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复社
明末文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其。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后继自任，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1629)，南京金陵大会(1630)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执政大僚温体仁等的嫉恨，又有陆文声等上疏参劾二张“倡导复社以乱天下”。于是朝廷下严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学士，此案才未酿成大狱。不久张溥病死，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一阶段。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峒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二阶段。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几社
明末文社。崇祯初年创立于江苏松江。倡导人为夏允彝、杜麟徵、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等，这六人又号为“几社六子”。其社名的含义是“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杜登春《社事始末》）。几社曾并入复社，但其成员不卷入政治派别之争，且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准入社，以“尽取友会文之实事”，几社成员，每逢三、六、九聚会诗酒唱酬，会友曾多至百人。
几社的文学观点受前、后七子复古影响较深，崇尚《文选》，曾仿《文选》体，将会友文章汇刻为《几社壬申文选》及《几社会义》。较有成就的作家有陈子龙、夏完淳等，他们的诗文具有充沛的感情，后期创作尤其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清兵入关后,他们坚持抗清,不屈而死。徐孚远在明亡后到台湾继续组织“海外几社”。入清以后，几社分为若干小社，其活动至康熙初年因受禁而终。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持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翺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临川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今江西抚州),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邹兑金、阮大铖、吴炳、孟称舜、凌蒙初等。汤显祖的思想与李贽、徐渭、三袁同属反对传统礼教、批判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临川四梦”(即“玉茗堂四梦”)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从万历年间开始，汤显祖与沈景等人曾在创作主张上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辩难。汤显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汤显祖还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色，又要有文采。
在激烈的争论中，汤显祖对沈景格律说的否定也有偏颇之处，但在创作思想上反对明初以来戏剧创作上形成的道学气，起到了振兴曲运的积极作用。
在汤、沈争论中，一些吴江派戏曲家如王骥德、吕天成和被认为属临川派的凌蒙初等能持诚恳、公正的态度。他们既承认沈景于曲学“法律甚精”的长处，也不回护沈景“法胜于词”“毫锋殊降”的不足，在充分肯定汤显祖作品“奇丽动人”、“境往神来，巧凑妙合”的同时，也指出他“略短于法”的瑕疵，因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两派逐渐合流的局面。这场争论，对于晚明至清代中叶传奇戏曲的鼎盛，对于李玉、李渔、洪昇、孔尚任等戏曲大家的出现，都起了促进作用。
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景。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等。沈景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沈景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景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沈景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江左三大家
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的合称。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因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为“江左三大家”,顾有孝、赵坛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钞》9卷，有康熙刊本。
钱谦益(1582～1664),常熟人、吴伟业(1609～1672)，太仓人，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入京师，授直指使，巡视北城。降清后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有《定山堂集》。龚氏与当时名士多所往来与唱酬，诗词皆工，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与钱谦益、吴伟业有相似的地方，但成就和影响都不如钱、吴。
岭南三家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番禺县人）、陈恭尹（顺德县人）、梁佩兰(南海县人)的合称。三人居里邻近，时相过从，在创作上互相推重，在当时岭南地区最享盛名。康熙三十一年(1693)，同为岭南人的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大家诗选》，隐然有抗衡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之意，自此始有“岭南三家”之称。
不过屈、陈、梁三人的生活道路与思想情趣实有区别。屈大均、陈恭尹曾参加持久的反清斗争，终生不仕清廷；梁佩兰则热衷功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得授翰林之职。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屈、陈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胸怀一股郁愤不平之气；梁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风格较平淡。唯在反映岭南的山川风貌、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方面，三家则有共同之处。
在艺术风格上，三家也各自迥异。王隼《岭南三大家诗选序》说：梁佩兰之诗“温厚和平，置之清庙明堂，自是瑚琏圭璧”；屈大均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陈恭尹“诗如哲匠当前,众材就正,运斤成风，既无枉挠，亦无废弃,梁栋榱题,各适其用，准程规矩，不得不推为工师”。这是符合三家诗的不同特点的。
浙派词
清康熙、乾隆时期的重要词派。此派创始于朱彝尊。他持论标举南宋,认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发凡》）；推尊姜（夔）、张（炎），曾在自题词集里声称：“不师秦七（观）,不师黄九（庭坚）,倚新声玉田(张炎)差近”。他强调指出，“词莫善于姜夔”（《黑蝶斋诗馀序》），认为词作“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崇尚醇雅，要求“词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朱氏词论实是针对当时词坛颓风而发。明代以来，词风的主要倾向不是深受《花间》、《草堂》的影响,囿于闺炜儿女、花草闲题,就是“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水村琴趣序》)。因此，朱彝尊想用清空醇雅之辞，以洗纤靡淫哇之陋，以纠粗率叫嚣之律。其论有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但他的理论更多地重视字句声律上功夫，对词的内容虽说过宜“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红盐词序》），但又鼓吹“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将词引向了狭窄的境界。其说正是清朝文网渐密、文士远祸避害心理的反映。朱氏选辑的《词综》，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
朱彝尊词论引起颇大反响。“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静志居诗话》）。其同里友人相与唱和，互相标榜，于是风靡一时。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皆有词集行世，与朱彝尊共称浙西六家。播扬朱彝尊词论最力者是厉鹗，他不仅从理论上继续申述朱氏之说，而且创作上成就亦较显著，使浙派的势力更加兴盛。
浙派的创作往往以词调圆转浏亮、琢句工致精美取胜，但内容比较贫乏。朱词有沉厚不足的毛病，厉词有□□窳弱的流弊，所以文廷式评论说：“自朱竹坨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慢。”（《云起轩词抄序》）他们间或也有一或感时寄兴之作，包孕着兴亡之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常州词派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词论始于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于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徊要眇”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其中周济最为突出。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于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26(李煜^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强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
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鋐、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阳湖派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洛，武进文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
恽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苏洵的文章，李兆洛、张惠言本治汉赋和骈文。他们接受桐城派的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张、李又主张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又主张兼学诸子百家。恽敬说：“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其高下远近华质,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补救桐城派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他对桐城派作者有不满,如评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上曹俪生侍郎书》），评刘大櫆文“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大云山房言事》)，评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论”（同前）等。但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比较驳杂和矜饰的缺点，不如桐城派那样雅洁自然。阳湖派的主张，不象桐城派那样拘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并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于恽敬、张惠言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同光体
