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许多女诗人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佛学并非她们诗作中的点缀，而是同她们的人生体验息息相关的。众多有才情的女诗人，常常在良辰美景之中，体会到禅意。“花满中庭月满天，花香人景共婵娟。焚香静坐观花月，诗思禅心两自然。”（金淑娴《春日夜坐有得》）在禅意中，她们被世俗社会束缚的才情得到了释放和发挥，体味到自然的意趣。“别有闲情何处着，非今非古任优游。”（陶善《野步》）“云无来去意，秋在渺冥间。雨后村烟湿，林疏鸟语闲。”（范淑《秋晓》）

　　佛学的境界与自然的美景，相互交融，使才女们感到了“自然原不与天违”，虽身为女儿身，亦感到自身独有的价值，“散花我本天仙女，胜果能参最上乘。”（伊兰《圣因寺揽胜斋小憩》）

　　然而，现实并非都是那么美好，特别是在战乱频繁的晚清，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的12年中，自杀的著名江南女诗人就多达20位，另有多人被杀或因贫病而死。即便是在较为平静的年代中，晚清女诗人似乎也是最不幸的一群人，她们几乎都是“青年孀守之人”。在她们的生平中，最常见的就是贫病、早寡、早逝或所适非人。

　　晚清女诗人集体命运的悲剧性，不能不说是由于时代造成的，而她们对那个污浊的世界也表达了不满。“闲看世事意多违，俗态纷纷亦可嗤。”（杜敬《杂感示慧玉》）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走上了佛教的道路， “扫除烦恼即清凉，看淡荣华忆故乡。爱网解时疑网脱，尘缘悟后道缘长。”（王伯颖《悟后》）“忧患余生，吟事遂废……自今以往，扫除文字，潜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净土，几生修得到梅花乎。”（吴藻《香南雪北庐集自序》）

　　到了民国，才女们开始积极反抗自己的悲剧性命运，提倡女权，男女平等成为时代的口号。在这个时代大潮中，却也有不少女诗人遁入空门，比较有名的当属吕碧城和张汝钊。

　　民国时期，才女们信佛有其个人的原因，如吕碧城终身未嫁，张汝钊的丈夫是浪荡公子。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女子不幸，特别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女子生活不幸，是一个社会问题。佛教在一定意义上，为这些女子摆脱社会羁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了空间。

　　同时，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才女往往出身于传统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她们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这些女子又追求男女平等，学习西方文化，这样做看似大胆时尚，受到“名流”们的追捧，但这些“名流”往往将她们当戏子、交际花看，口上赞扬，但内心并不十分尊重。再者，花无百日好，才女也会红颜不再，而宗教信仰则可以保守终身。“德”比“才”更具有持久性。

　　因此民国时期，吕碧城、张汝钊等不少才女走上“以德称而不以才显”的道路，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依归，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