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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棋书画——诗歌发展的历史轮回

更新时间:2021/7/27      浏览:86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七十年代以晦涩、隐喻、象征为特点的朦胧诗运动之后,终于出现一股潜流,它从一 开始就完全走向朦胧诗的背面,高举反崇高、反隐喻、反象征的大旗,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 “口语写作”的队伍发展不断壮大,已经成为当代诗坛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随着“诗到语言为止”  [1] “零度抒情”等革命性的诗歌理论不断出现,“口语写作”在诗坛掀起阵阵狂澜,对中国当代诗歌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想,“口语写作”的兴起与这个时代的解构主题保持了同步,同时,它也验证了大多数事物的一 种普遍发展规律——物极必反。因此,“口语写作”出现于朦胧诗之后是必然的。“口语写作”在产生 之初,对中国当代诗歌具有一种启发和推动的作用。就像一把利刃,为其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但 到后来,它逐渐变得不可控制,大量不加节制、乌烟瘴气的“口语”包围了诗歌,使其呼吸困顿。如果 这样继续放任自流,这把利刃必然又会斩向诗歌的头颅。  
  
    评论家陈仲义在关于当代诗歌的一篇评论中曾这样写道,“直白太盛而朦胧风起,精致过头而粗鄙 问世,滥情流行而智性凸显,综合过度而简洁回头。繁褥散漫时,常有单纯反正,艰涩玄奥之际必有素 朴返流。风气的互动,在初始期带有变革冲力,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如若产生超载,必遭新一轮风气的 抗衡。”[2]如果我们纵观新诗发展史,就会发现诗歌的外在形式永远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各种诗歌流派 ,诗歌理论和主张在一种历史的轮回中交替出现,唯一不变只有对其内在诗意的追求。  
  
    一、文学作品中的“口语”  
  
    在大众的常识中,口语本来是与写作相对的,口语就是日常用语,而写作是一种书面语言的表达技 能。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口语和写作就是作为两种技能来培养的。但在文学领域,口语则大量地融入到 写作中去,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很多作家都有着非常鲜明的语言特点,这种特点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来自于各种富有特色的日常口语,甚至来自于方言,而方言则是一种最典型的口语。比如北京籍作家 老舍的作品中就有着大量的北京方言,后来被称作“京城侃爷”的作家王朔也同样如此,山西作家赵树 理的小说中则充满了大量的山西方言。这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真实自然,独具魅力。  
    在历代诗歌中,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到大量的口语。比如汉代《古诗十九首》之二 “昔为娼家女,今 为荡子夫。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唐代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语言,在他们所 属的时代都是典型的口语。当代诗歌中,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 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李瑛的《睡着的战士》:“我们 勇敢的战士休息了,当他们给老乡扫净了院子,挑满了水缸,当他们在一天的休息后擦完了抢——一个 甜蜜的舒适的睡眠正在开始”。由此可以看到,作为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口语”在历代诗 歌中也是大量地存在着。  
  
    必须应该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口语”并不能等同于赤裸裸的日常用语,它实际上是被提炼后 进入文学创作的一种语言。  
  
    二、产生于八十年代,作为一种诗歌概念的“口语写作”  
  
    “ 口语写作”作为一个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韩东、杨黎、于坚、伊沙等人提出。不得 不提到的是,在中国诗歌史中,曾经产生过一些类似的尝试用“口语”进行诗歌创作的理论和观点。比 如,清末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就提出“我手写我口”,把大量的方言俗语入诗,并汲取了客家 民歌中的精华。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新诗革命”,也 是以使用白话写诗做为突破口的。  
  
    八十年代产生的“口语写作”却是站在一个民间立场上,完全采用日常口语作为诗的语言,并将其 理论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因此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量的争议而使其名声鹊起。诗歌在当代人们的印 象中,特别是在朦胧诗之后,其语言一般是精致而优美的,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与口语无缘的。当人 们在谈到“诗的语言”时,几乎约定俗成地想到那些富有特色的书面语——一种既定的诗的语言的腔调 ,色彩以及它特定的修辞方式。“口语写作”产生于这样的时期,给人们心中诗歌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 颠覆。  
  