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体”的一些开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沈曾植才年24，陈三立年23,陈衍年19,郑孝胥年15，都尚未成名，诗亦尚未能自成一体。保存在他们诗集里的作品，是光绪中期以后所写，陈三立诗集编年则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以“同光体”之称，并非完全确切。
清代诗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于同光体。同光体的特点是，主要学宋；也学唐，是趋向在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闽派陈衍主张诗有开元、元和、元佑“三元”之说，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石遗室诗话》)，重点在宋,他自己学杨万里;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陈宝琛学王安石；沈瑜庆学苏轼；后一辈林旭学陈师道;如李宣龚等则又是“直效海藏(郑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赣派代表陈三立，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派，后继者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梅尧臣、陈师道诸家。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沈氏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佑“三元”之说。这派上承清中叶秀水派的钱载,影响不大。沈氏诗弟子金蓉镜,具体而微。范当世学黄庭坚,陈曾寿学韩愈、李商隐、黄庭坚,俞明震学陈与义。不属于此三支，而一般也认为是“同光体”的诗人，“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较好内容，而较多的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现复辟思想。
同光体主要学宋的诗风,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原因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以后，已经极敝。“夫口餍梁肉，则苦笋生味；耳□筝笛，斯芦吹亦韵”（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所以同光体易于转移人们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键人物是陈衍。他在清亡后发表《石遗室诗话》,选《近代诗钞》,更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奔走其门，同光体因此风靡一时。其乡人林庚白早年学同光体，后来终于摆脱。他深有感慨地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门户既然，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其实不惟不善学古人，其视清之江□、郑珍、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虽囿于古人之樊篱，犹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诗，盖又下焉。”（《今诗选自序》）这是同光体诗人的反戈一击。
早在陈衍标榜同光体的光绪年代，其同乡友人林纾也已加以非议。他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识语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以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民国初年，“同光体”诗风，又侵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掀起了一场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斗争。柳亚子为此把“同光体”的追随者朱玺驱逐出社。然朱玺辈是不在陈衍诸人话下的人，打击朱玺，并不能使“同光体”退出诗坛。加以“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亦无能转移风气”（林庚白《今诗选自序》）。直到陈衍的32卷《石遗室诗话》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诗界革命观点的金天翮，在《五言楼诗草序》中，进一步指斥同光体诗人“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缙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隳焉。”这是对同光体最后的有力的抨击。到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入侵的时候，陈衍病死于南，陈三立病死于北，次年，郑孝胥死于伪满洲国，同光体诗派至此而告终结。
汉魏六朝诗派
近代以汉魏六朝诗为标榜的拟古诗歌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为王□运、邓辅纶。
王□运论诗注重“家数”，提倡“摹拟”（《湘绮楼论文》），而平生专精致力之处，则在追摹汉魏六朝。近代陈衍说:“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近代诗钞》)。
邓辅纶(1828～1893)，字弥之。湖南武冈人。咸丰元年（1851）副贡生，官浙江候补道。有《白香亭诗》。他早年即与王□运结识，相互唱和。陈衍说：“弥之诗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但微觉千篇一律耳。”他的和陶诗，颇能得陶诗韵调。
这一派诗人还有陈锐、程颂万、高心夔等。陈锐字伯□。湖南武陵人。王□运弟子，初学汉魏选体，中岁以后，则不为所囿，颇能自立。程颂万，字子大。湖南宁乡人。诗学古乐府六朝，但下及中晚唐李贺、温庭筠、李商隐。高心夔，字伯足，又字陶堂。江西湖口人。诗的功力甚深，不下于王□运、邓辅纶，五古追踪陶（渊明）、谢（灵运），七古以学杜（甫）为主，但都不拘执于形貌，而取其神理，故遣词造语颇多生新创辟之处。
晚唐诗派
标榜学晚唐诗的近代诗派。领袖人物为樊增祥、易顺鼎。他们着重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韩□，从韩□“香奁体”入手,好作艳体诗,追求对仗工巧，隶事精切，词采富艳,诗风典赡华靡,工整绵丽。樊增祥自称“性耽绮语”,“学诗自香奁体入”。学诗之初,“积诗千数百首，大半小仓（袁枚）、瓯北（赵翼）体，其余皆香奁体也”。又说“三十以前,颇嗜温、李,下逮西□，即《疑雨集》、《香草笺》，亦所不薄”（《樊山全集》续集第26卷）。易顺鼎诗以“近于温李者居多”，“以学晚唐者为最佳”。近体诗“惟以裁对鲜新工整为主”，晚年“益纵情于舞榭歌场”，诗“多冶游之作”（陈衍《石遗室诗话》）。属于这一派的主要诗人还有三多、李希圣、曹元忠等。
三多，字六桥，又署鹿樵、可园。满人。曾官绥远、奉天都统，杭州、库伦驻防大臣。为樊增祥诗弟子，工于隶事，极似樊。所不同者，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入诗。有《可园诗钞》。李希圣(1864～1905)，字亦元。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诗大多为七律，专学李商隐。有《雁影斋诗存》。曹元忠，字君直。江苏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曾官内阁中书。诗亦专学李商隐，其工妙不下李希圣诗，有《北游小草》。
湘乡派
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列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与□岑论文派书》）；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则显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2em">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因此，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
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曾国藩亦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此当指桐城派古文。因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
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轰开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接踵而至的是租界的霸占,洋场的开辟,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畸形生活,以乌烟瘴气,光怪陆离的容貌呈现于人们眼前,于是反映这种都市的作品也应运而生。鲁迅说：“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它们的期刊、小报曾标榜“本杂志不谈政治，不涉毁誉”，“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它们的作品也大都以“消闲”、“遣愁”、“排闷”、“除烦”为目的。在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严正批驳“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工具,就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言的。茅盾在1922年对这一流派的实质下过中肯的评断：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他们视作品为商品，为了竭力倾销这些“商品”，自然就不能不随波逐流，以适应洋场的“五方杂处，三教九流”的需求。作品的内容也不得不随着他们特有的读者层的趣味为转换：有时是言情小说，有时是“黑幕小说”，有时又转换成以“侦探”、“武侠”最为热门。因此，这一流派的作品内容极为驳杂，举其要者大致可分为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等类别。早期鸳鸯蝴蝶派仅仅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要将如此庞杂的内容塞进狭义的鸳鸯蝴蝶派的框子中,似乎不大贴切。于是有人以他们早期的最有影响的《礼拜六》杂志名之，统称之为“礼拜六派”
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代是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掀起的复古狂潮，使社会呈现了一派沉滓泛起的颓败局面,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便泛滥充斥于市场。这时,鸳鸯蝴蝶派作者中除了不少“封建才子”和“洋场文豪”之外，又增添了一些不愿在浓重的政治暗夜中继续探索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从反袁斗争中离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辙，投入了鸳鸯蝴蝶派的圈子。五四运动以后，该流派虽然多次受到新文学营垒的冲击和批判，报刊阵地和读者面都有所缩小，但仍然在市民读者中流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才在祖国大陆上失却了他们生存的土地。因为这一流派基本上与民国相始终，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曾被称为“民国旧派文学”。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小说《广陵潮》
