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在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鬼神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鬼神，古代中国人从懵懂无知的敬畏到街谈巷议的世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我们可以从正史、野史、笔记等古代文献和“引车贩浆者流”的口口相传中考察到这一事实。同样，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鬼恋”题材的故事和小说一直吸引着历代的文人墨客，他们或加以“忠实”的记录，或驰骋自由的想象，或借谈鬼神以寄理想。这种奇特的写作热情自魏晋南北朝一直持续到清末。大体来说，历代“鬼恋”中的“鬼”大都是女鬼，故事主要是美丽的女鬼与男人间的私通。在《太平广记》鬼部分和唐传奇乃至宋元话本中，除了女鬼恋男之外，也有一些描写男鬼与女人（主要是婢女和已婚妇女）私通的故事。对于这些“鬼恋”题材的故事或小说，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古代婚姻情况的考证以及“女鬼”追求爱情自由和反封建的意义上。而韩国学者们则主要从“作家论”、“作品论”、“儒家伦理”等视角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本稿拟通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时期的《巢氏》、《郭庆之》、《孟氏》、《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等几则内容相似的“鬼恋”（男鬼恋女）故事的不同写法的比较研究，从各时期“鬼恋”故事的社会背景和写作特点上来考察志怪、传奇和话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2．        魏晋南北朝志怪 

  2．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争雄，东汉统一帝国名存实亡。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劫持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试图在汉的旗号下重新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及人为努力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汉帝国的废墟上相继出现了魏、蜀、吴三个鼎立对峙的政权。公元280年，继承魏的西晋统一了全国，但西晋仅稳定统治了20余年便在各种矛盾的影响下土崩瓦解。西晋灭亡后，江南相继出现了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前后相承的政权，北方则经历了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的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燕、南凉、北凉、西凉、夏和北燕等十六个政权和北魏、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的统治。

    魏晋南北朝三个半多世纪，可谓上接秦汉，下启隋唐，是介于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动荡时期。这时期由于众多朝代和小国走马灯似的交相更替，社会长期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这种战乱频仍、天灾不断的乱世生活，使人们的内心大多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所笼罩。政局的严重不稳定和人的生存不能把握，使人们悲观地从鬼事中寻找慰藉。鲁迅先生在谈到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起因时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士人大多逃避现实，把追求幸福的愿望寄托在超现实的空中楼阁上。因此，本土固有的鬼神崇拜、道教与外来的佛教等思想一时间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整个时代坠入了迷雾之中。所以，对神仙的向往，对鬼神的笃信，成了这一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2．2     志怪小说的作者及叙事特点 

    据侯忠义先生所著《中国文言小说稿》和李剑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史》及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的统计，部分志怪作品的作者如下：《列异传》（曹丕，魏王）、《搜神记》（干宝，东晋始安太守）、《搜神后记》（陶渊明，彭泽令，后隐居）、《异林》（陆云，清河内史）、《灵鬼志》（荀氏，晋，南平国郎中）、《博物记》（张华，魏晋，中书郎，尚书，司空）、《玄中记》（郭璞，晋太守）、《神异记》（王浮，晋，祭酒，道士）、《神仙传》（葛洪，太守，好道家，后隐居）、《拾遗记》（王嘉，方士）、《述异记》（任昉，长史，竟陵八友之一）、《幽明录》（刘义庆，晋，侍中，临川王，佛家信徒）。这些作品的作者也许不一定准确，有的很可能是假托其名，但这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者虽然身份不尽相同，有官员、史家、道士、佛徒、隐士，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身份都是知识分子。像一般的中国士人一样，在他们的心理上也有着出仕、出名和恋生的三大特点。志怪作者几乎都有过做官的经历，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局的动荡，多数人的做官生涯并不顺利，一生如履薄冰是他们生命的写照。

    李青春先生指出，对于六朝文学的繁荣起决定作用的是“士人阶层主体精神的沉落”。这里的“沉落”是指“士人放弃社会责任而向个人心灵回归”，是说士人放弃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传统理想，退而自保，向内在精神世界转移，选择出名或恋生，所以魏晋南北朝士人崇尚名士风度。他们或放荡不羁，行为怪诞；或崇信佛道，归隐深山。一时间，关怀生命、探讨生死构成了哲学和文学的主题。比如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大都对于时间的普遍关注，就反映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普遍忧思，于是张扬灵异、称道鬼神便纷至沓来。