    倡导“口语写作“的当代诗人们认为:诗歌应该回到平民化的口语状态,拒绝崇高,解构优美,提 倡平民意识,强调写作要客观抒写日常生活状态和内心感受。反对形而上的精神升华,反对隐喻、象征 、暗示等所有的修辞手段,将追求日常生活与生命体验中的“真实性”效果作为自身重要的美学宗旨。 在诗歌写作中普遍采用“叙事”和“自白”的表达方式。把“语感”的营造和运用,当作建构诗歌文本 艺术品味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基本尺度。[3]  
  
    诗人韩东一直是“口语写作”的倡导者,他的《有关于大雁塔》也是最早的口语诗歌之一:“有关 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仅仅二十三行的《有关大雁塔》 ,几乎是以一对十,针对杨炼二百多行的《大雁塔》而出现。韩东剥除了《大雁塔》中种种人为的附加 价值,也剥夺了朦胧诗中那种启蒙色彩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价值。韩东强调“诗到语言为止”,目 的非常明确:让诗歌回归到语言本身,因为“诗歌既不是语言的变形,也不是变形的语言,它只是语言 自身。”[4]  
  
    而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则完全陷入到对世俗人生的琐碎叙述中。这首很长的诗用白描的方式为我 们展开了一群经常在“尚义街六号”相聚的年轻人的生活片断。《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我们往往在 黄昏光临/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打开灯/墙上钉着于坚的画/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梵高/老卡 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很显然,于坚在这首诗中挑选的全部是纯粹的口语 ,包括俗语、俚语、时尚用语和粗话,只要对创造艺术形象有用,就将其原汁原味、堂而皇之地请入诗 中,不动声色地客观记述,从而回到事物和写作本身。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浓郁的属于生活的气味 扑面而来。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气味”,而非“气息”。“气味”是实在的,“气息”则是虚无缥缈 的。同时,完全来自日常生活的语言使这两首诗都具有了一种流畅的语感。  
  
    “口语写作”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对日常诗意的发掘,对个体生命的思索,对崇高 的解构,以及纯粹口语的应用,开拓了诗歌的疆域,诗歌的光芒终于照亮了那些曾经被隐蔽的角落。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对是诗歌精神的一种本质还原。  
  
    “口语写作”的发展壮大使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歌新人迅速涌现,如,沈浩波、尹丽川、盛兴、宋 晓贤、阿雯等。也导致了诗歌界形成了两个著名“诗歌阵营”,以王家新、西川、程光炜、唐晓渡等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推崇书面语对于诗歌写作的艺术的合理性,注重诗歌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含量 。以韩东、于坚、伊沙、沈奇等为代表的“民间立场”,则强调口语对诗歌写作的艺术长处,强调诗歌 的“当下”和“及物”。迥然不同的诗学主张使双方产生了多次激烈的辩论,如1999年四月份的“盘峰 论争”;1999年底的“龙脉诗会”;2000年8月份的“衡山诗会”。并且参与辩论的诗人和批评家相继在 《北京文学》、《大家》、《山花》等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期刊和其他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诗学批评文 章,继续展开针锋相对的“理论争鸣”,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争论从总体上对诗歌的发展是 有益的。  
  
    三、“口语写作”对当代诗歌的贡献  
  
    首先,“口语写作”使当代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纠正了朦胧诗后期已经达到极端化 的晦涩、空洞、滥情。并且为我们证明,当代新诗能够进入日常及其琐碎的事物中,诗歌的可能性从而 得到加强。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隐喻、象征。还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陌生化”等,都是为了拉 大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拉大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从而创造所谓诗性语言。能指与所 指之间的距离要有适当的限度,如果距离越来越大,诗歌也变得越来越朦胧、晦涩,最终完全变成诗人 的呓语。诗歌因此无法解读,被一种极端化的“诗性语言”所蒙蔽,坠入了一个陷阱。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朦胧诗吧,在诸如“天空”、“黑夜”、“眼睛”、“向日葵”、“钥匙” 等意象中,大多承载着集体的记忆和呼唤。在这样的诗歌我们看不到来自个人的的事物在那个时代呈现 什么状态,只看到了一个集体的形象。个人的缺席,日常生活的缺席,造成了文学内部真正的匮乏。所 以我们需要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诗歌。  
  