鸳鸯蝴蝶派从主导倾向而言，是一个消极的病态的文学流派。但也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地作具体分析。如在他们早期反映婚姻问题的作品中，就有恋人受严亲或封建信条所迫，以致酿成悲剧的内容，从反对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等封建道德而言，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在“五四”前后，曾翻译介绍了外国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东北欧被压迫国家的作品,也是值得肯定的；该流派的部分作者如包天笑、周瘦鹃，站在清贫的市民立场，反映其要求和愿望，写了一些对社会黑暗现实和封建军阀压迫表示不满的作品。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流派中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写出了大量的“国难小说”,宣传爱国,反抗侵略。1936年10月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也包括了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的签名。在抗日洪波的淘洗下，随着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作者思想的转向，他们有些人的作品也相应地出现了新面貌，向健康的通俗文艺过渡，这些作品就不能再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来标示了。张恨水的小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变化，是这种演变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包括文艺作品上的新的成就。
20、30年代新诗创作中的一个流派。源出于19世纪末叶法国兴起的象征主义。1857年发表诗集《恶之花》的诗人波特莱尔被认为是象征派文学的先驱。1886年让·莫雷亚斯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第一次提出“象征主义”的名称。它的代表人物还有兰波、魏尔兰、马拉梅等人。象征派艺术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题材上,它表现了世纪末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颓废的思想感情和对于病态的“心灵与官能的狂热”的追求；在艺术方法上，它发展了神秘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对应论”的观点，把自然万物视为可以向人们发出各种信息的“象征的森林”，强调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段来传达诗人内心的微妙世界。象征派在20世纪初传入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杂志，对象征主义的文学思潮及创作有所介绍和评述。田汉发表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波特莱尔）的百年祭》（《少年中国》3卷4～5期）,周无发表有《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少年中国》2卷4期)，并译了魏尔兰的《秋歌》、《他哭泣在我心里》等诗。沈雁冰在《时事新报·学灯》撰文介绍象征主义，还发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认为象征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主义一个过程”，“我们应并时走几条路”，所以应该提倡（《小说月报》11卷 2号）。象征派对于新诗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有人认为新文学初期有些白话诗是“用西洋 Symbolism的方法”写的（记者《书报介绍〈新青年〉杂志》，《新潮》1卷2号）。曾留学法国的李金发的《微雨》(1925)等诗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象征主义新诗。他用欧化的句法和晦涩的语言表现颓废朦胧的思想和情调，被朱自清称为是把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第一个介绍到中国诗里的诗人。此后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诗而进行新诗创作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人。30年代《现代》杂志发表的许多作品，也明显受西方象征派诗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这个流派的诗风逐渐衰落下去，一些诗人或走向现实主义，或吸收象征主义方法写出更有创造性的诗篇。李金发1942年即说：“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自己亦没有以前写诗的兴趣了。”
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论语》于1932年 9月16日在上海创刊，林语堂主编。第27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第83期起署郁达夫、邵洵美二人编辑。邵洵美实际负责。第 106期起署“文字编读邵洵美”。第110期起,“文字编读”又增林达祖一人。1937年8月1日出至第 117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6年12月1日复刊为第118期，仍由邵洵美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177期。其间林语堂又先后主办《人世间》(1934～1935)、《宇宙风》（1935～1947）两个刊物。
林语堂始办《论语》，即提倡幽默，倡言“不谈政治”自命“言志派”，反对涉及“党派政治”的“载道派”。《论语》初期文章尚多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讽刺。鲁迅曾应邀投稿支持，意在争取并给以善意批评。至《宇宙风》时期，林语堂则进一步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自命为“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至此，思想消极的一面更有所发展。
论语派提倡的“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前期，实际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对“论语派”主张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揭露。
唐代韩□《香奁集》所代表的一种诗风。一名“艳体”。这类作品多写男女之情和妇女的服饰容态，风格绮丽纤巧。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香奁体，韩□之诗，皆裾裙脂粉语，有《香奁集》。”又据韩□《香奁集序》自称:“遐思宫体,未降称庾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初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说明香奁体诗的写作渊源于六朝宫体，而描写范围则从宫廷贵族扩大到一般士大夫的恋情、狎邪生活，笔致也更为酣畅。香奁体对后世诗歌有一定影响。宋人叶茵《顺适堂吟稿》中有几首写闺情的七绝，就题名《香奁体》。晚明王彦泓（字次回）《疑雨集》、清代袁树（字豆村，号香亭）《红豆村人诗稿》，亦多刻意模仿《香奁集》之作。
指南北朝时期徐□、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清代蒋士铨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徐陵)逸而不遒。庾子山（庾信）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这段话虽有推崇过当处，但指出了徐、庾的共同点，并且指出庾信骈文胜于徐陵，则不失为公允之论。
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所开创的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体。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编集，题作《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集子，后亦题名《元氏长庆集》。“长庆体”系由此得名。
“长庆体”之称，最早见于南宋后期诗人戴复古的词作和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戴复古有《望江南》词四首,基三云：“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刘克庄《后村诗话》在比较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说：“此篇与《琵琶行》，一如战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戴复古以“长庆体”对“稼轩风”,所指还比较宽泛,刘克庄则已明确地以“长庆体”指称《琵琶行》一类诗歌。但与戴复古、刘克庄同时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却只开列了“元白体”、“元和体”而无“长庆体”，说明“长庆体”之称在宋代尚未普遍流行。
“长庆体”作为一种确定的诗体名称广为流行，是在清初以后。诗人吴伟业大量采用这种体制进行创作，写下了《圆圆曲》、《永和宫词》等名篇，后人从而效之，此体遂大行于世。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引同时人《读梅村诗》云:“百首淋浪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即指吴伟业仿效元白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林昌□《射鹰楼诗话》云：“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首推梅村。”可见吴伟业学“长庆体”而又有所发展变化，因而后来又被称为“梅村体”。“梅村体”实际上是“长庆体”的一种变格。
“长庆体”的特点,大致有三方面：从内容上看,多叙写时事。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或事件，通过儿女之情和悲欢离合来反映具有时代和社会意义的主题。例如《长恨歌》和《琵琶行》，一写宫闱帝妃的爱情悲剧，一写民间歌女的悲凉身世，即为“长庆体”常用的两种题材。从形式上看，为七言歌行。虽属古体，却又多用律句，间用对偶，只是不象近体那样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同时又数句一转韵，平仄韵间隔使用，以求得音调的协调圆转和抑扬变化。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七古新调”（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从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看,以铺叙为主，往往敷写淋漓,并注意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语言则要求丰富多采、婉丽缠绵。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其二云：“生逢天宝离乱年，妙咏香山长庆篇。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即道出了“长庆体”语言方面的特点。
