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结合学习体会，主要谈谈有关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关问题。一是居安思危，重在反对腐败，讲一讲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治病救人，重在查明病因，主要是认识一下腐败产生的原因；三是反腐防腐，重在营造声势，讲一讲怎么样才能搞好反腐败斗争。

当前党和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在这大好形势下，党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决定》呢？仔细阅读《决定》，就会发现它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基于这样的理论，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也不能沉醉于盛世的歌舞升平，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

所谓居安思危，就是告诫执政者在安乐的境遇中应该虑及可能发生的危险，防患于未然。这充满政治智慧的格言世代传诵，但历朝历代的居安思危，总也挡不住危险的到来和政权的垮台，这至少说明执政党仅仅思危不是够的，还应该正确判断危从哪里来，危是怎么造成的，怎么解决它，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能够导致统治阶级下台和政权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外敌入侵，也可能是自然灾害，也可能是统治集团内讧。一般地说，腐败是和平时期的国之大危。

纵观政权更替史，可以看出，哪一个政权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么一个规律。导致政权兴亡的主要原因是掌权者的腐败，从夏桀、商纣到汉末、宋末、明末、清末，各统治集团都是因为腐败而丧失政权的。这一点不用举更多的例子，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大体如此。过去我们都讲政权腐败主要是剥削阶级本性造成的。那么共产党有没有腐败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苏联共产党垮台、东欧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领导层的腐败确实是一个致命伤。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鉴于古今中外政权兴亡更替的惨痛教训，我们党从执政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警惕本文来自中国写作发表网114 http：//www.xzfbw.com，转载请保留此标记。着党和政权可能面临的危害。60年来，反腐败一直是我们党巩固政权的一项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根据地、在军队内开展了长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研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还特别提醒全党小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真的执掌了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开始憧憬执政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有人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掉进了腐败的泥潭，当时的刘青山就是一个典型。

面对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毛主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我们党最早领导反腐败斗争是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这次运动成效很大。之后党中央觉得一次运动还不行，为了反对、预防和清除腐败，又搞了“五反”、“新三反”等多次运动。毛主席执政时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廉政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搞改革开放，这个时候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小平同志形象地说过这样的话，打开窗户后，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一些党员干部被腐蚀，不正之风来势很猛。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不能只抓经济，不抓风气，不抓反腐败。

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中央一手抓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抓反腐败的问题上改变了以往靠群众运动的方法，坚持靠教育、靠制度来反腐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腐败也是相当厉害的。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三个葬送”，说得很到位。江泽民同志还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系统化、理论化。锦涛同志说，在和平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这话讲得非常到位。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基本任务。

通过上面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始终面临着兴亡成败的危险，危险主要来自于掌权者的腐败，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有效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

从历史上、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必须反腐败，从现实来看也要求我们必须反对腐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当前，腐败问题严重，形势严峻，这可以用大量的数字和案例来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纪委一共查办300万案件，给予党籍政纪处分的350万人。有西方国家就拿这些数字攻击我们说，中国的腐败分子太多了，一年就十多万人。吴官正同志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以后，就提出要把两个问题分开，一要把违纪和违法分开，二要把违法和腐败分开。违纪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腐败。有些党员干部受处分是因为违背了各种各样的纪律，比如计划生育方面的、交通事故方面的、安全生产方面等，这些不能说是腐败，要加以区分。

要严格区分就面临一个问题，什么叫腐败？什么叫腐败分子？根据中纪委主要领导的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做了研究，最后确定了这样的概念，腐败和腐败分子主要有三个基本要件：第一，腐败和腐败分子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第二，行为方式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假设一个县长在半夜里拿着斧头去抢东西、杀人，这不能叫腐败。第三，以权谋私的程度相当严重，到了触犯刑律，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程度。如果没到这个程度的以权谋私，一般叫不廉洁行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大约统计一下，每年因为以权谋私触犯刑律的大概是1人左右，这个数占全党总人数的万分之一点七。但还有一些是以权谋私的，应该说以权谋私一分钱也是不对的，这种不廉洁行为和那些触犯刑律的腐败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红线，只是程度不同。

虽然现在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有不廉洁行为、以各种方式以权谋私的党员干部却不是少数，这是需要注意的。这些人如果再发展下去也是很危险的。另外一方面，必须要补充说一句，说一些干部有着或轻或重的不廉洁行为，并不是说这些干部都是不好的，这个问题不能划等号。我们都学过历史唯物主义，都知道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做为人民群众的每一个人，哪个没有缺点错误？干部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种缺点错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反映和表现是不同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高于一切，95%以上的干部每天做检查，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政治上没有和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尽管如此，毛主席还坚定不移地说，我们95%以上的干部是比较好的。今天，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廉洁行为是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这个时候的干部一般不会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通常是一些不大廉洁的问题，这是带有时代烙印的。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全国的省部级干部因为腐败进监狱、判刑的，一共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犯罪金额，一个是两万多块钱，一个是几千块钱。到上世纪90年代，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省部级干部上升到15人。到现在还没统计完，已经将近100人。从2人、15个人到100人，这个增长速度比gdp快多了。犯罪金额越来越大，上百万、上亿，最典型的是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金额1亿多元，创造了贪官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