    “口语写作”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日常琐碎的关照,原先诗歌对情愫的提炼、升华、高度概括的工作 方式便悄悄退隐了,抒情的光芒逐渐被叙事代替,诗人观察世界的目光更加冷静,视角更小,更具体。 请看宋晓贤的《一生》:“排着队出生,我行二,不被重视/排队上学堂,我六岁,不受欢迎/排队买 米饭,看见打人/排队上完厕所,然后/按次序就寝,唉/学生时代我就经历了多少事情/ 那一年我病 重,医院不让进/我睡在走廊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泪水排着队走过黑夜/ 后来恋爱了,恋人们/在江 边站成一溜儿/排队等住房、排队领结婚证/ 在墙角久久地等啊等/日子排着队溜过ィ拖衲愦┚傻囊 惶跆跣』ㄒ氯梗业囊簧。艺庋允г诙游榈难坛纠铮?还有所有的侮辱/排着队去受骗/被歹徒 排队强奸/还没等明白过来/头发排着队白了/皱纹像波浪追赶着,喃喃着有一天,所有的欢乐与悲伤 /排着队去远方”。这是一首伟大的诗,因为它是对个人生活的叙述,是个体的觉醒,它把所有的悲哀 和不满指向作为“队伍”的秩序和集体。写尽了当今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屈辱、迷茫、窘迫的一生。  
  
    其次,“语感”的提出,作为“口语写作”对新歌的另一大贡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已进入现 代诗歌本体论。语感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诗学概念,是第三代诗人在对朦胧诗追求的意象艺术进行否 定之否定的语言再处理中确立的。  
  
    1986年,杨黎在与周伦佑的谈话中脱口而出“语感”这个词。1987年,周伦佑从语义学角度修订了 “语感——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故而语感指语言中的超语义成分”。于坚认为,“生命被表 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5];韩东认为,“诗人的语感既不是语言意义上的语言,也不是 语言中的语感,更不是那种僵死的语气和事后总结出来的行文特点。诗人的语感一定和生命有关,而且 全部的存在根据就是生命。”[6]。后来,陈仲义肯定语感:“①强调语感出自生命,与生命同构的本真 状态,②强调语感的自动半自动性质。将语感命名为: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7]  
  
    语感一直被口语诗人们所推崇,因为它赋予了口语诗的存在动力,从而也成为口语写作的一个标尺 。语感是口语的产物,天生具有顺滑、本真、无意识流动等特征。 诗人盛兴有一首诗《铁轨铺到哪儿》 :“铁轨铺到哪儿/火车便开到哪儿/火车开到哪儿/哪儿就有卧轨自杀的人/也有的地方现在还没有 一个卧轨自杀的人/但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会有的/ 铁轨铺到哪儿/ 我们就无法阻止人们有卧轨自 杀的想法/人一但卧到了铁轨上/我们就无法阻止火车隆隆开来”。这首诗从铁轨出发,顺流而下,极 其犀利地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生活的真相。尤其开始四句,是一种属于语言的自由滑翔,简单而清晰。在 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人一旦敏捷地捕捉住一个感觉就会顺着语感的脉络自在地滑动,直抵事物的真实 。这种由口语带来的语感与日常生活,个体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八零后诗人阿雯的《众口铄金》一诗,则在流畅的语感中让我们感受到刺骨的冷:“……孩子的母 亲躺在床上/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机械地睡着/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没有目的/没有记忆/梦中她的丈 夫披红挂彩/乡间最耀眼的新郎/如果我是一头猪/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如果我是一个人/孩子她妈 ,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后面的两个“如果”,具有非常流畅的语感,这种语感,很多 时候会给读者提供一个进入诗歌的快捷通道。  
  