前人对“长庆体”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例如,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中批白居易七律《杭州》诗称“此所谓长庆体也”，《四库全书总目》称范成大五古《西江有单鹊行》、《河豚叹》“兼杂长庆之体”，是将七律、五古也视为“长庆体”。这与后来通行的“长庆体”概念有所不同。
骚体来源于公元前三百年前后战国时期产生于楚国的诗歌楚辞。当时楚国的诗人屈原，在他写的诗中，有篇名叫《离骚》，于是后人有的便把楚辞直接称为“骚”，如南朝齐、梁时人刘勰，在他所著的文艺理论《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把专论楚辞的篇名称做《辨骚》；又如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中，也把楚辞列在“骚”类。自那时起，楚辞这种诗歌体裁就可以用“骚体”来代替，也就是凡用楚辞形式写的诗，就称“骚体”。
骚体诗的形式有几个特点：一是句式不整齐，每句字数可长可短；二是每首诗的句数不受限制，可多可少；三是用韵不严格，既可用韵，也可不用韵，而一篇诗中既有用韵的句子，又允许另一些句子没有韵；四是句中或句末加语助词“兮”、“些”或“只”这一类字。照一般的说法，凡是诗句加有“兮”“些”语助词的作品，不分写作时间先后，不论作品内容，以及作者是否楚国人，都称“骚体”。
所以苏李，是指西汉的苏武、李陵二人。他们二人有赠答诗，被梁代的萧统收入他所编的《文选》中。他们的诗都是五言诗。有人认为他们是五言诗的创始人。也有人认为这二人的诗是后人伪托。但这些诗风格朴质，表现深厚的感情与内容，与同被萧统收今《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韵味相近，一直受到后代诗人的重视。
柏梁体起于汉武帝。相传汉武帝筑柏梁台，大宴群臣，席间宣布凡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每人作一句诗，合成一首诗。于是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共二十六人写成一首《柏梁诗》。这首诗的形式是每句七言，句末都用韵，韵字有重复，是联句诗的首创。后人便把每句用韵的七言诗称为“柏梁体”。
正始是三国魏废帝曹芳年号。在这期间，涌现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等诗人。其中有诗流传下来的只有阮籍和嵇康。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认为“嵇旨清峻，阮旨遥深”。由于当时的政治黑暗，文人随时有被杀的危险，所以他们诗的特色是不敢接触现实生活，只能用隐晦的，寄托哀伤之感。阮籍有八十二首《咏怀诗》流传下来，绝大多数是五言诗，在诗史中有一定地位。嵇康传世的诗有五十三首。主要是四言诗，也颇有名。
指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陶体是指东晋末、刘宋初时的诗人陶潜的诗体。他的五言诗善写田园景物，格调清和自然，虽然是继承汉魏诗传统，但却别树一帜。他的诗风，影响了盛唐时期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和中唐时期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后代写田园诗的，大多受了陶诗的陶冶。
指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形成的一种诗风。“元嘉体”之名始见于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用以概括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诗风。这三位诗人在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方面有互相类似之处。《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就主要是指的这三位诗人之作。但是“元嘉体”诗人的风格也各有特点。谢灵运擅长写山水诗,以辞藻富赡,善于描写自然景物著称；颜延之以侍宴、应制之作居多，其特点是典雅、凝炼，往往雕琢过甚，用典过多，虽亦有写景之句，常有“雕缋满眼”之弊；鲍照作品以乐府诗为最有名，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远胜颜、谢。他乐府以外的一些诗则较重辞藻，与颜、谢相近，其特点是以奇险取胜。这三位诗人对齐梁诗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南齐书·文学传论》谈到齐梁诗文时，曾指出有三个流派，一派学谢灵运，一派学鲍照，另一派虽未指出具体人名，而说他们的特点是最讲究对仗和用典，显然指颜延之等人。可见这三位诗人在元嘉年间及以后一段时期确有很大影响。他们的诗改变了东晋多数诗人平典无味的玄言诗风，形成了注重辞藻、讲究对仗的共同趋向。比起齐梁诗来，他们的诗又都显得较为古奥和刚劲。
所谓齐梁体，是齐、梁两代的诗人共同诗风的代称，实际上也包括了齐代的永明体。（永明体偏重于声病的讲究，齐梁体注意文词的绮靡）。其特点是追求形式，崇尚词藻，讲究声律，轻视内容，一反汉魏质朴诗风，因此为后世诗论家所诟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齐梁诗人的诗句开始注重平仄声字的协调，而且大量用对偶句式入诗，这就 使我国诗歌在写作技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作了前导。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传》称徐□“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李太白的诗能突破以往约束诗歌的形式和规律，大胆创新，五言古诗，七言歌行，五言律诗和五言、七言绝句都写得很好，不但题材广泛，才气洋溢，而且意境高远，笔致生动，善于用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事物，是我国诗歌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给后代诗坛的影响巨大。
杜甫的诗体被诗论家称为少陵体。他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时期，亲眼见到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其诗沉痛，真挚，被后人称为“诗史”。在艺术上他也有很大的成就，诗风觉郁顿挫，纵深博大，律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因此后人尊他为“诗圣”。
元结字次山，与李、杜同时。他反对当时“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作品，要求诗能反映社会现实。他长于写五言古诗，语言朴实，风味敦厚，内容也注重描写民间疾苦。他选了当时与自己风格相近的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和元季川等七人的诗二十四首，史为《箧中集》，所以诗论家也把元结的诗体称为“箧中体”。
义山的诗又有一种特殊的风格：技巧娴熟，词句凝炼，辞藻华丽，对偶工整，文字与音调均美，而且内容含蓄，无论咏史、写情，都富有真情实感，寄托深远，是形式与内容都结合得较好的作品。缺点是好用僻典，有时诗意陷于晦涩，使读者难于索解。
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聚集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欧阳修曾说“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人倾想”(转引自《后村先生大全集》174卷)，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体”，流行一时。
西□体诗人宗法李商隐。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谐美，词采精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清代纪昀说他们写诗“取材博赡,炼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轻诋。”王安石晚年也很喜欢，以为“字字有根蒂”（《冷斋夜话》卷四）。但是，西□诗人只是一味模拟，缺乏真情实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所以被嘲为把李商隐“□□”得“衣服败敝”,更被复古派的石介视为“怪”现象加以攻击：“自翰林杨公唱淫词哇声，变天下正音四十年。”（《与君贶学士书》）其后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西□体乃告衰歇。
陆游的诗最初受江西诗派的影响，追求奇巧；中年以后变为豪放；到晚年过着田园生活，所以诗格又变为淡静。其中能代表他诗风的，是他中年时期的豪放风格。他的诗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其中南宋王朝处于偏安局面，随时都有亡国之祸。陆游写了不少爱国诗篇，因而后代称他为爱国诗人。他兼长各体诗，技巧纯熟，气韵清新，是南宋一大家。他的歌行诗受白居易的影响。
杨万里的诗最初也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以后学陈师道的五律、王安石和唐人的绝句，后来放弃对他人的摹仿，自创一体。他所创诗体的特色是用浅近的口语入诗，语言幽默风趣，活泼生动。读他的诗有清闲明快之感。过去有人说他的诗粗俚、轻佻，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
元好问反对齐梁体诗那种重形式轻内容的作风，主张纯朴自然。他擅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他的七言古诗雄浑奔放，近似李白；他的七言律诗沉郁厚重，近似杜甫。七言绝句也清丽高远。在当时算得一代大家。
杨维桢的古乐府以横绝一时之才，险怪靡丽之笔，抑扬顿挫的声情，长短疾徐的句法，有意不蹈袭前人法则，标新立异，自创新体，一进名震东南，称为铁崖体。但他生当元末政局混乱之际，作品中却很少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所以，他的诗虽有艺术价值，但思想性不高。
李东阳是明英宗天顺年间进士。当时盛行明成祖永乐年间担任宰相的相士奇、杨荣和杨溥形成的“台阁体”诗风，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格调陈腐庸俗。李东阳极力反对这种腐败的诗风，推崇盛唐风格。他自己的诗平正典雅，声韵优美，在当时可谓一新耳目，被称为一代正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的诗风，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前后“七子”。
指明孝宗弘治和武宗正德两朝。这时期的诗以李梦阳、何景明、连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七人为代表。他们的诗大都受李东阳的影响，力求复古，古体诗仿汉魏，近体诗宗盛唐。这七人被诗论家称为“前七子”。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七子之外，另有成长在正德年间的杨慎，诗格清丽，才气横溢，不盲目拟古，自成一家，也是弘正体的重要诗人之一。
吴伟业号梅村。他擅长各体诗，尤以七言歌行更为出色当行。他的歌行在格律上师承初“四杰”，在叙事言情上出自中唐白居易、元稹。他的诗铺叙婉转，情感充沛，而且辞藻华丽，音韵铿锵。他身当明末清初的动乱时代，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他作为一个亡了国的士大夫阶层人物，以自己亲身感受，写出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诗篇。所以他的诗不论从内容或形式来看，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算得是清初的一大家。
王士祯号渔洋山人。他论诗推崇盛唐时的王维、孟浩我的清静风格，创为神韵派，以声情韵味为诗的最高境界。他在康熙年间声望很高。但是稍晚的袁枚批评他的诗“性情气魄，俱有所短”，就是指他专事吟风弄月，内容空泛。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三大家是指乾隆年间著名的三大诗人袁枚，赵翼和蒋士铨。其中袁枚是浙江人，赵翼是江苏人，蒋士铨是江西人。三人都是江南人，诗风大致相同。三人中以袁枚为主。袁枚是性灵诗派的倡导人。当时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言纲的肌理说都在流行，袁枚对此都不同意。他主张写诗要有真个性，真感情，要写得风趣，反对在诗中滥用典故，夸耀渊博；也反对故意讲求声律而影响内容。他的诗歌理论有自己独特见解，不同于当时守旧派的陈腐观点。但是脱离现实，缺少社会意义，而且容易流于圆滑。赵翼和蒋士铨的诗歌理论都和袁枚相似，认为写诗要有独创性，不能一味摹仿前人。他们的诗不拘一格。有时喜欢在诗中发议论，深入浅出，清新明快。
