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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问祖 ——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 |
更新时间：2021/7/26 浏览：128 次 |
龚忠武
乌有之乡
目录
一、序言
二、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
三、自然地理和生态因素
四、涡漩运动的向心力：逐鹿中原与民族的大融合
五、涡漩运动的离心力：天灾人祸
六、物质地理因素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七、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
八、帝王之学：河洛文化的智慧
九、结论：河洛文化的中衰
一、序言
1993年10月8日，也就是14年前，我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邀请，参加在河南巩义市举行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参加的。1989年，我应「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邀请，到山东曲阜参加「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时，也是怀着朝圣心情去参加的。两者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古老华夏文明发祥的圣地，一个是华夏儒道（1）发祥的的圣地。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教徒都要到麦加朝圣。华夏民族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道教可以算是一个吧），如果一定要为我们民族找个宗教的话，那就是祖宗崇拜，也可称之为祖宗教吧。所以炎黄子孙在文化上应该都是当然的祖宗教信徒，中国人说，不能数典忘祖，正是这个意思。那么炎黄子孙的祖宗的根在那里哪？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登城＞一首诗中谓「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程思远先生当时给大会的题词说「炎黄子孙，根在河洛」。就是说，我们祖宗的根在河洛，在河洛之间。
的确在血缘上，炎黄子孙的祖先发迹於河洛地区；同时在文化上，炎黄文化的根也在河洛地区。所以，那年我到巩义市去，就是要借参加研讨会之便，寻根问祖，访民族血缘之祖，朝拜瞻仰华夏祖宗教的圣地；寻华夏文化和思想之根，同与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源流脉络。
为什么要问祖？为什么要寻根？
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远古的历史固然随着时间而日益淡化，但决不会消失；用心理分析的话说，而是潜存在这个民族的下意识里，还会不知不觉地在起作用。
所以寻根问祖，不会完全是个情感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很现实、
很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近现代深重的民族耻辱和文化灾难，是历史偶然造成的呢？还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追本溯源，是否有更久远、更深刻、更根本的文化思想原因？或者打个比方，中国古老文明这时生了一场几乎丢掉了老命的大病，那么我们就要追问，病因何在？是病出偶然还是其来有自？也就是说，是否我们华夏文化在源头、根苗、或基因上，一开始就先天不足，还是後天不良，以致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否在其孕育时期先天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还是在後天的幼儿期或壮年期被导入歧途？我希望能够从那次与会的各位考古学家和上古史学家的权威专题报告中得到启发，得到起码是初步的答案。
当然，面对着新的世纪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2）华夏文明也有个如何振兴自己古老的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大问题；用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话说，就是有个「反本开新」、「复古创新」的大问题。或者用张岱年的话说，有一个「文化综合创新」的时代任务。所以，也有个寻根问祖的问题。
当时，我也利用出席研讨会的机会提出了自己浅陋的看法，希望够得到与会各位前辈和先进学者专家的批评指正。因为那次会议的主题是河洛文明或文化，所以我就在河洛文化上做文章。我报告的题目是〈寻根问祖――河洛文化的现实意义〉，其中我提出了「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的概念。当时，这个概念只是我的一个非常初步、非常不成熟的大胆构思，并没有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慎密思索。14年後的今天，我觉得我报告的主题仍然有现实的意义，所以就参考了当时会上所提出的论文和这些年来出版的有关这个专题的论文和专著，全面重新改写，着重地阐述所提出的「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的概念。这就是本文产生的背景。
二、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
在未进入正题之前，首先要界定一下河洛地区的地理范围和河洛文化；然后再界定什么是涡漩运动，以及什么是文化涡漩运动或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3）
关于河洛地区的范围，各家各说，莫衷一是，但一般是指现在河南中部以嵩山为中心的郑（州）洛（阳）地区；具体而言，是指北到黄河，南到鲁山、镇平，东到郑州，西到洛阳一带的黄河中下游交汇区疏松的黄土冲积平原（4）。狭义的河洛是指洛阳东巩义市西，伊洛河之间的这一段黄河中下游地带，其中心是嵩山北阴、伊洛汇流的巩义市河洛地区，（5）也就是当时开会的地方。这也是河洛地区的核心地带，核心中还有个更核心的地方，就是位于巩义市南河渡乡的洛汭。所谓洛汭，它是源自商洛山地蜿蜒于豫西丘陵地的洛河，在巩义市东北神堤村转个大湾与黄河在洛河口交汇处形成的一个大河湾，洛汭为古称，亦称「什谷」、「洛口」。（6）这个方圆200至300多公里的范围内所孕育的华夏古文化就叫做河洛文化。（7）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河洛文化的分期问题，河洛文化历时数千年，从伏羲一直到北宋，有的学者还主张一直到鸦片战争。我主张下限应该画在北宋。但是，即使截至北宋，也有五六千年之久。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我今天的报告只讨论伏羲至先秦这部分，秦汉至北宋这段期间的河洛文化，将另文论述。
至于涡漩运动这个概念，我是受自然界的涡漩现象启发的。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是河流中的湍流产生的涡漩现象，台风、龙卷风也是气流的涡漩造成的自然现象。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在电磁场中，在重力场中，甚至在宇宙的天体运动中，也常发生这种现象，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这种涡漩运动的现象。河洛文化的源起和发展过程就是一种文化涡漩运动的范例。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吧。本文就是利用这个概念来总括说明河洛文化数千年来的漫长历史进程。
涡漩运动，首先当然必须有一个核心，例如台风的风眼，它起着吸引和辐射的两种作用；也即涡漩运动循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向心力，一个是离心力，不断交互作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河洛文化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正是如此；具体地说，河洛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消融力，把周围的地区文化吸引进来，消化融合。然后再释放巨大的离心力，将其融合後的文化向四周辐射出去，传布到四周地区。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使河洛文化不断向四周延伸扩大，从而形成更大的河洛文化圈。
例如地下考古文物显示，殷商发挥文化核心作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的神祗，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另一方面，长江以南各地区的物质文化，虽然有其地方特点，但也显示接受了殷商中原文明的特点，甚至几乎完全与殷商文明相同。这证明殷商文化不仅存在于黄河中下游，而且也证明殷商中原文化对四周方国的强大影响，并且已经辐射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了。（8）
河洛文化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个轨道运行的。目前考古和历史学界大致已经肯定河洛文化构成以关中、晋南和豫西为范围的中原文化的核心，而中原文化又是华夏中华文化的核心。于此可见，河洛文化对华夏中华文明的源起和发展是多么关键了。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当然很清楚，传说的远古时代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中华大地、大江南北，除了河洛文化之外，还有其他的地区文化同时存在，例如如甘青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海岱文化、江汉文化、齐鲁文化、闽越文化、三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等。
