来，这些军服简化成同陆军的灰色军服一样，只是在裤子上加上深红的条子。参谋部的军官，都是从普鲁士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有天才的人，先送他们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再把他们调回。军官团中能获得这样显要职务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一八七零年约二百人，一九一四年约六百人。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在柏林那座红砖建筑物的参谋总部里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在军部、团部和要塞指挥部的较小的参谋部——这些统称为部队参谋部——里工作。不论什么时候，差不多总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柏林工作。
　　此外，他们还定期离开参谋部，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这样轮换工作，为的是使他们既能接触实际问题，又能在整个军队中宣传参谋总部的作战方针，实施参谋总部对全军的控制。他们多谋善断，训练有素，选拔严格、擢升迅速，使得参谋官员成了军队中的精华。参谋部严谨的作风（一位参谋长说过；　“参谋部的军官没有名字。”）工作的秘密性质，一八六六年对奥地利和一八七零年对法国所取得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胜利，以及德国人对军队的敬畏——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德军参谋部无往不胜、暗中操纵着历史命运的神话。
　　参谋总部的基本任务，是在一旦同某个国家发生战争时，为德军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这自然需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情报，就像某一支军队需要随时掌握敌情一样，因为一个国家必须能“看到”敌人将要发动进攻。一八—六年颁布参谋总部的基本职责和组织形式的命令，其中开头一段说：“本部（指参谋总部）工作，必须着眼于对本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问题有着最准确的了解，必须为可能爆发的战争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由于这个参谋部是常设的，它的活动从不间断，因此，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使情报活动有了自己的常设机构，从而加强了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
　　尽管如此，参谋总部的情报活动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活动。它和制订作战计划的活动混在一起。关于某个国家的原始情报材料，通常送到制订作战计划的两个机构（一个负责东部战区，另—个负责西部战区）中的一个。那里的军官将这些原始情报资料和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制订战略方案。柏林的参谋总部没有设立常设的独立机构来全面分析研究情报。同样，在部队参谋部里，没有任何军官是专门从事情报活动的。
　　原因是有人从根本上反对搞情报活动，就象有人反对技术发明一样。贵族军官团担心新的技术人员会夺去他们对指挥官职务的准垄断权。在这方面，德国的军官团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团更加惶恐不安。结果，法军的师和师以上的参谋部已经设立了情报部门来全面分析研究情报，英国也设立了情报部，而德国却还没有设立。
　　不过贵族军官团对新的现实还是作了一些让步。随着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零年战争的爆发，德国军队动员起来了。
　　参谋总部变成了总司令部。它的职责迫使它不能象和平时期那样按地区来进行组织，而只能以活动方式来进行组织。因此，它的组织机构里包括一个全面分析研究情报的部门，直到一九一四年参谋总部不复存在时为止。这个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大量的情报资料（在战时收到的这种资料，比在平时收到的要多得多），从中挑选出重要的情报，判断它们是否可靠，将它们写成综合报告，送交作战部。作战部再据此发布野战军参谋总长的命令。后来，随着和平时期的恢复，反对情报工作的意见又占了上风，情报机构被解散了，情报工作又成了可有可无的次要工作。
　　然而，有一个方面，在普鲁土同奥地利发生战争前取得的某种成果，到了和平时期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个方面就是间谍活动。这个间谍活动组织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传奇式的谍报局的前身。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陆军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康特·冯·毛奇根据紧急情况成立了情报处，专门收集他需要的有关未来敌人的各种情报。五月底，也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情报处收到当时正在维也纳的一个出生于德国南部的青年军官提供的消息。消息说：奥地利正组织北部集团军，由路德维希·冯·本尼迪克担任指挥。这是告诉毛奇；奥地利军队将以一支联合部队向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进行包围或发动钳形攻势。他根据这个情报改进了自己的计划。两三个星期后，另一个特务向柏林提供了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序列情报和奥地利军队中比较重要的指挥官的传略。这个特务成了德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特务。
　　他就是巴龙·奥古斯特·施卢加，二十五岁，修长的身材，黄头发，蓝眼睛。他出生于匈牙利的兹索尔纳（今捷克斯洛伐克日利纳），在维也纳工业大学念过书，参加过奥地利步兵团，在一八五九年的马让塔战役和索尔费里纳战役中表现叫“非常勇敢”。大家认为他有当参谋的才干。但是他在一八六三年借口要结婚并经营自己的地产而辞了职。不久，他投考奥地利军官学校。他得到了该校的毕业证书。这显然能使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打进奥军司令部，获得他后来向柏林提供的情报。毛奇只用了七个星期就打败了奥地利。这样，毛奇才发现情报处的可贵之处，因而把它作为常设机构直接由他自己管辖。
　　情报处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没有固定编制。它在参谋总部的各个部门中被来回扒拉。一八八九年，随着任命了一批副参谋总长，情报处划归第三副参谋总长（主管情报）领导。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成了著名的大本营情报处。就在那些年，情报处的经费增加了，除了俄国以外，在欧洲首屈一指，机构也逐渐扩大起来了。到一九零一年，一百二十四名文武官员指挥着在比利时、瑞士、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罗马尼亚等地军事情报站的特务活动。