龚自珍是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的进步思想家。这时正是清王朝从盛到衰，政治更加腐败，而帝国主义开始侵入，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之际。他的诗贯穿一种革新精神。在内容上着眼于现实生活，包罗万象，敢于揭露当时腐朽社会的丑恶事物，感情深厚。在形式上，体裁多样，技巧纯熟，风格别致。他的古体诗气魄雄浑，近体诗平易自然，其中不少诗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是整个清代诗坛中成就较大，也最具特色的诗人之一。
黄遵宪生活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内外交困、国势岌岌可危的时候。黄是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他的诗充满着时代精神，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洋溢着爱国热情，可以作为当时的史书来读。他久有改革诗歌的志愿，写诗的宗旨是“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强调诗歌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应该“不拘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反对因循守旧，并且要求能运用新的语言，新的思想，创造新的意境。梁启超评论黄的诗，说他“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事实正是如此。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玚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竹林七贤
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赋，今存唯《思旧赋》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挚，亦称名作。刘伶有散文《酒德颂》，风格与阮籍《大人先生传》颇相接近。他的五言诗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山涛、王戎虽擅清言，但似乎不长于文笔。《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今所见佚文，全部是奏启文字，文学价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则很少。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沈宋
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的合称。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庚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唐初以来诗歌声律化及讲究骈对的趋向日益发展。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更在以沈约、谢朓等为代表的永明体基础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从消极的“回忌声病”发展到悟出积极的平仄规律，又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对，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从而形成完整的律诗。中唐独孤及《皇甫公集序》说：“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更指出：“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沈宋以前,象四杰中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律诗，前后失粘的还相当多，且多为五律。沈宋使五律更趋精密,完全定型,如沈佺期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夜宿七盘岭》，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陆浑山庄》等；又使七律体制开始规范化，如沈佺期的《兴庆池侍宴应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宋之问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三阳宫石□侍宴应制》等。沈宋都曾为宫廷诗人，所作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孟韦柳
盛唐王维、孟浩然、中唐韦应物、柳宗元的合称。为唐代继承陶渊明田园诗而发展成独特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流派的代表。这四人的遭遇、诗风并非完全相同，但在山水田园诗歌创作上，都有较高的独特成就，并且在艺术风格上有某种相同或相近之处。王维是朝廷清贵，晚年山居消闲,诗的题材较广,有清华、典雅、壮健、平淡等多种风格；孟浩然是济世之心不遂，终于隐遁，比较集中地写山水田园诗；韦应物做地方官吏，比较关心民生,既有涉及社会方面的诗,也有写闲适境界的诗；柳宗元参加政治革新集团失败，长期被贬谪而死，其诗主要抒发愤激不平之情，也有一部分山水诗。
过去诗论家对四家诗意见不一致,如王世贞以为“摩诘才胜孟襄阳”(《艺苑卮言》),苏轼以为柳诗在“韦苏州上”(《东坡题跋》)，王士祯又以为韦诗在“柳柳州上”(《分甘余话》)。但四家诗又都有继承陶渊明传统的一面,即内容写自然景物,风格清微淡远。陈师道以为王维学陶渊明，“得其自在”(《后山诗话》)；吕本中以为孟诗“自然高远”（《童蒙诗训》）；苏轼以为韦、柳“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大致是一个意思。后来，王士祯主张神韵，就是以这一流派为宗尚的。
高岑
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的合称，为盛唐边塞诗歌代表诗人的专称。但“高岑”并称，则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而才学堪比沈约、鲍照，原非专称。
高适、岑参的诗以“悲壮为宗”(胡应麟《诗薮》)。他们都积极进取，但长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所作主要以边塞战争、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表现报国安边、治国安民的壮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或抒发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悲愤。其诗意气豪迈，情辞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样。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由于生活经历、个性、文学思想和渊源等差异，高适、岑参的诗又有重要区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祯《师友师传续录》）。高适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暴露现实，笔调严谨，直抒胸臆，以常语感人；岑参擅长讴歌胜利，描绘奇境，抒发豪情，寓情于景，以奇语动人。
高、岑边塞诗成就最高。近人以“高岑”并称往往是因其边塞诗。同时，唐代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诗风相近的王之涣、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等人均被列入此派。
大历十才子
唐代宗大历时期的十位诗人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名下注云：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卢纶传》也说：“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葛立方《韵语阳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亦采此说。但在宋代，对“十才子”究竟指哪十人，已有异说。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大历十才子，……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湋、李嘉祐。又云：吉顼、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湋、李端。”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把冷朝阳列入“大历才子”，但未明确为“十才子”之一。清人异说更多，见王士祯《分甘馀话》卷三、黄之隽《大历十才子诗跋》（《□堂集》卷二十四）、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均有辨析。大概因为原十才子中有几家(如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吉中孚)今存诗不多,后世诗评家才以己意加以增删，实应以《极玄集》、《新唐书》所记为可信。
十才子大多是失志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也多半是权门清客。明代胡震亨《唐诗癸签·谈丛》说：“十才子如司空(曙)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因而多投献应酬之作。但在他们失意的仕途和战乱的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谐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清代管世铭指出：“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读雪山房唐诗钞》）这是他们共同的艺术特色。
韩孟
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的并称。韩孟是“元和体”中以“奇诡”和“矫激”著称的两家。孟郊年长于韩愈18岁,而韩愈说要“低头拜东野”(《醉留东野》),作《双鸟诗》比喻二人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孟郊也有“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的话。二人联句，达13首之多。这是两家诗并称的一个来由。唐人有“孟诗韩笔”之称，则是指一诗一文而言。宋人梅尧臣始以韩孟诗并称。《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诗惊有唐。”是专就诗而言。大抵两家诗艺术上的共同点是“用思艰险”，不同处是韩诗雄富,境界壮阔,孟诗清苦，风格瘦硬。黄庭坚以为孟胜于韩，苏轼、元好问、施补华则以为孟不及韩。赵翼《瓯北诗话》以为“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刘熙载《艺概》以为“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近代“同光体”诗人，也都主张并学韩、孟，不分轩轾。
郊岛