所以考古学界才会提出考古文化的「六大区系说」或「满天星斗说」（9）、「四大区域说」（10）、「华夏文化多元说」、「一体多元说」（11）等；简言之，可以归纳为区系说和中原中心说两大类，以便更有效地说明这种地区文化同中原文化同时并存和发展的现象。我认为，这两类说法各有所偏，各有优点，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
区系中的各地区文明也有其核心，例如拿河洛文化所属的仰韶文化来看，就有关中地区的半坡类型、豫晋陕交界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郑洛之间的大河村类型、豫北地区的後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晋南的西王村类型、冀南的下潘汪类型，各个类型的分布区域，除个别地带有交错外，都有其中心地带，都有其核心。（12）其他地区文化也可依此类推。所以，上古传说时期，部族林立，有万邦之说，就很好理解了。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河洛文化在这么多的地区文化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形成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从而对其周边的地区文化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辐射力？
最后分析归结起来，这个问题涉及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也即自然地理生态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这里需要强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即物质产生精神，精神固然源自物质，但也可以转变成物质，形成巨大的有形力量，反过来作用于物质。这就是文化思想具有巨大能动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现在首先说明物质因素，也就是自然生态、地理因素和生产力。
三．自然地理生态因素
先讲生态环境。水是生命之源，远古人类必须尽量靠近水源才能生存繁衍，所以大河哺育了人类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巴比伦的两河文明，都发源于大河的河谷盆地；中国的河洛文明自然也无法例外，发源于中国第二条大河黄河的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历史上叫做大河文明，其相对的文明是海洋文明，例如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东部的沿岸地带，面对的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种大河和海洋的特殊生态环境，对据以形成的民族的性格、心理及其人文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下面再详细论述。
不过，讲到河洛地带的水，当然不止一条大河黄河，还有南岸的一条大支流洛河，河洛就是黄河和洛水的合称。洛河又有三条支流，即涧水、瀍水、伊水等。伊河于巩义西流入洛河，洛河于巩义北注入黄河。此外，还有众多的湖泊水泽散布其间。与此可见，河洛文明水流之多、之盛、之广，绝非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巴比伦的两河文明可以相比！
有了水，自然就有林木，就有茂盛的森林植被，就有飞禽走兽，佳美的山水，秀丽的风景。而且远古时期，黄河及其支流大部分清澈，水量也比现在大得多。（13） 所以单就水而言，流域面积达15，771平方公里的河洛盆地正是这样一块适宜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14）有诗为证：北宋邵雍诗曰：洛川多好山，伊川多美竹！这是距今一千多年前的人说的，可以想像，距今五六千前时当更是秀美了！
水虽然多，还得流在宜于发展农业的平原盆地，河洛一带正是这样的理想地区；以华北台地为基础，其间散布许多山间盆地的谷地，如伊洛盆地、汝颖盆地、溱洧谷地等。嵩山以东是面积约达40万平方公里的黄河冲积平原。整体上是一片广袤的平畴旷野。从小区域上说，区内是起伏不平的山岗丘陵，与西亚的新月形地带相似，河流水渠纵横流布其间，非常有利于远古时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农业固然离不开水，也离不开土壤、主要的农作物和气候；水、土壤、农作物、气候，是农业文明兴起和发展的四大物质要素，缺一不可。讲到土壤，河洛地区的土壤层主要是第四纪冲积土（褐土），属棕壤的褐土（俗称黄土），广阔深厚。其特点是经过多年耕种形成为壤土（河边）及黑垆土（塬上），母质肥沃，肥力高，节理垂直，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因此具有天然抗旱保水自肥的能力。并且土层单一，疏松多孔，先民使用简单粗糙的石铲、木耒等即可进行开垦与浅种直播，也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以便进行农田灌溉。（15）
河洛地区的主要作物是粟，既耐旱，又耐寒，宜于栽培和广泛种植，而且生长期短，易于保存。而黄土地带的黄土层正是适宜粟生长的土壤，所以粟成为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和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作物。古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粟以及同类的干旱作物黍、稷这两个字，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还有麦、豆也可以广泛种植。（16）
相对而言，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稻米，虽然是耐温湿的水耕农业，但是如果水太多了，多到沼泽湖泊遍地，河道纵横，以致排水不易，稻米就无法生长。所以必须要等到农业技术发展到可以排水的技术水平时，才能大量种植稻米。然而这种技术，远古时代的先民是完全不具备的。因此由于河洛地区的水量适当，不是过多，一般较南方排水容易得多，比较容易灌溉，所以南方稻作农业的生产力难以超过北方的旱作农业。这是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中晚期，当进入距今三四千年的青铜器时代，北方旱作农业大为发展，成为哺育华夏文明核心的关键的物质条件，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随之发展了辉煌的文明、文化。（17）
再说气候吧，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自距今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至西周初期的三四千年其间，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中原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干旱地带农作物粟类的生长。而且四季分明，不湿不燥，冬不冷，夏不热，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的摄氏3度；尤其是黄土地，最适宜于远古人类依水傍崖穴居。（18）所以，不论是水、土壤、主要作物或气候，河洛地带所具有优越的生态条件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这就为河洛地区的农业文明提供了无比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
现在再来讲河洛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地理位置。其四周山峦叠起，中部地势开阔。南面是嵩山、外方山、伏牛山脉等环绕，再往南则连接部分的江淮平原；北面是黄河横穿而过，再往北可以控制幽燕；东出虎牢，连接豫东大平原（河下平原）和黄淮平原或华北平原；西接秦陇，越过函谷，可抵达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进而连接广袤的黄土高原。（19）所以，就地理位置而言，的确是「山河拱戴，四域相围，万方辐辏」，位居天下之中，制约四方。例如当大禹将华夏划为九州时，河洛地区属豫州，地处九州之中，所以后世通称中州、中原、中土。古代所称之「中国」，其原意即指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所以最晚到西周初年也就是距今3000多前左右，河洛地区已被视为天下之中。（20）
这个无与伦比的形胜甲于天下的优越地理位置，是其他地区文明，例如红山文明、巴蜀文明、良渚文明、海岱文明、江汉文明、荆楚文明怎么也比不上的，纵令它们也具有同河洛地区一样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但不是偏西，偏北，就是偏东，偏南，都远离华夏先民活动频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所以，从地缘上看，河洛地区也是得天独厚，以洛汭为核心的河洛地带，仰仗大自然厚赐的物质条件和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最有条件成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这种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西周的周公营建洛邑屏卫东方，然后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後梁、後唐七朝，均定都于此；隋炀帝和唐初武则天称帝时也迁都于此，因而有「九朝名都」之称。如果从河洛文化圈更大的范围来看，河南北部的安阳曾经是殷商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後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所以安阳也有「六朝故都」之称；河南东部的开封，曾经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後梁、後晋、後汉、後周以及北宋等六朝的都城。这样前后算起来，就有21个大大小小的朝代在河洛地区开国建都，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天下的大凑」，应该是当之无愧了。（21）