在志怪作品的叙事特点上，由于秦汉以来史传的正统地位使得志怪作者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作品与正史对照，加上他们深信鬼神的存在，所以在叙事风格上经常“以史为鉴”，许多志怪小说集多以史传意味很浓的书名行世。如《西京杂记》、《搜神记》、《齐谐记》、《述异记》、《幽明录》等等。对此，刘叶秋先生评价魏晋南北朝小说时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深受春秋两汉的影响，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而董乃斌先生也认为志怪不过是史的旁支或变种。《幽明录》则记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

    史传叙事大多开头先介绍人物的姓名籍贯、出身、朝代、家庭等，然后再写其一迹。志怪小说也有这一特点。另外，史传对志怪叙事的影响是简约。志怪小说的作者创作态度也近于写史，他们只是把传闻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很少进行铺陈的发挥。有的甚至只是简单罗列奇闻异事，而简化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以，六朝志怪在篇幅上大多只有十数字、数十字，至多百字上下，过千字的不多。但是与史传相比，志怪作者们在叙事时以独特神秘的幻想，即“幻奇”的叙事方式使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突破了史传叙事的束缚，加入了史传所缺乏的想像力，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叙事特点。但是，由于志怪作者们在创作观念上以实录为己任，所以缺乏鲜明的个性。

    在后世的志怪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实录”的创作态度越来越淡，但史传叙事的体式影响依然存在。 

   2．3     《巢氏》与《郭庆之》 

   《巢氏》这部志怪作品收录于南朝宋时刘义庆所编著的《幽明录》中。据史料记载，刘义庆（404—444）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祖先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后迁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江苏镇江市），是南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初为丹阳令，其后官做到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并于永初元年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非常聪明，很受武帝刘裕的赏识。元嘉八年（431年），因为与朝廷左仆射相对应的天上星座左执法发生变化，刘义庆害怕有灾祸，就辞去左仆射，外调地方官。后来，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刘义庆感到畏惧，致使他“不复跨马”，从此政治上堕入消沉与冷漠。史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刘义庆的文人气质与修养使他与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于是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了《世说新语》、《幽明录》等书。

   《巢氏》全文只有110字，写自称为“郭长生”的男鬼主动来找巢氏的婢女，双方两情相悦，男鬼十分关心婢女且常赠送财物。男鬼以吟诗来表现其潇洒，其形象和易可亲，颇富人情，具有诗意的浪漫色彩。

《郭庆之》收录于南朝梁时任昉所编著的《述异记》中。作者任昉(460—508)，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寿光）人，仕于宋、南齐、梁诸朝。史称其年幼即聪明，8岁能写文章，16岁即被聘为丹阳主薄。任昉好结交，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多得提拔。所以“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又言其“平日治学甚勤，于书无所不窥，聚至万余卷，多异本。”其写作“文笔尤健，才思无穷”。

   《郭庆之》全文只有184字。写叫“黄父鬼”的男鬼主动来找郭庆之的婢女，双方两情相悦，男鬼十分爱护婢女，常常变化形态以取悦婢女或以自娱，颇富人情，具有诗意的浪漫色彩。

    这两个志怪作品，故事短小，内容相似，都是婢女与男鬼私通，男鬼关心爱护婢女，没有伤害之意，更无利用之心，只是两情相悦，且洒脱浪漫。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男鬼并不伤害婢女，同时婢女与男鬼私通之后也没有任何不适，这与其他鬼恋中人鬼相交必受伤害大有不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

    笔者认为，这首先是到了南朝以后，人们开始对鬼神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在刘义庆、任昉这样的饱学之士的眼里，鬼神不是不可接触的，阴阳两界之间也可以相通。于是，以往面目狰狞的害人精——鬼神形象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开始有了人的特征。这两个志怪作品中的鬼和人并无两样，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变化不定。但其行动、言语、性情，包括吟诗等都是人类的举动，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志怪中都强调了男鬼如人。