　　他们的目的，首先是搜集敌人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可以透露敌人为集中兵力进行首次决战而制订的部署计划。
　　他们对德国的夙敌法国所进行的此种活动取得了部分成功。
　　施卢加在一八六六年战争之后到巴黎，在普法战争前向普鲁土驻巴黎武官提供情报。参谋总部情报处给他取的代号是“十七号特务”。
　　德国人逐渐把施卢加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大特务”。他是个漂亮、有教养、有贵族气派的人物，他的头长得象俾斯麦。对参谋总部情报处来说，他多少还有点神秘。情报处从来不知道他的情报来源，不知道他另外还有些什么活动，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巴黎用的是真名字还是假名字。他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他争辩说，情报处只能过问他完成任务的情况。
　　从一八七零年战争结束，到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四十年和平时期中，参谋总部情报处基本上把施卢加打入了冷官。
　　虽然他继续打报告，经常报告一些令人可笑的情况，情报处每年仍然只同他谈一次话，为的是使他不被人怀疑，以便在紧要关头听候使用。
　　这个计划十分奏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　“十　七号特务”向德国提供了间谍头子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法国人在战争动员的第五天将如何部署他们的部分军队。这是间谍史上最得力的情报之一。这个情报显然证明参谋总部情报处必不可少，它的经费完全没有白花。因为它为德国提供的这份情报，对于在后来必然发生的事变中打败法国军队的反攻，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一四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成了那个重大事变的导火线。
　　德军一九零八年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生效的野战勤务条例宣布——和以前宣布的一样——最确切的情报来自目力观察，主要由骑兵来获取情报。但是，德军的十个骑兵师未能在战争开始时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深入敌后侦察情况。后来，堑壕战更使得这种希望成了泡影。
　　在堑壕战中，关于敌人的大量情报，同以往一样，是作战部队用肉眼观察获得的。多数情报是眼睛看得清的。堑壕里的士兵报告敌人在挖新战壕了，敌人在筑机枪掩体了。他们派出侦察小分队，到更近的地方去侦察，去抓俘虏，也许还能缴获文件。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能发现敌人的新阵地，侦察敌人的新战术，抓住俘虏，缴获新式武器。
　　他们的基本情报由新的测向方法加以补充。譬如，声测队和光测队确定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以便德军炮兵能够瞄准它并加以摧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最快的侦察工具当然是飞机。使用飞机进行侦察的活动发展得非常迅速，以致仅仅在战争爆发后八个月，总司令部就不得不对它进行集中指挥。在炮兵弹着观察和战斗进行期间，速度都极为重要。侦察依赖视力。观察人员在炮弹落下时用无线电报告，或者用笔记下敌人的活动情况。
　　但是，使空中侦察成为最有意义的情报手段的原因却是由于摄影术的应用。一九一五年首次拍摄的垂直航空照片证明，它们所获得的情报，比肉眼看到的要多得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许多照相机每周从空中拍摄的地面的面积，比康涅狄格州还大。航空摄影成了德国军事侦察的主要手段。这个新的情报手段，对双方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下述事实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一九一七年以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吓得不敢在白天调动军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天，东普鲁土柯尼斯堡德军要塞的无线电台，截收了俄国军队的几封明码电报。这几封电报披露了俄国军队向东普鲁土大举进犯的意图。电报内容非常详细，使得东部战区德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对于敌军动向的了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掌握了敌军意图，德军就在塔内贝格战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少数几个决定性胜利之一）中包围、分割并全部消灭了俄国军队，从而使俄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惨败。它还打开了德国人的眼界，新的情报活动方式，对德国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
　　塔内贝格战役以后，德军统帅部设立了无线电截听站。
　　新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由德军电讯侦察之父路德维希·福伊特提供的。一九一四年年底，福伊特三十二岁，担任了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台长。他在电台内设立了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密码分析所。虽然它的破译密码能力不如法国（例如，法国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而德国从未破译过法国的外交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分析所对东方的电讯侦察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德军高级将领说过：　“俄国参谋部的无线电报，总是预先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集结的地方和新的行动计划。”由于预先了解情况，德国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
　　敌军堑壕里的电话提供了更多的口头情报。一九一五年初，三十二岁的电报监察员奥托·阿伦特发明了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可以接收接地回路的电话，并放大它的声音，从而能收听到电话中的谈话。到一九一八年，德国用二百九十二个这样的装置来偷听电话。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本营情报处是由一个普通参谋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的。他三十五岁，中等个子，黄头发，精力充沛。他象在战场上率领一个团的人马那样领导这个间谍机构，因为他是一名普鲁土军官，服从一切命令。但他远不是一位神秘的间谍头子，就象他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间谍，也从来没有同一个间谍谈过话。”他常常说，他认为他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监督间谍活动，不如说是协助他的上级想办法，提建议，处理间谍提供的情报。