第三个是生产力，这是形成涡漩运动核心又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因素。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要吃饭就离不开农业，远古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撑。当然这里是说，先民已经从渔猎进入农耕的时代，从伏羲进入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初的时代。这里需要大致界定一下文明的定义和主要内涵。所谓文明，其标志性的内涵包括文字、城市、礼仪、建筑、宫殿庙宇、青铜、阶级和国家，还有科学、哲学、艺术等。这些内涵的出现和持续存在并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只有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使农业生产能够经常有保证地为社会提供一定安全数量的余粮，才能够收容更多的奴隶从事各种非农业性活动，充当仆役；本氏族的成员才能够有更多的人完全脱离生产，从事必要的行政管理工作和心智活动。（22）
然而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环顾大江南北的几个地区文化，都没有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和阶级社会并持续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具有这种条件的在当时只有黄土层地带的旱作农业地区，包括河洛地区。所以，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就农业生产力而言，毋宁是很自然的了。
考古的出土文物证明，河洛地区早在距今8千年前也就是伏羲时代前后，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斐李岗遗址显示，农耕区分布在豫西山地的东部边缘与黄淮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尤以嵩山周围最密集。农业是斐李岗文化的主要生产活动和食物的主要来源。农具中锄、铲的出现，说明当时已脱离原始的刀耕农业，进入锄耕农业。由斐李岗、仰韶、龙山等文化看来，农业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在河洛文化圈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这种以农业经济形成的生产力，构成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所需能量的主要物质来源。（23）
四、涡漩运动的向心力：逐鹿中原与民族大融合的原型
当然，这麽好吃、好住的宝地，自然具有强大的物质磁吸力、向心力；已经住在这里的人自然不想走，不但不想走，而且还要尽量地把这块宝地建设得更美、更好。没有能住进来的，例如周边相同的华夏部族和其他部族，如一般通称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很自然地要抢占，据为己有。于是就会想尽办法抢夺，文的也好，武的也好，只要能够到手就行。这就促成了长达数千年的以河洛为中心的频繁互动，从而启动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进程，也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生命力，增强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能量。
文的和平融合方式有经贸、通婚、朝贡、联盟等，这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间交流来往。这种方式是潜移默化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见到融合的成效。
至于武的战争方式，就是历史上一般习称的「逐鹿中原」的政权或朝代更替的方式，这时已经初具雏形。历史显示，在上古时期的河洛地区或中原地区，战争频繁（24），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尚未开化的半野蛮时代，这是当时逐鹿中原唯一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英雄必然是战争的胜利者。就拿远古活跃于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的三大部族集团，即华夏族的轩辕皇帝和神农炎帝同非华夏族的蚩尤族三者之间的经典战争来看吧。大体上说（由于各家各说，莫衷一是），偏处西北黄河中上游的黄帝族，属红山文化，是个相对落后的游牧狩猎部族，这可以从黄帝被称作有熊氏中的「熊」字得到证明。而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炎帝部族也是华夏族，属仰韶文化，是个农业部族，相对先进。活动于南方和部分山东的的蚩尤族，属大汶口文化，也是农业部族，也较黄帝族先进。为了逐鹿中原，争夺河洛这块宝地和中原共主的地位，他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最后打了三次大战，也就是决战。第一次是属于炎帝族的共工氏同非华夏族的蚩尤族交战于钜鹿，结果共工氏战败。（25）紧接着共工氏残部向黄帝求救，炎黄两个华夏族组成了统一战线，在涿鹿打败蚩尤，并且把他杀了，这是第二次大战。第三次是华夏族争夺领导权的内战，皇帝族和炎帝族决战于阪泉，这场战争是牧人和农民之争，炎帝族战败；游牧民族打败了农业民族。（26）
这三场战争是一般高中生都知道的，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讲呢？因为它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是它们是国史上频繁发生的逐鹿中原战争的原型；也就是说，为今后国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和民族的大融合树立了典范和规范，也确立了一种激烈形式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规律。
其次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总以为文明高的一定征服或打败文明低的，但是上述三次经典战例却表明，文明高的反而经常是文明低的手下败将。黄帝族主要是游牧狩猎部族，总体上说文明落后，但却是这三次逐鹿中原的经典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游牧民族勇武善战，飘忽机动，并以驯服野兽见长（这时尚无骑兵），例如与蚩尤族的涿鹿之战开战後，驱使野兽冲锋陷阵。（27）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根据黄帝学专家曲辰17年的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黄帝族竟然在涿鹿决战中运用了朴素的天文、地理、气象、军事等知识，还会利用特殊的地形地物，地方性小气候的变化规律，诱敌深入；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游牧氏族居然制造出当时的高科技指南车。当然可以想像，必然非常简陋，但也是了不起的军事技术的发明。另外，黄帝族还掌握了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兵车（黄帝号轩辕，轩辕两个字的左边都是个车字，必定与车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28）蚩尤族虽然骁勇善战，并且使用了当时的高科技金属兵器，刀、矛、戟和弓弩等，也难以抵敌，结果大败，蚩尤被杀，残部纷纷向南逃走。
考古学家郭大顺主张，炎黄两族的接触与对抗，反映仰韶与红山两个文化的长期竞争，胜利者黄帝族入主中原的河洛农业地区，改为种植五谷杂粮，从牧民变成农民。也就是说，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皇帝族战胜了经济和文化先进的炎帝族之后，被炎帝族同化了，然后炎黄两族同九黎等部族进一步融合，并逐步向南发展，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也随之向南方辐射，其文化圈随之不断扩大。
此后，西北和北部落后的非华夏游牧部族，不断骚、侵略、占领中原先进的华夏农业民族，就是遵循这个战争规律，华夏族自战国时期起不断建造长城以自卫，竟然也无法阻挡游牧民族的频繁骚扰入侵。
第三点是，这三次战争的结果显示，北方的黄帝族征服东方和南方的炎帝族和蚩尤族，初次启动了国史上西部的部族征服东部和南部的部族战争的总趋向。具体而言，就是在东方河洛地区同西方（广义）周边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冲突和战争中，总是后者征服前者，成为中原的统治者，然后又被先进的河洛文化同化而融为华夏族。如此反复循环，周而复始，从而演变成为华夏族与周边民族斗争融合和中原朝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循环怪圈。自此以后，直到北宋为止，这成了北方民族斗争历史的规律。