中唐诗人孟郊、贾岛的合称。孟郊比贾岛大28岁，是贾岛的前辈诗人。但他们都是遭际不遇,官职卑微,一生穷困，一生苦吟。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贾岛“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相传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们又都是韩愈的诗友。韩愈对他们的诗也都很赞赏，说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贾岛诗“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但重视郊较过于岛。郊、岛二人偶有诗相投赠，在当时并不齐名。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孟郊为“清奇僻苦主”，贾岛则为“清奇雅正”的升堂七人之一。宋代欧阳修始以两人并举，谓“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论。二家诗“清奇”“悲愁”，造语刻炼，白描不用词藻，是共同之处。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不作律诗；贾岛诗以五律为主，古体较少；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感情较深,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贾岛则生活较窄,对世事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调凄黯,是不同之处。潘德舆以为“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此论有代表性。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贾岛时代”（闻一多《贾岛》），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学贾岛成为流派；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
元白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新唐书·白居易传》载：自居易“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也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元白并称，当时已行于世，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袭沿用。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并称他们的诗体为“元白体”。
元稹、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二人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诗坛上，元白的影响很大。《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叶燮说：“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诗》）赵翼则认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
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抑有扬。抑之者始自杜牧,指元白诗为“淫言□语”、“纤艳不逞”（《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扬之者始自张为，列白为“广大教化主”，元为“入室”(《诗人主客图》)。其后,明代王世贞、王世懋、清代王夫之、王士祯均贬抑元白。宋代叶梦得、明代贺贻孙、清代尤侗、翁方纲则褒扬元白。苏轼虽说过“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但又多以白自况，实际上他是很仰慕白居易的。
张王乐府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南宋许顗《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明代胡应麟《诗薮》更以“元白长篇，张王乐府”并称。
张籍、王建二人早岁同学，交谊甚深。他们出身寒素，官职低微,较能理解民生疾苦,并积极加以反映。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所作乐府诗，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以短篇七言歌行为主要体裁，揭露并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横暴、穷兵黩武、混战不休等罪恶行径，反映并同情广大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不幸遭遇，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倾向鲜明。又善于运用比兴、白描及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事实和人物语言表现主题，在篇末用重笔突出中心，语言通俗而凝炼，韵律善于变化，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诗风。比较起来，王建诗题材较张籍广阔，描写比张诗更具体细致，更含蓄，口语化程度更高；张诗语言则较王诗典雅，在反映商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发收复失地、反抗入侵的爱国热情等方面，为王诗所不及。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 (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余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佚,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温李
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并称。他们的诗歌风格都承受六朝余习，色彩绚丽，笔调柔婉，故有此并称。《新唐书·温庭筠传》谓庭筠“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唐才子传》也说庭筠“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
温李并称，是指他们诗风中“以穠致相夸”（《唐才子传》）的共同方面。这种诗风在晚唐诗坛上有很大影响，还为宋以后婉约词派开了先河。元好问所谓“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论诗三十首》之三），也是就这一点上提出批评的。
温庭筠与李商隐的作风、成就并不完全一样。《旧唐书·文苑传》认为“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也称许温诗“笔径较独酣捷”。而陆时雍《诗镜总论》则说：“李商隐丽色闲情,雅道虽漓,亦一时之胜；温飞卿有词无情,如飞絮飘扬,莫知指适。”《四库全书总目》更谓“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李商隐诗在讽喻时政和寄情深婉方面，超过了温庭筠，但用典过多，命意晦涩之病，又甚于温诗。
皮陆
晚唐作家皮日休、陆龟蒙的并称。皮日休为苏州从事,陆龟蒙是苏州人，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合编为《松陵集》，这是皮、陆并称的一个由来。皮日休曾有《正乐府十篇》等诗,受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陆龟蒙也有少量关心民生之作如《杂讽九首》、《村夜二篇》，他们思想倾向略同。但松陵唱和诗，却往往追求险怪，纤巧冷僻，有长达500字、1000字的长篇,拼凑对偶,以多为贵。诗论家指出,这是“以笔墨相娱乐”（赵执信《谈龙录》）的倾向，甚至有“皮、陆如吃蒙□药，瞢腾而作呓语”（黄子云《野鸿诗的》）的讥评。他们还有一些名为“吴体”的拗律，造语诘屈，用意也在于消闲遣闷。
皮日休、陆龟蒙散文中有些忧时愤世的小品，显示了他们虽称隐士而“并没有忘记天下”，在唐末，“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韩柳
中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并称，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越湘《本文》也以二家并称。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传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韩愈收召后学，传授古文，门下人才辈出；柳宗元贬谪南方时，也有从学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韩的影响大于柳。
后人对韩、柳二人的评论，有扬有抑。持扬韩抑柳论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扬柳论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贽、焦循等人;扬柳而又抑韩的,有陈衍、章士钊。其中有的单论文章，有的则兼及政治。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
韩、柳并称，指古文而言。诗歌史上，韩、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韩孟(郊)”、“韦（应物）、柳”并称。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唐宋八大家
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茅坤以前，明初朱右已采录这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更前，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七家为一编，而无苏辙、王安石。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论文章，于韩愈后,称欧、王、曾、苏为“以大手笔追还古作”,而不提柳宗元。可见在宋代，八家说尚未定型。宋六家导源于韩，文风则有时代差异。章炳麟《与人论文书》以为韩、柳“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持贬宋论。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以后，治古文的大都以八家为宗。清代桐城派方苞选《古文约选》，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其中八家古文占很大比重。储欣更于八家外增加李翱、孙樵为十家。爱新觉罗·弘历又选十家文为《唐宋文醇》，清代作为“御定”课本，影响很大。
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代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苏梅
北宋诗人苏舜钦与梅尧臣的并称。在矫正西昆体之弊与开辟宋诗独特境界方面，苏舜钦和梅尧臣都起过相当的作用。最先将这两位诗人并提的，是他们的诗友欧阳修。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缅怀京师友，文酒邀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年辈稍晚于欧阳修的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记述：“苏舜钦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善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苏、梅二人同为西昆派的反对者,文学成就也大略相当,但他们的诗风很不一样。苏诗趋向粗犷豪迈一路，梅诗则多委婉闲淡之作。因此,欧阳修《六一诗话》品评道:“圣俞（梅尧臣）、子美（苏舜钦）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这个意见是恰当的。
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而专以纤丽婉约见长。
苏黄
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的并称。苏轼和黄庭坚是奠定宋诗风格特色的两个代表诗人。宋代诗坛自苏、黄一出，唐宋诗的界限判然始分。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对此总结道：“元佑（宋哲宗年号）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这二位大诗人都是宋诗风格的体现者，其影响又都很大，因而自北宋末以后，不管是赞扬者或批评者，就常常以“苏黄”并举。《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云：“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苏）轼，故称苏黄。”宗尚盛唐的南宋批评家严羽则在《沧浪诗话》中批评苏黄“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张戒《岁寒堂诗话》更指责说：“（诗）坏于苏黄”，又说：“子瞻（苏轼）以议论作诗,鲁直(黄庭坚)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前人对苏黄或褒或贬，大多未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这些意见客观上却反映了苏黄在诗史上影响之巨大。另外，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推崇他们书法的人，也常以“苏黄”并称。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江西诗派