　　到一九一七年，他指挥着大约一百五十名情报军官。其中许多人在总司令部直接受他领导，另外一些人在柏林、在军区情报站、在西线的下级指挥部、在东部战区和东南战区司令部里工作。大部分特务由九个军区军事情报站领导。其中安特卫普情报站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个情报站从一九一五年初开始，是由著名的“博土小姐”埃尔斯贝特·施拉格米勒领导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安特卫普情报站控制了大本营情报处在西方的三百三十七个特务中的六十二个；三个月之后，施拉格米勒博士几乎使她的特务人数增加了一倍，并且使积极活动的特务人数由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大本营情报处里最著名的间谍，当然是玛塔·哈里。使用这位享有盛名的舞女当间谍的主意，是大本营情报处驻克勒弗的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想出来的。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尼古拉在科隆的多梅饭店遇见了她。他把她安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法兰克福特·霍夫饭店，对她进行训练。当时杜塞尔多夫军事情报站负责人勒佩尔上尉（他谨慎地住在另外一个饭店里）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指导她。施拉格米勒博土替她安排旅程，并教她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写报告。安特卫普情报站的哈贝扎克先生教她如何使用隐显墨水。然后，她以Ｈ—21的特务代号，偷偷潜入敌国。勒佩尔收到了她用隐显墨水书写的、从掩护地址邮寄的两三封信，信里没有重要内容。一九一七年初，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驻马德里武官要求付钱给她的一封电报。他们逮捕了她，并在一天清晨，在可怕的万森碉堡的院子里把她枪毙了。
　　虽然玛塔·哈里成了“间谍”的代名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成功的德国特务，却是至死没有被敌人发现、死后若干年还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十七号特务——巴龙·施卢加。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向德军统帅部提供了关于在法国进行战争动员的第五天里部分军队部署的情报。这份情报并没有满足德国的间谍头子们本来对它所寄予的莫大希望。因为德国的指挥官还是不清楚法国是否正在实施他们所怀疑的ＸＹⅡ号计划方案，这种担心使他们不敢利用施卢加的情报。
　　施卢加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失败了，由此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可能促使七十三岁高龄的施卢加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回到德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又返回巴黎展开全面活动。他的通信系统，利用法国和瑞士之间边境控制的漏洞，每隔两天送回一次报告；这些报告常常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达大本营设在德国西南部，隔着边界与瑞士的巴塞尔遥遥相望的南方情报收集站。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所写的报告，情报收集站在六月十一日就收到了。这份报告透露：　“英军抱怨缺乏弹药。由于弹药不足，他们不能履行诺言去支援法国在阿拉斯北部发动的攻势，并对此表示歉意。”
　　施卢加的情报，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情报是不完全的，主要因为总司令约瑟夫·若弗尔和国防部长亚历山大·米尔朗不让立法机关的成员知道他们的计划。一般来讲，施卢加只能提供战术方面的情报。除此以外，他的报告时真时假，反映出他不能及时报告法国高级当局瞬息万变的观点。不过在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方面，施卢加的消息确实是非常灵通的。他的报告看来是准确的。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几乎引起一场大灾难。
　　这么一个老练、可靠、安插得天衣无缝的特务，给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坚持亲自看施卢加的报告。他不是把它们当作参考情报（这些情报只说明部分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决定性的情报来看待。施卢加呢，则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政府的弱点。这使法尔肯海因更加倾向于低估法国发起进攻的意图和力量。结果，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漠视法国可能发动进攻的明显迹象。那时法国正在集结军队，修筑工事，准备发起进攻，甚至俘虏也供认法国确实在准备进攻。协约国在那年仲夏按兵不动的表面现象，以及施卢加的报告，使他坚信总的形势对协约国完全不利。假若他继续完全依靠施卢加的报告，他本来是要遭到惨败的。但是，后来无可争辩的隆隆的重炮声，宣告了这位间谍的情报可靠性的破产。法尔肯海因被迫调兵遣将击退协约国的进攻。
　　施卢加一直工作到他的身体支持不住时为止。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他回到德国，在大本营领取了退休金，一年以后便死了。他的上级认为他是“间谍史上空前杰出的间谍”。
　　倘若说大本营情报处在施卢加身上取得了成功，刀口么它在三个关键方面却遭到了失败。一个是对美国。尼古拉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他认为获取美国军队可能调驻欧洲的情报，　“不是情报机构份内的事”。在美国已经参战几个月之后，大本营情报处甚至才开始准备对这个新的敌人展开间谍活动。而且，直到最后，搜集美国情报的只有七个间谍，而美国军队却将最后打败德国。
　　大本营情报处的第二个失败，是经济方面的间谍活动不得力。而在这场战争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情报处不知道、因而也没有向德军和德军统帅部报告战场上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
　　德意志帝国海军自然也利用情报。海军部参谋部门有四个情报机构：一个负责侦察和负责管理谍报人员，一个负责观察和密码分析，一个负责军政事务，还有一个是分析研究外国海军情报。通讯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机构。
　　出生于德国北部的马丁·布劳恩中尉，在他四十来岁的时候，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建立了一个由四百五十八人组成的机构，总部设在德国北部的新蒙斯特，那里有一个大无线电台。另外还有二十多个截收站和定向站，分布在德国海岸线一带、内地和德国海军舰艇上。在日德兰战役中，他的密码破译员向德国公海舰队提供了关于大不列颠大舰队的位置和动向的大量情报。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