这三场战争是国史上的大事，是「逐鹿中原」的政治斗争的经典战例 ，也是当时黄帝族开国和建族的经典战争；开国是指建立了有熊国，建族是指黄帝一战而为华夏族在河洛中原立足奠定了华夏族千秋万代的基业。炎帝族失败後，推举黄帝为天下共主，从此确立了中国政治的正统政治传统，也即政统。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也因这三场战争而成为后世政治斗争的准则；军事斗争的胜利者被尊崇为有德之君，失败者则被丑化和扣上失德之君的帽子。所以共工、炎帝、啻尤，在后世的历史中往往是个负面的形象，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谱之外。（29）但历史的事实是，共工氏是治水的鼻祖、民族英雄，炎帝是农业的发明人，所以后世才有神农氏的美称。简言之，以上三场战争是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通过最激烈的战争的形式，展现其强大向心力的经典战例。
大体而言，在西元3000年至1700年前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在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强大向心力的吸引之下，各部族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融合核心。所以，夏商之际，散居豫、陕、晋西、冀南的广阔华北大平原的周边部族，在河洛文化涡漩运动强大的向心力作用下，主要通过战争的强制方式，基本上完成了融入华夏族的过程，奠定了夏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基础。（30）
五、涡漩运动的离心力：天灾人祸
以上说的是河洛文化物质方面的向心力。再说物质方面的离心力。离心力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就是河洛自己的文化和工艺商品主动或被动地向外传播。还有一种是负面的、消极的离心力。这是人祸造成的，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明显分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常见的是出了暴虐的统治者，这是内忧；加上四周少数民族垂涎中原华夏之富庶，文明之发达，于是腹心地带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频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这是外患。内忧外患都是人祸，造成中原和河洛地区残破，从而使涡漩运动的凝聚力、向心力大为萎缩，离心力反之大为增强；用历史的语言来说，就是内忧外患使河洛人民活不下去，不得不离开曾经是富庶美丽的家园，流落四方。
简言之，如果原来的河洛先民一旦丧失蓬勃的朝气和创造力，自身腐败，就会走向衰败没落，然后周边的部族或民族就会乘机侵入，取而代之，成为河洛地带新的统治者。所以河洛地带的居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涡漩运动的运作下，新旧不断取代，于是华夏民族同周边部族或民族不断冲突融合，扩大繁衍。所以涡漩说，不仅表明河洛地带的高度文明可以辐射出去，输出先进的文明、科技工艺和文化思想；而且也表明，河洛的居民也会被历史的涡漩伟力扬弃、淘汰而驱离出去，成为移民流民。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一共有四次，都是发生在国家长期分裂、战祸连年、民不聊生的大动乱时期。例如今天闽南和台湾的客家族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辗转流落到南方的河洛移民。（31）
这样看来，河洛的华夏族观念不再应该是血缘意义的了，而应该是文化意义的了。满洲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驳斥夷夏之分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所谓圣德就是文化的，而非血缘的。中原原来的华夏族不断流落他乡了，反客为主的非华夏族不断涌入进占後融合于河洛文化而被同化了，也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族了；用现在的话说，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了，成为炎黄子孙的一员了。所以雍正的夷夏融合论，自古至今都是说得通的，是涡漩说的最好注释。
人祸之外的原因就是天灾，例如常见的水灾和旱灾（地震、瘟疫偶然发生）。造成水患的一个是伊河，其上游山高林密，温暖多雨，水患之多，洪水之大是夏后氏族生存发展的心腹大患。更大的洪灾来自黄河，河洛地居黄河中游，水灾、洪患频仍，从黄帝到唐尧虞舜之际的400多年里，河洛以东的人民经常苦于水患，所以要命共工治水，又命鲧治水，命禹和伯益治水。共工治水时，修堤防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立了首功。（32）大禹治水，主要疏导黄河，引水入海，为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所以成了大民族英雄。伯益主要是发明凿井。鲧、禹和伯益都是在河洛地区成长起来的。所以水患，数千年来成了河洛地区、中原地区先民的恶梦。（33）所以治水斗争史不绝书，黄河水患一直要到新中国时才彻底根治吧？
因此同洪灾密切相关的就是兴修水利，水利灌溉一直是河洛文明发展的基础，重视水利建设一直是发展河洛文明的命脉。自夏建都嵩山脚下的阳城，洛汭地区便成了历代帝王建都的场所。水多了，造成洪灾；水少了造成旱灾，有时严重到威胁王朝的命运。例如《国语•周语上》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成了夏王朝的生命线。可见水在伊洛一带之重要性。
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运输线。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时代，水上运输是最便捷、最经济的运输方式。随着洛阳成为帝王之都，政治中心，人口随之增加，再富庶的地方，也无法供应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由此看来，不论自然条件多么得天独厚，物质资源都会有困竭的时候，所以华夏帝国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接替地带；幸好，除了河洛这块宝地之外，还有关中平原的长安和河洛文化圈的开封可以替代。所以东周、东汉都定都洛阳。于是，秦汉之后，随着国家的政治重心逐渐由长安移到洛阳，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也随之东迁。都于长安时，稻米、丝绸、茶叶等物资，都依赖南方，供应可从长江转道汉水，再北上长安。这是一条西部的运输线，另一条是东部的运输线。战国中期以后，东部平原修通运河，漕运条件大为改善，漕运的条件比西部水运更为便捷和省力。这对河洛的洛汭非常有利，因此汉唐以来，便形成了两个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轴心。於此可见，隋唐开凿运河是经济的形势所逼，才不得不另辟财源。具体而言，这显示，河洛地区和中原加上关中平原的物力逐渐难以为继，无力承受成为大帝国中心的经济压力，不得不向尚待开发的长江以南的稻作地区引进资源了。（34）
简言之，上述河洛文化涡旋运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长期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涡旋运动的互动机制和规律；具体而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直到清帝国覆灭为止，甚至一直到1949年的国共斗争为止，朝代和政权的兴衰更替的周期循环怪圈，规范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演变。
注：
（1）这里之所以用「儒道」（Confucianism），而不用「儒家」、「儒教」、「儒学」，因为「道」是指宇宙和人世的根本法则、基本规律和原理，应该更能体现孔子所创的人道哲学体系的旨趣和精神。
（2）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主任兼政治系教授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国际政学界广泛注意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在文章中主张，冷战结束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未来国际政治中新的对抗模式。并且预言，世界上的大文明，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可能再加上巴西、南非、或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舞台上新的活跃参与者。他说他之所以要撰写此文，目的是要唤起人们注意这种文明冲突的危险性，从而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化解文明间的对抗。1997年，他本此初衷，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大改写成专书，题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
（3）自从我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涡漩说」的概念之後，国内学者戴逸、韩石萍、朱绍侯等在他们的文章和谈话中引用了我的这个概念，但只是说「有人」，未注明出处，戴逸甚至连「有人」都不说而视为己有，难免予人有掠人之美之嫌。（请见戴文，〈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1期；请见韩文，〈关于河洛文化的若干问题〉，收录于《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以及〈河洛文化的特征〉，《寻根》，2004年第5期；请见朱的谈话，〈专家谈河洛文化〉，贴于洛阳师范大学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4）王保仁，〈豫中地区原始文化试析〉，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5）傅永魁，〈论河洛文化的范围与内涵〉，同上。
