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可是腐败越来越厉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跟看病一样，如果摸不清楚病因，怎么治病救人？江泽民曾经讲过四个原因：一是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二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三是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四是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

内因方面，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一些党员干部，原本就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不是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专门到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捞好处的人。捞好处最早是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提出来的，咱们党也讲过多次。特别是在搞市场经济建设时，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儿争来争去。很多人认为，当下捞好处最好的路子就是当官。当了官之后，不但有社会尊严，而且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好处随之而来。所以很多人就拼命地往公务员队伍里面钻，然后拼命地往领导岗位上钻。这些年很多人不择手段买官卖官，不择手段往上升官，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平常问某个领导同志，你为什么当这官？没有一个人说是来捞好处的。多数人可能真的不这样想，即便有人这么想他也不说，那么一般什么时候说呢？被“双规”、被检察院逮捕之后，在检查思想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说这个问题。这些年有很多经典的话，说“升官不生财，请我都不来”，这都是腐败分子的原话。咱们看一些电视连续剧比如《潜伏》里面，天津站站长说了一句话：“当官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特权嘛。”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现在一些人想当官的共同心理，就是为了那点特权，特权就是捞好处用的。这样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多了以后，必然会搞腐败。

第二，世界观发生变化。很多人并不是一开始进入干部队伍中就要搞腐败的，开始的时候还都挺好的，后来理想信念逐渐发生动摇了，像锦涛同志讲的，总开关、总闸门出了问题，逐渐走向腐败。这些年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有很多是这种情况，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就是个典型。她大学毕业后，在“文革”中被分到大兴安岭地区，那里条件很艰苦，在半地下室里住了八年，在那里结婚生子，但她很积极地学习、工作，表现很好，所以后来被提拔了。当她官越来越大的时候，世界观发生变异了，她不再信仰马列主义了，开始信佛。后来查她的时候发现，她家里专门有一个供佛的房间，逢年过节还摆上贡品，一日三拜。她在观音像身后贴了两个条幅，一写着：佛德我升大官，另一个写着：官大升我德佛。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佛保佑我升大官，我升了官以后报答佛的恩德，好像跟佛做交易似的。年底的时候，组织调查她，希望她能够坦白交代一些问题。她当时说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什么问题都没有，拒不交代。回家以后加紧拜佛，希望能够摆脱这厄运。大年初一，她想带着秘书坐飞机到五台山，一起去拜佛，她觉得五台山的佛灵，家里的佛不灵了，关键时刻她想的还是拜佛的事，当然她没有去成。后来事情败露之后，她对佛大发雷霆。她说，我天天给你们烧香磕头，供奉你们，你们却不保我平安。盛怒之下，她把瓷佛、泥佛全部砸碎了。由此可见，人的理想信念、世界观发生变化以后，会导致一些人走上腐败的道路。

第三，一些人原本就有性格弱点和缺陷，品行不好，心理不健康。像韩桂芝爱虚荣，胡长清爱占便宜，王怀忠好说大话假话。我们老百姓也会有这些毛病，但我们没有权力的作用，这毛病也无伤大雅，而这些人有了权力之后，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这些弱点和缺陷会无限放大，导致他们成了大腐败分子。过去我们老是把这些性格弱点和缺陷、心理品行方面的事，都以小节来看待。实际上，人性中很多弱点和缺陷往往是最危险的杀手，在权力的作用下会有很大杀伤力。

第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出现问题。怎么想问题？《韩非子》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公仪休是鲁国的相国，他很喜欢吃鱼。整个鲁国的人都想用鱼贿赂他，他一次也没有接受。他的弟子劝他，“先生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答道，“正是因为我喜欢吃鱼，我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就要为人办事；为人办事，就不免要枉法；枉法了，就没有相国当了。如果不做相国了，即使我喜欢吃鱼，别人也不会送鱼给我吃了，我也没有了薪水可以买鱼吃。所以现在我不接受鱼，就可以长久地当相国，就能用薪水长期地买鱼给自己吃。”公仪休是很清醒的，他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看，不被眼前所谓的好处所迷惑，正是这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保证了他这个人成为一个清官，不是腐败分子。