　　3.控制机构
　　柏林。本德莱尔大街。一座现代式的钢筋混凝土办公大楼。大楼正面的棕黄色拉毛粉饰，四排大小一样的窗户，为大楼增添了生气，使它看起来不那么森严可怕。后面，许许多多的厢房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构成一块块大大小小的庭院。
　　这座建筑物就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在地。它本当是德国军事力量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报活动的中心。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说实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甚至从来没有自己的分析研究情报的机构。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态度。
　　纳粹德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一体化的国家。德国的情报工作却不是这样，它不是由某一个高级机构统一指挥的。
　　各种各样的收集情报的机构各行其是地进行活动。它们的发现最终只汇集到阿道夫·希特勒一人的脑子里。
　　德国的情报机构范围广泛、名目繁多。德国作为现代化工业国所拥有的各种收集情报的机构，包括像外交部和各个政党那样通常为和平目的或者为国内服务的那些机构，都被用来为战争效劳。但是，尽管是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下，这些情报机构的组织却有些混乱，不是那么严密和井井有条。
　　有时候，几个机构进行同样的活动，因而彼此竞争；有时候，属于某个指挥系统的一个机构，却把它收集到的情报送给了另一个指挥系统。
　　德国的情报机构并不是在一九三九年突然羽翼丰满起来的。它的某些部门是在产业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军事情报工作的格局，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头十年间，没有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和束缚住，按照原来那个格局恢复了军事情报机构。希特勒上台以后，这些机构就和陆海空三军那样，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得到扩充。情报机构里最新的成份，是在一九三零年和以后才成立的纳粹党的情报机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机构存在于社会的四个方面：武装部队，政府各部，纳粹党和私营部门。
　　仔细探讨一下这些具体部门以及它们的活动机构，就像一次奇妙的快照那样，会使我们清楚看到整个体系和各个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关系，就不可能知道它们的活动过程。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名义上统率整个武装部队。他手下的国防部长掌握着实际指挥权。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到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里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当上了总理、因而也就是担任了政府首脑时为止。第二年，在陆军元帅冯·兴登堡总统去世的时候，希特勒将总统职务和总理职务合而为一。他因此在名义上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是他对武装部队取得绝对控制权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当盖世太保凑巧发现战争部长（国防部长的新头衔）同一个妓女结了婚之后，希特勒取消了战争部，把整个武装部队的“直接的亲自的”指挥权揽在自己手里，并且在战争部的主要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命令“作为直接由我指挥的军事参谋部”
　　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根据我的指示对帝国防务的各个方面作好统一的准备”。这是第二步。
　　威廉·凯特尔将军担任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身体结实，年近六十，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平平庸庸的人。当希特勒想找一个人领导他的新参谋部，并且向战争部长征求关于他的意见的时候，战争部长回答说：“啊，凯特尔不成问题，他正是领导我那个部门的合适人选。”希特勒采纳了这个意见，说道；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凯特尔坚信希特勒是德国的救星，对希特勒提拔他感恩不尽。而且，他经常接近希特勒，颇受他的影响，他对希特勒一片忠诚，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当一颗谋杀希特勒的炸弹爆炸之后，凯特尔从烟尘中爬起身来，使劲抱着他的主子，大声喊道：　“我的元首，您还活着！您还活着！”那年的下半年，当武装部队的成员可以合法地加入纳粹党的时候，他加入了。凯特尔认为，支持希特勒，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是他应尽的责任。在形势会议上，他常常插话，表示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他从不反对希特勒，大概只有一次是例外，也从不支持反对希特勒的指挥官。他不让希特勒看到令人扫兴的情报，怕他看了后感到不安。他对希特勒唯命是从，即使他本人认为希特勒的命令对军事行动有害，或者同希特勒刚刚发出的另一道命令相矛盾，他也不去管它。一位观察家一语道破地说：他只知效忠，没有个性。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没有这样一副奴才相，他早就被撤换了。
　　他手下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此人薄薄的嘴唇，瘦削的面庞，沉默寡言，机诈权变。如果有谁称得上是希特勒的参谋长，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一九三六年，他不肯当德国新建立的空军中的参谋总长，宁愿继续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第一任部长。他也相信希特勒，但不是像凯特尔那样毫无保
　　留地相信。有时候，他挖苦希特勒，有时候又硬顶他几句。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他比较讲究策略、比较圆滑。他在报告有关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问题的形势会议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些具体事件的时候，有时不经意地透露了整师部队后撤的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他常常先回避困难问题、只是等到后来才把它们提出来，并且奉劝希特勒作出让步，甚至改变主意。