（6）许顺湛，〈神秘的洛汭〉，同上
（7）窦志力，〈河洛文化浅说〉，《河洛文化论丛》，第一辑。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244；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页55。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魏亚南，〈中华文明的曙光——就辽西考古新发现访考古学家苏秉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4日。
（10） ＜中华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光明日报》，1986年9月23日，第一版。
（1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2）赵玉安、廖永民，〈华夏族与华夏文明〉，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4。
（13） 史念海，《山河集》（二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页227。
（14）傅永魁，〈论河洛文化的范围与内涵〉，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15） 张德水，〈论河洛文化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5。
（16）同上，页3。
（17）《中华文明史》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12。
（18）张秀英，〈水与河洛文明〉，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19）同上；张德水，〈论河洛文化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司全胜，〈河洛文化的中心性〉，《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周叔昆，《黄土高原，华夏之根》，2001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21）同上；徐金星，〈河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寻根》杂志，2004年第5期；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上册，页101－102。
（22）张德水，〈论河洛文化在中华古文明发展中的地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15。
（23）同上，页6。
（24）韩香花，〈论炎黄时代河洛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25）骆承烈，〈中华民族联合统一的肇始——从炎黄战蚩尤谈中华民族大融合〉,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6）同上；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31－32页。
（27）骆承烈，〈中华民族联合统一的肇始——从炎黄战蚩尤谈中华民族大融合〉,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8）曲辰，〈试谈河图洛书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13。
（29）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34页。
（30）赵玉安、廖永民，〈华夏族与华夏文化〉，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2。
（31）骆承烈，〈中华民族联合统一的肇始——从炎黄战蚩尤谈中华民族大融合〉,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张纯俭，〈河洛地区与客家人〉，同上。
（32）张秀英，〈水与河洛文明〉，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5。
（33）同上。页6－8。
（34）同上。页11－13。
六、物质地理因素与人文精神因素的关系
上面讲了涡旋运动向心力来自物质方面的能量，下面将阐述来自精神方面的能量，也可以说前者是硬力量，后者是软力量。所谓精神因素，具体而言，就是体现河洛地区华夏始祖心智活动的精神和智慧。
这里所谓的物质和精神是广义的二分法，物质是泛指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存在，精神则泛指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意识，包括民族性和文化思想，例如哲学、科学、宗教、道德等的心智活动，总称之为精神。
关于物质和精神两者的密切关系，或就今天的主题而言，即指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同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已经有大量权威论述。例如中国古代的《礼记•王制》、《管子•水地篇》、《国语》、《汉书•地理志》等都认识到地理环境对民情风俗、教化人心、思想政制等的决定性影响，很有地理决定论的味道。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 BC）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7BC）更是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甚至人性的决定性影响。西方科学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384-322 BC） 提出创立环境地理学，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
到了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在他著名的《法意》中突出气候和滨海性作为人性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并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英国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根据地理唯物论指出，气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1844－1904），也把人看作是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是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直接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支配人类的迁徙和分布。
但是同我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还是德国的理性主义大师黑格尔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因为他从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论述了大海对海洋民族的性格及其活动的决定性影响：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限、浩瀚无际和浩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时，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促使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稳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捉摸不定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前进，凌波而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
这种超越土地的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35）
我认为这是黑格尔对海洋与海洋文明及海洋民族性的经典论述，其中至少可以概括为这几个要点：一是富于想像；二是重商逐利；三是具有掠夺侵略的本性；四是好奇冒险；五是征服自然大海。黑格尔认为这是被「束缚在土壤上」的大河文明如中国所不具有的民族性格。这是就海洋文明和海洋民族的一般性而言，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就海洋文明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定海洋民族希腊来看。黑格尔对希腊的海洋地理配置及其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精辟深刻的分析：
希腊半岛这片土地以千变万化的形式，伸入海中--岛屿星罗棋布，大陆部分也形成隔离状态。伯罗奔尼撒半岛仅靠一个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整个希腊被海湾切割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总的地貌特徵是，这块国土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同时又通过大海连在一起。在这里，看不到高山、大峡谷、大溪流；没有大河，没有大平原；山川将地表多样化，以致无法形成清一色的地貌。在这里看不到像在东方那样的雄浑的自然景观：没有恒河、印度河等（译者按：黑格尔忘掉了黄河）那样的大河，生活在这种大河平原上的民族，单调贫乏，不思变革，因为其地貌永远不变。相反地，地貌极尽变化、分割独立，倒是同希腊民族的多变生活和希腊精神的多姿多采性相一致。（36）