这些年我们在查办案件中发现腐败分子特别是那些高官们的心理变化有三个基本阶段。

一是心里不平衡。他觉得自己这么大权利，管这么多事，整天忙得够呛，为这个县、这个市、这个省谋福利，我才挣这么点钱。有些老板不知怎么地就挣本文来自中国写作发表网114 http：//www.xzfbw.com，转载请保留此标记。那么多钱，于是心里不平衡。所以如果有人求我办事，就要给我送钱。

二是钱到手之后，害怕心理和侥幸心理同时存在。首先说侥幸心理，拿到钱以后我一定会出事吗？不一定，估计某某某比我拿的还多，他都没出事，我就不会出事。同时害怕心理很严重，有了腐败行为老怕别人查他。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省去查a干部，我们得知b干部对a干部的事有所了解，于是就通知b干部过来一趟。b干部来了之后，办案人员说，先坐吧。结果b干部的汗就下来了，把他自己受贿和包养情人的情况都说了。让他来说别人，怎么说起自己了？就是因为他有害怕心理，一直怕组织找他谈话，所以纪委一找他谈话，他紧张得不得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三是后悔心理。一旦被查处、“双规”、依法逮捕，罪行大白于天下，这个时候就开始后悔了。到现在我们查的这么多贪官里，还没有说不后悔的。不管原来多么硬，多么牛的人，最后都感到后悔。由于腐败而没了命，或者入了狱，名声坏了，这些都是不值得的。

第五，精神状态发生逆转。精神状态的变化会导致行为上发生变化。比如河北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的问题出在他认为当省长无望之后而精神不振，走上贪官之路的。

一个干部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清正廉洁，会不会走向腐败，不仅由内因决定，还要考虑外因的影响和作用。从外因来看，这些年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和深入反思：

第二，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不扎实。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1989之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所以后来搞“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等。这个教育有没有效果呢？有效果，但是不能估计过高。1999年，王怀忠在阜阳搞思想教育的时候，他是第一责任人，可他一边教育别人，一边受贿，四次受贿金额达到了110万。他在被执行死刑之前，才说自己没有加强学习。

第三，制度不完善。王怀忠为什么能说我宁可得罪十万群众，也不得罪一个上级领导呢？从制度上看，他当不当市委书记、当不当副省长和十万群众没有关系，只和上级领导有关系。很多大家都不看好的人、很差劲的领导干部升上去了，为什么能上去呢？因为靠的不是广大群众的认可，而只靠个别领导的提拔、赏识。一边腐败一边高升，很多群众忍不住问，组织部干什么去了？我们的制度为什么不能保证好干部被及时提拔上来，为什么不能挡住那些腐败分子的一路畅通呢？

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由于改革力度不大，选拔干部的落后局面没有改变。什么落后局面呢？一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是落后的一点。二是神秘地选人，不是公开地选人。三是不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而实际上按照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任人唯吹、任人唯杠的标准选人。

第四，监督不到位。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许多党员干部变为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也都是从一些小错误开始的，如果在犯错误之初党组织和领导能提醒他、批评他、教育他，他就不会出现后来那么严重的问题，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干部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现在党和国家的监督种类很多，比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还有人民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可是这些监督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监督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

第五，文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也不应低估。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利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上世纪50、60年代时，除了惩处腐败官员外，我们确实在思想文化领域，在干部管理工作中，做了很多颇有成效的工作。当时，如果你是个清廉的干部，那么领导会表扬你，组织会重用你，社会舆论也会颂扬你，回到家老婆孩子都很尊敬你。现在的文化环境不是这样的，文化可以体现在人们的评价和观念之中。

我们可以用权力把腐败分子给抓起来，但不能用权力把这种不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给抓起来，这种落后腐朽的社会文化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靠权力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思想领域中先进的文化去排斥它，战胜它。我们经常讲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我认为任务最艰巨的领域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把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这块工作搞好，这是最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