　　一九四四年，他也参加了纳粹党。他会耍笔杆子，希特勒的许多作战命令和德军的许多公报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最后的墨迹之一，是在兰斯的一所学校里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拥有的权力，似乎使它能够运用协调一致的战略为陆海空三军制订作战计划，就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但是它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它是一个参谋部，没有指挥权。凯特尔的权力只限于统帅部内部；他不能对陆、海、空军的三个总司令发号施令。只有希特勒才能那样做，虽然他常常通过凯特尔来发布这些命令。第二，三个总司令互相妒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陆军的力量最强大，德国是大陆国家，因而陆军是最重要的军种。海军不会让一个门外汉来处理它的特殊问题。空军是由赫尔曼·戈林指挥的，在党内，他同希特勒交往甚密，这使他比凯特尔拥有更大的权力。陆、海、空军的三个总司令从未聚集在一起联合制订过作战计划。第三，希特勒想把制订如此重要计划的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他担心不这样做就会大权旁落。他基本上把统帅部，尤其是把统帅部的作战部，当作宣传他的观点的喇叭筒。他让它处理许许多多的紧急事务，忙得它团团转，无暇考虑长远计划。他一直使它保持一个小小的规模，大约只有五十至六十名军官。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个堂堂皇皇的名称，同它实际拥有的权力是不相称的。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作了一系列决定，将前线划分为东部战区和其他战区。他指定西部战区（法国）、南部战区（意大利和非洲）、东南战区（巴尔干地区）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东部战区（俄国）则由陆军总司令部指挥。这就是说，陆军总司令部同苏联作战，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英国和美国作战。实际上，希特勒的目的是要削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权力，从中分出一个陆军总司令部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让这两个互不协调的机构成为平等的因而也就互相竞争的机构。这就中断了以西方同盟国为对象、因而也就是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服务的陆军情报机构的指挥系统。
　　在原来的战争部里，有几个机构从事情报工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保留了这些机构，在战争期间又增添了一些机构。
　　——军事谍报工作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Ａ—ｂｗｅｈｒ）一处负责的。　（Ａｂｗｅｈｒ这个词的意思是“防”，在这里指的是反间谍，反情报，这是谍报局的作用之一，但不是它的唯一作用。　）谍报局是由三个处组成的（二处处理破坏活动和少数民族起义。三处处理反谍报。　）这三个处反过来又是对外情报和反情报部的一部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由于谍报局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有关间谍的一切活动，例如吸收和派遣间谍、指挥和通信，都是由谍报局一处替陆、海、空三军统一负责。
　　——卡纳里斯的谍报局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外情报处（一般叫作Ａｗｓｌａｎｄ）。它的各个小组收集、分析、估价并发送情报，尤其是外国报刊上关于其他国家的可能影响军事形势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情报。
　　——密码处截收外国的新闻、外交和军事无线电报，破译其中的密码电报，并且分发破译结果。这个处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下面的武装部队通讯局，人们常常称它为" ＯＫＷ／ｃｈｉ" ，或者只叫“ｃｈｉ".这是德文名称" Ｃｈｉｆｆｒｉ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密码处）的简称。
　　——战争期间的邮件检查是由对外情报和反情报部下属各站负责的。
　　——同军事问题有关的外国经济情报，是由战时经济和军备部的战时经济处负责收集和分析研究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这个部为负责军火生产的新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所接管，它换了好几次名称，就象这个部的对外情报处换了好几次名称一样。
　　——一九四三年一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情报机构，为统帅部挑选重要的情报，并把这些情报送给约德尔。这个情报机构自己很少分析、估价情报，只是根据各军种的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简报提出它自己的报告。
　　除了作战部下属的那个小小的情报机构之外，所有这些组织郡是上有总部，下有分部。它们的总部都设在本德莱尔大街或元首府附近的地方。
　　希特勒所领导的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外，还有陆，海、空三军。每一个军种有自己的总司令部。一九三五年，当希特勒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开始迅速扩军的时候，发生了两起组织机构上的重大变化。从那年三月一日起，希特勒公开建立了空军，作为德国军队的第三个军种。六月一日，陆、海、空三军各自的最高指挥部有了统一的名称：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每一个总司令部有自己的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兼任航空部长和其他重要职务。
　　以前，这几位总司令向战争部长汇报工作。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亲自执掌三军指挥大权，从那时以后，他们就直接向希特勒汇报。在大战期间，这种指挥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在俄国发动的闪电战的失败已成定局之后几天，撤掉了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由他亲自担任作战指挥。不过他没有正式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希特勒征服陆军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从此以后，他掌握了绝对的直接指挥权，向前线的司令官们下达作战命令。
