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跟着朱天文长大，跟她变老

■毛尖

　　可能是因为太喜欢《恋恋风尘》，对《巫言》，我始终有点距离。

　　《荒人手记》后，朱天文的小说好似换了dresscode，虽然小说、剧本后面，她始终是民国佳人的模样，而且，见过她的人都不约而同，岁月流逝，她不变应万变。但是，《巫言》是变了。

　　1994年，《荒人手记》一举拿下台湾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虽然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是一个大学教书的男同志，但是，从开头到结尾，他的情感都是巫女朱天文的，最明显的标记当然是不断出没的作家、导演，电影和小说，他们构成了朱天文的符号学地图，既是外相的图腾，也是核心的抒情。而有意味的是，长期以来在朱天文世界中扮演隐秘主人公的小津安二郎（或者说，侯孝贤）这回让给了李维史陀，而且，像《忧郁的热带》这样的人类学论著片段还构成了小说中最抒情的段落。

　　李维史陀联袂傅柯有夺取费里尼和小津的倾向，但是，《荒人手记》勇夺大奖自然不会因为朱天文的论文写得好，虽然这里一段那里一段的智言慧语令人印象深刻，最好的朱天文当然还是她情不自禁的时刻，是她把自己开放给叙事主人公，把自己委身给笔下人物的时刻。噢，多么难忘那些爱情片段，刚刚爱上的永桔得暂时离开，一延再延，已近黄昏。“我随他下楼，借口丢垃圾袋，步出门。路两边居户，门前燃着火盆，腾卷纸符火星星。他走进烟里，我好悲哀，大声叫他名字。”然后，他回转身，倒退着走；然后，我喊，陪你一起去吧。没能陪他一起去。但是，“我飞奔上楼，抓了皮夹铜板车票，直去追他。”

　　恋爱时候，不管男女，都是这样吧，一刻不想分离，而一旦最后时刻大限来临，朱天文写道，那时，我站在车站大厅，“扩音器里的女声广播着班车时刻行次的奇异腔调，直如吸星大法叭地掏走我心，此时若有谁效妲己的背后一叫，我必跟空心比干一样仆地而灭。”

　　噢，不管朱天文在书中其他时候多么酷，她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写下的爱情总是击准我们的命门，而且，百发百中。没散完的步，流不完的泪，背叛和死嗑，忠贞和放浪，年轻时候，谁又不是荒人？这些题材，让我们一路跟着朱天文长大，跟着她变老。

　　所以，虽然《荒人手记》可算《巫言》的一个章节，甚至是前情提要，而且，她业已祭起人类学的方法论，但是，《荒人手记》中的朱天文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深情，非常深情。甚至，我们把这种深情作为台湾女作家的一种胎记，公开私下，我们都忌妒这种深情，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给女性的空间，让女性保留抒情的能力也给予抒情的便利。所以，去台湾，我就不敢去看朱天文，因为在她面前，会觉得自己像男人。

　　不过，站在台湾的朱天文想法和我们不一样。《巫言》出版后，曾经和朱天文作过一次笔谈，我谈起我更喜欢《最好的时光》中的朱天文和侯孝贤，她说：“我们的作品，小说，电影，都是，在一个时期变得很‘狰狞’，好像翻脸不认人。六月底在南京，不只一位读者，近乎请求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不要走那么快来不及跟呐。最好的时光好归好，但生命各有自己的时间表，半由人半不由人，这是没办法的。况且你若有志气，境界虽好，也要‘不住’，不爱耽在其中不出来，总爱往前走往不容易处去，这才有劲是不是。”

　　朱天文的这段话，让我想了很久，也佩服了很久，“境界虽好，也要‘不住’”，真牛啊！所以，《荒人手记》后，她一路往前走到那不容易处，拿出了《巫言》。

　　怎么描述《巫言》啊！某种意义上，朱天文好像克服了自己写作的黄金结构，不再是秋刀鱼滋味，不再是威尼斯之死，不讲古希腊神话，不讲亚马逊传奇，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走到她为自己设定的坐标上，也就是新世纪以来，她一直在琢磨的“台湾作家的位置”。

