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能改变时势，而不是时势造英雄。难道时势不好，就不要英雄？”7月27日，著名作家阿来在接受信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英雄观。

    一个月前，阿来刚刚完成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格萨尔王是藏族人心中的英雄。作为“重述神话”全球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此部小说还未正式出版，就引来了颇多关注。

    正如阿来在很多场合所说的那样，“西藏对于我，是一个名词，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对于很多人，西藏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当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成了一个象征，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我写《尘埃落定》、写《格萨尔王》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要让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懂西藏人的眼神。”

    《格萨尔王》将描绘一个怎样的真实西藏？它和流传在民间的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王传》有什么不同？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的阿来，又如何面对工作与创作的双重关系？知天命的他，从文、从商、从政，如何腾挪辗转？

    小说《格萨尔王》———

　　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解读英雄

    信报记者：小说《格萨尔王》就要出版了，在你心中，它是什么样子？如果用一句话做介绍，那是什么？

    阿来：最好不要让一个作家去评价自己的作品，作家只是尽心尽力地去完成它。我相信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作品是苍白的，而我追求文本的丰富性，我不能概括自己的作品，我也不建议别人这么干。它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概括不了，太复杂了。

    信报记者：那么，小说和史诗有什么不同？

    阿来：巨大的不同。史诗是用藏语来歌唱的，而小说是用汉语来阅读的。最关键的是，我得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王。过去的很多史诗都是歌颂英雄，但在今天来讲，关于权力、金钱、爱情……对英雄的具体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对当时事件的看法也会不一样。另外，史诗《格萨尔王传》篇幅太浩大了，我要保留其中的故事情节，但又不能写成故事梗概，写起来很有难度，有点像把一部长篇写成电影！

    信报记者：能否具体说说这样的改变？

    阿来：我不习惯举例说明，呵呵。

    信报记者：你笔下的每一部小说都植根于深厚的藏民族文化。

    阿来：对，她的历史和文化是我创作的源泉，但我更关注人的命运。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民族，她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怎样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具体到个人的命运。没有人的命运，文学就没有了。

    信报记者：《尘埃落定》、《空山》都是叫好又叫座，对《格萨尔王》的市场表现，你的判断是什么？

    阿来：会更好一些，我有这个信心。

    提携文学新人———

    “不是开工厂买机器那么简单”

    信报记者：今年3月，你在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的时候说，将大力提携新人。对于提携青年作家，你的看法是？

    阿来：所谓提携青年作家，不是开工厂买机器。首先，要有青年作家，不能说你写了几篇文章，比较年轻，就是青年作家了。真正有才华值得提携的青年作家其实不多。而所谓提携，就是支持他，肯定他的价值，不埋没他的才华，但最终我们也不能帮他写。青年作家还得靠自己努力。

    过去有两种不好的现象：上一辈人不能理解下一辈的价值，觉得年轻人没什么好的，看不上青年作家；要么就是觉得起来一个对我有挑战的人，那怎么行，我就打压你，“你出来了，我就不是老大了”。我觉得在我身上，尽量不要出现这两种情况。有价值的青年作家，我会尽量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甚至是早期作品的出版宣传之类的问题；重要的是，自己也要多学习，多了解有价值的新东西。

    信报记者：听说《尘埃落定》在各个出版社之间流浪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其实这也是一个新作家的作品价值是否得到理解的问题。

    阿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想具体讲太多。

    信报记者：你对现时的重庆文学有怎样的印象和思考？

    阿来：重庆的《红岩》杂志也发了我不少的作品，支持过我，很感谢他们。近几年重庆的作品读得不多。印象中，莫怀戚的作品不错，但他本人以及作品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合适的评价，被低估了。我觉得所谓文学，还是要真正关注人的命运，重庆的文学创作离不开这个主题。合适的环境，有力的帮扶都应是必要的。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作家个人的作品说话。作协有责任让作家所处的环境更优越一些，但对作家而言，不能过于寄望外部条件的改善。并不是那些处于最优越条件中的作家才创作出好作品。很多时候，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当官员与创作———

    “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

    信报记者：1997年，你把《尘埃落定》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就从阿坝去了成都，在《科幻世界》做编辑，之后做策划总监、主编、总编、社长。其间，杂志发行量大幅提升，商业运营也很成功。为文为商，你都得心应手。现在，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外人来看，又是为官。文，商，官，你更在意哪个角色？

    阿来：文学肯定是贯穿我生命始终的事业，商和所谓“官”只是我阶段性的工作。工作需要我学习行政、商业，我也有能力学好。对于我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资源和财富。作家不是要采风吗？为商为官也是一种采风，当商人也好，做个小领导也好，都是深入生活。

    老有人问我，当作协主席和创作是否冲突，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我还是我。作家们要向鲁智深学习，“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签过两个合同就认为自己是个商人了，拿到一个级别就认为是官员了，就认为这些东西都和自己的文学理想冲突了，在我看来，还是文学在自己心中份量不够的缘故吧。

    信报记者：你今年50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从牧童、水电建筑工、拖拉机手到山村教师；从杂志编辑、主编、社长，到现在的“茅奖作协主席”，支持你一路走来最大的力量或者源泉是什么？

    阿来：对美的追求，对文学的坚持。我把文学当成自己的宗教，我的成长离不开文学的教育，它让我的生命变得丰满。我是通过自我教育走到今天。而我自我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文学。文学对我不是一个职业，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信报记者：对于作协，网络上非议很多，韩寒曾说作协最好解散了事，你在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有人退出作协是个好事。

    阿来：作协是一个官办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群众团体，加入是自愿的，退出也是允许的。如果哪一天，我觉得我对这个机构很失望，我也会退出。但就目前情况看，谁也解散不了作协。网络上有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有些人在网络上说些义气的话，得到网络上的喝彩，但这不是英雄行为。我们对这个机构不满意，应该群策群力，让作协好起来。作协不是几个人凑钱开起来的股份公司，想解散就解散了。

    实际上，不仅是作协，中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改变，政府不需要吗？公检法不需要吗？学校不需要吗？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正是因为当代中国有太多需要改变的东西，所以我们才叫这个时代为“改革时代”。如果我们不是仅想获得喝彩声的话，就应该多一些具体的办法，不是解散不解散的问题。

    我觉得作协要改革的话，就回到最初的命题，认认真真想想怎么“为作家服务”。

    信报记者：对于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甚至90后一代，你有怎样的观感和期许？他们是否将改变中国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

    阿来：首先说，我读过不少这类作品，过去我做杂志的时候，主要推出的也是这一代作家的作品。我得说商业的成功，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的成功。文学除了商业价值，还要提供思想和美学价值。年轻一代写作者还需要沉淀和更多的经历。

    期许？说不上，一代人有一代人命运。这种命运是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共同选择的结果。我只是觉得，中国不能所有的东西都用市场化作为借口，所有的作家都有责任贡献真正的文学，我们需要坚持。正如格萨尔王一样，他是英雄，时势当然会造就英雄，所谓顺势而为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但也就逆势而动的英雄。太讲时势，会造成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把个人身上的毛病与不足都推给社会，而不自己承担责任。我们经常说反思，我也反思一下：中国人，特别是当下的中国人，老是把自己不坚持处世为人原则的责任推给社会，认为不是我不想坚持，是整个社会都不好，所以我也不再坚持了。时势不好，就不能有英雄么？时势不好，更需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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