　　陆军总司令的直接下级是野战部队的司令官和总司令部各部门的长官。在和平时期，后者包括陆军军械部、陆军行政部、陆军组织部的负责人，各军兵种监察官，以及在这些地位平等的军事领导人中间名列前茅的那位陆军参谋总长。
　　在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陆军参谋总长下到野战部队之中去，总司令部任命一位负责陆军装备和兵员补充的指挥官，替他承担为战时陆军征召、训练和装备部队的繁重任务。除了组织部以外，总司令部里其他所有部门都由这位指挥官领导。像陆军参谋总长一样，他的唯一上司是陆军总司令，在后来就是希特勒了。
　　陆军参谋总部后来移到野战指挥部里。野战指挥部的代号叫“策佩林”。它设在柏林南面二十英里远的措森。这是两个半圆形的Ａ字屋顶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它从这里指挥着作战部队。
　　尽管换了名称，这个机构仍然是和毛奇和施利芬的参谋总部一脉相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参谋总部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被遣散。凡尔赛条约规定它“应当解散，不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建立”。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在陆军解散它之后的第二天，它被改组为军队部。陆军总司令说；　“形式改变了，精神仍然不变。”在整个二十年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过程中，军队部保持了凡尔赛条约规定不能保持的参谋总部的传统。军队部三处负责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军队部卸下了伪装，重新以陆军参谋总部的名称出现。这个名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保持着。陆军部三处变成了陆军参谋总部三处，即外国军队处。
　　一九三九年的陆军参谋总长是弗朗茨·哈尔德。他是炮兵出身、矮矮的个子、留着平头，戴着夹鼻眼镜，喜欢思考问题，讲话的声音小。他是巴伐利亚人，曾经在普鲁士参谋部内当过军官。虽然他不得不纸上谈兵，缺乏象德国人所说的“振臂一呼，三军雷动”的英雄气概，但他工作得非常得心应手，颇有战略头脑，受到下级的崇敬。在形势会议上，他体现了参谋人员知识渊博，判断准确和雷厉风行的优良传统，但是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性格显然使他无法和他志同道合，并且使他有些忿忿不满。他恨希特勒，但愿意为德国效力，他内心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往往使他无法工作。他同希特勒的争论越来越频繁了，但哈尔德始终没有勇气提出辞职。他等待着，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希特勒终于因为他在达豪战役中反击作战迟缓，解除了他的职务。
　　接替他的是库特·蔡茨勒。他比哈尔德活跃得多，在开始时对希特勒也比哈尔德顺从得多。在对法作战和对俄作战期间，他在解决复杂的后勤问题上，表现了超群的智慧和过人的精力。他性格直率，不太敏感，讲话粗声粗气，执行命令雷厉风行。他在担任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的时候，就象希特勒所说的那样，　“好象一只大黄蜂嗡嗡地飞来飞去。”元首认为，一九四二年夏天加拿大军队在迪埃普的试验登陆是企图入侵欧洲，他认为盟军那次登陆企图被挫败，主要是蔡茨勒的功劳。因此，他在解除了哈尔德的职务以后，将蔡茨勒连升数级，让他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他的无以复加的感激，他比哈尔德略逊一筹的威望，以及他对俄国前线的缺乏了解，都使他在一开始时不宜过份同希特勒作对。但是到后来，他越来越对希特勒的军事计划提出异议，有时甚至发火。希特勒对他日益冷淡，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就撤掉了他的职务。
　　下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坦克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剥夺了他的指挥权；现在又把他召了回来。在一些人看来，这项任命是这位德国装甲部队创始人兵旅生涯的顶峰，但它却使另外一些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古德里安只有一技之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行，但要担任参谋总长，却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性情急躁，作风粗暴，甚至在情况介绍会上讲话的时候也是盛气凌人。虽然他同蔡茨勒一样，要求参谋人员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但他并不怕同希特勒争论，有一次，他甚至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希特勒暴跳如雷。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特勒早就把具体的作战指挥权攥在自己手里。在纳粹寿终正寝之前的一个月，古德里安嘟嘟嚷嚷要求和平的时候，希特勒撤了他的职，让汉斯·克雷布斯取而代之。
　　这些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的人物。他们是陆军参谋总部的十二个部门——作战部门、组织部门、制图和地形测绘部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领导人的直接上级，也是在战争动员时隶属这些部门的机构——例如交通、通讯和气象预报部门——的负责人的直接上级。
　　有两个部门分析估价情报。它们是三处（西线外军处）
　　和十二处（东线外军处）。十二处的最成功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赖因哈德·格伦将军。　（十二处这个奇怪的数字的由来，是由于原来只有三处从事情报工作，称为外国军队处。随着德国和外国重整军备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三处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因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另外设立了一个处。这个处就叫十二处，原来的三处依然不变。　）这两个处是按照“衬衣扎在裤子里的人属于西方，衬衣放在裤子外面的人属于东方，”这个原则来分管世界的。向它们提供关于外国军队的情报的有各种各样的渠道——间谍、密码破译，战俘审讯、前线观察等等。它们分析这些情报的真伪，衡量它们的重要性，然后从中得出关于外国，尤其是敌对国家的军队的编制、实力和意图的总的估价。它们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高级机构。有一次，一位上级在概括它们的任务时说：　“我想从你们这里了解的是：敌人正在干什么？”
　　在这两个处成立的当天，任命了第四副参谋总长，担任它们的上级。他的目的是统一情报分析估价工作，通过分析来比较全面地掌握情况。这种打算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是由于行政、政治和人事方面的原因，另一部分是由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各自负责不同的战区，这使得第四副参谋总长的一半工作对参谋总长来说毫无意思，因为参谋总长只管对俄国的作战。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这一职务。从此以后，这两个处就直接归他领导。