宋代诗歌流派。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虽然他的创作成就比不上苏轼，但是他的诗歌更加突出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他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所以，追随和仿效黄庭坚的诗人颇多。比如陈师道与苏轼交谊最深，但作诗却以黄庭坚为学习典范。因此，一个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了。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人，认为这些诗人都是与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吕氏此图早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吕氏图所列25人是：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彭、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朓、夏倪、林敏功、潘大观、 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稍后的《云麓漫钞》等书所记载名单与此稍有出入。这些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大概吕氏的原意只是因为诗派之祖黄庭坚是江西人，派中诗人又以江西人较多，就取名为江西诗派。25人中有较多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陈师道、谢逸、洪刍、饶节、洪朋、洪炎、韩驹、李彭、晁冲之，谢朓等10人，除陈师道外，作品成就皆不甚高。此外，被后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曾纮、曾思、赵蕃、韩淲等人也列入诗派。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由于江西诗派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便各有特点。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内容比较狭隘。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则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的民族斗争的爱国主义诗歌。形成江西诗派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上有相近的见解，诗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传授和切磋诗艺。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纮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当时如刘□、汪藻、张□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江湖派
南宋时期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集而得名。江湖派诗人的生活年代不一，身分复杂，有布衣，也有官宦。但其中以那些因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的作品较有影响，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赵汝迕等，都是代表人物。
江湖派诗人多以江湖相标榜，作品表现了他们不满朝政,不愿与之合作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厌恶仕途、企羡隐逸的情绪。
江湖派诗人的部分作品对南宋社会有较为深刻的反映。这些诗作或题咏山川、或记述事件，借以抒发作者爱国情怀,发泄对朝廷的不满,指斥权贵的丑行，再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刘过《题多景楼》，敖陶孙《中夜叹》，刘克庄《开濠行》、《苦寒行》，赵汝迕《翁媪叹》，利登《野农谣》，乐雷发《逃户》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还常常抒写有志难申的苦闷心情以及寄人篱下的悲凉境遇。也有一些作品情绪低落，表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
江湖派诗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古体诗和七言绝句上。他们大都不满江西诗派在诗中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的倾向，力求平直、流畅。许多人和“永嘉四灵”（见四灵体）一样，崇尚晚唐诗风，但又不像“永嘉四灵”那样专守律体,尽力锻造。一些江湖诗人喜欢仿古体乐府,或雄放劲切，或质实古朴；也有一些人专在绝句上下功夫，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就脍炙人口。
江湖诗派和“江西”、“四灵”一样，未能摆脱模拟之风。境界不高，气度狭小是他们的通病。由于疏于锻造，他们的一些古诗往往率意而成，显得粗糙；绝句也多存在明畅有余而含蓄不足的缺陷。
四灵体
南宋中期一个学习晚唐诗的诗歌流派及其作品的风格体制。当时永嘉(今浙江温州)诗人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互相唱和，因他们的字或号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他们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包括江西派在内的诗，而偏袒林逋、潘阆、魏野等承袭晚唐风气的诗；口头上提倡唐诗,实则排斥杜甫、以贾岛、姚合为“二妙”,尊尚晚唐。经过叶适等人的揄扬，“四灵体”名噪一时。
四灵中徐照和翁卷都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做过小官。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爱闲”，“安贫”，“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其诗体的特点是：题材局限于流连山水；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律诗首尾略如题意，中四句锻炼磨莹，刻意求工，不必切题；中四句轻意联，重景联，忌用典，尚白描；追求野逸清瘦情趣。赵师秀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显出四灵体的窄小来。
四灵体作为江西诗体的对立面出现，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不满江西诗体的人的响应，如江湖派中的部分诗人也崇尚晚唐，注重五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江西诗派的势力。但这种狭小局促的诗风同时也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如严羽、刘克庄等人都表示过不满，甚至连叶适后来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也称赞刘克庄和四灵分道扬镳了。
婉约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答陈季常书》），他还开始写作打破传统词风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颇引人注意。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隐然把苏词看成可与柳词相抗衡的另一流派。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说：“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苏轼气象恢弘的词虽为数不多，当时学苏词的人也寥寥无几，但由于他首开风气，自然受人推崇。张炎《词源》把“豪气词”与“雅词”对举。《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这说明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辛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干、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欧苏
北宋散文家欧阳修和苏轼的并称。在北宋古文运动中，欧阳修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在他的同道和追随者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中，又以苏轼才气最大，成果最丰。他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他的理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其创作实践则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因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苏轼是最有资格和欧阳修相提并论的人。欧阳修本人在晚年就已将苏轼作为后来居上者加以褒扬说：“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引《复斋漫录》）到了南宋，苏轼文名更盛。古文作家大多沿着欧阳修、苏轼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于是论者就将欧、苏并举，并把他们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论。如南宋初的王十朋著《读苏文》一文，指出：“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又说：“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梅溪集》前集卷十九）南宋后期的罗大经则将欧苏与韩柳加以比较说：“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韩柳所无也。”（《鹤林玉露》甲编卷五）以后元明清各代古文评论家纷纷沿用“欧苏”这个称呼，使之成了描述宋代散文史的专用名词之一。
三苏
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宋仁宗嘉佑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元曲四大家
指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作的吊词中又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这些说法表明，元曲四大家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
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有不同。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却首推马致运,以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关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才”。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余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清人王季烈《曲谈》中则认为“关、白、马、郑诸家”。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难，王骥德还提出“王、马、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