    其次，从写作叙事特点上来看，这两个志怪作品文字简练，有春秋笔法。在介绍人物和故事时也有对史传类的模仿。比如，两个志怪都是以介绍人物的年代、生活的地方、身份等展开故事，这与史传的写法完全一样。

    其三，这两个志怪作品中的鬼恋的结局虽然是虚幻的，但过程却浪漫而富于想象力。不难想像刘义庆、任昉这样的大文人，宴余酒后，作为消遣的编纂不会是严肃的，必然驱驰想象，或“忠实”记录道听途说的奇闻逸事，或以采录的故事进行即兴的修饰，因此文人化的诗歌与抒情写意的诗化特征便应运而生，使原本单纯记录鬼神之事的志怪故事开始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3．唐传奇 

   3．1  大唐帝国的社会风气与文化 

    唐代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天下一统之后，一系列开明政策的实施，使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开始于贞观之治。政治上，唐太宗继承了传统的“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和“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任贤纳言，使贞观时期逐渐形成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局面。在经济方面，推行均田，轻徭赋，鼓励民间经济发展，使人民休养生息，并节省政府开支。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兴学校教育，鼓励办学多元化，培养各类人才。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州、府、县三种学校。同时，私学、村学也极为发达。在意识形态方面，唐太宗以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和之道和包容精神，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的政策，这不仅促使儒、释、道相互吸收融和，更造成一种宽松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与风气。使得各种文学流派、风格得以发展，从而造就了唐代恢弘的文化气象。

    唐代的“开放型”社会也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并不像宋代以后要求得那样严酷。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例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离婚和再嫁都比较多。据史学家陈寅恪考证，唐太宗本身就出身于夷族，所以闺门失礼的事情比较常见。“男女授受不亲”这些礼法是宋代中叶以后经过程朱理学的提倡到明代才成为社会风气的。

   3．2  唐传奇的叙事特点 

    唐代人们思想比较活跃，从君王、大臣到平民庶士普遍喜欢诗歌，诗歌广泛应用于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之前盛行的“行卷”之风则催生了传奇这一独特的写作方式。从魏晋六朝的“丛残小说”、“粗陈梗概”发展到结构完整，初具规模。对此，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到唐代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于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代传奇小说，其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大都贴近现实生活。举凡帝王后妃的宫廷生活，妓女士人的恋爱婚姻悲剧，乞儿商贾羁旅行役，无不写入唐代传奇中。有些作品也属于搜奇记逸之类，沿袭了六朝小说的遗风，写鬼狐仙妖等虚妄之事，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时常见的人物。即使写鬼狐神仙，也都富于人情，故事情节的安排发展，既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社会风气的影响，唐代“鬼恋”小说中的主人公首次换成了娼妓婢妾，而且在故事中介绍详尽，其恋情也被渲染得十分动人，从而成为被赞颂的主角。这与六朝志怪描写的对象是一般的平民不同。

    随着唐代社会风气发生变化，许多享誉盛名的文人也开始写起传奇来。他们从汉的史传及六朝志怪中找到了灵感，在写作上借鉴《史记》、《汉书》等史传和《大人先生传》、《桃花源记》等文人的传记写法，同时汲取六朝志怪小说和裨官野史在情节处理、结构构思上奇异新颖、富于变化的特点，创立了小说领域内“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尽始末”（夏曾佑《小说原理》）的传奇体。与志怪不同的是，唐传奇中的人物，一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叙事风格上，唐代传奇继承了古代散文、骈体文以及诗歌、民间俚语中的词汇。华艳与通俗并存，形成独特的语言特色。 

   ３．３        《孟氏》 

   《孟氏》收录于唐五代的《潇湘录》中。其原本今已不存，作者、卷数等相关资料也没有确切的考证。对其作者，《新唐书艺文志》题为柳祥，《通志艺文略》也相同；而《直斋书录解题》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则题为李隐所著。后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就两人的生平来看，柳祥生平不详，不知何人。李隐则字“严士”，为宪宗宰相李绛之孙。仅此而已。明代胡应麟对此评价说：“《潇湘录》，唐人志怪中最鄙诞者。诸家或以为李隐，或以为柳祥，其书本谐谑不必辩。”