　　隶属参谋总长领导的其他一些机构也搜集和估价情报。
　　通信兵设有无线电情报总部。驻外武官收集情报，通过外交部将这些情报送到参谋总部。
　　野战部队同样收集和估价情报。有些人员和机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巡逻兵、侦察分队、炮兵观察员、战俘审讯员，缴获文件的翻译工作人员，以及通信情报单位。
　　另外一些人是在作战过程中附带地进行情报活动的。他们抓俘虏，从死人身上搜查文件，报告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所有这些情报都提供给战地指挥部的情报官。
　　最初，这样的参谋部只在师一级才正式设立，后来扩大到军，军团和集团军。虽然它们的规模有大有小，它们的组织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在集团军、军团和军这几个级别上，参谋长指挥着参谋部的工作，起着司令或军长的代理人的作用。参谋长的主要助手是第一参谋，主管部队的作战。
　　师参谋部不设参谋长，第一参谋代行参谋长的职务。参谋部的情报军官是第三参谋。　（参谋部其他军官包括：训练参谋，军法参谋、兽医参谋、通信参谋、炮兵参谋，以及纳粹党训导主任。德国本土上的参谋部设有军需参谋，但在前线，一位专职军需军官负责处理这种事务。）参谋长、第一参谋和第三参谋（师以及有时候军这两级除外）通常是参谋部的成员。
　　空军和海军不象陆军那样需要大量的情报，因为它们同敌人的接触既不广泛，也不频繁。因此它们的情报机构比较小，正如它们本身机构比较小一样。
　　空军本来是从陆军中派生出来的，因而它的情报机构非常象陆军的情报机构。空军的分析估价情报的主要机构是外国空军处，也就是空军参谋总部第五处。在战争期间，空军作战部应运而生，成为空军参谋总部的主要机构，第五处于是被普遍称为作战部的情报处。另一方面，它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东线外国空军情报，另一个负责西线外国空军情报。条令规定第五处的任务是分析估价涉及到空战的外国情报。其中包括收集有关轰炸目标的材料。图片中心处理和研究具有战略意义的航空照片。空军特别战俘审讯中心是第五处的一个战地单位。
　　空军总司令部还包括另外一些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机构。
　　通讯情报总部由空军通讯处领导。为了满足空军总司令部关于战略航空摄影的要求，成立了特别远程侦察机中队。驻外空军武官也提供情报。
　　同陆军一样，空军也设立了战地情报机构。大约每七架飞机中有一架是侦察机。远程侦察机中队主要使用照相机进行侦察，近程侦察机中队则主要用目力观察。战地司令部的摄影小组冲洗自己拍摄的照片，并对照片加以说明。陆军部队的联络官向侦察机中队传达地面部队对航空侦察的要求，然后回去报告侦察结果。在空军总司令部里，一位将官（在战争期间他的官衔发生了变化）监督着空中侦察机构。
　　战地无线电侦察单位收听敌方空军单位的电讯情报。跟随空军作战部队的空军参谋部门多半是按照陆军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其中包括分析研究情报的情报参谋。摄影单位和监督无线电侦察的通信单位的负责人都在这些参谋部门工作。
　　海军情报机构集中在柏林海军总司令部。战争开始之后几个月，海军总司令部在一次改组中成立了海军作战指挥部。它有三个下属机构收集和分析情报：——海军作战指挥部一处，即作战处。它在作出指挥决定的过程中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判断。
　　——海军作战指挥部三处，即外国海军处。它对收到的原始情报进行分析，并把这些情报交给海军作战指挥部一处。这个处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专门掌握有关所有外国商船的情况。
　　——海军观察处，海军通讯情报机构的通常称呼。它和海军通讯机构一起组成海军情报处（Ｍａｒｉｎ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ｄｉｅ—ｎｓｔ）。这是对“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这个德文词的方便称呼，不过这个称呼有时把人弄糊涂了。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 的基本意思是“新闻”或“消息”，也有“通讯”和“情报”的意思。海军情报处原来是海军作战指挥部二处。但海军观察处的规模迅速扩大，使情报处由处变成了司，在战争后期，负责潜艇的机构接管了海军作战指挥部二处之后，这个司实际上变成了海军作战指挥部四处。严格来说，海军观察处是这个司的无线电侦察处。
　　战争期间的德国海军是由两个人指挥的。自从一九二八年以来指挥海军的是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被身材矮小、面颊瘦削、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卡尔·邓尼茨海军元帅所接替。邓尼茨作为潜艇指挥官，发明了狼群战术。这种战术几乎使德国赢得了大西洋海战的胜利。他担任海军总司令以后，仍然兼任潜艇首领的职务。
　　虽然陆、海、空三军自然而然地比德国其他社会部门集中着更大的力量从事军事情报活动，但还有几个部级机构也参与情报工作。
　　这几个部当中的第一个是外交部。它派在国外的外交官利用驻外机构的传统办法搜集情报。其中许多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情报。外交部政治部接收并分析研究这些情报。商务机构处理经济情报。外交部也有自己的密码破译员，他们隐蔽在行政人员之中。外交部新闻司负责阅读外国报刊，从中寻找政治经济情报。
　　外交部长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对外国情况的了解，以及他以前在卖香槟酒时学会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担任希特勒的外交事务首席顾问，赢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那就是通过淡判达成了一九三五年英德海军条约。希特勒认为这个条约消除了他在推行侵略计划时遭到英国干涉的危险。不久，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无论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快就发现他自负、虚荣、愚蠢。有一次，他接见一位美国外交官，他自己足足讲了两个小时，除了翻译的时间外，老是滔滔不绝。他一直坐在椅子上，两手伸开扶着椅把，闭着眼睛。他死死地保护着他那个官僚主义的小王国。唯恐别人插手，他有一半时间花在内部的互相争吵上面。但是在战时，他的这种做法很不成功。
　　他在外交部建立一个主要是在国外执行任务的间谍机构。在外交官们看来这是颇不寻常的。他的动机之一是要揽权。这个间谍机构称作三处，即情报处（一处和二处是宣传单位。　）同样的动机驱使他建立了一个无线电监听所，称作湖滨楼特别监听所。这一次他略有所失，因为他不得不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共同使用这个监听所。戈培尔还有一个获得外国消息的来源，那就是官方新闻机构德国新闻局。
　　另外一个部也设有搜集情报、主要是经济情报的机构。德国经济部里有一个外国经济局，该部的半独立性的德国统计局里有一个外国经济情况统计和外国经济研究中心。它们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提供了不少材料。