黑格尔的分析得到世界文明史大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印证，他说：
从地图上看，希腊像一只巨大的干枯的手，其弯弯曲曲的手指伸入地中海中。.....你看见无数锯齿形的海岸和隆起的陆地；到处都是港湾和入侵的海水；大地嵌入高山和丘陵之中。大海和陆地的天然障碍将希腊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各不相属孤立地块；彼此之间的来往交通，不知要比今天困难危险多少倍；因此，每个流域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制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37）
从上述黑格尔和杜兰特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关于希腊海洋民族性的特点，一是希腊民族注重个性，二是分散多样的城邦政治。这与大河文明注重群体和大一统的中国民族性，实成强烈鲜明的对比。
进一步来说，希腊海洋文明所依据的地中海，面积广达二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而且海中有海，有以其为中心的爱琴海，还有亚得利亚海、爱奥尼亚海、蒂勒尼安海等。还有难以计数的的大大小小的港湾、岛屿，散布其中。反观中国的大陆文明所依据的也是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华北大平原；同样地，也有无数的小平原、盆地、谷地散布其间。这就为中国的大陆文明和希腊的海洋文明，提供了广袤无比的发展空间（地中海文明的接替空间是大西洋，黄土大陆文明的接替空间是江南和西部，然后交汇于太平洋，但那是後话了）。东西两大文明在生存空间上真是旗鼓相当，不遑多让！这是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狭隘空间怎么也无法比拟的！就是局促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也是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的。这也显示，大河文明的河洛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希腊文明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潜力了！
一个形象生动的史例就是，中国的圣人孔子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道，而希腊的哲人柏拉图在辽阔的地中海上，周游列岛，宣扬他的理道，一东一西，相互辉映！
但是必须强调，纵然地理环境对精神文明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然而绝不能忽视精神的主观能动性、独立性和改变物质的强大的反作用力。这点连强调绝对精神的黑格尔都是不得不承认的，例如他说：
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Ionia）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决不能单靠这个明媚的天空就能产生荷马。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38）
事实确实如此。否则就无法说明美洲的印地安文明何以落後挨打乃至灭族了。南北美洲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印地安人在那里住了两、三万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伟大的人类文明。这充分证明地理决定论的说明力是有其严重局限性的，所以人文的因素不论怎么重视，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突出海洋同希腊文明的关系，目的是要强调古希腊人如何以自己的精神和智慧回应海洋的挑战，再就是要预示中国文明在未来的世纪里主要的挑战仍然将来自源于希腊海洋文明的西方文明。
七、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
上面讲了构成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物质因素，现在再谈一下构成涡漩运动向心力的广义的精神因素，包括基本价值、终极关怀、基本态度的精神，以及包括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智慧。
我认为, 古代河洛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一直到先秦的诸子百家，不论是多么的博大深厚、玄奥精妙，其内涵大致可以用这二十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正德厚生、血缘亲情、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物力有穷」。「以人为本、正德厚生、血缘亲情」基本上界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即华夏文化的终极关怀和出发点；「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物力有穷」基本上界定了人与物即自然界的关系。这是华夏文化思维的目的、方向和路径。如果还要再进一步化约的话，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即「人学」，可以尽华夏文化之底蕴、精粹；简言之，中华文化自古至今都围绕着「人」，而不是像西方文明围绕着「物」或印度和中东围绕着「神」，来做文章，来体现其基本精神和深奥智慧。
让我们首先来简要地谈一下河洛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务实避虚。我们河洛的先民是一个从农业生产实践中领悟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会不劳而获」的务实道理的勤劳民族。久而久之，内化而为一种民族性，就是非常实际，非常重实践、重经验；就是在办事思考时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不存空想，唯经验是尚。例如，就拿「实」这个字来说，就有「诚实、真实、务实、老实、厚实；实在、实用、实干、实践；实学、实事求是、名实相符」等习惯用语和语意。於此可见，我们是一个多么重视「实」的民族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这有什么用」，已经到了不自觉的顺口溜的地步了，可见「用」这个字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了。其反面的「虚」、「玄」、「空」等，一般都是负面的，含有消极的贬义。虽然这些具有导向性的观念都是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期後的用法，但其最早的根源则来自河洛先民的务实避虚的精神。
其最早的、权威的经典陈述来自《易•系辞传下》，其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象天、法地、观鸟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表明先民实事求是，知识的获得和积累主要来自感官所获得的感性经验；否则就不可象，不可法。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及其科学精神作出的最简明、最客观的表述和概括。这种务实的经验科学精神，传承不绝，成为华夏民族对待万事万物、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性向。
例如孔子就有两句经典性的名言最能体现这种务实态度，一句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两句话本来是相当理性的，是实事求是的，是完全符合唯物科学精神的，然而却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反面，产生了意料不到的严重副作用；就是由于出自圣人之口，基本上关闭了后世中国人通向务虚的「未知的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的大门；务虚的未知世界涉及纯理性的科学知识，超自然的世界涉及形而上的宗教，这却正是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心专注的世界。例如古代中国人将科学工艺一般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例如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一向淡泊，不热衷于追求基督教式的永恒「天国」，而热衷于追求「人国」的不朽，这样就萌生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终极关怀。这是中国人的宗教也即人教情怀的务实精神的最高体现。（39）
既然讲到科学的认知问题，那就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这种务实精神是如何体现于河洛先民对自然和人世的哲学思考和科学探索。刚才所引的话来自对《易经》中卦爻的诠释的系辞。什么是《易经》？什么是八卦？一般都认为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的源头活水。（40）然而易经、八卦，最早就是产生於河洛地带，更具体地说，就是产生於今天巩义市的南河渡乡。