台阁体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杨士奇(1365～1444)，名寓，士奇是他的字。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建文初入翰林，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著有《东里全集》97卷，《别集》 4卷。杨荣(1371～1440)，字勉仁。建安（今属福建）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杨文敏集》25卷。杨溥(1372～1446)，字弘济。石首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有文集12卷，诗 9卷。“三杨”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故他们的诗文有“台阁体”之称。
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三杨”备受皇帝宠信，位极人臣，他们发为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应制”和应酬之作，充斥于他们的诗文集中。“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的气度，徒有其工丽的形式而已。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摹仿，以致沿为流派，文坛风气遂趋于庸肤，而且千篇一律。
台阁体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先有茶陵诗派的崛起，随即有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的倡言复古，在复古论的冲击之下，台阁体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茶陵诗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明代自成化以后，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诗人起而振兴诗坛，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著有《怀麓堂集》。李东阳立朝数十年，官居相位，喜奖掖后进，推举才士，所以门生满朝，以他为宗而赫然著名者有石瑶、邵宝、顾清、罗记、鲁铎、何孟春等。茶陵派一时成为诗坛主流。
茶陵诗派认为学诗应以唐为师，而效法唐诗则又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尽管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是比较贫弱并颇多应酬题赠之类，但比台阁体诗要深厚雄浑得多。如李东阳的《寄彭民望》就寄寓着真情实感，非一般应酬之作。他的《拟古乐府》道学气味较为浓厚，不过其中仍有倔奇劲健的篇章。茶陵派其他诗人皆有一些可读的作品。
茶陵诗派不满于台阁体，由于他自身仍较萎弱，未能开创诗坛新局面，可是它的宗法唐诗的主张，以及师古的创作倾向，却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
前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提倡复古，他们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他们的主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于是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上的复古运动。除李、何之外，这个运动的骨干尚有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总共七人。为把他们与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人相区别,世称“前七子”。他们的文学观的共同点是,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有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明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使许多士子只知四书五经、时文范本，不识其他著作。而充斥当时文坛的多是“台阁体”、“理气诗”。前者是粉饰现实、点缀太平的无病呻吟,“陈陈相因,遂至嘽缓冗沓，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后者确为“击壤打油，筋斗样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迂腐庸俗，诗味索然。李梦阳等人面临这种情况，首倡复古，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使人们注意学习情文并茂的汉魏盛唐诗歌，这对消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廓清萎靡不振的诗风，有一定功绩。
前七子提倡诗必盛唐,有其文学渊源。早在宋末,严羽已主张学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辩》)。盛唐诗人，尤其是杜甫,诸体诗已完全成熟,一向是宋、金、元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学习对象,效果可观。到了明初,林鸿、高棅就正式以盛唐相号召。林鸿的《鸣盛集》专学盛唐，高棅编辑的《唐诗品汇》将盛唐诗列为唐诗的正统。而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正是这种传统的必然发展，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稍加理论化、系统化。
前七子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总的思想指导下，在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上彼此仍存在着某些分歧。李、何之争正是其表现。虽然他们都认为诗文之法来自秦汉盛唐，但在摹拟方法上则稍有不同。李梦阳的拟古，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要“刻意古范”，“独守尺寸”；而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应该做到“达岸舍筏，以有求似”，最终不露模拟的痕迹。由此可见，前七子倡导复古,并非完全是食古不化,他们中有些人也在思考、探索，只是没有达到以复古求创新的高度。李、何之争虽不免夹杂意气用事成份，但也推动李梦阳此后的自我反省。他晚年在其《诗集自序》里承认己诗“情寡词工”，对过分强调“刻意古范”有追悔之意。另外，徐祯卿在《谈艺录》里论诗，重情贵实，主张“因情立格”，亦与李梦阳的看法有所区别。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的人物。尽管他们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如李梦阳、何景明的《玄明宫行》、王九思的《马嵬废庙行》、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表现宦官专权及讥刺他们横行不法、骄横淫逸的题材，颇切中时弊。
前七子力倡复古，影响甚巨。弘治以来明人汇刻的《唐百家诗》（朱警辑刻）、《唐十二家诗》（张逊业辑刻）、《唐诗二十六家》（黄贯曾辑刻）、《广十二家唐诗》（蒋孝辑刻）等选本，大多只收中唐以前诗歌，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前七子也是后七子的前导，使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代长达百年之久。
但是，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鼓吹“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李梦阳《再与何氏书》）这就否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也否定了创作的现实生活根源,以致发展到后来模拟成风，万口一喙。嘉靖初，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很有识见。
后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主要由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人组成。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相互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他们是后七子。后七子的基本文学主张同前七子一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这就否定了汉以后的全部文章。他们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於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他们还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於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谢榛《四溟诗话》），极力颂扬盛唐诗歌。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也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和变化。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明史·谢榛传》）。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诗论也并不过分拘泥，如说“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他还很重视创作中的“超悟”、“兴趣”。待到李攀龙声名大振后，复古理论走向极端，“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於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垂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就在这过程里，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主义的某些弊病，曾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的道理，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肯定“直写性灵，不颛为藻”、“不求工于色象雕绘”。
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褊狭，有的通达，故其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近体诗方面都有一定功力，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
尽管后七子复古运动后期，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还盛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朱彝尊、毛奇龄的手眼也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影响不小。到了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仍偏袒七子，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竑、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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