    六朝志怪小说进入唐五代后，在其与传奇互为影响的关系及文人在大唐帝国独具的精神魅力与国家走向崩溃的矛盾挣扎中，渐渐产生质变。目前《潇湘录》中所存的四十四个志怪故事，就其内容而言，或写谪仙入凡，或述精怪幻化人形，其涉及鬼神灵异事迹，无单述人事。因此，就其外形而言，《潇湘录》还是一部语奇志怪之作。《潇湘录》尽管其内容多出于虚幻想像，弥漫着荒诞奇诡的色彩，但在张皇鬼神的表象里，多数故事是通过人格化的鬼神物怪以实现写人事。

   《孟氏》这部作品全文有419字，写一商妇（原系妓女）因丈夫长年在外经商，一人寂寞难耐便独白孤苦，此时一男鬼降临，两相唱和，渐情投意合。后商人将归，男鬼消失，鬼恋结束。

    唐朝是中国历来风气最开放自由的朝代，文人落拓不羁，风流狂放，以狎妓为风尚。在这种背景下，考察《孟氏》这部作品，较之《巢氏》、《郭庆之》等六朝志怪小说篇幅已明显加长，故事中的人鬼均能以娴熟的诗文唱和，在写作上亦集情节、诗作、时代背景、心理活动于一体，故事情节并不离奇，符合人间世态，后来消失的男鬼比六朝志怪中的鬼更具有人的特征，但表现得十分朦胧，介于人鬼之间，具有传奇的性质。因此，从《孟氏》的写作来考察的话，不能将其简单定位于志怪小说，可以将其视为介于志怪与传奇间的过渡作品。 

４．  宋元话本 

   ４．1宋元时期的社会文化 

    北宋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采取了减轻赋税、奖励农耕的办法，从而促使农业、后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当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加上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以后大量流入城市，使当时的都市人口激增，变得十分繁华。当时描写汴梁的《清明上河图》可以证明这一论点。而到了南宋以后，北人南迁使南宋城市更加扩大。城市中集中着统治阶层，也集中着更多的市民阶层——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倡优、游民、奴仆走卒以及因破产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到元以后，虽然元统治者对北方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对南方比较宽松，特别是江南地区并没有受到多少破坏。相反，城市更加繁荣起来。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当时元的城市也非常繁华。于是，唐以来本就相当兴盛的市民文艺便在两宋期间得以更加繁荣的发展。这一时期，市民文化的代表是话本小说。话本当时盛行于民间，话本原是勾栏中的“说话”之一种，后来由于民众的喜欢而得以印刷出版。

    方为稻在《中国小说史考》中说：“宋代的‘话本’范围很广，不但有和汉唐五代相似的故事、笑话、谜语，并且把由唐以来的佛教讲唱经文也包罗在内了。其时，说话大抵可分为四家：一、说经——附说诨经、参经、弹唱姻缘；二、讲说汉唐历代文传书史兴废争战之事。专有说三分、讲五史的；三、小说（又叫银字儿）——包括精怪、传奇、说公案，还有妖术、神仙、杆棒、朴刀；四、商谜、合生、说浑话——都具有讽刺、耍笑的性质。”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元话本小说与都市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勾栏“说话”的产物，多以都市生活作为故事的内容或背景，有意识的通过对都市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和对市井风俗民情的细细渲染，来真切展示市井民众的精神世界。

    这时期的“说话”大体上有四个特点：一、白话的运用，中间穿插说书人的术语。二、口语与文言大量夹杂使用。三、文内常见韵文、俚语、诗词，以增加叙述或描写景物与人物的方便。四、故事前后总有长短不一的入话，且说书人常会加入评论。另外，宋元话本小说在时空设置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当代性和地域性。大多数宋元话本所叙述的故事，不管是接近现实还是趋于奇幻，其发生的时间多是在宋代，而地点则多是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和南宋的临安。这固然有标榜故事的真实性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这两座都城的繁华和世俗化。