　　德国最成功的情报机构之一是具有部级地位的研究部。
　　研究部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它窃听电话，截收外交、商务和新闻方面的无线电报，并且破译密码。虽然它独立进行活动，但为了掩饰秘密，却在表面上同德国的其他机构保持着最广泛、最复杂的行政联系。它是全国性机构，从国家预算中领取经费，但它在行政上却对一个邦政府即普鲁士邦政府负责，然而普鲁士邦政府并没有交给它这些任务。为了伪装，它还在它的名称上面加上“德国航空部”，尽管它同那个机构毫无联系。后来，它的官员的名字列在四年计划委员会官员名单里面。它之所以能和这个机构牵扯在一块，是因为这些机构都归赫尔曼·戈林一人领导。他既是普鲁士邦政府首脑，又是德国航空部长，四年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戈林一人控制着研究部的工作。有时它的确象是戈林个人的通信情报机构。
　　第三帝国的政权当然掌握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手里。纳粹党有自己的情报机构，这就是党卫队保
　　安处，它有部分机构从事对外情报活动。除了研究部外，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才成立的唯一的德国重要情报机构。
　　党卫队保安处的首要作用，是使纳粹党时刻警惕它所面临的一切危险。它是向它的母组织黑衫队报警的。黑衫队原来是在一九二三年作为希特勒的警卫队而成立的，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纳粹党的保卫队。一九二九年，海因里希·希姆莱担任黑衫队队长。希姆莱留着平头，戴一副眼镜，是一位颇为精明的组织家。他冷酷无情，死心塌地为希特勒和他的反犹太人使命效劳。希特勒看中了他，让他管理整个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机构，负责集中营、强劳营、死刑毒气室和国中之国的党卫队军事机构。
　　纳粹党在一九三零年九月的选举中突然赢得了重大胜利，从那时以后，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加强了对纳粹党的监视。希姆莱很快意识到他需要一个情报组织来向他通报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的活动。就在这时候，一位年轻的由于有闺房之丑而被革职的前海军军官正在寻找职业。他拿着的一封介绍信最后落到了希姆莱的手里。信中如实地介绍他当过“信号兵”（Ｎａ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ｏ“ｉ2 ｉｅｒ），但希姆莱把它理解为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即“情报军官”。他还看到介绍信里所附的照片。他喜欢这位年轻人的北欧日耳曼人特有的英俊面孔。
　　他把他召了来。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这位高个子、大屁股、黄头发、蓝眼睛、二十七岁的小伙子来到希姆莱在慕尼黑郊外的养鸡场。这位党卫队首脑用军人的话说：　“我需要一个情报官。”他让这个年轻人在二十分钟内把他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应如何进行活动的想法写下来。这位求职的年轻人同情报工作从来没有任何联系，但他根据当海军时所学到的一套军事知识，写出他的文章，文章中也夹杂了一些军事术语。希姆莱当即雇佣了他。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火箭式升迁从此开始了。他不择手段地使党卫队的力量和情报活动达到实际上几乎控制整个国家的程度。从这一点上来讲，象他这样的官运，在第三帝国只有几个最了不起的人才有，但是，就其对德国海外情报所产生的影响来说，这桩事情又是第三帝国最大灾难之一。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在墓尼黑纳粹党总部的一间几人合用的办公室里，海德里希开始整理剪报和收到的其他情报。这份差事的确不怎么好。但是他没有放过时机。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慕尼黑褐色大厦纳粹党总部里作了论“敌军战斗方法”的讲演。九月四日，他下令在党卫队里建立情报网。十一月，他赢得了他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巴伐利亚警察局的一位老纳粹党员在为警察进行特务活动。海德里希发现了这件事情后，十分成功地把他“争取”过来了，巴伐利亚警察局不仅没有得到关于纳粹党的情报，纳粹党反而获得了关于警察局活动的情报。一个月之后，海德里希连升两级，配得了三名文书，并且结了婚。
　　但是党卫队并不是纳粹党内拥有情报机构的唯一机构。
　　纳粹党的街头武装——褐衫队，或者叫做冲锋队，在一九三零年建立了情报机构。纳粹党的组织管理部门，地方上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以及纳粹党的地方机构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但是，冲锋队的种种不慎行为和警察行动，几乎使它的情报机构归于覆灭。到一九三二年年中，纳粹党内其他情报机构也渐渐消失，大概是它们竞争不过海德里希。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严格说来仍然只是“跟着”情报机构的海德里希（因为希姆莱自己继续担任首脑），担任了从那以后被称作党卫队保安处的处长。十天之后，他又被提升为党卫队上校。
　　到了九月，成立不久的党卫队保安处已经慢慢发展壮大，纳粹党总部已经装不下它了。新婚的海德里希夫妇，住在慕尼黑蒂尔肯大街二十三号有两间房的一套寓所里。这条街在慕尼黑大学附近，离施瓦本波希米亚中心也不算远。在一段短时间内，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曾经设在这对新婚夫妇的寓所里，后来搬到宁芬堡宫附近的楚卡利大街四号的一座别墅里。海德里希和他的妻子住在附近另一栋房子里。新工作地点的条件并不奢华：他们现在一共有七个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不得不在花园里一个铁圆桌上办公，用一个破碟子当烟灰缸。由于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机构，它的经费，无论是薪金还是物资供应，都是由纳粹党的财务部门支付的。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随着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的增加，经费也相应增加了，但从来不是非常充足的。海德里希曾经要求每月拨给党卫队保安处七十万零六百九十马克；纳粹党财务总管气愤地回答说，每月党费收入总共才不过七十一万马克！实际上，党卫队保安处每月只领到三十五万马克，其中只有八万马克是由纳粹党的财务部门支付的，剩下的二十七万马克是由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提供的。
　　纳粹党夺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后来又夺取了各个邦政府的权力，为纳粹党的官员提供了在政府机构里谋取一官半职的机会。他们以任何一个议会制度里得胜政党抢夺官职时的欣然而又迫不急待的心情抢官争权。在一九三三年的游行节、示威者迫使巴伐利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