    再次,“口语写作”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语言。大量本真、、鲜活、充溢生气的口语进入诗歌,从生 活出发而又能超越生活,为其提供了新的语言经验和新的表现可能,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 口语,是一种原生态的言说和语言。它与书面语相对。从思维到书面语的过程中,存在着翻译——选择 、组合,语言优雅、干净,但少了清新的气息。而口语从思维意识下意识就直接到了语言,因而保持着 直接性、鲜活性、原生性。[8]用于坚的话来说,是一种“软语言”。“汉语的柔软的一面通过口语得以 保持”。[9]  
  
    沈浩波的一首诗《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我们那儿是一片很大的农村/农村里到处生长着庄稼 、男人、女人/以及他们家里的畜牲/ 我们那儿有很多女人是自杀而死的/有的喝农药,有的上吊/但 大部分还是选择了喝农药/我们那儿管这种死法不叫自杀/就叫“喝农药喝死的”/ 我有时也很佩服这 些喝农药而死的女人/她们是真正视死如归的人/从想死到死/甚至都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就干脆死掉 了/ 而有时候我又很佩服那几个上吊而死的女人/她们是真正考虑清楚了生死问题的人/真的决定好了 要去死/这才去上吊死了/我们那儿管这种死法也不叫自杀/就叫“上吊吊死的”。在贫穷广大的农村 ,是不使用“自杀”这个词的,面对残酷的死亡,人们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喝农药喝死的”或“上吊吊 死的”。这样赤裸裸的口语进入诗歌,可以使我们更加近距离看到那些来自生活最低处的血淋淋的现实 。从而使诗歌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穿透力,毫无疑问,这样的“口语”拓展了诗歌的语言。  
  
    再看另一首诗,陈傻子的《春风吹》:“春风给男孩子/装上了喉结/让他在夜里做个春梦/并有 了第一次遗精/春风给女孩子/装上了乳房/让她的屁股迅速圆起来/并看见内裤上的鲜血/春风让一 个中年人/开始产生紧迫感/从而更加挥霍这仅存的中年/春风对老年人却毫无办法/只是徒劳地吹过 他们的身躯/而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更不能把他们吹向中年和青年/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这 首诗写尽了春风中的少年,中年和老年,一些不加掩饰的语言毫不犹豫地进入诗歌,使其变得真实、凌 厉。从而更加深入地表现了主题,直指人心。在春风的吹拂中,人生的沧桑被表现的淋漓尽致,结尾连 续三个春风吹,加深了这种情绪的渲染,有一种不动声色中淡淡的悲凉。  
  
    四、“口语写作”之弊  
  
    首先,“口语写作”使诗歌开始陷入“口水”的汪洋。“口语写作”的日常性叙述,对于无遮蔽和 装饰的口语的使用,使诗歌阅读变得轻松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写作的难度就降低了。恰恰相反, 脱离了华丽的语言外衣的支撑,诗歌现在要与世界赤膊相见了,那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寻求更强大的支撑 。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在诗意营造方面,在其内在技艺方面,在语感方面,词语质感方面、在节奏方面 等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象烹饪一样,当只剩下最普通朴素的白菜萝卜的时候,做一桌美味佳肴的 难度系数提高了。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一些著名的诗人或者评论家 ,都认为诗的门槛因为“口语写作”的出现而降低了,这就给许多人增添了很多盲目的自信,于是大量 装腔作势、拐弯抹角的“伪诗歌”出现了。——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就几乎造成了诗 歌的一场灾难。  
  