八卦又源自太极图，所以首先要了解一下太极图是如何产生的。据传说，距今六、七千年前，伏羲巡河时来到南河渡乡的黄河和洛水的汇流处。时值夏秋之交，黄河和洛水水势甚盛，激流交汇，形成一个个大漩涡，一浊一清，从远方观望，犹如两条黑（浊水）白（清水）色大鱼相抱，在河中戏水，回转盘旋，正是生动的太极图原形。伏羲亲眼看到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触发灵感，画出了太极图。这本来是个传说，但是1992年5月河南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宣布，他在这里作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的确亲眼看见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的黄河大漩涡，从而确认「太极图」是伏羲根据黄河、洛水二水汇流形成的旋涡自然现象绘成的。（41）
这是个实地调查的新发现，是个新说，否定了宋以後流行的说法，就是「太极图」是宋代的陈搏所绘所传，朱熹选派弟子到民间寻访得之，刊於所著《周易本义》篇首而流传至今。于长君的这一发现把「太极图」产生的时间向前推了几千年，并揭开了中华文化智慧源泉形成之谜。（42）
我这次在会议期间有幸参加主办单位组织的参观团，站在南河渡乡的神都山上，也亲眼看到了河洛二水交汇的神奇景观，的确像二鱼环抱，远看就是一幅自然天成的太极图。由于亲眼目睹，不得不相信于长君的调研结果。不过，由于河洛二水的河床经过数千年的淤积，自然要比六七千年前狭窄很多；加上又不是盛水季节，气势当然无法同伏羲时代相比。但能够亲眼看到这幅壮观的天然「太极图」，真是不虚此次寻根问祖之行。顺便附带提一下，本文提出的「涡漩说」的概念，同于长君提出的和我也亲眼看到的黄河涡漩现象，是个巧合，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黄河上竟然会有这种神奇的涡漩现象。
这是讲的「太极图」产生的情况。至于八卦的产生，根据古老的神话传说，伏羲在古洛口村东的一块台地上，面向洛汭，这时正是汛期，狂风大作，浊浪排空，忽然看见黄河、洛水上「龙马负图，神龟背书」的奇特情景，于是兴起灵感，效法龙马背上的图形，神龟背上的文字，绘出八卦。（43）图是指《河图》，《书》是指《洛书》。这世上怎么会有龙马、神龟？当然是编造出来的神话，是不可信的。但是，《周易•系辞》告诉我们，连一向不轻信「怪力乱神」的孔圣人竟然也会说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样的话，还发出「河不出图」的慨叹，这就是说他对此传说信以为真。可见，这个神话在古代是具有高度象徵性的意义的。
当代的学者对《河图》、《洛书》进行了严格的科学研究。结果产生了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伏羲面对洛河，背依连山，画出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完成了「易 」的最初构想，这是最原始的《易》，传至夏代定名为《连山易》。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客观，但似乎仍然脱胎于神话。
第二种是韩永贤的说法。他认为《河图》、《洛书》是原始社会北方中原狩猎时期无文字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方位图），用气候图和罗盘指导游牧生产。伏羲可能据此创造了八卦符号（《洛书》罗盘方位用八卦记号代替八个方向）。由此表明，当时不仅有了数的概念，而且也有了天文学、气象学、透视、几何学、算术等的科学知识的萌芽。这些都是当时的牧民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结晶，但不幸被用巫筮文化包装，而使其科学的合理因素隐而不彰。（44）
第三种说法是，《河图》、《洛书》是先民用原始记数形式排列而成用于占卜的图式，刻在龙形的石器和龟板上，後来湮没于地下。伏羲时代，由于河洛泛滥，河水冲刷覆盖其上的泥土，现出刻石和龟板，《河图》、《洛书》由此诞生。伏羲据以画成八卦。因此，可以说《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出土的两件文物，可能是早于伏羲时代的先民用来占卜的。（45）
最后一种说法是，《河图》不是龙马负图天赐的神秘之物，而是实有之物，是羲皇师法天地自然相继感悟的一种载体文化。在渔猎时代，伏羲氏在洛阳地段（新安、孟津）的黄河中发现太极石和太阳石，受到启发，发明了《河图》、《太极图》，进而效法天地自然，发明了八卦和阴阳鱼太极图。这种太阳石奇石，由于很像太阳，因而得名。石上太阳图案圆而色异，且大小多少不等，千形而百象。最奇者为其上之文似今汉字。此种石头为河洛地段之黄河滩上特产，传说中的龙马负图的故道就在孟津的古负图寺遗址。太阳奇石的出现可能在伏羲以前，只是到了伏羲时代，才由伏羲推演为河图，并根据它画出了八卦。黄帝、尧、舜等几代圣人，都在河洛地区发现过这种太阳奇石。（46）
但是到了孔子时代，不知道为什么奇石忽然消失了，以致孔子慨叹「河不出图」。所以阴阳鱼太极图的真相被埋没了数千年。
以上四种说法都论之有据，言之成理，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它们虽然说法不同，但都表明河洛先民是在「跟着感觉走」，就是以感官得到的经验为依据，进行极为简单的枚举归纳推理，从而得出结论。例如历来被尊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视为人类高度智慧、被诸子百家视为思想源泉的《周易》，就是通过感官，「观物取象」，以有象征意义的象数，或概括或分析或归纳或演绎，再「法天取意」，推断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及社会人类的吉凶祸福。具体而言，大至治理国家、抗御自然，小至家庭婚媾、行为修养、人际关系、养生之道等，《周易》都有具体的卦爻对应概括总结，以启示人们的行为，趋吉避凶。
总之，这个被古代中国人视为圣经的《周易》的产生，不是神启的，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务实的经验科学――不是演绎的抽象理论科学――的思想指导下，经过许多圣哲的提炼总结逐渐形成的。（47）伏羲也许开了个关键的头，他正是这个时代被神化了的、具有科技专家素质的部落首领。
第二、自强不息。《易经》要旨，不外讲变、顺变、应变。君子法天，如日月星辰，运转不息；君子法地，如江河溪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君子要刚健有为，不断进取；要面对横逆，不屈不挠，奋发图强。这是华夏民族之所以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最深厚的精神力量。
诚如哲学家张岱年指出的，中国的民族精神凝汇于《周易》统摄64卦之首的的乾坤两卦所体现的刚毅厚重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他的看法是深刻敏锐的，是完全符合华夏历史事实的；一部24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伟大史诗！例如大禹治水，与天顽强斗争，终於战胜洪水，被後人推崇为圣王。这里衍生了一个忧患意识，从忧患中悟出自强不息的道理。例如周文王被殷纣所囚，身处横逆，心中怀着极大的忧苦，所以《周易•系辞传》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但文王仍然本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创作《周易》，在牢狱中为64卦撰作卦辞。同样地，周公也是在避管蔡中伤，退处鲁邑时，怀着忧苦的心情，而作364爻的爻辞。
这是讲的个别的圣君贤相，士君子也不例外。儒家最重视人品，终身不停地努力进德修业。孔子标举仁德，周游列国，力图拨乱反正，匡时济世；终生尊崇周礼，晚年删订诗书，整理文化遗产，继绝学，正风气。墨子摩顶放踵，以苦行匡时救世。两人都为士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大禹、周文王、周公是政治领袖，孔子、墨子是思想领袖，都为华夏民族谱写了一部自强不息的伟大长篇史诗，从而形成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较之前述的物质伟力，有过之无不及。
第三、原创精神。相对于考古学文化所谓的华夏其地区文化，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成为华夏文明的领头羊，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在于於河洛先民具有的惊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伟大的原创力和想象力。恐怕较之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缔造者不遑多让吧！？
正是由於河洛先民具有务实的诉诸经验的科学精神，并基本上掌握了反映自然和社会基本规律的辩证思维，才能够在得天独厚的河洛盆地，创造了灿烂的华夏古文明。例如，上面曾经谈到深奥玄妙的《河图》、《洛书》产生的四种可能性，此外还有一种与神话完全无关的可能性，就是河洛地区的先民发挥原创精神，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根据《易•系辞》中的大衍（五十的代称）之数，以及《说卦传》中的内容而画出来《河图》、《洛书》的图形。什么龙马，什么神龟，都是无稽之谈。权威的《周易》中只是提及「河出图，洛出书」，只字没有说到神兽龙龟背负而出于水中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48）这又是一个关于《河图》、《洛书》的客观理性的推断。
历史地看，在河洛地带曾经依次创造了斐李岗文化（七、八千年前）、仰韶文化（五、六千年前）和龙山文化（四、五千年前）。具体地而言，河洛先民先后创造发明了村落农业生活和生产方式、（49） 象形方块文字、（50）德治的礼刑国家和社会体制、《易经》辩证思维体系等。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的基本文化和文明制度的创造，也就是中国文明之所以为中国文明的标志性的独特特征。当然，这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里只是举其与我报告的主题相关的荦荦大端而已。