　　什么位置呢？她说：“根据我们的写作经验，原来有一块东西可能是大陆作家无法写的，而这一块可能是我们台湾作家为文学共和国版图能贡献的一块拼图，那就是对现代性的描述。”朱天文认为，台湾的现代性不像大陆那么暴烈，当然也不驯良，不那么快也不那么慢，所以，在华语文学版图上，台湾作家的这个写作位置是大陆作家无法取代的。

　　本着这个决心，《巫言》几乎就成了小说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詹姆逊在这部辉煌的理论著述中分十个章节展开的后现代清算，既可以看作《巫言》的起点，也可以视为结论。而且，我想象，当年，爱森斯坦试图用蒙太奇方法论把《资本论》改编成电影，也可能就是用《巫言》这样的蒙太奇结构：浩大的现代博物志（一路从政客、中产，综艺讲到email、V8和魔术，出入真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相对客观的镜头（暧昧到有读者认为朱天文在揭露品牌的时候鼓励了品牌），时间变成空间，乌托邦终结后的乌托邦，潜意识消失后的潜意识，既是对将来的怀旧，也是对过去的展望。理论上讲，《巫言》的确达成了朱天文的心愿，写下了大陆作家无法取代的作品。

　　可是，对《巫言》表达完最高的敬意，我有疑问。

　　我的疑问是，当朱天文勇往到后现代地带，她留在身后的那片抒情空间，怎么办？说白了，我自私的意思是，对朱天文，甚至是对台湾作家而言，守住抒情的位置，可能要比描述现代性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对早期朱天文和侯孝贤的热爱决不是因为怀旧，恰是对未来的惧怕，对现代性的逃避。早期朱天文和侯孝贤，那些无比清洁，无比充沛的岁月，才是巫，才是菩萨，这个，从洪荒到现在，才是我们恋恋风尘的根本。

　　说起来，从《世纪末的华丽》开始，朱天文的写作野心就有了职业化倾向，《巫言》一写八年，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土地、青春和男女，而是互文式的论文和事例，就更显示出了她的“职业追求”，她对台湾作家位置的自觉体认。也的确，就《巫言》本身而言，无论是在她个人写作史，还是当代文学史上，朱天文都算完成了一桩mission impossible。但是，噢，原谅我的强迫症，在描述现代性成为共识，甚至也算不乏前人和后人的时代，华语文学的版图，稀缺的是抒情，而且是现实主义的抒情能力，这个能力的世俗表现，就是我们从台湾回来，说话会温柔很多。

　　当然，我知道，这样去要求朱天文，是讨嫌的，然而，我们爱她很久了，不怕在她面前暴露“没志气”。

　　关于《巫言》

　　《巫言》简体字版千呼万唤始出来，并迅速蹿上“季风”等文人书店排榜榜单的前几位，和朱天文另外一本《荒人手记》一起“红”了很长时间（从去年冬季至今）。这个弱弱的小女子，写小说、写剧本、写和侯孝贤一起的最好的时光，她长驱直入地占据了这个阅读季，也占据了我们。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买了，却说很难将它看完。《巫言》没有令人期待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诡想象；没有感人至深的情节；就连光怪陆离的比喻，也很有限。它似乎摆明了拒绝虚构，更准确地说，简约虚构至极限。借用小说里的话即是“一毫毫，一寸寸的减。减之又减”。

　　吊诡的是，《巫言》又并非简简单单的一册世相记事本或是人情流水账。从《淡江记》的缘情似水到《小毕的故事》的亲爱精诚；从《荒人手记》的迷离颓唐到《巫言》的幽玄诡谲，朱天文的小说堂庑渐趋逼窄，而又一转为大。说逼窄，指的是细节繁复，却无心构造任何大叙事大情节；说一转为大，说的是舍弃横向的延展垦拓，朱天文以表象的琐碎枝蔓开挖抉发纵向的人性景深。经由她深厚老道的白描功夫所呈现出的纸上现实，如此精密尖锐，嘲讽并且粉碎了我们居之不疑夸夸其谈的一般现实。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朱天文曾多次引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世界太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指头去指”，当作者不再以作者自况自限，而仅是世间的普通观者，万事万物自然生机勃郁，显现出此前不为人所注目的活泼富足。此时恰如寻常伸手指认世界的幼稚孩童，恍然发觉习焉不察的诸般花样……准此，我们再来看《巫言》，不再经营以往的繁复风格，以巫之“看、时、事、途、界”五题，写最亲近琐碎的人和事，是不是还这么难看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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