    请看在诗江湖论坛中南人的一首诗《我的嘴里有一口痰》,“嘴里的一口痰/只有两条出路/要么 吐在街上/要么咽回肚子 现在我的嘴里就有一口痰/裤兜里没有卫生纸/这口痰不大/也不小/有点儿 恶心/味道也不见得无法下咽/它呆在我的嘴里……”。这样的“诗”实在有点惨不忍睹。伊沙曾写过 一首诗题目为《春联》的诗,只有短短三行“印度的苦行僧在吃屎/中国的诗人们在写诗/横批——东 方欲晓。”诗歌在这里彻底沦为了低级发泄的载体,只剩下了肆无忌惮的调侃。有一首被某大型论坛评 为优秀,并在当月精华点评中高调出现的“口语诗”,《刻舟求剑》:“办完公事/他哼着轻快的小调 /走到河边/船上刻着的刀痕/入木三分/三下两下/他把衣服脱了/跳进河里/深秋的河水/冷得/ 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这样的诗歌是失败之作,但依然能引来一片叫好声和和费尽心机、殚 思竭虑的解读。  
  
    由此可见,对诗歌的欣赏和鉴别到了一个多么糟的地步。上述的两篇只能算的上是表达了一种小的 感觉,还不能称得上是“诗”。标准的混乱,表面难度的降低使大量这样的“口语诗”出现,几句浅俗 的口语,几个陌生的词语,几句分行排列的语言游戏。诗歌演变成这样,已经不再是“口语写作”,而 是沦为“口水写作”。就这样,在种种误解下,“口语写作”产生了一种抛玉引砖的效果,传统媒体以 及网络上大量充斥的“口水”大有淹没真正诗歌之势,几乎将要使其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口 语写作”的本意是要使诗歌走向“当下”,走向日常,但现在真正的诗歌却被“口水”遮蔽起来,一水 隔天涯,令大众看不到真正的好诗,从而对诗歌更加失望,远离诗歌。这样一方面很多人兴致勃勃地写 着,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繁荣,另一方面导致诗歌本身遭到大众的唾弃。  
  
    其次,“口语写作”导致了泛诗歌论,从而把诗与非诗的界限变得模糊。诗人马永波曾说:“我甚 至认为,呈本真状态下的任何事物都是诗意的,我们只需抓住经过我们身边的任何东西,记录下它们, 便是诗歌”[10]。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泛诗歌论。虽然海德格尔一再告诫我们,“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 上”。我们应该去日常生活中去寻找诗意,感受诗意。我们可以把找到的任何事物记录下来,却未必能 形成诗歌。我们可以说,一朵花是诗,夕阳是诗,或者一根筷子,一把椅子也是诗,但我们讨论的毕竟 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诗歌,文学,则意味着提炼和升华。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代,这些最基本的原则 依然是成立的。如果一味沉溺于琐碎的日常生活,无视必要的选择、提炼,而走向放纵和自恋,把所有 舌下分泌物都当成宝贝,造成“即写即是”的“自动效果”,产生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流水账”。很多 诗人把“口语写作”当作了一个伟大的“杀手锏”,肆意地挥舞着,仿佛这样就达到了一种“返朴归真 ”的新境界,实际上是又回到了小学生作文的阶段。在当今诗坛,这样的“诗歌”有很多,在此不再一 一赘述,它们注定将作为反面教材载入诗歌史。  
  
    五、“口语写作”的未来走向  
  
    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轮回的轨迹,早在五四时期,古体诗歌衰落,白话诗 歌兴起,后又因为其过于浅显直白而出现新格律诗和象征派诗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脱离现实的 纯诗和淡化艺术的革命诗走向极端后,则出现了综合人生和艺术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大量粗糙浅 薄的政治诗促使了朦胧诗的产生,而到了八十年代朦胧诗的晦涩僵硬又直接导致了的“口语写作”出现 。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隐藏的一些规律,那就是当一种诗歌潮流发展到顶峰时 期的时候,往往会从相反的方向产生另一种新的艺术取向。诗歌本身在其冲突中则会产生一定的回归, 也会在其碰撞中取得新的发展空间。此刻,在二十一世纪诗坛肆意汪洋的“口语写作”中,在诗歌语言 从中所获得的巨大的解放中,我恍然又听到了八十九年前,新诗草创时期胡适在《谈新诗》中的一段话 :“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 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把从前一切束 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 

   历史总会出现这样惊人的相似,当然,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新诗在这种历史轮回中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当你心有所思、灵有所归的时刻,千万别忘了用简单的文字留下诗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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