国史上具有原创精神的风流人物出于河洛地区的不计其数，华夏文明的始祖和文化英雄伟人如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大半在河洛地区建功立业。此後数千年，河洛地区或河洛文化圈直到北宋为止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学术、科技、文学、书画和佛教中心，风流人物辈出。被尊为华夏文化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工艺的始创者的十圣，儒圣孔子、道圣老子、庶圣墨子、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字圣许慎、律圣朱载堉等，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就是长期住在河洛或同河洛发生密切关系。例如传说孔圣人，从偏处中原边缘的鲁国到洛阳拜见当时担任周守藏室史官（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51）孔子周游列国，也多在中原河洛一带。于此可见河洛文化对孔圣人的向心力是多么不可抗拒了！其余国史上的风流人物那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充分显示河洛地区，地灵人杰，长期以来一直具有蓬勃的活力和非凡的原创力。难道这也是「满天星斗」说的其他地区文化可以相提并论的吗？当然楚文化出了个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屈原，是个例外。
第四、博大包容：由于它有一个「广阔胸膛」般的黄淮大平原和黄土高原，由于它是天下辐辏的中心，河洛地区即使要关起门来不与外界来往也不可能。这就自然形成了它涡漩运动收放自如、博大包容、兼容并蓄的的宏伟格局了。
首先是部族和民族的融合。前面在谈到涡漩运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时已经略略提及，现在再详细叙述。在历史上，中原的华夏民族同四周的部族集团, 经过数千年的战争、冲突、交流，最後在中原河洛文化圈融为一体。大体而言，其间共有四次大融合，第一次是上面提到的上古时期，黄帝族、炎帝族与蚩尤族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同华夏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第四次是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沙陀、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同华夏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还有一次是明末清初，但已超出本文范围。这四次以河洛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使河洛文化或华夏文化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充分体现了河洛地区博大包容的开放精神。如果说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大熔炉，而河洛是这个熔炉的核心，毫不为过。
这个大雪球，大熔炉，有个很好的图腾形象就是象征中华民族的「龙」。龙，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动物，而是人造的，是远至七八千年前北方许多部族的图腾拼凑而成的，例如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52）这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最有力佐证了。
其次是文化思想上，更是如海纳百川，江河不让细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是在河洛地区大鸣大放的，前述文化思想的十圣均在此活动。秦汉隋唐北宋时期，河洛文化日趋成熟，走在人类各大文明的前列。详细情形留待下文〈河洛文化的三次中衰〉论述。
第五、敬祖崇本：中国人的宗教情怀虽然是淡薄的，孔圣人不相信怪力乱神，但是对祖先崇拜，祭拜祖宗却是非常虔诚的，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所以我在开头时说，我们中国有个祖宗教，我们都是虔诚的信徒。
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族的英雄崇拜，这些英雄们在生前是强者，对氏族部族有很大贡献，所以他们的子孙才认为死後他们的鬼魂仍然会像生前一样庇护福佑他们。例如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作出重大贡献，所以历代都奉之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来祭拜。后人从他们身上找到血统的认同归属，找到自尊和信心，引以为荣，引以自豪。1993年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是就冲着炎黄先祖召开的麽？
所以这个祖宗崇拜的传统习俗极其久远深厚，後来形成了《孝经》，其道德的权威较之基督教的《圣经》有过之无不及；其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实在不亚于今天西方国家的宪法。例如，《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什么是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孝是儒家道德思想体系、礼治伦理体系的根本，教化之所由生，犹在忠德之上，因为忠是大孝的延伸。于此可见，孝德之重要！
不但一般平民要奉行不渝，就是连至高无上的天子帝王也要奉行孝道，以孝治天下，为臣民做出榜样。舜就是以大孝子闻名乡里而被推为帝王的。所以根据孝道的血缘关系构成了家族、国家、民族最强有力的天然纽带，成为炎黄子孙和华夏民族天然的凝聚力，向心力；从而平时保证了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安定，乱世则为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成无数延续民族命脉的家族宗族细胞凝聚的核心精神力量，团结整个民族共同抗御外侮的侵略。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灾难都因此得以化险为夷，屡仆屡起，起死回生。所以，敬祖崇本对民族绵延繁衍之功，怎么形容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但是这种传统，也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在中国古代，子孙忘本不孝，就相当于教徒的叛教，是罪至不赦的大罪；所以，自古至今，中国人敢于公开不敬祖宗者，实在少见。这种传统的延伸扩大，就是不敢违背祖宗的教训，即所谓的祖训；平民要遵循祖训，天子要按照祖训治国，例如清朝的皇帝动不动就拿出祖训来训诫子孙，来阻止对体制变革的要求。
推而至于学术思想，孔子说他「祖述尧舜」，又说「述而不作」，就是
传述古代圣君贤相的善行嘉言，这可以说是尽民族之大孝。他的弟子也仿效他，将他的善行嘉言编成《论语》。准此，后世各行各业的创始者也都被尊奉为祖师爷，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谓「天地君亲师」，把老师同君父并列，当作君父一样要尽忠、尽孝。老师传道授业，其正面的作用是学术有所本，有所传承，不致中绝。但其流弊也不可胜言，就是为了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导致思想学术的因袭守旧，不思进取；如果弟子青出于蓝，背离老师的教导，另成一家之言，就可能背上背叛师门的罪名；所以，为了不背上这个罪名，扬名于当代後世，不是隐藏自己创新的观点，「我注六经」，就是假托古人，「六经注我」，诉诸古代圣贤，言必称尧舜孔孟；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端而遭封杀，甚至送掉性命。至于为了维护祖训家业，将家学视为传家之宝的秘学，只传子孙，不传外姓，更是有害于中国学术思想和科学技艺之流布和发扬光大。
这同古希腊的学术传统截然相反；柏拉图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亦师亦友，可以平等地相互诘难辩论；苏子甚至鼓励学生发表同自己不同的观点看法，从来没有摆过高高在上的「夫子」的架子，而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智慧的唯一权威来源。亚里士多德不但对他的老师柏拉图有所批驳，有所超越，甚至对他的祖师爷苏格拉底也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多有异议。只问真理，不讲师承名分的希腊学术传统，将轴心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推至巅峰，奠定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欧洲中世纪上千年烦琐哲学的黑暗时代，另有原因，这笔帐不能完全算到希腊三哲的头上。
然而反观中国，除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之外，两汉及其後的学术界，注疏盛行，很少有学者专家敢于自成一家之言；似乎所有的真理尽在四书五经老庄著作之中，全被孔孟两个圣人老庄两个智者讲完了，後人只能拾其牙惠。河洛先民自伏羲至西周初年数千来的原创精神自此消失殆尽。这也许是华夏「敬祖崇本、师道尊严」美德产生的一个意料不到的副作用吧！
以上是我认为构成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人文精神核心的几个基本的华夏民族精神，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还可以举出更多其他重要的精神美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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