    宋元话本小说，主要是以市民为对象的，并非像唐传奇那样只流行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所以它的曲折、离奇、口语化和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描写合乎潮流的发展。 

   ４．２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收录于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中的第十三卷。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号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文思敏锐，诗文藻丽，一生中除在福建寿宁县任过五年知县外，主要以著述为务。前后由他编写或改写的著作不下数十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主要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三言”各40篇，共120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在这里必须先界定一下《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是宋人话本还是明代拟话本。据鲁迅先生在杂文集《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中所言，“ 三言之内，最后出的是《恒言》。所说者汉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说，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入杂剧及传奇，至明又侵入了话本；然而悬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逊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话本。”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二郎神的描绘中考察作品的写作年代。宋代市民继承了自唐以来的将二郎神用 “戎装、被金甲、珠帽、锦绣、执弓、挟矢”予以美化的传统，经过不断反复的繁衍变化，到了宋代二郎神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头裹金花幞头，身穿赭衣绣袍，腰系蓝田玉带，足蹬飞凤乌靴，龙眉凤眼，皓齿鲜唇，手执弹弓，丰神俊雅。 ”

     由于二郎神在市民心目中是这样一位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故有不法之徒，打扮成他的模样，到太尉府中勾引内宫遣回的韩夫人。韩夫人被假二郎神的丰采迷惑，竟与其勾搭成奸。这个故事反映出了二郎神在宋代城市生活中影响之大之深。

    从《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篇话本的同容来看，写的是皇宫里的韩夫人由于在宫中得不到皇上的宠幸，思春成疾。一次进香二郎庙不觉爱上了英俊神武的二郎神像，于是内心独白内心渴求。接着假扮二郎神的“男鬼”适时出现，二人两情相好。但后来韩夫人的原主人发现“男鬼”其实是个假扮神仙的江湖骗子，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侦破过程。这部话本小说，人物形象丰满生动，个性鲜明，情节设计紧凑巧妙。同时，典雅的诗文与口语化、生活化的文学语言运用得十分纯熟自然。全篇话本犹如全景式的清明上河图，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着墨颇多，而且充满了人间的烟火味。在表现手法上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了韩夫人思春的微妙心理变化，同时故事以环环相扣的手法，曲折离奇的情节，明显为后世的公案小说的流行埋下了伏笔。

    宋元时期的话本与明代拟话本有区别。拟话本较多地涉及到市民阶层的经济活动，表现了小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现恋爱婚姻的占很大比例，《社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的代表作。较之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较多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和道德观念，具有明显的市民文学色彩。它还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艺术上，明代拟话本比宋元话本有了很大进步。它与宋元话本一样具有情节曲折的特点，但它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细腻。然而，由于程朱理学的泛滥，说教性增强，语言不如话本生动，矛盾冲突也淡化了。 

５．结论 

    通过前面的考察，不难发现志怪、传奇和话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产生的年代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尽管故事的主要情节都惊人的相似，但是在表现方法上却大不相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姑且叫小说）在形式上是“纪实”而“短小”的，这可能与前代秦汉的文风，特别是史传类的春秋笔法有关，当然也无法排除当时竹木简牍的写作载体的艰难。在内容上则虚幻怪诞，但又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这种简单扼要的记录和未完成式的留白给后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如吴道子的画和当时审美精品《洛神赋》一样，反而具有一种奇特的美感。

    唐传奇在形式上华丽而多铺沉，语言瑰丽而浪漫洒脱，这自然与当时盛唐的气象和充满抱负的文人士子有关，因此它在表现鬼恋的时候也是浪漫、丰华，立足于人间但又超脱了人间。

宋元话本小说则因都市化和市民气的浓重影响，作品中的“鬼恋”只是为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和吊胃口而纳入的离奇手段而已，而通篇故事充满了世俗的热火，并没有魏晋志怪的梦幻般的想象力和唐传奇中的万千气象。

    历史的发展来自文化的积累，那么前代的经验会给后世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主要的，还要看时代的需要。从人间的神话到完全现实的人间，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传奇、话本走过的历史，它们有传承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各自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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